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鴉片戰争前的世界與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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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得到恢複和發展，人口不斷增長①，社會漸趨安定。
與此同時，清軍經過斷續百餘年的征戰，平息了分裂叛亂，鞏固了清王朝的統治，并使幅員遼闊、民族衆多的封建國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統一。
但是，從乾隆後期開始，清王朝的統治趨向腐敗，整個統治機構變得因循守舊，死氣沉沉；官一場貪一污成風，豪門貴族巧取豪奪，皇室驕奢一婬一逸，揮金如土，加上浩大的軍政開支，造成國庫日益空虛。
到嘉慶（1796—1820年）時，國家财政已陷入捉襟見肘的困境。
而解決财政困難的唯一辦法，自然是加重對勞動人民的剝削。
土地兼并不斷擴大，貴族官吏貪一污腐化，和日益苛重的封建剝削，使社會危機不斷加深，階級矛盾日趨尖銳；加之滿族統治者雖然口稱“滿漢一家”，實際上是以滿族為主，聯合蒙族壓迫漢族，聯合蒙、漢貴族和大地主壓迫各族人民，因而到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出現了以農民為主體的各族人民武裝反抗清王朝反動統治的高一潮。
其中比較著名的有1795—1806年的貴州東部、湖南西部的苗民起義，1796—1804年的遍及湖北、四川、陝西等九省的白蓮教起義等。
各族人民的起義，動搖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加速了它的衰亡。
清王朝的衰敗和腐朽在軍事上的表現，主要是軍制的落後和軍備的日益廢弛。
鴉片戰争以前的清朝經制之兵，由八旗①和綠營②兩大部分組成。
八旗兵在入關前後是比較骁勇善戰的。
但自滿族地主階級掌握全國的統治權以後，可以世襲的八旗子弟一生下來就享有優厚的薪饷，還有俸地和種種特權，養尊處優的特殊地位使這支部隊迅速腐化。
平定“三藩之亂”時，清政一府先調用八旗兵，結果師久無功，最後隻得改用綠營兵打頭陣。
清代中葉以後，征戰之事，就全賴綠營兵了。
綠營兵在清朝前期和中期所進行的一些戰争中，曾起過顯著的作用，但由于制度上存在許多問題，加之乾隆以後，承平日久，暮氣日深，戰鬥力不斷下降。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與白蓮教起義武裝作戰表明，綠營和八旗一樣，戰鬥力已經很低。
此後，不得不由官吏、地主招募民壯，組成一團一練武裝，對付人民起義。
清統治者長期把騎射奉為“祖訓”，制造火器的技術停滞不前，這就使清軍的武器裝備遠遠落後于西方軍隊。
西歐陸軍在十八世紀已全部使用火器，而清軍則仍然是冷熱兵器并用，部隊裝備着大量弓矢、矛戟、刀斧、椎梃等原始武器。
直至1836年，清統治者才提出“軍儲利器，槍炮為先”③，但不久又繼續強調“槍箭并重，不容偏廢”④。
因此，在第一次鴉片戰争以前，清軍的裝備始終處于冷熱兵器并用的落後狀态。
清王朝一直保持七八十萬常備軍，可是，既不注重将弁的培養，又忽視部隊的訓練。
提升将弁，片面強調行伍出身，對于武科出身的往往不予重用。
這樣，将弁的文化水平一般都比較低，加上缺乏嚴格的培訓，不但平時組織部隊訓練難于勝任，戰時指揮作戰更是笨拙無方。
至于部隊訓練，雖規定有春一操一、秋一操一、冬季行圍等制度，但往往敷衍應付，而且隻偏重于演陣圖、習架式，近于演戲，基本上沒有脫離冷兵器時代的密集陣式，對于實戰毫無裨益。
除軍隊建設問題外，清政一府在設防方面也存在不少問題。
其中最突出的是，由于清朝是滿族少數民族統治着一個多民族的大國，因而在設防的指導思想上，表現為防内重于防外。
乾隆以前，清代用兵的重點一直在東南、西北和西南，因而這些地區逐漸成了設防的重點。
固然，上述設防重點地區的軍隊也負有防外的任務，但主要任務還是防内。
從水師建設和沿海設防情況也可看出其防内重于防外的指導思想。
清政一府雖建立了外海和内河水師，并在少數口岸築有炮台等防禦工事，以防外敵入侵。
但就整個水師而言，主要任務在于防止走私和緝捕海盜。
正因為這樣，在戰船的制作上不是側重于考慮如何有利于海上作戰，而是側重于考慮如何更适于追捕走私船和海盜船。
十九世紀初期，清軍水師的外海戰船共有八百九十餘艘，數量比英國的戰艦還要多，但質量卻相差甚遠。
軍事上防内重于防外的指導思想，還源于清政一府長期閉關鎖國，和盲目地以“天朝”大國自居的心理。
由于對于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擴張政策缺乏認識，因而也就談不上從軍事上認真進行對付外敵的準備了。
正是由于清王朝政治和軍事日趨衰敗，又不重視對外設防，因此，當外國資本主義列強以武力入侵時，就難以作出及時而有力的反應，給侵略者以堅決的回擊。
與此同時，清軍經過斷續百餘年的征戰，平息了分裂叛亂，鞏固了清王朝的統治，并使幅員遼闊、民族衆多的封建國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統一。
但是，從乾隆後期開始，清王朝的統治趨向腐敗，整個統治機構變得因循守舊，死氣沉沉；官一場貪一污成風，豪門貴族巧取豪奪，皇室驕奢一婬一逸，揮金如土，加上浩大的軍政開支，造成國庫日益空虛。
到嘉慶（1796—1820年）時，國家财政已陷入捉襟見肘的困境。
而解決财政困難的唯一辦法，自然是加重對勞動人民的剝削。
土地兼并不斷擴大，貴族官吏貪一污腐化，和日益苛重的封建剝削，使社會危機不斷加深，階級矛盾日趨尖銳；加之滿族統治者雖然口稱“滿漢一家”，實際上是以滿族為主，聯合蒙族壓迫漢族，聯合蒙、漢貴族和大地主壓迫各族人民，因而到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出現了以農民為主體的各族人民武裝反抗清王朝反動統治的高一潮。
其中比較著名的有1795—1806年的貴州東部、湖南西部的苗民起義，1796—1804年的遍及湖北、四川、陝西等九省的白蓮教起義等。
各族人民的起義，動搖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加速了它的衰亡。
清王朝的衰敗和腐朽在軍事上的表現，主要是軍制的落後和軍備的日益廢弛。
鴉片戰争以前的清朝經制之兵，由八旗①和綠營②兩大部分組成。
八旗兵在入關前後是比較骁勇善戰的。
但自滿族地主階級掌握全國的統治權以後，可以世襲的八旗子弟一生下來就享有優厚的薪饷，還有俸地和種種特權，養尊處優的特殊地位使這支部隊迅速腐化。
平定“三藩之亂”時，清政一府先調用八旗兵，結果師久無功，最後隻得改用綠營兵打頭陣。
清代中葉以後，征戰之事，就全賴綠營兵了。
綠營兵在清朝前期和中期所進行的一些戰争中，曾起過顯著的作用，但由于制度上存在許多問題，加之乾隆以後，承平日久，暮氣日深，戰鬥力不斷下降。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與白蓮教起義武裝作戰表明，綠營和八旗一樣，戰鬥力已經很低。
此後，不得不由官吏、地主招募民壯，組成一團一練武裝，對付人民起義。
清統治者長期把騎射奉為“祖訓”，制造火器的技術停滞不前，這就使清軍的武器裝備遠遠落後于西方軍隊。
西歐陸軍在十八世紀已全部使用火器，而清軍則仍然是冷熱兵器并用，部隊裝備着大量弓矢、矛戟、刀斧、椎梃等原始武器。
直至1836年，清統治者才提出“軍儲利器，槍炮為先”③，但不久又繼續強調“槍箭并重，不容偏廢”④。
因此，在第一次鴉片戰争以前，清軍的裝備始終處于冷熱兵器并用的落後狀态。
清王朝一直保持七八十萬常備軍，可是，既不注重将弁的培養，又忽視部隊的訓練。
提升将弁，片面強調行伍出身，對于武科出身的往往不予重用。
這樣，将弁的文化水平一般都比較低，加上缺乏嚴格的培訓，不但平時組織部隊訓練難于勝任，戰時指揮作戰更是笨拙無方。
至于部隊訓練，雖規定有春一操一、秋一操一、冬季行圍等制度，但往往敷衍應付，而且隻偏重于演陣圖、習架式，近于演戲，基本上沒有脫離冷兵器時代的密集陣式，對于實戰毫無裨益。
除軍隊建設問題外，清政一府在設防方面也存在不少問題。
其中最突出的是，由于清朝是滿族少數民族統治着一個多民族的大國，因而在設防的指導思想上，表現為防内重于防外。
乾隆以前，清代用兵的重點一直在東南、西北和西南，因而這些地區逐漸成了設防的重點。
固然，上述設防重點地區的軍隊也負有防外的任務，但主要任務還是防内。
從水師建設和沿海設防情況也可看出其防内重于防外的指導思想。
清政一府雖建立了外海和内河水師，并在少數口岸築有炮台等防禦工事，以防外敵入侵。
但就整個水師而言，主要任務在于防止走私和緝捕海盜。
正因為這樣，在戰船的制作上不是側重于考慮如何有利于海上作戰，而是側重于考慮如何更适于追捕走私船和海盜船。
十九世紀初期，清軍水師的外海戰船共有八百九十餘艘，數量比英國的戰艦還要多，但質量卻相差甚遠。
軍事上防内重于防外的指導思想，還源于清政一府長期閉關鎖國，和盲目地以“天朝”大國自居的心理。
由于對于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擴張政策缺乏認識，因而也就談不上從軍事上認真進行對付外敵的準備了。
正是由于清王朝政治和軍事日趨衰敗，又不重視對外設防，因此，當外國資本主義列強以武力入侵時，就難以作出及時而有力的反應，給侵略者以堅決的回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