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李定國迎永曆帝入雲南和孫可望的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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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孫可望的跋扈自雄和一陰一謀篡位
孫可望自從把永曆帝遷到安龍以後，朝廷大權已經完全被他掌握。
所謂永曆朝廷不過是個虛有其名的空架子，僅靠一小批扈從文武官員勉強支撐門面。
軍國大事都由孫可望在貴一陽一裁決，然後在形式上通知永曆帝認可，日常事務則根本不關白朝廷。
如史籍所記：“時可望假天子名号令中外，調兵催饷，皆不上聞。
生殺與奪，任意恣肆。
帝在安龍，一不與聞。
”①南明管轄區内的相當一部分文官武将除了奉行永曆年号外，心目中隻有孫可望這位“國主”，皇帝被置之度外。
1655年（永曆九年，順治十二年），明恢讨左将軍白某（大概就是白文選）給孫可望的四件啟本被清軍繳獲，本中白某自稱臣，用了“啟國主禦前”、“封進禦覽，以慰聖懷”之類的措辭②。
1654年固原侯王尚禮在雲南雞足山金頂寺鑄造大銅香爐一座，爐上镌刻的銘文雖然用了永曆八年的明朝正朔，卻一字不提當今皇上朱由榔，一味地吹捧孫可望：“固原侯弟子王尚禮，率男廣祿，原籍陝西西涼府固原衛群門所張城堡人氏。
自丁亥歲躬随國主臨滇，發心欽崇三寶，修嚴各山寺院。
……仰賴佛光普照，上祈國主聖壽無疆，皇圖鞏固。
……”①這類原始文件說明孫可望已經放任或指使親信部将擁戴自己登上皇帝的寶座了。
他身邊的一批文職官員也巧加迎一合，乘機勸進。
如兵部尚書任僎借天命倡言“明運已終，事不可為矣”，主張由永曆帝禅位給孫可望②；編修方于宣則為可望“定天子鹵簿，定朝儀。
言帝星明于井度，上書勸進”③。
早在朱由榔被迎至安龍的時候，孫可望曾經一度準備去安龍陛見。
任僎卻說：“國主欲進安龍，二龍豈便相見？”④于是，孫可望連這個起碼的禮節也沒有舉行⑤。
值得注意的是，連在安龍永曆帝身邊的權臣馬吉翔也為自身富貴着想，暗中依附孫可望。
他對太監龐天壽說：“今日大勢，已歸秦王，我輩須早與結納，以為異日之地。
”天壽頗以為然，兩人同孫可望派駐安龍的提塘官張應科等結拜兄弟，推心置腹地說：“秦王功德隆盛，天下欽仰。
今日天命在秦，天之所命，人不能違。
我輩意欲勸粵主禅位秦王，煩兩公為我先達此意。
”①馬吉翔還派人叫永曆朝廷的郎中古其品畫一張“堯舜禅受圖”準備送給可望。
古其品忠于永曆帝，拒絕作畫。
馬吉翔懷恨在心，私自報告孫可望。
可望竟命人把古其品鎖解貴一陽一，斃之杖下。
1652年“六月，秦王有劄谕天壽、吉翔雲：凡朝廷内外機務，惟執事力為仔肩。
若有不法臣工，一聽戎政、勇衛兩衙門參處，以息其紛嚣”②。
當時在安龍永曆朝廷中，馬吉翔以文安侯掌戎政事，太監龐天壽提督勇衛營。
永曆君臣在孫可望派遣的提塘官、安龍知府和心懷異志的馬吉翔、龐天壽的嚴密監視下，簡直沒有多少自一由，完全變成了傀儡。
孫可望的谕劄在安龍宣讀後，永曆朝臣大為震驚，不少人感到憤慨。
吏科給事中徐極、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林青一陽一、主事胡士瑞、職方司主事張镌、工部營繕司員外郎蔡?等上疏劾奏馬吉翔、龐天壽“包藏禍心，稱臣于秦”③。
在朝廷自身的命運都一操一縱在孫可望手中的時候，忠于永曆的官員劾奏馬、龐二一奸一，不敢直指秦王，顯然隻是為朝廷稍存體面而已。
一些史籍記載，1654年（永曆八年，順治十一年）五、六月間孫可望曾經專程返回雲南昆明，打算正式登基稱帝。
據說是由于選定的吉日良辰大雨如注，無法舉行即位大典①，實際上很可能是遇到内部阻力（如與孫可望地位相當又掌握兵權的李定國、劉文秀堅決反對）才未能如願以償。
孫可望圖謀篡位還表現在有時連朱明朝廷的正朔也棄置不用。
例如，在湖南寶慶府紫一陽一河有一株很大的樹，孫可望觀賞後封之為“樹王”，樹幹上刻“歲癸巳秦國主”②。
癸巳為1653年（永曆七年）。
次年八月在昆明舉行了鄉試，“父老相傳此《題名錄》刻秦甲午科字樣”③。
孫可望在貴一陽一自設内閣、六部、科道等官，地方文官武将也一概自行任命，官印由明朝的九疊篆文改為八疊①。
這些措施固然有掃除南明朝廷用人惟賄、整肅官箴的積極意義，但實質上卻是帝制自為了。
有的史料記載，孫可望在方于宣等人參與策劃下，“定儀制，立太廟，廟享三主：太祖高皇帝主于中，張獻忠主于左，而右則可望祖父主也。
拟改國号曰後明，日夜謀禅受”②。
孫可望取代朱由榔的圖謀在緊鑼密鼓中進行。
①李天根《爝火錄》卷二十二。
②《明清史料》丙編，第九本，第八九四頁。
①趙藩、李根源輯《雞足山志補》卷二，拓片存雲南省博物館。
②《爝火錄》卷二十二。
③《旅滇聞見随筆》。
④《殘明紀事》。
《明末滇南紀略》卷四雲：“孫可望有迎駕心，屢為任僎所阻。
” ⑤《崑山王源魯先生遺稿》《小腆紀叙》卷下說：“已而可望至安隆，入見，将圖不軌”，雲雲。
恐不可靠。
①沈佳《存信編》卷三。
②江之春《安龍紀事》；又見佚名《明亡述略》。
《爝火錄》卷二十二雲：可望“以朝事盡诿吉翔及龐天壽。
” ③江之春《安龍紀事》，見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排印本卷十四，第四四九頁。
①《明末滇南紀略》記載頗詳：“乃擇期于五月十六日登殿，受百官朝。
孫賊乃于四月兼程旋滇，命馮雙禮守貴州，期以是日登殿，大事定矣。
令各營馬步兵是日俱頂盔貫甲，弓上弦，刀出鞘，自五華山擺至南門口。
如是之威，自謂有不臣者即發兵擒之，密議号令如此。
豈料天不從人，是日自四鼓以至午時，大雨傾盆不住，站隊兵士衣甲盡濕，街上水深尺許，丹墀内水及膝，各官侍立，朝服盡濕。
及晴，已過午時矣。
自是可望不能出殿，不得受朝，由此兵民議論紛紛。
”按，《明末滇南紀略》記載月日雖詳，但系年不清楚，給人印象是永曆七年事。
據屈大均《安龍逸史》卷下，甲午（順治十一年，永曆八年）“六月，秦王孫可望僭号不果，複如貴州”。
“可望自黔還滇，急謀僭号。
及期，冕小不可冠，自辰及午，大雨傾盆，雷電交作。
可望不悅而止，遂歸貴州。
”康熙三十五年《雲南府志》卷五《沿革》記是年“六月，孫可望謀僭号，不果，複如貴州”。
康熙五十八年《澄江府志》卷三《沿革》記：“十一年甲午六月，孫可望自貴州還雲南，複入貴州，張勝率兵同往。
”倪蛻《雲南事略》所記與《安龍逸史》相同。
②彭而述《讀史亭文集》卷十，記下，《寶慶至沅州日記》。
③倪蛻《滇雲曆年傳》卷十。
①江之春《安龍紀事》。
第二節密诏李定國救駕和“十八先生案” 在當時的情況下，孫可望大權在握，要玩一弄一場“禅讓”的把戲是再容易不過的了。
問題是，永曆帝的寶座可以取代，永曆朝廷所能發揮的号召作用卻是孫可望取代不了的。
孫可望處于進退維谷之中，一方面強烈的野心驅使他繼續策劃和籌備登極大典；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考慮一旦踢開永曆朝廷，包括李定國、劉文秀等原大西軍高級将領在内的各種抗清勢力幾乎可以肯定不會承認他這個草頭天子。
盡避孫可望仍有所顧忌始終沒有演出黃袍加身的鬧劇，永曆帝卻感到頭頂上懸挂着一把鋒利的寶劍，随時都有被廢黜以至喪生的危險。
為了求得自身和朝廷的安全，朱由榔和他的親信把惟一的希望寄托于李定國。
他們對李定國的戰功、兵力、人品和同孫可望之間的矛盾早已有所了解。
據史籍記載，大學士文安之是建議召李定國統兵入衛的主要策劃者，他曾作出判斷：“劉（文秀）、李（定國）之交必合，衆志皆與孫（可望）離，但未知事機得失如何也。
”指出要觀察形勢，秘密行動，“無蹈危殆”①。
親身經曆召李定國率部勤王的汪蛟也斷言這一行動“本夷陵公（即文安之）指也”①。
于是，為了擺脫孫可望的嚴密控制，永曆朝廷着手秘密聯絡李定國。
朱由榔在私下對内監張福祿、全為國說：“可望待朕無複有人臣禮。
一奸一臣馬吉翔、龐天壽為之耳目，朕寝食不安。
近聞西藩李定國親統大師，直搗楚、粵，俘叛逆陳邦傅父子，報國一精一忠，久播中外，軍聲丕振。
将來出朕于險，必此人也。
且定國與可望久有隙，朕欲密撰一敕，差官赍馳行營，召定國來護衛，汝等能為朕密圖此事否？”②張福祿、全為國提出徐極、林青一陽一、胡士瑞、張镌、蔡?曾劾奏馬吉翔、龐天壽依附秦王，忠貞可靠，建議同他們密商此事。
經永曆帝同意後，七人共同商議，均表贊成，即往首席大學士吳貞毓處秘密讨論具體辦法。
吳貞毓說：“今日朝廷式微至此，正我輩緻命之秋也。
奈權一奸一刻刻窺伺，恐事機不密。
諸公中誰能充此使者？”林青一陽一自告奮勇願行。
吳貞毓即命禮部祠祭司員外郎蔣乾昌拟敕稿，兵部職方司主事朱東旦繕寫，由張福祿等持入宮内鈴蓋皇帝之寶。
林青一陽一按照事先計劃以請假葬親為名，身藏密敕于1652年（永曆六年，順治九年）十一月啟程前往定國軍中。
當時，定國正在湖南、廣西一帶與清軍作戰，不暇内顧。
到1653年六月，永曆帝見林青一陽一出使半年，音耗全無，讓吳貞毓再派使臣前往探聽消息；吳貞毓推薦翰林院孔目周官。
武安伯鄭允元建議應該設法遣開孫可望親信馬吉翔，以免走漏消息。
永曆帝即以收複南甯後需派重臣留守為名，讓馬吉翔前往①。
吉翔離開安龍赴任後，周官即秘密上道。
朝廷密使到達李定國營中後，定國讀了“詞旨哀怆”的敕旨，深受感動，“叩頭出一血，曰：臣定國一日未死，甯令陛下久蒙幽辱，幸稍忍待之。
臣兄事可望有年，甯負友必不負君”。
在給大學士吳貞毓的信中又說：“粵中未定，進退維艱，凡事須密，責在老先生。
”② 不料，馬吉翔到達廣西後，遇到來自定國軍中的永曆朝臣劉議新。
劉以為馬吉翔長期受永曆帝一寵一信，貴為侯爵，必然參與密召定國之事，見面之後竟毫無顧忌地把朝廷兩次敕谕李定國領兵迎駕的情況和盤托出，并說：“定國得敕，感激流涕，不日且至安龍迎駕。
”③馬吉翔大吃一驚，立即派人飛報孫可望。
可望得報後，深知一旦定國迎駕成功，自己獨攬朝政的局面将完全改觀。
因此，他決心把這件事查個水落石出，派親信将領鄭國、王一愛一秀于1654年（永曆八年）正月初六日進入安龍“皇宮”，一逼一迫永曆帝說清事件原委，“索首事之人”④。
朱由榔推诿道：“密敕一事，朝中臣子必不敢做。
數年以來，外面假敕、假寶亦多，爾等還要密訪，豈皆是朝裡事？”①鄭國、王一愛一秀即與龐天壽合為一夥，于三月初六日逮捕吳貞毓等與密敕有關的官員約二十人，經過嚴刑拷打後，蔡?等人為了避免牽涉永曆皇帝，承認是部分朝臣勾結内監張福祿、全為國瞞着永曆帝私自矯诏密敕李定國。
鄭國追問道：“皇上知否？”?等一口咬定：“未經奏明。
”鄭國與永曆朝廷中依附孫可望之人無法可想，隻好以“盜寶矯诏，欺君誤國”的罪名定案，向秦王孫可望報告。
可望命令以永曆朝廷名義組織審判，于三月二十日以張镌、張福祿、全為國為首犯，處以剮刑；蔣乾昌、徐極、楊鐘、趙赓禹、蔡?、鄭允元、周允吉、李颀、胡士瑞、朱議■、李元開、朱東旦、任鬥墟、易士佳為從犯，立即處斬；首席大學士吳貞毓為主謀之人，姑念為大臣，勒令自盡②。
這就是南明史上有名的“十八先生案”。
為了解當時情況，将以永曆帝名義發布的诏書和孫可望奏疏轉錄如下： 诏曰：朕以藐躬，缵茲危緒，上承祖宗，下臨臣庶，閱今八載。
險阻備嘗，朝夕焦勞，罔有攸濟。
自武、衡、肇、梧以至邕新，播遷不定。
茲冬濑湍，倉卒西巡，苗截于前，虜迫于後，賴秦王嚴兵迎扈，得以出險。
定跸安隆，獲有甯宇。
數月間捷音疊至，西蜀三湘以及八桂，洊歸版圖。
憶昔封拜者累累若若，類皆身圖自便，任事竟無一人。
惟秦王力任安攘，毗予一人。
二年以來，漸有成緒，朕實賴之。
乃有罪臣吳貞毓、張镌、張福祿、全為國、徐極、鄭允元、蔡宿、趙赓禹、周允吉、易士佳、楊鐘、任鬥樞、朱東旦、李颀、蔣乾昌、朱儀昶、李元開、胡士端，包藏禍心，内外連結，盜寶矯敕，擅行封賞，贻禍封疆。
賴祖宗之靈，一奸一謀發覺，随命朝廷審鞫。
除賜輔臣吳貞毓死外，其張镌、張福祿等同謀不法，蒙蔽朝廷，無分首從，宜加伏誅。
朕以頻年患難，扈從無幾，故馭下之法，時從寬厚，以至一奸一回自用，盜出掖廷，朕德不明，深自刻責。
此後凡大小臣工，各宜洗滌，廉法共守，以待升平。
孫可望的奏疏說： 為行在諸一奸一嬌敕盜寶，擅行爵賞，大為駭異。
随奉皇上賜書，将諸一奸一正法，仰見乾綱獨攬，離照無私。
首惡吳貞毓、張镌、張福祿也，為從者徐極、蔡宿等也。
皇上立置重典，以彰國法矣。
蓋李定國①臣弟也，剿虜失律，法自難寬，方責圖功，以贖前罪。
而敢盜寶行封，是臣議罰，諸一奸一反以為應賞矣。
且臣所部諸将士，比年來艱難百戰，應賞應罰，惟臣得以專之。
故名一器宜重，早已具疏付楊畏知奏明。
即畏知之服上刑，亦以晉中樞旋晉内閣之故，原疏具在，可複閱也。
因憶兩粵并陷時，駕跸南陵（甯），國步既已窮蹙，加之叛爵焚劫于内，虜首彎弓于外，大勢岌發，卒令■喙潛迹，晏然無恙，不謂非賀九義等遵王朝令星馳入衛之力也。
又憶濑湍移跸時，危同累一卵一，諸一奸一惡力阻幸黔，堅請随元胤敗死，使果幸防城，則誤主之罪寸磔遂足贖乎？茲跸安隆三年矣，才獲甯宇，又起風波，豈有一防城、一元胤可以再陷聖躬乎！臣累世力農，未叨一命之榮，升鬥之祿，亦非原無位号不能自雄者也。
沙定洲以雲南叛，臣滅定洲而有之，又非無屯兵難于進攻退守者也。
總緣孤憤激烈，冀留芳名于萬古耳！即秦王之一寵一命，初意豈能觊此哉！筆楊畏知之赍奏疏中有雲：今之奏請為聯合恢剿之意，原非有意以求封爵也。
臣關西布衣，據彈丸以供駐跸，願皇上卧薪嘗膽，毋忘濑湍之危。
如皇上以安隆僻隅，錢糧不敷，欲移幸外地，惟聽睿斷，自當備辦夫馬錢糧，護送駕行，斷不敢阻，以蒙要挾之名。
據《爝火錄》記載，早在1652年（永曆六年）五月，孫可望就在一件奏疏中說：“人或謂臣欲挾天子令諸侯，不知彼時天子尚有諸侯，諸侯亦尚知有天子。
今天子已不能自令，臣更挾天子之令，以令何地？以令何人？”① 孫可望的專橫跋扈在他的言行中已表現得淋一漓盡緻。
他隻看到永曆帝自南甯失守以後既沒有兵，也沒有地，不得不遷入他所指定的安龍。
好比元末群雄紛争之際，朱元璋領兵把龍鳳皇帝韓林兒迎至滁州安置一樣，一切大政方針都由自己裁決，發布诏令時用“皇帝聖旨、吳王令旨”，表面上挂個“大宋”國号，暫時保留龍鳳年号罷了。
孫可望發布的诏書常用“皇帝聖旨、秦王令旨”，頗為相似。
任僎之流的“天命在秦”，同劉基的“天命自有在”也如出一轍。
然而，孫可望和依附他的文臣武将都不明白元末和明末的形勢有一個根本的區别，元末是蒙古貴族統治的瓦解時期，而清初則是滿洲貴族勃興的時期。
在民族危機深重之際，孫可望竟然看不到要抗清就必須以複明為号召，複明就必須遵奉永曆朝廷。
孫可望說，“彼時天子尚有諸侯，諸侯亦尚知有天子，今天子已不能自令……”，把永曆帝貶得一錢不值，這完全不是事實。
即以孫可望賴以威福自一操一的原大西軍來說，李定國就甯願站在永曆帝一邊，而不願受孫可望的頤指氣使；何況東南沿海的鄭成功、張名振、張煌言等人、夔東以原大順軍為主的抗清武裝以及内地各種或明或暗的抗清勢力，都是以複明為宗旨，決不可能接受孫可望為盟主。
孫可望的一意孤行，不僅在忠于朱明王朝的漢族官紳中引起強烈不滿，也加深了原大西軍内部的分歧，最終導緻了原大西軍的分裂和内讧。
①沈佳《存信編》卷五。
②錢秉镫《藏山閣文存》卷三《汪辰初文集序》。
①諸書多記以代祭興陵為名遣出馬吉翔，興陵在梧州，但又說馬吉翔在南甯，顯有抵牾。
錢秉镫《汪辰初集序》據汪蛟親述：“會南甯新複，因加吉翔重銜留守。
”見《藏山閣文存》卷三。
②邵廷寀《西南紀事》卷十《李定國傳》。
楊英《先王實錄》中收1654年李定國緻鄭成功信中說：“聖跸艱危，不可言喻。
敕中怆怛之語，不谷讀之痛心。
”可以互相印證。
③金鐘《皇明末造錄》卷上。
④金鐘《皇明末造錄》卷上。
①江之春《安龍紀事》。
②按，十
所謂永曆朝廷不過是個虛有其名的空架子，僅靠一小批扈從文武官員勉強支撐門面。
軍國大事都由孫可望在貴一陽一裁決，然後在形式上通知永曆帝認可，日常事務則根本不關白朝廷。
如史籍所記：“時可望假天子名号令中外，調兵催饷，皆不上聞。
生殺與奪，任意恣肆。
帝在安龍，一不與聞。
”①南明管轄區内的相當一部分文官武将除了奉行永曆年号外，心目中隻有孫可望這位“國主”，皇帝被置之度外。
1655年（永曆九年，順治十二年），明恢讨左将軍白某（大概就是白文選）給孫可望的四件啟本被清軍繳獲，本中白某自稱臣，用了“啟國主禦前”、“封進禦覽，以慰聖懷”之類的措辭②。
1654年固原侯王尚禮在雲南雞足山金頂寺鑄造大銅香爐一座，爐上镌刻的銘文雖然用了永曆八年的明朝正朔，卻一字不提當今皇上朱由榔，一味地吹捧孫可望：“固原侯弟子王尚禮，率男廣祿，原籍陝西西涼府固原衛群門所張城堡人氏。
自丁亥歲躬随國主臨滇，發心欽崇三寶，修嚴各山寺院。
……仰賴佛光普照，上祈國主聖壽無疆，皇圖鞏固。
……”①這類原始文件說明孫可望已經放任或指使親信部将擁戴自己登上皇帝的寶座了。
他身邊的一批文職官員也巧加迎一合，乘機勸進。
如兵部
言帝星明于井度，上書勸進”③。
早在朱由榔被迎至安龍的時候，孫可望曾經一度準備去安龍陛見。
任僎卻說：“國主欲進安龍，二龍豈便相見？”④于是，孫可望連這個起碼的禮節也沒有舉行⑤。
值得注意的是，連在安龍永曆帝身邊的權臣馬吉翔也為自身富貴着想，暗中依附孫可望。
他對太監龐天壽說：“今日大勢，已歸秦王，我輩須早與結納，以為異日之地。
”天壽頗以為然，兩人同孫可望派駐安龍的提塘官張應科等結拜兄弟，推心置腹地說：“秦王功德隆盛，天下欽仰。
今日天命在秦，天之所命，人不能違。
我輩意欲勸粵主禅位秦王，煩兩公為我先達此意。
”①馬吉翔還派人叫永曆朝廷的郎中古其品畫一張“堯舜禅受圖”準備送給可望。
古其品忠于永曆帝，拒絕作畫。
馬吉翔懷恨在心，私自報告孫可望。
可望竟命人把古其品鎖解貴一陽一，斃之杖下。
1652年“六月，秦王有劄谕天壽、吉翔雲：凡朝廷内外機務，惟執事力為仔肩。
若有不法臣工，一聽戎政、勇衛兩衙門參處，以息其紛嚣”②。
當時在安龍永曆朝廷中，馬吉翔以文安侯掌戎政事，太監龐天壽提督勇衛營。
永曆君臣在孫可望派遣的提塘官、安龍知府和心懷異志的馬吉翔、龐天壽的嚴密監視下，簡直沒有多少自一由，完全變成了傀儡。
孫可望的谕劄在安龍宣讀後，永曆朝臣大為震驚，不少人感到憤慨。
吏科給事中徐極、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林青一陽一、主事胡士瑞、職方司主事張镌、工部營繕司員外郎蔡?等上疏劾奏馬吉翔、龐天壽“包藏禍心，稱臣于秦”③。
在朝廷自身的命運都一操一縱在孫可望手中的時候，忠于永曆的官員劾奏馬、龐二一奸一，不敢直指秦王，顯然隻是為朝廷稍存體面而已。
一些史籍記載，1654年（永曆八年，順治十一年）五、六月間孫可望曾經專程返回雲南昆明，打算正式登基稱帝。
據說是由于選定的吉日良辰大雨如注，無法舉行即位大典①，實際上很可能是遇到内部阻力（如與孫可望地位相當又掌握兵權的李定國、劉文秀堅決反對）才未能如願以償。
孫可望圖謀篡位還表現在有時連朱明朝廷的正朔也棄置不用。
例如，在湖南寶慶府紫一陽一河有一株很大的樹，孫可望觀賞後封之為“樹王”，樹幹上刻“歲癸巳秦國主”②。
癸巳為1653年（永曆七年）。
次年八月在昆明舉行了鄉試，“父老相傳此《題名錄》刻秦甲午科字樣”③。
孫可望在貴一陽一自設内閣、六部、科道等官，地方文官武将也一概自行任命，官印由明朝的九疊篆文改為八疊①。
這些措施固然有掃除南明朝廷用人惟賄、整肅官箴的積極意義，但實質上卻是帝制自為了。
有的史料記載，孫可望在方于宣等人參與策劃下，“定儀制，立太廟，廟享三主：太祖高皇帝主于中，張獻忠主于左，而右則可望祖父主也。
拟改國号曰後明，日夜謀禅受”②。
孫可望取代朱由榔的圖謀在緊鑼密鼓中進行。
①李天根《爝火錄》卷二十二。
②《明清史料》丙編，第九本，第八九四頁。
①趙藩、李根源輯《雞足山志補》卷二，拓片存雲南省博物館。
②《爝火錄》卷二十二。
③《旅滇聞見随筆》。
④《殘明紀事》。
《明末滇南紀略》卷四雲：“孫可望有迎駕心，屢為任僎所阻。
” ⑤《崑山王源魯先生遺稿》《小腆紀叙》卷下說：“已而可望至安隆，入見，将圖不軌”，雲雲。
恐不可靠。
①沈佳《存信編》卷三。
②江之春《安龍紀事》；又見佚名《明亡述略》。
《爝火錄》卷二十二雲：可望“以朝事盡诿吉翔及龐天壽。
” ③江之春《安龍紀事》，見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排印本卷十四，第四四九頁。
①《明末滇南紀略》記載頗詳：“乃擇期于五月十六日登殿，受百官朝。
孫賊乃于四月兼程旋滇，命馮雙禮守貴州，期以是日登殿，大事定矣。
令各營馬步兵是日俱頂盔貫甲，弓上弦，刀出鞘，自五華山擺至南門口。
如是之威，自謂有不臣者即發兵擒之，密議号令如此。
豈料天不從人，是日自四鼓以至午時，大雨傾盆不住，站隊兵士衣甲盡濕，街上水深尺許，丹墀内水及膝，各官侍立，朝服盡濕。
及晴，已過午時矣。
自是可望不能出殿，不得受朝，由此兵民議論紛紛。
”按，《明末滇南紀略》記載月日雖詳，但系年不清楚，給人印象是永曆七年事。
據屈大均《安龍逸史》卷下，甲午（順治十一年，永曆八年）“六月，秦王孫可望僭号不果，複如貴州”。
“可望自黔還滇，急謀僭号。
及期，冕小不可冠，自辰及午，大雨傾盆，雷電交作。
可望不悅而止，遂歸貴州。
”康熙三十五年《雲南府志》卷五《沿革》記是年“六月，孫可望謀僭号，不果，複如貴州”。
康熙五十八年《澄江府志》卷三《沿革》記：“十一年甲午六月，孫可望自貴州還雲南，複入貴州，張勝率兵同往。
”倪蛻《雲南事略》所記與《安龍逸史》相同。
②彭而述《讀史亭文集》卷十，記下，《寶慶至沅州日記》。
③倪蛻《滇雲曆年傳》卷十。
①江之春《安龍紀事》。
第二節密诏李定國救駕和“十八先生案” 在當時的情況下，孫可望大權在握，要玩一弄一場“禅讓”的把戲是再容易不過的了。
問題是，永曆帝的寶座可以取代，永曆朝廷所能發揮的号召作用卻是孫可望取代不了的。
孫可望處于進退維谷之中，一方面強烈的野心驅使他繼續策劃和籌備登極大典；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考慮一旦踢開永曆朝廷，包括李定國、劉文秀等原大西軍高級将領在内的各種抗清勢力幾乎可以肯定不會承認他這個草頭天子。
盡避孫可望仍有所顧忌始終沒有演出黃袍加身的鬧劇，永曆帝卻感到頭頂上懸挂着一把鋒利的寶劍，随時都有被廢黜以至喪生的危險。
為了求得自身和朝廷的安全，朱由榔和他的親信把惟一的希望寄托于李定國。
他們對李定國的戰功、兵力、人品和同孫可望之間的矛盾早已有所了解。
據史籍記載，大學士文安之是建議召李定國統兵入衛的主要策劃者，他曾作出判斷：“劉（文秀）、李（定國）之交必合，衆志皆與孫（可望）離，但未知事機得失如何也。
”指出要觀察形勢，秘密行動，“無蹈危殆”①。
親身經曆召李定國率部勤王的汪蛟也斷言這一行動“本夷陵公（即文安之）指也”①。
于是，為了擺脫孫可望的嚴密控制，永曆朝廷着手秘密聯絡李定國。
朱由榔在私下對内監張福祿、全為國說：“可望待朕無複有人臣禮。
一奸一臣馬吉翔、龐天壽為之耳目，朕寝食不安。
近聞西藩李定國親統大師，直搗楚、粵，俘叛逆陳邦傅父子，報國一精一忠，久播中外，軍聲丕振。
将來出朕于險，必此人也。
且定國與可望久有隙，朕欲密撰一敕，差官赍馳行營，召定國來護衛，汝等能為朕密圖此事否？”②張福祿、全為國提出徐極、林青一陽一、胡士瑞、張镌、蔡?曾劾奏馬吉翔、龐天壽依附秦王，忠貞可靠，建議同他們密商此事。
經永曆帝同意後，七人共同商議，均表贊成，即往首席大學士吳貞毓處秘密讨論具體辦法。
吳貞毓說：“今日朝廷式微至此，正我輩緻命之秋也。
奈權一奸一刻刻窺伺，恐事機不密。
諸公中誰能充此使者？”林青一陽一自告奮勇願行。
吳貞毓即命禮部祠祭司員外郎蔣乾昌拟敕稿，兵部職方司主事朱東旦繕寫，由張福祿等持入宮内鈴蓋皇帝之寶。
林青一陽一按照事先計劃以請假葬親為名，身藏密敕于1652年（永曆六年，順治九年）十一月啟程前往定國軍中。
當時，定國正在湖南、廣西一帶與清軍作戰，不暇内顧。
到1653年六月，永曆帝見林青一陽一出使半年，音耗全無，讓吳貞毓再派使臣前往探聽消息；吳貞毓推薦翰林院孔目周官。
武安伯鄭允元建議應該設法遣開孫可望親信馬吉翔，以免走漏消息。
永曆帝即以收複南甯後需派重臣留守為名，讓馬吉翔前往①。
吉翔離開安龍赴任後，周官即秘密上道。
朝廷密使到達李定國營中後，定國讀了“詞旨哀怆”的敕旨，深受感動，“叩頭出一血，曰：臣定國一日未死，甯令陛下久蒙幽辱，幸稍忍待之。
臣兄事可望有年，甯負友必不負君”。
在給大學士吳貞毓的信中又說：“粵中未定，進退維艱，凡事須密，責在老先生。
”② 不料，馬吉翔到達廣西後，遇到來自定國軍中的永曆朝臣劉議新。
劉以為馬吉翔長期受永曆帝一寵一信，貴為侯爵，必然參與密召定國之事，見面之後竟毫無顧忌地把朝廷兩次敕谕李定國領兵迎駕的情況和盤托出，并說：“定國得敕，感激流涕，不日且至安龍迎駕。
”③馬吉翔大吃一驚，立即派人飛報孫可望。
可望得報後，深知一旦定國迎駕成功，自己獨攬朝政的局面将完全改觀。
因此，他決心把這件事查個水落石出，派親信将領鄭國、王一愛一秀于1654年（永曆八年）正月初六日進入安龍“皇宮”，一逼一迫永曆帝說清事件原委，“索首事之人”④。
朱由榔推诿道：“密敕一事，朝中臣子必不敢做。
數年以來，外面假敕、假寶亦多，爾等還要密訪，豈皆是朝裡事？”①鄭國、王一愛一秀即與龐天壽合為一夥，于三月初六日逮捕吳貞毓等與密敕有關的官員約二十人，經過嚴刑拷打後，蔡?等人為了避免牽涉永曆皇帝，承認是部分朝臣勾結内監張福祿、全為國瞞着永曆帝私自矯诏密敕李定國。
鄭國追問道：“皇上知否？”?等一口咬定：“未經奏明。
”鄭國與永曆朝廷中依附孫可望之人無法可想，隻好以“盜寶矯诏，欺君誤國”的罪名定案，向秦王孫可望報告。
可望命令以永曆朝廷名義組織審判，于三月二十日以張镌、張福祿、全為國為首犯，處以剮刑；蔣乾昌、徐極、楊鐘、趙赓禹、蔡?、鄭允元、周允吉、李颀、胡士瑞、朱議■、李元開、朱東旦、任鬥墟、易士佳為從犯，立即處斬；首席大學士吳貞毓為主謀之人，姑念為大臣，勒令自盡②。
這就是
為了解當時情況，将以永曆帝名義發布的诏書和孫可望奏疏轉錄如下： 诏曰：朕以藐躬，缵茲危緒，上承祖宗，下臨臣庶，閱今八載。
險阻備嘗，朝夕焦勞，罔有攸濟。
自武、衡、肇、梧以至邕新，播遷不定。
茲冬濑湍，倉卒西巡，苗截于前，虜迫于後，賴秦王嚴兵迎扈，得以出險。
定跸安隆，獲有甯宇。
數月間捷音疊至，西蜀三湘以及八桂，洊歸版圖。
憶昔封拜者累累若若，類皆身圖自便，任事竟無一人。
惟秦王力任安攘，毗予一人。
二年以來，漸有成緒，朕實賴之。
乃有罪臣吳貞毓、張镌、張福祿、全為國、徐極、鄭允元、蔡宿、趙赓禹、周允吉、易士佳、楊鐘、任鬥樞、朱東旦、李颀、蔣乾昌、朱儀昶、李元開、胡士端，包藏禍心，内外連結，盜寶矯敕，擅行封賞，贻禍封疆。
賴祖宗之靈，一奸一謀發覺，随命朝廷審鞫。
除賜輔臣吳貞毓死外，其張镌、張福祿等同謀不法，蒙蔽朝廷，無分首從，宜加伏誅。
朕以頻年患難，扈從無幾，故馭下之法，時從寬厚，以至一奸一回自用，盜出掖廷，朕德不明，深自刻責。
此後凡大小臣工，各宜洗滌，廉法共守，以待升平。
孫可望的奏疏說： 為行在諸一奸一嬌敕盜寶，擅行爵賞，大為駭異。
随奉皇上賜書，将諸一奸一正法，仰見乾綱獨攬，離照無私。
首惡吳貞毓、張镌、張福祿也，為從者徐極、蔡宿等也。
皇上立置重典，以彰國法矣。
蓋李定國①臣弟也，剿虜失律，法自難寬，方責圖功，以贖前罪。
而敢盜寶行封，是臣議罰，諸一奸一反以為應賞矣。
且臣所部諸将士，比年來艱難百戰，應賞應罰，惟臣得以專之。
故名一器宜重，早已具疏付楊畏知奏明。
即畏知之服上刑，亦以晉中樞旋晉内閣之故，原疏具在，可複閱也。
因憶兩粵并陷時，駕跸南陵（甯），國步既已窮蹙，加之叛爵焚劫于内，虜首彎弓于外，大勢岌發，卒令■喙潛迹，晏然無恙，不謂非賀九義等遵王朝令星馳入衛之力也。
又憶濑湍移跸時，危同累一卵一，諸一奸一惡力阻幸黔，堅請随元胤敗死，使果幸防城，則誤主之罪寸磔遂足贖乎？茲跸安隆三年矣，才獲甯宇，又起風波，豈有一防城、一元胤可以再陷聖躬乎！臣累世力農，未叨一命之榮，升鬥之祿，亦非原無位号不能自雄者也。
沙定洲以雲南叛，臣滅定洲而有之，又非無屯兵難于進攻退守者也。
總緣孤憤激烈，冀留芳名于萬古耳！即秦王之一寵一命，初意豈能觊此哉！筆楊畏知之赍奏疏中有雲：今之奏請為聯合恢剿之意，原非有意以求封爵也。
臣關西布衣，據彈丸以供駐跸，願皇上卧薪嘗膽，毋忘濑湍之危。
如皇上以安隆僻隅，錢糧不敷，欲移幸外地，惟聽睿斷，自當備辦夫馬錢糧，護送駕行，斷不敢阻，以蒙要挾之名。
據《爝火錄》記載，早在1652年（永曆六年）五月，孫可望就在一件奏疏中說：“人或謂臣欲挾天子令諸侯，不知彼時天子尚有諸侯，諸侯亦尚知有天子。
今天子已不能自令，臣更挾天子之令，以令何地？以令何人？”① 孫可望的專橫跋扈在他的言行中已表現得淋一漓盡緻。
他隻看到永曆帝自南甯失守以後既沒有兵，也沒有地，不得不遷入他所指定的安龍。
好比元末群雄紛争之際，朱元璋領兵把龍鳳皇帝韓林兒迎至滁州安置一樣，一切大政方針都由自己裁決，發布诏令時用“皇帝聖旨、吳王令旨”，表面上挂個“大宋”國号，暫時保留龍鳳年号罷了。
孫可望發布的诏書常用“皇帝聖旨、秦王令旨”，頗為相似。
任僎之流的“天命在秦”，同劉基的“天命自有在”也如出一轍。
然而，孫可望和依附他的文臣武将都不明白元末和明末的形勢有一個根本的區别，元末是蒙古貴族統治的瓦解時期，而清初則是滿洲貴族勃興的時期。
在民族危機深重之際，孫可望竟然看不到要抗清就必須以複明為号召，複明就必須遵奉永曆朝廷。
孫可望說，“彼時天子尚有諸侯，諸侯亦尚知有天子，今天子已不能自令……”，把永曆帝貶得一錢不值，這完全不是事實。
即以孫可望賴以威福自一操一的原大西軍來說，李定國就甯願站在永曆帝一邊，而不願受孫可望的頤指氣使；何況東南沿海的鄭成功、張名振、張煌言等人、夔東以原大順軍為主的抗清武裝以及内地各種或明或暗的抗清勢力，都是以複明為宗旨，決不可能接受孫可望為盟主。
孫可望的一意孤行，不僅在忠于朱明王朝的漢族官紳中引起強烈不滿，也加深了原大西軍内部的分歧，最終導緻了原大西軍的分裂和内讧。
①沈佳《存信編》卷五。
②錢秉镫《藏山閣文存》卷三《汪辰初文集序》。
①諸書多記以代祭興陵為名遣出馬吉翔，興陵在梧州，但又說馬吉翔在南甯，顯有抵牾。
錢秉镫《汪辰初集序》據汪蛟親述：“會南甯新複，因加吉翔重銜留守。
”見《藏山閣文存》卷三。
②邵廷寀《西南紀事》卷十《李定國傳》。
楊英《先王實錄》中收1654年李定國緻鄭成功信中說：“聖跸艱危，不可言喻。
敕中怆怛之語，不谷讀之痛心。
”可以互相印證。
③金鐘《皇明末造錄》卷上。
④金鐘《皇明末造錄》卷上。
①江之春《安龍紀事》。
②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