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石達開率軍遠征與最後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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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城。
5月初，全部由仁懷東趨遵義。
5月底，又自遵義、桐梓一帶東進，經綏一陽一抵婺川（今務川）。
7月，自婺川西攻正安不下，乃入四川境。
8月下旬，經酉一陽一、彭水，進至黔江。
石達開于5月12日率三四萬人自雲南昭通進入四川甯遠府境。
四川總督駱秉章與布政使劉蓉早已沿大渡河嚴密布防：署雅州府（治今雅安）知府蔡步鐘就近募勇，配合總兵唐友耕等部扼守北岸安慶壩至萬工汛大小渡口；松林地（今石棉西北）土司千戶王應元率“土兵”扼守松林河，并調胡中和部駐紮于化林坪（今泸定南）一帶，以為聲援；都司謝國泰部守猛虎岡，控制通打箭爐（今康定）之路；邛部（今越西東北）土司嶺承恩率兵控制越嶲大路各隘，以一逼一迫石部“入夷地小徑”，然後“從後路包抄”。
①清軍如此層層設防，對不熟悉當地地形而又孤軍深入的石達開部來說，幾如陷阱。
石部由甯遠北進時，偵知越嶲大路有敵軍扼守，便以“土人”為向導，繞經冕甯，抄小路北上，直抵大渡河邊的紫打地（今安順場）。
紫打地在崇山峻嶺之中，大渡河橫亘于前，松林河及察羅河分隔左右，又逢大雨，河水驟漲，敵軍嚴守對岸渡口，石部實難飛渡。
石達開隻得命令部隊搭棚駐紮，趕造船筏，準備強渡。
5月21日，以四五千人強渡大渡河未成，船筏全毀，傷亡甚衆。
後決定西渡松林河，冀由泸定橋直趨天全，因遭土司王應元等部的阻擊，西進計劃又告落空。
嗣後，清軍四面一逼一玫，石部彈盡糧竭，陷入絕境。
石達開曾緻書王應元等，許以重金“買路”，但遭拒絕，乃于6月3日令所部分兩隊突圍。
一隊搶渡大渡河，一隊搶渡松林河，均未成功。
他見大勢已去，令妻妾五人、幼子二人投河自盡，自帶五歲幼子石定忠及宰輔曾仕和等四人于6月13日前往清軍營壘，幻想犧牲自己，保全部衆。
豈知反動派決不刀下留情，他們将石部所剩七千餘人全部處死，并将石解往成都。
8月6日，石達開于成都從容就義，時年三十三歲。
進至黔江的李福猷部得悉石達開在大渡河全軍覆沒的消息，乃放棄入川會師的計劃，東入湖南永綏，然後沿湘黔邊境南下，經會同、綏甯重入廣西，于10月9日攻占龍勝。
10月17日，又經興安東趨灌一陽一。
此時，李福猷與其弟李福忠發生分裂。
李福猷自率一部由灌一陽一東入湖南道州、江華，活動于粵桂邊境，年底被清軍消滅。
李福忠則率部經湖南城步、通道入貴州，後在湘桂黔邊區堅持鬥争，直至1871年8月失敗。
石達開于1857年率部出走後，行程數萬裡，進行了曆時六年的遠征，最後終于在四川大渡河畔全軍覆沒，這個曆史教訓是非常深刻的。
石達開率軍他走，不符軍心民意。
随着其錯誤行動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加上孤軍遠征，困難越來越大，廣大将士感到前途渺茫，以緻分化和投敵事件層出不窮，直至在廣西境内發展到衆叛親離的地步。
石達開率軍遠征的目标是進入四川，這是他在起義初期就提出過的進軍方向。
四川是清王朝的戰略要地之一，又利于割據，倘能入據該省，實行正确的方針政策，反抗清王朝的統治，對全國革命自然是有利的。
但石達開在當時形勢下，以其所處的戰略位置（遠離四川），不依靠革命勢力強盛的江、浙、皖、贛，而孤軍遠征四川，勝利的把握是不大的。
在進軍過程中，石達開在作戰指導上又缺乏一個正确的方針，東奔西走，強攻堅城，以緻勞師費時，給了敵人以部署防禦的時機。
經過廣西大分化之後，老部隊所剩無幾，而清廷已調駱秉章及萬餘湘軍加強了四川的防禦，石達開不能根據變化了的情況，放棄進軍四川的計劃，改取聯合西南各族人民起義軍共同反清的方針，以積聚力量，等待時機，再圖大舉，而是不顧主客觀情況，執意進川，結果一敗再敗，造成全軍覆沒的可悲結局。
石達開在太平天國前期戰争中不愧為著名的戰将，但自率部脫離天京之後，孤軍冒進，沒有後方的支持，沒有友軍的配合，成了流寇式的草莽英雄。
盡避一度擁有号稱數十萬之衆，卻沒有打過多少象樣的勝仗，一直擺脫不了被動的處境，最後終于陷入絕地，被數量有限的清軍和土司部隊所殲滅。
石達開這位“絕世英物”，竟成了清軍的俘虜，這決不是什麼“惡運使然”，也不是偶然發生的不幸，而是他政治上不顧大局，軍事上實行流寇主義所導緻的必然結果。
5月初，全部由仁懷東趨遵義。
5月底，又自遵義、桐梓一帶東進，經綏一陽一抵婺川（今務川）。
7月，自婺川西攻正安不下，乃入四川境。
8月下旬，經酉一陽一、彭水，進至黔江。
石達開于5月12日率三四萬人自雲南昭通進入四川甯遠府境。
四川總督駱秉章與布政使劉蓉早已沿大渡河嚴密布防：署雅州府（治今雅安）知府蔡步鐘就近募勇，配合總兵唐友耕等部扼守北岸安慶壩至萬工汛大小渡口；松林地（今石棉西北）土司千戶王應元率“土兵”扼守松林河，并調胡中和部駐紮于化林坪（今泸定南）一帶，以為聲援；都司謝國泰部守猛虎岡，控制通打箭爐（今康定）之路；邛部（今越西東北）土司嶺承恩率兵控制越嶲大路各隘，以一逼一迫石部“入夷地小徑”，然後“從後路包抄”。
①清軍如此層層設防，對不熟悉當地地形而又孤軍深入的石達開部來說，幾如陷阱。
石部由甯遠北進時，偵知越嶲大路有敵軍扼守，便以“土人”為向導，繞經冕甯，抄小路北上，直抵大渡河邊的紫打地（今安順場）。
紫打地在崇山峻嶺之中，大渡河橫亘于前，松林河及察羅河分隔左右，又逢大雨，河水驟漲，敵軍嚴守對岸渡口，石部實難飛渡。
石達開隻得命令部隊搭棚駐紮，趕造船筏，準備強渡。
5月21日，以四五千人強渡大渡河未成，船筏全毀，傷亡甚衆。
後決定西渡松林河，冀由泸定橋直趨天全，因遭土司王應元等部的阻擊，西進計劃又告落空。
嗣後，清軍四面一逼一玫，石部彈盡糧竭，陷入絕境。
石達開曾緻書王應元等，許以重金“買路”，但遭拒絕，乃于6月3日令所部分兩隊突圍。
一隊搶渡大渡河，一隊搶渡松林河，均未成功。
他見大勢已去，令妻妾五人、幼子二人投河自盡，自帶五歲幼子石定忠及宰輔曾仕和等四人于6月13日前往清軍營壘，幻想犧牲自己，保全部衆。
豈知反動派決不刀下留情，他們将石部所剩七千餘人全部處死，并将石解往成都。
8月6日，石達開于成都從容就義，時年三十三歲。
進至黔江的李福猷部得悉石達開在大渡河全軍覆沒的消息，乃放棄入川會師的計劃，東入湖南永綏，然後沿湘黔邊境南下，經會同、綏甯重入廣西，于10月9日攻占龍勝。
10月17日，又經興安東趨灌一陽一。
此時，李福猷與其弟李福忠發生分裂。
李福猷自率一部由灌一陽一東入湖南道州、江華，活動于粵桂邊境，年底被清軍消滅。
李福忠則率部經湖南城步、通道入貴州，後在湘桂黔邊區堅持鬥争，直至1871年8月失敗。
石達開于1857年率部出走後，行程數萬裡，進行了曆時六年的遠征，最後終于在四川大渡河畔全軍覆沒，這個曆史教訓是非常深刻的。
石達開率軍他走，不符軍心民意。
随着其錯誤行動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加上孤軍遠征，困難越來越大，廣大将士感到前途渺茫，以緻分化和投敵事件層出不窮，直至在廣西境内發展到衆叛親離的地步。
石達開率軍遠征的目标是進入四川，這是他在起義初期就提出過的進軍方向。
四川是清王朝的戰略要地之一，又利于割據，倘能入據該省，實行正确的方針政策，反抗清王朝的統治，對全國革命自然是有利的。
但石達開在當時形勢下，以其所處的戰略位置（遠離四川），不依靠革命勢力強盛的江、浙、皖、贛，而孤軍遠征四川，勝利的把握是不大的。
在進軍過程中，石達開在作戰指導上又缺乏一個正确的方針，東奔西走，強攻堅城，以緻勞師費時，給了敵人以部署防禦的時機。
經過廣西大分化之後，老部隊所剩無幾，而清廷已調駱秉章及萬餘湘軍加強了四川的防禦，石達開不能根據變化了的情況，放棄進軍四川的計劃，改取聯合西南各族人民起義軍共同反清的方針，以積聚力量，等待時機，再圖大舉，而是不顧主客觀情況，執意進川，結果一敗再敗，造成全軍覆沒的可悲結局。
石達開在太平天國前期戰争中不愧為著名的戰将，但自率部脫離天京之後，孤軍冒進，沒有後方的支持，沒有友軍的配合，成了流寇式的草莽英雄。
盡避一度擁有号稱數十萬之衆，卻沒有打過多少象樣的勝仗，一直擺脫不了被動的處境，最後終于陷入絕地，被數量有限的清軍和土司部隊所殲滅。
石達開這位“絕世英物”，竟成了清軍的俘虜，這決不是什麼“惡運使然”，也不是偶然發生的不幸，而是他政治上不顧大局，軍事上實行流寇主義所導緻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