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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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早期的改革者沒有組成一個政一黨一。
當時，奧斯曼帝國僅有的真正的政一黨一是在個别的政治領袖周圍聚集起來的"執政一黨一"和"在野一黨一"。
但是，到1865年，由傾向于西方的青年作家們組成的一個界線相當分明的集一團一已圍繞報紙"Mushbir"即《喜訊先驅報》而形成。
這家報紙除了支持别的事物外，還主張引進某種形式的立憲代議制政體。
這一點是帝國政權所忍受不了的，它于1867年查禁了這家報紙。
報紙編輯及其同事這時發現他們所處的境況與19世紀初謝裡姆三世所處的境況相同，由于缺乏群衆支持，他們不得不逃到巴黎和倫敦，在那裡繼續從事新聞工作、抨擊帝國政權。
當時，土耳其少數政治家已認識到，一個按照西方方向的全面改革綱領是帝國的生存所必不可少的。
其中傑出人物是雷希德帕夏（1802-1858年）和米德哈特帕夏（1802－1858年），他們兩人都擔任過最高的大臣，頒布過許多改革法令。
1876年5月，米德哈特利用國内的一次财政危機和巴爾幹地區的一次革命而迫使蘇丹阿蔔杜勒·阿齊茲退位。
然後，他制訂了一部憲法，該憲法規定了一個民選議會、一部權利法案和一個獨立的法院系統。
新蘇丹阿蔔杜勒·哈米德二世不得不接受這一憲法，然而，他無意遵守憲法。
1877年1月，他撤銷米德哈特的職務，将他逐出君士坦丁堡。
當時，僅有的抗議迹象是在牆上出現了少數标語。
土耳其的改革者仍面臨着一種群衆的惰一性一，這種惰一性一可與1825年使俄國十二月一黨一人徹底失敗的那種群衆的惰一性一相比。
因而，阿蔔杜勒·哈米德能在19世紀其餘的時間裡作為其帝國的無人挑戰的主人進行統治。
在那數十年間，阿蔔杜勒·哈米德通過無情地反對民族主義和立憲主義的分裂一性一力量來執掌政權。
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阻止人們去國外旅行、學習，保持一大批密探，并對新聞界實施嚴格的檢查制度。
他的特務們時常将小批小批的不滿分子攆走；這些不滿分子多半是知識分子和官員，通常逃到巴黎避難。
他們在那裡出版批評哈米德獨一裁政權的期刊和小冊子，因而在西歐一般被稱作青年土耳其一黨一。
阿蔔杜勒·哈米德統治下的包括阿拉伯人、希臘人、亞美尼亞人、阿爾巴尼亞人、庫爾德人和猶太人在内的各從屬民族的革命領袖們也加入這些土耳其的流亡者。
所有這些民族的代表為了組成一個反對獨一裁政權的共同戰線而于1902年2月在巴黎舉行一次大會。
但是，他們很快就發現，除了他們都不喜歡這個蘇丹外，他們在任何問題上都沒取得一緻意見。
一群人希望土耳其人占優勢和實行中央集權制統治，而另一群人則贊成實現一個權力分散的、各從屬民族享有充分自治的帝國。
當流亡的知識分子在巴黎争吵不休時，傾向于改革的土耳其軍隊的領袖們正為打破蘇丹對帝國的控制而采取決定一性一的措施。
他們大多在西方學習過，或者與在帝國國内的西方軍事代表一團一有過交往，因此，他們已開始認識到蘇丹的僵硬的維持現狀的政策是過時的、危險的。
他們組織了"奧斯曼自一由協會"，總部設在薩洛尼卡。
陸軍軍官是這一一團一體的骨幹，不過，他們得到了其他一團一體的大力援助，尤其是得到了在薩洛尼卡的人數最多、最富裕的猶太人的大力援助。
自一由協會被組織成5人小組，因此，每個人僅了解組内的4個成員。
新加入者必須由一個正式成員做保證人，并在預備期内受到仔細觀察。
為了通訊聯絡，每個小組都有一個"指導者"，他從另一小組的"指導者"那裡接受最高中央委員會的命令，而且必須立刻傳遞命令。
有人對協會的活動作了如下描述； 為了應付開支，每個成員不得不将自己固定的一部分收入捐獻給委員會的金庫，而富裕的成員除交納這筆會費以外，還要在委員會需要資金時作慷慨的捐贈。
委員會秘密地購置武器和彈藥，并每年撥出很大一筆款子供那些在為事業奮鬥時失去了生命或自一由的成員的家屬維持生計。
分派給成員們的任務有好幾種。
有些人任通信員，以各種方式喬裝打扮之後，往返于帝國各地傳送口頭的報告和指示。
……有些男子必須暗殺那些被委員會到處死刑的人——正在以危險的熱情反對運動的政一府官員和正在找到獵物的臭迹的宮廷密探。
另有一些成員為了事業起見而奉命充當間諜，終于将反間諜活動進行得非常徹底，以緻挫敗了宮廷的間諜活動。
……當然，最重要的任務……是說服馬其頓駐軍即第三軍站到事業一邊。
……漸漸地，許多青年軍官被接納為會員，接受指示去把普通士兵們争取餅來。
……最後，整個馬其頓軍隊被争取到青年土耳其一黨一的事業一邊。
這些謀反者于1908年7月公開造反，迫使他們采取行動的發展有兩個。
一個發展是外來幹涉的威脅。
英國外交大臣一愛一德華·格雷爵士于1908年3月提出成立馬其頓自治政權。
這時，所有土耳其人，不論老少，都知道自治是獨立的序幕。
稍後，有人宣布，英、俄兩國的君主将于6月10日在雷瓦爾會晤，讨論馬其頓的改革問題。
薩洛尼卡的組織這時被稱為"統一與進步委員會"，它擔心雷瓦爾會晤的最後結果是瓜分奧斯曼帝國，所以決定立刻來取行動。
委員會用電報向蘇丹發出最後通碟，威脅說，如果1876年憲法不在24小時内得到恢複，他們就要向君士坦丁堡進軍。
國務會議勸阿蔔杜勒·哈米德答應最後通牒的要求。
伊斯蘭教法典權威即帝國最高的宗教和法律的權威拒絕作出同意鎮壓造反者的判決。
因此，7月24日，阿蔔杜勒·哈米德宣布恢複憲法。
為了充分利用這一形勢，他又說，他以往一直贊成立憲政體，但是，被邪惡的地方議員們引入了歧途。
英國大使說："我想，這位蘇丹是當代喜劇演員中最偉大的一個，而且是獨一無二的，因為他在大衆面前擺出了這樣一付姿态：他是人民的純樸的、慈一愛一的父親，隻是40年來在關于人民的真正願望的問題上一直為其顧問們所欺騙。
" 蘇丹投降的消息受到基督教徒和土耳其人的熱烈歡迎，他們欣喜若狂、在街上互相擁抱。
青年土耳其一黨一的領袖恩維爾帕夏大聲說；"不再有保加利亞人、希臘人、羅馬人、猶太人和穆斯林。
我們都是同一藍天之下的兄弟。
我們人人平等，我們為自己是奧斯曼人而自豪。
"這種欣快的氣氛并沒有持續很久。
以往使在巴黎的流亡者分裂的中央集權與權力分散的問題，這時必須作為一個迫切的政策問題而不是作為一個理論問題來予以正視。
此外，新的領袖通常被稱為青年土耳其一黨一人，而保守分子不信任所有的青年土耳其一黨一人。
1909年4月12日保守主義者在君士坦丁堡進行反革命活動、奪取對首都的控制時，這種不和達到了頂點。
青年土耳其一黨一聚集起他們在馬其頓的力量，向君士坦丁堡進軍，經過數小時的戰鬥之後占領了這座城市，然後強迫阿蔔杜勒·哈米德退位，盡避他在這場政變中的同謀犯罪未得到證實。
根據新蘇丹穆罕默德五世自己所講，他10年裡沒讀過一份報紙。
因此，他充當了青年土耳其一黨一的溫順的傀儡，青年土耳其一黨一這時已成為君士坦丁堡的無可争辯的主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的幾年中，他們試圖加強他們的帝國，使其現代化，但是沒取得什麼成功。
他們試着推行中央集權和土耳其化的政策，但是他們愈堅持這樣做，引起的反對愈多。
這時，要拒絕接受阿爾巴尼亞人、阿拉伯人、希臘人、保加利亞人和其他從屬民族的不可抗拒的覺醒，已為時太晚。
因而，結果是鎮壓和反抗的惡一性一循環。
阿爾巴尼亞人于1910年拿起武器，兩年後，巴爾幹各國結成一個聯盟，反對土耳其人。
其時，意大利也已于1911年侵入非洲的的黎波裡塔尼亞地區。
因而，直到1914年青年土耳其一黨一決定與同盟國共命運以前，他們發現自己幾乎不斷地處于交戰狀态。
顯而易見，土耳其人為适應于西方而作的努力證明是異常無效的。
因為宗教傳統和曆史傳統，他們比俄國人更不受西方的影響，正是由于這個原因，他們最後更易受到西方的攻擊。
他們沒有發展起自己的工業，因此。
他們的軍隊除一直依靠西方的指導者外，還一直依賴于西方的武器。
實際上，奧斯曼帝國本存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因為諸強國的相沖突的利益和政策而不是因為它自己的力量。
它的幸存不應掩蓋以下事實：這帝國僅僅經西方的勉強同意才生存下來，它在政治一團一結、經濟發展和軍事力量方面們毫無希望地不如西方。
三、阿拉伯人 阿拉伯諸民族同巴爾幹基督教徒一樣，受到奧斯曼的統治達四個世紀。
他們并不象巴爾幹基督教徒那樣認為這種統治是一種沉重的外來枷鎖。
首先，早期的奧斯曼的行政管理是有效的、通常可接受的。
阿拉伯人如同穆斯林那樣，用西方的神權政治的思想方法而不是用西方的世俗的思想方法進行思考，他們認為土耳其人與其說是外國人，不如說是同道的穆斯林，因而，感到對他們生活在其中的穆斯林奧斯曼帝國有一種真正的密切關系。
在近代，這種感覺由于歐洲人的侵略一性一而得到增強；歐洲人征服了北非、中亞和南亞的古老的穆斯林王國。
面臨如此可怕的威脅，阿拉伯人很自然地把土耳其人看作是保護卷土耳其人雖然在後期變得愈來愈腐敗和暴虐，然而仍比異教徒好得多。
這些原因說明了為什麼阿拉伯人在感受西方影響和發展民族主義抱負方面遠遠地落後于巴爾幹基督教徒。
西方對近代阿拉伯世界的影響，可以說從1798年拿破侖率領侵略軍在埃及登陸那一天就已開始。
拿破侖的真正目标是打擊英國在東方的地位，但是，在海軍将領納爾遜在亞曆山大附近殲滅拿破侖的艦隊以後，拿破侖放棄他的目标，回國了。
不過他的遠征對埃及有持久的影響，因為這不僅僅是一個軍事事件。
它也是西方對阿拉伯世界中心地區的一次文化入侵。
拿破侖除了将解釋古代象形文字的科學家和制訂把地中海和紅海連接起來的計劃的工程師帶到埃及外，還給埃及帶來了第一台印刷機。
有個阿拉伯學者曾參
這些早期的改革者沒有組成一個政一黨一。
當時，奧斯曼帝國僅有的真正的政一黨一是在個别的政治領袖周圍聚集起來的"執政一黨一"和"在野一黨一"。
但是，到1865年，由傾向于西方的青年作家們組成的一個界線相當分明的集一團一已圍繞報紙"Mushbir"即《喜訊先驅報》而形成。
這家報紙除了支持别的事物外，還主張引進某種形式的立憲代議制政體。
這一點是帝國政權所忍受不了的，它于1867年查禁了這家報紙。
報紙編輯及其同事這時發現他們所處的境況與19世紀初謝裡姆三世所處的境況相同，由于缺乏群衆支持，他們不得不逃到巴黎和倫敦，在那裡繼續從事新聞工作、抨擊帝國政權。
當時，土耳其少數政治家已認識到，一個按照西方方向的全面改革綱領是帝國的生存所必不可少的。
其中傑出人物是雷希德帕夏（1802-1858年）和米德哈特帕夏（1802－1858年），他們兩人都擔任過最高的大臣，頒布過許多改革法令。
1876年5月，米德哈特利用國内的一次财政危機和巴爾幹地區的一次革命而迫使蘇丹阿蔔杜勒·阿齊茲退位。
然後，他制訂了一部憲法，該憲法規定了一個民選議會、一部權利法案和一個獨立的法院系統。
新蘇丹阿蔔杜勒·哈米德二世不得不接受這一憲法，然而，他無意遵守憲法。
1877年1月，他撤銷米德哈特的職務，将他逐出君士坦丁堡。
當時，僅有的抗議迹象是在牆上出現了少數标語。
土耳其的改革者仍面臨着一種群衆的惰一性一，這種惰一性一可與1825年使俄國十二月一黨一人徹底失敗的那種群衆的惰一性一相比。
因而，阿蔔杜勒·哈米德能在19世紀其餘的時間裡作為其帝國的無人挑戰的主人進行統治。
在那數十年間，阿蔔杜勒·哈米德通過無情地反對民族主義和立憲主義的分裂一性一力量來執掌政權。
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阻止人們去國外旅行、學習，保持一大批密探，并對新聞界實施嚴格的檢查制度。
他的特務們時常将小批小批的不滿分子攆走；這些不滿分子多半是知識分子和官員，通常逃到巴黎避難。
他們在那裡出版批評哈米德獨一裁政權的期刊和小冊子，因而在西歐一般被稱作青年土耳其一黨一。
阿蔔杜勒·哈米德統治下的包括阿拉伯人、希臘人、亞美尼亞人、阿爾巴尼亞人、庫爾德人和猶太人在内的各從屬民族的革命領袖們也加入這些土耳其的流亡者。
所有這些民族的代表為了組成一個反對獨一裁政權的共同戰線而于1902年2月在巴黎舉行一次大會。
但是，他們很快就發現，除了他們都不喜歡這個蘇丹外，他們在任何問題上都沒取得一緻意見。
一群人希望土耳其人占優勢和實行中央集權制統治，而另一群人則贊成實現一個權力分散的、各從屬民族享有充分自治的帝國。
當流亡的知識分子在巴黎争吵不休時，傾向于改革的土耳其軍隊的領袖們正為打破蘇丹對帝國的控制而采取決定一性一的措施。
他們大多在西方學習過，或者與在帝國國内的西方軍事代表一團一有過交往，因此，他們已開始認識到蘇丹的僵硬的維持現狀的政策是過時的、危險的。
他們組織了"奧斯曼自一由協會"，總部設在薩洛尼卡。
陸軍軍官是這一一團一體的骨幹，不過，他們得到了其他一團一體的大力援助，尤其是得到了在薩洛尼卡的人數最多、最富裕的猶太人的大力援助。
自一由協會被組織成5人小組，因此，每個人僅了解組内的4個成員。
新加入者必須由一個正式成員做保證人，并在預備期内受到仔細觀察。
為了通訊聯絡，每個小組都有一個"指導者"，他從另一小組的"指導者"那裡接受最高中央委員會的命令，而且必須立刻傳遞命令。
有人對協會的活動作了如下描述； 為了應付開支，每個成員不得不将自己固定的一部分收入捐獻給委員會的金庫，而富裕的成員除交納這筆會費以外，還要在委員會需要資金時作慷慨的捐贈。
委員會秘密地購置武器和彈藥，并每年撥出很大一筆款子供那些在為事業奮鬥時失去了生命或自一由的成員的家屬維持生計。
分派給成員們的任務有好幾種。
有些人任通信員，以各種方式喬裝打扮之後，往返于帝國各地傳送口頭的報告和指示。
……有些男子必須暗殺那些被委員會到處死刑的人——正在以危險的熱情反對運動的政一府官員和正在找到獵物的臭迹的宮廷密探。
另有一些成員為了事業起見而奉命充當間諜，終于将反間諜活動進行得非常徹底，以緻挫敗了宮廷的間諜活動。
……當然，最重要的任務……是說服馬其頓駐軍即第三軍站到事業一邊。
……漸漸地，許多青年軍官被接納為會員，接受指示去把普通士兵們争取餅來。
……最後，整個馬其頓軍隊被争取到青年土耳其一黨一的事業一邊。
這些謀反者于1908年7月公開造反，迫使他們采取行動的發展有兩個。
一個發展是外來幹涉的威脅。
英國外交大臣一愛一德華·格雷爵士于1908年3月提出成立馬其頓自治政權。
這時，所有土耳其人，不論老少，都知道自治是獨立的序幕。
稍後，有人宣布，英、俄兩國的君主将于6月10日在雷瓦爾會晤，讨論馬其頓的改革問題。
薩洛尼卡的組織這時被稱為"統一與進步委員會"，它擔心雷瓦爾會晤的最後結果是瓜分奧斯曼帝國，所以決定立刻來取行動。
委員會用電報向蘇丹發出最後通碟，威脅說，如果1876年憲法不在24小時内得到恢複，他們就要向君士坦丁堡進軍。
國務會議勸阿蔔杜勒·哈米德答應最後通牒的要求。
伊斯蘭教法典權威即帝國最高的宗教和法律的權威拒絕作出同意鎮壓造反者的判決。
因此，7月24日，阿蔔杜勒·哈米德宣布恢複憲法。
為了充分利用這一形勢，他又說，他以往一直贊成立憲政體，但是，被邪惡的地方議員們引入了歧途。
英國大使說："我想，這位蘇丹是當代喜劇演員中最偉大的一個，而且是獨一無二的，因為他在大衆面前擺出了這樣一付姿态：他是人民的純樸的、慈一愛一的父親，隻是40年來在關于人民的真正願望的問題上一直為其顧問們所欺騙。
" 蘇丹投降的消息受到基督教徒和土耳其人的熱烈歡迎，他們欣喜若狂、在街上互相擁抱。
青年土耳其一黨一的領袖恩維爾帕夏大聲說；"不再有保加利亞人、希臘人、羅馬人、猶太人和穆斯林。
我們都是同一藍天之下的兄弟。
我們人人平等，我們為自己是奧斯曼人而自豪。
"這種欣快的氣氛并沒有持續很久。
以往使在巴黎的流亡者分裂的中央集權與權力分散的問題，這時必須作為一個迫切的政策問題而不是作為一個理論問題來予以正視。
此外，新的領袖通常被稱為青年土耳其一黨一人，而保守分子不信任所有的青年土耳其一黨一人。
1909年4月12日保守主義者在君士坦丁堡進行反革命活動、奪取對首都的控制時，這種不和達到了頂點。
青年土耳其一黨一聚集起他們在馬其頓的力量，向君士坦丁堡進軍，經過數小時的戰鬥之後占領了這座城市，然後強迫阿蔔杜勒·哈米德退位，盡避他在這場政變中的同謀犯罪未得到證實。
根據新蘇丹穆罕默德五世自己所講，他10年裡沒讀過一份報紙。
因此，他充當了青年土耳其一黨一的溫順的傀儡，青年土耳其一黨一這時已成為君士坦丁堡的無可争辯的主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的幾年中，他們試圖加強他們的帝國，使其現代化，但是沒取得什麼成功。
他們試着推行中央集權和土耳其化的政策，但是他們愈堅持這樣做，引起的反對愈多。
這時，要拒絕接受阿爾巴尼亞人、阿拉伯人、希臘人、保加利亞人和其他從屬民族的不可抗拒的覺醒，已為時太晚。
因而，結果是鎮壓和反抗的惡一性一循環。
阿爾巴尼亞人于1910年拿起武器，兩年後，巴爾幹各國結成一個聯盟，反對土耳其人。
其時，意大利也已于1911年侵入非洲的的黎波裡塔尼亞地區。
因而，直到1914年青年土耳其一黨一決定與同盟國共命運以前，他們發現自己幾乎不斷地處于交戰狀态。
顯而易見，土耳其人為适應于西方而作的努力證明是異常無效的。
因為宗教傳統和曆史傳統，他們比俄國人更不受西方的影響，正是由于這個原因，他們最後更易受到西方的攻擊。
他們沒有發展起自己的工業，因此。
他們的軍隊除一直依靠西方的指導者外，還一直依賴于西方的武器。
實際上，奧斯曼帝國本存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因為諸強國的相沖突的利益和政策而不是因為它自己的力量。
它的幸存不應掩蓋以下事實：這帝國僅僅經西方的勉強同意才生存下來，它在政治一團一結、經濟發展和軍事力量方面們毫無希望地不如西方。
三、阿拉伯人 阿拉伯諸民族同巴爾幹基督教徒一樣，受到奧斯曼的統治達四個世紀。
他們并不象巴爾幹基督教徒那樣認為這種統治是一種沉重的外來枷鎖。
首先，早期的奧斯曼的行政管理是有效的、通常可接受的。
阿拉伯人如同穆斯林那樣，用西方的神權政治的思想方法而不是用西方的世俗的思想方法進行思考，他們認為土耳其人與其說是外國人，不如說是同道的穆斯林，因而，感到對他們生活在其中的穆斯林奧斯曼帝國有一種真正的密切關系。
在近代，這種感覺由于歐洲人的侵略一性一而得到增強；歐洲人征服了北非、中亞和南亞的古老的穆斯林王國。
面臨如此可怕的威脅，阿拉伯人很自然地把土耳其人看作是保護卷土耳其人雖然在後期變得愈來愈腐敗和暴虐，然而仍比異教徒好得多。
這些原因說明了為什麼阿拉伯人在感受西方影響和發展民族主義抱負方面遠遠地落後于巴爾幹基督教徒。
西方對近代阿拉伯世界的影響，可以說從1798年拿破侖率領侵略軍在埃及登陸那一天就已開始。
拿破侖的真正目标是打擊英國在東方的地位，但是，在海軍将領納爾遜在亞曆山大附近殲滅拿破侖的艦隊以後，拿破侖放棄他的目标，回國了。
不過他的遠征對埃及有持久的影響，因為這不僅僅是一個軍事事件。
它也是西方對阿拉伯世界中心地區的一次文化入侵。
拿破侖除了将解釋古代象形文字的科學家和制訂把地中海和紅海連接起來的計劃的工程師帶到埃及外，還給埃及帶來了第一台印刷機。
有個阿拉伯學者曾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