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這一時期對世界曆史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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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尼埃，曾對著名的孔雀寶座作了以下描述；我們可以想象出當時的人們對這段描述的反應。
莫卧兒大帝有七張豪華的寶座，一張寶座完全鑲嵌以鑽石，其餘的則鑲嵌以紅寶石、綠室石或珍珠。
……但是，據我看來，這豪華的寶座的最奢華之處在于：支撐華蓋的12根支柱由一串串美麗的珍珠環繞着；這些珍珠又圓又明亮，每顆重六至十克拉。
在距離寶座四呎的兩側，各有兩頂固定的傘；傘八高七、八呎，傘上鑲滿了鑽石、紅寶石和珍珠。
這些幸是用紅色的天鵝絨制成的，繡有花紋，四周圍以珍珠作緣飾。
随着歐洲人逐漸注意到印度人的古代文學，他們對印度及其文明的膚淺認識開始深化。
印度博學家不願意把自己的神聖的學問傳授給外國人。
但是，少數歐洲人，多半為耶稣會神父，獲得了梵語、文學和哲學方面的知識。
德國哲學家叔本華（1788-1860年）就象萊布尼茨被中國人迷住那樣，着迷于印度哲學。
1786年，英國學者威廉·瓊斯爵士向孟加拉亞洲學會宣布，"無論梵語多麼古舊，它具有奇妙的結構；它比希臘語更完美，比拉丁語更詞彙豐富，比希臘語和拉丁語中的任何一者更優美得多。
" 六、曆史展望中的近代初期 從1500至1763年的近代初期，是前幾個時代中的地區孤立主義與19世紀的歐洲世界霸權之間的一個中間階段。
在經濟上，這一時期中，歐洲人将他們的貿易活動實際上擴展到世界各地，不過，他們還不能開發那些巨大的本陸塊的内地。
雖然洲際貿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但貿易量仍遠遠低于以後世紀中所達到的數量。
在政治上，世界仍完全不是一個單一的整體。
震撼歐洲的有名的六年戰争未曾影響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南北美洲、非洲内地、中東大部分地區和整個東亞。
雖然歐洲人已牢固地控制了西伯利亞、南美洲和北美洲東部地區，但到當時為止，他們在非洲、印度和東印度群島僅擁有少數飛地，而在遠東，隻能作為商人從事冒險活動，而且，即使以商人身份活動，他們還必須服從最具有限制一性一、最任意的規章制度。
在文化上，這是一個眼界不斷開闊的時期。
整個地球上，一些民族正注意到其他民族和其他文化。
總的講，歐亞大一陸諸古代文明給歐洲人的印象和影響較後者給前者的印象和影響更深。
當歐洲人發現新的海洋、大一陸和文明時，他們有一種睜大眼睛的驚訝感覺。
他們在貪婪地互相争奪掠奪物和貿易的同時，還表現出某種謙卑。
他們有時甚至經曆了令人不安的良心的反省，如在對待西屆美洲的印第安人時所顯示的那樣。
但是，在這一時期逝去以前，歐洲對世界其餘地區的态度起了顯著變化。
歐洲的态度變得愈來愈粗一暴、冷酷和偏狹。
19世紀中葉，法國漢學家紀堯姆·波蒂厄抱怨說，在萊布尼茨的時代曾強烈地使歐洲知識分子感興趣的中國文明，"如今幾乎沒有引起少數傑出人物的注意。
……這些人，我們平日視作野蠻人，不過，在我們的祖先居住于高盧和德意志的森林地帶的數世紀以前，已達到很高的文化水平，如今，他們卻僅僅使我們産生極大的輕蔑。
"本書第三篇将論述歐洲人為何開始感到自己勝過這些"劣種"，以及歐洲人如何能将自己的統治強加于他們。
曆史對我們今天的意義 從世界曆史看地區自治與全球統一 公元1500年之後的時代是具有重大意義的時代，因為它标志着地區自治和全球統一之間沖突的開端。
在這以前，不存在任何沖突，因為根本就沒有全球的聯系，遑論全球統一。
數萬年以來，人類一直生活在地區隔絕的狀态中。
當最初的人類大概從非洲這個祖先發祥地散居開來時，他們就失去了與其原先鄰居的聯系。
當他們向四面八方擴散開來，直到占據了除南極洲以外的所有大一陸時，他們持續不斷地重複了這一過程。
例如。
最初的蒙古種人穿越西伯利亞東北部到達阿拉斯加後，他們又向整個北美和南美地區繼續推進。
他們在彼此相對隔絕的新的社會中定居下來。
幾千年來，他們各自形成了獨特的方言和文化，甚至在形體特征上也産生了差别。
這一過程擴展到全球，因而一直到公元1500年，種族隔離現象遍存于全球。
所有的黑人或黑色種人都生活于非洲，所有的白人或高加索種人都生活于歐洲和中東，所有的蒙古種人都生活于東亞和美洲，而澳大利亞土著居民則生活于澳洲。
公元1500年前後，當西方進行海外擴張時，這種傳統的地區自治便開始讓位于全球統一。
各個種族不再互相隔絕，因為成千上萬的人自願或不自願地移居到新的大一陸。
由于歐洲人在這一全球曆史運動中處于領先地位，所以正是他們支配了這個剛剛聯成一體的世界。
到19世紀，他們以其強大的帝國和股份公司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控制了全球。
他們還取得了文化上的支配地位，于是西方文化成了全球的典範。
西方文化被等同于文明，而非西方文化天生就下賤。
這種西方的霸權在19世紀時不僅歐洲人而且非歐洲人都認為是理所當然。
在人們看來，西方的優勢地位幾乎是天經地義，是由上帝安排的。
如今20世紀，鐘擺開始再次擺向地區自治。
歐洲用了四個世紀（1500－1900年）才建立起世界範圍的統治。
而時間僅過去40年，歐洲這種統治就土崩瓦解了，這一瓦解過程開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又加快了步伐。
政治瓦解表現為帝國統治的終結。
經濟崩潰與共産主義社會的興起同時，即開始于1917年蘇俄的建立，并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共産主義擴展到中國、東南亞、非洲和古巴而不斷加速。
文化分化範圍更為寬廣，西方文化不再被認為與文明同義，而非西方的文化也不再等同于野蠻。
目前，西方文化在全世界不僅直接受到挑戰。
甚至被抵制。
1979年11月，美國使館人員在德黑蘭被扣留為人質時，西方記者曾書面向那些年輕的捕手提出許多問題。
後者集體作出回答，他們的答複如下："西方文化對殖民一主義者來說是一種極好的手段，一種使人疏遠本民族的工具。
通過使一個民族接受西方和美國的價值觀念，他們就能使之服從其統治。
"這些捕手還表達了對受西方教育或影響的伊朗知識分子的不信任。
"我們要這些滿腦子腐朽思想的人有什麼用呢？讓他們到他們想要去的地方去吧！這些腐朽的家夥就是那些跟在西方模一式後面亦步亦趨的知識分子，他們對我們的運動和革命毫無價值。
" 具有這種觀點的并不局限于年輕的激進派。
許多持各種各樣政治信仰的非西方人都具有這種觀點。
印度政治理論家梅達（V.R·Mehta）在其頗具影響的著作《超越馬克思主義：走向另一種前景》中提出，無論是西方的民一主還是蘇聯的共産主義都不能為印度的發展提一供合适的準則。
他反對自一由主義的民一主，因為他認為這會把人貶低為生産者和消費者，從而導緻一個自私自利的以個人為核心的社會。
他也同樣抵制共産主義，因為共産主義強調一經濟事務和國家活動，因而個人沒有什麼選擇餘地并且破壞了生活的豐富一性一和多樣一性一。
梅達因此得出結論說，"每個社會都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都有充分發揮其功能的自己的道路。
……支離破碎的印度社會不能以西方社會為榜樣加以改造。
印度必須找到适合其特殊情況的自己的民族建設和發展戰略。
" 反對西方的全球統治不足為怪。
這種統治是一種曆史的偏差，它由錯綜複雜的特定情況而産生，因而必定是暫時的。
但是令人驚奇的是，當前地區自治的力量同樣也正在主要的西方國家内興起，一些已沉睡了幾十年或幾百年的民族群體或亞群體現在也活躍起來并要求自治。
在美國，存在着少數民族群體，即黑人、一操一西班牙語者以及美洲土著居民。
在鄰近的加拿大，法裔魁北克人要求脫離的傾向已威脅到加拿大版圖的統一。
同樣，英國正在對付蘇格蘭、一愛一爾蘭和威爾士的所謂脫離主義者。
法國也正面臨着科西嘉、布列塔尼和巴斯克解放陣線的同樣的挑戰。
地區自治的要求并非僅僅針對西方的中央政權。
在伊朗，對西方影響的普遍反抗與反對德黑蘭中央政一府統治的地方暴動——即由庫爾德入、阿拉伯人、俾路支人以及土庫曼人這些少數民族發動的叛亂齊頭并進。
由于這些少數民族幾乎占到全國總人口的一半，伊朗百臨地區自治要求的威脅遠遠超過來自任何西方國家的威脅。
蘇聯也有類似的情況，那兒聚居着幾十個非斯拉夫族的少數民族。
由于他們的出生率大大高于斯拉夫族，他們同樣很快将達到總人口的半數。
蘇聯少數民族對政一府不滿的詳細情況并不十分清楚。
一位蘇聯逃亡來的曆史學家安德烈·阿馬爾裡克（And－reiAmalrik）在其《蘇聯會生存到1984年嗎？》一書中這樣預測，少數民族将在蘇聯這個國家的瓦解中起到重要作用，而這是他滿懷信心地期待和盼望着的。
我們時代的衆多動亂均由兩大互相對抗的力量之間的沖突而引起。
一方面，由于現代通訊媒介、跨國公司以及環球飛行的宇宙飛船，現代技術正在前所未有地将全球統一起來。
另一方面，全球又因那些決心創造自己未來的沉睡至今的大衆的覺醒而正被搞得四分五裂。
現代沖突這種曆史一性一根源可以追溯到公元1500年以後的那幾個世紀。
在那幾個世紀中，西方探險家和商人首次把全世界所有居民聯系在一起。
直到今天，我們仍然面臨着這種決定一性一影響的積極面和消極面。
埃及記者穆罕默德·海卡爾（MohammedHeikl）寫道："陷入重圍的民族主義已經集中一精一力，準備為了未來而不是過去而背水一戰。
"
莫卧兒大帝有七張豪華的寶座，一張寶座完全鑲嵌以鑽石，其餘的則鑲嵌以紅寶石、綠室石或珍珠。
……但是，據我看來，這豪華的寶座的最奢華之處在于：支撐華蓋的12根支柱由一串串美麗的珍珠環繞着；這些珍珠又圓又明亮，每顆重六至十克拉。
在距離寶座四呎的兩側，各有兩頂固定的傘；傘八高七、八呎，傘上鑲滿了鑽石、紅寶石和珍珠。
這些幸是用紅色的天鵝絨制成的，繡有花紋，四周圍以珍珠作緣飾。
随着歐洲人逐漸注意到印度人的古代文學，他們對印度及其文明的膚淺認識開始深化。
印度博學家不願意把自己的神聖的學問傳授給外國人。
但是，少數歐洲人，多半為耶稣會神父，獲得了梵語、文學和哲學方面的知識。
德國哲學家叔本華（1788-1860年）就象萊布尼茨被中國人迷住那樣，着迷于印度哲學。
1786年，英國學者威廉·瓊斯爵士向孟加拉亞洲學會宣布，"無論梵語多麼古舊，它具有奇妙的結構；它比希臘語更完美，比拉丁語更詞彙豐富，比希臘語和拉丁語中的任何一者更優美得多。
" 六、曆史展望中的近代初期 從1500至1763年的近代初期，是前幾個時代中的地區孤立主義與19世紀的歐洲世界霸權之間的一個中間階段。
在經濟上，這一時期中，歐洲人将他們的貿易活動實際上擴展到世界各地，不過，他們還不能開發那些巨大的本陸塊的内地。
雖然洲際貿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但貿易量仍遠遠低于以後世紀中所達到的數量。
在政治上，世界仍完全不是一個單一的整體。
震撼歐洲的有名的六年戰争未曾影響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南北美洲、非洲内地、中東大部分地區和整個東亞。
雖然歐洲人已牢固地控制了西伯利亞、南美洲和北美洲東部地區，但到當時為止，他們在非洲、印度和東印度群島僅擁有少數飛地，而在遠東，隻能作為商人從事冒險活動，而且，即使以商人身份活動，他們還必須服從最具有限制一性一、最任意的規章制度。
在文化上，這是一個眼界不斷開闊的時期。
整個地球上，一些民族正注意到其他民族和其他文化。
總的講，歐亞大一陸諸古代文明給歐洲人的印象和影響較後者給前者的印象和影響更深。
當歐洲人發現新的海洋、大一陸和文明時，他們有一種睜大眼睛的驚訝感覺。
他們在貪婪地互相争奪掠奪物和貿易的同時，還表現出某種謙卑。
他們有時甚至經曆了令人不安的良心的反省，如在對待西屆美洲的印第安人時所顯示的那樣。
但是，在這一時期逝去以前，歐洲對世界其餘地區的态度起了顯著變化。
歐洲的态度變得愈來愈粗一暴、冷酷和偏狹。
19世紀中葉，法國漢學家紀堯姆·波蒂厄抱怨說，在萊布尼茨的時代曾強烈地使歐洲知識分子感興趣的中國文明，"如今幾乎沒有引起少數傑出人物的注意。
……這些人，我們平日視作野蠻人，不過，在我們的祖先居住于高盧和德意志的森林地帶的數世紀以前，已達到很高的文化水平，如今，他們卻僅僅使我們産生極大的輕蔑。
"本書第三篇将論述歐洲人為何開始感到自己勝過這些"劣種"，以及歐洲人如何能将自己的統治強加于他們。
曆史對我們今天的意義 從世界曆史看地區自治與全球統一 公元1500年之後的時代是具有重大意義的時代，因為它标志着地區自治和全球統一之間沖突的開端。
在這以前，不存在任何沖突，因為根本就沒有全球的聯系，遑論全球統一。
數萬年以來，人類一直生活在地區隔絕的狀态中。
當最初的人類大概從非洲這個祖先發祥地散居開來時，他們就失去了與其原先鄰居的聯系。
當他們向四面八方擴散開來，直到占據了除南極洲以外的所有大一陸時，他們持續不斷地重複了這一過程。
例如。
最初的蒙古種人穿越西伯利亞東北部到達阿拉斯加後，他們又向整個北美和南美地區繼續推進。
他們在彼此相對隔絕的新的社會中定居下來。
幾千年來，他們各自形成了獨特的方言和文化，甚至在形體特征上也産生了差别。
這一過程擴展到全球，因而一直到公元1500年，種族隔離現象遍存于全球。
所有的黑人或黑色種人都生活于非洲，所有的白人或高加索種人都生活于歐洲和中東，所有的蒙古種人都生活于東亞和美洲，而澳大利亞土著居民則生活于澳洲。
公元1500年前後，當西方進行海外擴張時，這種傳統的地區自治便開始讓位于全球統一。
各個種族不再互相隔絕，因為成千上萬的人自願或不自願地移居到新的大一陸。
由于歐洲人在這一全球曆史運動中處于領先地位，所以正是他們支配了這個剛剛聯成一體的世界。
到19世紀，他們以其強大的帝國和股份公司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控制了全球。
他們還取得了文化上的支配地位，于是西方文化成了全球的典範。
西方文化被等同于文明，而非西方文化天生就下賤。
這種西方的霸權在19世紀時不僅歐洲人而且非歐洲人都認為是理所當然。
在人們看來，西方的優勢地位幾乎是天經地義，是由上帝安排的。
如今20世紀，鐘擺開始再次擺向地區自治。
歐洲用了四個世紀（1500－1900年）才建立起世界範圍的統治。
而時間僅過去40年，歐洲這種統治就土崩瓦解了，這一瓦解過程開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又加快了步伐。
政治瓦解表現為帝國統治的終結。
經濟崩潰與共産主義社會的興起同時，即開始于1917年蘇俄的建立，并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共産主義擴展到中國、東南亞、非洲和古巴而不斷加速。
文化分化範圍更為寬廣，西方文化不再被認為與文明同義，而非西方的文化也不再等同于野蠻。
目前，西方文化在全世界不僅直接受到挑戰。
甚至被抵制。
1979年11月，美國使館人員在德黑蘭被扣留為人質時，西方記者曾書面向那些年輕的捕手提出許多問題。
後者集體作出回答，他們的答複如下："西方文化對殖民一主義者來說是一種極好的手段，一種使人疏遠本民族的工具。
通過使一個民族接受西方和美國的價值觀念，他們就能使之服從其統治。
"這些捕手還表達了對受西方教育或影響的伊朗知識分子的不信任。
"我們要這些滿腦子腐朽思想的人有什麼用呢？讓他們到他們想要去的地方去吧！這些腐朽的家夥就是那些跟在西方模一式後面亦步亦趨的知識分子，他們對我們的運動和革命毫無價值。
" 具有這種觀點的并不局限于年輕的激進派。
許多持各種各樣政治信仰的非西方人都具有這種觀點。
印度政治理論家梅達（V.R·Mehta）在其頗具影響的著作《超越馬克思主義：走向另一種前景》中提出，無論是西方的民一主還是蘇聯的共産主義都不能為印度的發展提一供合适的準則。
他反對自一由主義的民一主，因為他認為這會把人貶低為生産者和消費者，從而導緻一個自私自利的以個人為核心的社會。
他也同樣抵制共産主義，因為共産主義強調一經濟事務和國家活動，因而個人沒有什麼選擇餘地并且破壞了生活的豐富一性一和多樣一性一。
梅達因此得出結論說，"每個社會都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都有充分發揮其功能的自己的道路。
……支離破碎的印度社會不能以西方社會為榜樣加以改造。
印度必須找到适合其特殊情況的自己的民族建設和發展戰略。
" 反對西方的全球統治不足為怪。
這種統治是一種曆史的偏差，它由錯綜複雜的特定情況而産生，因而必定是暫時的。
但是令人驚奇的是，當前地區自治的力量同樣也正在主要的西方國家内興起，一些已沉睡了幾十年或幾百年的民族群體或亞群體現在也活躍起來并要求自治。
在美國，存在着少數民族群體，即黑人、一操一西班牙語者以及美洲土著居民。
在鄰近的加拿大，法裔魁北克人要求脫離的傾向已威脅到加拿大版圖的統一。
同樣，英國正在對付蘇格蘭、一愛一爾蘭和威爾士的所謂脫離主義者。
法國也正面臨着科西嘉、布列塔尼和巴斯克解放陣線的同樣的挑戰。
地區自治的要求并非僅僅針對西方的中央政權。
在伊朗，對西方影響的普遍反抗與反對德黑蘭中央政一府統治的地方暴動——即由庫爾德入、阿拉伯人、俾路支人以及土庫曼人這些少數民族發動的叛亂齊頭并進。
由于這些少數民族幾乎占到全國總人口的一半，伊朗百臨地區自治要求的威脅遠遠超過來自任何西方國家的威脅。
蘇聯也有類似的情況，那兒聚居着幾十個非斯拉夫族的少數民族。
由于他們的出生率大大高于斯拉夫族，他們同樣很快将達到總人口的半數。
蘇聯少數民族對政一府不滿的詳細情況并不十分清楚。
一位蘇聯逃亡來的曆史學家安德烈·阿馬爾裡克（And－reiAmalrik）在其《蘇聯會生存到1984年嗎？》一書中這樣預測，少數民族将在蘇聯這個國家的瓦解中起到重要作用，而這是他滿懷信心地期待和盼望着的。
我們時代的衆多動亂均由兩大互相對抗的力量之間的沖突而引起。
一方面，由于現代通訊媒介、跨國公司以及環球飛行的宇宙飛船，現代技術正在前所未有地将全球統一起來。
另一方面，全球又因那些決心創造自己未來的沉睡至今的大衆的覺醒而正被搞得四分五裂。
現代沖突這種曆史一性一根源可以追溯到公元1500年以後的那幾個世紀。
在那幾個世紀中，西方探險家和商人首次把全世界所有居民聯系在一起。
直到今天，我們仍然面臨着這種決定一性一影響的積極面和消極面。
埃及記者穆罕默德·海卡爾（MohammedHeikl）寫道："陷入重圍的民族主義已經集中一精一力，準備為了未來而不是過去而背水一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