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這一時期對世界曆史的意義
關燈
小
中
大
。
玉米粽子、玉米粉圓餅和各種辣萊都是以印第安兩大名産蠶豆和玉米為基本原料。
在1763年以前的這一時期中，除了前面已提到的新的、最重要的糧食作物的傳播外，歐洲人對非洲和歐亞諸土著文化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
在西非，土著酋長們把歐洲商人基本上限制在他們的沿海貿易站。
這些酋長的态度在1482年1月20日黃金海岸一個叫克瓦米·安薩的酋長所說的以下這番話中驚人地顯露出來。
這番話是對葡萄牙一位高官顯貴的答複。
他帶着一支令人敬畏的扈從隊到達那裡，請求允許在當地修築一座要塞。
我并不是感覺不到你們偉大的主人、葡萄牙首腦今日給予我的很高的榮譽。
為了不辜負他對我的友誼；我在和葡萄牙人做買賣時總是努力做到嚴守規矩，總是盡力為商船快速搞到船貨。
但是，在今日以前，我從未看到其臣民的外表上出現過這麼大的不同：他們向來隻是穿着簡陋的服裝，輕易地滿足于他們所得到的商品；他們極不希望留在這片土地上，直至能弄到全部船貨時才會高興起來，然後返回。
現在，我注意到一個奇怪的不同。
許多衣着華麗的人渴望能在這裡建造房屋，留在我們中間。
這些地位很高的人由一位指揮官帶領，按這位指揮官自己的說法，他似乎是制造白天和黑夜的上帝的後裔；這些人決不能使自己忍受這裡的惡劣氣候，也不能在這裡獲得充斥于他們國家的奢侈品。
因此，我們所有男子漢所共有的激一情将不可避免地引起種種争端；更可取得多的做法是，我們兩個民族應當留在至今已确立的立場上，允許你們的船象通常那樣作短暫的過訪；雙方偶然相見的願望會保持我們之間的和平。
大海和陸地始終是近鄰，所以老是不和，争辯着誰該退讓；擁有巨大暴力的大海試圖征服陸地，同樣頑強的陸地則決心反抗大海。
在中東、印度和中國的古老的文明中心，諸土著民族如人們可能預料的那樣，對歐洲入侵者的文化根本沒有印象。
穆斯林土耳其人雖與基督教歐洲人關系最密切，但極其看不起他們。
甚至在17、18世紀土耳其人本身每況愈下時，他們還毫不猶豫地表達對基督教異教徒的輕蔑。
1666年，土耳其首相對法國大使突然叫嚷道：'難道我不知道你、你是一個邪教徒，不信上帝的人，是一頭豬、一條狗、一個吃糞的東西嗎？" 對歐洲和歐洲人的這種傲慢不恭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可用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由來已久的不和來解釋。
歐亞大一陸其他地方對歐洲人的反應不是那麼傲慢無禮，但同時也沒有尊敬的表示，更不用說敬畏了。
當葡萄牙人到達錫蘭時，科倫坡的土著官員将以下這份對新來的人的頗為客觀的評價送交在康提的國王："在我們的科倫坡港口，來了一些皮膚白皙但長相頗不難看的人；他們戴鐵帽、穿鐵農；他們不在一個地方停留片刻列也們老是到處走來走去；他們吃大塊的石頭'硬餅幹'，喝血'碰巧，地道的馬德拉葡萄酒'；他們用兩、三塊黃金或白銀買一條魚或一隻酸橙。
……"這位科倫坡官員是個目光敏銳的人，接着又說，"他們的槍炮非常好。
"後面一句評語特别予人以啟示：凡是在歐洲人給别的人們留下印象的地方，必定是由于其技術成就的緣故。
在印度大一陸，當已在果阿安身的葡萄牙人于1560年引進宗教法庭時，諸土著民族的反應是非常消極的。
從］6O0至1773年，因有異教觀點而被處火刑的受害者有73名。
印度居民不能不注意到天主教的一種不一緻一性一：它監禁、折磨和以火刑燒死那些其唯一罪行是持異端觀點的人，而同時，又阻止那些将自一焚視作一種崇高美德的寡一婦自願讓火燒死。
此外，歐洲冒險家在印度的不法和狂一暴行為進一步降低了印度人民對天主教徒的評價。
1616年，有人對英國牧師特裡先生說："基督教是魔鬼的宗教；基督教徒時常酗酒；基督教徒時常幹壞事；基督教徒時常打人；基督教徒時常辱罵别人。
" 由于耶稣會傳教士的卓越才能和學問上的造詣，中國人對歐洲人的反應開始時比較良好（如第四章第四節所提到的）。
耶稣會會土成功地赢得了一些皈依者，包括少數學者和一些皇室成員。
然而，即使是具備天文學、數學和地理學知識的能幹的耶稣會會土，也沒有給中國人留下過深的印象。
有位作者因為基督教接近于儒教，并驚奇地發現有些歐洲人是"真正的紳士"，所以贊揚歐洲人，寫了一篇最表示贊賞的評論： 天主國（上天之主的國家，即天主教國，可能指意大利）較遠地位于佛教國（印度）的西面。
那裡的人們懂得文學，而且同中國人一樣博學且舉止優雅。
有蔔利瑪窦（馬特奧·裡奇）的人來自該國；他取道印度，經過四年遠足，抵達廣東邊界。
他們的宗教是崇拜天主（"上天之主"，意指上帝的天主教名詞），正如儒教徒崇拜孔子，佛教徒崇拜佛陀一樣。
他寫的著作中，有一本題名為《天學實義》（基督教的真實含義）；該書常運用與儒教相比較的方法闡明真理，但是，尖銳地批評了佛教和道教有關虛無和空寂的理論。
……我非常喜歡他的思想。
其思想接近于儒教；但是，在規勸教區居民時更誠摯，這方面他不同于佛教徒，佛教徒總是喜歡用晦澀難解、無條理的話來愚弄和吓唬平民百姓。
……他和人談話時，很有禮貌；如果受到挑戰，他辯論起來是不知疲倦的。
因此，在外國也有真正的紳士。
這篇頌辭是個例外。
中國大部分學者都拒絕西方科學和西方宗教。
在教皇克雷芒十一世于1715年3月頒布"自該日"訓令、禁止基督教徒參加祭祖或尊孔的儀式之後，中國皇帝康熙輕蔑地說："讀了這篇訓令，我所能說的是，西方人，象他們那樣愚蠢的人，怎麼能反對中國的偉大學說呢？他們當中沒有人能透徹地理解中國的經籍；當他們說話時，其中大部分人是可笑的。
我現已閱完的這篇訓令頗類似于佛教徒和道教徒的種種迷信玩意兒，但是，沒有任何東西象這篇訓令那樣充滿了大錯。
"就當時中國民衆對歐洲人的看法而論，它或許準确地反映在以下這句格言中：隻有他們中國人擁有雙眼，歐洲人是獨眼，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居民均為瞎子。
假如是這種氣氛，那麼可以理解：1763年以前，除諸如夭文學之類的某些專門的知識領域外，歐洲人對中國文明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
雖然這一時期中，中國人、印度人和土耳其人對歐洲人的文化沒有印象，但歐洲人卻相反，對他們在君士坦丁堡、德裡和北京所看到的東西印象非常深。
他們首先熟悉奧斯曼帝國，他們的反應是尊敬、欽佩和不安。
遲至1634年即帝國開始衰落後，一位富有思想的英國旅行者還下結論說，土耳其人是"近代唯一起偉大作用的民族"，"如果有誰見到過他們最得意的這些時代，他就不可能找到一個出土耳其更好的地方。
"在較早的年代裡，在蘇裡曼一世統治期間，哈普斯堡皇室駐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富有見識且觀察力敏銳的奧吉爾·吉斯萊恩·德·巴斯貝克也表示過類似的贊美。
1555年，巴斯貝克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把蘇裡曼比作雷電——"他猛擊、毀壞和消滅一切擋道的東西。
"巴斯貝克不僅對奧斯曼帝國的力量，而且對基于嚴格的人才制度的奧斯曼官僚機構的效率也印象很深。
17世紀期間，奧斯曼帝國失去了在歐洲人中間的聲譽。
許多衰敗的征兆日益明顯起來，其中包括王朝的堕一落、行政管理的腐敗和軍事上的軟弱。
但當時，歐洲知識分子正被有關傳說中的遙遠的中國文明的許多詳細的報道所強烈地吸引住。
這些報道以耶稣會傳教士的報告為根據，引起了對中國和中國事物的巨大熱情。
實際上，17世紀和18世紀初葉，中國對歐洲的影響比歐洲對中國的影響大得多。
西方人得知中國的曆史、藝術、哲學和政治後，完全入迷了。
中國由于其孔子的倫理體系、為政一府部門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對學問而不是對作戰本領的尊重以及一精一美的手工藝品如瓷器、絲綢和漆器等，開始被推舉為模範文明。
例如，伏爾泰（16一94－1778年）用一幅孔子的畫像裝飾其書齋的牆，而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1646-1716年）則稱贊中國的康熙皇帝是"如此偉大、人間幾乎不可能有的君主，因為他是個神一般的凡人，點一下頭，就能治理一切；不過，他是通過受教育獲得美德和智慧……，從而赢得統治權。
" 18世紀末葉，歐洲人對中國的欽佩開始消逝，一方面是由于天主教傳教士正在受到迫害，一方面是由于歐洲人開始對中國的自然資源比對中國的文化更感興趣。
這種态度的轉變反映對1776至1814年間在巴黎出版的16卷《關于中國人的曆史、科學和技術等等的學會論文集》中。
該書第十一卷于1786年問世，裡面幾乎僅收錄關于可能會使商人感興趣的資源——硼砂、褐煤、水銀、氨草膠、馬、竹以及産棉狀一毛一的動物——的報告。
正如歐洲人的興趣在17世紀從奧斯曼帝國轉移到中國一樣，到了18世紀後期，歐洲人的興趣又轉移到希臘，并在較小程度上轉移到印度。
古典希臘人成為受過教育的歐洲人極其喜一愛一的人．1778年，一位德國學者寫道，"我們怎麼能相信，在歐洲的導師希臘人會閱讀以前，東方諸野蠻民族已産生編年史和詩歌，并擁有完整的宗教和倫理呢？"不過，歐洲有少數知識分子确開始熱中于印度文化。
歐洲一般公衆在這時以前很久就已知道印度，而且，有關德裡"莫卧兒大帝"的财富和豪華生活的報道已使他們為之激動。
1658至1667年間在德裡侍候皇室的法國醫生弗朗索斯·
玉米粽子、玉米粉圓餅和各種辣萊都是以印第安兩大名産蠶豆和玉米為基本原料。
在1763年以前的這一時期中，除了前面已提到的新的、最重要的糧食作物的傳播外，歐洲人對非洲和歐亞諸土著文化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
在西非，土著酋長們把歐洲商人基本上限制在他們的沿海貿易站。
這些酋長的态度在1482年1月20日黃金海岸一個叫克瓦米·安薩的酋長所說的以下這番話中驚人地顯露出來。
這番話是對葡萄牙一位高官顯貴的答複。
他帶着一支令人敬畏的扈從隊到達那裡，請求允許在當地修築一座要塞。
我并不是感覺不到你們偉大的主人、葡萄牙首腦今日給予我的很高的榮譽。
為了不辜負他對我的友誼；我在和葡萄牙人做買賣時總是努力做到嚴守規矩，總是盡力為商船快速搞到船貨。
但是，在今日以前，我從未看到其臣民的外表上出現過這麼大的不同：他們向來隻是穿着簡陋的服裝，輕易地滿足于他們所得到的商品；他們極不希望留在這片土地上，直至能弄到全部船貨時才會高興起來，然後返回。
現在，我注意到一個奇怪的不同。
許多衣着華麗的人渴望能在這裡建造房屋，留在我們中間。
這些地位很高的人由一位指揮官帶領，按這位指揮官自己的說法，他似乎是制造白天和黑夜的上帝的後裔；這些人決不能使自己忍受這裡的惡劣氣候，也不能在這裡獲得充斥于他們國家的奢侈品。
因此，我們所有男子漢所共有的激一情将不可避免地引起種種争端；更可取得多的做法是，我們兩個民族應當留在至今已确立的立場上，允許你們的船象通常那樣作短暫的過訪；雙方偶然相見的願望會保持我們之間的和平。
大海和陸地始終是近鄰，所以老是不和，争辯着誰該退讓；擁有巨大暴力的大海試圖征服陸地，同樣頑強的陸地則決心反抗大海。
在中東、印度和中國的古老的文明中心，諸土著民族如人們可能預料的那樣，對歐洲入侵者的文化根本沒有印象。
穆斯林土耳其人雖與基督教歐洲人關系最密切，但極其看不起他們。
甚至在17、18世紀土耳其人本身每況愈下時，他們還毫不猶豫地表達對基督教異教徒的輕蔑。
1666年，土耳其首相對法國大使突然叫嚷道：'難道我不知道你、你是一個邪教徒，不信上帝的人，是一頭豬、一條狗、一個吃糞的東西嗎？" 對歐洲和歐洲人的這種傲慢不恭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可用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由來已久的不和來解釋。
歐亞大一陸其他地方對歐洲人的反應不是那麼傲慢無禮，但同時也沒有尊敬的表示，更不用說敬畏了。
當葡萄牙人到達錫蘭時，科倫坡的土著官員将以下這份對新來的人的頗為客觀的評價送交在康提的國王："在我們的科倫坡港口，來了一些皮膚白皙但長相頗不難看的人；他們戴鐵帽、穿鐵農；他們不在一個地方停留片刻列也們老是到處走來走去；他們吃大塊的石頭'硬餅幹'，喝血'碰巧，地道的馬德拉葡萄酒'；他們用兩、三塊黃金或白銀買一條魚或一隻酸橙。
……"這位科倫坡官員是個目光敏銳的人，接着又說，"他們的槍炮非常好。
"後面一句評語特别予人以啟示：凡是在歐洲人給别的人們留下印象的地方，必定是由于其技術成就的緣故。
在印度大一陸，當已在果阿安身的葡萄牙人于1560年引進宗教法庭時，諸土著民族的反應是非常消極的。
從］6O0至1773年，因有異教觀點而被處火刑的受害者有73名。
印度居民不能不注意到天主教的一種不一緻一性一：它監禁、折磨和以火刑燒死那些其唯一罪行是持異端觀點的人，而同時，又阻止那些将自一焚視作一種崇高美德的寡一婦自願讓火燒死。
此外，歐洲冒險家在印度的不法和狂一暴行為進一步降低了印度人民對天主教徒的評價。
1616年，有人對英國牧師特裡先生說："基督教是魔鬼的宗教；基督教徒時常酗酒；基督教徒時常幹壞事；基督教徒時常打人；基督教徒時常辱罵别人。
" 由于耶稣會傳教士的卓越才能和學問上的造詣，中國人對歐洲人的反應開始時比較良好（如第四章第四節所提到的）。
耶稣會會土成功地赢得了一些皈依者，包括少數學者和一些皇室成員。
然而，即使是具備天文學、數學和地理學知識的能幹的耶稣會會土，也沒有給中國人留下過深的印象。
有位作者因為基督教接近于儒教，并驚奇地發現有些歐洲人是"真正的紳士"，所以贊揚歐洲人，寫了一篇最表示贊賞的評論： 天主國（上天之主的國家，即天主教國，可能指意大利）較遠地位于佛教國（印度）的西面。
那裡的人們懂得文學，而且同中國人一樣博學且舉止優雅。
有蔔利瑪窦（馬特奧·裡奇）的人來自該國；他取道印度，經過四年遠足，抵達廣東邊界。
他們的宗教是崇拜天主（"上天之主"，意指上帝的天主教名詞），正如儒教徒崇拜孔子，佛教徒崇拜佛陀一樣。
他寫的著作中，有一本題名為《天學實義》（基督教的真實含義）；該書常運用與儒教相比較的方法闡明真理，但是，尖銳地批評了佛教和道教有關虛無和空寂的理論。
……我非常喜歡他的思想。
其思想接近于儒教；但是，在規勸教區居民時更誠摯，這方面他不同于佛教徒，佛教徒總是喜歡用晦澀難解、無條理的話來愚弄和吓唬平民百姓。
……他和人談話時，很有禮貌；如果受到挑戰，他辯論起來是不知疲倦的。
因此，在外國也有真正的紳士。
這篇頌辭是個例外。
中國大部分學者都拒絕西方科學和西方宗教。
在教皇克雷芒十一世于1715年3月頒布"自該日"訓令、禁止基督教徒參加祭祖或尊孔的儀式之後，中國皇帝康熙輕蔑地說："讀了這篇訓令，我所能說的是，西方人，象他們那樣愚蠢的人，怎麼能反對中國的偉大學說呢？他們當中沒有人能透徹地理解中國的經籍；當他們說話時，其中大部分人是可笑的。
我現已閱完的這篇訓令頗類似于佛教徒和道教徒的種種迷信玩意兒，但是，沒有任何東西象這篇訓令那樣充滿了大錯。
"就當時中國民衆對歐洲人的看法而論，它或許準确地反映在以下這句格言中：隻有他們中國人擁有雙眼，歐洲人是獨眼，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居民均為瞎子。
假如是這種氣氛，那麼可以理解：1763年以前，除諸如夭文學之類的某些專門的知識領域外，歐洲人對中國文明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
雖然這一時期中，中國人、印度人和土耳其人對歐洲人的文化沒有印象，但歐洲人卻相反，對他們在君士坦丁堡、德裡和北京所看到的東西印象非常深。
他們首先熟悉奧斯曼帝國，他們的反應是尊敬、欽佩和不安。
遲至1634年即帝國開始衰落後，一位富有思想的英國旅行者還下結論說，土耳其人是"近代唯一起偉大作用的民族"，"如果有誰見到過他們最得意的這些時代，他就不可能找到一個出土耳其更好的地方。
"在較早的年代裡，在蘇裡曼一世統治期間，哈普斯堡皇室駐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富有見識且觀察力敏銳的奧吉爾·吉斯萊恩·德·巴斯貝克也表示過類似的贊美。
1555年，巴斯貝克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把蘇裡曼比作雷電——"他猛擊、毀壞和消滅一切擋道的東西。
"巴斯貝克不僅對奧斯曼帝國的力量，而且對基于嚴格的人才制度的奧斯曼官僚機構的效率也印象很深。
17世紀期間，奧斯曼帝國失去了在歐洲人中間的聲譽。
許多衰敗的征兆日益明顯起來，其中包括王朝的堕一落、行政管理的腐敗和軍事上的軟弱。
但當時，歐洲知識分子正被有關傳說中的遙遠的中國文明的許多詳細的報道所強烈地吸引住。
這些報道以耶稣會傳教士的報告為根據，引起了對中國和中國事物的巨大熱情。
實際上，17世紀和18世紀初葉，中國對歐洲的影響比歐洲對中國的影響大得多。
西方人得知中國的曆史、藝術、哲學和政治後，完全入迷了。
中國由于其孔子的倫理體系、為政一府部門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對學問而不是對作戰本領的尊重以及一精一美的手工藝品如瓷器、絲綢和漆器等，開始被推舉為模範文明。
例如，伏爾泰（16一94－1778年）用一幅孔子的畫像裝飾其書齋的牆，而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1646-1716年）則稱贊中國的康熙皇帝是"如此偉大、人間幾乎不可能有的君主，因為他是個神一般的凡人，點一下頭，就能治理一切；不過，他是通過受教育獲得美德和智慧……，從而赢得統治權。
" 18世紀末葉，歐洲人對中國的欽佩開始消逝，一方面是由于天主教傳教士正在受到迫害，一方面是由于歐洲人開始對中國的自然資源比對中國的文化更感興趣。
這種态度的轉變反映對1776至1814年間在巴黎出版的16卷《關于中國人的曆史、科學和技術等等的學會論文集》中。
該書第十一卷于1786年問世，裡面幾乎僅收錄關于可能會使商人感興趣的資源——硼砂、褐煤、水銀、氨草膠、馬、竹以及産棉狀一毛一的動物——的報告。
正如歐洲人的興趣在17世紀從奧斯曼帝國轉移到中國一樣，到了18世紀後期，歐洲人的興趣又轉移到希臘，并在較小程度上轉移到印度。
古典希臘人成為受過教育的歐洲人極其喜一愛一的人．1778年，一位德國學者寫道，"我們怎麼能相信，在歐洲的導師希臘人會閱讀以前，東方諸野蠻民族已産生編年史和詩歌，并擁有完整的宗教和倫理呢？"不過，歐洲有少數知識分子确開始熱中于印度文化。
歐洲一般公衆在這時以前很久就已知道印度，而且，有關德裡"莫卧兒大帝"的财富和豪華生活的報道已使他們為之激動。
1658至1667年間在德裡侍候皇室的法國醫生弗朗索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