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安慶會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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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東趨清河、三橋頭、高樓嶺，直至馬鞍山，由南面威脅挂車河多隆阿部營壘。
與此同時，林紹璋、吳如孝率六七千人，自桐城西趨挂車河，黃文金率五六千人，自呂亭驿一帶繞至姬公廟、麻子嶺，以為策應。
多隆阿自率馬步各營迎戰林、吳兩部太平軍，并派總兵雷正绾率隊迎擊黃文金部。
8月7日，雙方鏖戰三小時，太平軍不支，退入桐城。
其後，太平軍以一部駐桐城，牽制多隆阿軍，以大部趨安慶，進攻湘軍圍師之背。
8月21日至24日，陳玉成、楊輔清等部約四五萬人，陸續進抵集賢關内，在關口、一毛一嶺、十裡鋪一帶紮營四十餘座，安慶城内的太平軍也列陣于西門一帶，遙相呼應。
25日和26日，陳玉成、楊輔清等督軍向曾國荃部湘軍後壕發起進攻，輪番沖鋒，西北方向的進攻尤為激烈。
曾國荃督率各營堅守營壕，待太平軍一逼一近時，槍炮齊發，使太平軍傷亡甚衆。
8月28日至9月2日，太平軍每夜都對敵營進行襲擊，并在菱湖北岸陸續建起了十餘座營壘。
9月3日夜，又發起猛烈進攻，同時用小船運米入城，但被湘軍水師全部搶去。
城外太平軍無法攻破湘軍的包圍圈，城内太平軍米糧枯竭，軍心進一步渙散。
9月5日淩晨，湘軍于北城用炸藥轟塌城牆，紛紛登城，攻入城内，會同長江水師，南北夾擊，濫肆屠一殺。
守城太平軍全軍覆沒，葉芸來、吳定彩殉難，張朝爵乘船突圍，不知所終。
安慶失守，标志着自1860年9月開始的太平軍“五路救皖之策”的徹底失敗。
從此，太平天國後期戰争形勢更加惡化。
洪仁玕說：“我軍最重大之損失，乃是安慶落在清軍之手。
此城實為天京之鎖鑰而保障其安全者。
一落在妖手，即可為攻我之基矗安慶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繼陷落不可複守矣。
安慶一日無恙，則天京一日無險。
”① 在長達一年的安慶會戰中，太平軍動員了數十萬兵力，與以湘軍為主的清軍進行了反複激烈的搏鬥，最終歸于失敗，教訓極為深刻。
從戰略上看，太平軍處于一種被動保守地位，為安慶一城的得失所左右，被迫同敵人進行戰略一性一的決戰，失掉了獨立自主地組織使用自己力量的自主能力。
同時，在會戰指導上又犯了一系列錯誤。
第一，主要将領缺乏一緻而堅定的決心。
除陳玉成積極主張救援安慶外，其他主要将領李秀成、李世賢、楊輔清等，對于“五路救皖之策”的态度并不十分積極，以緻西進的行動相當遲緩。
當安慶極度危急之際，擁衆數十萬的李秀成由鄂返贛後，不主動配合陳玉成等部進攻安慶外圍之敵，竟率部東返，更是嚴重影響了整個戰局。
第二，主要将領決心不果斷。
陳玉成率部進入湖北後，竟輕信巴夏禮的訛詐，中止進軍武漢，以緻功敗垂成。
李秀成率部一逼一近武昌時，同樣不堅決果斷地奪取武漢，見陳玉成部東返，便折回江西。
陳、李兩部長途跋涉，徒勞往返，喪失了戰場上的主動權。
其實，盡避曾國藩和胡林翼都聲稱不論武漢能否保住，決不撤安慶之圍，但如果陳、李兩部堅決執行會攻武漢的既定方針，進而積極向湘、鄂腹地發展，直搗湘軍和鄂軍的老巢，還是能夠調動安慶圍敵的。
李秀成部一逼一近武昌時，先則有成大吉部由安慶前線回援，繼則有胡林翼自太湖率部沿江西上，亟援武昌，就是明證。
第三，缺乏集中統一的指揮。
太平軍最高當局雖有“合取湖北”以救安慶的總的戰略意圖，但既無詳細的作戰計劃，又不指定前線最高指揮官，以緻各路将領基本上處于各行其是的狀态。
李秀成、李世賢、楊輔清、黃文金等部雖然同屬江南戰場，但也互不統屬，以緻不能協調一緻地給危如累一卵一的曾國藩祁門大營以殲滅一性一的打擊，最後反被敵人各個擊敗。
在江北戰場，後期集中了較多的部隊，身居要職的幹王洪仁玕也一度親臨前線，但同樣沒有擺脫各自為戰的狀态，因而始終未能突破敵人的包圍圈，解安慶之圍。
第四，作戰指揮主觀急躁，不能根據敵人的特點采取适宜的戰法。
曾國荃等根據曾國藩不攻堅，不出戰，堅守勿撤，長期圍困的指示，一直深溝高壘，靜待戰機。
太平軍方面，則由于安慶被圍日久，陳玉成等解圍心切，作戰指揮上表現出急躁莽撞。
太湖、潛山未下，就攻桐城挂車河之敵，桐城外圍之敵未除，又攻安慶圍敵，結果徒勞兵力，一處也未能攻下。
太平軍沒有穩固的後方，也沒有可靠地控制通道，因而供一應得不到保證，難以持久作戰。
敵軍見其“意在速戰”，于是采勸深溝高壘，姑作如不欲戰之狀”，“待其一逼一近求戰，而後從容應之”①的方針，使太平軍屢攻受挫。
陳玉成等不注意認真偵察和研究敵人的作戰企圖，不能針對敵人堅守長圍和積極增援的特點，采取相應的對策。
隻是從迅速解圍的願望出發，多次倉促發動進攻。
結果安慶之圍未解，解圍之兵先潰，終至城陷軍滅，徹底失敗。
倘若能審時度勢，有計劃有準備地集中優勢兵力（當時太平軍在數量上占有優勢），使用一部兵力以圍制圍（從圍敵外面築壘包圍），主力則集中打援，力求調動敵人，于運動中包圍殲擊之，待大量殲滅援敵而又疲困了圍敵之後，再内外夾擊，則安慶會戰的結局可能大不相同。
與此同時，林紹璋、吳如孝率六七千人，自桐城西趨挂車河，黃文金率五六千人，自呂亭驿一帶繞至姬公廟、麻子嶺，以為策應。
多隆阿自率馬步各營迎戰林、吳兩部太平軍，并派總兵雷正绾率隊迎擊黃文金部。
8月7日，雙方鏖戰三小時，太平軍不支，退入桐城。
其後，太平軍以一部駐桐城，牽制多隆阿軍，以大部趨安慶，進攻湘軍圍師之背。
8月21日至24日，陳玉成、楊輔清等部約四五萬人，陸續進抵集賢關内，在關口、一毛一嶺、十裡鋪一帶紮營四十餘座，安慶城内的太平軍也列陣于西門一帶，遙相呼應。
25日和26日，陳玉成、楊輔清等督軍向曾國荃部湘軍後壕發起進攻，輪番沖鋒，西北方向的進攻尤為激烈。
曾國荃督率各營堅守營壕，待太平軍一逼一近時，槍炮齊發，使太平軍傷亡甚衆。
8月28日至9月2日，太平軍每夜都對敵營進行襲擊，并在菱湖北岸陸續建起了十餘座營壘。
9月3日夜，又發起猛烈進攻，同時用小船運米入城，但被湘軍水師全部搶去。
城外太平軍無法攻破湘軍的包圍圈，城内太平軍米糧枯竭，軍心進一步渙散。
9月5日淩晨，湘軍于北城用炸藥轟塌城牆，紛紛登城，攻入城内，會同長江水師，南北夾擊，濫肆屠一殺。
守城太平軍全軍覆沒，葉芸來、吳定彩殉難，張朝爵乘船突圍，不知所終。
安慶失守，标志着自1860年9月開始的太平軍“五路救皖之策”的徹底失敗。
從此，太平天國後期戰争形勢更加惡化。
洪仁玕說：“我軍最重大之損失，乃是安慶落在清軍之手。
此城實為天京之鎖鑰而保障其安全者。
一落在妖手，即可為攻我之基矗安慶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繼陷落不可複守矣。
安慶一日無恙，則天京一日無險。
”① 在長達一年的安慶會戰中，太平軍動員了數十萬兵力，與以湘軍為主的清軍進行了反複激烈的搏鬥，最終歸于失敗，教訓極為深刻。
從戰略上看，太平軍處于一種被動保守地位，為安慶一城的得失所左右，被迫同敵人進行戰略一性一的決戰，失掉了獨立自主地組織使用自己力量的自主能力。
同時，在會戰指導上又犯了一系列錯誤。
第一，主要将領缺乏一緻而堅定的決心。
除陳玉成積極主張救援安慶外，其他主要将領李秀成、李世賢、楊輔清等，對于“五路救皖之策”的态度并不十分積極，以緻西進的行動相當遲緩。
當安慶極度危急之際，擁衆數十萬的李秀成由鄂返贛後，不主動配合陳玉成等部進攻安慶外圍之敵，竟率部東返，更是嚴重影響了整個戰局。
第二，主要将領決心不果斷。
陳玉成率部進入湖北後，竟輕信巴夏禮的訛詐，中止進軍武漢，以緻功敗垂成。
李秀成率部一逼一近武昌時，同樣不堅決果斷地奪取武漢，見陳玉成部東返，便折回江西。
陳、李兩部長途跋涉，徒勞往返，喪失了戰場上的主動權。
其實，盡避曾國藩和胡林翼都聲稱不論武漢能否保住，決不撤安慶之圍，但如果陳、李兩部堅決執行會攻武漢的既定方針，進而積極向湘、鄂腹地發展，直搗湘軍和鄂軍的老巢，還是能夠調動安慶圍敵的。
李秀成部一逼一近武昌時，先則有成大吉部由安慶前線回援，繼則有胡林翼自太湖率部沿江西上，亟援武昌，就是明證。
第三，缺乏集中統一的指揮。
太平軍最高當局雖有“合取湖北”以救安慶的總的戰略意圖，但既無詳細的作戰計劃，又不指定前線最高指揮官，以緻各路将領基本上處于各行其是的狀态。
李秀成、李世賢、楊輔清、黃文金等部雖然同屬江南戰場，但也互不統屬，以緻不能協調一緻地給危如累一卵一的曾國藩祁門大營以殲滅一性一的打擊，最後反被敵人各個擊敗。
在江北戰場，後期集中了較多的部隊，身居要職的幹王洪仁玕也一度親臨前線，但同樣沒有擺脫各自為戰的狀态，因而始終未能突破敵人的包圍圈，解安慶之圍。
第四，作戰指揮主觀急躁，不能根據敵人的特點采取适宜的戰法。
曾國荃等根據曾國藩不攻堅，不出戰，堅守勿撤，長期圍困的指示，一直深溝高壘，靜待戰機。
太平軍方面，則由于安慶被圍日久，陳玉成等解圍心切，作戰指揮上表現出急躁莽撞。
太湖、潛山未下，就攻桐城挂車河之敵，桐城外圍之敵未除，又攻安慶圍敵，結果徒勞兵力，一處也未能攻下。
太平軍沒有穩固的後方，也沒有可靠地控制通道，因而供一應得不到保證，難以持久作戰。
敵軍見其“意在速戰”，于是采勸深溝高壘，姑作如不欲戰之狀”，“待其一逼一近求戰，而後從容應之”①的方針，使太平軍屢攻受挫。
陳玉成等不注意認真偵察和研究敵人的作戰企圖，不能針對敵人堅守長圍和積極增援的特點，采取相應的對策。
隻是從迅速解圍的願望出發，多次倉促發動進攻。
結果安慶之圍未解，解圍之兵先潰，終至城陷軍滅，徹底失敗。
倘若能審時度勢，有計劃有準備地集中優勢兵力（當時太平軍在數量上占有優勢），使用一部兵力以圍制圍（從圍敵外面築壘包圍），主力則集中打援，力求調動敵人，于運動中包圍殲擊之，待大量殲滅援敵而又疲困了圍敵之後，再内外夾擊，則安慶會戰的結局可能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