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1651—1653年浙閩贛抗清勢力的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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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舟山之役和魯監國退位
魯監國進駐舟山以後，擺脫了鄭彩的控制，戰略上也由恢複福建改為經營浙江。
當時，張名振、阮進、王朝先等部駐于舟山；閩安伯周瑞、平虜伯周鶴芝屯于溫州的三盤；甯波府四明山寨的王翊、王江、馮京第等義師同舟山相呼應。
以魯監國為首的兵力還相當強盛，特别是舟山群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對清廷在江浙地區的統治構成重大威脅。
清攝政王多爾衮眼見在江西、廣東、山西、陝西等地的大規模反清複明運動之後，滿洲八旗兵被拖得疲憊已極，加上清軍不熟悉海上作戰，因而對魯監國政權采取了政治上招降瓦解、軍事上利用漢軍進攻的對策。
1649年（順治六年，魯監國三年）正月，江南江西河南總督馬國柱報告：“舟山僞佥都嚴我公率知府許■等投誠，并獻進剿機宜，願充向導。
”①多爾衮如獲至寶，立即讓馬國柱把嚴我公送到北京，親自兩次召見，授予都察院右副都禦史招撫沙埕舟山等處招撫使，攜帶敕書前往浙江招降明方文武官員。
嚴我公即以清朝欽差大臣的身分派遣使者進入四明山寨和舟山群島到處遊說。
在他的策動下，這年三月魯監國所封開遠侯吳凱降清②，九月清廷封吳凱為沙埕侯、總統沙埕、舟山、大岚、東白海島軍務總兵官③。
接着，魯監國下義安伯顧奇勳降清，被封為舟山伯、舟山總兵④。
随同降清的明開平将軍姜君獻被任為歸義将軍，安遠将軍王用升為懷義将軍，翼義将軍陳龍為慕義将軍，總兵陳德芝為招撫（即嚴我公）标下右營總兵、雷虎彪為後營總兵、楊子龍為前營總兵，明副使呂一成為沙埕監軍副使，高樹勳為舟山監軍副使，“俱賜敕印并貂帽蟒袍等物”①。
次年（1650）正月和四月，嚴我公又疏報招得定遠侯石仲芳②、昭武将軍田得坤、忠勇将軍沈乘龍、虎贲将軍胡茂芳、定一将軍陸鳴時等多人。
順治六年二月初三日，清“皇父攝政王”多爾衮還發出了“與大蘭山吳大将軍谕旨”，其中說：“将軍果投誠歸順，予必使将軍富貴無極，子子孫孫世世不絕，山河帶砺，與國同休。
”③這些事實都表明清廷因自身兵力不足，不得不采取斑懸爵祿的方式，連魯監國濫發敕印授予的官爵隻要來降就保留其原官原爵。
清廷通過嚴我公的活動，僅發出一批空頭敕印就招來了魯監國下一批不穩定分子，對于掌握浙東抗清勢力的虛實，動搖人心起了不小作用。
但光靠這一手解決不了問題。
一是魯監國的主要将領張名振、阮進等人堅貞不移，四明山寨的主帥王翊也把嚴我公派來的使者付之湯火④，嚴我公對多爾衮誇下的海口無從兌現。
另一方面，招來的一批“高官顯爵”既沒有多大實力又沒有糧饷，引起了清朝地方當局的不滿，他們心懷妒意，又難于安插。
順治七年四月，清浙閩總督陳錦上疏說：“我公等見行一事宜，不便有八。
”兵部稱贊為“誠為确論”⑤。
甚至嚴我公也承認“天恩過厚”，“緣系招撫鎮臣太多”①。
這場招撫鬧劇才草率收場。
除了清方進行的策反活動以外，魯監國政權内部還存在一些不穩定因素。
1650年（順治七年，魯監國五年），周瑞和周鶴芝在三盤鬧矛盾，魯監國派巡按吳明中去調解。
不料，吳明中“原為清官，為賊所獲”，是個潛伏一在義師内部的一奸一細②。
他到達三盤後，乘機火上加油，大肆挑一撥，二将互不相容，周瑞引兵南下福建投靠鄭彩，後來成為鄭成功的部将；周鶴藝則帶領所部兵船北依阮進。
不久，在舟山又爆發了張名振同王朝先的沖突。
王朝先原來在舟山受到肅虜侯黃斌卿的壓制，内心深為不滿，才同張名振、阮進策劃了刺殺黃斌卿的行動。
魯監國對張名振非常信任，委以節制諸軍大權，王朝先又感到不公平，聲稱要公開宣傳襲殺黃斌卿的主謀是張名振。
由于在舟山黃斌卿的舊部尚多，張名振惟恐導緻内變，就同阮進密商，先發制人，在1651年二月乙卯日早晨由阮進派健卒沖入王朝先帳中。
“朝先未衣，奮奪刀，殺進數人，勢不敵，走閣部張肯堂邸，肯堂請避入内室。
朝先顧身一裸一不肯入，反與進對仗庭中”③，結果被追卒殺害。
事後，張名振即将謀害黃斌卿的責任推到王朝先身上，說他“擅殺斌卿，忘誼不赦”①。
但是，事情并未因此了結，王朝先的部将張濟明、呂廷紀憤恨不平，逾牆墜城，奪得船隻駛往甯波向清總兵張傑投降，告以舟山虛實，願意充當響導。
魯監國扼守舟山聯絡内地複明武裝開展抗清運動，既對江浙清朝統治構成威脅，又牽制了清軍主力不得進入福建，為鄭成功的擴充力量創造了條件。
清朝當局對此甚感頭痛，經過一番策劃以後，決定在進攻舟山之前，先對四明山寨抗清義師展開大規模的掃蕩，以免大軍出海，内地蜂擁而起。
1650年（順治七年，永曆四年，魯監國五年）九月，清将固山額真金砺、提督田雄等調集兵馬分别由奉化、餘姚進入四明山區搜剿，魯監國委任的兵部右侍郎馮京第被擒遇難。
經略直、浙兵部左侍郎兼左副都禦史王翊見清軍勢大難敵，航海往舟山，準備趁清軍主力聚集于大蘭山之機，會合王朝先率舟師攻杭州。
他到達舟山時，王朝先已被張名振、阮進擊殺。
1651年，王翊回到四明山中，這時山中諸義師有的被清軍剿滅，有的被嚴我公招降。
七月二十四日，王翊被清政一府一團一練兵俘獲，八月十二日在定海就義②。
清軍在大體上平定了四明山區的抗清武裝以後，就着手部署大舉進攻舟山，摧毀魯監國政權。
1651年（順治八年，永曆五年）清浙閩總督陳錦、平南将軍固山額真金砺、固山額真劉之源、提督田雄、浙江巡撫肖起元會商進攻舟山機宜。
經清廷核準後，公議由提督田雄先于六月十二日從杭州帶領兵馬前往定關，同定海總兵張傑會合，一面繼續搜剿大岚（即四明大蘭山區）的抗清義師，一面料理船隻，作好渡海準備。
七月十三日，固山額真金砺、劉之源統師由杭州經紹興、甯波往定關；同月十九日總督陳錦率軍由衢州出發，經台州、甯波至定關。
除了上述軍隊擔任進攻舟山的主力以外，陳錦等還命金華總兵馬進寶為總統，帶領水陸兵由台州乘船北上；并經清廷批準檄調吳松水師總兵王燝率部南下，預定八月二十日三路會攻舟山，企圖一舉殲滅明魯監國全軍①。
八月中旬，清軍雲集定關，舟山戰役即将開始。
在這“山雨欲來風滿樓”之際，魯監國召集文武群臣會議，商讨堵禦對策。
決定留蕩胡侯阮進帶領水師扼守定關海域②，安洋将軍劉世勳、都督張名揚、中鎮總兵馬泰等領兵三營防守舟山城；魯監國和兵部侍郎張煌言、定西侯張名振分别率領軍隊乘船南北出擊，企圖使清軍陷于顧此失彼的困境。
具體部署是：“張名振督張晉爵、葉有成、馬龍、阮美、阮骥、方簡等遏南師；張煌言、阮駿率顧忠、羅蘊章、鮑國祥、阮骍、鄭麟、李英傑、符文煥等斷北洋。
”① 朱以海和他的高級将領作出這種部署，顯然是出于以下考慮：他們估計清軍水上作戰能力很差，大将阮進一精一于海戰，可以在海面擊敗來犯之清軍，确保舟山無虞；而乘江蘇、浙江清軍主力齊集定海，進軍長江口，将使清軍陷入進退兩難的處境。
這正如《海東逸史》所記：“王以蛟關未能猝渡，親帥舟師搗吳淞，以牽其勢，蕩胡伯阮進居守。
”②現收入《張蒼水集》内的魯監國《祭海神文》（張煌言代草）正是朱以海親自率軍北攻吳淞時的一篇重要文獻，文中說：“予起義于浙東，與薪膽俱者七載，而兩載泊于此。
……今義旅如林，中原響應，且當率文武将吏，誓師揚帆，共圖大事。
潔誠備物，緻告行期。
啟行之後，日月朗曜，星辰爛陳，風雨一靡一薄，水波不驚。
黃龍蜿蜒，紫氣氤氲，棹楫協力，左右同心，功成事定，崇封表靈。
……”③張煌言後來寫的《滃州行》裡也詳細描述了當年舟山失守的情況，其中幾句是：“圻時帝子在行間，吳淞渡口凱歌還。
誰知勝敗無常勢，明朝聞已破岩關。
又聞巷戰戈旋倒，阖城草草塗肝腦。
忠臣盡痤伯夷山，義士悉到田橫島。
”①很明顯，魯監國和張名振等率師親征吳淞是針對清軍齊集定海而采取的圍魏救趙之計。
黃宗羲在記載這一戰役時含糊其辭地說：“虜會浙、直之兵寇行朝，……行朝聞之，定西侯張名振、英義将軍阮駿扈上出舟山，登舟泊道頭（道頭即在舟山群島）”②，給讀者以避戰先逃的印象。
據當時正在行間的太常寺卿任廷貴記載：“八月，戒嚴甚。
二十日王攜世子欲登舟，名振谏曰：臣母耄年，不敢輕去，恐寒将士心。
主上督率六師，躬環甲胄，是為有辭，世子豈可遽去？将為民望耶？遂不果行。
”③從魯監國出征時宮眷和大學士張肯堂以下的朝廷官員都留駐舟山、張名振的親屬五十餘口也留在舟山，可以判斷黃宗羲的說法帶有很大的偏見。
八月二十日，陳錦、金砺、劉之源、田雄和定海總兵張傑率軍登上戰船。
次日晨大霧彌漫，清軍乘潮蜂擁渡海。
舟山群島明軍立即于各山頭傳烽告警，集合戰船，由蕩胡侯阮進統領迎敵。
雙方相遇于橫水洋（指舟山島與岑港即冊子山、瀝港即金塘山二島之間的海峽），炮火交加，戰況極為激烈。
阮進身先士卒，指揮所乘戰船直攻清軍統帥金砺的座船。
他把火球扔向金船，不料火球撞在金船的桅杆上反彈回來落入自己的戰船上，頓時引起大火。
阮進被火燒傷，棄船跳入海中，被清軍擒獲，第二天，因傷重而死①。
海戰既以明軍失利告終，清軍就在當天下午進抵舟山，分一半兵員登陸攻城，一半兵員留在戰船上作攔截回援明軍和機動之用②。
在強弱異形的情況下，舟山城中的明軍将領如安洋将軍劉世勳、都督張名揚仍然奮不顧身，率領營兵五百名、義勇數千人背城力戰，給予清軍很大殺傷。
當時，明、清雙方主帥都認識到舟山城的得失是至關重要的。
從八月二十二日激戰至九月初一日，明總兵金允彥（張名振麾下中軍）見城中火藥已盡，缒城出降；巡城主事邱元吉也接着降清。
城中守軍在危急關頭志不稍減，把邱元吉的兒子斬首傳示四門，激勵衆心。
魯監國和張名振、張煌言統率的主力雖然取得了
當時，張名振、阮進、王朝先等部駐于舟山；閩安伯周瑞、平虜伯周鶴芝屯于溫州的三盤；甯波府四明山寨的王翊、王江、馮京第等義師同舟山相呼應。
以魯監國為首的兵力還相當強盛，特别是舟山群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對清廷在江浙地區的統治構成重大威脅。
清攝政王多爾衮眼見在江西、廣東、山西、陝西等地的大規模反清複明運動之後，滿洲八旗兵被拖得疲憊已極，加上清軍不熟悉海上作戰，因而對魯監國政權采取了政治上招降瓦解、軍事上利用漢軍進攻的對策。
1649年（順治六年，魯監國三年）正月，江南江西河南總督馬國柱報告：“舟山僞佥都嚴我公率知府許■等投誠，并獻進剿機宜，願充向導。
”①多爾衮如獲至寶，立即讓馬國柱把嚴我公送到北京，親自兩次召見，授予都察院右副都禦史招撫沙埕舟山等處招撫使，攜帶敕書前往浙江招降明方文武官員。
嚴我公即以清朝欽差大臣的身分派遣使者進入四明山寨和舟山群島到處遊說。
在他的策動下，這年三月魯監國所封開遠侯吳凱降清②，九月清廷封吳凱為沙埕侯、總統沙埕、舟山、大岚、東白海島軍務總兵官③。
接着，魯監國下義安伯顧奇勳降清，被封為舟山伯、舟山總兵④。
随同降清的明開平将軍姜君獻被任為歸義将軍，安遠将軍王用升為懷義将軍，翼義将軍陳龍為慕義将軍，總兵陳德芝為招撫（即嚴我公）标下右營總兵、雷虎彪為後營總兵、楊子龍為前營總兵，明副使呂一成為沙埕監軍副使，高樹勳為舟山監軍副使，“俱賜敕印并貂帽蟒袍等物”①。
次年（1650）正月和四月，嚴我公又疏報招得定遠侯石仲芳②、昭武将軍田得坤、忠勇将軍沈乘龍、虎贲将軍胡茂芳、定一将軍陸鳴時等多人。
順治六年二月初三日，清“皇父攝政王”多爾衮還發出了“與大蘭山吳大将軍谕旨”，其中說：“将軍果投誠歸順，予必使将軍富貴無極，子子孫孫世世不絕，山河帶砺，與國同休。
”③這些事實都表明清廷因自身兵力不足，不得不采取斑懸爵祿的方式，連魯監國濫發敕印授予的官爵隻要來降就保留其原官原爵。
清廷通過嚴我公的活動，僅發出一批空頭敕印就招來了魯監國下一批不穩定分子，對于掌握浙東抗清勢力的虛實，動搖人心起了不小作用。
但光靠這一手解決不了問題。
一是魯監國的主要将領張名振、阮進等人堅貞不移，四明山寨的主帥王翊也把嚴我公派來的使者付之湯火④，嚴我公對多爾衮誇下的海口無從兌現。
另一方面，招來的一批“高官顯爵”既沒有多大實力又沒有糧饷，引起了清朝地方當局的不滿，他們心懷妒意，又難于安插。
順治七年四月，清浙閩總督陳錦上疏說：“我公等見行一事宜，不便有八。
”兵部稱贊為“誠為确論”⑤。
甚至嚴我公也承認“天恩過厚”，“緣系招撫鎮臣太多”①。
這場招撫鬧劇才草率收場。
除了清方進行的策反活動以外，魯監國政權内部還存在一些不穩定因素。
1650年（順治七年，魯監國五年），周瑞和周鶴芝在三盤鬧矛盾，魯監國派巡按吳明中去調解。
不料，吳明中“原為清官，為賊所獲”，是個潛伏一在義師内部的一奸一細②。
他到達三盤後，乘機火上加油，大肆挑一撥，二将互不相容，周瑞引兵南下福建投靠鄭彩，後來成為鄭成功的部将；周鶴藝則帶領所部兵船北依阮進。
不久，在舟山又爆發了張名振同王朝先的沖突。
王朝先原來在舟山受到肅虜侯黃斌卿的壓制，内心深為不滿，才同張名振、阮進策劃了刺殺黃斌卿的行動。
魯監國對張名振非常信任，委以節制諸軍大權，王朝先又感到不公平，聲稱要公開宣傳襲殺黃斌卿的主謀是張名振。
由于在舟山黃斌卿的舊部尚多，張名振惟恐導緻内變，就同阮進密商，先發制人，在1651年二月乙卯日早晨由阮進派健卒沖入王朝先帳中。
“朝先未衣，奮奪刀，殺進數人，勢不敵，走閣部張肯堂邸，肯堂請避入内室。
朝先顧身一裸一不肯入，反與進對仗庭中”③，結果被追卒殺害。
事後，張名振即将謀害黃斌卿的責任推到王朝先身上，說他“擅殺斌卿，忘誼不赦”①。
但是，事情并未因此了結，王朝先的部将張濟明、呂廷紀憤恨不平，逾牆墜城，奪得船隻駛往甯波向清總兵張傑投降，告以舟山虛實，願意充當響導。
魯監國扼守舟山聯絡内地複明武裝開展抗清運動，既對江浙清朝統治構成威脅，又牽制了清軍主力不得進入福建，為鄭成功的擴充力量創造了條件。
清朝當局對此甚感頭痛，經過一番策劃以後，決定在進攻舟山之前，先對四明山寨抗清義師展開大規模的掃蕩，以免大軍出海，内地蜂擁而起。
1650年（順治七年，永曆四年，魯監國五年）九月，清将固山額真金砺、提督田雄等調集兵馬分别由奉化、餘姚進入四明山區搜剿，魯監國委任的兵部右侍郎馮京第被擒遇難。
經略直、浙兵部左侍郎兼左副都禦史王翊見清軍勢大難敵，航海往舟山，準備趁清軍主力聚集于大蘭山之機，會合王朝先率舟師攻杭州。
他到達舟山時，王朝先已被張名振、阮進擊殺。
1651年，王翊回到四明山中，這時山中諸義師有的被清軍剿滅，有的被嚴我公招降。
七月二十四日，王翊被清政一府一團一練兵俘獲，八月十二日在定海就義②。
清軍在大體上平定了四明山區的抗清武裝以後，就着手部署大舉進攻舟山，摧毀魯監國政權。
1651年（順治八年，永曆五年）清浙閩總督陳錦、平南将軍固山額真金砺、固山額真劉之源、提督田雄、浙江巡撫肖起元會商進攻舟山機宜。
經清廷核準後，公議由提督田雄先于六月十二日從杭州帶領兵馬前往定關，同定海總兵張傑會合，一面繼續搜剿大岚（即四明大蘭山區）的抗清義師，一面料理船隻，作好渡海準備。
七月十三日，固山額真金砺、劉之源統師由杭州經紹興、甯波往定關；同月十九日總督陳錦率軍由衢州出發，經台州、甯波至定關。
除了上述軍隊擔任進攻舟山的主力以外，陳錦等還命金華總兵馬進寶為總統，帶領水陸兵由台州乘船北上；并經清廷批準檄調吳松水師總兵王燝率部南下，預定八月二十日三路會攻舟山，企圖一舉殲滅明魯監國全軍①。
八月中旬，清軍雲集定關，舟山戰役即将開始。
在這“山雨欲來風滿樓”之際，魯監國召集文武群臣會議，商讨堵禦對策。
決定留蕩胡侯阮進帶領水師扼守定關海域②，安洋将軍劉世勳、都督張名揚、中鎮總兵馬泰等領兵三營防守舟山城；魯監國和兵部侍郎張煌言、定西侯張名振分别率領軍隊乘船南北出擊，企圖使清軍陷于顧此失彼的困境。
具體部署是：“張名振督張晉爵、葉有成、馬龍、阮美、阮骥、方簡等遏南師；張煌言、阮駿率顧忠、羅蘊章、鮑國祥、阮骍、鄭麟、李英傑、符文煥等斷北洋。
”① 朱以海和他的高級将領作出這種部署，顯然是出于以下考慮：他們估計清軍水上作戰能力很差，大将阮進一精一于海戰，可以在海面擊敗來犯之清軍，确保舟山無虞；而乘江蘇、浙江清軍主力齊集定海，進軍長江口，将使清軍陷入進退兩難的處境。
這正如《海東逸史》所記：“王以蛟關未能猝渡，親帥舟師搗吳淞，以牽其勢，蕩胡伯阮進居守。
”②現收入《張蒼水集》内的魯監國《祭海神文》（張煌言代草）正是朱以海親自率軍北攻吳淞時的一篇重要文獻，文中說：“予起義于浙東，與薪膽俱者七載，而兩載泊于此。
……今義旅如林，中原響應，且當率文武将吏，誓師揚帆，共圖大事。
潔誠備物，緻告行期。
啟行之後，日月朗曜，星辰爛陳，風雨一靡一薄，水波不驚。
黃龍蜿蜒，紫氣氤氲，棹楫協力，左右同心，功成事定，崇封表靈。
……”③張煌言後來寫的《滃州行》裡也詳細描述了當年舟山失守的情況，其中幾句是：“圻時帝子在行間，吳淞渡口凱歌還。
誰知勝敗無常勢，明朝聞已破岩關。
又聞巷戰戈旋倒，阖城草草塗肝腦。
忠臣盡痤伯夷山，義士悉到田橫島。
”①很明顯，魯監國和張名振等率師親征吳淞是針對清軍齊集定海而采取的圍魏救趙之計。
黃宗羲在記載這一戰役時含糊其辭地說：“虜會浙、直之兵寇行朝，……行朝聞之，定西侯張名振、英義将軍阮駿扈上出舟山，登舟泊道頭（道頭即在舟山群島）”②，給讀者以避戰先逃的印象。
據當時正在行間的太常寺卿任廷貴記載：“八月，戒嚴甚。
二十日王攜世子欲登舟，名振谏曰：臣母耄年，不敢輕去，恐寒将士心。
主上督率六師，躬環甲胄，是為有辭，世子豈可遽去？将為民望耶？遂不果行。
”③從魯監國出征時宮眷和大學士張肯堂以下的朝廷官員都留駐舟山、張名振的親屬五十餘口也留在舟山，可以判斷黃宗羲的說法帶有很大的偏見。
八月二十日，陳錦、金砺、劉之源、田雄和定海總兵張傑率軍登上戰船。
次日晨大霧彌漫，清軍乘潮蜂擁渡海。
舟山群島明軍立即于各山頭傳烽告警，集合戰船，由蕩胡侯阮進統領迎敵。
雙方相遇于橫水洋（指舟山島與岑港即冊子山、瀝港即金塘山二島之間的海峽），炮火交加，戰況極為激烈。
阮進身先士卒，指揮所乘戰船直攻清軍統帥金砺的座船。
他把火球扔向金船，不料火球撞在金船的桅杆上反彈回來落入自己的戰船上，頓時引起大火。
阮進被火燒傷，棄船跳入海中，被清軍擒獲，第二天，因傷重而死①。
海戰既以明軍失利告終，清軍就在當天下午進抵舟山，分一半兵員登陸攻城，一半兵員留在戰船上作攔截回援明軍和機動之用②。
在強弱異形的情況下，舟山城中的明軍将領如安洋将軍劉世勳、都督張名揚仍然奮不顧身，率領營兵五百名、義勇數千人背城力戰，給予清軍很大殺傷。
當時，明、清雙方主帥都認識到舟山城的得失是至關重要的。
從八月二十二日激戰至九月初一日，明總兵金允彥（張名振麾下中軍）見城中火藥已盡，缒城出降；巡城主事邱元吉也接着降清。
城中守軍在危急關頭志不稍減，把邱元吉的兒子斬首傳示四門，激勵衆心。
魯監國和張名振、張煌言統率的主力雖然取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