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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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們進行合作，支持于1885年建立的印度國民大會一黨一。
這一一團一體所提出的目标是要為"印度仍然完全不适于任何形式的代議制機構這一主張"提一供"一個無可辯駁的回答"。
但是，這種對議會制政體的渴望決不是與對英國的真心實意的忠誠不相容的。
曾三次擔任國大一黨一主席的挪羅齊在一次主席緻辭中宣布： 喂，那麼，我們這次開會的宗旨是什麼呢？……我簡單地提個問題：這個大會是進行煽動、促成反對英國政一府的叛亂的場所（衆人喊道："不對，不對。
"），還是英國政一府的穩定的基礎中的另一塊鋪石呢（衆人喊道："是的，是的。
"）？隻能有一個回答，你們已經給了。
……讓我們家男子漢一樣直言不諱，宣布我們忠于脊骨（歡呼聲），宣布我們了解英國的統治所帶給我們的好處，宣布我們充分地意識到英國所給予我們的教育——新的光明，它已源源不斷地湧一向我們，使我們從黑暗轉入光明，并教給我們以新的一課：國王為人民而存在，不是人民為國王而存在。
這新的一課，我們是僅僅靠自一由的英國文明之光、在亞洲專利主人的黑暗中學到的（響亮的歡呼聲）。
這第一代的印度民族主義者是大不列颠的贊賞者和合作的提倡者。
但是，1890年以後，這些"溫和派"受到由"印度革命之父"巴爾·甘加德哈·提拉克（1856-1920年）領導的極端派的挑戰。
提拉克是一個鬥志昂揚的戰鬥者，試圖把民族主義事業從上層階級的運動改變為人民群衆的運動。
這一點解釋了他對印度教的許多社會習俗的武斷的支持，他甚至于組織了一個母牛保護會和支持童婚。
但同時，他為工人的法定最低限度工資、工會組織的自一由、平民軍隊的創立、普選權以及沒有一性一别差别的自一由的義務教育而奮鬥。
提拉克是個才華橫溢的演說家和報刊編輯，使他的報紙《獅報》成為宣傳和教育的強有力的機構。
他以諸如"教育、鼓動、組織"、"好戰，不要行乞"以及"自一由是我與生俱來的權利，我将得到它"之類的口号在全國赢得追随者。
19世紀90年代的一系列饑荒和瘟疫促使不滿情緒增長；這一點幫助了提拉克的改革運動。
1905年的俄國革命和同年日本對俄國的勝利也激起印度的戰鬥一精一神。
後一個事件特别振奮人心，被看作是對西方占優勢這一斷言的一個實際的、明顯的駁斥。
此時，印度政一府于19O5年通過了一條法令，把孟加拉劃分成兩個省：擁有1800萬穆斯林和1200萬印度教徒的新的東孟加拉與擁有4200萬印度教徒和1200萬穆斯林的剩餘的孟加拉。
政一府的公開聲稱的目的是要改善行政管理，因為原先的省太大了，恒河以東的地區已被忽視。
但是，對印度民族主義者來說，這似乎是，英國人通過把孟加拉劃分成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分别占優勢的兩部分，正在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
這一問題使全國的民族主義者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一團一結起來。
他們以口号"自治"即英帝國範圍以内的自治和"抵制外貨運動"即聯合抵制英貨來十分有效地與政一府作鬥争。
大批的學生擔任商店的糾察，婦女們首次積極投身于政治活動，出現在糾察的行列裡。
由于孟加拉問題所激起的強烈感情，激進派能控制印度國大一黨一1906年的大會，能獲得贊成"自治"和"抵制外貨運動"的多數投票。
有些民族主義者更進一步，學習一愛一爾蘭和俄國的地下組織的榜樣和方法，采取恐怖主義行動。
僅僅孟加拉，1906至1917年間，就發生168起暴行，奪去了61人的生命。
這一民族主義運動雖然很普遍，但主要是印度教的。
在賽義德·艾哈邁德殲爵士的領導下，穆斯林多半置身于印度國大一黨一之外。
他們預見到，如果國大一黨一的實現代議制政體的要求得到滿足，穆斯林就會作為永久的少數派而遭受惡果。
印度教民族主義的不斷增長的力量和戰鬥一精一神也使穆斯林驚恐，尤其是從一些最熱情的印度教一愛一國者稱穆斯林為"外國人"以後。
為了自衛，穆斯林組織了穆斯林聯盟，它同印度國大一黨一一樣，每年舉行大會。
英國人自然歡迎和支持穆斯林聯盟作為反對國大一黨一的一個平衡力。
但是，穆斯林聯盟的存在基本上不是由于英國人的詭計，而是由于許多民族主義領袖如提拉克把他們的運動建立在複興印度教的基礎上的錯誤。
例如，母牛保護會的組成無疑幫助了民族主義運動，但它使穆斯林印度人疏遠，因為穆斯林印度人自然對他們在一個由印度教控制的印度中的前途感到憂懼。
其時，恐怖主義傳播開來，甚至"溫和派"也愈益不滿起來，這種情況使英國政一府确信作某種讓步是必需的。
因此，1909年，印度事務大臣莫利勳爵和總督明托勳爵提出了所謂的莫利-明托改革方案。
這些方案規定，在很高的财産資格、收入資格或教育資格的基礎上挑選出來的為數極少的一群印度選民應該選舉省總督的立法會議的多數成員，并應該選舉印度總督的立法會議的少數成員。
在立法會議中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保留着一定比例的代表席位，穆斯林的代表席位受到相當大的重壓。
例如，要成為一個有選舉權的人，穆斯林在年收入達3，000盧比時須交納所得稅，而非穆斯林在年收入達300，000盧比時才交納所得稅。
此外，甚至在民選議員占多數的地方，如在省議會中，英國政一府能夠并準備着制一服任何反對。
因而，這些改革的目的決不是引進責任政一府制。
相反，它們的意圖是允許存在代議制政一府的一個成分，而把全部權力和最後決定留在英國人手中。
莫利本人在上議院的辯論中對此作了明确的闡述： 如果能夠說改革的這一重要章節是直接或間接地導緻一種議會體制在印度的建立，那麼至少我，會與這件事毫無關系。
在論及這一類的體制時，有三種人我們必須加以考察。
極端派懷有某一天他們将把我們趕出印度的無法實現的夢想。
……第二種人不抱有這類希望，但期望獲得殖民地種類和殖民地式樣的自主或自治。
而第三種人所要求的僅僅是獲準享有我們管理下的合作。
我認為，改革的作用在于改革以來、現在和将來都會使希望獲得殖民地自治的第二種人投入到滿足于獲準享有正當的、完全的合作的第三種人中間去。
這一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
已恢複對國大一黨一的控制的溫和的民族主義者通過了一項表示"對改革計劃深深地、普遍地滿意"的決議。
1911年，他們得到進一步的安一撫，因為這年英國人又作了另外幾個讓步，包括取消分裂孟加拉的不得人心的法令、釋放某些政治犯以及提一供大筆教育專款。
因而，雖然個别的恐怖主義行動仍偶爾發生，但印度在1910至1914年間是比較平靜的。
在整個這一時期中，民族主義運動基本上僅限于知識分子中間。
誠然，國大一黨一在它于1885年建立之後的25年中已有了顯著發展。
它的全體成員來自英屬印度各地而不是如在原先情況下來自孟加拉和西海岸少數城市。
不過，事實仍舊是，它幾乎隻是律師、記者、教師和商人的中産階級運動。
這些人更熟悉的是約翰·斯圖爾特·穆勒、赫伯特·斯賓塞和查爾斯·達爾文，而不是他們在鄉村的大批大批的同胞的痛苦、不滿和願望。
很自然，在民族主義領袖和未受教育的農民之間沒有什麼友好關系。
這一鴻溝繼續存在到戰後時期才由莫漢達斯·甘地越過。
甘地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為他意識到其人民的實質上的宗教觀點，他宣傳的不是一抽一象的政治觀念，而是他已給了它們以政治含意的宗教概念（見第二十一章第五節）。
六、結論 西方對印度的影響全然不同于它對俄國或中東的影響。
在俄國的情況下，西方施加了決定一性一的文化和經濟的影響，但是，俄國在政治和軍事上仍然是強大的、獨立的。
另一方面，近東在經濟和軍事上受到西方的支配，不過，由于戰略上的原因，奧斯曼帝國設法将它的獨立一直保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
相反，印度在遇世紀後期和19世紀期間被英國徹底地征服。
英國的統治在孟加拉維持了差不多二個世紀，在旁遮普維持了一個多世紀。
因而，西方對印度的影響比對其他地區的影響更直接、更全面。
印度人沒有挑揀歐洲文明中對他們最有吸引力的那些成分的特權。
他們不喜歡的某些東西被強加于他們，而他們贊賞的、希望采納的另外一些東西則被拒絕給予他們。
在西方的軍事技術方面可找到一個例子；印度人同俄國人、土耳其人、中國人及日本人一樣，很想學習和利用西方的軍事技術。
事實上，印度王公聘用歐洲冒險家訓練他們的軍隊，因此，從前混亂的封建隊列讓位于有紀律的部隊。
例如，旁遮普的錫克教徒建立了一支同央國人的軍隊一樣訓練有素并在火炮使用方面占優勢的軍隊。
最後，英國人取勝，不是由于純粹的軍事因素，而是由于他們的更大的經濟資源、由于他們的與印度統治者中間的分裂形成鮮明對照的一團一結。
一旦英國人取勝，印度人就不再能跟上西方的軍事技術。
英國人不允許印度人在軍隊方面上升到某一等級之上，完全不準印度人擁有炮兵部隊和空軍部隊。
因而，在這一軍事領域以與其他非歐洲民族恰好相同的方法起程的印度人不得不由于西方的征服而遵循一種不同的模一式。
正如我們已看到的，在其他領域——經濟、政治和文化領域，情況也是如此；結果，印度比亞洲其他任何主要地區更無選擇地承受西方的影響。
這一一團一體所提出的目标是要為"印度仍然完全不适于任何形式的代議制機構這一主張"提一供"一個無可辯駁的回答"。
但是，這種對議會制政體的渴望決不是與對英國的真心實意的忠誠不相容的。
曾三次擔任國大一黨一主席的挪羅齊在一次主席緻辭中宣布： 喂，那麼，我們這次開會的宗旨是什麼呢？……我簡單地提個問題：這個大會是進行煽動、促成反對英國政一府的叛亂的場所（衆人喊道："不對，不對。
"），還是英國政一府的穩定的基礎中的另一塊鋪石呢（衆人喊道："是的，是的。
"）？隻能有一個回答，你們已經給了。
……讓我們家男子漢一樣直言不諱，宣布我們忠于脊骨（歡呼聲），宣布我們了解英國的統治所帶給我們的好處，宣布我們充分地意識到英國所給予我們的教育——新的光明，它已源源不斷地湧一向我們，使我們從黑暗轉入光明，并教給我們以新的一課：國王為人民而存在，不是人民為國王而存在。
這新的一課，我們是僅僅靠自一由的英國文明之光、在亞洲專利主人的黑暗中學到的（響亮的歡呼聲）。
這第一代的印度民族主義者是大不列颠的贊賞者和合作的提倡者。
但是，1890年以後，這些"溫和派"受到由"印度革命之父"巴爾·甘加德哈·提拉克（1856-1920年）領導的極端派的挑戰。
提拉克是一個鬥志昂揚的戰鬥者，試圖把民族主義事業從上層階級的運動改變為人民群衆的運動。
這一點解釋了他對印度教的許多社會習俗的武斷的支持，他甚至于組織了一個母牛保護會和支持童婚。
但同時，他為工人的法定最低限度工資、工會組織的自一由、平民軍隊的創立、普選權以及沒有一性一别差别的自一由的義務教育而奮鬥。
提拉克是個才華橫溢的演說家和報刊編輯，使他的報紙《獅報》成為宣傳和教育的強有力的機構。
他以諸如"教育、鼓動、組織"、"好戰，不要行乞"以及"自一由是我與生俱來的權利，我将得到它"之類的口号在全國赢得追随者。
19世紀90年代的一系列饑荒和瘟疫促使不滿情緒增長；這一點幫助了提拉克的改革運動。
1905年的俄國革命和同年日本對俄國的勝利也激起印度的戰鬥一精一神。
後一個事件特别振奮人心，被看作是對西方占優勢這一斷言的一個實際的、明顯的駁斥。
此時，印度政一府于19O5年通過了一條法令，把孟加拉劃分成兩個省：擁有1800萬穆斯林和1200萬印度教徒的新的東孟加拉與擁有4200萬印度教徒和1200萬穆斯林的剩餘的孟加拉。
政一府的公開聲稱的目的是要改善行政管理，因為原先的省太大了，恒河以東的地區已被忽視。
但是，對印度民族主義者來說，這似乎是，英國人通過把孟加拉劃分成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分别占優勢的兩部分，正在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
這一問題使全國的民族主義者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一團一結起來。
他們以口号"自治"即英帝國範圍以内的自治和"抵制外貨運動"即聯合抵制英貨來十分有效地與政一府作鬥争。
大批的學生擔任商店的糾察，婦女們首次積極投身于政治活動，出現在糾察的行列裡。
由于孟加拉問題所激起的強烈感情，激進派能控制印度國大一黨一1906年的大會，能獲得贊成"自治"和"抵制外貨運動"的多數投票。
有些民族主義者更進一步，學習一愛一爾蘭和俄國的地下組織的榜樣和方法，采取恐怖主義行動。
僅僅孟加拉，1906至1917年間，就發生168起暴行，奪去了61人的生命。
這一民族主義運動雖然很普遍，但主要是印度教的。
在賽義德·艾哈邁德殲爵士的領導下，穆斯林多半置身于印度國大一黨一之外。
他們預見到，如果國大一黨一的實現代議制政體的要求得到滿足，穆斯林就會作為永久的少數派而遭受惡果。
印度教民族主義的不斷增長的力量和戰鬥一精一神也使穆斯林驚恐，尤其是從一些最熱情的印度教一愛一國者稱穆斯林為"外國人"以後。
為了自衛，穆斯林組織了穆斯林聯盟，它同印度國大一黨一一樣，每年舉行大會。
英國人自然歡迎和支持穆斯林聯盟作為反對國大一黨一的一個平衡力。
但是，穆斯林聯盟的存在基本上不是由于英國人的詭計，而是由于許多民族主義領袖如提拉克把他們的運動建立在複興印度教的基礎上的錯誤。
例如，母牛保護會的組成無疑幫助了民族主義運動，但它使穆斯林印度人疏遠，因為穆斯林印度人自然對他們在一個由印度教控制的印度中的前途感到憂懼。
其時，恐怖主義傳播開來，甚至"溫和派"也愈益不滿起來，這種情況使英國政一府确信作某種讓步是必需的。
因此，1909年，印度事務大臣莫利勳爵和總督明托勳爵提出了所謂的莫利-明托改革方案。
這些方案規定，在很高的财産資格、收入資格或教育資格的基礎上挑選出來的為數極少的一群印度選民應該選舉省總督的立法會議的多數成員，并應該選舉印度總督的立法會議的少數成員。
在立法會議中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保留着一定比例的代表席位，穆斯林的代表席位受到相當大的重壓。
例如，要成為一個有選舉權的人，穆斯林在年收入達3，000盧比時須交納所得稅，而非穆斯林在年收入達300，000盧比時才交納所得稅。
此外，甚至在民選議員占多數的地方，如在省議會中，英國政一府能夠并準備着制一服任何反對。
因而，這些改革的目的決不是引進責任政一府制。
相反，它們的意圖是允許存在代議制政一府的一個成分，而把全部權力和最後決定留在英國人手中。
莫利本人在上議院的辯論中對此作了明确的闡述： 如果能夠說改革的這一重要章節是直接或間接地導緻一種議會體制在印度的建立，那麼至少我，會與這件事毫無關系。
在論及這一類的體制時，有三種人我們必須加以考察。
極端派懷有某一天他們将把我們趕出印度的無法實現的夢想。
……第二種人不抱有這類希望，但期望獲得殖民地種類和殖民地式樣的自主或自治。
而第三種人所要求的僅僅是獲準享有我們管理下的合作。
我認為，改革的作用在于改革以來、現在和将來都會使希望獲得殖民地自治的第二種人投入到滿足于獲準享有正當的、完全的合作的第三種人中間去。
這一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
已恢複對國大一黨一的控制的溫和的民族主義者通過了一項表示"對改革計劃深深地、普遍地滿意"的決議。
1911年，他們得到進一步的安一撫，因為這年英國人又作了另外幾個讓步，包括取消分裂孟加拉的不得人心的法令、釋放某些政治犯以及提一供大筆教育專款。
因而，雖然個别的恐怖主義行動仍偶爾發生，但印度在1910至1914年間是比較平靜的。
在整個這一時期中，民族主義運動基本上僅限于知識分子中間。
誠然，國大一黨一在它于1885年建立之後的25年中已有了顯著發展。
它的全體成員來自英屬印度各地而不是如在原先情況下來自孟加拉和西海岸少數城市。
不過，事實仍舊是，它幾乎隻是律師、記者、教師和商人的中産階級運動。
這些人更熟悉的是約翰·斯圖爾特·穆勒、赫伯特·斯賓塞和查爾斯·達爾文，而不是他們在鄉村的大批大批的同胞的痛苦、不滿和願望。
很自然，在民族主義領袖和未受教育的農民之間沒有什麼友好關系。
這一鴻溝繼續存在到戰後時期才由莫漢達斯·甘地越過。
甘地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為他意識到其人民的實質上的宗教觀點，他宣傳的不是一抽一象的政治觀念，而是他已給了它們以政治含意的宗教概念（見第二十一章第五節）。
六、結論 西方對印度的影響全然不同于它對俄國或中東的影響。
在俄國的情況下，西方施加了決定一性一的文化和經濟的影響，但是，俄國在政治和軍事上仍然是強大的、獨立的。
另一方面，近東在經濟和軍事上受到西方的支配，不過，由于戰略上的原因，奧斯曼帝國設法将它的獨立一直保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
相反，印度在遇世紀後期和19世紀期間被英國徹底地征服。
英國的統治在孟加拉維持了差不多二個世紀，在旁遮普維持了一個多世紀。
因而，西方對印度的影響比對其他地區的影響更直接、更全面。
印度人沒有挑揀歐洲文明中對他們最有吸引力的那些成分的特權。
他們不喜歡的某些東西被強加于他們，而他們贊賞的、希望采納的另外一些東西則被拒絕給予他們。
在西方的軍事技術方面可找到一個例子；印度人同俄國人、土耳其人、中國人及日本人一樣，很想學習和利用西方的軍事技術。
事實上，印度王公聘用歐洲冒險家訓練他們的軍隊，因此，從前混亂的封建隊列讓位于有紀律的部隊。
例如，旁遮普的錫克教徒建立了一支同央國人的軍隊一樣訓練有素并在火炮使用方面占優勢的軍隊。
最後，英國人取勝，不是由于純粹的軍事因素，而是由于他們的更大的經濟資源、由于他們的與印度統治者中間的分裂形成鮮明對照的一團一結。
一旦英國人取勝，印度人就不再能跟上西方的軍事技術。
英國人不允許印度人在軍隊方面上升到某一等級之上，完全不準印度人擁有炮兵部隊和空軍部隊。
因而，在這一軍事領域以與其他非歐洲民族恰好相同的方法起程的印度人不得不由于西方的征服而遵循一種不同的模一式。
正如我們已看到的，在其他領域——經濟、政治和文化領域，情況也是如此；結果，印度比亞洲其他任何主要地區更無選擇地承受西方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