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大西軍的聯明抗清
關燈
小
中
大
第一節孫可望請封秦王之糾葛
以孫可望為首的大西軍進入雲南,具有長遠的戰略眼光。
經營雲南是為了有個穩定的後方進行休整,積聚力量,以便重整兵馬,同清軍再決雌雄。
入滇兩年,由于政策措施正确得當,社會安定,生産迅速恢複發展,大西軍對雲南的統治日益穩定,實力已經大大增強。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南明永曆朝廷吏治腐敗和内部互相傾軋,導緻抗清陣營的分崩離析,疆土越來越縮小。
大順軍餘部從1645年隆武朝廷當政時期就已經開始了聯合抗清,以李過(李赤心)、高一功(高必正)統率的“忠貞營”成了抗清的主力。
盡避南明統治集一團一明知“今日朝廷所恃者忠貞營耳”①,然而從朝廷以至督、撫重臣何騰蛟、瞿式耜②、章曠等人卻出于階級偏見處處排斥、刁難這支忠心耿耿奮力抗清的農民武裝,幹着親者痛、仇者快的勾當。
他們視為嫡系的各種雜牌官軍卻隻知禍國殃民,一旦形勢危急就叛變投敵,甘心充當清廷推行民族征服政策的馬前卒。
在這種情況下,抗清形勢的不斷惡化自然不可避免。
孫可望等原大西軍領一導一人正是從全國大局着眼,決定領兵出滇,開赴抗清前線。
出兵以前,孫可望同楊畏知、沐天波商議時說道:“年來以雲南一隅之地,兵一精一糧足,欲圖大舉,以複中原。
”①他認識到在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情況下,以朱明王朝為旗幟可以獲得更多的同盟者,有利于抗清事業。
另一方面,孫可望決定請求永曆朝廷加封,也有借此挾制李定國、劉文秀的意圖。
孫可望與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的地位本來不相上下,入滇以後可望雖被推為盟主,但他畢竟不能同張獻忠相比,李定國、劉文秀手握重兵,各以“西府”、“南府”老爺自居,并不能惟孫可望之命是從。
許多史籍都記載,1648年孫可望借演武場升旗事件,把李定國按在地上打了一頓闆子,以确立和提高自己在全軍中的領導地位。
馮蘇記:“可望饒機智,既據有全滇,益自尊大,而其一黨一猶侪視之,李定國尤倔強,每事相阻忤。
明年戊子,可望與劉文秀等議,縛定國于演武場,聲其罪,杖之百;既複相與抱持而哭,命定國取沙定洲以贖罪。
定國心憾之,念相推奉已久,無能與抗也。
”②這說明孫可望的領袖地位并沒有真正形成。
他為了名正言順地節制定國和文秀,想通過永曆朝廷加封,使自己的爵位高于二人。
深悉其内幕的楊畏知說過:“請封,可望一人意也。
其意欲得封爵出劉文秀、李定國上,足以駕馭兩雄,使受其節制耳。
李定國為人直樸無僞,初遣使請封時,定國不悅曰:‘我自為王,安所用請?’可望再三谕以封爵出自朝廷者為真,今皆假号也。
定國曰:‘若是,則便是朝廷官,不更作賊矣,勿反複也。
’”①正是出于這些考慮,孫可望于1649年(永曆三年,順治六年)派楊畏知和戶部龔彜充當使者前往廣東肇慶,同永曆朝廷聯絡。
随身帶了孫可望的一封書信,内容如下: 先秦王蕩平中土,掃除貪一官污吏。
十年以來,未嘗忘忠君一愛一國之心。
不謂李自成犯順,玉步旋移。
孤守滇南,恪遵先志。
合移知照,王繩父爵,國繼先秦。
乞敕重臣會觀诏書謹封。
己醜年正月十五日孫可望拜書。
② 楊畏知等于二月間從昆明出發③,四月初六日到達肇慶,呈上書信并進獻南金二十兩、琥珀四塊,馬四匹,以表善意。
在當時參與抗清的各種力量之中,孫可望為首的大西軍實力最強,他管轄下的雲南是抗清營壘中最穩定的地區。
從南明處境來看,正處在何騰蛟、姜瓖、金聲桓、李成棟連續敗亡,險象環生之時;孫可望等人決策同永曆朝廷攜手抗清,本是這個小朝廷的最佳福音。
可是,階級的偏見和政治上的鼠目寸光,卻在永曆朝廷内部引起了一場軒然大一波。
廷臣會議時,贊成封孫可望為王的固不乏人,當政的一批人物卻因種種私慮表示堅決反對,如依附李成棟之子李元胤的金堡、袁彭年之流惟恐擁有龐大實力的大西軍參加永曆朝廷将會削弱自己把持朝政的局面,力持異議。
開初,袁彭年、金堡甚至說出“可望賊也,不可以封。
劾畏知為賊遊說,請收之”①。
後來見朝臣中贊成封可望借以收大西軍餘部為己所用的人居多數,又變換策略,“金堡引祖制無異姓封王例,力争不可”②,甚至連續七次上疏,拚命反對③。
鎮守貴一陽一和遵義一帶的軍閥皮熊、王祥也擔心大西軍出滇抗清,自己割據的地盤難保,上疏聲稱:“可望名雖向正,事非革心,朝廷毋為所愚。
”④大學士嚴起恒等也頑固地拒絕封孫可望為秦王⑤。
楊畏知以明朝舊臣、孫可望使者的雙重身分陳明利害:“可望兵強,可藉為用,何惜一封号不以收拾人心,反自樹敵”?他建議封孫可望為郡王(即二字王),封李定國、劉文秀為公爵。
延臣錢秉镫除贊成楊畏知的意見外,又提出在封爵的同時趁機挑一撥大西軍各将領之間的關系,建議朝廷一面封可望為郡王,命其居守雲南;一面封定國、文秀為公爵,“一陰一使人語之曰:此可望指也。
敕書内極其獎勵,許以出滇有功之日即錫王号,……兩雄本不欲聽其駕馭,固利在專征,又出邀上賞,必踴躍奉命”。
另由定國、文秀合疏上請封艾能奇的中軍馮雙禮以五等之爵,造成“德歸兩雄而離心于可望”的局面①。
這場封滇與否的争論持續了幾個月,楊畏知見封可望為王的阻力太大,不得已上疏改請封可望為公爵,定國、文秀為侯爵,以便回滇複命。
永曆朝廷勉強同意了,決定封孫可望為景國公,賜名朝宗②。
督師閣部堵胤錫是位比較有眼光的政治家,他曾經親自出馬促成過大順軍餘部李錦、高一功等部同南明聯合抗清,這次又想努力推進與大西軍的聯盟。
當他聽說孫可望請封秦王,朝廷僅封公爵,知道事情必定決裂,就在七星岩盛情款待孫可望派來的使臣随将潘世榮、焦光啟,同兩人訂盟結好,穩住這兩位大西軍的老部将(正使楊畏知、龔彜都是明朝舊官,孫可望派潘世榮等随同赴廣顯然有監視和探聽朝廷态度之意);同時連續上疏朝廷請封可望為二字王,經永曆帝同意決定封孫可望為平遼王①。
就堵胤錫的本心而言,完全是從維系明室、共同抗清的大局出發。
他深知腐朽已極的永曆朝廷不要說恢複中原,就是勉撐危局也隻有依靠大順軍和大西軍。
金堡對堵胤錫的做法深表不滿,當面斥責道:“滇與忠貞皆國仇也,厥罪滔天。
公大臣,偏欲與此輩交結,何意?”②在民族危機極為深重的時候,金堡之流仍然對共赴國難的原農民軍切齒痛恨,稱之為罪惡滔天的國仇,完全颠倒了敵友關系。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南明浔州守将慶國公陳邦傅由于忠貞營駐紮在相鄰的賓州、橫州,擔心自身利益難保,他的中軍胡執恭建議結好于孫可望,倚仗大西軍的聲勢同忠貞營相抗。
他們利用永曆帝頒給的空白敕書,私自填寫,又暗中鑄造了“秦王之寶”金印③,于1649年(永曆三年)正月由胡執恭冒充朝廷使臣迳自前往雲南封孫可望為秦王①。
在陳邦傅、胡執恭僞撰的敕文中用了許多不倫不類的話,如:“朕率天下臣民以父師事王”,命其“監國”,賜以“九錫”、“總理朝綱”、“節制天下文武兵馬”等等。
孫可望并不知道永曆朝廷的腐敗紛争一至于此,對胡執恭送來的敕書和“秦王之寶”極為滿意。
他安排了隆重的儀式,親自郊迎使者,“肅然就臣禮,先五拜叩頭,舞蹈稱臣。
受秦王封後,率其義兄弟三人并三軍士卒各呼萬歲後,又秦王升座受義兄弟三人并三軍士卒慶賀”②。
然後把敕書謄黃布告雲南各地,歡慶三天。
這一連串盛大儀式表明孫可望和義兄弟李定國、劉文秀統轄下的大西軍以及他們管理得頗有條理的雲南全省已經遵奉南明永曆正朔,孫可望本人的領導地位也得到了正式肯定。
誰知不久楊畏知等人回到昆明,帶來了封孫可望為平遼王的敕印。
孫可望大為驚異,說:“我已封秦王矣!”楊畏知問明情況說那是假的;胡執恭争辯說平遼王敕印也是假的,朝廷所封不過是景國公。
其實,堵胤錫請封孫可望為平遼王得到了永曆帝的核準,并不是假的。
魯可藻記:“禦批:胤錫奏朕,已封平遼。
朝廷雖小,诏令未可或更。
”同年十月又記:“诏仍從堵胤錫原奏,封孫朝宗平遼王,敕令出楚。
”①次年行在禮部尚書郭之奇在奏疏中說:“滇封之議,創為平遼,已非典則,失名義。
矯而為秦,變而為雍,遵何制而定何名,臣俱不得其解。
”②這些材料都可以證明永曆朝廷經過反複周折後授予孫可望的封号是平遼王。
胡執恭到昆明時并不知道朝廷采納了堵胤錫的建議把封号由原議景國公改為平遼王。
孫可望既誤信了陳邦傅、胡執恭假造的敕印,舉行了隆重的受封典禮,弄得雲南軍民皆知,這時要降格為二字王,處境的尴尬可想而知。
他極為憤慨地說:“為帝為王,吾所自緻,何藉于彼?而屑屑更易,徒為人笑。
”③下令把楊畏知、胡執恭關進監獄,給朝廷送去啟本說:“于某日接敕封臣秦王,于某日接敕封臣平遼王,莫知所從”④,除了把先後所接“敕書”抄送外,并且表示接到秦王敕印後已經鄭重宣布,大小辟員和軍民都已祝賀,無法改變,請朝廷定奪。
平心而論,問題出在永曆濫發空白敕書和陳邦傅以公爵身分矯诏僞封一字王,孫可望不僅不負任何責任,而且在宣布受封秦王、接受拜賀以後也确實難以退步。
永曆朝廷在既成事實面前竟毫無靈活一性一,堅持拒絕封孫可望為秦王。
号稱“虎牙”的金堡在疏中義形于色地說:“可望應否封王,臣為祖宗守法,即使白刃臨臣,臣惟執不封之議。
”①大學士瞿式耜則抓住孫可望來書“啟而不奏,名而不臣,書甲子不書正朔”大做文章,說什麼“識者為之寒心,舉朝莫不色動”②。
又針對胡執恭所遞僞敕中載有“朕率天下臣民以父師事王”,“崇之以監國”,“許之以九錫”,“推之以總理朝綱、節制天下文武兵馬”痛切陳詞。
其實,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孫可望原書隻要求封秦王,并沒有提出僞敕内這些特殊的禮遇和權力。
至于啟本中不稱臣、不奉正朔更是無可非議,因為從曆史淵源而言,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是張獻忠部下的大将,張獻忠在世時已經即位稱帝,與明政一府本處于敵對地位;孫可望主動上書請封時用啟本已經是俯心相就,在未得到永曆朝廷的封爵前“名而不臣,書甲子不書正朔”,無可指責。
隻要永曆君臣不行一事乖張,真僞并出,僅以一紙文書加以籠絡,孫可望等人自然會奉永曆正朔稱臣,實現化敵為友,聯合抗清。
瞿式耜等人不顧實際情況,妄自尊大,在雙方達成協議之前就指責對方不稱臣奉正朔,是毫無道理的。
至于陳邦傅等所撰僞敕,瞿式耜說“可望未我降,而我先降之;可望未父師,而我先父師之;可望未納土請官,而我先納土請官之。
料可望本無此想,今執恭固教之矣!”①這些話并沒有錯,問題是瞿式耜不能從大局出發,在永曆君臣自己造成的被動情勢下,采取有效的補救措施,比如真封秦王,另頒措詞得體的敕書。
他實際上同金堡之流一樣對原農民軍懷有極深的偏見,反對聯合抗清。
直到這年七月間,永曆幸臣文安侯馬吉翔建議封可望為澂江王,可望的使者不敢複命。
朝廷又議于秦字上加一字,或興秦,或定秦,紛争不已。
倒是孫可望為打破僵局,派遣禦史瞿鳴豐入朝,請求實封秦王,“即用原寶,但求上加敕書一道”。
這個折衷辦法可說是兩全其美,維持秦王封号使孫可望在雲南軍民中可以交待過去;另頒敕書不用僞敕中的“父師事王”、“監國”、“九錫”、“總理朝綱”等不妥措詞,永曆朝廷也有個體面的下台機會。
可是,大學士嚴起恒、戶部尚書吳貞毓、兵部侍郎楊鼎和等人頑固地拒絕真封秦王,毫無轉圜餘地②。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西軍提出聯合抗清的建議以後,永曆朝廷不僅在封爵上多方刁難,還不顧大敵當前,加強了對大西軍的防範。
“是冬,封黔鎮皮熊為匡國公,播鎮王祥為忠國公,防滇寇也”③。
這就充分說明阻礙和破壞抗清聯合陣線的罪魁禍首正是永曆朝廷中的掌權人物。
孫可望雖然對永曆朝廷極不滿意,仍不改初衷,決定出滇抗清。
他派中書楊惺先前往行在報告出兵事宜,疏中說:“國姓豈敢冒,王封何敢承。
臣等惟一意辦虜,功成之日,自聽公議。
”① 在南明史籍中,指斥孫可望“脅封”的文字多極了,其中不少出自忠于明室的遺民之手。
他們似乎從未想過孫可望提出聯明抗清時大西軍擁有十萬左右的兵力和雲南一省的地盤,求一個王爵千難萬阻;後來孫可望兵敗失勢,僅帶了一百多名官兵向清朝投降,順治皇帝立即派人趕赴湖南封他為義王,毫不吝惜爵位俸祿。
相形之下,多少可以看出清廷為什麼能勝利,南明為什麼失敗的原因。
①見《瞿式耜集》卷一《再救五臣疏》。
②1980年載于《清史論叢》第二輯的拙文《論清初社會矛盾》講到大順軍聯明抗清時誤将何騰蛟、堵胤錫寫作“何騰蛟、瞿式耜”,謹于此附帶更正。
①《明末滇南紀略》卷四《悔罪歸明》。
②馮蘇《滇考》卷下。
①錢秉镫《上政一府滇封三議》,見《藏山閣文存》卷四。
②李天根《爝火錄》卷十九。
三山何是非印唉集《風倒梧桐記》卷二所記文字稍有不同,如掃除作“剪除”之類。
《明季南咯》卷十四所載個别文字有訛。
③孫可望派出使者在順治六年(1649)二月,見康熙四十四年《平彜縣志》卷二《沿革》;康熙五十四年《新興州志》卷二《沿革》。
①《滇緬錄》,見《長恩閣叢書》。
②李天根《爝火錄》卷十九,金堡力争拒封原疏見《嶺海焚餘》所收《論真封疏》。
③錢秉镫《上政一府滇封三議》,見《藏山閣文存》卷四。
④沈佳《存信編》卷二;《爝火錄》卷十九。
⑤王夫之《永曆實錄》卷二十《吳貞毓傳》記:“胡欽華辇金粟入行在,賂化澄及諸部科,為孫可望請封秦王,總理天下。
貞毓為之主,嚴起恒執不從。
貞毓乃密具啟稱臣于可望,疏沮王封者名姓為一冊,起恒為首;其盡心傾戴者為一冊,己為首。
其後可望遂怒殺起恒等二十餘人。
胡欽華劾瞿式耜老一奸一誤國,王化澄調嚴旨切責張同敞授兵一柄一于于元烨,以壞桂林,皆貞毓嗾之也。
” ①錢秉镫《上政一府滇封三議》。
②《滇緬錄》記:“封可望景國公,賜名安臣。
以滇之土官有安世,叛而複誅者,複改名朝宗。
封定國康侯,賜名如靖;文秀甯侯,賜名若琦;能奇安侯,賜名時泰,時不知艾死故也。
”這段記載肯定有不準确的地方,楊畏知從昆明來為原大西軍将領請封,不可能不知道艾能奇兩年前已死。
①堵胤錫兩次上疏見《明季南略》卷十四。
按,《滇緬錄》記:永曆帝決定封孫可望為景國公後,“畏知再言可望不王不用命之故甚力。
乃封可望為王,敕谕但曰‘王孫朝宗’,不雲何王,鑄金曰‘一字親王之章’,使司禮楊應春、禮科趙昱往。
并加畏知總督滇黔尚書、龔彜侍郎而還。
”接着說楊畏知等行至梧州時,堵胤錫認為不合一體統,“上疏請封為平遼王,李、劉、艾皆公,即軍中鑄印填敕畀畏知以行”。
這段記載可能有誤,當時封二字王已頗為勉強,不可能鑄印封為“一字親王”。
②錢秉镫《所知錄》卷三。
③後來孫可望降,洪承疇奏疏中說他繳納的“秦王之寶”是鍍金的,聯系到被清繳獲的白文選“鞏昌王印”為金鑄,可以斷定胡執恭赍送的“秦王之寶”是顆鍍金銀印,孫可望“真封”秦王之後仍繼續沿用,而不願另用純金重鑄,以免印文稍異。
①胡欽華《天南紀事》載:“五月,封孫可望為秦王,從武康伯胡執恭之密請也。
”按,胡欽華即胡執恭之子,所雲封可望為秦王乃永曆帝從其父之密請,據沈佳《存信編》卷三記陳邦傅矯诏封孫可望為秦王後,曾令胡執恭上封事,謂“臣師武出疆,謹遵便宜從事之節,已封可望”。
永曆帝得疏後“留中不發”,大約這就是所謂“密請”,但永曆帝并未“從”之。
瞿式耜永曆三年十一月初三日《糾罪鎮疏》說:“執恭為慶國公陳邦傅中軍,冒濫軍功,叨晉五等(指封為武康伯)。
其入滇以今年正月,是時可望所遣之楊畏知、龔彜尚未到也。
” ②何是非《風倒梧桐記》卷二;《爝火錄》卷二十。
按,艾能奇已死,義兄弟僅剩李定國、劉文秀二人,所記三人有誤。
①魯可藻《嶺表紀年》卷四,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一二八頁、一四二頁。
②《潮州耆舊集》卷三十三《郭忠節集》《為經權當求至當,名一器未可輕徇事疏》,見香港潮州會館影印《潮州文獻叢刊之一》第六三四—六三五頁。
郭之奇本不贊成封孫可望為王,但疏中明白地說所封“平遼”“已非典制”;矯封“秦王”是永曆三年事,“變而為雍”是永曆四年孫可望仍然堅持封秦王,朝廷以秦王乃明太祖次子所封“首藩”,不便加封異姓,另議封可望為雍王。
③《劫灰錄》卷六。
④《所知錄》卷下《永曆紀年》。
①金堡《嶺海焚餘》《請處分第一疏》。
②《瞿忠宣公集》卷五《糾罪鎮疏》。
按,瞿昌文《粵行小記》内作者自記在大學士朱天麟處“見秦王孫朝宗入貢章奏,書甲子不書正朔,稱啟不稱臣”。
①瞿式耜《糾罪鎮疏》,見《瞿忠宣公集》卷五。
②王遇《孫可望脅封謀禅本末》,見計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二。
③《粵滇紀略》卷五。
①沈佳《存信編》卷三。
黃宗羲《永曆紀年》雲永曆朝廷封孫可望為荊郡王,“賜之國姓,曰朱朝宗。
……可望終冀秦王,言:臣惟一意辦賊,成功之後,始敢議及封爵耳”。
第二節軍閥紛争中的川黔 從1647年起,四川、貴州兩省處于軍閥割據自雄的局面。
大西軍在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率領下迅速南撤,三月間已經進入雲南。
清軍方面,肅親王在正月間駐于合川,委任明朝降将王遵坦為四川巡撫。
當時南明四川巡撫馬乾扼守内江,豪格命王遵坦對他進行招降,馬乾回信說:“某為大臣,義無降理。
古人有言,封疆之臣應死封疆,此正某畢命之時也。
”二月,内江被清軍占領,馬乾不屈而死②。
同月内,豪格進至遵義(明代屬四川,今貴州遵義市),明督師大學士王應熊逃往赤水衛①。
明四川總兵賈登聯、副将譚得勝降清,豪格以設宴犒軍為名,把二将及所統官兵全部殺害②。
由于四川地區連年戰亂,社會生産幾乎完全停頓,無法解決糧饷供一應,豪格隻好就此止步,率領滿、漢軍經陝西回京,留下王遵坦、李國英(原左良玉部下總兵)等明朝降将駐守四川,兵力非常單薄。
奉豪格之命分守各地的将領因糧饷不繼,加上南明将領的反攻,根本站不住腳,被迫向川北撤退。
如清叙府署總兵馬化豹守叙府(今宜賓)八個月,從所屬州縣征得的糧食隻有稻谷四十八石、粗米九石,官兵枵腹難忍,除将騾馬宰吃外,“凡捉獲賊徒未奉職令正法,三軍即争剮相食”。
馬化豹無可奈何,由叙府經富順撤回保甯。
這年十一月間降清的明朝陝西将領趙榮貴反正,領兵“圍困保甯府(四川阆中),各鎮俱上保甯解圍”③。
成都總兵李國英原在遂甯、射洪一帶同于大海、李占春部明軍作戰,也率兵退回保甯加強防守④。
清朝在四川實際上隻控制着保甯及其附近一小片地區。
順治四年十一月,清四川巡撫王遵坦病死,由李國英繼任。
在大西軍和清軍主力轉移以後,四川、貴州大部分地區實際上處于分裂割據狀态。
南明自弘光朝廷以來雖然任命了閣部、總督、巡撫之類的高級官員,大抵僅擁虛名,實權分别掌握在盤踞各地的軍閥手裡,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隻知互相争權奪利,不能組成一支統一的隊伍,利用清軍勢單力薄的機會收複全川。
其中主要的人物有: 楊展,四川嘉定(今樂山)人,明崇祯十二年武進士,任職參将。
大西軍入川後他一度被俘,逃出後在叙州(今宜賓)拼湊了一支軍隊,1646年進抵嘉定、峨眉一帶。
在兵荒馬亂、哀鴻遍野的情況下,
經營雲南是為了有個穩定的後方進行休整,積聚力量,以便重整兵馬,同清軍再決雌雄。
入滇兩年,由于政策措施正确得當,社會安定,生産迅速恢複發展,大西軍對雲南的統治日益穩定,實力已經大大增強。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南明永曆朝廷吏治腐敗和内部互相傾軋,導緻抗清陣營的分崩離析,疆土越來越縮小。
大順軍餘部從1645年隆武朝廷當政時期就已經開始了聯合抗清,以李過(李赤心)、高一功(高必正)統率的“忠貞營”成了抗清的主力。
盡避南明統治集一團一明知“今日朝廷所恃者忠貞營耳”①,然而從朝廷以至督、撫重臣何騰蛟、瞿式耜②、章曠等人卻出于階級偏見處處排斥、刁難這支忠心耿耿奮力抗清的農民武裝,幹着親者痛、仇者快的勾當。
他們視為嫡系的各種雜牌官軍卻隻知禍國殃民,一旦形勢危急就叛變投敵,甘心充當清廷推行民族征服政策的馬前卒。
在這種情況下,抗清形勢的不斷惡化自然不可避免。
孫可望等原大西軍領一導一人正是從全國大局着眼,決定領兵出滇,開赴抗清前線。
出兵以前,孫可望同楊畏知、沐天波商議時說道:“年來以雲南一隅之地,兵一精一糧足,欲圖大舉,以複中原。
”①他認識到在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情況下,以朱明王朝為旗幟可以獲得更多的同盟者,有利于抗清事業。
另一方面,孫可望決定請求永曆朝廷加封,也有借此挾制李定國、劉文秀的意圖。
孫可望與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的地位本來不相上下,入滇以後可望雖被推為盟主,但他畢竟不能同張獻忠相比,李定國、劉文秀手握重兵,各以“西府”、“南府”老爺自居,并不能惟孫可望之命是從。
許多史籍都記載,1648年孫可望借演武場升旗事件,把李定國按在地上打了一頓闆子,以确立和提高自己在全軍中的領導地位。
馮蘇記:“可望饒機智,既據有全滇,益自尊大,而其一黨一猶侪視之,李定國尤倔強,每事相阻忤。
明年戊子,可望與劉文秀等議,縛定國于演武場,聲其罪,杖之百;既複相與抱持而哭,命定國取沙定洲以贖罪。
定國心憾之,念相推奉已久,無能與抗也。
”②這說明孫可望的領袖地位并沒有真正形成。
他為了名正言順地節制定國和文秀,想通過永曆朝廷加封,使自己的爵位高于二人。
深悉其内幕的楊畏知說過:“請封,可望一人意也。
其意欲得封爵出劉文秀、李定國上,足以駕馭兩雄,使受其節制耳。
李定國為人直樸無僞,初遣使請封時,定國不悅曰:‘我自為王,安所用請?’可望再三谕以封爵出自朝廷者為真,今皆假号也。
定國曰:‘若是,則便是朝廷官,不更作賊矣,勿反複也。
’”①正是出于這些考慮,孫可望于1649年(永曆三年,順治六年)派楊畏知和戶部龔彜充當使者前往廣東肇慶,同永曆朝廷聯絡。
随身帶了孫可望的一封書信,内容如下: 先秦王蕩平中土,掃除貪一官污吏。
十年以來,未嘗忘忠君一愛一國之心。
不謂李自成犯順,玉步旋移。
孤守滇南,恪遵先志。
合移知照,王繩父爵,國繼先秦。
乞敕重臣會觀诏書謹封。
己醜年正月十五日孫可望拜書。
② 楊畏知等于二月間從昆明出發③,四月初六日到達肇慶,呈上書信并進獻南金二十兩、琥珀四塊,馬四匹,以表善意。
在當時參與抗清的各種力量之中,孫可望為首的大西軍實力最強,他管轄下的雲南是抗清營壘中最穩定的地區。
從南明處境來看,正處在何騰蛟、姜瓖、金聲桓、李成棟連續敗亡,險象環生之時;孫可望等人決策同永曆朝廷攜手抗清,本是這個小朝廷的最佳福音。
可是,階級的偏見和政治上的鼠目寸光,卻在永曆朝廷内部引起了一場軒然大一波。
廷臣會議時,贊成封孫可望為王的固不乏人,當政的一批人物卻因種種私慮表示堅決反對,如依附李成棟之子李元胤的金堡、袁彭年之流惟恐擁有龐大實力的大西軍參加永曆朝廷将會削弱自己把持朝政的局面,力持異議。
開初,袁彭年、金堡甚至說出“可望賊也,不可以封。
劾畏知為賊遊說,請收之”①。
後來見朝臣中贊成封可望借以收大西軍餘部為己所用的人居多數,又變換策略,“金堡引祖制無異姓封王例,力争不可”②,甚至連續七次上疏,拚命反對③。
鎮守貴一陽一和遵義一帶的軍閥皮熊、王祥也擔心大西軍出滇抗清,自己割據的地盤難保,上疏聲稱:“可望名雖向正,事非革心,朝廷毋為所愚。
”④大學士嚴起恒等也頑固地拒絕封孫可望為秦王⑤。
楊畏知以明朝舊臣、孫可望使者的雙重身分陳明利害:“可望兵強,可藉為用,何惜一封号不以收拾人心,反自樹敵”?他建議封孫可望為郡王(即二字王),封李定國、劉文秀為公爵。
延臣錢秉镫除贊成楊畏知的意見外,又提出在封爵的同時趁機挑一撥大西軍各将領之間的關系,建議朝廷一面封可望為郡王,命其居守雲南;一面封定國、文秀為公爵,“一陰一使人語之曰:此可望指也。
敕書内極其獎勵,許以出滇有功之日即錫王号,……兩雄本不欲聽其駕馭,固利在專征,又出邀上賞,必踴躍奉命”。
另由定國、文秀合疏上請封艾能奇的中軍馮雙禮以五等之爵,造成“德歸兩雄而離心于可望”的局面①。
這場封滇與否的争論持續了幾個月,楊畏知見封可望為王的阻力太大,不得已上疏改請封可望為公爵,定國、文秀為侯爵,以便回滇複命。
永曆朝廷勉強同意了,決定封孫可望為景國公,賜名朝宗②。
督師閣部堵胤錫是位比較有眼光的政治家,他曾經親自出馬促成過大順軍餘部李錦、高一功等部同南明聯合抗清,這次又想努力推進與大西軍的聯盟。
當他聽說孫可望請封秦王,朝廷僅封公爵,知道事情必定決裂,就在七星岩盛情款待孫可望派來的使臣随将潘世榮、焦光啟,同兩人訂盟結好,穩住這兩位大西軍的老部将(正使楊畏知、龔彜都是明朝舊官,孫可望派潘世榮等随同赴廣顯然有監視和探聽朝廷态度之意);同時連續上疏朝廷請封可望為二字王,經永曆帝同意決定封孫可望為平遼王①。
就堵胤錫的本心而言,完全是從維系明室、共同抗清的大局出發。
他深知腐朽已極的永曆朝廷不要說恢複中原,就是勉撐危局也隻有依靠大順軍和大西軍。
金堡對堵胤錫的做法深表不滿,當面斥責道:“滇與忠貞皆國仇也,厥罪滔天。
公大臣,偏欲與此輩交結,何意?”②在民族危機極為深重的時候,金堡之流仍然對共赴國難的原農民軍切齒痛恨,稱之為罪惡滔天的國仇,完全颠倒了敵友關系。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南明浔州守将慶國公陳邦傅由于忠貞營駐紮在相鄰的賓州、橫州,擔心自身利益難保,他的中軍胡執恭建議結好于孫可望,倚仗大西軍的聲勢同忠貞營相抗。
他們利用永曆帝頒給的空白敕書,私自填寫,又暗中鑄造了“秦王之寶”金印③,于1649年(永曆三年)正月由胡執恭冒充朝廷使臣迳自前往雲南封孫可望為秦王①。
在陳邦傅、胡執恭僞撰的敕文中用了許多不倫不類的話,如:“朕率天下臣民以父師事王”,命其“監國”,賜以“九錫”、“總理朝綱”、“節制天下文武兵馬”等等。
孫可望并不知道永曆朝廷的腐敗紛争一至于此,對胡執恭送來的敕書和“秦王之寶”極為滿意。
他安排了隆重的儀式,親自郊迎使者,“肅然就臣禮,先五拜叩頭,舞蹈稱臣。
受秦王封後,率其義兄弟三人并三軍士卒各呼萬歲後,又秦王升座受義兄弟三人并三軍士卒慶賀”②。
然後把敕書謄黃布告雲南各地,歡慶三天。
這一連串盛大儀式表明孫可望和義兄弟李定國、劉文秀統轄下的大西軍以及他們管理得頗有條理的雲南全省已經遵奉南明永曆正朔,孫可望本人的領導地位也得到了正式肯定。
誰知不久楊畏知等人回到昆明,帶來了封孫可望為平遼王的敕印。
孫可望大為驚異,說:“我已封秦王矣!”楊畏知問明情況說那是假的;胡執恭争辯說平遼王敕印也是假的,朝廷所封不過是景國公。
其實,堵胤錫請封孫可望為平遼王得到了永曆帝的核準,并不是假的。
魯可藻記:“禦批:胤錫奏朕,已封平遼。
朝廷雖小,诏令未可或更。
”同年十月又記:“诏仍從堵胤錫原奏,封孫朝宗平遼王,敕令出楚。
”①次年行在禮部
矯而為秦,變而為雍,遵何制而定何名,臣俱不得其解。
”②這些材料都可以證明永曆朝廷經過反複周折後授予孫可望的封号是平遼王。
胡執恭到昆明時并不知道朝廷采納了堵胤錫的建議把封号由原議景國公改為平遼王。
孫可望既誤信了陳邦傅、胡執恭假造的敕印,舉行了隆重的受封典禮,弄得雲南軍民皆知,這時要降格為二字王,處境的尴尬可想而知。
他極為憤慨地說:“為帝為王,吾所自緻,何藉于彼?而屑屑更易,徒為人笑。
”③下令把楊畏知、胡執恭關進監獄,給朝廷送去啟本說:“于某日接敕封臣秦王,于某日接敕封臣平遼王,莫知所從”④,除了把先後所接“敕書”抄送外,并且表示接到秦王敕印後已經鄭重宣布,大小辟員和軍民都已祝賀,無法改變,請朝廷定奪。
平心而論,問題出在永曆濫發空白敕書和陳邦傅以公爵身分矯诏僞封一字王,孫可望不僅不負任何責任,而且在宣布受封秦王、接受拜賀以後也确實難以退步。
永曆朝廷在既成事實面前竟毫無靈活一性一,堅持拒絕封孫可望為秦王。
号稱“虎牙”的金堡在疏中義形于色地說:“可望應否封王,臣為祖宗守法,即使白刃臨臣,臣惟執不封之議。
”①大學士瞿式耜則抓住孫可望來書“啟而不奏,名而不臣,書甲子不書正朔”大做文章,說什麼“識者為之寒心,舉朝莫不色動”②。
又針對胡執恭所遞僞敕中載有“朕率天下臣民以父師事王”,“崇之以監國”,“許之以九錫”,“推之以總理朝綱、節制天下文武兵馬”痛切陳詞。
其實,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孫可望原書隻要求封秦王,并沒有提出僞敕内這些特殊的禮遇和權力。
至于啟本中不稱臣、不奉正朔更是無可非議,因為從曆史淵源而言,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是張獻忠部下的大将,張獻忠在世時已經即位稱帝,與明政一府本處于敵對地位;孫可望主動上書請封時用啟本已經是俯心相就,在未得到永曆朝廷的封爵前“名而不臣,書甲子不書正朔”,無可指責。
隻要永曆君臣不行一事乖張,真僞并出,僅以一紙文書加以籠絡,孫可望等人自然會奉永曆正朔稱臣,實現化敵為友,聯合抗清。
瞿式耜等人不顧實際情況,妄自尊大,在雙方達成協議之前就指責對方不稱臣奉正朔,是毫無道理的。
至于陳邦傅等所撰僞敕,瞿式耜說“可望未我降,而我先降之;可望未父師,而我先父師之;可望未納土請官,而我先納土請官之。
料可望本無此想,今執恭固教之矣!”①這些話并沒有錯,問題是瞿式耜不能從大局出發,在永曆君臣自己造成的被動情勢下,采取有效的補救措施,比如真封秦王,另頒措詞得體的敕書。
他實際上同金堡之流一樣對原農民軍懷有極深的偏見,反對聯合抗清。
直到這年七月間,永曆幸臣文安侯馬吉翔建議封可望為澂江王,可望的使者不敢複命。
朝廷又議于秦字上加一字,或興秦,或定秦,紛争不已。
倒是孫可望為打破僵局,派遣禦史瞿鳴豐入朝,請求實封秦王,“即用原寶,但求上加敕書一道”。
這個折衷辦法可說是兩全其美,維持秦王封号使孫可望在雲南軍民中可以交待過去;另頒敕書不用僞敕中的“父師事王”、“監國”、“九錫”、“總理朝綱”等不妥措詞,永曆朝廷也有個體面的下台機會。
可是,大學士嚴起恒、戶部尚書吳貞毓、兵部侍郎楊鼎和等人頑固地拒絕真封秦王,毫無轉圜餘地②。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西軍提出聯合抗清的建議以後,永曆朝廷不僅在封爵上多方刁難,還不顧大敵當前,加強了對大西軍的防範。
“是冬,封黔鎮皮熊為匡國公,播鎮王祥為忠國公,防滇寇也”③。
這就充分說明阻礙和破壞抗清聯合陣線的罪魁禍首正是永曆朝廷中的掌權人物。
孫可望雖然對永曆朝廷極不滿意,仍不改初衷,決定出滇抗清。
他派中書楊惺先前往行在報告出兵事宜,疏中說:“國姓豈敢冒,王封何敢承。
臣等惟一意辦虜,功成之日,自聽公議。
”① 在
他們似乎從未想過孫可望提出聯明抗清時大西軍擁有十萬左右的兵力和雲南一省的地盤,求一個王爵千難萬阻;後來孫可望兵敗失勢,僅帶了一百多名官兵向清朝投降,順治皇帝立即派人趕赴湖南封他為義王,毫不吝惜爵位俸祿。
相形之下,多少可以看出清廷為什麼能勝利,南明為什麼失敗的原因。
①見《瞿式耜集》卷一《再救五臣疏》。
②1980年載于《清史論叢》第二輯的拙文《論清初社會矛盾》講到大順軍聯明抗清時誤将何騰蛟、堵胤錫寫作“何騰蛟、瞿式耜”,謹于此附帶更正。
①《明末滇南紀略》卷四《悔罪歸明》。
②馮蘇《滇考》卷下。
①錢秉镫《上政一府滇封三議》,見《藏山閣文存》卷四。
②李天根《爝火錄》卷十九。
三山何是非印唉集《風倒梧桐記》卷二所記文字稍有不同,如掃除作“剪除”之類。
《明季南咯》卷十四所載個别文字有訛。
③孫可望派出使者在順治六年(1649)二月,見康熙四十四年《平彜縣志》卷二《沿革》;康熙五十四年《新興州志》卷二《沿革》。
①《滇緬錄》,見《長恩閣叢書》。
②李天根《爝火錄》卷十九,金堡力争拒封原疏見《嶺海焚餘》所收《論真封疏》。
③錢秉镫《上政一府滇封三議》,見《藏山閣文存》卷四。
④沈佳《存信編》卷二;《爝火錄》卷十九。
⑤王夫之《永曆實錄》卷二十《吳貞毓傳》記:“胡欽華辇金粟入行在,賂化澄及諸部科,為孫可望請封秦王,總理天下。
貞毓為之主,嚴起恒執不從。
貞毓乃密具啟稱臣于可望,疏沮王封者名姓為一冊,起恒為首;其盡心傾戴者為一冊,己為首。
其後可望遂怒殺起恒等二十餘人。
胡欽華劾瞿式耜老一奸一誤國,王化澄調嚴旨切責張同敞授兵一柄一于于元烨,以壞桂林,皆貞毓嗾之也。
” ①錢秉镫《上政一府滇封三議》。
②《滇緬錄》記:“封可望景國公,賜名安臣。
以滇之土官有安世,叛而複誅者,複改名朝宗。
封定國康侯,賜名如靖;文秀甯侯,賜名若琦;能奇安侯,賜名時泰,時不知艾死故也。
”這段記載肯定有不準确的地方,楊畏知從昆明來為原大西軍将領請封,不可能不知道艾能奇兩年前已死。
①堵胤錫兩次上疏見《明季南略》卷十四。
按,《滇緬錄》記:永曆帝決定封孫可望為景國公後,“畏知再言可望不王不用命之故甚力。
乃封可望為王,敕谕但曰‘王孫朝宗’,不雲何王,鑄金曰‘一字親王之章’,使司禮楊應春、禮科趙昱往。
并加畏知總督滇黔尚書、龔彜侍郎而還。
”接着說楊畏知等行至梧州時,堵胤錫認為不合一體統,“上疏請封為平遼王,李、劉、艾皆公,即軍中鑄印填敕畀畏知以行”。
這段記載可能有誤,當時封二字王已頗為勉強,不可能鑄印封為“一字親王”。
②錢秉镫《所知錄》卷三。
③後來孫可望降,洪承疇奏疏中說他繳納的“秦王之寶”是鍍金的,聯系到被清繳獲的白文選“鞏昌王印”為金鑄,可以斷定胡執恭赍送的“秦王之寶”是顆鍍金銀印,孫可望“真封”秦王之後仍繼續沿用,而不願另用純金重鑄,以免印文稍異。
①胡欽華《天南紀事》載:“五月,封孫可望為秦王,從武康伯胡執恭之密請也。
”按,胡欽華即胡執恭之子,所雲封可望為秦王乃永曆帝從其父之密請,據沈佳《存信編》卷三記陳邦傅矯诏封孫可望為秦王後,曾令胡執恭上封事,謂“臣師武出疆,謹遵便宜從事之節,已封可望”。
永曆帝得疏後“留中不發”,大約這就是所謂“密請”,但永曆帝并未“從”之。
瞿式耜永曆三年十一月初三日《糾罪鎮疏》說:“執恭為慶國公陳邦傅中軍,冒濫軍功,叨晉五等(指封為武康伯)。
其入滇以今年正月,是時可望所遣之楊畏知、龔彜尚未到也。
” ②何是非《風倒梧桐記》卷二;《爝火錄》卷二十。
按,艾能奇已死,義兄弟僅剩李定國、劉文秀二人,所記三人有誤。
①魯可藻《嶺表紀年》卷四,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一二八頁、一四二頁。
②《潮州耆舊集》卷三十三《郭忠節集》《為經權當求至當,名一器未可輕徇事疏》,見香港潮州會館影印《潮州文獻叢刊之一》第六三四—六三五頁。
郭之奇本不贊成封孫可望為王,但疏中明白地說所封“平遼”“已非典制”;矯封“秦王”是永曆三年事,“變而為雍”是永曆四年孫可望仍然堅持封秦王,朝廷以秦王乃明太祖次子所封“首藩”,不便加封異姓,另議封可望為雍王。
③《劫灰錄》卷六。
④《所知錄》卷下《永曆紀年》。
①金堡《嶺海焚餘》《請處分第一疏》。
②《瞿忠宣公集》卷五《糾罪鎮疏》。
按,瞿昌文《粵行小記》内作者自記在大學士朱天麟處“見秦王孫朝宗入貢章奏,書甲子不書正朔,稱啟不稱臣”。
①瞿式耜《糾罪鎮疏》,見《瞿忠宣公集》卷五。
②王遇《孫可望脅封謀禅本末》,見計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二。
③《粵滇紀略》卷五。
①沈佳《存信編》卷三。
黃宗羲《永曆紀年》雲永曆朝廷封孫可望為荊郡王,“賜之國姓,曰朱朝宗。
……可望終冀秦王,言:臣惟一意辦賊,成功之後,始敢議及封爵耳”。
第二節軍閥紛争中的川黔 從1647年起,四川、貴州兩省處于軍閥割據自雄的局面。
大西軍在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率領下迅速南撤,三月間已經進入雲南。
清軍方面,肅親王在正月間駐于合川,委任明朝降将王遵坦為四川巡撫。
當時南明四川巡撫馬乾扼守内江,豪格命王遵坦對他進行招降,馬乾回信說:“某為大臣,義無降理。
古人有言,封疆之臣應死封疆,此正某畢命之時也。
”二月,内江被清軍占領,馬乾不屈而死②。
同月内,豪格進至遵義(明代屬四川,今貴州遵義市),明督師大學士王應熊逃往赤水衛①。
明四川總兵賈登聯、副将譚得勝降清,豪格以設宴犒軍為名,把二将及所統官兵全部殺害②。
由于四川地區連年戰亂,社會生産幾乎完全停頓,無法解決糧饷供一應,豪格隻好就此止步,率領滿、漢軍經陝西回京,留下王遵坦、李國英(原左良玉部下總兵)等明朝降将駐守四川,兵力非常單薄。
奉豪格之命分守各地的将領因糧饷不繼,加上南明将領的反攻,根本站不住腳,被迫向川北撤退。
如清叙府署總兵馬化豹守叙府(今宜賓)八個月,從所屬州縣征得的糧食隻有稻谷四十八石、粗米九石,官兵枵腹難忍,除将騾馬宰吃外,“凡捉獲賊徒未奉職令正法,三軍即争剮相食”。
馬化豹無可奈何,由叙府經富順撤回保甯。
這年十一月間降清的明朝陝西将領趙榮貴反正,領兵“圍困保甯府(四川阆中),各鎮俱上保甯解圍”③。
成都總兵李國英原在遂甯、射洪一帶同于大海、李占春部明軍作戰,也率兵退回保甯加強防守④。
清朝在四川實際上隻控制着保甯及其附近一小片地區。
順治四年十一月,清四川巡撫王遵坦病死,由李國英繼任。
在大西軍和清軍主力轉移以後,四川、貴州大部分地區實際上處于分裂割據狀态。
南明自弘光朝廷以來雖然任命了閣部、總督、巡撫之類的高級官員,大抵僅擁虛名,實權分别掌握在盤踞各地的軍閥手裡,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隻知互相争權奪利,不能組成一支統一的隊伍,利用清軍勢單力薄的機會收複全川。
其中主要的人物有: 楊展,四川嘉定(今樂山)人,明崇祯十二年武進士,任職參将。
大西軍入川後他一度被俘,逃出後在叙州(今宜賓)拼湊了一支軍隊,1646年進抵嘉定、峨眉一帶。
在兵荒馬亂、哀鴻遍野的情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