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接受太平天國領導,與太平軍并肩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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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部向撚軍發起進攻,于19日占領尹家溝、雉河集。

    張樂行等率部南走。

    20日,張村堡(今利辛西北)一戰,撚軍死亡将士一千餘人。

    21日,再次失利,又傷亡二千餘人,韓四萬、劉玉淵、蘇添福、蘇添才等被俘遇害。

    3月23日夜,張樂行僅率二十餘人逃至蒙城、宿州交界的西洋集,為叛徒李家英等出賣,不幸被捕,押往僧格林沁軍營。

    不久,張樂行及其子張喜、義子王琬兒等被清軍殺害。

    姜台淩、孫葵文等向清軍乞降,結果仍被處死。

     撚軍在這次防禦作戰中,由于實行消極防禦,結果受到了嚴重的挫折,不僅喪失了蒙、亳基地,而且張樂行等許多撚軍重要首領以及将士二萬多人英勇犧牲。

    蒙亳一帶的撚軍圩寨幾乎全被摧毀,當地人民慘遭禍殃。

    雉河集到處是斷壁殘垣,一片凄涼景象。

    但是,撚軍并沒有被完全消滅,突圍出去的張宗禹、任化邦等部以流動作戰方式,繼續堅持鬥争。

     (二)轉戰豫、魯,調動打擊清軍 張宗禹、李成、任化邦等部撚軍從蒙亳地區突圍之後,分别轉戰于河南、山東等地,結合當地農民起義軍,積極打擊清軍。

     張宗禹等部撚軍與豫東南撚軍陳大喜部會合,活動于新蔡、汝一陽一、息縣、羅山、光山一帶。

    新任河南巡撫張之萬命總兵張曜、餘際昌率軍追剿。

    1863年4月初,張宗禹、陳大喜率部進入湖北,總兵餘際昌率豫軍五千餘人越境追擊。

    撚軍經麻城、羅田、蕲水(今浠水)進至蕲州、廣濟(今蕲春東南)一帶。

    後由于湖北清軍竭力堵截,而餘際昌部豫軍已撤回河南,撚軍遂回軍北上,于5月中旬複入河南,由光山、羅山、息縣等地渡過淮河,5月26日在正一陽一縣方寨設伏,重創跟蹤追擊的豫軍,斃餘際昌及遊擊以下官弁三十九人,使該部清軍死傷過半。

    這一勝利,大大鼓舞了撚軍士氣,增強了堅持鬥争的信心。

     李成、任化邦等部撚軍在山東幅軍、教軍等農民起義武裝的配合和支援下,活動于蘭山、費縣、沂水、蒙一陰一、泗水等地,并進入曲阜、泰安,一逼一近省城濟南。

    山東巡撫譚廷襄惶恐不安,忙向清廷告急:“東境外匪與内匪交讧,實屬弗遑兼顧”,“賊邊馬已至汶、甯,湖路可達東平,山路可一逼一省會,事機危迫”①。

    當時活動于魯西堂邑、冠縣、館陶(治今館陶東北)、臨清、高唐等地的宋景詩黑旗軍,也威脅着清廷畿輔重地。

    這就迫使清廷不得不急調僧格林沁軍由淮北返回山東。

    僧軍轉回山東後,在新任山東巡撫閻敬銘率領的防軍配合下,瘋狂地鎮壓各支農民起義軍,使淄川的劉德培起義軍,鄒縣、泗水、曲阜交界的文賢教軍,以及宋景詩黑旗軍都遭到重大損失。

    宋景詩在劉貫莊戰敗後,便參加了撚軍。

     當僧軍于4月底北返山東後,蒙亳地區轉入地下的撚軍又紛起活動,開展各種形式的抗清鬥争。

    與此同時,苗沛霖再次叛清②,于5月初占領颍上、懷遠、壽州,圍攻蒙城。

    不久,張宗禹、陳大喜等亦率軍從豫南經颍州回到雉河集,懲辦了出賣撚軍領袖、為虎作伥的叛徒,并奪取了敵人的糧台,打擊了敵人的嚣張氣焰,鼓舞了當地人民的鬥志,不少人踴躍參軍。

     蒙亳一帶撚軍的重新活躍以及苗練的再次反清,使正在圍攻太平天國首都天京的曾國藩頗有後顧之憂,急忙上奏清廷,請求僧軍再次南下進攻淮北。

    1863年11月9日,僧格林沁遵旨由直隸大名率軍南下,經河南許州于11月下旬進抵安徽蒙亳地區,設大營于高爐集(今渦一陽一東南)。

     張宗禹等得知僧軍再次南下,即主動撤離雉河集,西走河南。

    僧軍占領雉河集、西洋集一帶後,便于12月6日向正在圍攻蒙城的苗練發起進攻。

    在僧軍和蒙城清軍的夾擊下,苗練四處敗逃,苗沛霖在亂軍中被殺。

    以剿撚起家、作惡多端的苗練武裝從此煙消雲散。

    清軍在重占蒙亳地區後,大肆平毀圩寨,收繳武器。

    為加強對這一地區的控制,清廷把雉河集改為渦一陽一縣,在縣北的龍山鎮駐紮一營清軍,以防撚軍再起。

    随後,僧軍奉命進入河南,追擊撚軍。

     (三)與西北太平軍并肩作戰,突破重圍 張宗禹等率軍西走河南後,準備進入陝西與西北太平軍會合。

    這時,由扶王陳得才統率的西北太平軍為解天京之圍,正在東返途中。

    1864年4月下旬,陳部在河南西南部的淅川、内鄉等地先後與撚軍張宗禹、陳大喜、任化邦等部會師,衆達數十萬,随即分四路向東南進發。

    清廷為阻止西北太平軍和撚軍援救天京,令僧格林沁的馬隊及鄂軍、豫軍、皖軍竭力爛擊。

    不久,聚集于鄂、豫、皖交界地區的清軍不下十萬人。

     太平軍和撚軍在東進過程中給了攔截的清軍以應有的打擊,但本身也受到一定損失。

    當得知太平天國的首都天京于7月19日失陷之後,“人心離散”,士氣大挫,盡避後來在河南的羅山、光山和湖北的蕲水等地幾次擊敗清軍,但這些局部勝利并未改變被清軍圍追堵截的不利局面。

    11月5日,安徽霍山黑石渡一戰,太平軍和撚軍損失慘重。

    接着,馬融和等屈膝投敵,藍成春被俘遇害,陳得才服毒自一殺。

    其後,賴文光、邱遠才等部太平軍和張宗禹、任化邦、陳大喜等部撚軍先後進入河南,經過合編和整頓,迎着險惡的局勢,再接再厲地進行艱苦卓絕的鬥争。

     1857年到1864年,是撚軍反清戰争的關鍵時期。

    由于實行了與太平軍聯合作戰的正确方針,張樂行、龔得樹等部撚軍主力得以控制淮河中遊,鎮守淮河腹地;淮北撚軍的積極出擊,也牽制了相當的清軍,從而使淮南戰場保持相對穩定,陳玉成、李秀成部得以在湖北和天京外圍的往返征戰中不緻有後顧之憂。

    這些都是具有很大戰略意義的。

     這一時期,由于清軍在安徽以及河南、山東、江蘇等省的兵力比較薄弱,而撚軍數量衆多、占地較廣,這就為撚軍進一步壯大自己和擴大占領區提一供了客觀有利條件。

    1859年秋,河東河道總督黃贊湯、河南巡撫瑛棨、前山東巡撫崇恩在給清廷的奏折中指出:“皖撚滋事以來,竄擾河南、江南、山東三省,蔓延愈廣,裹脅愈多,而攻剿數年,迄難撲滅者,則以官軍兵分力弱,不足制其命而搗其巢也。

    ”進而指出:“近日定遠不守,撚、粵聯為一片,南抵安慶、舒、桐,北通滕、峄、曹、單,東界徐、宿、青、一陽一,西鄰歸、陳、光、固,縱橫千餘裡之内,實已民賊不分,而翁同書一軍僅保壽州,勝保一軍扼紮蔣壩,岌岌乎無駐師之地,徒恃傅振邦、關保兩軍,以區區之師,當數十股兇悍之衆,前後左右,紛至沓來,雖畢力進攻,亦豈能制賊死命?”①這些描述說明了當時撚軍确實處于非常有利的地位。

    但是,為什麼時隔不久,撚軍在淮南戰場和淮北戰場的作戰均遭失利,最後不得不撤離蒙亳基地,突圍他走呢?從作戰指導方面考察,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雉河集會盟後,實際上沒有建立起真正集中統一的領導和作戰指揮。

    撚軍主力南下六安後,張樂行、龔得樹對内部的意見分歧處理不當,更增加了各股撚軍的離心傾向,以緻難于集中兵力對付進攻之敵,給了清軍以各個擊破的機會。

     二是不重視殲滅清軍的有生力量。

    淮南撚軍在淮河中遊占領幾個城市後,便分兵守點,消極防禦,不注意在流動作戰中殲滅敵人,結果所占據點反被數量雖少但能集中兵力作戰的清軍各個攻占。

    淮北撚軍熱衷于向外出擊以獲取生活資料,喪失了更多地殲滅清軍的有利時機;特别是沒有把側重點放在消滅盤踞淮北的清軍上面,使自己有個穩固的後方,以緻當僧軍南下向雉河集等地大舉進攻時,處于非常不利的被動境地。

     三是在大軍壓境的情況下,蒙亳地區的各支撚軍仍然據寨自保,各自為戰,沒有統一的防禦部署和作戰指揮,最後終于被清軍各個攻破。

    張樂行等退守雉河集後,企圖以武器裝備低劣、内部組織很不嚴密的撚軍與清軍打堂堂正正的陣地戰,而不是及時跳出清軍的包圍圈,這是很大的失策。

    後來,在節節失利的情況下,決定一些部隊突圍出走,才保存了一部分有生力量,得以繼續堅持鬥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