第一節 貴州各族人民起義戰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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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清軍由思南來攻，号軍以攻為守，主動出擊，一逼一攻石阡和思南府城，使敵人顧此失彼。
号軍荊竹園根據地在鬥争中逐漸鞏固起來。
此外，餘慶轎頂山，甕安玉華山、平越尚大坪，也是黃号軍的重要根據地。
劉義順雖為白蓮教老教主和各部号軍的共同首領，但實際上并不能統一指揮互不統屬的各部号軍。
這種狀況，成為号軍繼續發展的障礙。
因此，劉義順等推舉冒充明代皇帝朱氏後裔（冒名朱明月，一作朱民悅）的遵義人張保山為秦王（又稱朱王），并繼續采用楊隆喜的“江漢”年号。
不久，又立朱明月為嗣統真主，鑄印鑄錢，并提出了“滅此胡一黨一，宏我漢京”的政治口号。
劉義順自封為大丞相，以下有王、公、侯、鄉正、元帥、将軍、千裡等職，分别擁有武裝。
此後，号軍各自為政的局面雖然沒有根本一性一的改變，但各部之間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互相支援，互相配合，有的還與苗軍等友軍聯合行動。
1863年，羅光明部起義軍占都勻，苗軍潘名傑部據貴定，号軍何得勝部占開州（今開一陽一），彼此聯合作戰，對貴一陽一實行長期圍困。
清軍将領哀歎：“我軍若右出都勻，則羅光明據其前，（潘）名傑襲其後，左出平越，則（何）得勝據其前，（羅）光明、（藍）三壽襲其後，都難得志。
若中出貴定圖麻哈，則（潘）名傑據其前，羅、何左右夾擊，更難得手。
數年來賊蹤不常，我軍無可如何”。
①12月，潘、何聯軍在貴一陽一以北黑石頭大敗趙德昌部清軍，進一逼一貴一陽一。
“附郭一帶，烽火相望，阖城皆驚”。
②但貴一陽一城池堅固，又有重兵防守，起義軍一時難以攻下，潘名傑、何得勝部遂時分時合，活動于城周各地。
其後雖數次攻城，終未能下。
在此期間，号軍活動地區逐漸擴大，除黃号何得勝部在貴一陽一附近活動外，白号勢力發展到遵義、大定（治今大方）二府的廣大地區。
1864年和1865年，先後攻下桐梓、仁懷、黔西、大定、正安等城，整個黔北地區都成為号軍的勢力範圍。
（三）黔西南回民軍和黔西北苗民軍的節節勝利 1858年12月，黔西南普安廳（治今盤縣）回民在張淩翔、馬河圖等領導下起義，後隊伍迅速壯大，并粉碎了興義府（治今安龍）署知府胡霖澍的多次進攻。
興義府的回、漢、布依、苗等族群衆紛紛起義響應。
1859年秋，張淩翔聯絡張福田（回族）、塗令恒（漢族）、陸王松（布依族）、楊樹森（苗族）等部起義軍圍攻新城（今興仁），并設伏全殲前往救援的一團一練。
困守新城的清軍聞援兵潰敗，加之糧饷匮乏，水道又被起義軍截斷，軍心離散。
11月28日夜，清軍兵練開城取水，埋伏一在城下的起義軍乘機攻入城中，占據新城。
新城三面環山，形勢險要，為黔西南的軍事要地。
張淩翔、馬河圖等便以此為根據地，建立了大元帥府。
張淩翔為大元帥，馬河圖為副元帥，總理全局。
另設都督、将軍、都統、參軍、中郎将、營長、先鋒、隊長等職。
張淩翔、馬河圖一面派人與太平軍和雲南回民起義領袖杜文秀聯系，一面在新城擴建城垣，修碉挖壕，準備長期堅守。
1860年，太平軍曾廣依部由廣西進入黔西南，牽制了大量清軍兵力，使回民軍得到了較大的發展。
1861年，回民軍由新城向周圍清軍發動進攻。
4月，攻占貞豐州城。
7月1日，攻入普安縣城，因城中無糧，旋即退出。
1862年1月，在苗族群衆的配合下，回民軍攻占冊亨城。
4月，張淩翔率軍攻克興義府城。
9月，回民軍再次攻克普安縣城，10月1日攻占普安廳城，11月15日攻占安南（今晴隆），11月20日攻占興義縣城。
至此，黔西南興義府和普安廳所屬廣大地區均為回民軍占領。
當各族起義軍在黔東南、黔北和黔西南各地蓬勃一發展的時候，在黔西北也爆發了農民起義。
1860年5月，苗族農民陶新春利用一萬四千餘苗、彜、布依族群衆在韭菜坪（今赫章縣境）舉行降仙大會的機會，發動起義。
起義軍一舉摧毀三個土司衙門，攻占黔西北要隘七星關，控制了黔、滇、川三省的交通咽喉。
1861年2月，清軍參将李有恒指揮湘軍、滇軍和一團一勇各一部向七星關進犯。
陶新春率苗軍堅守月餘後，主動撤向畢節縣西北的豬拱箐。
豬拱箐地處滇黔邊界，地勢險峻，自然條件非常優越。
苗軍在此修建房屋，開墾耕地，在險要關隘修築營壘，派兵據守。
不久，李有恒從七星關進至豬拱箐東南峰頂山下，多次進攻未逞。
同年夏，太平軍曾廣依部經由大定府北上，李有恒聞訊，慌忙回守畢節。
陶新春率領起義軍積極配合太平軍圍攻畢節縣城，為太平軍籌集糧食，充當向導。
李有恒龜縮城内不敢出戰。
由于長期未能攻克畢節，加之太平軍翼王石達開已率領大軍到達四川東南，曾廣依決定率部入川與之會合。
6月19日，太平軍從畢節撤圍，拟取道黔西、仁懷、桐梓等地前往四川，陶新春便率苗軍和太平軍傷員退回豬拱箐。
1863年，石達開部将李福猷率太平軍經過黔西北，陶新春将其迎至豬拱箐休整。
在太平軍的幫助下，苗軍整頓了隊伍，逐步建立起各種制度，加強了軍事訓練，提高了部隊的軍事素質。
在鬥争中，苗軍的領導核心逐步形成，陶新春自任統兵元帥，周國瑞（漢族，太平軍成員）、基哉先生（彜族）為軍師，陶三春、楊應再、熊萬順、楊八、張項七、張項八（均為苗挨）、羅幺大（布依族）等人為将軍，顧朝禮為經略，此外還設有掌櫃、宰輔、巨帥、禮師等職。
這樣，黔西北苗軍逐漸壯大，豬拱箐根據地日益鞏固起來。
陶新春部苗軍以豬拱箐為根據地，活動于貴州大定、黔西、威甯、畢節以及雲南鎮雄、彜良、大關、昭通和四川邊界地區，與各族起義軍互相配合，不斷打擊清軍。
1864年，黔北号軍向貴州西部發展，先占仁懷縣城，11月13日又占黔西州城。
貴西道沈西序令署大定知府劉正朝率軍從大定趕往黔西救援。
岩大五領導的苗、彜、布依族聯軍①與黔北号軍乘大定空虛，于12月14日襲占大定府城。
陶新春率部由豬拱箐來到大定府城，與岩大五及号軍領一導一人共同商定，分區作戰，互相配合。
由于陶新春部苗軍與黔北号軍、岩大五部苗軍等密切配合，主動向敵人進攻，清軍往往不戰而潰。
至此，各族人民起義的烽火燃遍了貴州全省，使當地的統治階級處于岌岌可危的境地，清政一府也為之憂心如焚。
三、起義軍轉入防禦作戰 （一）清軍的謀黔方略與湘軍三路“進剿”的破産 1864年7月，太平天國天京陷落，全國革命形勢轉入低潮，但杜文秀領導的雲南回民起義和貴州各族人民起義仍在蓬勃一發展。
1865年3月，清廷以“江浙肅清，東南底定”，令曾國藩、李鴻章等人就滇、黔兩拾妥為區劃”，“不以地屬邊陲，稍存漠視”。
①4月，曾國藩奏稱：“滇省于天下為最遠，黔省于天下為最貧。
……謀滇當以蜀為根本，即以籌饷責之四川總督；謀黔當以湘為根本，即以籌饷責之湖南巡撫。
蜀之南多與滇鄰，湘之西多與黔鄰，進剿即所以自防，勢有不得已者，義亦不得而辭。
惟既令其專謀一方，則不能兼顧他剩”②曾國藩提出的川、湘兩省鎊謀一方，“謀黔當以湘為根本”的方略，得到清廷的認可，但由于這時太平軍餘部還在福建等地活動，湖南當局尚需預防太平軍由福建經江西入湘，暫時還無力大舉援黔。
1866年初，南方的太平軍餘部均遭失敗，清王朝便調集湘、黔、川、滇、桂等省大量清軍，向貴州各族起義軍大舉進攻。
早在1865年，四川總督駱秉章即派劉嶽昭率湘軍六千五百人援黔，先後攻占了正安州城和綏一陽一縣城。
1866年初，清王朝一面令已升任雲南巡撫的劉嶽昭率湘軍向黔西、大定、畢節一帶進攻，一面令湖南巡撫李瀚章籌劃進黔事宜。
李瀚章系曾國藩的老部下，李鴻章的胞兄，與湘軍的淵源甚深。
湘軍攻陷金陵後，大批被裁撤的湘軍官兵回到原籍，李瀚章從中選練兵将二萬餘人，分三路向貴州“進剿”：新授貴州布政使兆琛昂責黔東軍事，于湖南辰州府（治今沅陵）、沅州府（治今芷江）招集舊部五千人，編為“龍武軍”十營，進駐貴州鎮遠，督同貴州黔軍與湘軍分途“進剿”，是為中路；已革浙江按察使、原湘軍統領李元度與總兵王永章、候選知縣李光燎等率兵六千人，由湘西麻一陽一（今麻一陽一西南）進駐貴州銅仁，向号軍進攻，是為北路；總兵周洪印原率二十營湘軍計萬餘人防守湘黔邊界，待李元度等進至銅仁後，即由天柱直趨清江、台拱，與中路湘軍成犄角之勢，合攻黔東南苗軍，是為南路。
面對清軍的進攻，苗、号等起義軍互相支援配合，利用當地山深林密的自然條件，節節阻擊，遲滞和打擊敵人。
雖然起義軍處于防禦地位，但黔東南苗軍采勸深入疾歸”的戰法，插一入湘西敵後，襲擾湘軍後方，牽制敵人，配合了号軍等起義軍的鬥争，終于粉碎了敵人妄圖一舉
号軍荊竹園根據地在鬥争中逐漸鞏固起來。
此外，餘慶轎頂山，甕安玉華山、平越尚大坪，也是黃号軍的重要根據地。
劉義順雖為白蓮教老教主和各部号軍的共同首領，但實際上并不能統一指揮互不統屬的各部号軍。
這種狀況，成為号軍繼續發展的障礙。
因此，劉義順等推舉冒充明代皇帝朱氏後裔（冒名朱明月，一作朱民悅）的遵義人張保山為秦王（又稱朱王），并繼續采用楊隆喜的“江漢”年号。
不久，又立朱明月為嗣統真主，鑄印鑄錢，并提出了“滅此胡一黨一，宏我漢京”的政治口号。
劉義順自封為大丞相，以下有王、公、侯、鄉正、元帥、将軍、千裡等職，分别擁有武裝。
此後，号軍各自為政的局面雖然沒有根本一性一的改變，但各部之間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互相支援，互相配合，有的還與苗軍等友軍聯合行動。
1863年，羅光明部起義軍占都勻，苗軍潘名傑部據貴定，号軍何得勝部占開州（今開一陽一），彼此聯合作戰，對貴一陽一實行長期圍困。
清軍将領哀歎：“我軍若右出都勻，則羅光明據其前，（潘）名傑襲其後，左出平越，則（何）得勝據其前，（羅）光明、（藍）三壽襲其後，都難得志。
若中出貴定圖麻哈，則（潘）名傑據其前，羅、何左右夾擊，更難得手。
數年來賊蹤不常，我軍無可如何”。
①12月，潘、何聯軍在貴一陽一以北黑石頭大敗趙德昌部清軍，進一逼一貴一陽一。
“附郭一帶，烽火相望，阖城皆驚”。
②但貴一陽一城池堅固，又有重兵防守，起義軍一時難以攻下，潘名傑、何得勝部遂時分時合，活動于城周各地。
其後雖數次攻城，終未能下。
在此期間，号軍活動地區逐漸擴大，除黃号何得勝部在貴一陽一附近活動外，白号勢力發展到遵義、大定（治今大方）二府的廣大地區。
1864年和1865年，先後攻下桐梓、仁懷、黔西、大定、正安等城，整個黔北地區都成為号軍的勢力範圍。
（三）黔西南回民軍和黔西北苗民軍的節節勝利 1858年12月，黔西南普安廳（治今盤縣）回民在張淩翔、馬河圖等領導下起義，後隊伍迅速壯大，并粉碎了興義府（治今安龍）署知府胡霖澍的多次進攻。
興義府的回、漢、布依、苗等族群衆紛紛起義響應。
1859年秋，張淩翔聯絡張福田（回族）、塗令恒（漢族）、陸王松（布依族）、楊樹森（苗族）等部起義軍圍攻新城（今興仁），并設伏全殲前往救援的一團一練。
困守新城的清軍聞援兵潰敗，加之糧饷匮乏，水道又被起義軍截斷，軍心離散。
11月28日夜，清軍兵練開城取水，埋伏一在城下的起義軍乘機攻入城中，占據新城。
新城三面環山，形勢險要，為黔西南的軍事要地。
張淩翔、馬河圖等便以此為根據地，建立了大元帥府。
張淩翔為大元帥，馬河圖為副元帥，總理全局。
另設都督、将軍、都統、參軍、中郎将、營長、先鋒、隊長等職。
張淩翔、馬河圖一面派人與太平軍和雲南回民起義領袖杜文秀聯系，一面在新城擴建城垣，修碉挖壕，準備長期堅守。
1860年，太平軍曾廣依部由廣西進入黔西南，牽制了大量清軍兵力，使回民軍得到了較大的發展。
1861年，回民軍由新城向周圍清軍發動進攻。
4月，攻占貞豐州城。
7月1日，攻入普安縣城，因城中無糧，旋即退出。
1862年1月，在苗族群衆的配合下，回民軍攻占冊亨城。
4月，張淩翔率軍攻克興義府城。
9月，回民軍再次攻克普安縣城，10月1日攻占普安廳城，11月15日攻占安南（今晴隆），11月20日攻占興義縣城。
至此，黔西南興義府和普安廳所屬廣大地區均為回民軍占領。
當各族起義軍在黔東南、黔北和黔西南各地蓬勃一發展的時候，在黔西北也爆發了農民起義。
1860年5月，苗族農民陶新春利用一萬四千餘苗、彜、布依族群衆在韭菜坪（今赫章縣境）舉行降仙大會的機會，發動起義。
起義軍一舉摧毀三個土司衙門，攻占黔西北要隘七星關，控制了黔、滇、川三省的交通咽喉。
1861年2月，清軍參将李有恒指揮湘軍、滇軍和一團一勇各一部向七星關進犯。
陶新春率苗軍堅守月餘後，主動撤向畢節縣西北的豬拱箐。
豬拱箐地處滇黔邊界，地勢險峻，自然條件非常優越。
苗軍在此修建房屋，開墾耕地，在險要關隘修築營壘，派兵據守。
不久，李有恒從七星關進至豬拱箐東南峰頂山下，多次進攻未逞。
同年夏，太平軍曾廣依部經由大定府北上，李有恒聞訊，慌忙回守畢節。
陶新春率領起義軍積極配合太平軍圍攻畢節縣城，為太平軍籌集糧食，充當向導。
李有恒龜縮城内不敢出戰。
由于長期未能攻克畢節，加之太平軍翼王石達開已率領大軍到達四川東南，曾廣依決定率部入川與之會合。
6月19日，太平軍從畢節撤圍，拟取道黔西、仁懷、桐梓等地前往四川，陶新春便率苗軍和太平軍傷員退回豬拱箐。
1863年，石達開部将李福猷率太平軍經過黔西北，陶新春将其迎至豬拱箐休整。
在太平軍的幫助下，苗軍整頓了隊伍，逐步建立起各種制度，加強了軍事訓練，提高了部隊的軍事素質。
在鬥争中，苗軍的領導核心逐步形成，陶新春自任統兵元帥，周國瑞（漢族，太平軍成員）、基哉先生（彜族）為軍師，陶三春、楊應再、熊萬順、楊八、張項七、張項八（均為苗挨）、羅幺大（布依族）等人為将軍，顧朝禮為經略，此外還設有掌櫃、宰輔、巨帥、禮師等職。
這樣，黔西北苗軍逐漸壯大，豬拱箐根據地日益鞏固起來。
陶新春部苗軍以豬拱箐為根據地，活動于貴州大定、黔西、威甯、畢節以及雲南鎮雄、彜良、大關、昭通和四川邊界地區，與各族起義軍互相配合，不斷打擊清軍。
1864年，黔北号軍向貴州西部發展，先占仁懷縣城，11月13日又占黔西州城。
貴西道沈西序令署大定知府劉正朝率軍從大定趕往黔西救援。
岩大五領導的苗、彜、布依族聯軍①與黔北号軍乘大定空虛，于12月14日襲占大定府城。
陶新春率部由豬拱箐來到大定府城，與岩大五及号軍領一導一人共同商定，分區作戰，互相配合。
由于陶新春部苗軍與黔北号軍、岩大五部苗軍等密切配合，主動向敵人進攻，清軍往往不戰而潰。
至此，各族人民起義的烽火燃遍了貴州全省，使當地的統治階級處于岌岌可危的境地，清政一府也為之憂心如焚。
三、起義軍轉入防禦作戰 （一）清軍的謀黔方略與湘軍三路“進剿”的破産 1864年7月，太平天國天京陷落，全國革命形勢轉入低潮，但杜文秀領導的雲南回民起義和貴州各族人民起義仍在蓬勃一發展。
1865年3月，清廷以“江浙肅清，東南底定”，令曾國藩、李鴻章等人就滇、黔兩拾妥為區劃”，“不以地屬邊陲，稍存漠視”。
①4月，曾國藩奏稱：“滇省于天下為最遠，黔省于天下為最貧。
……謀滇當以蜀為根本，即以籌饷責之四川總督；謀黔當以湘為根本，即以籌饷責之湖南巡撫。
蜀之南多與滇鄰，湘之西多與黔鄰，進剿即所以自防，勢有不得已者，義亦不得而辭。
惟既令其專謀一方，則不能兼顧他剩”②曾國藩提出的川、湘兩省鎊謀一方，“謀黔當以湘為根本”的方略，得到清廷的認可，但由于這時太平軍餘部還在福建等地活動，湖南當局尚需預防太平軍由福建經江西入湘，暫時還無力大舉援黔。
1866年初，南方的太平軍餘部均遭失敗，清王朝便調集湘、黔、川、滇、桂等省大量清軍，向貴州各族起義軍大舉進攻。
早在1865年，四川總督駱秉章即派劉嶽昭率湘軍六千五百人援黔，先後攻占了正安州城和綏一陽一縣城。
1866年初，清王朝一面令已升任雲南巡撫的劉嶽昭率湘軍向黔西、大定、畢節一帶進攻，一面令湖南巡撫李瀚章籌劃進黔事宜。
李瀚章系曾國藩的老部下，李鴻章的胞兄，與湘軍的淵源甚深。
湘軍攻陷金陵後，大批被裁撤的湘軍官兵回到原籍，李瀚章從中選練兵将二萬餘人，分三路向貴州“進剿”：新授貴州布政使兆琛昂責黔東軍事，于湖南辰州府（治今沅陵）、沅州府（治今芷江）招集舊部五千人，編為“龍武軍”十營，進駐貴州鎮遠，督同貴州黔軍與湘軍分途“進剿”，是為中路；已革浙江按察使、原湘軍統領李元度與總兵王永章、候選知縣李光燎等率兵六千人，由湘西麻一陽一（今麻一陽一西南）進駐貴州銅仁，向号軍進攻，是為北路；總兵周洪印原率二十營湘軍計萬餘人防守湘黔邊界，待李元度等進至銅仁後，即由天柱直趨清江、台拱，與中路湘軍成犄角之勢，合攻黔東南苗軍，是為南路。
面對清軍的進攻，苗、号等起義軍互相支援配合，利用當地山深林密的自然條件，節節阻擊，遲滞和打擊敵人。
雖然起義軍處于防禦地位，但黔東南苗軍采勸深入疾歸”的戰法，插一入湘西敵後，襲擾湘軍後方，牽制敵人，配合了号軍等起義軍的鬥争，終于粉碎了敵人妄圖一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