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1651—1653年浙閩贛抗清勢力的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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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上阻擊浙江台州清軍和江蘇吳淞清朝水師的勝利，“南北應敵師皆幸勝”①，忽然接到阮進陣亡、舟山危急的報告，火速回援。
但在舟山海域遭到清方留船軍隊的頑強阻擊。
清浙江福建總督陳錦在一份奏疏裡描述了當時的戰況：清軍抵舟山道頭後，“其城下水寨賊船見我兵奮勇，即出外洋守口；城中賊一黨一閉門抗拒，疊次招撫，怙惡不從。
職會同固山額真金砺、劉之源等随發兵一半登岸圍城，一半存船禦敵。
逆魁張名振等擁護僞魯在船，終日乘潮救應。
存船官兵竭力堵禦，旬日之内，晝夜不懈。
……”①九月初二日，圍城清軍采取挖城豎梯戰術，從舟山城西面突破明軍防禦，蜂擁入城。
劉世勳、張名揚、馬泰率領部下将士英勇巷戰，力盡陣亡，舟山城遂告失守。
明魯監國正妃陳氏等投井而死，西宮妃榮氏和世子留哥被清軍俘獲②；大學士張肯堂、禮部尚書吳鐘巒、兵部尚書李向中、工部尚書朱永祐、通政使鄭遵儉、兵科給事中董志甯、兵部職方司郎中朱養時等都自一殺殉國，在南明史上寫下了壯烈的一頁③。
此外，也有一些文官武将為形勢所迫歸順了清朝。
據陳錦向清廷報告，清軍占領舟山以後明魯監國下“僞總督部院李長祥、僞伯及僞将軍章雲飛、尹文舉、蔡應選、塗登華等；僞總兵金允彥等，僞禮部丘元吉、僞戶部孫延齡、倪三益等；僞太仆寺李師密，僞兵部中軍周士禮，僞副、參、都、守周名臣、鄭國化、王培元等”先後降清，“俱分發内地善行安插矣”①。
魯監國、張名振、張煌言、阮美、阮駿等人痛惜舟山失守，但已無可奈何，被迫移舟南下溫州海域的三盤，這裡原是周鶴芝部的駐地，“有房可居，有險可恃”②。
由于缺乏糧食，張名振等派兵船到溫州府屬的黃華、龍灣一帶搜括。
陳錦乘機命金衢總兵馬進寶統兵攻克三盤，焚毀島上的房屋棚廠。
朱以海、張名振等又南下沙埕；“沙埕而南即是閩洋海道，非浙中水師所能熟識”，清浙閩總督陳錦命令福建兵将在閩安一帶堵剿，同浙江金衢總兵馬進寶合擊。
魯監國和他的部将在舟山失守後，士氣大為低落，盡避他們的兵力還相當可觀，但是基地的喪失帶來了糧饷、住房的困難；親屬的被俘殺又在心理上造成難以言喻的隐痛。
在海上飄泊無定的生活導緻了部分将領對前途失望，都督靜洋将軍張英，都督挂印總兵阮述、阮玉，新襲蕩胡侯阮美（即阮進之弟）①，都督總兵阮捷、魏賓等先後赴福建閩安向清方投降②。
張名振帶領其他兵将保護魯監國乘船來到海壇島，這裡已屬于鄭成功據守的範圍。
鄭成功原是尊奉隆武帝，後來遙奉永曆帝，一直不承認魯監國的正統地位。
朱以海和擁戴他的定西侯張名振、平夷侯周鶴芝、英義伯阮駿等在浙江沿海站不住腳，沒有自己的地盤的情況下，進入鄭成功的勢力範圍是迫不得已的。
1652年（順治九年，魯監國七年，永曆六年）正月，鄭成功同意魯監國朱以海和部衆進駐廈門，随行的有定西侯張名振、大學士沈宸荃、“兵部右侍郎張煌言、曹從龍、太常寺卿任廷貴、太仆卿沈光文、副使馬星、俞圖南、少司馬兼大理寺卿蔡應昌、任穎眉、兵部主事傅啟芳、錢肅遴、陳荩卿、張斌、葉時茂、林泌、侍讀崔相、中書丘子章、賜蟒玉侍郎張沖符、行人張吉生、張伯玉、總兵張之先等，錦衣衛楊燦、内官陳進忠、劉玉、張署、李國輔、劉文俊數人而已”①。
由于鄭成功不承認魯監國政權，見面禮節成了問題。
鄭成功同幕僚人士馮澄世、潘庚鐘等商議後，決定自己以隆武帝曾授予的宗人府宗正的身分出面接待。
這意味着把朱以海當作明朝宗藩，隻保護他的人身安全和在生活上給予優遇，不讓他作為恢複明朝的正統象征②。
不久，朱以海被移往金門居住。
魯監國和他的文武官員、随從軍隊南下福建廈門、金門地區之後，同鄭成功的關系是南明史上一個比較複雜而微妙的問題。
文獻的記載由于有的出自親鄭文人筆下，有的出自擁魯官員的描寫，在口徑上往往出現很大的差異。
就實際情況而言，魯監國和鄭成功都是自成系統的抗清複明勢力，談不上誰管轄誰。
舟山失守後，魯監國為首的官員和軍隊沒有立足之地，借居于鄭成功的控制區，本是一種渡過難關的權宜之計。
張名振在這年年底給朱之瑜的信中說：“别後狡虜窺關（指定關，即定海），三路并至，不意蕩胡以輕敵陣亡，虜騎遂得飛渡。
不佞直指吳淞，幸獲全捷，而孤城（指舟山城）援絕，死守十日，竟為所破。
不佞阖門自一焚，而全城被僇矣！奈敗軍之餘，尚思卷土，但慮勢力單弱，遂揚帆南下。
正月已抵廈門，國姓公眷顧慇慇。
近在整頓軍營，明春三、四月，必去舟山矣。
”①張名振是魯監國政權的主要将領，他的這封書信不僅對舟山失利作了準确的叙述，更重要的是表達了借居金、廈以後，他和同事們正在“整頓軍營”，準備卷土重來，将于次年三、四月間收複舟山群島。
但是，鄭成功另有考慮，他采取的措施是把魯監國及其文臣變成自己的“寓公”、“賓客”，對魯監國的軍隊則采取容納和逐步改編的方針。
張煌言和曹從龍都是魯監國政權的兵部侍郎，後來煌言在《曹雲霖中丞從龍詩集序》中回憶道：“歲在壬辰（1652年，順治九年），予避地鹭左（即廈門），雲霖俨然在焉，歡然道故。
予時栾栾棘人耳，不敢輕有贈答；而雲霖囊中草多感時悲逝，亦不肯輕以示人。
”①這恍如複明志士在清統治區内的境遇，國姓爺對魯監國諸臣監視之嚴可想而知。
對于魯監國的将領，鄭成功一方面保留他們原來的爵位，另一方面又把他們納入自己的軍事編制，如派張名振管水師前軍，周鶴芝管水師後軍，阮駿任水師前鎮。
親鄭史籍如阮曼錫《海上見聞錄》根本不提魯監國，在永曆五年（1651）十二月下直書：“定西侯張名振、平夷侯周鶴芝、英毅伯阮駿等自舟山來歸，俱授水師鎮。
”不少史學論著受這種影響，誤以為魯監國的兵将南下金、廈之後，都變成了鄭成功的部下。
實際情況并非如此。
應當說有一部分兵将轉入了鄭成功藩下，而以張名振為首的大多數魯監國兵将仍然保持自己的系統。
在大敵當前的形勢下，雙方都承認偏處西南的永曆皇帝為正統，大體上維持着相互依存的同盟關系。
1652年（順治九年，永曆六年，魯監國八年）三月，朱以海決定放棄監國名義，派使者上表給永曆朝廷②。
這就是張煌言所說：“适滇黔之擁戴，是用歸藩。
”③在共戴永曆的旗幟下，唐、魯之争基本上化解了，代之而起的是鄭成功同永曆朝廷的若即若離。
魯監國政權留下的文官武将如張名振、張煌言、徐孚遠等人在内心裡比鄭成功更效忠于永曆帝，隻是由于關山阻隔，自身力量又比較單薄，處境相當困難。
這表現在一方面他們希望同鄭成功保持良好關系，共赴國難；另一方面又得防止鄭成功把自己有限的兵力悉數吞并，甚至撇開永曆朝廷同清朝媾和。
總之，魯監國朱以海和忠于他的文官武将在南下金、廈之後，同鄭成功維系着一種帶有依附色彩的同盟關系，他們從來不承認自己是鄭成功的部屬。
1658年（順治十五年，永曆十二年）徐孚遠偕永曆朝廷兵部職方司黃事忠、都督張自新航海取道越南赴昆明朝見，途中為安南國所阻，徐孚遠給安南國王的信中就說：“同賜姓藩大集勳爵，結盟連義于閩島，與賜姓藩為寮友。
”①這種同盟關系在張煌言詩文集中也可以得到許多印證。
①《清世祖實錄》卷四十二。
黃宗羲《海外恸哭記》中說嚴我公是個騙子，并沒有在魯監國政權中任職，他自己“僞為告身銀印，曰：吾行朝之都禦史也。
因客以見國柱，因國柱以見虜主。
我公大言憾虜主曰：‘……曩者臣在海上，諸營将故臣之屬吏，臣苟得奉明诏，開以丹青之信，則江南之患，可刻日定也。
’虜王大悅，以我公為招撫都禦史，诏山海之師解甲者複其位，視嚴我公。
然我公故未嘗為山海之帥所識，……” ②順治六年三月《紹興府諸暨縣草莽臣吳凱奏本》，見《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第二十九頁。
據佚名《監國紀年》，魯監國初立時，“拜新河總兵吳凱為将軍，是年（1645）底加封吳凱為開遠伯”。
③《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第三十五頁。
按，吳凱降清不久即死，見順治七年三月十八日招撫使嚴我公揭帖，《明清史料》己編，第一本，第七十四頁。
④順治七年三月十六日舟山總兵官顧奇勳揭帖，見《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第三十八頁。
黃宗羲《海外恸哭記》作“會稽顧虎臣”。
①《清世祖實錄》卷四十六。
②順治七年正月初五日沙埕舟山招撫使嚴我公揭帖，見《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第三十六頁；同書第三十九頁嚴我公揭帖内提到上繳“定原伯石仲芳”敕書，黃宗羲《海外恸哭記》有魯監國四年七月授蕭山石仲芳為挂印将軍。
③《明清史料》甲編，第六本，第五一七頁。
④黃宗羲《海外恸哭記》。
⑤順治七年四月十五日到兵部殘揭帖，見《明清史料》己編，第一本，第七十五頁。
①沙埕舟山等處招撫使嚴我公揭帖，見《明清史料》己編，第一本，第七十四頁。
②順治五年二月福建福甯義師首領王公哲派吳明中攜帶魯監國诏書入城招降清分巡道潘映婁、總兵塗登華時，由于他告密，把随同進城監視的三百餘名明軍誘殺。
見《明清史料》己編，第一本，第九十頁。
③查繼佐《罪惟錄》列傳三十三《黃斌卿傳》；黃宗羲《海外恸哭記》。
①查繼佐《罪惟錄》《黃斌卿傳》。
②黃宗羲《海外恸哭記》。
翁洲老民《海東逸史》卷九《王翊傳》記庚寅（1650）八月，進本部尚書，次年八月十四日被殺。
朱之瑜為其知友，先後作祭文三篇，書其官銜甚詳，然對其就義之日“終不得其真”，拟于八月十三日。
見《朱舜水集》卷二十一。
①順治八年九月浙江福建總督陳錦“為飛報攻克舟山，蕩
但在舟山海域遭到清方留船軍隊的頑強阻擊。
清浙江福建總督陳錦在一份奏疏裡描述了當時的戰況：清軍抵舟山道頭後，“其城下水寨賊船見我兵奮勇，即出外洋守口；城中賊一黨一閉門抗拒，疊次招撫，怙惡不從。
職會同固山額真金砺、劉之源等随發兵一半登岸圍城，一半存船禦敵。
逆魁張名振等擁護僞魯在船，終日乘潮救應。
存船官兵竭力堵禦，旬日之内，晝夜不懈。
……”①九月初二日，圍城清軍采取挖城豎梯戰術，從舟山城西面突破明軍防禦，蜂擁入城。
劉世勳、張名揚、馬泰率領部下将士英勇巷戰，力盡陣亡，舟山城遂告失守。
明魯監國正妃陳氏等投井而死，西宮妃榮氏和世子留哥被清軍俘獲②；大學士張肯堂、禮部
此外，也有一些文官武将為形勢所迫歸順了清朝。
據陳錦向清廷報告，清軍占領舟山以後明魯監國下“僞總督部院李長祥、僞伯及僞将軍章雲飛、尹文舉、蔡應選、塗登華等；僞總兵金允彥等，僞禮部丘元吉、僞戶部孫延齡、倪三益等；僞太仆寺李師密，僞兵部中軍周士禮，僞副、參、都、守周名臣、鄭國化、王培元等”先後降清，“俱分發内地善行安插矣”①。
魯監國、張名振、張煌言、阮美、阮駿等人痛惜舟山失守，但已無可奈何，被迫移舟南下溫州海域的三盤，這裡原是周鶴芝部的駐地，“有房可居，有險可恃”②。
由于缺乏糧食，張名振等派兵船到溫州府屬的黃華、龍灣一帶搜括。
陳錦乘機命金衢總兵馬進寶統兵攻克三盤，焚毀島上的房屋棚廠。
朱以海、張名振等又南下沙埕；“沙埕而南即是閩洋海道，非浙中水師所能熟識”，清浙閩總督陳錦命令福建兵将在閩安一帶堵剿，同浙江金衢總兵馬進寶合擊。
魯監國和他的部将在舟山失守後，士氣大為低落，盡避他們的兵力還相當可觀，但是基地的喪失帶來了糧饷、住房的困難；親屬的被俘殺又在心理上造成難以言喻的隐痛。
在海上飄泊無定的生活導緻了部分将領對前途失望，都督靜洋将軍張英，都督挂印總兵阮述、阮玉，新襲蕩胡侯阮美（即阮進之弟）①，都督總兵阮捷、魏賓等先後赴福建閩安向清方投降②。
張名振帶領其他兵将保護魯監國乘船來到海壇島，這裡已屬于鄭成功據守的範圍。
鄭成功原是尊奉隆武帝，後來遙奉永曆帝，一直不承認魯監國的正統地位。
朱以海和擁戴他的定西侯張名振、平夷侯周鶴芝、英義伯阮駿等在浙江沿海站不住腳，沒有自己的地盤的情況下，進入鄭成功的勢力範圍是迫不得已的。
1652年（順治九年，魯監國七年，永曆六年）正月，鄭成功同意魯監國朱以海和部衆進駐廈門，随行的有定西侯張名振、大學士沈宸荃、“兵部右侍郎張煌言、曹從龍、太常寺卿任廷貴、太仆卿沈光文、副使馬星、俞圖南、少司馬兼大理寺卿蔡應昌、任穎眉、兵部主事傅啟芳、錢肅遴、陳荩卿、張斌、葉時茂、林泌、侍讀崔相、中書丘子章、賜蟒玉侍郎張沖符、行人張吉生、張伯玉、總兵張之先等，錦衣衛楊燦、内官陳進忠、劉玉、張署、李國輔、劉文俊數人而已”①。
由于鄭成功不承認魯監國政權，見面禮節成了問題。
鄭成功同幕僚人士馮澄世、潘庚鐘等商議後，決定自己以隆武帝曾授予的宗人府宗正的身分出面接待。
這意味着把朱以海當作明朝宗藩，隻保護他的人身安全和在生活上給予優遇，不讓他作為恢複明朝的正統象征②。
不久，朱以海被移往金門居住。
魯監國和他的文武官員、随從軍隊南下福建廈門、金門地區之後，同鄭成功的關系是南明史上一個比較複雜而微妙的問題。
文獻的記載由于有的出自親鄭文人筆下，有的出自擁魯官員的描寫，在口徑上往往出現很大的差異。
就實際情況而言，魯監國和鄭成功都是自成系統的抗清複明勢力，談不上誰管轄誰。
舟山失守後，魯監國為首的官員和軍隊沒有立足之地，借居于鄭成功的控制區，本是一種渡過難關的權宜之計。
張名振在這年年底給朱之瑜的信中說：“别後狡虜窺關（指定關，即定海），三路并至，不意蕩胡以輕敵陣亡，虜騎遂得飛渡。
不佞直指吳淞，幸獲全捷，而孤城（指舟山城）援絕，死守十日，竟為所破。
不佞阖門自一焚，而全城被僇矣！奈敗軍之餘，尚思卷土，但慮勢力單弱，遂揚帆南下。
正月已抵廈門，國姓公眷顧慇慇。
近在整頓軍營，明春三、四月，必去舟山矣。
”①張名振是魯監國政權的主要将領，他的這封書信不僅對舟山失利作了準确的叙述，更重要的是表達了借居金、廈以後，他和同事們正在“整頓軍營”，準備卷土重來，将于次年三、四月間收複舟山群島。
但是，鄭成功另有考慮，他采取的措施是把魯監國及其文臣變成自己的“寓公”、“賓客”，對魯監國的軍隊則采取容納和逐步改編的方針。
張煌言和曹從龍都是魯監國政權的兵部侍郎，後來煌言在《曹雲霖中丞從龍詩集序》中回憶道：“歲在壬辰（1652年，順治九年），予避地鹭左（即廈門），雲霖俨然在焉，歡然道故。
予時栾栾棘人耳，不敢輕有贈答；而雲霖囊中草多感時悲逝，亦不肯輕以示人。
”①這恍如複明志士在清統治區内的境遇，國姓爺對魯監國諸臣監視之嚴可想而知。
對于魯監國的将領，鄭成功一方面保留他們原來的爵位，另一方面又把他們納入自己的軍事編制，如派張名振管水師前軍，周鶴芝管水師後軍，阮駿任水師前鎮。
親鄭史籍如阮曼錫《海上見聞錄》根本不提魯監國，在永曆五年（1651）十二月下直書：“定西侯張名振、平夷侯周鶴芝、英毅伯阮駿等自舟山來歸，俱授水師鎮。
”不少史學論著受這種影響，誤以為魯監國的兵将南下金、廈之後，都變成了鄭成功的部下。
實際情況并非如此。
應當說有一部分兵将轉入了鄭成功藩下，而以張名振為首的大多數魯監國兵将仍然保持自己的系統。
在大敵當前的形勢下，雙方都承認偏處西南的永曆皇帝為正統，大體上維持着相互依存的同盟關系。
1652年（順治九年，永曆六年，魯監國八年）三月，朱以海決定放棄監國名義，派使者上表給永曆朝廷②。
這就是張煌言所說：“适滇黔之擁戴，是用歸藩。
”③在共戴永曆的旗幟下，唐、魯之争基本上化解了，代之而起的是鄭成功同永曆朝廷的若即若離。
魯監國政權留下的文官武将如張名振、張煌言、徐孚遠等人在内心裡比鄭成功更效忠于永曆帝，隻是由于關山阻隔，自身力量又比較單薄，處境相當困難。
這表現在一方面他們希望同鄭成功保持良好關系，共赴國難；另一方面又得防止鄭成功把自己有限的兵力悉數吞并，甚至撇開永曆朝廷同清朝媾和。
總之，魯監國朱以海和忠于他的文官武将在南下金、廈之後，同鄭成功維系着一種帶有依附色彩的同盟關系，他們從來不承認自己是鄭成功的部屬。
1658年（順治十五年，永曆十二年）徐孚遠偕永曆朝廷兵部職方司黃事忠、都督張自新航海取道越南赴昆明朝見，途中為安南國所阻，徐孚遠給安南國王的信中就說：“同賜姓藩大集勳爵，結盟連義于閩島，與賜姓藩為寮友。
”①這種同盟關系在張煌言詩文集中也可以得到許多印證。
①《清世祖實錄》卷四十二。
黃宗羲《海外恸哭記》中說嚴我公是個騙子，并沒有在魯監國政權中任職，他自己“僞為告身銀印，曰：吾行朝之都禦史也。
因客以見國柱，因國柱以見虜主。
我公大言憾虜主曰：‘……曩者臣在海上，諸營将故臣之屬吏，臣苟得奉明诏，開以丹青之信，則江南之患，可刻日定也。
’虜王大悅，以我公為招撫都禦史，诏山海之師解甲者複其位，視嚴我公。
然我公故未嘗為山海之帥所識，……” ②順治六年三月《紹興府諸暨縣草莽臣吳凱奏本》，見《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第二十九頁。
據佚名《監國紀年》，魯監國初立時，“拜新河總兵吳凱為将軍，是年（1645）底加封吳凱為開遠伯”。
③《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第三十五頁。
按，吳凱降清不久即死，見順治七年三月十八日招撫使嚴我公揭帖，《明清史料》己編，第一本，第七十四頁。
④順治七年三月十六日舟山總兵官顧奇勳揭帖，見《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第三十八頁。
黃宗羲《海外恸哭記》作“會稽顧虎臣”。
①《清世祖實錄》卷四十六。
②順治七年正月初五日沙埕舟山招撫使嚴我公揭帖，見《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第三十六頁；同書第三十九頁嚴我公揭帖内提到上繳“定原伯石仲芳”敕書，黃宗羲《海外恸哭記》有魯監國四年七月授蕭山石仲芳為挂印将軍。
③《明清史料》甲編，第六本，第五一七頁。
④黃宗羲《海外恸哭記》。
⑤順治七年四月十五日到兵部殘揭帖，見《明清史料》己編，第一本，第七十五頁。
①沙埕舟山等處招撫使嚴我公揭帖，見《明清史料》己編，第一本，第七十四頁。
②順治五年二月福建福甯義師首領王公哲派吳明中攜帶魯監國诏書入城招降清分巡道潘映婁、總兵塗登華時，由于他告密，把随同進城監視的三百餘名明軍誘殺。
見《明清史料》己編，第一本，第九十頁。
③查繼佐《罪惟錄》列傳三十三《黃斌卿傳》；黃宗羲《海外恸哭記》。
①查繼佐《罪惟錄》《黃斌卿傳》。
②黃宗羲《海外恸哭記》。
翁洲老民《海東逸史》卷九《王翊傳》記庚寅（1650）八月，進本部尚書，次年八月十四日被殺。
朱之瑜為其知友，先後作祭文三篇，書其官銜甚詳，然對其就義之日“終不得其真”，拟于八月十三日。
見《朱舜水集》卷二十一。
①順治八年九月浙江福建總督陳錦“為飛報攻克舟山，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