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止觀法門》是僞書嗎？

之者”，因而否定慧思所著。

    但據方興先生考證：《起信論》譯出年代，約在公元550至554年之間，此時慧思正當盛年，約為36歲到40歲左右，活動頻繁，在光州大蘇山一帶講說摩诃衍義，可證湯的所謂《起信論》譯于慧思晚年之說不能成立。

    至于所謂日本僧人早有言之者一事更不足取，因為日僧寶地房證真在其《三大部私記》中早已逐條批駁，論證确鑿。

     佛學家呂澂在其遺著《中國佛學源流略講》中說：現在的慧思著作裡有《大乘止觀法門》，完全依照《起信論》的說法結構而成。

    從它的文義上看，當然是後人托名僞作，但是将慧思的議論和《起信論》聯成一起，就思想脈絡說，也并不是沒有由來的。

    呂澂主張《起信論》是粱隋之間人依據魏譯《楞伽》而僞作的，并依前述湯先生所說出書約在慧思晚年，當然從而否定。

     學者郭朋的态度頗不明朗，他在《隋唐佛教》中認為：因為在這部書裡，也談了“真如受熏”、“阿黎耶識”等屬于《起信論》的思想内容，所以在佛教史上，曾有人認為它不是慧思的作品。

    雖然從有關史實推之，也有這種可能，但是這裡姑且還是把它當作慧思的著作來對待。

    這是一種模棱兩可的懷疑論調。

    在《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所收的石峻等先生的文章對該書舉出如下三點理由說：（一）《高僧傳》、《大唐内典錄》和《開元釋教錄》等書均未收錄，而在國内又早已失佚，直到宋鹹平年間才從日本傳入，其真僞的疑點頗多；（二）慧思主禅定，認為一切智慧皆從禅定生，而《大乘止觀法門》卻主張定慧互生，理論體系自相矛盾；（三）慧思的主要著作如《諸法互诤三昧法門》、《法華經安樂行義》等書中，都未涉及到《大乘起信論》的思想，而《大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