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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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伊斯蘭教之間有着相對抗和沖突的漫長曆史。
不僅存在着相互敵視的這一傳統，而且就土耳其人方面來講，由于其宗教信仰的緣故，還存在着一種幹自身不利的優越感。
以往好幾個世紀裡，土耳其人一直打敗歐洲的基督教勢力，勝利地越過多瑙河、将他們的星月旗插到維也納城牆下。
誠然，17世紀末葉和18世紀時，他們曾在奧地利人和俄國人手上吃敗仗。
但是，直到19世紀末葉以前，他們繼續統治着擁有數百萬基督教臣民的巴爾幹半島的大部分地區。
因而，一般士耳其人不管其地位如何，在他們的心目中，對其本身的優越、對其宗教信仰的優越、對其生活方式的優越，是沒有疑問的。
因此，這種優越僅僅被認為是一個穆斯林和一個土耳其人的一種自然屬一性一。
土耳其人對所有非穆斯林的屈尊和輕蔑反映在他們在提到歐洲各種民族時通常所使用的一些稱号中。
他們稱阿爾巴尼亞人為"賣香腸的人，稱保加利亞人為"流一浪一者"，稱荷蘭人為"一乳一酪商"，稱英國人為"無神論者"，稱法國人為"瘋狂的異教徒"，稱羅馬尼亞人為"吉普賽人"。
不用說，這種态度無助于奧斯曼帝國和西方之間的相互影響。
土耳其人還因為他們從未發展起自己的中産階級而很少受到西方的彩響。
他們對商業不感興趣，或者說不尊重商業，因此，奧斯曼的資産階級基本上是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和猶太人。
相形之下，土耳其人或是農民（他們一般是麻木不仁的），或是穆斯林教會組織中的教師和審判員（這幾乎總是意味着他們是激烈地反西方的），或是帝國官僚機構中的官員（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通常僅僅對保持自己的職位和晉級感興趣）。
這種形勢的意義在考慮到希臘、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的商人在各自的國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時可清楚地看出米。
正是他們，建立起與西方的聯系、宣傳西方的思想并從事政治活動。
然而，在土耳其人當中并不存在一批履行類似職責的人。
因而，土耳其人中間難得出現的改革提倡者發現自己沒有任何追随者。
換句話說，他們發現自己所處的困境與1825年俄國十二月一黨一人所處的困境相同，而且其原因也相同。
蘇丹謝裡姆三世的命運明顯地說明了改革缺乏群衆支持這一點。
謝裡姆于1789年——如果就他的思想和抱負的革命一性一質而言，這是具有象征一性一的、合适的一年——登上奧斯曼王位。
謝裡姆并不是第一個認識到有必要在帝國中進行改革的蘇丹，然而，他是第一個認識到改革措施必須向前看而不是向後看的蘇丹。
他最先根據借用西方的東西而不是回到蘇裡曼一世時代這一點來考慮改革。
他的計劃包括改革行政管理、改進教育和徹底改造近衛軍。
近衛軍從切曾是奧斯曼步兵的一精一銳部隊，這時已蛻化成無用的、不順從的禁衛軍。
這一點在18世紀末葉與俄國交戰時變得很明顯，那時，近衛軍的一些一團一在前線露面的總共才5、6個人。
近衛軍士兵一見敵人，多半潰散和逃跑，僅僅停一停劫掠自己的兵營。
過去，有幾個蘇丹已試圖控制或除滅這支有害的軍隊。
他們都失敗了，因為法律和宗教的統稱為烏力馬的首腦站在近衛軍一邊。
重要的經濟利益也支持現狀，因為從對近衛軍的發薪證的投機買賣中可得到收入。
每個近衛軍士兵都有一個密封的發薪證，用作領取薪金的折子。
1740年，蘇丹允許買賣這些發薪證。
它們很快成為一種股票，由那些與近衛軍毫無聯系的官員和投機商迫不及待地大量買下。
由于争奪發薪證的緣故，不可避免地出現大量虛報的名冊。
已死去的近衛軍士兵的名字給保留在名冊上，他們的發薪證被買賣。
軍事、宗教和經濟的既得利益集一團一的強有力的結合，說明了為什麼早期的蘇丹未能改革近衛軍，為什麼謝裡姆也注定要失敗、注定要喪失他的王位和生命。
開始時，由于近衛軍對俄國人的惡意中傷引起民衆的反感，謝裡姆能取得某些進展。
他先采取旨在改進帝國防禦的各種表面措施，然後，1793年時，他采取了決定一性一的步驟：建立一支稱為新制軍隊的新的軍事力量。
這是一支西方式的軍隊，有着一式的制一服、明确的募兵和征兵措施、歐洲的訓練方法以及現代化武器，包括最新式的火炮和代替傳統的短彎刀的刺刀。
這些計劃要求最初征兵1600人，以後逐步增加到12000人。
新軍在幾次交戰中證實了它的價值，但是，這僅僅加劇了近衛軍及其盟友的恐懼和反對。
他們以旨在利用穆斯林居民的畏懼、偏見和狂一熱的一個一精一心組織的運動來進行反擊。
他們散布謠言說，新軍是基督教異教徒的一個發明，謝裡姆創建新軍就是因為他不再是伊斯蘭教的真正的保護者。
如此，引起了大量的一騷一亂，使近衛軍能迫使謝裡姆于1808年5月退位。
兩個月後，當謝裡姆的支持者們試圖将他從囚禁他的宮殿住室裡營救出來時，他被絞死了。
回顧起來，很清楚，謝裡姆試圖做俄國的彼得大帝在早一個世紀時就已完成的事情。
他失敗了，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并不象俄國沙皇那樣是一個強有力的、起決定一性一作用的人物。
然而，他的失敗更多的是由于這一事實：近衛軍與他們在烏力馬委員會、官僚機構和宮廷中的盟友們一起組成了一個比彼得所曾面臨的任何反對派強大得多的反對集一團一。
此外，謝裡姆沒有可依靠的中産階級、群衆一黨一或群衆運動。
給果，奧斯曼帝國在1808年末時似乎與以往任何時候一樣沒有變化且不可改變。
然而，19世紀期間，奧斯曼帝國同俄國人一樣，為西方以直接和間接的許多方式所滲透、影響和控制。
滲透的幾條途徑中，最早的、在某些方面最有效的是軍事途徑。
土耳其人同俄國人一樣，發現要自我保存就必須采用歐洲的軍事技術。
19世紀後半世紀中，西方諸強國為了阻擋俄國對中東的擴張，積極地鼓勵土耳其人使自己的軍事力量現代化。
但是，軍事西方化不僅僅包括外國軍事代表一團一的訪問。
事實證明，要支持一支現代化的軍隊，除了必須教授軍事科目外，還必須教授歐洲的語言、數學和科學。
必須建立醫科學校、醫院、技術工廠、制造重武器的鑄工廠、海軍兵工廠和造船廠。
而且，被派到國外去上外國軍事學院的許多年青人中，有一部分人不可避免地除了吸收西方的軍事技術外，還吸收西方的思想意識。
因此，土耳其所有的機構中，軍隊成為不僅在組織上而且在觀點上最西方化的機構。
1908年當舊制度在奧斯曼帝國被最後推翻時，實行這政變的不是一個政一黨一，也不是一個群衆運動，而是一個軍隊集一團一，這一點并不出人意外。
在宗教領域，西方也對穆斯林中東有影響。
傳教士在整個帝國傳道和建立學校。
到1875年，僅僅美國傳教士就開辦了240所學校，有學生80O0人。
學生中大多是亞美尼亞人，其餘的是基督教徒，因為改宗在穆斯林當中是受禁止的。
但是，在分散于整個帝國的外國學院如美國人經辦的君土坦丁堡女子學院和羅伯特學院（也在君士坦丁堡）以及在貝魯特的聖約瑟夫的法國耶稣會大學裡，可發現相當數目的土耳其學生。
土耳其人自己這時也已建立了幾所高等學校，包括醫科學校（1867年）、帝國高級中學（1868年）、君士坦丁堡大學（186一9年）、法律學校（1870年）和政治學學校（1878年）。
這些年裡，土耳其的新聞業也正在迅速發展。
1859年時。
帝國中隻有一份官方周報和一份半官方周報。
到1872年，已有三份日報和幾份周報。
此外，在諸如君士坦丁堡、士麥那和亞曆山大之類的城市裡，出現了6份法國日報，為受過教育的土耳其人所閱讀。
至少與這種文化影響同樣重要的是西方對奧斯曼帝國的經濟滲透。
由法國外交官和創辦人斐迪南·德·雷賽布為首的一家歐洲辛迪加經過10年的開鑿之後，于186一9年使蘇伊士運河通航。
這運河的作用是使奧斯曼帝國再一次位于歐洲和亞洲之間的主要的商人路線上。
當時，奧斯曼政一府正絕望地陷入對歐洲一些政一府和私人金融家的債務中。
他們于1854年借了第一筆貸款，到1875年，他們的債務總數達英币2億鎊。
他們每年約需英币1200萬鎊來支付年金、利息和償債基金，這筆款子等于帝國總歲入的一半多一點。
事實證明負擔是沉重的，部分付息被拖欠，因此，歐洲諸強國于1881年強行設立奧斯曼國債管理處。
這一機構主要由外國代理人組成，其任務是照管來源于各種專利事業和關稅的歲入、為償清帝國的債務服務。
外國勢力除控制了土耳其的财政以外，還控制了土耳其的金融系統、鐵路系統、灌溉工程、采礦企業和市公用事業。
此外，帝國仍受制于外國人自15世紀起就在奧斯曼帝國享有的領事裁判權條款即治外特權。
這些治外特權包括免受奧斯曼朝廷的管轄和免交包括個人稅和關稅在内的某些賦稅。
這些賦稅被規定在一個很低的水平，奧斯曼政一府不得擅自提高，除非經歐洲諸強國同意；不用說，歐洲諸強國是不會輕易同意的。
因此，我們可以斷定，奧斯曼帝國甚至出俄國更多地處于與歐洲的半殖民地的經濟關系中。
西方的所有這些壓迫和控制的影響不可能得到一精一确的估計。
但是，毫無疑問，它們逐漸地打碎了以往一向堅如磐石、難以攻破的伊斯蘭教結構。
運河、鐵路、銀行、傳教士、學校和報紙構成了一個背景，從而說明了19世紀後半世紀在土耳其人中間發生的文化思想方面的覺醒。
這一覺醒的最著名的領袖是易蔔拉欣·希納西、那米克·凱馬爾和阿蔔杜勒·哈米德·齊亞。
這些人并不在所有問題上都意見一緻，然而，他們确具有某些共同的經曆，确分享某些根本的原則。
他們都曾在西歐生活過，都不僅對西方的物質成就而且對西方的思想和文學印象極深。
他們回到君士坦丁堡，決心消滅他們這時認為是波斯的古典主義的暴政的東西，這種東西以往長期地支配着奧斯曼的語言和文學。
他們丢開波斯和阿拉伯的言詞、措詞而采用更純正、更簡單的土耳其語。
他們翻譯外國的著作，尤其是法國作家加拉辛、拉封丹，盧梭、孟德斯鸠和孔多塞的著作。
他們創辦了第一份獨立的土耳其報紙；這份報紙雖然發行量有限，但在咖啡館和市場有廣泛
不僅存在着相互敵視的這一傳統，而且就土耳其人方面來講，由于其宗教信仰的緣故，還存在着一種幹自身不利的優越感。
以往好幾個世紀裡，土耳其人一直打敗歐洲的基督教勢力，勝利地越過多瑙河、将他們的星月旗插到維也納城牆下。
誠然，17世紀末葉和18世紀時，他們曾在奧地利人和俄國人手上吃敗仗。
但是，直到19世紀末葉以前，他們繼續統治着擁有數百萬基督教臣民的巴爾幹半島的大部分地區。
因而，一般士耳其人不管其地位如何，在他們的心目中，對其本身的優越、對其宗教信仰的優越、對其生活方式的優越，是沒有疑問的。
因此，這種優越僅僅被認為是一個穆斯林和一個土耳其人的一種自然屬一性一。
土耳其人對所有非穆斯林的屈尊和輕蔑反映在他們在提到歐洲各種民族時通常所使用的一些稱号中。
他們稱阿爾巴尼亞人為"賣香腸的人，稱保加利亞人為"流一浪一者"，稱荷蘭人為"一乳一酪商"，稱英國人為"無神論者"，稱法國人為"瘋狂的異教徒"，稱羅馬尼亞人為"吉普賽人"。
不用說，這種态度無助于奧斯曼帝國和西方之間的相互影響。
土耳其人還因為他們從未發展起自己的中産階級而很少受到西方的彩響。
他們對商業不感興趣，或者說不尊重商業，因此，奧斯曼的資産階級基本上是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和猶太人。
相形之下，土耳其人或是農民（他們一般是麻木不仁的），或是穆斯林教會組織中的教師和審判員（這幾乎總是意味着他們是激烈地反西方的），或是帝國官僚機構中的官員（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通常僅僅對保持自己的職位和晉級感興趣）。
這種形勢的意義在考慮到希臘、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的商人在各自的國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時可清楚地看出米。
正是他們，建立起與西方的聯系、宣傳西方的思想并從事政治活動。
然而，在土耳其人當中并不存在一批履行類似職責的人。
因而，土耳其人中間難得出現的改革提倡者發現自己沒有任何追随者。
換句話說，他們發現自己所處的困境與1825年俄國十二月一黨一人所處的困境相同，而且其原因也相同。
蘇丹謝裡姆三世的命運明顯地說明了改革缺乏群衆支持這一點。
謝裡姆于1789年——如果就他的思想和抱負的革命一性一質而言，這是具有象征一性一的、合适的一年——登上奧斯曼王位。
謝裡姆并不是第一個認識到有必要在帝國中進行改革的蘇丹，然而，他是第一個認識到改革措施必須向前看而不是向後看的蘇丹。
他最先根據借用西方的東西而不是回到蘇裡曼一世時代這一點來考慮改革。
他的計劃包括改革行政管理、改進教育和徹底改造近衛軍。
近衛軍從切曾是奧斯曼步兵的一精一銳部隊，這時已蛻化成無用的、不順從的禁衛軍。
這一點在18世紀末葉與俄國交戰時變得很明顯，那時，近衛軍的一些一團一在前線露面的總共才5、6個人。
近衛軍士兵一見敵人，多半潰散和逃跑，僅僅停一停劫掠自己的兵營。
過去，有幾個蘇丹已試圖控制或除滅這支有害的軍隊。
他們都失敗了，因為法律和宗教的統稱為烏力馬的首腦站在近衛軍一邊。
重要的經濟利益也支持現狀，因為從對近衛軍的發薪證的投機買賣中可得到收入。
每個近衛軍士兵都有一個密封的發薪證，用作領取薪金的折子。
1740年，蘇丹允許買賣這些發薪證。
它們很快成為一種股票，由那些與近衛軍毫無聯系的官員和投機商迫不及待地大量買下。
由于争奪發薪證的緣故，不可避免地出現大量虛報的名冊。
已死去的近衛軍士兵的名字給保留在名冊上，他們的發薪證被買賣。
軍事、宗教和經濟的既得利益集一團一的強有力的結合，說明了為什麼早期的蘇丹未能改革近衛軍，為什麼謝裡姆也注定要失敗、注定要喪失他的王位和生命。
開始時，由于近衛軍對俄國人的惡意中傷引起民衆的反感，謝裡姆能取得某些進展。
他先采取旨在改進帝國防禦的各種表面措施，然後，1793年時，他采取了決定一性一的步驟：建立一支稱為新制軍隊的新的軍事力量。
這是一支西方式的軍隊，有着一式的制一服、明确的募兵和征兵措施、歐洲的訓練方法以及現代化武器，包括最新式的火炮和代替傳統的短彎刀的刺刀。
這些計劃要求最初征兵1600人，以後逐步增加到12000人。
新軍在幾次交戰中證實了它的價值，但是，這僅僅加劇了近衛軍及其盟友的恐懼和反對。
他們以旨在利用穆斯林居民的畏懼、偏見和狂一熱的一個一精一心組織的運動來進行反擊。
他們散布謠言說，新軍是基督教異教徒的一個發明，謝裡姆創建新軍就是因為他不再是伊斯蘭教的真正的保護者。
如此，引起了大量的一騷一亂，使近衛軍能迫使謝裡姆于1808年5月退位。
兩個月後，當謝裡姆的支持者們試圖将他從囚禁他的宮殿住室裡營救出來時，他被絞死了。
回顧起來，很清楚，謝裡姆試圖做俄國的彼得大帝在早一個世紀時就已完成的事情。
他失敗了，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并不象俄國沙皇那樣是一個強有力的、起決定一性一作用的人物。
然而，他的失敗更多的是由于這一事實：近衛軍與他們在烏力馬委員會、官僚機構和宮廷中的盟友們一起組成了一個比彼得所曾面臨的任何反對派強大得多的反對集一團一。
此外，謝裡姆沒有可依靠的中産階級、群衆一黨一或群衆運動。
給果，奧斯曼帝國在1808年末時似乎與以往任何時候一樣沒有變化且不可改變。
然而，19世紀期間，奧斯曼帝國同俄國人一樣，為西方以直接和間接的許多方式所滲透、影響和控制。
滲透的幾條途徑中，最早的、在某些方面最有效的是軍事途徑。
土耳其人同俄國人一樣，發現要自我保存就必須采用歐洲的軍事技術。
19世紀後半世紀中，西方諸強國為了阻擋俄國對中東的擴張，積極地鼓勵土耳其人使自己的軍事力量現代化。
但是，軍事西方化不僅僅包括外國軍事代表一團一的訪問。
事實證明，要支持一支現代化的軍隊，除了必須教授軍事科目外，還必須教授歐洲的語言、數學和科學。
必須建立醫科學校、醫院、技術工廠、制造重武器的鑄工廠、海軍兵工廠和造船廠。
而且，被派到國外去上外國軍事學院的許多年青人中，有一部分人不可避免地除了吸收西方的軍事技術外，還吸收西方的思想意識。
因此，土耳其所有的機構中，軍隊成為不僅在組織上而且在觀點上最西方化的機構。
1908年當舊制度在奧斯曼帝國被最後推翻時，實行這政變的不是一個政一黨一，也不是一個群衆運動，而是一個軍隊集一團一，這一點并不出人意外。
在宗教領域，西方也對穆斯林中東有影響。
傳教士在整個帝國傳道和建立學校。
到1875年，僅僅美國傳教士就開辦了240所學校，有學生80O0人。
學生中大多是亞美尼亞人，其餘的是基督教徒，因為改宗在穆斯林當中是受禁止的。
但是，在分散于整個帝國的外國學院如美國人經辦的君土坦丁堡女子學院和羅伯特學院（也在君士坦丁堡）以及在貝魯特的聖約瑟夫的法國耶稣會大學裡，可發現相當數目的土耳其學生。
土耳其人自己這時也已建立了幾所高等學校，包括醫科學校（1867年）、帝國高級中學（1868年）、君士坦丁堡大學（186一9年）、法律學校（1870年）和政治學學校（1878年）。
這些年裡，土耳其的新聞業也正在迅速發展。
1859年時。
帝國中隻有一份官方周報和一份半官方周報。
到1872年，已有三份日報和幾份周報。
此外，在諸如君士坦丁堡、士麥那和亞曆山大之類的城市裡，出現了6份法國日報，為受過教育的土耳其人所閱讀。
至少與這種文化影響同樣重要的是西方對奧斯曼帝國的經濟滲透。
由法國外交官和創辦人斐迪南·德·雷賽布為首的一家歐洲辛迪加經過10年的開鑿之後，于186一9年使蘇伊士運河通航。
這運河的作用是使奧斯曼帝國再一次位于歐洲和亞洲之間的主要的商人路線上。
當時，奧斯曼政一府正絕望地陷入對歐洲一些政一府和私人金融家的債務中。
他們于1854年借了第一筆貸款，到1875年，他們的債務總數達英币2億鎊。
他們每年約需英币1200萬鎊來支付年金、利息和償債基金，這筆款子等于帝國總歲入的一半多一點。
事實證明負擔是沉重的，部分付息被拖欠，因此，歐洲諸強國于1881年強行設立奧斯曼國債管理處。
這一機構主要由外國代理人組成，其任務是照管來源于各種專利事業和關稅的歲入、為償清帝國的債務服務。
外國勢力除控制了土耳其的财政以外，還控制了土耳其的金融系統、鐵路系統、灌溉工程、采礦企業和市公用事業。
此外，帝國仍受制于外國人自15世紀起就在奧斯曼帝國享有的領事裁判權條款即治外特權。
這些治外特權包括免受奧斯曼朝廷的管轄和免交包括個人稅和關稅在内的某些賦稅。
這些賦稅被規定在一個很低的水平，奧斯曼政一府不得擅自提高，除非經歐洲諸強國同意；不用說，歐洲諸強國是不會輕易同意的。
因此，我們可以斷定，奧斯曼帝國甚至出俄國更多地處于與歐洲的半殖民地的經濟關系中。
西方的所有這些壓迫和控制的影響不可能得到一精一确的估計。
但是，毫無疑問，它們逐漸地打碎了以往一向堅如磐石、難以攻破的伊斯蘭教結構。
運河、鐵路、銀行、傳教士、學校和報紙構成了一個背景，從而說明了19世紀後半世紀在土耳其人中間發生的文化思想方面的覺醒。
這一覺醒的最著名的領袖是易蔔拉欣·希納西、那米克·凱馬爾和阿蔔杜勒·哈米德·齊亞。
這些人并不在所有問題上都意見一緻，然而，他們确具有某些共同的經曆，确分享某些根本的原則。
他們都曾在西歐生活過，都不僅對西方的物質成就而且對西方的思想和文學印象極深。
他們回到君士坦丁堡，決心消滅他們這時認為是波斯的古典主義的暴政的東西，這種東西以往長期地支配着奧斯曼的語言和文學。
他們丢開波斯和阿拉伯的言詞、措詞而采用更純正、更簡單的土耳其語。
他們翻譯外國的著作，尤其是法國作家加拉辛、拉封丹，盧梭、孟德斯鸠和孔多塞的著作。
他們創辦了第一份獨立的土耳其報紙；這份報紙雖然發行量有限，但在咖啡館和市場有廣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