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上海小刀會起義戰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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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義的爆發與發展
第一次鴉片戰争結束後，上海成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
從此，上海及其附近各縣人民，深受封建主義和外國資本主義的雙重壓榨，日益陷于貧困破産的境地。
早在明末清初，這一地區的棉紡手工業就相當發達，生産的土布暢銷各地，成為勞動人民收入的一項重要來源。
但是，随着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和英、美等國棉紗、棉布的源源輸入，土紗、土布的銷一售日益受到排斥。
上海開市三年以後，松江、太倉的土布市場消減大半，某些以紡織為業的農村，甚至陷入無紗可紡的境地。
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中國的紡織業在外國的這種競争之下受到很大的危害，結果就使社會生活受到了相當的破壞。
”①上海是中國沿海“商賈雲集，帆樯如織”的重要商業城市，水上交通曆來比較發達，但自對外通商以後，外國輪船穿梭往返，逐漸排擠了長江和沿海一帶木帆船的航運，使大批船夫失業。
與此同時，清政一府為了填補鴉片戰争的巨大消耗和大量賠款，滿足封建官僚的揮霍一浪一費，不斷加重對勞動人民的剝削。
作為清政一府主要财政收入的漕賦、地丁稅普遍加重。
鴉片戰争期間，上海一帶地區的漕賦已經很重，而戰後又增加了二三倍。
地主對農民的地租剝削也不斷加重。
一畝田最多能收米三石，少的不足二石，但地租額竟高達一石五鬥。
農民每年的收獲所剩無幾，終歲過着啼饑号寒的悲慘生活。
面對封建主義和外國資本主義的殘酷壓榨，上海及其附近各縣的勞動人民不斷進行反抗。
1848年，失業的漕船水手一萬三千人在青浦集會示威，反對外國殖民者的侵略。
1849年，嘉定農民沖進縣城，開展反對大戶和米商囤積居奇的鬥争。
在上海，則掀起了反抗外國侵略者為開馬路、造洋房、建跑馬廳而強迫人民遷移的鬥争。
1852年，青浦農民在當地小刀會首領周立春領導下進行抗糧鬥争，燒毀官府的催糧船，并沖進縣衙，活捉知縣餘龍光。
蘇州知府鐘殿選率清軍千餘前往鎮壓，被數千農民用鋤頭、木棒擊退。
與此同時，嘉定、太倉、松江、南彙等縣人民也不斷掀起毆官、拒差、焚毀倉衙等鬥争。
這種日益高漲的反抗鬥争，成了上海小刀會起義的先聲。
上海小刀會由廣東、福建、浙江和上海等七幫聯合組成，會員以小刀為标志，對外用“義興公司”為代号，首領有劉麗川、李鹹池、陳阿林、林阿福、潘起亮等。
劉麗川原籍廣東香山（今中山縣），初在家務農，後赴香港謀生，于1845年加入天地會，1849年到上海為一家外商洋行當通事（翻譯），不久辭去這一職務，抄錄醫書，為人治玻由于劉麗川仗義疏财，名望漸高，加之上海小刀會中以粵幫人數最多，勢力最大，他遂成了該會的總領袖。
小刀會的成員有貧苦農民、手工業工人、船夫、搬運工人和城市貧民、遊民等。
當上海及附近各縣農民和失業水手等展開反抗鬥争時，小刀會的組織有很大的發展。
1853年3月，太平軍攻占南京，上海及其附近各縣的官僚、豪紳驚恐萬狀，劉麗川等便趁機積極準備武裝起義。
他們一方面組織小刀會衆加緊練習槍棒，一方面乘蘇松太道吳健彰等通過福建、廣東、甯波、上海等七會館聯名捐資和招募一團一練之機，派會員打入敵人内部，在反動武裝中發展革命力量。
随着青浦、嘉定一帶農民反抗鬥争的日益發展，上海小刀會起義的條件也就日趨成熟。
1853年8月17日，嘉定縣南翔農民在該地小刀會首領徐耀領導下，發動武裝起義，一度占領縣城，搗毀縣署，驅逐知縣，放出被監禁的群衆。
之後，徐耀與青浦縣的周立春聯合，并取得上海小刀會的協助。
9月5日，在周立春的領導下，發動第二次起義，再次占領嘉定縣城。
起義軍紀律嚴明，獲得廣大人民的熱烈擁護。
整個形勢對上海小刀會的起義十分有利。
同時，劉麗川等又得知吳健彰企圖把四十萬兩白銀運走，作為進攻太平軍的軍饷。
在這種情況下，上海小刀會便毅然改變原定于冬季起義的計劃，決定于9月7日乘上海城内舉行祭孔大典的機會，提前發動武裝起義。
當日清晨，頭包紅巾，腰纏紅帶，手持武器、旗幟的上海小刀會起義軍在守城衛兵的内應下，以突然行動從北門沖入城内，與城内會員會合，經過短時間戰鬥，即攻入縣衙，殺死了知縣袁祖德。
接着，又占領炮台，包圍了蘇、松、太兵備道衙門。
吳健彰“象一隻哀憐的小狽一樣乞求饒命，拿出了他的官穎①，成了起義軍的俘虜。
但是，美領事金能亨卻出面請求劉麗川“加意優容，準吳健彰還裡”②，并由外國人幫助吳喬裝逃出上海縣城。
吳健彰奔赴鎮江後，便請兵圍攻上海，成了鎮壓起義軍的劊子手。
起義軍占領上海後，即以文廟為總指揮部，依據天地會“反清複明”的宗旨，建立了“
從此，上海及其附近各縣人民，深受封建主義和外國資本主義的雙重壓榨，日益陷于貧困破産的境地。
早在明末清初，這一地區的棉紡手工業就相當發達，生産的土布暢銷各地，成為勞動人民收入的一項重要來源。
但是，随着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和英、美等國棉紗、棉布的源源輸入，土紗、土布的銷一售日益受到排斥。
上海開市三年以後，松江、太倉的土布市場消減大半，某些以紡織為業的農村，甚至陷入無紗可紡的境地。
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中國的紡織業在外國的這種競争之下受到很大的危害，結果就使社會生活受到了相當的破壞。
”①上海是中國沿海“商賈雲集，帆樯如織”的重要商業城市，水上交通曆來比較發達，但自對外通商以後，外國輪船穿梭往返，逐漸排擠了長江和沿海一帶木帆船的航運，使大批船夫失業。
與此同時，清政一府為了填補鴉片戰争的巨大消耗和大量賠款，滿足封建官僚的揮霍一浪一費，不斷加重對勞動人民的剝削。
作為清政一府主要财政收入的漕賦、地丁稅普遍加重。
鴉片戰争期間，上海一帶地區的漕賦已經很重，而戰後又增加了二三倍。
地主對農民的地租剝削也不斷加重。
一畝田最多能收米三石，少的不足二石，但地租額竟高達一石五鬥。
農民每年的收獲所剩無幾，終歲過着啼饑号寒的悲慘生活。
面對封建主義和外國資本主義的殘酷壓榨，上海及其附近各縣的勞動人民不斷進行反抗。
1848年，失業的漕船水手一萬三千人在青浦集會示威，反對外國殖民者的侵略。
1849年，嘉定農民沖進縣城，開展反對大戶和米商囤積居奇的鬥争。
在上海，則掀起了反抗外國侵略者為開馬路、造洋房、建跑馬廳而強迫人民遷移的鬥争。
1852年，青浦農民在當地小刀會首領周立春領導下進行抗糧鬥争，燒毀官府的催糧船，并沖進縣衙，活捉知縣餘龍光。
蘇州知府鐘殿選率清軍千餘前往鎮壓，被數千農民用鋤頭、木棒擊退。
與此同時，嘉定、太倉、松江、南彙等縣人民也不斷掀起毆官、拒差、焚毀倉衙等鬥争。
這種日益高漲的反抗鬥争，成了上海小刀會起義的先聲。
上海小刀會由廣東、福建、浙江和上海等七幫聯合組成，會員以小刀為标志，對外用“義興公司”為代号，首領有劉麗川、李鹹池、陳阿林、林阿福、潘起亮等。
劉麗川原籍廣東香山（今中山縣），初在家務農，後赴香港謀生，于1845年加入天地會，1849年到上海為一家外商洋行當通事（翻譯），不久辭去這一職務，抄錄醫書，為人治玻由于劉麗川仗義疏财，名望漸高，加之上海小刀會中以粵幫人數最多，勢力最大，他遂成了該會的總領袖。
小刀會的成員有貧苦農民、手工業工人、船夫、搬運工人和城市貧民、遊民等。
當上海及附近各縣農民和失業水手等展開反抗鬥争時，小刀會的組織有很大的發展。
1853年3月，太平軍攻占南京，上海及其附近各縣的官僚、豪紳驚恐萬狀，劉麗川等便趁機積極準備武裝起義。
他們一方面組織小刀會衆加緊練習槍棒，一方面乘蘇松太道吳健彰等通過福建、廣東、甯波、上海等七會館聯名捐資和招募一團一練之機，派會員打入敵人内部，在反動武裝中發展革命力量。
随着青浦、嘉定一帶農民反抗鬥争的日益發展，上海小刀會起義的條件也就日趨成熟。
1853年8月17日，嘉定縣南翔農民在該地小刀會首領徐耀領導下，發動武裝起義，一度占領縣城，搗毀縣署，驅逐知縣，放出被監禁的群衆。
之後，徐耀與青浦縣的周立春聯合，并取得上海小刀會的協助。
9月5日，在周立春的領導下，發動第二次起義，再次占領嘉定縣城。
起義軍紀律嚴明，獲得廣大人民的熱烈擁護。
整個形勢對上海小刀會的起義十分有利。
同時，劉麗川等又得知吳健彰企圖把四十萬兩白銀運走，作為進攻太平軍的軍饷。
在這種情況下，上海小刀會便毅然改變原定于冬季起義的計劃，決定于9月7日乘上海城内舉行祭孔大典的機會，提前發動武裝起義。
當日清晨，頭包紅巾，腰纏紅帶，手持武器、旗幟的上海小刀會起義軍在守城衛兵的内應下，以突然行動從北門沖入城内，與城内會員會合，經過短時間戰鬥，即攻入縣衙，殺死了知縣袁祖德。
接着，又占領炮台，包圍了蘇、松、太兵備道衙門。
吳健彰“象一隻哀憐的小狽一樣乞求饒命，拿出了他的官穎①，成了起義軍的俘虜。
但是，美領事金能亨卻出面請求劉麗川“加意優容，準吳健彰還裡”②，并由外國人幫助吳喬裝逃出上海縣城。
吳健彰奔赴鎮江後，便請兵圍攻上海，成了鎮壓起義軍的劊子手。
起義軍占領上海後，即以文廟為總指揮部，依據天地會“反清複明”的宗旨，建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