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撚軍起義戰争的經驗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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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的一面，又有保守落後的一面。
他們所在的家鄉，經濟文化十分落後。
撚軍首領中除張宗禹等個别人外，都沒有文化知識，在鬥争過程中又不注意學習和提高自己，也沒有注意吸收懂得韬略和善于出謀劃策的知識分子參加。
因此，他們的政治眼光比較短淺，未能充分反映當時農民階級的願望和要求，明确提出推翻清王朝封建專制統治，建立農民政權的政治綱領和遠大目标，并教育動員廣大撚軍将士和農民群衆為此而奮鬥，而是長期局限于解決眼前的局部的經濟利益，這就必然影響到建軍、作戰和内部一團一結等一系列問題。
正由于撚軍首領們不能在鬥争中努力提高目己的政治水平，不能把軍事鬥争提高到推翻清朝反動統治、建立農民革命政權的高度，不能更廣泛地一團一結群衆，争取友軍，不斷壯大自己的隊伍，因而不可能最終戰勝強大的敵人，奪取幫命戰争的勝利。
在很長一段時間内，撚軍“裝旗”出征，主要是為了獲取錢糧物資，目的既達，便返回故鄉，各自歸家。
這種“居則為民，出則為撚”的狀況，不僅在初期普遍存在，後來淮北各支撚軍向河南、山東、江蘇出擊過程中，仍然表現得相當突出。
這就影響了革命軍隊的建設和作戰能力的提高，并喪失了許多有利的作戰殲敵時機。
撚軍不僅受小生産者狹隘一性一和無組織、無紀律一性一的影響，而且還受到宗族和地域觀念的束縛，這既是它不能與太平軍達成真正的聯合（“聽封而不能聽調用”）的主要原因，也是它本身組織松散的根源所在。
各種不同旗色的撚軍，長期以來“各統其衆，各居其巢”①，獨立戰守，互不統屬，互不協同配合。
有的則時合時分，分多于合。
雉河集會盟，反映了一些撚軍首領認識到聯合作戰的必要一性一，對于改變分散狀态起了一定作用，如張樂行、龔得樹、蘇添福等幾支不同旗色的隊伍，長期共同行動，協同作戰，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但是，作為盟主的張樂行卻提不出實行集中統一領導的有效措施，甚至在處理内部矛盾時簡單從事，以緻始終未能把淮北的各支撚軍統一起來，無論進攻還是防禦，都不能在統一的部署下，協調一緻地行動。
撚軍的數量雖多，卻形不成有力的拳頭打擊清軍，這是一個緻命的弱點。
雉河集的幾次失守，許多撚軍圩寨的被各個攻破，以緻最後無法在淮北家鄉立足，都與此有着直接的關系。
就是在後期，雖然統一了組織和領導，但仍然存在着時分時合、松散不一團一結的舊習。
從1853年至1857年初，撚軍的力量發展很快，而當時清廷的主要兵力正忙于對付太平軍，隻用很少一部分兵力對付撚軍，清軍在豫、皖、蘇、魯邊界地區，隻能固守少數據點，形勢對撚軍非常有利。
如果當時有幾支比較有戰鬥力的撚軍，實行集中統一的領導和指揮，對固守孤立據點的清軍或長圍久困，或一面圍城一面打援，或把清軍誘出城外，尋機加以殲滅，則将大大有利于爾後的作戰。
這一時機的喪失，無疑是非常可惜的。
（二）缺乏建立根據地的思想 撚軍雖然經常活動于淮北的雉河集、蒙城、亳州、宿州、颍州，河南的永城、夏邑、虞城、鹿邑，山東的單縣、魚台、金鄉、曹縣，江蘇的砀山、豐縣、蕭縣等地，但始終沒有使這些地區聯成一片，建成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根據地。
當時建立根據地的客觀條件是具備的，但由于撚軍的不少重要成員參加過販運私鹽和一開始就熱衷于外出“打糧”等活動，因而容易産生流寇主義思想，認識不到建立根據地的必要一性一和迫切一性一，以緻白白地喪失了幾個有利時機。
一是從起義到1857年前，沒有趁清軍力量薄弱之機，在起義地區建立農民政權，着力于摧毀清軍的少數據點，消滅地主一團一練武裝。
二是當勝保、袁甲三等率清軍南下淮河流域進攻張樂行、龔得樹等部撚軍時，淮北的撚軍在向河南、山東、江蘇出擊的過程中，打了幾個漂亮的殲滅戰，使當地的清軍力量更形薄弱，人民的起義不斷發生，但沒有與當地的起義武裝和人民群衆相結合，建立起新的根據地。
尤為失策的是，撚軍首領們對淮北家鄉一團一練武裝的日益嚣張和撚軍所占地區不斷縮小的嚴重情況，竟熟視無睹，結果在僧軍和一團一練的聯合進攻下，遭受重大損失，被迫離鄉他走。
在後期，撚軍實行運動戰，雖然殲滅了被清廷“倚為長城”的僧格林沁軍，以後又屢敗湘、淮軍，但由于沒有根據地作依托，部隊長期不停頓地流動作戰，得不到必要的休整補充，雖然拖累拖垮了不少敵人，而自己也陷入了困難的境地，終于在優勢敵人的圍堵下，遭到失敗。
（三）戰略指導和作戰指揮上的失誤 撚軍領導者在戰略指導上的最大失誤之一，就是在後期将部隊分為東、西兩支。
當時，撚軍在數量上居于劣勢，又處于優勢清軍的圍攻之中。
在這種情
他們所在的家鄉，經濟文化十分落後。
撚軍首領中除張宗禹等個别人外，都沒有文化知識，在鬥争過程中又不注意學習和提高自己，也沒有注意吸收懂得韬略和善于出謀劃策的知識分子參加。
因此，他們的政治眼光比較短淺，未能充分反映當時農民階級的願望和要求，明确提出推翻清王朝封建專制統治，建立農民政權的政治綱領和遠大目标，并教育動員廣大撚軍将士和農民群衆為此而奮鬥，而是長期局限于解決眼前的局部的經濟利益，這就必然影響到建軍、作戰和内部一團一結等一系列問題。
正由于撚軍首領們不能在鬥争中努力提高目己的政治水平，不能把軍事鬥争提高到推翻清朝反動統治、建立農民革命政權的高度，不能更廣泛地一團一結群衆，争取友軍，不斷壯大自己的隊伍，因而不可能最終戰勝強大的敵人，奪取幫命戰争的勝利。
在很長一段時間内，撚軍“裝旗”出征，主要是為了獲取錢糧物資，目的既達，便返回故鄉，各自歸家。
這種“居則為民，出則為撚”的狀況，不僅在初期普遍存在，後來淮北各支撚軍向河南、山東、江蘇出擊過程中，仍然表現得相當突出。
這就影響了革命軍隊的建設和作戰能力的提高，并喪失了許多有利的作戰殲敵時機。
撚軍不僅受小生産者狹隘一性一和無組織、無紀律一性一的影響，而且還受到宗族和地域觀念的束縛，這既是它不能與太平軍達成真正的聯合（“聽封而不能聽調用”）的主要原因，也是它本身組織松散的根源所在。
各種不同旗色的撚軍，長期以來“各統其衆，各居其巢”①，獨立戰守，互不統屬，互不協同配合。
有的則時合時分，分多于合。
雉河集會盟，反映了一些撚軍首領認識到聯合作戰的必要一性一，對于改變分散狀态起了一定作用，如張樂行、龔得樹、蘇添福等幾支不同旗色的隊伍，長期共同行動，協同作戰，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但是，作為盟主的張樂行卻提不出實行集中統一領導的有效措施，甚至在處理内部矛盾時簡單從事，以緻始終未能把淮北的各支撚軍統一起來，無論進攻還是防禦，都不能在統一的部署下，協調一緻地行動。
撚軍的數量雖多，卻形不成有力的拳頭打擊清軍，這是一個緻命的弱點。
雉河集的幾次失守，許多撚軍圩寨的被各個攻破，以緻最後無法在淮北家鄉立足，都與此有着直接的關系。
就是在後期，雖然統一了組織和領導，但仍然存在着時分時合、松散不一團一結的舊習。
從1853年至1857年初，撚軍的力量發展很快，而當時清廷的主要兵力正忙于對付太平軍，隻用很少一部分兵力對付撚軍，清軍在豫、皖、蘇、魯邊界地區，隻能固守少數據點，形勢對撚軍非常有利。
如果當時有幾支比較有戰鬥力的撚軍，實行集中統一的領導和指揮，對固守孤立據點的清軍或長圍久困，或一面圍城一面打援，或把清軍誘出城外，尋機加以殲滅，則将大大有利于爾後的作戰。
這一時機的喪失，無疑是非常可惜的。
（二）缺乏建立根據地的思想 撚軍雖然經常活動于淮北的雉河集、蒙城、亳州、宿州、颍州，河南的永城、夏邑、虞城、鹿邑，山東的單縣、魚台、金鄉、曹縣，江蘇的砀山、豐縣、蕭縣等地，但始終沒有使這些地區聯成一片，建成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根據地。
當時建立根據地的客觀條件是具備的，但由于撚軍的不少重要成員參加過販運私鹽和一開始就熱衷于外出“打糧”等活動，因而容易産生流寇主義思想，認識不到建立根據地的必要一性一和迫切一性一，以緻白白地喪失了幾個有利時機。
一是從起義到1857年前，沒有趁清軍力量薄弱之機，在起義地區建立農民政權，着力于摧毀清軍的少數據點，消滅地主一團一練武裝。
二是當勝保、袁甲三等率清軍南下淮河流域進攻張樂行、龔得樹等部撚軍時，淮北的撚軍在向河南、山東、江蘇出擊的過程中，打了幾個漂亮的殲滅戰，使當地的清軍力量更形薄弱，人民的起義不斷發生，但沒有與當地的起義武裝和人民群衆相結合，建立起新的根據地。
尤為失策的是，撚軍首領們對淮北家鄉一團一練武裝的日益嚣張和撚軍所占地區不斷縮小的嚴重情況，竟熟視無睹，結果在僧軍和一團一練的聯合進攻下，遭受重大損失，被迫離鄉他走。
在後期，撚軍實行運動戰，雖然殲滅了被清廷“倚為長城”的僧格林沁軍，以後又屢敗湘、淮軍，但由于沒有根據地作依托，部隊長期不停頓地流動作戰，得不到必要的休整補充，雖然拖累拖垮了不少敵人，而自己也陷入了困難的境地，終于在優勢敵人的圍堵下，遭到失敗。
（三）戰略指導和作戰指揮上的失誤 撚軍領導者在戰略指導上的最大失誤之一，就是在後期将部隊分為東、西兩支。
當時，撚軍在數量上居于劣勢，又處于優勢清軍的圍攻之中。
在這種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