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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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太平軍取得湖口大捷之後,石達開、胡以晃等決定乘勝發起反攻。

     2月16日,秦日綱、陳玉成等乘清軍後路空虛,率部西進,擊潰湖廣總督楊霈所部清軍萬餘人于廣濟。

    接着,連占蕲州、黃州,于23日第四次占領漢一陽一,楊霈逃往安陸。

    韋志俊率部自田家鎮渡江,25日進占興國,不久又進占通山、崇一陽一、鹹甯,與秦日綱部會攻武昌。

    3月下旬,羅大綱率部複占江西饒州府,不久又回安慶,與皖南太平軍範汝傑部會合,進占徽州府(今歙縣)等地。

     湘軍水師自遭太平軍打擊之後,又于2月20日遭暴風襲擊,沉船二十二隻,毀壞二十一隻,曾國藩令其餘七十餘隻全數撤往武漢,“名為速剿上犯之賊,實則修整已壞之船”①。

    這時,曾國藩的湘軍已被分割于五處:水師之一部開赴武漢整修;一部困在鄱一陽一湖内,由曾國藩坐鎮南昌,親自督造大船,添募水勇,準備配合江西水師伺機出擊;陸師塔齊布部五千人留駐九江外圍,準備繼續攻城;李元度部三千人留駐湖口外圍;羅澤南部三千人往援贛東。

    此外,胡林翼部二千餘人和王國才部三千餘人則先後回援武昌。

    顯然,曾國藩所統清軍由于兵力分散,已被迫由進攻轉入防禦,由主動陷于被動。

     從3月21日起,秦日綱、陳玉成部太平軍圍攻武昌。

    困守武昌的二千清軍由新任湖北巡撫陶恩培督率。

    武昌被圍後,清軍急一抽一兵增援。

    數日内,城外援兵已達萬人。

    4月3日,秦日綱與韋志俊等督軍猛攻武昌。

    城内清軍“争缒城走,外兵亦走”,而“水師固不任城守事”,僅“自保而已”。

    太平軍直奔城下,“用缒城繩引而上”,占領武昌城,殺陶恩培等多人(一說陶赴水自一殺)。

    ② 1855年4月18日,清廷以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撫,以李孟群為湖北按察使。

    胡林翼統率湖北清軍,“屯金口,倚水師自保”,并“增募二千六百人,合王國才等軍,号六千。

    ”③ 太平軍占領武昌後,陳玉成立即率兵一部進軍鄂北,于4月上旬攻占安陸(後又失守)和雲夢。

    5月12日,再次攻克安陸,楊霈退守随州。

    17日,西安将軍劄拉芬及副都統常亮在清廷一再督促下,率援軍自河南抵随州。

    31日,陳玉成率軍往攻,大敗劄拉芬等部于随州東南之五裡墩,陣斬劄拉芬。

    楊霈經棗一陽一逃往襄一陽一。

    6月11日,清廷将楊霈革職,湖廣總督由荊州将軍官文接任。

    14日,又命曾與北伐太平軍作戰的西淩阿為欽差大巨,督辦湖北軍務,并從山東一抽一調鎮壓北伐太平軍的所謂“得勝之師”四千五百人至湖北,一千五百人至河南,加強這些地區的“堵剿”兵力。

     6月10日,署湖北巡撫胡林翼督軍四千餘人分三路反攻武昌,與此同時,王國才率部反攻漢一陽一,彭玉麟部水師則助攻兩岸。

    太平軍略有損失,但擊退了敵人的進攻。

    20日,秦日綱自武昌派太平軍繞襲金口,抄胡林翼部後路,迫使胡部回援。

    其後,雙方又多次交戰,互有傷亡。

    9月7日,韋志俊率部自武昌出發,在通城、崇一陽一等地太平軍的配合下,于9月12日攻占金口,同時擊敗李孟群部水師,迫使其退守新堤(金口西南)。

    9月18日,湖北太平軍自漢一陽一分兵八路圍攻胡林翼和王國才部于漢一陽一西南之奓山。

    清軍大潰,經大軍山退往新堤。

    太平軍沒有乘勝追擊,緻使胡林翼得以重整旗鼓,卷土重來,實屬失策。

     (二)轉戰江西 當西征軍在湖北戰場上捷報頻傳之際,活動于安徽、江西邊境的太平軍範汝傑部,于1855年4月中旬連占安徽婺源和江西弋一陽一,後又連克江西興安(今橫峰)、上饒、玉山等地。

    4月14日,湘軍羅澤南部三千餘人自九江經南昌馳援贛東,于5月6日陷弋一陽一,12日陷上饒,并在這一帶與太平軍周旋,直至7月18日才回駐南昌,後又奉命西援武昌。

     10月上旬,羅澤南率湘軍五千人(除羅部外,曾國藩加撥參将彭三元等部一千五百人随往)由江西義甯州(今修水)進入湖北,于中下旬占領通城、崇一陽一,直一逼一武昌。

    當時,秦日綱已奉命由湖北返回天京;石達開、胡以晃、黃玉昆率領的太平軍二萬餘人正自安慶進援湖北。

    11月1日,石達開軍在武昌縣之樊口登岸後,經金牛鎮前往鹹甯,以阻截羅澤南所率湘軍。

    4日,石達開親率二萬人一大敗羅澤南部于崇一陽一壕頭堡,彭三元等所部千餘人全軍覆沒。

    5日,太平軍克複崇一陽一。

    羅部退至蒲圻西南之羊樓洞,并與胡林翼派去的援軍取得了聯系。

    14日,石達開軍複通城。

     當石達開軍進攻崇一陽一時,韋志俊率軍近二萬人由紙坊進抵蒲圻。

    石、韋二人約定分路攻取湖南,抄襲湘軍的老巢。

    但是,石達開不久便改變上述計劃,他見湘軍全力救援武漢,江西兵力空虛,決定采用“圍魏救趙”之策,進軍江西,威脅曾國藩的南昌大營,以調動湘軍,減輕湖北太平軍的壓力。

    石達開把對付羅澤南部湘軍的任務交給韋志俊(韋部不久即敗退武昌),自率三萬人于11月24日折入江西。

     12月9日,石達開軍進占江西新昌(今宜豐),與從廣東北上的天地會起義武裝周培春、葛耀明等部數萬人會師,聲勢更壯。

    接着,分兵連占上高、瑞州、新喻(今新餘)、峽江、樟樹鎮(今清江)等地,威一逼一南昌。

    坐鎮南昌的曾國藩,因石達開部一逼一近,于12月下旬急調圍攻九江的周鳳山部湘軍(塔齊布于8月30日暴病而死,由副将周鳳山接統九江外圍湘軍)五千人回援南昌,并調鄱一陽一湖内水師防守贛江。

    于是,被敵人圍困幾近兩年的九江得以解圍。

     鑒于南昌敵軍兵力增強,石達開所率各部繼續進攻南昌周圍各府縣,先後占領新淦(今新幹)、奉新、分宜、宜春、吉水、永豐等地,以切斷南昌清軍與外圍的聯系,斷絕其後方供一應。

     1856年(鹹豐六年)1月11日,湘軍周鳳山部攻占樟樹鎮。

    2月9日,由武漢經衡州潛行至江西星子的道員彭玉麟也率内湖水師趕到樟樹鎮。

    22日,湖南巡撫駱秉章派補用知府劉長佑、同知蕭啟江分别率部自醴陵、浏一陽一增援江西,3月18日占萍鄉,準備繼續東進。

    “樟樹鎮者,西近瑞(州)、臨(江),東接撫(州)、建(昌),(贛江)兩岸之關鍵,省城(南昌)之咽喉”。

    因此,曾國藩“用全力扼守樟樹鎮,以保東岸,以衛省垣”。

    ①有鑒于此,石達開集中兵力,從3月22日起,向樟樹鎮發起攻擊。

    24日,太平軍四路圍攻,盡破周鳳山所部湘軍營壘,殺敵千餘。

    周鳳山率殘部逃奔南昌。

    曾國藩驚恐萬狀,再次奏請調回羅澤南所部湘軍,力言“羅澤南在鄂,一時尚難得手”,“與其頓兵堅城,攻遙遙無期之湖北,又不如移師腹地,救岌岌将殆之江西。

    武漢兩岸,三萬餘人,即無羅澤南一軍,亦尚足敷防剿;江省西南與湖南、廣東接壤,若不迅速殄除,實系三省無窮之患”。

    ② 石達開率軍由湖北轉戰江西,先後攻占數十座城鎮,使西征戰場上出現了一派大好形勢。

    但是,正當南昌指日可下,曾國藩“呼救無從”、“魂夢屢驚”之際,洪秀全、楊秀清等從西征戰場大量一抽一調太平軍回救天京。

    4月,石達開率部二三萬人經江西安仁(今餘江東北)、萬年(今萬年西)、樂平出江西境,取道皖南,回援天京。

    太平軍江西軍務由衛天侯黃玉昆主持(後由韋昌輝接替)。

    此後,江西太平軍基本上停止了進攻,從而給了困處南昌的曾國藩以絕路逢生的機會。

    太平軍的西征作戰,至此也就告一段落。

     太平軍曆時三年的西征,經過浴血奮戰,終于占領和保住了天京上遊的安慶、九江、武漢三個重鎮,以及安徽、江西、湖北的部分地區。

    這不僅在軍事上使天京有了可靠的屏障,而且在經濟上保證了天京的糧食供一應,為爾後堅持更艱苦的鬥争創造了一定的條件。

     西征作戰之所以出現由勝到敗和轉敗為勝的曲折過程,既有其客觀原因,也與雙方前線将領的作戰指導密切關聯。

    西征之初,太平軍連戰皆捷,便産生了輕敵速勝思想。

    武昌未下,即急于分兵,北攻荊襄,南下湘嶽,将僅有的三四萬軍隊,分向三處作戰,結果南路軍在湘潭驟遇強敵受挫,被迫節節後退,整個戰局為之變壞。

    直至湖口之戰,太平軍集中了兵力,加強了指揮,并利用了湘軍指揮上的錯誤,才得以轉敗為勝。

     太平軍在西征作戰指導方面所産生的一些失誤,自然與太平天國的領導者在定都金陵之後所作出的戰略決策有關。

    僅以數萬兵力,就想一舉奪取皖、贛、湘、鄂四省,明顯地存在着戰略目标過大與兵力不足的矛盾。

    在輕敵思想支配下,必然産生分兵冒進的錯誤。

    而西征總指揮部又設在安慶,遠離前線,不能及時準确地了解情況,實施正确有力的指揮,使多路分兵的後果更為嚴重;加之某些前敵将領缺乏獨當一面的指揮才能,因而自湘潭戰敗後,便節節敗退,幾至不可收拾。

    轉入反攻後,仍未克服多路分兵的缺點,雖然在湖北、江西戰場上取得了不少勝利,但擊潰敵人多,殲滅敵人少。

    由于以上種種失誤,以緻未能給尚處于初建階段的湘軍以徹底殲滅的打擊,終于使這支兇狠的地主武裝得以不斷發展,成為爾後緻太平軍以死命的勁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