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英法聯軍第一次北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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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聯軍策劃北犯，清廷置若罔聞
英法聯軍占領廣州後，額爾金、葛羅等又在香港密謀策劃，确定聯軍艦隊先開往上海，威一逼一清廷簽訂新約；若不能達到目的，便北犯白河口，對清廷直接施加壓力。
美、俄公使完全贊同英、法的圖謀。
1858年2月，英、法、美、俄公使分别照會清政一府，要求于3月底以前派全權代表到上海舉行談判，否則，即向白河口進發。
3月底，侵略者的要求遭到了拒絕，四國公使便決計率領由香港集中到上海的英艦十餘艘、法艦六艘、美艦三艘、俄艦一艘，分批北上。
對于侵略者貪得無厭的野心，清廷缺乏清醒的估計。
廣州淪陷後，仍認為英法隻是借端要挾，不會繼續入侵，因而命令柏貴“以情理開導”，勸說侵略者退出廣州，然後“相機籌辦”。
同時，任命刑部右侍郎黃宗漢為欽差大臣和兩廣總督，由京赴粵，與英法侵略者進行談判。
另一方面，鹹豐帝接受某些人的建議，要柏貴等借助廣東紳民之力，利用各地一團一練鄉勇将聯軍逐出省城和内河，“使知衆怒難犯，……不緻誅求無厭”①。
不久，鹹豐帝接到兩江總督何桂清關于英、法、美、俄四公使欲赴天津的奏報。
但他仍然置若罔聞，不立即采取對策，直至3月21日，才谕令直隸總督譚廷襄等“于海口各要隘，不動聲色，嚴密防範”②，以防意外。
二、聯軍進一逼一大沽，清軍倉卒布防 1858年4月20日，英、法、美、俄四國公使在白河口外會齊，24日即分别照會清政一府，要求派全權大臣在北京或天津舉行談判。
英、法公使竟限令六日内答複其要求，否則即采取軍事行動。
美、俄公使則打出“調停”的旗号，勸告清廷盡快會談。
與此同時，聯軍艦隊陸續駛抵大沽口，随即進行了進攻大沽炮台的各種準備。
他們派出偵察船，探測水深，偵察海口的地形和炮台設施等；派遣偵察人員化裝登岸，偵探清軍部署；派艦艇搶劫民船商船，掠奪财物糧食；在水邊立标打靶，進行臨戰訓練，并對清軍巡洋哨船鳴槍挑釁等等。
大沽口是天津的門戶，近口三十餘裡有攔江沙一道，稱為“口外之險”，大船不便航行。
海口南北兩岸建有炮台四座（北岸一座，南岸三座），僅有守兵七百人。
海口距大沽村五六裡，距天津一百八九十裡，中間有新城、葛沽，為商船進口後停泊之處。
譚廷襄認為，敵軍“長于水，而不長于陸，狡猾一性一成，未必肯舍長就短”，因而提出了“設防仍以水路為主，兼備炮台後陸路”的方針。
①4月19日，譚廷襄與直隸提督張殿元、布政使錢炘和等率兵約八千人，并攜帶神機營大炮，倉促前往大沽口設防。
其部署是：譚廷襄率督标各營駐防海神廟（大沽東、西二村之間），張殿元率提标兵一部防守北岸炮台，天津鎮總兵達年率鎮标及提标大沽協兵防守南岸各炮台，錢炘和總辦糧台，清河道崇厚總理營務處。
雇募海船、鹽船四十餘隻，于海神廟前搭浮橋一座，便于兩岸聯絡，協同作戰。
此外，清廷還調派刑部左侍郎國瑞、護軍統領珠勒亨、副都統富勒敦泰等率京營馬步各隊及火器營、健銳營兵二千餘人，攜炮三十門（内有萬斤大炮數門），趕赴海口，統歸譚廷襄節制。
譚便令國瑞率馬隊五百人駐新城以東離海口十五裡處；令珠勒亨率馬步兵千餘人、富勒敦泰率火器營五百人守海口北岸及新河，均作為南北兩岸炮台的後路接應。
三、聯軍大沽登陸，清軍抗戰失利 英、法、美、俄公使照會清廷後，鹹豐帝令譚廷襄與其談判，要求英、法、美公使返回廣東，聽候黃宗漢辦理，俄使則仍到黑 龍江等處會辦。
他把希望寄托在打出“中立”旗号的美、俄公使的“調處”上，企圖以美、俄牽制英、法。
經過多次交涉，清廷的希望完全落空，侵略者決心使用武力迫使清廷屈服。
截至5月19日止，陸續駛抵大沽口外的英、法、美等國艦船共約三十艘50000061_0179_0①。
當日傍晚，聯軍“斯萊尼”号、“複仇者”号等十六艘艦艇和二十餘隻舢闆，載海軍陸戰隊約二千人，駛入攔江沙内，待命行動。
美艦和俄艦各一艘相繼跟進，為英法聯軍壯膽助威。
5月20日上午8時，額爾金和葛羅發出最後通牒，要求讓四國公使前往天津，并限令清軍在兩小時内交出大沽炮台，否則武力占領。
在此以前，聯軍拟定了如下攻擊計劃：首先以六艘炮艇分成二隊，同時發炮攻擊南北兩岸炮台；然後，兩支登陸部隊分别向南北兩岸發起攻擊。
第一支由四百五十七人（英軍二百八十九、法軍一百六十八）組成，攻取
美、俄公使完全贊同英、法的圖謀。
1858年2月，英、法、美、俄公使分别照會清政一府，要求于3月底以前派全權代表到上海舉行談判，否則，即向白河口進發。
3月底，侵略者的要求遭到了拒絕，四國公使便決計率領由香港集中到上海的英艦十餘艘、法艦六艘、美艦三艘、俄艦一艘，分批北上。
對于侵略者貪得無厭的野心，清廷缺乏清醒的估計。
廣州淪陷後，仍認為英法隻是借端要挾，不會繼續入侵，因而命令柏貴“以情理開導”，勸說侵略者退出廣州，然後“相機籌辦”。
同時，任命刑部右侍郎黃宗漢為欽差大臣和兩廣總督，由京赴粵，與英法侵略者進行談判。
另一方面，鹹豐帝接受某些人的建議，要柏貴等借助廣東紳民之力，利用各地一團一練鄉勇将聯軍逐出省城和内河，“使知衆怒難犯，……不緻誅求無厭”①。
不久，鹹豐帝接到兩江總督何桂清關于英、法、美、俄四公使欲赴天津的奏報。
但他仍然置若罔聞，不立即采取對策，直至3月21日，才谕令直隸總督譚廷襄等“于海口各要隘，不動聲色，嚴密防範”②，以防意外。
二、聯軍進一逼一大沽，清軍倉卒布防 1858年4月20日，英、法、美、俄四國公使在白河口外會齊，24日即分别照會清政一府，要求派全權大臣在北京或天津舉行談判。
英、法公使竟限令六日内答複其要求，否則即采取軍事行動。
美、俄公使則打出“調停”的旗号，勸告清廷盡快會談。
與此同時，聯軍艦隊陸續駛抵大沽口，随即進行了進攻大沽炮台的各種準備。
他們派出偵察船，探測水深，偵察海口的地形和炮台設施等；派遣偵察人員化裝登岸，偵探清軍部署；派艦艇搶劫民船商船，掠奪财物糧食；在水邊立标打靶，進行臨戰訓練，并對清軍巡洋哨船鳴槍挑釁等等。
大沽口是天津的門戶，近口三十餘裡有攔江沙一道，稱為“口外之險”，大船不便航行。
海口南北兩岸建有炮台四座（北岸一座，南岸三座），僅有守兵七百人。
海口距大沽村五六裡，距天津一百八九十裡，中間有新城、葛沽，為商船進口後停泊之處。
譚廷襄認為，敵軍“長于水，而不長于陸，狡猾一性一成，未必肯舍長就短”，因而提出了“設防仍以水路為主，兼備炮台後陸路”的方針。
①4月19日，譚廷襄與直隸提督張殿元、布政使錢炘和等率兵約八千人，并攜帶神機營大炮，倉促前往大沽口設防。
其部署是：譚廷襄率督标各營駐防海神廟（大沽東、西二村之間），張殿元率提标兵一部防守北岸炮台，天津鎮總兵達年率鎮标及提标大沽協兵防守南岸各炮台，錢炘和總辦糧台，清河道崇厚總理營務處。
雇募海船、鹽船四十餘隻，于海神廟前搭浮橋一座，便于兩岸聯絡，協同作戰。
此外，清廷還調派刑部左侍郎國瑞、護軍統領珠勒亨、副都統富勒敦泰等率京營馬步各隊及火器營、健銳營兵二千餘人，攜炮三十門（内有萬斤大炮數門），趕赴海口，統歸譚廷襄節制。
譚便令國瑞率馬隊五百人駐新城以東離海口十五裡處；令珠勒亨率馬步兵千餘人、富勒敦泰率火器營五百人守海口北岸及新河，均作為南北兩岸炮台的後路接應。
三、聯軍大沽登陸，清軍抗戰失利 英、法、美、俄公使照會清廷後，鹹豐帝令譚廷襄與其談判，要求英、法、美公使返回廣東，聽候黃宗漢辦理，俄使則仍到黑 龍江等處會辦。
他把希望寄托在打出“中立”旗号的美、俄公使的“調處”上，企圖以美、俄牽制英、法。
經過多次交涉，清廷的希望完全落空，侵略者決心使用武力迫使清廷屈服。
截至5月19日止，陸續駛抵大沽口外的英、法、美等國艦船共約三十艘50000061_0179_0①。
當日傍晚，聯軍“斯萊尼”号、“複仇者”号等十六艘艦艇和二十餘隻舢闆，載海軍陸戰隊約二千人，駛入攔江沙内，待命行動。
美艦和俄艦各一艘相繼跟進，為英法聯軍壯膽助威。
5月20日上午8時，額爾金和葛羅發出最後通牒，要求讓四國公使前往天津，并限令清軍在兩小時内交出大沽炮台，否則武力占領。
在此以前，聯軍拟定了如下攻擊計劃：首先以六艘炮艇分成二隊，同時發炮攻擊南北兩岸炮台；然後，兩支登陸部隊分别向南北兩岸發起攻擊。
第一支由四百五十七人（英軍二百八十九、法軍一百六十八）組成，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