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政治革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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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運動一詞源自以下事實：這一運動的領袖們認為他們生活在一個啟蒙時代。
他們将過去基本上看做是一個迷信和無知的時代，認為隻是到了他們時代，人類才終于從黑暗進入一陽一光。
因而，啟蒙時代的一個基本特點是有了"進步"這種一直持續到20世紀的觀念。
由于啟蒙運動，人們開始普遍認為，人類的狀況會穩步地改善，因此，每一代的境況都将比前一代好些。
這種不斷的進步是如何保持住的呢？回答簡單而又令人信服：通過利用人類的理一性一力量。
這種對理一性一的信任是啟蒙運動的另一基本特點。
實際上，兩個關鍵的概念就是進步和理一性一。
而這些概念的倡導者是通稱為哲人的一批表達力很強的人。
不可将這些哲人誤作正式的哲學家，他們不是任何特定領域的學識淵博或系統的思想家。
他們多半是文人或普及工作者——與其說是哲學家，不如說是報刊撰稿人。
他們更接近的是H．G．威爾斯和G.B．蕭伯納，而不是G．E．穆爾和A．N．懷特海。
這些哲人同威爾斯和蕭伯納一樣，通常反對現存的社會秩序，他們寫劇本、小說、随筆和曆史作品，以普及他們的思想、說明變革的必要一性一。
這些哲人受萬有引力定律的影響很大，相信存在着不僅象牛頓所證實的那樣控制物質世界、也控制人類社會的自然法則。
按照這一設想，他們開始将理一性一應用于所有領域，以便發現種種有效的自然規則。
他們使一切事物——所有的人、所有的制度、所有的傳統——受到理一性一的檢驗。
雖然這對任何時期的任何社會來說，都是一個嚴峻考驗，但是，對于已過了全盛時期、許多關節嘎嘎作響的法國舊制度，是尤其嚴峻的考驗。
因而，這些哲人使法國和整個歐洲的舊制度受到毀滅一性一的批判的猛擊。
更重要的是，他們發展起一系列革命的原則，打算通過這些原則實現大規模的社會改革。
其中特别使我們感興趣的是他們在經濟、宗教和政治三個領域中提出的一些具體建議。
他們在經濟領域中的主要口号是自一由放任——讓人民做他們願意做的事，讓自然界自然地發展。
這種對政一府幹涉的反對，是對于通常稱為重商主義這種對經濟生活的全面、嚴格的控制的一種反應。
在國家建立的早期階段，重商主義被認為是國家安全所必需的。
但是，到18世紀，它似乎是多餘的，甚至是有害的。
受到專利權、國内稅或過多的關稅和雜稅妨礙的商人們熱情地接受了自一由放任的口号。
我們已提到過，英國商人們的情況就是如此；他們攻擊斯圖亞特王朝的國王所出一售的專利權。
但是，重商主義在法國甚至更具有限制一性一，所以，哲人們自然将他們的注意力轉向重商主義。
他們尋找構成經濟行為的基礎的自然法則，提出了自一由放任主義的一般原則——國家對自然經濟力量的自一由發揮作用不得幹涉。
自一由放任主義由蘇格蘭人亞當·斯密在其名著《國民财富的一性一質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一書中作了出色的系統闡述。
他論證說，就個人的經濟活動而論，自我利益乃個人活動的動機；國家的福利隻不過是在一個國家中起作用的個人利益的總和；每個人都比任何政治家更清楚地知道其自身的利益。
用斯密自己的話來說： 每個人，隻要他不違反正義法則，就可以完全自一由地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就可以完全自一由地以自己的勤奮和資本與其他任何人即任何階層的人的勤奮和資本相競争。
君主就完全給免除了一種職責；在試圖履行這種職責個君主總是遭受無數的欺騙，因此若要履行這種職責，人類的智慧或知識永遠不可能是足夠的——這種職責就是監督私人的勤奮，并将它引導到最适合社會利益的工作中去。
在宗教方面，主要口号是"Ecrasezi'infame！"——砸爛可恥的東西，即消滅宗教的狂一熱和不容異說。
這種對不容異說的強烈反對有着兩方面的原因。
一個原因是人們确信不容異說妨礙了科學讨論和得出真理。
另一原因是不容異說似乎危及政治上的統一和穩定。
因而，宗教信仰自一由的傑出擁護者伏爾泰說，"如果在英國僅允許有一種宗教，政一府很可能會變得專橫；如果隻有兩種宗教，人民就會互相割斷對方的喉嚨；但是，當有大量的宗教時，大家都能幸福地生活、和睦相處。
" 更準确地說，哲人們拒絕接受上帝支配世界并任意地決定人類的命運這種傳統的信仰。
相反，他們尋找一種與理智的判斷相一緻的自然宗教。
結果産生了種種根本違背宗教正統觀念的東西。
有些人成為徹底的無神論者，否認上帝的存在，痛斥宗教是教士和政治家的工具。
另外一些人成為不可知論者，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上帝的存在。
多數人是自然神論者，樂于贊同上帝存在并創造了世界的主張，但堅決認為，上帝創世後，允許世界按照某些自然法則起作用而不加以幹涉。
因而，自然神論者能同時做兩件不相容的事而雙收其利。
他們能接受上帝和基督教教義，同時，又能拒絕接受某些帶有超自然特色的東西如聖靈感孕、耶稣的複一活、基督的神一性一和《聖經》中的神的啟示。
這裡值得指出的重要一點是，所有這些新的信條——無神論、不可知論和自然神論——反映了理一性一主義者對"天啟"或"超自然"宗教的懷疑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長。
自基督教在歐洲獲勝以來，基督教傳統首次出現了明确的破裂。
同樣，在政治方面，哲人們也有一個關鍵一性一的用語——"社會契約"。
關于統治的契約論并不是一種新理論：英國政治理論家約翰·洛克在16一90年發表的《政一府論》一書中已系統地提出了這一理論。
洛克在這部論著中說，如果統治者對其臣民管理不當，"他們就會因這種失職行為而喪失早先人民為着完全相反的目的而授予他們的權力，權力就會被移交給人民，人民有權利恢複自己原先的自一由。
……"換句話說，洛克将統治看作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一種政治契約。
但是，法國哲學家讓·雅克·盧梭把它改變成一種社會契約而非政治契約。
在他看來，契約就是人民之中的一個協議。
盧梭在其主要政治著作是《社會契約論》（1762年）一書中說，所有公民在建立一個政一府的過程中，把他們的個人意志熔合成一個共同意志，同意接受這共同意志的裁決作為最終的裁決。
盧梭關于共同意志的觀念是一抽一象的，可以有種種解釋。
20世紀的獨一裁者們就是利用這一學說為自己的極一權主義政權辯護。
然而，從歐洲政治革命的觀點看，重要的一點在于盧梭強調了人民的主權。
他把統治權看作隻是一種"代一辦權"，從而證明把人民的合法權力歸還給擁有最高權力的人民這種革命是正當的。
"行政權的受托人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辦事員；它（人民）能如心所願地使他們掌權和把他們拉下台；對受托人來說，不存在契約的問題，隻有服從。
" 以上簡短的評述表明了啟蒙運動對歐洲政治革命的意義。
"砸爛可恥的東西"、"自一由放任"和"社會契約"這些口号破壞了傳統的制度和習俗。
此外，它們不僅對法國的現狀，而且對整個歐洲甚至海外地區的現狀，也是一個挑戰。
實際上，哲人們并不把自己看做法國人或歐洲人，而是把自己看做人類的成員。
值得注意的是，伏爾泰普批評了博緒哀主教的《世界史教程》一書，其理由在于，這部著作主要論述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曆史，忽視了異教的古人和其他文化的曆史。
這一批評頗為典型地表明了哲人們有意識地試圖從全球的而非西方的角度來思考和行動。
他們試圖發現與牛頓的物質世界的定律相當的、具有普遍适用一性一的法則。
雖然哲人們并未發現支配整個人類的、永遠不變的法則，但他們的著作确影響了世界許多地區的好思考的人們。
他們的最大的、直接的成就是說服歐洲的許多君主至少接受他們的某些學說。
這些君主仍然堅持他們以天賦之權進行統治的理論，但是他們已改變了關于其統治目的的思想。
政一府權力仍然是君主們的天賦特權，但這時已用于為人民謀利。
因此，這些統治者被稱為仁慈的專制君主。
這些仁慈的專制君主中最聞名的是普魯土的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俄國的葉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在位）和哈普斯堡帝國的約瑟夫二世（1765－1790年在位）。
葉卡捷琳娜也許是最有說話才能的。
常常說出啟蒙運動的富有代表一性一的口号，如：&
啟蒙運動一詞源自以下事實：這一運動的領袖們認為他們生活在一個啟蒙時代。
他們将過去基本上看做是一個迷信和無知的時代，認為隻是到了他們時代，人類才終于從黑暗進入一陽一光。
因而，啟蒙時代的一個基本特點是有了"進步"這種一直持續到20世紀的觀念。
由于啟蒙運動，人們開始普遍認為，人類的狀況會穩步地改善，因此，每一代的境況都将比前一代好些。
這種不斷的進步是如何保持住的呢？回答簡單而又令人信服：通過利用人類的理一性一力量。
這種對理一性一的信任是啟蒙運動的另一基本特點。
實際上，兩個關鍵的概念就是進步和理一性一。
而這些概念的倡導者是通稱為哲人的一批表達力很強的人。
不可将這些哲人誤作正式的哲學家，他們不是任何特定領域的學識淵博或系統的思想家。
他們多半是文人或普及工作者——與其說是哲學家，不如說是報刊撰稿人。
他們更接近的是H．G．威爾斯和G.B．蕭伯納，而不是G．E．穆爾和A．N．懷特海。
這些哲人同威爾斯和蕭伯納一樣，通常反對現存的社會秩序，他們寫劇本、小說、随筆和曆史作品，以普及他們的思想、說明變革的必要一性一。
這些哲人受萬有引力定律的影響很大，相信存在着不僅象牛頓所證實的那樣控制物質世界、也控制人類社會的自然法則。
按照這一設想，他們開始将理一性一應用于所有領域，以便發現種種有效的自然規則。
他們使一切事物——所有的人、所有的制度、所有的傳統——受到理一性一的檢驗。
雖然這對任何時期的任何社會來說，都是一個嚴峻考驗，但是，對于已過了全盛時期、許多關節嘎嘎作響的法國舊制度，是尤其嚴峻的考驗。
因而，這些哲人使法國和整個歐洲的舊制度受到毀滅一性一的批判的猛擊。
更重要的是，他們發展起一系列革命的原則，打算通過這些原則實現大規模的社會改革。
其中特别使我們感興趣的是他們在經濟、宗教和政治三個領域中提出的一些具體建議。
他們在經濟領域中的主要口号是自一由放任——讓人民做他們願意做的事，讓自然界自然地發展。
這種對政一府幹涉的反對，是對于通常稱為重商主義這種對經濟生活的全面、嚴格的控制的一種反應。
在國家建立的早期階段，重商主義被認為是國家安全所必需的。
但是，到18世紀，它似乎是多餘的，甚至是有害的。
受到專利權、國内稅或過多的關稅和雜稅妨礙的商人們熱情地接受了自一由放任的口号。
我們已提到過，英國商人們的情況就是如此；他們攻擊斯圖亞特王朝的國王所出一售的專利權。
但是，重商主義在法國甚至更具有限制一性一，所以，哲人們自然将他們的注意力轉向重商主義。
他們尋找構成經濟行為的基礎的自然法則，提出了自一由放任主義的一般原則——國家對自然經濟力量的自一由發揮作用不得幹涉。
自一由放任主義由蘇格蘭人亞當·斯密在其名著《國民财富的一性一質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一書中作了出色的系統闡述。
他論證說，就個人的經濟活動而論，自我利益乃個人活動的動機；國家的福利隻不過是在一個國家中起作用的個人利益的總和；每個人都比任何政治家更清楚地知道其自身的利益。
用斯密自己的話來說： 每個人，隻要他不違反正義法則，就可以完全自一由地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就可以完全自一由地以自己的勤奮和資本與其他任何人即任何階層的人的勤奮和資本相競争。
君主就完全給免除了一種職責；在試圖履行這種職責個君主總是遭受無數的欺騙，因此若要履行這種職責，人類的智慧或知識永遠不可能是足夠的——這種職責就是監督私人的勤奮，并将它引導到最适合社會利益的工作中去。
在宗教方面，主要口号是"Ecrasezi'infame！"——砸爛可恥的東西，即消滅宗教的狂一熱和不容異說。
這種對不容異說的強烈反對有着兩方面的原因。
一個原因是人們确信不容異說妨礙了科學讨論和得出真理。
另一原因是不容異說似乎危及政治上的統一和穩定。
因而，宗教信仰自一由的傑出擁護者伏爾泰說，"如果在英國僅允許有一種宗教，政一府很可能會變得專橫；如果隻有兩種宗教，人民就會互相割斷對方的喉嚨；但是，當有大量的宗教時，大家都能幸福地生活、和睦相處。
" 更準确地說，哲人們拒絕接受上帝支配世界并任意地決定人類的命運這種傳統的信仰。
相反，他們尋找一種與理智的判斷相一緻的自然宗教。
結果産生了種種根本違背宗教正統觀念的東西。
有些人成為徹底的無神論者，否認上帝的存在，痛斥宗教是教士和政治家的工具。
另外一些人成為不可知論者，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上帝的存在。
多數人是自然神論者，樂于贊同上帝存在并創造了世界的主張，但堅決認為，上帝創世後，允許世界按照某些自然法則起作用而不加以幹涉。
因而，自然神論者能同時做兩件不相容的事而雙收其利。
他們能接受上帝和基督教教義，同時，又能拒絕接受某些帶有超自然特色的東西如聖靈感孕、耶稣的複一活、基督的神一性一和《聖經》中的神的啟示。
這裡值得指出的重要一點是，所有這些新的信條——無神論、不可知論和自然神論——反映了理一性一主義者對"天啟"或"超自然"宗教的懷疑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長。
自基督教在歐洲獲勝以來，基督教傳統首次出現了明确的破裂。
同樣，在政治方面，哲人們也有一個關鍵一性一的用語——"社會契約"。
關于統治的契約論并不是一種新理論：英國政治理論家約翰·洛克在16一90年發表的《政一府論》一書中已系統地提出了這一理論。
洛克在這部論著中說，如果統治者對其臣民管理不當，"他們就會因這種失職行為而喪失早先人民為着完全相反的目的而授予他們的權力，權力就會被移交給人民，人民有權利恢複自己原先的自一由。
……"換句話說，洛克将統治看作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一種政治契約。
但是，法國哲學家讓·雅克·盧梭把它改變成一種社會契約而非政治契約。
在他看來，契約就是人民之中的一個協議。
盧梭在其主要政治著作是《社會契約論》（1762年）一書中說，所有公民在建立一個政一府的過程中，把他們的個人意志熔合成一個共同意志，同意接受這共同意志的裁決作為最終的裁決。
盧梭關于共同意志的觀念是一抽一象的，可以有種種解釋。
20世紀的獨一裁者們就是利用這一學說為自己的極一權主義政權辯護。
然而，從歐洲政治革命的觀點看，重要的一點在于盧梭強調了人民的主權。
他把統治權看作隻是一種"代一辦權"，從而證明把人民的合法權力歸還給擁有最高權力的人民這種革命是正當的。
"行政權的受托人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辦事員；它（人民）能如心所願地使他們掌權和把他們拉下台；對受托人來說，不存在契約的問題，隻有服從。
" 以上簡短的評述表明了啟蒙運動對歐洲政治革命的意義。
"砸爛可恥的東西"、"自一由放任"和"社會契約"這些口号破壞了傳統的制度和習俗。
此外，它們不僅對法國的現狀，而且對整個歐洲甚至海外地區的現狀，也是一個挑戰。
實際上，哲人們并不把自己看做法國人或歐洲人，而是把自己看做人類的成員。
值得注意的是，伏爾泰普批評了博緒哀主教的《世界史教程》一書，其理由在于，這部著作主要論述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曆史，忽視了異教的古人和其他文化的曆史。
這一批評頗為典型地表明了哲人們有意識地試圖從全球的而非西方的角度來思考和行動。
他們試圖發現與牛頓的物質世界的定律相當的、具有普遍适用一性一的法則。
雖然哲人們并未發現支配整個人類的、永遠不變的法則，但他們的著作确影響了世界許多地區的好思考的人們。
他們的最大的、直接的成就是說服歐洲的許多君主至少接受他們的某些學說。
這些君主仍然堅持他們以天賦之權進行統治的理論，但是他們已改變了關于其統治目的的思想。
政一府權力仍然是君主們的天賦特權，但這時已用于為人民謀利。
因此，這些統治者被稱為仁慈的專制君主。
這些仁慈的專制君主中最聞名的是普魯土的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俄國的葉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在位）和哈普斯堡帝國的約瑟夫二世（1765－1790年在位）。
葉卡捷琳娜也許是最有說話才能的。
常常說出啟蒙運動的富有代表一性一的口号，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