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清廷加強推行以漢制漢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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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滿洲八旗兵實力下降
在曆史上，每一個新興王朝在軍事上都有一個由盛轉衰的過程，清朝也不例外。
隻是被清廷統治者視為争奪天下和鞏固天下的嫡系軍隊的由盛轉衰過程來得特别迅速。
1644年到1647年（順治元年至四年）滿洲八旗兵所向無敵的場面就像昙花一現似地再也沒有出現過。
由于清朝最後統一了全國，它的統治集一團一從來忌諱談自身的弱點，後來的史家也很少注意到這一重要轉變，沒有看出入關初期清廷的不可一世和後來的外厲内荏，因此，也沒有認真探讨清廷在初期以滿洲八旗兵為主逐漸轉化為以漢制漢的政策變化。
滿洲八旗兵實力下降，難以繼續擔任征服全國的主力是出于以下因素：第一，滿洲八旗兵來源于滿族成年男子，而滿族在當時是一個人口相當少的民族，入關初期清軍總兵力十萬，其中已包括了漢軍和蒙古兵，真正可以披甲出征的滿族軍士不過幾萬人。
進入中原以後屢經戰陣，戰死和病死的人數很可能超過人口自然繁殖數；進入漢人居住區後，享受着程度不等的勝利者的優待，逐漸滋長起追求生活安逸的風氣，遠不像入關前後那樣淳樸、勇于用命。
概括一句話就是兵員少了，士氣低了。
第二，清朝入關初期咤叱風雲的領兵大将由于染上天花①，迷戀女色②和内部傾軋，凋謝殆盡。
如：豫親王多铎病死于順治六年，攝政睿親王多爾衮病死于順治七年，肅親王豪格在順治五年死于獄中，英親王阿濟格于順治八年被賜死，巽親王滿達海順治九年二月病死，衍禧郡王羅洛渾順治三年病死于軍中，順承郡王勒克德渾病死于順治九年三月，饒餘郡王阿巴泰順治三年病死，其子端重親王博洛順治九年三月病死，多羅謙郡王瓦克達順治九年八月病死，敬謹親王尼堪于同年十一月陣亡于衡一陽一。
僅存的鄭親王濟爾哈朗自順治五年最後一次統兵出征湖廣以後，到八年就因年高處于半退休狀态，至十二年病死。
看一下上面列舉的名字，清楚地表明到順治九年，清朝賴以開國的久經戰陣、功勳卓著的大将都已不複存在。
這些親、郡王死時的年齡一般都比較年輕，濟爾哈朗算是最長壽的，也隻活到五十七歲。
他們的子弟即便承襲爵位，卻少不更事，缺乏戰鬥經驗，無法替代父輩馳騁疆場的角色。
親、郡王以下的貴族、将領雖然還留下了一批，但他們也無複當年英銳氣概。
明清易代之際的著名詩人方文順治十五年在北遊京師時寫了《都下竹枝詞》，其中二首是：“自昔旃裘與酪漿，而今啜茗又焚香。
雄心盡向蛾眉老，争肯捐軀入戰場。
”“東戍榆關西渡河，今人不及古人多。
風吹草底牛羊見，更有誰能敕勒歌。
”①說明到1658年滿洲将領已經普遍沉浸于溫柔鄉中，雄心的逐漸消磨自然還要早一些。
這種嚴酷的事實，清廷統治集一團一内非常清楚，盡避他們諱莫如深，閉口不言，但從對南明各派抗清勢力的戰略部署和戰術安排上都明顯地看出他們越來越多地采取以漢制漢的方針。
戰略上表現在更多地依賴漢族擁清派進行招撫；戰術上不到關鍵時間不動用滿洲兵，即使在關鍵戰役中也大抵是讓綠營兵和漢軍打前陣，滿洲兵将處于二線，這樣既可減少傷亡，又可起到監視漢軍和在最後關頭奪取勝利首功的作用。
清廷以漢制漢的策略變化，突出地表現在下面幾件事情上：一，順治十年（1653）起用洪承疇經略西南；二，利用軟禁中的鄭芝龍招撫東南沿海的鄭成功（這兩位福建泉州府人的重新起用，就清廷而言是迫不得已的，在駕馭上頗費心機）；三，順治十年八月十九日清廷主持皇室同平西王吳三桂聯姻，把公主嫁給三桂之長子吳應熊②；四，順治十一年（1654）二月二十日一度決定把鎮守廣東的兩位漢族藩王之一靖南王耿繼茂移鎮廣西，讓他不僅統率原部兵馬還兼管原定南王麾下的軍隊①。
①《清史稿》卷二百四十四《趙開心傳》記：“滿洲兵初入關，畏痘，有染辄死。
”類似避痘事實見于許多史籍。
清順治帝和豫親王多铎等均系染上天花而病死。
②順治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豫親王多铎由南京凱旋回京，不僅掠得了白銀一百八十多萬兩和其他大批财物，還搶得“才貌超群漢女人一百零三”，送順治帝十名，攝政王多爾衮三名，輔政鄭親王濟爾哈朗三名，肅親王豪格等各二名，英郡王阿濟格等各一名。
見《清初内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中冊，第一九七頁。
《清史稿》卷二百四十四《季開生傳》記：順治十二年“民間訛言往揚州買女子，開生上疏極谏。
得旨：太祖、太宗制度，宮中從無漢女。
朕奉皇太後慈訓，豈敢妄行，即太平後尚且不為，何況今日？”說宮中沒有漢族女子完全是文過飾非。
①方文《塗山續集·北遊草》。
按：“争肯”即“怎肯”之義。
②《清初内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下冊，第二六八頁。
①《清初内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下冊，第三○四、三○五頁。
第二節清廷命洪承疇出任五省經略 順治九年孔有德在桂林兵敗自一殺，同年十一月尼堪在衡一陽一陣亡，打破了清軍不可戰勝的神話。
清廷滿洲貴族集一團一經過一番秘密商議，決定派遣内翰林國史院大學士洪承疇以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禦史的名義總督軍務，經略五省。
檔案材料表明，決定任命洪承疇為五省經略是在順治十年五月②。
開初經略的範圍是指湖廣（今湖北、湖南二省）、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處地方。
順治十年六月洪承疇就以“欽命經略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處地方總督軍務兼理糧饷、太保兼太子太師、内翰林國史院大學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禦史”的官銜題本請“選調堪戰将兵以期剿撫奏效”③。
洪承疇建議一抽一調的兵将分别由京師、直隸、宣大、陝西（包括固原、甯夏）、山東、河南、江南、江西、浙江、福建各處駐軍内挑選。
陝西、山西、遼東、河南籍的一精一銳兵将，“其北直、山東、江浙腹裡弱兵不得混入”。
“通計邊鎮、内地選調将兵共一萬一千有零”，将領有蝦（侍衛）張大元、馬豹子（即王輔臣）、正黃旗下李本深、劉忠、各饒營總兵劉芳名、高弟、胡茂祯、副将王平、高謙、高萬裡、張鵬程、李榮、張洪德，張國勳、劉應傑、範紹祖等，“鑲黃旗下替職閑官白廣恩老病，不能領兵，止随臣軍前為招撫榜樣”①。
不久，清廷考慮到在廣東的尚可喜、耿繼茂位居王爵，不便交洪承疇節制，在同年七月二十七日由内三院傳旨：“廣東賊勢潰散，地方漸平，且去湖南遼遠，應專任兩王（指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及該督撫料理。
江西切近湖南，一應用官調兵事宜時有關涉，袁州、吉安一帶餘賊未清，應撫輯剿禦，著經略輔臣洪承疇兼理，敕印即與換給。
爾内院傳谕該部遵行。
”②洪承疇在八月十四日行至山東武城縣鄭家口接到新頒敕谕一道、銀方印一顆，即将閏六月初八日原任經略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的敕谕、銀印交使者繳回③。
敕谕中說：“茲以湖南江戶地方底定已久，滇黔阻遠，聲教罕通，不逞之徒，未喻朕心，時複煽惑蠢動，漸及湖南，以緻大兵屢出，百姓未獲甯息。
朕承天一愛一民，不忍勤兵黩武，困苦赤子，将以文德綏懷，歸我樂宇。
必得夙望重臣曉暢民情，練達治理者假以便宜，相機撫剿，方可敉甯，遍察廷臣，惟爾克當斯任。
前招撫江南，奏有成效，必能肅将朕命，綏靖南方。
茲特命卿經略湖廣、江西、廣西、雲南、貴州等處地方，總督軍務，兼理糧饷。
”敕谕中授予洪承疇相當大的權力：“巡撫、提督、總兵以下悉聽節制，兵馬糧饷悉聽調發，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副将以下有違命者聽以軍法從事。
一應撫剿事宜，不從中制，事後具疏報聞。
……務使滇黔望風來歸，官民懷德恐後，庶稱朕誕敷文教至意。
功成之日，優加爵賞。
候地方既定善後有人，即命還朝，慰朕眷想。
”①很明顯，清廷的再次起用洪承疇是在滿洲和親信遼東将領遭到嚴重挫折的情況下，為了征服南明而采取的重大措施。
這次一抽一調的兵将大體上是清軍入關以後投降的明朝和大順軍舊部，如李本深是高傑的部将，劉忠在大順政權中曾被封為平南伯。
洪承疇在調兵遣将準備就緒後，又以識途老馬的姿态上路了。
②《清初内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下冊，第二七○頁記：“戶部尚書車克等謹奏為欽遵聖旨事，……順治十年五月二十五日午刻聖谕内三院（特命洪承疇為經略湖廣等五省軍務）。
” ③原密疏稿及揭帖均見《明清檔案》第十七冊，A17—76号、A17—77号；另見《明清史料》甲編，第四本，第三○七—三○九頁。
①均見前二件。
②《明清檔案》第十七冊，A17—107号《上傳》。
③《明清檔案》第十七冊，A17—134号，洪承疇八月十五日揭帖。
按，同書中A17—81号有尾書順治十年閏六月初日之敕谕稿一件，其中已将“廣東”圈去，旁改江西；“事關藩王及公者”圈改為“事關續順公者”。
①《明清檔案》第十七冊，A17—81号；又見A17—133号洪承疇八月十五日揭帖。
第三節清廷對鄭成功的招撫活動 1651—1652年（順治八至九年，永曆五至六年），鄭成功在福建沿海地區多次擊敗清軍，成了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原大西軍出滇抗清，占領貴州全省，在廣西、湖南、四川戰場上大顯聲威。
清廷統治者自進關以來從未受到這佯重大的挫折，他們在軍事上的弱點暴露得越來越明顯。
于是，為了繼續推行其民族征服政策，不得不把以漢制漢作為主要手段。
招降鄭成功就是為實現這一謀略的重大步驟。
在清廷統治者看來，鄭氏家族的首腦鄭芝龍是自己手裡的一張王牌，利用他出面招降其子鄭成功可以不費一兵一卒達到平定東南海域的目的。
早在1652年（順治九年）清廷一件密奏稿内就提出了招撫鄭成功的建議。
其中寫道：“成功等作賊既久，狼子野心，臣等非敢保其不叛，亦難必其就撫。
但今湖南、川、廣處處用兵，力不暇及。
且湖南之賊，或由江西，或由廣東，皆可通閩，萬一勾連狂逞，為禍愈大。
故姑以招撫一策，先将此賊牢籠，息兵養民，察其動靜；苟有反側，仍即剪除。
若責令赴京歸旗，料彼不能從命，不必起其疑懼。
至于頒敕往谕，未宜輕率。
應賜督臣密敕一道，内開招撫成功等語，先遣才幹官同鄭芝龍家人到彼宣布德意。
彼果真心投順，欲得朝廷敕書，即以督臣密敕宣示，頗為妥便。
若執迷不順，亦不至損威傷重也。
”①可見，“力不暇及”是清廷采取招撫政策的主要動機。
順治皇帝顯然很欣賞這項建議。
為了使招撫工作得以進行，首先給處于軟禁狀态的鄭芝龍恢複名譽，肯定了他在1646年降清的功績，把鄭芝龍被騙到北京後遭到監視的過失推到多爾衮身上，承認了清廷處置失當，對鄭芝龍予以安一撫。
七月間，順治帝派内大臣遏必隆、鳌拜、哈世屯、大學士範文程等傳谕鄭芝龍：“朕聞爾子弟在福建為亂。
爾投誠有功，毋輕出城行走，恐人借端誣陷。
即往墳茔祭掃，亦必奏明乃去。
朕嘉爾功，故以此告谕。
爾子在京有成立者可送一人入侍。
”①八月初一日，應鄭芝龍請求，将其由正黃旗撥入鑲黃旗，授予鄭芝龍在京的第二個兒子鄭世忠為二等侍衛，同時命兵部給勘合将鄭芝龍的部分親屬從福建護送來京一團一聚②。
這年十月，清廷給浙閩總督劉清泰發出一件敕谕，對招撫鄭成功作了明确指示：“近日海寇鄭成功等屢次一騷一擾沿海郡縣，本應剪除。
朕但思昔年大兵下閩，伊父鄭芝龍首先歸順，其子弟何忍背棄父兄，獨造叛逆？此必地方官不體朕意，行一事乖張，成功等雖有心向化，無路上達。
又見伊父歸順之後，墨勒根王（即多爾衮）令人看守防範，又不計在籍親人作何恩養安插，以緻成功等疑懼反側。
朕又思鄭芝龍既久經歸順，其子弟即我赤子，何必征剿？若成功等來歸，即可用之海上，何必赴京？今已令鄭芝龍作書，宣布朕之誠意，遣人往谕成功及伊弟鄭鴻逵等知悉。
如執迷不悟，爾即進剿。
如芝龍家人回信到閩，成功、鴻逵等果發良心悔過，爾即一面奏報，一面遣才幹官一二員到彼審察歸順的實，許以赦罪授官，仍聽駐紮原住地方，不必赴京。
凡浙、閩、廣東海寇，俱責成防剿。
其往來洋船，俱着管理，稽察一奸一宄，輸納稅課。
若能擒馘海中僞藩逆渠，不吝爵賞。
此朕厚待歸誠大臣至意，爾當開誠推心，令彼悅服，仍詳籌熟（察），勿堕狡謀。
”① 為了體現招撫的誠意，清廷還下令追查1651年福建當局攻入中左所（今廈門）掠奪鄭成功等人家産一事。
1653年（順治十年）三月把肇事人福建巡撫張學聖、總兵馬得功、興泉道黃澍、巡按王應元革職，押解回京交三法司審訊。
這一案件的另一幕後原因是清朝統治集一團一的内部矛盾，張學聖、馬得功、黃澍把從廈門掠得的大批金銀财寶隐匿私分，引起了朝廷和有關官員的忌恨。
即如新任浙閩總督劉清泰秘封入告所雲：“蓋廈門一窟，素稱逆寇鄭成功之老巢，商賈泊洋販賣貨物之薮也。
想諸臣之垂涎已非一日。
乃不能振旅以犁其庭，而乘成功他出之便，借撫臣巡曆之名，道臣黃澍搖尾而進謀，鎮臣馬得功螳臂而先往，撫臣張學聖繼率全軍輕身徑入。
此時一番飽獲，自謂無患無争矣。
更可異者，馬鎮搜括數日，竟為所困後懇成功祖母家書，始得釋歸，喪師辱命。
何諸臣智昏于海中之金一穴一，而竟不顧有朝廷之疆土耶？及成功回，而悉數家珍，非以實撫臣之裝者，則已入道、鎮之囊。
以緻借口索償，弄兵修怨。
”②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會審時，張學聖、馬得功、黃澍一口咬定“城内沒有财物”，抵賴得幹幹淨淨。
大概是在暗中用贓物買通了一些官員，三法司在定罪意見（看語）上遊一移其詞，三四其說，最後不了了之③。
但逮捕巡撫、總兵、道員一舉，實際上是對鄭成功表示一種和解的政治姿态。
這樣，清廷讓鄭芝龍出面寫信，動以父子之情；由浙閩總督劉清泰派人向鄭成功轉達朝廷招撫密旨，中心意思是隻要他剃發歸順，即可保持自己的軍隊，仍舊鎮守福建沿海，不必進京，借以解除鄭成功擔心重蹈父親覆轍的疑慮。
清廷所作的讓步實際上是在兵力不敷分配的情況下企圖先穩住東南沿海的鄭成功部，集中力量摧毀西南的永曆朝廷，然後再迫使鄭成功完全就範。
鄭成功從自身利益出發，既要考慮父親的安全，又想趁機擴展兵力和勢力範圍。
因此對鄭芝龍派家人李德送來的勸降書信迅速作了回答，雙方各自懷着自己的打算，開始了“清、鄭和談”。
1653年（順治十年）四月，清浙閩總督劉清泰依據朝廷密敕一精一神，寫了一封文書派人送到鄭成功的祖母黃氏處，托她轉給鄭成功。
文書中強調了兩點，一是“宣揚皇上覆載深恩”，二是“陳述父子不應絕情”，以忠孝兩全引一誘鄭成功背明歸清。
五月初十日，清廷正式頒發敕書，封鄭成功為海澄公，鄭芝龍為同安侯，鄭鴻逵為奉化伯，鄭芝豹授左都督①，給泉州一府地方供鄭成功安插和供養軍隊。
敕谕中首先肯定了鄭芝龍“當大兵南下未抵閩中即遣人來順，移檄撤兵，父子兄弟歸心本朝，厥功懋矣”。
接着指責“墨勒根王（多爾衮）不體朕心，僅從薄叙，猜疑不釋，防範過嚴；在閩眷屬又不行安插恩養，以緻阖門惶懼，不能自安。
……加以地方撫、鎮、道官不能宣揚德意，曲示懷柔，反
隻是被清廷統治者視為争奪天下和鞏固天下的嫡系軍隊的由盛轉衰過程來得特别迅速。
1644年到1647年（順治元年至四年）滿洲八旗兵所向無敵的場面就像昙花一現似地再也沒有出現過。
由于清朝最後統一了全國，它的統治集一團一從來忌諱談自身的弱點，後來的史家也很少注意到這一重要轉變，沒有看出入關初期清廷的不可一世和後來的外厲内荏，因此，也沒有認真探讨清廷在初期以滿洲八旗兵為主逐漸轉化為以漢制漢的政策變化。
滿洲八旗兵實力下降，難以繼續擔任征服全國的主力是出于以下因素：第一，滿洲八旗兵來源于滿族成年男子，而滿族在當時是一個人口相當少的民族，入關初期清軍總兵力十萬，其中已包括了漢軍和蒙古兵，真正可以披甲出征的滿族軍士不過幾萬人。
進入中原以後屢經戰陣，戰死和病死的人數很可能超過人口自然繁殖數；進入漢人居住區後，享受着程度不等的勝利者的優待，逐漸滋長起追求生活安逸的風氣，遠不像入關前後那樣淳樸、勇于用命。
概括一句話就是兵員少了，士氣低了。
第二，清朝入關初期咤叱風雲的領兵大将由于染上天花①，迷戀女色②和内部傾軋，凋謝殆盡。
如：豫親王多铎病死于順治六年，攝政睿親王多爾衮病死于順治七年，肅親王豪格在順治五年死于獄中，英親王阿濟格于順治八年被賜死，巽親王滿達海順治九年二月病死，衍禧郡王羅洛渾順治三年病死于軍中，順承郡王勒克德渾病死于順治九年三月，饒餘郡王阿巴泰順治三年病死，其子端重親王博洛順治九年三月病死，多羅謙郡王瓦克達順治九年八月病死，敬謹親王尼堪于同年十一月陣亡于衡一陽一。
僅存的鄭親王濟爾哈朗自順治五年最後一次統兵出征湖廣以後，到八年就因年高處于半退休狀态，至十二年病死。
看一下上面列舉的名字，清楚地表明到順治九年，清朝賴以開國的久經戰陣、功勳卓著的大将都已不複存在。
這些親、郡王死時的年齡一般都比較年輕，濟爾哈朗算是最長壽的，也隻活到五十七歲。
他們的子弟即便承襲爵位，卻少不更事，缺乏戰鬥經驗，無法替代父輩馳騁疆場的角色。
親、郡王以下的貴族、将領雖然還留下了一批，但他們也無複當年英銳氣概。
明清易代之際的著名詩人方文順治十五年在北遊京師時寫了《都下竹枝詞》，其中二首是：“自昔旃裘與酪漿，而今啜茗又焚香。
雄心盡向蛾眉老，争肯捐軀入戰場。
”“東戍榆關西渡河，今人不及古人多。
風吹草底牛羊見，更有誰能敕勒歌。
”①說明到1658年滿洲将領已經普遍沉浸于溫柔鄉中，雄心的逐漸消磨自然還要早一些。
這種嚴酷的事實，清廷統治集一團一内非常清楚，盡避他們諱莫如深，閉口不言，但從對南明各派抗清勢力的戰略部署和戰術安排上都明顯地看出他們越來越多地采取以漢制漢的方針。
戰略上表現在更多地依賴漢族擁清派進行招撫；戰術上不到關鍵時間不動用滿洲兵，即使在關鍵戰役中也大抵是讓綠營兵和漢軍打前陣，滿洲兵将處于二線，這樣既可減少傷亡，又可起到監視漢軍和在最後關頭奪取勝利首功的作用。
清廷以漢制漢的策略變化，突出地表現在下面幾件事情上：一，順治十年（1653）起用洪承疇經略西南；二，利用軟禁中的鄭芝龍招撫東南沿海的鄭成功（這兩位福建泉州府人的重新起用，就清廷而言是迫不得已的，在駕馭上頗費心機）；三，順治十年八月十九日清廷主持皇室同平西王吳三桂聯姻，把公主嫁給三桂之長子吳應熊②；四，順治十一年（1654）二月二十日一度決定把鎮守廣東的兩位漢族藩王之一靖南王耿繼茂移鎮廣西，讓他不僅統率原部兵馬還兼管原定南王麾下的軍隊①。
①《
”類似避痘事實見于許多史籍。
清順治帝和豫親王多铎等均系染上天花而病死。
②順治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豫親王多铎由南京凱旋回京，不僅掠得了白銀一百八十多萬兩和其他大批财物，還搶得“才貌超群漢女人一百零三”，送順治帝十名，攝政王多爾衮三名，輔政鄭親王濟爾哈朗三名，肅親王豪格等各二名，英郡王阿濟格等各一名。
見《清初内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中冊，第一九七頁。
《清史稿》卷二百四十四《季開生傳》記：順治十二年“民間訛言往揚州買女子，開生上疏極谏。
得旨：太祖、太宗制度，宮中從無漢女。
朕奉皇太後慈訓，豈敢妄行，即太平後尚且不為，何況今日？”說宮中沒有漢族女子完全是文過飾非。
①方文《塗山續集·北遊草》。
按：“争肯”即“怎肯”之義。
②《清初内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下冊，第二六八頁。
①《清初内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下冊，第三○四、三○五頁。
第二節清廷命洪承疇出任五省經略 順治九年孔有德在桂林兵敗自一殺，同年十一月尼堪在衡一陽一陣亡，打破了清軍不可戰勝的神話。
清廷滿洲貴族集一團一經過一番秘密商議，決定派遣内翰林國史院大學士洪承疇以兼兵部
檔案材料表明，決定任命洪承疇為五省經略是在順治十年五月②。
開初經略的範圍是指湖廣（今湖北、湖南二省）、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處地方。
順治十年六月洪承疇就以“欽命經略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處地方總督軍務兼理糧饷、太保兼太子太師、内翰林國史院大學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禦史”的官銜題本請“選調堪戰将兵以期剿撫奏效”③。
洪承疇建議一抽一調的兵将分别由京師、直隸、宣大、陝西（包括固原、甯夏）、山東、河南、江南、江西、浙江、福建各處駐軍内挑選。
陝西、山西、遼東、河南籍的一精一銳兵将，“其北直、山東、江浙腹裡弱兵不得混入”。
“通計邊鎮、内地選調将兵共一萬一千有零”，将領有蝦（侍衛）張大元、馬豹子（即王輔臣）、正黃旗下李本深、劉忠、各饒營總兵劉芳名、高弟、胡茂祯、副将王平、高謙、高萬裡、張鵬程、李榮、張洪德，張國勳、劉應傑、範紹祖等，“鑲黃旗下替職閑官白廣恩老病，不能領兵，止随臣軍前為招撫榜樣”①。
不久，清廷考慮到在廣東的尚可喜、耿繼茂位居王爵，不便交洪承疇節制，在同年七月二十七日由内三院傳旨：“廣東賊勢潰散，地方漸平，且去湖南遼遠，應專任兩王（指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及該督撫料理。
江西切近湖南，一應用官調兵事宜時有關涉，袁州、吉安一帶餘賊未清，應撫輯剿禦，著經略輔臣洪承疇兼理，敕印即與換給。
爾内院傳谕該部遵行。
”②洪承疇在八月十四日行至山東武城縣鄭家口接到新頒敕谕一道、銀方印一顆，即将閏六月初八日原任經略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的敕谕、銀印交使者繳回③。
敕谕中說：“茲以湖南江戶地方底定已久，滇黔阻遠，聲教罕通，不逞之徒，未喻朕心，時複煽惑蠢動，漸及湖南，以緻大兵屢出，百姓未獲甯息。
朕承天一愛一民，不忍勤兵黩武，困苦赤子，将以文德綏懷，歸我樂宇。
必得夙望重臣曉暢民情，練達治理者假以便宜，相機撫剿，方可敉甯，遍察廷臣，惟爾克當斯任。
前招撫江南，奏有成效，必能肅将朕命，綏靖南方。
茲特命卿經略湖廣、江西、廣西、雲南、貴州等處地方，總督軍務，兼理糧饷。
”敕谕中授予洪承疇相當大的權力：“巡撫、提督、總兵以下悉聽節制，兵馬糧饷悉聽調發，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副将以下有違命者聽以軍法從事。
一應撫剿事宜，不從中制，事後具疏報聞。
……務使滇黔望風來歸，官民懷德恐後，庶稱朕誕敷文教至意。
功成之日，優加爵賞。
候地方既定善後有人，即命還朝，慰朕眷想。
”①很明顯，清廷的再次起用洪承疇是在滿洲和親信遼東将領遭到嚴重挫折的情況下，為了征服南明而采取的重大措施。
這次一抽一調的兵将大體上是清軍入關以後投降的明朝和大順軍舊部，如李本深是高傑的部将，劉忠在大順政權中曾被封為平南伯。
洪承疇在調兵遣将準備就緒後，又以識途老馬的姿态上路了。
②《清初内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下冊，第二七○頁記：“戶部尚書車克等謹奏為欽遵聖旨事，……順治十年五月二十五日午刻聖谕内三院（特命洪承疇為經略湖廣等五省軍務）。
” ③原密疏稿及揭帖均見《明清檔案》第十七冊，A17—76号、A17—77号；另見《明清史料》甲編，第四本，第三○七—三○九頁。
①均見前二件。
②《明清檔案》第十七冊，A17—107号《上傳》。
③《明清檔案》第十七冊，A17—134号，洪承疇八月十五日揭帖。
按，同書中A17—81号有尾書順治十年閏六月初日之敕谕稿一件，其中已将“廣東”圈去，旁改江西；“事關藩王及公者”圈改為“事關續順公者”。
①《明清檔案》第十七冊，A17—81号；又見A17—133号洪承疇八月十五日揭帖。
第三節清廷對鄭成功的招撫活動 1651—1652年（順治八至九年，永曆五至六年），鄭成功在福建沿海地區多次擊敗清軍，成了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原大西軍出滇抗清，占領貴州全省，在廣西、湖南、四川戰場上大顯聲威。
清廷統治者自進關以來從未受到這佯重大的挫折，他們在軍事上的弱點暴露得越來越明顯。
于是，為了繼續推行其民族征服政策，不得不把以漢制漢作為主要手段。
招降鄭成功就是為實現這一謀略的重大步驟。
在清廷統治者看來，鄭氏家族的首腦鄭芝龍是自己手裡的一張王牌，利用他出面招降其子鄭成功可以不費一兵一卒達到平定東南海域的目的。
早在1652年（順治九年）清廷一件密奏稿内就提出了招撫鄭成功的建議。
其中寫道：“成功等作賊既久，狼子野心，臣等非敢保其不叛，亦難必其就撫。
但今湖南、川、廣處處用兵，力不暇及。
且湖南之賊，或由江西，或由廣東，皆可通閩，萬一勾連狂逞，為禍愈大。
故姑以招撫一策，先将此賊牢籠，息兵養民，察其動靜；苟有反側，仍即剪除。
若責令赴京歸旗，料彼不能從命，不必起其疑懼。
至于頒敕往谕，未宜輕率。
應賜督臣密敕一道，内開招撫成功等語，先遣才幹官同鄭芝龍家人到彼宣布德意。
彼果真心投順，欲得朝廷敕書，即以督臣密敕宣示，頗為妥便。
若執迷不順，亦不至損威傷重也。
”①可見，“力不暇及”是清廷采取招撫政策的主要動機。
順治皇帝顯然很欣賞這項建議。
為了使招撫工作得以進行，首先給處于軟禁狀态的鄭芝龍恢複名譽，肯定了他在1646年降清的功績，把鄭芝龍被騙到北京後遭到監視的過失推到多爾衮身上，承認了清廷處置失當，對鄭芝龍予以安一撫。
七月間，順治帝派内大臣遏必隆、鳌拜、哈世屯、大學士範文程等傳谕鄭芝龍：“朕聞爾子弟在福建為亂。
爾投誠有功，毋輕出城行走，恐人借端誣陷。
即往墳茔祭掃，亦必奏明乃去。
朕嘉爾功，故以此告谕。
爾子在京有成立者可送一人入侍。
”①八月初一日，應鄭芝龍請求，将其由正黃旗撥入鑲黃旗，授予鄭芝龍在京的第二個兒子鄭世忠為二等侍衛，同時命兵部給勘合将鄭芝龍的部分親屬從福建護送來京一團一聚②。
這年十月，清廷給浙閩總督劉清泰發出一件敕谕，對招撫鄭成功作了明确指示：“近日海寇鄭成功等屢次一騷一擾沿海郡縣，本應剪除。
朕但思昔年大兵下閩，伊父鄭芝龍首先歸順，其子弟何忍背棄父兄，獨造叛逆？此必地方官不體朕意，行一事乖張，成功等雖有心向化，無路上達。
又見伊父歸順之後，墨勒根王（即多爾衮）令人看守防範，又不計在籍親人作何恩養安插，以緻成功等疑懼反側。
朕又思鄭芝龍既久經歸順，其子弟即我赤子，何必征剿？若成功等來歸，即可用之海上，何必赴京？今已令鄭芝龍作書，宣布朕之誠意，遣人往谕成功及伊弟鄭鴻逵等知悉。
如執迷不悟，爾即進剿。
如芝龍家人回信到閩，成功、鴻逵等果發良心悔過，爾即一面奏報，一面遣才幹官一二員到彼審察歸順的實，許以赦罪授官，仍聽駐紮原住地方，不必赴京。
凡浙、閩、廣東海寇，俱責成防剿。
其往來洋船，俱着管理，稽察一奸一宄，輸納稅課。
若能擒馘海中僞藩逆渠，不吝爵賞。
此朕厚待歸誠大臣至意，爾當開誠推心，令彼悅服，仍詳籌熟（察），勿堕狡謀。
”① 為了體現招撫的誠意，清廷還下令追查1651年福建當局攻入中左所（今廈門）掠奪鄭成功等人家産一事。
1653年（順治十年）三月把肇事人福建巡撫張學聖、總兵馬得功、興泉道黃澍、巡按王應元革職，押解回京交三法司審訊。
這一案件的另一幕後原因是清朝統治集一團一的内部矛盾，張學聖、馬得功、黃澍把從廈門掠得的大批金銀财寶隐匿私分，引起了朝廷和有關官員的忌恨。
即如新任浙閩總督劉清泰秘封入告所雲：“蓋廈門一窟，素稱逆寇鄭成功之老巢，商賈泊洋販賣貨物之薮也。
想諸臣之垂涎已非一日。
乃不能振旅以犁其庭，而乘成功他出之便，借撫臣巡曆之名，道臣黃澍搖尾而進謀，鎮臣馬得功螳臂而先往，撫臣張學聖繼率全軍輕身徑入。
此時一番飽獲，自謂無患無争矣。
更可異者，馬鎮搜括數日，竟為所困後懇成功祖母家書，始得釋歸，喪師辱命。
何諸臣智昏于海中之金一穴一，而竟不顧有朝廷之疆土耶？及成功回，而悉數家珍，非以實撫臣之裝者，則已入道、鎮之囊。
以緻借口索償，弄兵修怨。
”②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會審時，張學聖、馬得功、黃澍一口咬定“城内沒有财物”，抵賴得幹幹淨淨。
大概是在暗中用贓物買通了一些官員，三法司在定罪意見（看語）上遊一移其詞，三四其說，最後不了了之③。
但逮捕巡撫、總兵、道員一舉，實際上是對鄭成功表示一種和解的政治姿态。
這樣，清廷讓鄭芝龍出面寫信，動以父子之情；由浙閩總督劉清泰派人向鄭成功轉達朝廷招撫密旨，中心意思是隻要他剃發歸順，即可保持自己的軍隊，仍舊鎮守福建沿海，不必進京，借以解除鄭成功擔心重蹈父親覆轍的疑慮。
清廷所作的讓步實際上是在兵力不敷分配的情況下企圖先穩住東南沿海的鄭成功部，集中力量摧毀西南的永曆朝廷，然後再迫使鄭成功完全就範。
鄭成功從自身利益出發，既要考慮父親的安全，又想趁機擴展兵力和勢力範圍。
因此對鄭芝龍派家人李德送來的勸降書信迅速作了回答，雙方各自懷着自己的打算，開始了“清、鄭和談”。
1653年（順治十年）四月，清浙閩總督劉清泰依據朝廷密敕一精一神，寫了一封文書派人送到鄭成功的祖母黃氏處，托她轉給鄭成功。
文書中強調了兩點，一是“宣揚皇上覆載深恩”，二是“陳述父子不應絕情”，以忠孝兩全引一誘鄭成功背明歸清。
五月初十日，清廷正式頒發敕書，封鄭成功為海澄公，鄭芝龍為同安侯，鄭鴻逵為奉化伯，鄭芝豹授左都督①，給泉州一府地方供鄭成功安插和供養軍隊。
敕谕中首先肯定了鄭芝龍“當大兵南下未抵閩中即遣人來順，移檄撤兵，父子兄弟歸心本朝，厥功懋矣”。
接着指責“墨勒根王（多爾衮）不體朕心，僅從薄叙，猜疑不釋，防範過嚴；在閩眷屬又不行安插恩養，以緻阖門惶懼，不能自安。
……加以地方撫、鎮、道官不能宣揚德意，曲示懷柔，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