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孫可望部署的湘、桂、川全面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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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望一逼一走李定國和寶慶之敗
當李定國駐軍衡一陽一的時候，孫可望在1652年（順治九年，永曆六年）十一月初一日親自一由貴州來到湖南沅州（今芷江）。
他派大将白文選統領馬、步兵五萬餘名進攻辰州。
二十一日，明軍分水、陸二路進抵辰州城下，把該城四面包圍。
清辰常總兵徐勇命副将張鵬星領兵出戰，被明軍炮火擊斃。
徐勇仍然妄圖據城頑抗。
次日，白文選以大象為前驅，突破東門，大隊兵馬沖入城内，徐勇在混戰中被亂刀砍死①，清分守辰常道劉升祚、辰州知府王任杞②等文武官員也被俘處斬。
孫可望決定“改沅州為黔興府，以州治興沅縣附郭，領一州九縣：曰靖州、曰興沅、曰黔一陽一、曰麻一陽一、曰通道、曰平溪”③，并把該府改隸貴州省④。
就當時明、清雙方在湖南的态勢而言，十一月二十二日孫可望親自指揮的軍隊攻克了辰州，次日李定國軍在衡一陽一擊斃清軍統帥尼堪，應當是孫、李會師全殲入湘清八旗兵進而擴大戰果的大好時機。
時人丁大任說： 壬辰（1652，順治九年），可望略湖南，自晏衡州府城樓觀兵。
清朝損兵以萬計，王公、文、武無不奔竄，而敬謹王不免焉。
而辰州府，武岡、沅、靖三州并十縣尚為所據。
其行兵有五要：一不殺人，二不放火，三不一奸一婬一，四不宰耕牛，五不搶财貨。
有一于此，軍法無赦。
有象陣，馬見之驚逸。
用羅羅，能跣戰，不畏矢，執标槍大刀，常以少勝衆。
……楚人曰：孫、李二将有五伯之假仁假義、王莽之謙恭下士。
而永曆之為君，遠過乎劉禅，近勝于弘光，奄有雲、貴并廣西、四川、湖廣各半省，五府六部三衙門，春秋兩榜，隐成一小朝廷。
① 在清軍接連遭受重大挫折，主帥陣亡，士氣沮喪之際，孫可望作為南明的最高實權人物不僅沒有抓住戰機，部署決戰，反而妒賢忌能，導緻内部矛盾激化。
探讨南明的曆史，有一個基本論點是可以通過大量事實證明的，這就是在力量對比上，南明的兵力和潛在力量（包括清統治區内的複明勢力）并不遜于清方。
其所以屢戰屢敗，喪師失地，根本原因在于各種抗清勢力之間矛盾重重，互相拆台，甚至自相火并，使兵力相當有限的滿洲貴族坐收漁翁之利。
1650年到1651年，孫可望憑借在雲南休整之後建立起來的一精一銳之師為核心，通過“會盟”等形式把南明割據自雄的殘存兵力加以改編，同時在實際上掌握了永曆朝廷的大權，這對于消除内部腐敗紛争，建立一支足以同清方抗衡的軍事力量和後方基地是一個重大貢獻。
然而，孫可望器小易盈，缺乏統籌全局、妥善處理内部關系的胸襟。
1651年（永曆五年，順治八年）二月，他自稱“國主”①，不僅在實際上，而且在名義上把軍國大權集中于一身。
在他看來，可能危及自己“國主”權威的人有三個，即永曆帝朱由榔和原在大西軍中地位相仿的安西王李定國、撫南王劉文秀。
而他最忌諱的就是手握重兵并在原大西軍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李定國、劉文秀同仍保有皇帝虛名的朱由榔之間建立比較密切的關系。
據史書記載，李定國攻克桂林以後，盡避在獻俘等事宜上都尊重他這位身居貴一陽一的“國主”，對在安龍的永曆朝廷隻送去了一份報捷奏疏，孫可望就大為不滿。
保甯戰役之後，孫可望乘機解除了劉文秀的兵權，發往雲南閑住。
這一舉措已經表現了孫可望的私心自用，正确的做法本應一抽一調兵将補充劉文秀部，讓他繼續經營四川。
劉文秀被撤職，不僅他本人心灰意懶，在原大西軍部分将領中也引起憤慨不平。
更嚴重的是，在李定國連殲清朝二王，複地千裡，軍威大震之時，孫可望妒嫉之心有增無已。
李定國攻克桂林之後送到貴一陽一的繳獲物品隻有清廷賜給孔有德的定南王金印、金冊和人參數捆，沒有多少金銀财寶。
孫可望聽信小人之言認定李定國不是私自藏匿就是分賞将士示恩于下。
到李定國軍在衡一陽一戰役擊斃尼堪的消息傳來，竟有功高震主之嫌，孫可望已經容不下他了。
不少南明史籍記載，當李定國部署衡一陽一戰役的時候，原議由馬進忠、馮雙禮移軍白杲市，定國主力駐于衡州，等待尼堪大軍過衡山縣，馬、馮二部抄至敵後，同定國部南北合擊，一舉全殲尼堪所統清軍。
孫可望得知這一部署，惟恐定國大功告成，密令馮雙禮退師寶慶，馬進忠也随之而走。
由于孫可望的拆台，李定國雖擊斃了清軍主帥尼堪，卻因兵單勢孤，在十二月間放棄了衡州①。
衡州戰役以後，孫可望又密謀定計以召開軍事會議為名，隻待定國到來即行拘捕，至于定國所統軍隊則轉交馮雙禮指揮。
如果說孫可望解除劉文秀的兵權還多少體現了賞功罰敗的原則，謀害戰功卓越的李定國肯定極不得人心。
因此，一些知道内幕的人趕往定國軍中告密，勸他絕勿前來赴會。
由于這件事在原大西軍中屬于領導層的核心機密，史籍中關于開會地點和具體情節難免有出入。
王夫之記載： 可望馳召定國返武岡會議，三晝夜書七至。
定國不得已西行，将見可望。
至紫一陽一渡。
劉文秀之子密遣人走報定國，言可望俟其至即收殺之。
定國大驚，遽引兵東走，縛筏為橋，渡湘水，渡已，橋絕。
可望追兵趨永州，遂自永明走平樂……② 計六奇記載： 可望封定國為西甯王，馮雙禮興國侯，差楊惺先往封。
至衡州，李定國曰：“封賞出自天子，今以王封王，可乎？”遂不受封。
可望慮定國功大權重難制，楚粵人心歸之，因為書召之。
不至。
十月，可望出兵至沅江，命張虎督兵複辰州，連書催定國至靖州相會，意欲圖之。
定國心腹人龔彜至沅州，見可望，探知其意，密書報定國，令勿來，來必不免。
癸巳（1653）正月，定國行至武岡州，見書，歎曰：“本欲共圖恢複，今忌刻如此，安能成大功乎？”因率所部走廣西。
① 李定國本希望孫可望率部由辰州東進，同己部合擊湖南清軍（尼堪被擊斃後，入湘八旗兵由貝勒屯齊統領），若能全殲該軍，勢必使滿洲八旗實力大損，遠近聞風喪膽；然後會合夔東十三家兵力北取湖北，東攻江西，很可能形成勢如破竹的局面。
當他得知孫可望置大局于不顧，蓄意謀害自己的時候，不勝憤慨，對部下将領說：“不幸少陷軍中，備嘗險艱，思立尺寸功，匡扶王室，垂名不朽。
今甫得斬名王、奏大捷，而猜忌四起。
且我與撫南弟（指劉文秀）同起雲南，一旦絓誤，辄遭廢棄。
忌我，當必尤甚。
我妻子俱在雲南，我豈得已而奔哉！”②1653年（永曆七年，順治十年）二月下旬，李定國率領所部四五萬兵馬放棄永州（今零陵），經永明（今湖南江永縣）越龍一虎關撤入廣西①，從此避免同孫可望見面。
二十年左右情同手足的兄弟情誼被孫可望一筆勾銷了，原大西軍領導集一團一之間的裂痕使聯明抗清以來前所未有的複興良機變成昙花一現。
古語說：師克在和。
孫可望一逼一走李定國很快就自食惡果。
當時孫可望正親統大軍由靖州（今湖南靖縣）經武岡進至寶慶（今湖南邵一陽一），部下有大将白文選、馮雙禮等，總兵力據清方記載為十萬。
三月初六日，清定遠大将軍屯齊帶領滿漢主力由永州北上寶慶，十五日駐于岔路口，距明軍白文選、馮雙禮、馬進忠營地周家鋪三十裡。
次日，清軍進至周家鋪，由于明軍營于山頂，地勢險要，又遇上天雨，雙方列陣相峙。
這天晚上孫可望率親軍由寶慶府來增援。
十七日，明軍下山向清軍發起全面進攻，清軍分路迎擊，雙方展開激戰。
結果孫可望所統明軍戰敗，傷亡頗衆，被清軍繳獲馬七百餘匹，象一頭，清軍趁勝占領寶慶府①。
但是，清軍在這次戰役中也付出了很大代價，正黃旗兩名蒙古梅勒章京韋征、武京都在激戰中陣亡②。
1652—1653年（順治九年至十年）春，以原大西軍為主力的抗清運動很值得總結，正如吳三桂、李國翰在保甯擊敗劉文秀後沒有力量乘勝南下一樣，屯齊部清軍在寶慶戰役獲勝後也未能占領整個湖南，而是同明軍長期相持于靖州、武岡一線。
這就證明：一，滿洲八旗和它的附庸軍并不占絕對優勢，戰争的勝負同雙方的内部一團一結和組織指揮有密切關系。
二，以孫可望為首的原大西軍首領人物通過治理雲、貴，接管永曆朝廷的實際權力，避免了這個朝廷内部無休止的紛争，創造了一緻對清的局面，是戰役前期取得重大成果的主要原因。
三，戰局的惡化部分同劉文秀指揮失誤有關，保甯戰役受挫固然造成較大損失，還不緻影響全局。
真正斷送複明運動良機的是孫可望個人野心惡一性一膨一脹，舉動乖張，先誤于調令李定國全軍入湘，以緻退入廣東的清軍乘虛而入，重占梧州、桂林，使剛剛收複的廣西未能穩定；接着又一逼一走李定國，導緻複湘之舉功敗垂成。
①《明清檔案》第二十一冊，A21—60号，順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兵部尚書噶達洪等題本；同件見《明清史料》甲編，第四本，第三四七—三四八頁。
參見《清世祖實錄》卷八十五。
彭而述《讀史亭詩集》卷二《悲辰一陽一》題下一注：“将軍徐勇以壬辰十一月二十二日城陷死之。
” ②康熙四十四年《沅陵縣志》卷八《災祥》記：九年“冬，黔兵攻城，鎮、道、府、縣皆殉難。
”按，王任杞于順治九年十月由辰州知府升任廣東巡海道，尚未離任，見《清世祖實錄》卷六十九。
③同治十三年《黔一陽一縣志》卷五十六《載記下·流寇》。
④同治十二年《沅州府志》卷三十二《記兵》。
①丁大任《永曆紀事》，見《荊駝逸史》。
按：文中說孫可望在衡州城樓觀兵當為李定國駐軍衡一陽一之誤。
丁大任記載的“行兵五要”是指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部的軍紀嚴明，有的史學著作因為孫可望後來降清，把“行兵五要”專歸于李定國，有欠公允。
①康熙四十四年《平彜縣志》卷二《沿革》；又見康熙五十四年《新興州志》卷二《沿革》。
①順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經略洪承疇揭帖中報告分巡上湖南道張兆罴于“九年十二月内随大兵複衡城”，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二本，第一四○頁。
②王夫之《永曆實錄》卷十四《李定國傳》。
①計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七《孫李搆隙本末》。
②徐鼒《小腆紀年附考》卷十八。
①《清世祖實錄》卷七十六記：“定遠大将軍多羅貝勒吞齊（即屯齊）等奏報：逆賊僞安西王李定國、僞國公馬進忠率馬步賊兵四萬餘至永州。
臣等以西安府兵暨提督總兵官柯永盛兵駐衡州，大軍于二月十三日向永州進發，二十八日抵永州，李定國已遁度龍一虎關而去。
”康熙六年《永明縣志》卷九《兵寇志·兵變》記：“順治九年壬辰，安西王李定國破粵西，旋破湖南，知縣尹足法遁去。
定國命張昌胤理縣事。
已而，我師複湖南，定國帥所部五萬衆走永明，屯三日，旋遁廣西。
四月，原任知縣尹足法複任。
”可見，李定國之由湘入桂純因避開孫可望，主動轉移。
郭影秋先生作《李定國紀年》時誤信清末民初人士僞托明遺民劉彬（雲南人）所作《晉王李定國列傳》，在該書第一一九—一二○頁寫道：“清兵知孫、李内讧，遣貝勒屯齊再入湖南，連敗定國部張霖于嶽州、馬進忠于益一陽一、馮雙禮于衡州。
于是衡、永、武、靖、辰、沅、黎平諸州郡，複陷于清，民死者百萬人。
定國一精一銳亦锉傷殆半。
”所述與事實不符。
①這次戰役在許多史籍中稱之為岔路口之役，其實，岔路口是清軍臨戰前的駐地，雙方交戰地點在周家鋪。
康熙二十四年《寶慶府志》卷二十一《武備志·兵紀》雲：“十年四月（當為三月），貝勒率師大敗孫可望于周家鋪，橫一屍一遍野。
可望單騎走武岡。
我師乘勝逐之，遂複寶慶府。
”《清世祖實錄》卷七十六載吞齊奏報戰役經過也可資參考，其中周家鋪寫作“周家坡”，又述及馬進忠部，看來李定國撤入廣西時馬進忠仍留在湖南境内。
②鄂爾泰《八旗通志》卷一百七十《韋征傳》、《武京傳》。
《清世祖實錄》卷八十七載，順治十一年十二月“戊午，發帑銀十一萬八千八百八十兩，分恤湖南衡州岔路口陣亡及被傷将士。
”又，同書卷九十二載，順治十二年六月壬申日，“贈湖廣衡州府岔路口及福建海澄縣陣亡各官”，内有護軍統領喀爾他喇，署梅勒章京崇古巴圖魯、伊穆圖、齊克讷、懇哲，護軍參領鄂克綽特巴、額塞、達海哈爾霸，侍讀學士索爾孫，學士馬祿等，原文雖未分别說明陣亡地點，但多數是在岔路口戰死則可以肯定。
這兩條材料都證明，屯齊部清軍雖取得了戰役的勝利，兵員傷亡還是相當大的。
他派大将白文選統領馬、步兵五萬餘名進攻辰州。
二十一日，明軍分水、陸二路進抵辰州城下，把該城四面包圍。
清辰常總兵徐勇命副将張鵬星領兵出戰，被明軍炮火擊斃。
徐勇仍然妄圖據城頑抗。
次日，白文選以大象為前驅，突破東門，大隊兵馬沖入城内，徐勇在混戰中被亂刀砍死①，清分守辰常道劉升祚、辰州知府王任杞②等文武官員也被俘處斬。
孫可望決定“改沅州為黔興府，以州治興沅縣附郭，領一州九縣：曰靖州、曰興沅、曰黔一陽一、曰麻一陽一、曰通道、曰平溪”③，并把該府改隸貴州省④。
就當時明、清雙方在湖南的态勢而言，十一月二十二日孫可望親自指揮的軍隊攻克了辰州，次日李定國軍在衡一陽一擊斃清軍統帥尼堪，應當是孫、李會師全殲入湘清八旗兵進而擴大戰果的大好時機。
時人丁大任說： 壬辰（1652，順治九年），可望略湖南，自晏衡州府城樓觀兵。
清朝損兵以萬計，王公、文、武無不奔竄，而敬謹王不免焉。
而辰州府，武岡、沅、靖三州并十縣尚為所據。
其行兵有五要：一不殺人，二不放火，三不一奸一婬一，四不宰耕牛，五不搶财貨。
有一于此，軍法無赦。
有象陣，馬見之驚逸。
用羅羅，能跣戰，不畏矢，執标槍大刀，常以少勝衆。
……楚人曰：孫、李二将有五伯之假仁假義、王莽之謙恭下士。
而永曆之為君，遠過乎劉禅，近勝于弘光，奄有雲、貴并廣西、四川、湖廣各半省，五府六部三衙門，春秋兩榜，隐成一小朝廷。
① 在清軍接連遭受重大挫折，主帥陣亡，士氣沮喪之際，孫可望作為南明的最高實權人物不僅沒有抓住戰機，部署決戰，反而妒賢忌能，導緻内部矛盾激化。
探讨南明的曆史，有一個基本論點是可以通過大量事實證明的，這就是在力量對比上，南明的兵力和潛在力量（包括清統治區内的複明勢力）并不遜于清方。
其所以屢戰屢敗，喪師失地，根本原因在于各種抗清勢力之間矛盾重重，互相拆台，甚至自相火并，使兵力相當有限的滿洲貴族坐收漁翁之利。
1650年到1651年，孫可望憑借在雲南休整之後建立起來的一精一銳之師為核心，通過“會盟”等形式把南明割據自雄的殘存兵力加以改編，同時在實際上掌握了永曆朝廷的大權，這對于消除内部腐敗紛争，建立一支足以同清方抗衡的軍事力量和後方基地是一個重大貢獻。
然而，孫可望器小易盈，缺乏統籌全局、妥善處理内部關系的胸襟。
1651年（永曆五年，順治八年）二月，他自稱“國主”①，不僅在實際上，而且在名義上把軍國大權集中于一身。
在他看來，可能危及自己“國主”權威的人有三個，即永曆帝朱由榔和原在大西軍中地位相仿的安西王李定國、撫南王劉文秀。
而他最忌諱的就是手握重兵并在原大西軍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李定國、劉文秀同仍保有皇帝虛名的朱由榔之間建立比較密切的關系。
據史書記載，李定國攻克桂林以後，盡避在獻俘等事宜上都尊重他這位身居貴一陽一的“國主”，對在安龍的永曆朝廷隻送去了一份報捷奏疏，孫可望就大為不滿。
保甯戰役之後，孫可望乘機解除了劉文秀的兵權，發往雲南閑住。
這一舉措已經表現了孫可望的私心自用，正确的做法本應一抽一調兵将補充劉文秀部，讓他繼續經營四川。
劉文秀被撤職，不僅他本人心灰意懶，在原大西軍部分将領中也引起憤慨不平。
更嚴重的是，在李定國連殲清朝二王，複地千裡，軍威大震之時，孫可望妒嫉之心有增無已。
李定國攻克桂林之後送到貴一陽一的繳獲物品隻有清廷賜給孔有德的定南王金印、金冊和人參數捆，沒有多少金銀财寶。
孫可望聽信小人之言認定李定國不是私自藏匿就是分賞将士示恩于下。
到李定國軍在衡一陽一戰役擊斃尼堪的消息傳來，竟有功高震主之嫌，孫可望已經容不下他了。
不少南明史籍記載，當李定國部署衡一陽一戰役的時候，原議由馬進忠、馮雙禮移軍白杲市，定國主力駐于衡州，等待尼堪大軍過衡山縣，馬、馮二部抄至敵後，同定國部南北合擊，一舉全殲尼堪所統清軍。
孫可望得知這一部署，惟恐定國大功告成，密令馮雙禮退師寶慶，馬進忠也随之而走。
由于孫可望的拆台，李定國雖擊斃了清軍主帥尼堪，卻因兵單勢孤，在十二月間放棄了衡州①。
衡州戰役以後，孫可望又密謀定計以召開軍事會議為名，隻待定國到來即行拘捕，至于定國所統軍隊則轉交馮雙禮指揮。
如果說孫可望解除劉文秀的兵權還多少體現了賞功罰敗的原則，謀害戰功卓越的李定國肯定極不得人心。
因此，一些知道内幕的人趕往定國軍中告密，勸他絕勿前來赴會。
由于這件事在原大西軍中屬于領導層的核心機密，史籍中關于開會地點和具體情節難免有出入。
王夫之記載： 可望馳召定國返武岡會議，三晝夜書七至。
定國不得已西行，将見可望。
至紫一陽一渡。
劉文秀之子密遣人走報定國，言可望俟其至即收殺之。
定國大驚，遽引兵東走，縛筏為橋，渡湘水，渡已，橋絕。
可望追兵趨永州，遂自永明走平樂……② 計六奇記載： 可望封定國為西甯王，馮雙禮興國侯，差楊惺先往封。
至衡州，李定國曰：“封賞出自天子，今以王封王，可乎？”遂不受封。
可望慮定國功大權重難制，楚粵人心歸之，因為書召之。
不至。
十月，可望出兵至沅江，命張虎督兵複辰州，連書催定國至靖州相會，意欲圖之。
定國心腹人龔彜至沅州，見可望，探知其意，密書報定國，令勿來，來必不免。
癸巳（1653）正月，定國行至武岡州，見書，歎曰：“本欲共圖恢複，今忌刻如此，安能成大功乎？”因率所部走廣西。
① 李定國本希望孫可望率部由辰州東進，同己部合擊湖南清軍（尼堪被擊斃後，入湘八旗兵由貝勒屯齊統領），若能全殲該軍，勢必使滿洲八旗實力大損，遠近聞風喪膽；然後會合夔東十三家兵力北取湖北，東攻江西，很可能形成勢如破竹的局面。
當他得知孫可望置大局于不顧，蓄意謀害自己的時候，不勝憤慨，對部下将領說：“不幸少陷軍中，備嘗險艱，思立尺寸功，匡扶王室，垂名不朽。
今甫得斬名王、奏大捷，而猜忌四起。
且我與撫南弟（指劉文秀）同起雲南，一旦絓誤，辄遭廢棄。
忌我，當必尤甚。
我妻子俱在雲南，我豈得已而奔哉！”②1653年（永曆七年，順治十年）二月下旬，李定國率領所部四五萬兵馬放棄永州（今零陵），經永明（今湖南江永縣）越龍一虎關撤入廣西①，從此避免同孫可望見面。
二十年左右情同手足的兄弟情誼被孫可望一筆勾銷了，原大西軍領導集一團一之間的裂痕使聯明抗清以來前所未有的複興良機變成昙花一現。
古語說：師克在和。
孫可望一逼一走李定國很快就自食惡果。
當時孫可望正親統大軍由靖州（今湖南靖縣）經武岡進至寶慶（今湖南邵一陽一），部下有大将白文選、馮雙禮等，總兵力據清方記載為十萬。
三月初六日，清定遠大将軍屯齊帶領滿漢主力由永州北上寶慶，十五日駐于岔路口，距明軍白文選、馮雙禮、馬進忠營地周家鋪三十裡。
次日，清軍進至周家鋪，由于明軍營于山頂，地勢險要，又遇上天雨，雙方列陣相峙。
這天晚上孫可望率親軍由寶慶府來增援。
十七日，明軍下山向清軍發起全面進攻，清軍分路迎擊，雙方展開激戰。
結果孫可望所統明軍戰敗，傷亡頗衆，被清軍繳獲馬七百餘匹，象一頭，清軍趁勝占領寶慶府①。
但是，清軍在這次戰役中也付出了很大代價，正黃旗兩名蒙古梅勒章京韋征、武京都在激戰中陣亡②。
1652—1653年（順治九年至十年）春，以原大西軍為主力的抗清運動很值得總結，正如吳三桂、李國翰在保甯擊敗劉文秀後沒有力量乘勝南下一樣，屯齊部清軍在寶慶戰役獲勝後也未能占領整個湖南，而是同明軍長期相持于靖州、武岡一線。
這就證明：一，滿洲八旗和它的附庸軍并不占絕對優勢，戰争的勝負同雙方的内部一團一結和組織指揮有密切關系。
二，以孫可望為首的原大西軍首領人物通過治理雲、貴，接管永曆朝廷的實際權力，避免了這個朝廷内部無休止的紛争，創造了一緻對清的局面，是戰役前期取得重大成果的主要原因。
三，戰局的惡化部分同劉文秀指揮失誤有關，保甯戰役受挫固然造成較大損失，還不緻影響全局。
真正斷送複明運動良機的是孫可望個人野心惡一性一膨一脹，舉動乖張，先誤于調令李定國全軍入湘，以緻退入廣東的清軍乘虛而入，重占梧州、桂林，使剛剛收複的廣西未能穩定；接着又一逼一走李定國，導緻複湘之舉功敗垂成。
①《明清檔案》第二十一冊，A21—60号，順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兵部尚書噶達洪等題本；同件見《明清史料》甲編，第四本，第三四七—三四八頁。
參見《清世祖實錄》卷八十五。
彭而述《讀史亭詩集》卷二《悲辰一陽一》題下一注：“将軍徐勇以壬辰十一月二十二日城陷死之。
” ②康熙四十四年《沅陵縣志》卷八《災祥》記：九年“冬，黔兵攻城，鎮、道、府、縣皆殉難。
”按，王任杞于順治九年十月由辰州知府升任廣東巡海道，尚未離任，見《清世祖實錄》卷六十九。
③同治十三年《黔一陽一縣志》卷五十六《載記下·流寇》。
④同治十二年《沅州府志》卷三十二《記兵》。
①丁大任《永曆紀事》，見《荊駝逸史》。
按：文中說孫可望在衡州城樓觀兵當為李定國駐軍衡一陽一之誤。
丁大任記載的“行兵五要”是指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部的軍紀嚴明，有的史學著作因為孫可望後來降清，把“行兵五要”專歸于李定國，有欠公允。
①康熙四十四年《平彜縣志》卷二《沿革》；又見康熙五十四年《新興州志》卷二《沿革》。
①順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經略洪承疇揭帖中報告分巡上湖南道張兆罴于“九年十二月内随大兵複衡城”，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二本，第一四○頁。
②王夫之《永曆實錄》卷十四《李定國傳》。
①計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七《孫李搆隙本末》。
②徐鼒《小腆紀年附考》卷十八。
①《清世祖實錄》卷七十六記：“定遠大将軍多羅貝勒吞齊（即屯齊）等奏報：逆賊僞安西王李定國、僞國公馬進忠率馬步賊兵四萬餘至永州。
臣等以西安府兵暨提督總兵官柯永盛兵駐衡州，大軍于二月十三日向永州進發，二十八日抵永州，李定國已遁度龍一虎關而去。
”康熙六年《永明縣志》卷九《兵寇志·兵變》記：“順治九年壬辰，安西王李定國破粵西，旋破湖南，知縣尹足法遁去。
定國命張昌胤理縣事。
已而，我師複湖南，定國帥所部五萬衆走永明，屯三日，旋遁廣西。
四月，原任知縣尹足法複任。
”可見，李定國之由湘入桂純因避開孫可望，主動轉移。
郭影秋先生作《李定國紀年》時誤信清末民初人士僞托明遺民劉彬（雲南人）所作《晉王李定國列傳》，在該書第一一九—一二○頁寫道：“清兵知孫、李内讧，遣貝勒屯齊再入湖南，連敗定國部張霖于嶽州、馬進忠于益一陽一、馮雙禮于衡州。
于是衡、永、武、靖、辰、沅、黎平諸州郡，複陷于清，民死者百萬人。
定國一精一銳亦锉傷殆半。
”所述與事實不符。
①這次戰役在許多史籍中稱之為岔路口之役，其實，岔路口是清軍臨戰前的駐地，雙方交戰地點在周家鋪。
康熙二十四年《寶慶府志》卷二十一《武備志·兵紀》雲：“十年四月（當為三月），貝勒率師大敗孫可望于周家鋪，橫一屍一遍野。
可望單騎走武岡。
我師乘勝逐之，遂複寶慶府。
”《清世祖實錄》卷七十六載吞齊奏報戰役經過也可資參考，其中周家鋪寫作“周家坡”，又述及馬進忠部，看來李定國撤入廣西時馬進忠仍留在湖南境内。
②鄂爾泰《八旗通志》卷一百七十《韋征傳》、《武京傳》。
《清世祖實錄》卷八十七載，順治十一年十二月“戊午，發帑銀十一萬八千八百八十兩，分恤湖南衡州岔路口陣亡及被傷将士。
”又，同書卷九十二載，順治十二年六月壬申日，“贈湖廣衡州府岔路口及福建海澄縣陣亡各官”，内有護軍統領喀爾他喇，署梅勒章京崇古巴圖魯、伊穆圖、齊克讷、懇哲，護軍參領鄂克綽特巴、額塞、達海哈爾霸，侍讀學士索爾孫，學士馬祿等，原文雖未分别說明陣亡地點，但多數是在岔路口戰死則可以肯定。
這兩條材料都證明，屯齊部清軍雖取得了戰役的勝利，兵員傷亡還是相當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