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與太平軍餘部合編，繼續堅持反清戰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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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樓寨殲滅戰（參見附圖九）
（一）撚軍和太平軍餘部的改編
天京陷落以後，全國革命形勢走向低潮。
在這危難之際，撚軍和太平軍餘部，沒有被清軍的血腥鎮壓所吓倒，而是不畏艱難險阻，繼續進行不屈不撓的鬥争，成為繼太平軍之後的抗清主力軍。
1864年11月下旬，遵王賴文光和淮王邱遠才兩部太平軍二三千人，于鄂北地區與張宗禹、任化邦、陳大喜、牛宏升、李允、張禹爵等部撚軍二三萬人會合，扶王陳得才餘部及其他一些被打散的太平軍、撚軍将士，也陸續前往集中。
接着，他們在豫、鄂邊境進行了合并和改編，組成了一支集中統一的新撚軍。
撚軍首領張宗禹、任化邦等“誓同生死，萬苦不辭”，并共推賴文光為最高領袖；賴亦毅然負起領導責任，“以期複國于指日”。
①賴文光沿用太平天國的年号和封号，稱張宗禹為梁王、任化邦為魯王、李允為魏王、牛宏升為荊王、張禹爵為幼沃王。
軍隊沿用撚軍的編制，仍以五色旗區分，下分大旗小旗。
但也作了一些變動，如将一些小旗改編成營，在任化邦率領的部隊中，就有内五營和外五營的建制。
通過整編，提高了部隊的軍政素質，有利于繼續堅持鬥争。
在政治上，明确以複興太平天國為鬥争目标；在領導上，加強了集中統一，隸屬關系明确了，組織較前嚴密了；在軍事上，根據撚軍騎兵較多和北方地勢平坦等特點，決定“易步為騎”①，增加騎兵，減少步兵，在步兵中也增加馬、騾、驢等牲口，加強了部隊的機動能力；在作戰方式上，随着騎兵的增加，發展了快速流動，盤旋打圈以疲敵，聲東擊西以誤敵，設伏圍裹以殲敵等靈活的戰術，成為一支“善戰善走”的部隊。
但是這次改編，沒有解決部隊主要行動方向和建立革命基地等重大問題，這對于以後的作戰影響很大。
清軍方面，自黑石渡之戰後，某些将領滋長驕傲情緒，認為太平軍、撚軍已是“屢敗之衆”，隻要“僧格林沁就近調度，必能就地殄除”②。
同時，派系矛盾突出，特别是曾國藩、李鴻章的湘、淮軍與僧格林沁的滿蒙旗兵之間，表現尤為明顯。
就在黑石渡作戰之前，僧格林沁連吃敗仗，日益暴露出這位王一爺的無能。
清廷為了支撐這支“王牌”軍隊，調兩江總督曾國藩及其湘軍前往湖北東部參戰。
曾國藩卻以“大帥三人（按：指曾國藩、僧格林沁、官文）屯駐四百裡内，恐群盜輕朝廷”③為由，拒不應命，隻願派部分湘軍歸官文調遣。
黑石渡之戰後，清廷又下令一抽一調部分湘、淮軍（湘軍劉連捷部和淮軍劉銘傳部）給僧格林沁，以加強攻撚兵力。
曾國藩、李鴻章都以種種借口拖延部隊的調動。
而盲目自大的僧格林沁，則認為所調之湘、淮軍“守則有餘，戰則不足”④，拒絕湘、淮軍的支援，仍然妄想獨吞攻撚的“勝利果實”。
清軍之間的這種矛盾，對于撚軍來說，無疑是十分有利的。
（二）鄧州、魯山大敗僧軍 12月初，僧格林沁親督翼長恒齡、成保及副都統常星阿等部進抵湖北棗一陽一，旋即西進。
12月7日，賴文光等督軍敗僧軍于襄一陽一，然後揮軍北上，進入河南鄧州（今鄧縣）境。
賴文光、張宗禹等選擇鄧州西南的唐坡，挖壕築壘，部署兵力，準備迎擊僧軍。
12日，僧軍分左、中、右三路發動進攻。
撚軍将士首先打敗僧軍右路步隊，然後從側後抄襲敵人的中、左兩路，大敗僧軍。
僧格林沁退入鄧州城。
撚軍與太平軍餘部合編後接連取得勝利，士氣複振。
12月13日、14日，撚軍圍攻鄧州城未下，便北攻南一陽一府（今南一陽一市），旋又西趨鎮平，複北經南召至魯山。
僧格林沁率部取道郏縣，于1865年1月6日進抵寶豐，堵截撚軍北上山西，西進陝西。
1月中旬，撚軍與僧軍交戰失利，由魯山西走。
僧格林沁恐其北上洛一陽一，率部經汝州（今臨汝）前往洛一陽一堵截。
後探知撚軍集聚于嵩縣西北一帶，便于1月下旬由洛一陽一取道宜一陽一，進至永甯（今洛甯）東面的韓城鎮。
撚軍随即經伊一陽一（今汝一陽一）折而往南，返回魯山。
僧格林沁便督隊由韓城鎮經寶豐縣的大營鎮奔向魯山。
這時，撚軍已在離魯山十餘裡的地方布好陣勢，待機殲敵。
1月28日，僧格林沁命恒齡率騎兵在左，常星阿部居中，成保部在右，同時向撚軍陣地沖鋒。
撚軍佯敗，将敵軍誘過■水（今沙河），然後回軍猛擊，并以馬隊從後抄襲。
僧軍大恐，營總富克一精一阿、一精一色布庫等率部先逃。
撚軍乘勢奮勇殺敵，先後斃敵翼長恒齡、營總保青、副都統舒倫保、營總常順等多人。
僧格林沁在總兵陳國瑞援救下，才幸免于死。
僧格林沁在魯山大敗之後，氣急敗壞，暴跳如雷，将首先敗退的富克一精一阿、一精一色布庫等在軍前處決，借以鎮懾所部。
他決心猛追撚軍，尋機報複。
（三）盤旋打圈，疲憊僧軍 鑒于清軍防守嚴密，撚軍隻得放棄入陝計劃，決定在河南境内與僧軍繼續周旋，伺機殲敵。
魯山獲勝後，撚軍經葉縣北走襄城、禹州，複經長葛、新鄭，轉入尉氏縣境。
撚軍遊騎四出，邊馬直抵河南首府開封城下，城内清軍一日數驚，附近各州縣官吏慌作一一團一。
1865年2月11日，跟蹤尾随的僧軍到達尉氏縣城，撚軍已南下鄢陵。
僧軍先頭部隊三千餘人孤軍冒進，當追到鄢陵縣北閻寨坡時，撚軍得知追軍兵力單薄，便以少數部隊誘敵，大隊回馬力戰，将其擊潰。
2月13日，僧格林沁率大隊趕到，亦為撚軍所敗。
僧軍連戰皆敗，損兵折将，不得不在鄢陵休整，僅派出部分兵力跟蹤撚軍。
2月中下旬，撚軍由臨颍、郾城南下，攻西平，圍汝一陽一，僧格林沁隻得于3月5日親督馬隊南下。
撚軍見僧軍追來，便揮軍南下，進攻信一陽一州城南關，待敵軍到達信一陽一時，又舉旗北上，經确山、遂平、西平到達郾城，然後攻扶溝，入睢州境。
3月29日，撚軍自河南考城進入山東境内。
兩個月來，僧格林沁尾随撚軍之後窮追不舍，從豫西、豫中、豫東、豫南一直追到山東，行程數千裡，所部被拖得一精一疲力竭，“将士死亡者數百，軍中多怨言”。
他自己也“寝食俱廢，恒解鞍小憩道左，引火酒兩巨觥，辄上馬逐賦”①。
清廷曾告誡僧格林沁“未司一意跟追”②。
老一奸一巨猾的曾國藩看出了這樣追擊的危險一性一，指出：“兵法忌之，必蹶上将。
”①但僧格林沁剛愎自用，并未從失敗中汲取教訓。
（四）高樓寨全殲僧軍 1865年4月初，撚軍進入山東後，經曹縣、定陶、城武、嘉祥、汶上、甯一陽一進入曲阜。
時僧軍仍緊追不舍，山東巡撫閻敬銘也派布政使丁寶桢率本省防軍進入兖州，妄圖夾擊撚軍。
為了繼續疲憊敵軍，撚軍北趨甯一陽一、東平。
途中擊敗總兵範正坦部後，繼續北上東阿（今東阿南）、平一陰一、肥城，威脅省城濟南。
僧格林沁率軍追至東平，丁寶桢部則進抵泰安北面的張夏鎮。
撚軍見敵有備，便南下甯一陽一、兖州、鄒縣、滕縣、峄縣，旋經蘭山、郯城進入江蘇的贛榆、海州、沭一陽一。
5月3日，又由邳州返回山東郯城，西走峄縣，在臨城（今棗莊市西薛城）附近擊敗丁寶桢部後，北上甯一陽一、汶上。
5月10日由汶上以西的袁家口渡過運河，進至範縣（今河南範縣東）南面的羅家樓、濮州（今河南濮城）東南的箕山一帶，最後進至郓城西北的黃河水套地區。
黃河水套是1855年（鹹豐五年）黃河在河南省考城縣屬的銅瓦廂決口以後，在濮州、範縣以南和郓城西北一帶形成的一個河汊衆多的地區。
撚軍進入該地區後，蔭蔽在那裡的許多被清軍擊敗的山東各地起義軍的失散人員，紛紛參軍，使撚軍人數又衆達數萬。
而這時僧軍已被撚軍拖得疲憊不堪，僧格林沁本人也因“辄數十日不離鞍馬，手疲不能舉缰索，以布帶束腕系肩上馭馬”②。
就在這種情況下，撚軍與當地起義人民一起，在菏澤的高樓寨一帶，布下了殲滅僧軍的天羅地網。
從菏澤縣城到黃河南岸（約四五十裡）有一條經吳家店、高 樓寨的大道。
高樓寨北面，有許多道防堵黃河泛濫的河堰，河堰上下柳林密布，撚軍主力就埋伏一在高樓寨以北的村莊、河堰和柳林中。
1865年5月17日，僧格林沁牽軍追至菏澤之西、高樓寨之南的解元集地區。
撚軍派出少數部隊迎戰，且戰且走，誘使僧軍步步向高樓寨地區深入。
18日中午，僧軍進至高樓寨，頓時号角齊鳴，聲震原野，埋伏一在那裡的撚軍将士們奮勇出擊，挺矛持刀，袒臂鏖戰。
僧格林沁分兵三路：翼長諾林丕勒、副都統托倫布等率左翼馬隊，總兵陳國瑞、何建鳌鎊領本部步隊，是為西路；副都統成保、烏爾圖那遜等領右翼馬隊，總兵郭寶昌率本部步隊，是為東路；副都統常星阿、溫德勒克西等各領馬隊，是為中路。
撚軍亦分三路迎戰。
西路鏖戰二小時左右，撚軍稍卻。
适中路撚軍将常星阿部清軍擊潰，立即支援西路撚軍向敵人發起反擊，将西路清軍殲滅。
與此同時，東路撚軍亦将敵軍擊潰。
在後督隊的僧格林沁隻得率殘部退入高樓寨南面的一個荒圩。
撚軍乘勝追擊，立将該圩一團一團一圍住，并在圩外挖掘長壕，防止敵人突圍。
當夜三更，僧格林沁率少數随從冒死沖出，當落荒逃至菏澤西北十五裡的吳家店時，被一青年撚軍戰士砍死在麥田中。
高樓寨之戰，撚軍全殲僧格林沁的蒙古馬隊，使清軍的一精一銳騎兵損失殆荊副都統成保奏稱：“我軍失利後，馬步兵勇收集無多”①。
曾國藩也說：兩年來僧軍屢挫，撚軍“奪官馬至五千餘匹之多，自此不可複制”②。
薛福成在《科爾沁忠親王死事略》中稱：“陳國瑞所部步隊四千覆潰幾盡，國瑞僅以身免，……總兵何建鳍内閣學士全順，皆死于陣。
”③這次作戰，是撚軍在抗清鬥争中取得的一次重大的勝利，也是運用運動戰取勝的一個典型的戰例。
撚軍發揮快速流動作戰的特長，牽着僧軍盤旋打圈，使其一精一疲力竭，同時伺機反擊，消耗敵之兵力，挫傷其士氣，最後在地形和群衆條件都對撚軍有利的地區，一舉全殲窮追之敵。
僧軍方面，由于僧格林沁盲目輕敵，一味窮追，後方供給不繼，部隊饑疲交加，士氣日益低落，加上得不到豫、魯清軍的有效配合，遂為撚軍提一供了打殲滅戰的有利條件。
二、粉碎曾國藩“以靜制動”的攻撚方略 （一）曾國藩“以靜制動”的攻撚方略 僧格林沁軍覆滅後，清廷深恐撚軍渡過黃河，北攻直隸，威脅京畿，從1865年5月下旬開始，進行了一系列新的部署：命兩江總督曾國藩攜帶欽差大臣關防，統領所部各軍，前赴山東，于北面駐紮“督剿”，繼又令其督辦山東、河南、直隸三省軍務，所有三省旗綠各營及地方文武員弁，均歸節制；命直隸總督劉長佑駐軍大名一帶，扼守黃河天險；催調提督劉銘傳所部淮軍迅速北上，“力固畿南門戶”；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領經英國人訓練的天津洋槍隊，進駐景州（今河北景縣），堵截撚軍；命署兩江總督李鴻章于所部各軍内撥派一精一銳若幹，由上海乘輪船前往天津，增援直隸；命醇郡王奕環統領京城旗綠各營，“密籌布置”，守衛北京。
曾國藩在接到清廷的命令後，一方面故作姿态，力辭節制直隸、山東、河南三省之命，并以種種理由拒絕迅速北上，以免倉促上陣，重蹈僧格林沁全軍被殲的覆轍；另方面積極進行作戰準備，并向清廷提出了新的攻撚方略。
他認為撚軍騎多步少，行動迅速，“飄忽一靡一常”，因而主張重點設防，“以靜制動”，即所謂“各練有定之兵，乃足以制無定之賊”。
①後來他又一再重申采取這種攻撚方略的必要一
在這危難之際，撚軍和太平軍餘部，沒有被清軍的血腥鎮壓所吓倒，而是不畏艱難險阻，繼續進行不屈不撓的鬥争，成為繼太平軍之後的抗清主力軍。
1864年11月下旬，遵王賴文光和淮王邱遠才兩部太平軍二三千人，于鄂北地區與張宗禹、任化邦、陳大喜、牛宏升、李允、張禹爵等部撚軍二三萬人會合，扶王陳得才餘部及其他一些被打散的太平軍、撚軍将士，也陸續前往集中。
接着，他們在豫、鄂邊境進行了合并和改編，組成了一支集中統一的新撚軍。
撚軍首領張宗禹、任化邦等“誓同生死，萬苦不辭”，并共推賴文光為最高領袖；賴亦毅然負起領導責任，“以期複國于指日”。
①賴文光沿用
軍隊沿用撚軍的編制，仍以五色旗區分，下分大旗小旗。
但也作了一些變動，如将一些小旗改編成營，在任化邦率領的部隊中，就有内五營和外五營的建制。
通過整編，提高了部隊的軍政素質，有利于繼續堅持鬥争。
在政治上，明确以複興太平天國為鬥争目标；在領導上，加強了集中統一，隸屬關系明确了，組織較前嚴密了；在軍事上，根據撚軍騎兵較多和北方地勢平坦等特點，決定“易步為騎”①，增加騎兵，減少步兵，在步兵中也增加馬、騾、驢等牲口，加強了部隊的機動能力；在作戰方式上，随着騎兵的增加，發展了快速流動，盤旋打圈以疲敵，聲東擊西以誤敵，設伏圍裹以殲敵等靈活的戰術，成為一支“善戰善走”的部隊。
但是這次改編，沒有解決部隊主要行動方向和建立革命基地等重大問題，這對于以後的作戰影響很大。
清軍方面，自黑石渡之戰後，某些将領滋長驕傲情緒，認為太平軍、撚軍已是“屢敗之衆”，隻要“僧格林沁就近調度，必能就地殄除”②。
同時，派系矛盾突出，特别是曾國藩、李鴻章的湘、淮軍與僧格林沁的滿蒙旗兵之間，表現尤為明顯。
就在黑石渡作戰之前，僧格林沁連吃敗仗，日益暴露出這位王一爺的無能。
清廷為了支撐這支“王牌”軍隊，調兩江總督曾國藩及其湘軍前往湖北東部參戰。
曾國藩卻以“大帥三人（按：指曾國藩、僧格林沁、官文）屯駐四百裡内，恐群盜輕朝廷”③為由，拒不應命，隻願派部分湘軍歸官文調遣。
黑石渡之戰後，清廷又下令一抽一調部分湘、淮軍（湘軍劉連捷部和淮軍劉銘傳部）給僧格林沁，以加強攻撚兵力。
曾國藩、李鴻章都以種種借口拖延部隊的調動。
而盲目自大的僧格林沁，則認為所調之湘、淮軍“守則有餘，戰則不足”④，拒絕湘、淮軍的支援，仍然妄想獨吞攻撚的“勝利果實”。
清軍之間的這種矛盾，對于撚軍來說，無疑是十分有利的。
（二）鄧州、魯山大敗僧軍 12月初，僧格林沁親督翼長恒齡、成保及副都統常星阿等部進抵湖北棗一陽一，旋即西進。
12月7日，賴文光等督軍敗僧軍于襄一陽一，然後揮軍北上，進入河南鄧州（今鄧縣）境。
賴文光、張宗禹等選擇鄧州西南的唐坡，挖壕築壘，部署兵力，準備迎擊僧軍。
12日，僧軍分左、中、右三路發動進攻。
撚軍将士首先打敗僧軍右路步隊，然後從側後抄襲敵人的中、左兩路，大敗僧軍。
僧格林沁退入鄧州城。
撚軍與太平軍餘部合編後接連取得勝利，士氣複振。
12月13日、14日，撚軍圍攻鄧州城未下，便北攻南一陽一府（今南一陽一市），旋又西趨鎮平，複北經南召至魯山。
僧格林沁率部取道郏縣，于1865年1月6日進抵寶豐，堵截撚軍北上山西，西進陝西。
1月中旬，撚軍與僧軍交戰失利，由魯山西走。
僧格林沁恐其北上洛一陽一，率部經汝州（今臨汝）前往洛一陽一堵截。
後探知撚軍集聚于嵩縣西北一帶，便于1月下旬由洛一陽一取道宜一陽一，進至永甯（今洛甯）東面的韓城鎮。
撚軍随即經伊一陽一（今汝一陽一）折而往南，返回魯山。
僧格林沁便督隊由韓城鎮經寶豐縣的大營鎮奔向魯山。
這時，撚軍已在離魯山十餘裡的地方布好陣勢，待機殲敵。
1月28日，僧格林沁命恒齡率騎兵在左，常星阿部居中，成保部在右，同時向撚軍陣地沖鋒。
撚軍佯敗，将敵軍誘過■水（今沙河），然後回軍猛擊，并以馬隊從後抄襲。
僧軍大恐，營總富克一精一阿、一精一色布庫等率部先逃。
撚軍乘勢奮勇殺敵，先後斃敵翼長恒齡、營總保青、副都統舒倫保、營總常順等多人。
僧格林沁在總兵陳國瑞援救下，才幸免于死。
僧格林沁在魯山大敗之後，氣急敗壞，暴跳如雷，将首先敗退的富克一精一阿、一精一色布庫等在軍前處決，借以鎮懾所部。
他決心猛追撚軍，尋機報複。
（三）盤旋打圈，疲憊僧軍 鑒于清軍防守嚴密，撚軍隻得放棄入陝計劃，決定在河南境内與僧軍繼續周旋，伺機殲敵。
魯山獲勝後，撚軍經葉縣北走襄城、禹州，複經長葛、新鄭，轉入尉氏縣境。
撚軍遊騎四出，邊馬直抵河南首府開封城下，城内清軍一日數驚，附近各州縣官吏慌作一一團一。
1865年2月11日，跟蹤尾随的僧軍到達尉氏縣城，撚軍已南下鄢陵。
僧軍先頭部隊三千餘人孤軍冒進，當追到鄢陵縣北閻寨坡時，撚軍得知追軍兵力單薄，便以少數部隊誘敵，大隊回馬力戰，将其擊潰。
2月13日，僧格林沁率大隊趕到，亦為撚軍所敗。
僧軍連戰皆敗，損兵折将，不得不在鄢陵休整，僅派出部分兵力跟蹤撚軍。
2月中下旬，撚軍由臨颍、郾城南下，攻西平，圍汝一陽一，僧格林沁隻得于3月5日親督馬隊南下。
撚軍見僧軍追來，便揮軍南下，進攻信一陽一州城南關，待敵軍到達信一陽一時，又舉旗北上，經确山、遂平、西平到達郾城，然後攻扶溝，入睢州境。
3月29日，撚軍自河南考城進入山東境内。
兩個月來，僧格林沁尾随撚軍之後窮追不舍，從豫西、豫中、豫東、豫南一直追到山東，行程數千裡，所部被拖得一精一疲力竭，“将士死亡者數百，軍中多怨言”。
他自己也“寝食俱廢，恒解鞍小憩道左，引火酒兩巨觥，辄上馬逐賦”①。
清廷曾告誡僧格林沁“未司一意跟追”②。
老一奸一巨猾的曾國藩看出了這樣追擊的危險一性一，指出：“兵法忌之，必蹶上将。
”①但僧格林沁剛愎自用，并未從失敗中汲取教訓。
（四）高樓寨全殲僧軍 1865年4月初，撚軍進入山東後，經曹縣、定陶、城武、嘉祥、汶上、甯一陽一進入曲阜。
時僧軍仍緊追不舍，山東巡撫閻敬銘也派布政使丁寶桢率本省防軍進入兖州，妄圖夾擊撚軍。
為了繼續疲憊敵軍，撚軍北趨甯一陽一、東平。
途中擊敗總兵範正坦部後，繼續北上東阿（今東阿南）、平一陰一、肥城，威脅省城濟南。
僧格林沁率軍追至東平，丁寶桢部則進抵泰安北面的張夏鎮。
撚軍見敵有備，便南下甯一陽一、兖州、鄒縣、滕縣、峄縣，旋經蘭山、郯城進入江蘇的贛榆、海州、沭一陽一。
5月3日，又由邳州返回山東郯城，西走峄縣，在臨城（今棗莊市西薛城）附近擊敗丁寶桢部後，北上甯一陽一、汶上。
5月10日由汶上以西的袁家口渡過運河，進至範縣（今河南範縣東）南面的羅家樓、濮州（今河南濮城）東南的箕山一帶，最後進至郓城西北的黃河水套地區。
黃河水套是1855年（鹹豐五年）黃河在河南省考城縣屬的銅瓦廂決口以後，在濮州、範縣以南和郓城西北一帶形成的一個河汊衆多的地區。
撚軍進入該地區後，蔭蔽在那裡的許多被清軍擊敗的山東各地起義軍的失散人員，紛紛參軍，使撚軍人數又衆達數萬。
而這時僧軍已被撚軍拖得疲憊不堪，僧格林沁本人也因“辄數十日不離鞍馬，手疲不能舉缰索，以布帶束腕系肩上馭馬”②。
就在這種情況下，撚軍與當地起義人民一起，在菏澤的高樓寨一帶，布下了殲滅僧軍的天羅地網。
從菏澤縣城到黃河南岸（約四五十裡）有一條經吳家店、高 樓寨的大道。
高樓寨北面，有許多道防堵黃河泛濫的河堰，河堰上下柳林密布，撚軍主力就埋伏一在高樓寨以北的村莊、河堰和柳林中。
1865年5月17日，僧格林沁牽軍追至菏澤之西、高樓寨之南的解元集地區。
撚軍派出少數部隊迎戰，且戰且走，誘使僧軍步步向高樓寨地區深入。
18日中午，僧軍進至高樓寨，頓時号角齊鳴，聲震原野，埋伏一在那裡的撚軍将士們奮勇出擊，挺矛持刀，袒臂鏖戰。
僧格林沁分兵三路：翼長諾林丕勒、副都統托倫布等率左翼馬隊，總兵陳國瑞、何建鳌鎊領本部步隊，是為西路；副都統成保、烏爾圖那遜等領右翼馬隊，總兵郭寶昌率本部步隊，是為東路；副都統常星阿、溫德勒克西等各領馬隊，是為中路。
撚軍亦分三路迎戰。
西路鏖戰二小時左右，撚軍稍卻。
适中路撚軍将常星阿部清軍擊潰，立即支援西路撚軍向敵人發起反擊，将西路清軍殲滅。
與此同時，東路撚軍亦将敵軍擊潰。
在後督隊的僧格林沁隻得率殘部退入高樓寨南面的一個荒圩。
撚軍乘勝追擊，立将該圩一團一團一圍住，并在圩外挖掘長壕，防止敵人突圍。
當夜三更，僧格林沁率少數随從冒死沖出，當落荒逃至菏澤西北十五裡的吳家店時，被一青年撚軍戰士砍死在麥田中。
高樓寨之戰，撚軍全殲僧格林沁的蒙古馬隊，使清軍的一精一銳騎兵損失殆荊副都統成保奏稱：“我軍失利後，馬步兵勇收集無多”①。
曾國藩也說：兩年來僧軍屢挫，撚軍“奪官馬至五千餘匹之多，自此不可複制”②。
薛福成在《科爾沁忠親王死事略》中稱：“陳國瑞所部步隊四千覆潰幾盡，國瑞僅以身免，……總兵何建鳍内閣學士全順，皆死于陣。
”③這次作戰，是撚軍在抗清鬥争中取得的一次重大的勝利，也是運用運動戰取勝的一個典型的戰例。
撚軍發揮快速流動作戰的特長，牽着僧軍盤旋打圈，使其一精一疲力竭，同時伺機反擊，消耗敵之兵力，挫傷其士氣，最後在地形和群衆條件都對撚軍有利的地區，一舉全殲窮追之敵。
僧軍方面，由于僧格林沁盲目輕敵，一味窮追，後方供給不繼，部隊饑疲交加，士氣日益低落，加上得不到豫、魯清軍的有效配合，遂為撚軍提一供了打殲滅戰的有利條件。
二、粉碎曾國藩“以靜制動”的攻撚方略 （一）曾國藩“以靜制動”的攻撚方略 僧格林沁軍覆滅後，清廷深恐撚軍渡過黃河，北攻直隸，威脅京畿，從1865年5月下旬開始，進行了一系列新的部署：命兩江總督曾國藩攜帶欽差大臣關防，統領所部各軍，前赴山東，于北面駐紮“督剿”，繼又令其督辦山東、河南、直隸三省軍務，所有三省旗綠各營及地方文武員弁，均歸節制；命直隸總督劉長佑駐軍大名一帶，扼守黃河天險；催調提督劉銘傳所部淮軍迅速北上，“力固畿南門戶”；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領經英國人訓練的天津洋槍隊，進駐景州（今河北景縣），堵截撚軍；命署兩江總督李鴻章于所部各軍内撥派一精一銳若幹，由上海乘輪船前往天津，增援直隸；命醇郡王奕環統領京城旗綠各營，“密籌布置”，守衛北京。
曾國藩在接到清廷的命令後，一方面故作姿态，力辭節制直隸、山東、河南三省之命，并以種種理由拒絕迅速北上，以免倉促上陣，重蹈僧格林沁全軍被殲的覆轍；另方面積極進行作戰準備，并向清廷提出了新的攻撚方略。
他認為撚軍騎多步少，行動迅速，“飄忽一靡一常”，因而主張重點設防，“以靜制動”，即所謂“各練有定之兵，乃足以制無定之賊”。
①後來他又一再重申采取這種攻撚方略的必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