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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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或社會投有什麼實際用途或根本沒有實際用途"。
他要求實行"一種更自一由主義的、更開明的教育制度，它包括數學、自然哲學、化學、解剖學和其他有用的學科"。
争論使公共教育委員會分裂成兩派——"英國語言和文學的研究者"和"東方文化研究者"。
争論點并不完全明确，因為東方文化研究者樂于設英語課程，甚至設關于西方思想家的課程，但是，僅僅是在傳統課程的範圍内。
僵局一直持續到1834年托馬斯·巴賓頓·麥考利被任命為委員會主席為止。
第二年，他制訂了其著名的教育備忘錄；在備忘錄中，他全心全意地采納羅伊的觀點，下結論說，"英語出梵語或阿拉伯語更值得了解。
……"麥考利還說，"用我們有限的手段，我們不可能試圖教育全體人民。
我們現在必須盡力培養出可以在我們和由我們統治的無數人之間充當譯員的俗之類的改革。
" 對西方的第三種、也是最通常的一種反應是居于盲目崇拜和徹底拒絕之間的妥協。
它接受西方的現世主義和學問的一精一華，但也試圖從内部改革印度教，試圖在擺脫印度教的腐朽和粗俗的外殼的同時保持它的基本真理。
這一學派的傑出領袖是被廣泛地尊稱為"近代印度之父"的拉姆·莫漢·羅伊。
他于1772年出生于一個虔誠的婆羅門家庭，由于看到他姐姐在丈夫的火葬柴堆上受折磨的場面，他與父母斷絕了關系。
他是一個不知足的學生，掌握了波斯語、阿拉伯語和梵語，然後又學習英語，進入政一府部門任職。
他被西方的思想和宗教強烈地吸引住，為了閱讀《聖經》原文而學習希臘語和希伯萊語。
羅伊拒絕形式上的教條的基督教而接受基督教的人道主義的啟示。
他的著作《耶稣的箴言：和平與幸福的指南》是個人對基督教所作的解釋——是對傳教土的答複而不是對他的同胞的召喚。
羅伊還向梵社（神社）即他創立的一個新的印度教改良派重新解釋了印度教。
梵社并不如通常所說的那樣，是印度教的一個被基督教沖淡了的組織，而是歐洲啟蒙運動的學說與《奧義書》的哲學觀點的一個綜合物。
羅伊首先是一個理一性一主義者，認為印度教直接建立在理一性一之上。
這一原則被确立後，他開始削減當時的印度教習俗，自一由地借用西方的東西。
因而，他給他的追随者們留下了一個信條，這一信條使追随者們能面對西方面不失去自己的特點和自尊。
羅伊于1833年去世，在他死後的60年裡，梵社仍然是努力淨化印度教的中心。
然後，創始力轉到達耶難陀大師（1824-1883年）那裡，他排斥當時的"梵社"，認為梵社過多地受到西方的影響，不知道他們自己的印度教的文化和傳統。
達耶難陀創建了雅利安社。
這名字強調了這一新組織代表印度的原則而不是代表"外國的"原則。
雅利安社的綱領強調梵文教育和《吠陀》的權威。
達耶難陀決不是一個反動分子，因為他利用《吠陀》作為他攻擊不可接觸的賤民的社會地位、童婚、一性一别不平等和偶像崇拜的根據。
印度複興的另外兩個傑出的領袖是羅摩克裡希納先生（1836-1886年）和辨喜大師（1863一1902年）。
羅摩克裡希納是個道德高尚的神秘主義者，他的自然的純潔和對神的無私的獻身吸引了印度各地甚至國外的信徒。
他的最著名的弟子是辨喜；1893年，辨喜在芝加哥第一屆世界宗教會議上講話時，引起了國際上的注意。
他在美國和歐洲講演了四年之後，作為一個民族英雄回到印度。
然後，他獻身于其同胞的一精一神上的新生，使羅摩克裡希納教會緻力于社會工作和宗教教育。
39歲時，他因過分勞累而去世，但是，他在向世界宣講印度教的原則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已使他的同胞獲得尊嚴感和自豪感。
這樣，印度教對西方的挑戰所作出的響應是兜了一個圈子：從拒絕、模仿到批判地再評價和滿懷信心地肯定。
五、印度的民族主義 拉姆·莫漢·羅伊不僅是印度宗教複興的最早的領袖，也是印度政治覺醒即民族主義運動的最早的領袖。
這在印度是一種新現象；以往，印度一向存在着文化統一和地區忠誠，但是，不存在全印度的一愛一國主義感情。
民族主義能在英國統治下發展起來，有着幾方面的原因。
一個原因在于英國人的"優越感"——英國人深信他們是種族的一精一華，由神注定要永久地統治印度。
正如英國政治家約翰·斯特雷奇所說的： 尤其是在暴動之後，有關種族優勢的重要學說開始愈來愈支配在印度的英國人的想象力。
我自己的家史也許可具體地說明這方面的堕一落。
18世紀和19世紀初葉，我的兩個旁系祖先柯克帕特裡克上校和一愛一德華·斯特雷奇與19世紀後期的英國人非常冒犯地稱之為土著婦女的女子結了婚。
柯克帕特裡克娶了出身于名門望族的一位孟加拉小一姐，斯特雷奇娶了一位波斯公主；在每種情況下，照家史記載來看，他們這樣做沒有引起一點惡評，也完全沒有毀壞他們的前途。
我的叔祖父約翰爵士和理查德·斯特雷奇爵士是19世紀70年代的總督議會的成員，上述聯姻在他們看來是多麼不可思議啊。
真正的人類社會的這種可怕的後退已大大地消除了——在某些方面不僅僅是消除——英國管理的巨大改進原可能為兩大民族的關系帶來的好處。
這種種族主義在起義以後特别強烈，在各個方面顯示出來——在軍隊和官僚機構中，印度人不論其條件如何，不可能升遷到某些等級以上；在社會生活中，印度人被拒絕在某些旅館、俱樂部和公園之外。
在這些情況下，一種對立的文化、民族意識也許不可避免地會漸漸地發展起來。
英國人還由于他們強加于印度半島的前所未有的統一而促進了民族主義。
整個印度首次處于一種統治之下，英國統治下的和乎遍及整塊陸地。
英國人還用他們的鐵路、電報和郵政設施鍛造了一種有形的統一。
在采用英語作為受教育者的共同語言之後出現的前所未有的語言的統一也同樣重要。
英國的教育制度把西方的文學和政治思想的整個主要部分引入印度，也促進了印度的民族主義。
自一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原則、個人自一由和民族自決的原則，不可避免地變得對外來的英國統治不利起來。
印度的領袖們不僅運用西方的政治原則，而且運用西方的政治技術。
報紙、講台上演說、編寫小冊子、群衆集會、規模巨大的宿願——所有這些都被用作适合于民族主義磨坊的制粉用谷物。
一個民族主義領袖寫道："在政治方面，印度的民族主義已由于歐洲民族主義的力量而得到鼓舞和加強。
……新印度所信奉的民族主義偉大人物的一覽表中包括如下名字：伯爾達布、羅姆達斯、古魯·戈文德·辛格、西瓦吉、提普·蘇丹和占西的拉尼；在這些名字的旁邊，是華盛頓、加富爾、馬志尼、俾斯麥、科蘇特、埃米特和巴涅爾。
"西方的獨立運動和印度的獨立運動之間有着密切的聯系；從以下的《美國獨立宣言》和印度國民大會一黨一的成員在"獨立日"（1950年1月26日）所發的誓言的節錄中，可找到這方面的明顯例子： 美國獨立宣言 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從他們的"造物主"那邊被賦予了某些不可轉一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一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為了保障這些權利，所以才在人們中間成立政一府。
而政一府的正當權力，系得自被統治者的同意。
如果遇有任何一種形式的政一府變成是損害這些目的的，那末，人民就有權利來改變它或廢除它。
國民大會一黨一誓言 我們認為，擁有自一由、享有自己辛勤勞動的成果、占有生活必需品，以緻可以有充分機會發展——這，是其他任何民族的不可轉一讓的權利，也是印度人民的不可轉一讓的權利。
我們還認為，如果任何一個政一府使一個民族喪失這些權利，并壓迫他們，那末，這個民族就有改變它或廢除它的進一步的權利。
拉姆·莫漢·羅伊以他的政治、社會改革運動為印度的民族主義打下了基礎。
他曾設宴慶祝巴黎的1830年革命，由此可以看出他對政治、社會改革的強烈興趣。
基本上，正是因為他發起了反對寡一婦殉葬的運動，英國政一府才禁止殉節風俗。
羅伊還為行政改革和司法改革而工作，幫助創辦了英語學校和報紙。
後來許多傑出的印度民族主義領袖就是在與羅伊有聯系的著名的加爾各答印度教學院首次接觸到新的學說。
在印度早期的民族主義領袖當中，有三個人尤其值得注意。
第一個是印度商人達達布黑·挪羅齊（1825-1917年），他在倫敦住餅多年，事實上，1892年時，還經自一由一黨一提名當選為下議院議員。
挪羅齊強調了印度的财富外一流到英國這一情況，設法任命國會的一個委員會去調查英屬印度的财政管理。
另一個傑出的領袖是血G.拉那德（1842-1901年），他因為擔任法官而被取消進入政界的資格，所以，他傾全力于社會、經濟改革。
在仔細研究了印度的問題之後，他下結論說，最大的需要是在英國的贊助下達到迅速的工業化，他緻力于實現這一目标。
拉那德的信徒是G·K·戈卡萊（1866-1915年），他也主要對經濟問題感興趣。
作為立法會議的成員，他提出了"沒有代表席位就不納稅"的口号，他每年關于帝國預算的演說迫使當局多次減稅和進行财政改革。
所有這些人在他們接受英國的統治、僅僅試圖獲得某些讓步的意義上說，都是"溫和派"。
因
他要求實行"一種更自一由主義的、更開明的教育制度，它包括數學、自然哲學、化學、解剖學和其他有用的學科"。
争論使公共教育委員會分裂成兩派——"英國語言和文學的研究者"和"東方文化研究者"。
争論點并不完全明确，因為東方文化研究者樂于設英語課程，甚至設關于西方思想家的課程，但是，僅僅是在傳統課程的範圍内。
僵局一直持續到1834年托馬斯·巴賓頓·麥考利被任命為委員會主席為止。
第二年，他制訂了其著名的教育備忘錄；在備忘錄中，他全心全意地采納羅伊的觀點，下結論說，"英語出梵語或阿拉伯語更值得了解。
……"麥考利還說，"用我們有限的手段，我們不可能試圖教育全體人民。
我們現在必須盡力培養出可以在我們和由我們統治的無數人之間充當譯員的俗之類的改革。
" 對西方的第三種、也是最通常的一種反應是居于盲目崇拜和徹底拒絕之間的妥協。
它接受西方的現世主義和學問的一精一華，但也試圖從内部改革印度教，試圖在擺脫印度教的腐朽和粗俗的外殼的同時保持它的基本真理。
這一學派的傑出領袖是被廣泛地尊稱為"近代印度之父"的拉姆·莫漢·羅伊。
他于1772年出生于一個虔誠的婆羅門家庭，由于看到他姐姐在丈夫的火葬柴堆上受折磨的場面，他與父母斷絕了關系。
他是一個不知足的學生，掌握了波斯語、阿拉伯語和梵語，然後又學習英語，進入政一府部門任職。
他被西方的思想和宗教強烈地吸引住，為了閱讀《聖經》原文而學習希臘語和希伯萊語。
羅伊拒絕形式上的教條的基督教而接受基督教的人道主義的啟示。
他的著作《耶稣的箴言：和平與幸福的指南》是個人對基督教所作的解釋——是對傳教土的答複而不是對他的同胞的召喚。
羅伊還向梵社（神社）即他創立的一個新的印度教改良派重新解釋了印度教。
梵社并不如通常所說的那樣，是印度教的一個被基督教沖淡了的組織，而是歐洲啟蒙運動的學說與《奧義書》的哲學觀點的一個綜合物。
羅伊首先是一個理一性一主義者，認為印度教直接建立在理一性一之上。
這一原則被确立後，他開始削減當時的印度教習俗，自一由地借用西方的東西。
因而，他給他的追随者們留下了一個信條，這一信條使追随者們能面對西方面不失去自己的特點和自尊。
羅伊于1833年去世，在他死後的60年裡，梵社仍然是努力淨化印度教的中心。
然後，創始力轉到達耶難陀大師（1824-1883年）那裡，他排斥當時的"梵社"，認為梵社過多地受到西方的影響，不知道他們自己的印度教的文化和傳統。
達耶難陀創建了雅利安社。
這名字強調了這一新組織代表印度的原則而不是代表"外國的"原則。
雅利安社的綱領強調梵文教育和《吠陀》的權威。
達耶難陀決不是一個反動分子，因為他利用《吠陀》作為他攻擊不可接觸的賤民的社會地位、童婚、一性一别不平等和偶像崇拜的根據。
印度複興的另外兩個傑出的領袖是羅摩克裡希納先生（1836-1886年）和辨喜大師（1863一1902年）。
羅摩克裡希納是個道德高尚的神秘主義者，他的自然的純潔和對神的無私的獻身吸引了印度各地甚至國外的信徒。
他的最著名的弟子是辨喜；1893年，辨喜在芝加哥第一屆世界宗教會議上講話時，引起了國際上的注意。
他在美國和歐洲講演了四年之後，作為一個民族英雄回到印度。
然後，他獻身于其同胞的一精一神上的新生，使羅摩克裡希納教會緻力于社會工作和宗教教育。
39歲時，他因過分勞累而去世，但是，他在向世界宣講印度教的原則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已使他的同胞獲得尊嚴感和自豪感。
這樣，印度教對西方的挑戰所作出的響應是兜了一個圈子：從拒絕、模仿到批判地再評價和滿懷信心地肯定。
五、印度的民族主義 拉姆·莫漢·羅伊不僅是印度宗教複興的最早的領袖，也是印度政治覺醒即民族主義運動的最早的領袖。
這在印度是一種新現象；以往，印度一向存在着文化統一和地區忠誠，但是，不存在全印度的一愛一國主義感情。
民族主義能在英國統治下發展起來，有着幾方面的原因。
一個原因在于英國人的"優越感"——英國人深信他們是種族的一精一華，由神注定要永久地統治印度。
正如英國政治家約翰·斯特雷奇所說的： 尤其是在暴動之後，有關種族優勢的重要學說開始愈來愈支配在印度的英國人的想象力。
我自己的家史也許可具體地說明這方面的堕一落。
18世紀和19世紀初葉，我的兩個旁系祖先柯克帕特裡克上校和一愛一德華·斯特雷奇與19世紀後期的英國人非常冒犯地稱之為土著婦女的女子結了婚。
柯克帕特裡克娶了出身于名門望族的一位孟加拉小一姐，斯特雷奇娶了一位波斯公主；在每種情況下，照家
我的叔祖父約翰爵士和理查德·斯特雷奇爵士是19世紀70年代的總督議會的成員，上述聯姻在他們看來是多麼不可思議啊。
真正的人類社會的這種可怕的後退已大大地消除了——在某些方面不僅僅是消除——英國管理的巨大改進原可能為兩大民族的關系帶來的好處。
這種種族主義在起義以後特别強烈，在各個方面顯示出來——在軍隊和官僚機構中，印度人不論其條件如何，不可能升遷到某些等級以上；在社會生活中，印度人被拒絕在某些旅館、俱樂部和公園之外。
在這些情況下，一種對立的文化、民族意識也許不可避免地會漸漸地發展起來。
英國人還由于他們強加于印度半島的前所未有的統一而促進了民族主義。
整個印度首次處于一種統治之下，英國統治下的和乎遍及整塊陸地。
英國人還用他們的鐵路、電報和郵政設施鍛造了一種有形的統一。
在采用英語作為受教育者的共同語言之後出現的前所未有的語言的統一也同樣重要。
英國的教育制度把西方的文學和政治思想的整個主要部分引入印度，也促進了印度的民族主義。
自一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原則、個人自一由和民族自決的原則，不可避免地變得對外來的英國統治不利起來。
印度的領袖們不僅運用西方的政治原則，而且運用西方的政治技術。
報紙、講台上演說、編寫小冊子、群衆集會、規模巨大的宿願——所有這些都被用作适合于民族主義磨坊的制粉用谷物。
一個民族主義領袖寫道："在政治方面，印度的民族主義已由于歐洲民族主義的力量而得到鼓舞和加強。
……新印度所信奉的民族主義偉大人物的一覽表中包括如下名字：伯爾達布、羅姆達斯、古魯·戈文德·辛格、西瓦吉、提普·蘇丹和占西的拉尼；在這些名字的旁邊，是華盛頓、加富爾、馬志尼、俾斯麥、科蘇特、埃米特和巴涅爾。
"西方的獨立運動和印度的獨立運動之間有着密切的聯系；從以下的《美國獨立宣言》和印度國民大會一黨一的成員在"獨立日"（1950年1月26日）所發的誓言的節錄中，可找到這方面的明顯例子： 美國獨立宣言 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從他們的"造物主"那邊被賦予了某些不可轉一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一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為了保障這些權利，所以才在人們中間成立政一府。
而政一府的正當權力，系得自被統治者的同意。
如果遇有任何一種形式的政一府變成是損害這些目的的，那末，人民就有權利來改變它或廢除它。
國民大會一黨一誓言 我們認為，擁有自一由、享有自己辛勤勞動的成果、占有生活必需品，以緻可以有充分機會發展——這，是其他任何民族的不可轉一讓的權利，也是印度人民的不可轉一讓的權利。
我們還認為，如果任何一個政一府使一個民族喪失這些權利，并壓迫他們，那末，這個民族就有改變它或廢除它的進一步的權利。
拉姆·莫漢·羅伊以他的政治、社會改革運動為印度的民族主義打下了基礎。
他曾設宴慶祝巴黎的1830年革命，由此可以看出他對政治、社會改革的強烈興趣。
基本上，正是因為他發起了反對寡一婦殉葬的運動，英國政一府才禁止殉節風俗。
羅伊還為行政改革和司法改革而工作，幫助創辦了英語學校和報紙。
後來許多傑出的印度民族主義領袖就是在與羅伊有聯系的著名的加爾各答印度教學院首次接觸到新的學說。
在印度早期的民族主義領袖當中，有三個人尤其值得注意。
第一個是印度商人達達布黑·挪羅齊（1825-1917年），他在倫敦住餅多年，事實上，1892年時，還經自一由一黨一提名當選為下議院議員。
挪羅齊強調了印度的财富外一流到英國這一情況，設法任命國會的一個委員會去調查英屬印度的财政管理。
另一個傑出的領袖是血G.拉那德（1842-1901年），他因為擔任法官而被取消進入政界的資格，所以，他傾全力于社會、經濟改革。
在仔細研究了印度的問題之後，他下結論說，最大的需要是在英國的贊助下達到迅速的工業化，他緻力于實現這一目标。
拉那德的信徒是G·K·戈卡萊（1866-1915年），他也主要對經濟問題感興趣。
作為立法會議的成員，他提出了"沒有代表席位就不納稅"的口号，他每年關于帝國預算的演說迫使當局多次減稅和進行财政改革。
所有這些人在他們接受英國的統治、僅僅試圖獲得某些讓步的意義上說，都是"溫和派"。
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