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永曆朝廷内部的黨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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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時才網開一面，因為他們認為李定國屬于“改邪歸正”之列。
由于在各種南明史著中都讀到“吳”、楚一黨一争，特别是持論者大抵頌揚楚一黨一，指斥本不存在的“吳一黨一”中的許多人物為“一奸一佞”，本書多費一點筆墨予以澄清就是必要的了。
①錢秉镫《所知錄》卷三。
②錢秉镫《藏山閣詩存》卷十《行朝集》，《端州雜詩》。
③同上，卷九《生還集》，《酬汪辰初》。
④《瞿式耜集》卷三，書牍。
①《所知錄》卷三。
②《嶺表紀年》卷二。
①溫睿臨《南疆逸史》卷二十八《金堡傳》。
①《明季南略》卷十二《科道散朝》。
參見《兩粵新書》。
②《南疆逸史》卷二十二《朱天麟傳》。
第二節所謂“五虎” 上文說過，楚一黨一是大學士瞿式耜為首的一批朝臣同反正來歸的李成棟集一團一經過矛盾摩一擦，轉而互相勾結的一個重要政治派别。
由于瞿式耜留守桂林、李成棟經營廣州和北伐事宜，在肇慶的永曆朝廷上就形成了由李元胤坐鎮指揮，聯絡東、西，把持朝政的小集一團一，其主要成員有左都禦史袁彭年、禮部侍郎劉湘客、吏科給事中丁時魁、工科左給事中金堡、戶科右給事中蒙正發①，故稱“五虎”。
袁彭年為“虎頭”，劉湘客為“虎皮”，金堡在一黨一同伐異時最為積極，“經其指責，刻畫盡情使無置身之地”①故稱之為“虎牙”，丁時魁為“虎尾”，蒙正發為“虎爪”②。
五人結一黨一把持朝政，招權納賄，“言非虎一黨一不發，事非虎一黨一不成，星岩道上，遂成虎市”③。
五虎以君子自命，動辄引祖制舊章，“裁抑幹進，力整朝政”，實際上他們自己正是一批鑽營幹進的人物。
魯可藻說：“總之，彭年欲大拜（指入閣為大學士），時魁欲掌憲（出任都察院左都禦史），堡欲掌吏科，肆行排擠，公道所以不服耳。
”④五人遇事強谏，不過是倚仗李元胤、瞿式耜的勢力排斥異己，達到控制朝廷的目的⑤。
為了說明問題，下面把五人的情況介紹一下： 袁彭年，湖北公安縣人，袁中道之子，崇祯七年進士，曆仕崇祯、弘光、隆武三朝，降清後随佟養甲、李成棟入粵，任廣東學政署布政使，曾起草告示稱“金錢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帶，實亡國之陋規”⑥，向清朝獻媚。
當他得知江西金聲桓反正，李成棟有意易幟時，立即參預其事，反正以後他以襄贊有功升任左都禦史。
從此憑借成棟父子為靠山，驕狂自大，妄周把持朝政。
永曆皇帝移跸肇慶後已經處于李成棟的勢力範圍之内，用人行政權不由己，他甚至憤憤不平地說道：“以後官俱聽袁彭年升除罷。
”①有一次袁彭年同永曆帝當面争執起來，“語不遜”，朱由榔以“君臣之義”責備他，袁竟然公然頂撞道：“使去年此日惠國（李成棟）以五千鐵騎鼓行而西，此日君臣之義安在？”朱由榔氣得變了臉色，群臣也為之咋舌，足見其氣焰嚣張②。
1650年（順治七年、永曆四年）清軍再次攻占廣州，袁彭年又?顔降清，除行一賄求免外，還哭訴自己在1648年參與李成棟複明是被迫的。
清政一府雖未治罪，但也認為他是個反覆無常的小人，不予錄用③。
劉湘客，陝西富平人，明諸生。
隆武時任推官、禦史，永曆時改授翰林院編修、侍讀學士，大學士朱天麟、王化澄認為他不是科甲出身，任翰林院官不合一體制，改為都察院佥都禦史。
桂林失守後，他潛藏深山郁悒以終，在五人中是比較有氣節的。
丁時魁，湖北江夏人，崇祯十三年進士，任禮部主事，隆武、永曆時曆任禮科給事中、吏科左給事中、吏科都給事中。
桂林失守後降清，被委任為廣西學道④。
王夫之記：“桂林陷，見執，孔有德召為幕客。
居數月，病死黃岡。
何履仕為治喪，割其辮擲棺外，曰：‘鬥生（時魁字）不戴此辮以死，可不負梧州一頓棒，而今不免也，惜哉！”① 金堡，浙江仁和（杭州）人②，崇祯十三年進士，任山東臨清州知州，隆武時任禮科給事中。
在永曆朝廷中任工科左給事中，與留守桂林大學士瞿式耜關系密切。
後來同袁彭年等結為一一黨一，攻擊異己不遺餘力。
例如在《駁何吾驺疏》中痛斥何吾驺、黃士俊在佟養甲占領廣東期間未能死節：“黃士俊在佟虜坐中見先臣子壯極刑，四十三年狀元及第，而不早死真不幸耳。
後與吾驺攜手同來，為國賊乎？……若叩頭養甲，滿口老爺，則吾驺之禮義遜讓也。
臣為太祖高皇帝而罵之，何體面之有？”③真是正氣凜然，大有與一切軟骨頭不共戴天之勢。
可是，對于真正投降了清朝出任官職的袁彭年，金堡不僅不置一詞，反而引為知己。
究其用心，不過是因為何吾驺、黃士俊早在崇祯年間即已入閣為大學士，必須找個題目大做文章，力攻而去，自己的小集一團一方可放心攬權。
桂林失守後，金堡當了和尚，但他并不像熊開元、方以智那樣淡泊明志，而是出入于清朝達官顯貴之門，為尚可喜樹碑立傳的《平南王元功垂範》就是出自他的手筆。
蒙正發逃歸故裡後，寫了一本《三湘從事錄》，在南明史籍中頗受重視。
許多人以為他以當事人記載當時事比較可信，加以後來名聲頗大的王夫之給他寫了墓志銘，更擡高了這本小冊子的地位。
王夫之的學術成就不在本書讨論之列，但他的政治态度和經曆與蒙正發頗為類似，其立論的客觀一性一大可懷疑。
隻要把蒙正發的《三湘從事錄》、王夫之為蒙氏所撰墓志銘同史實核對一下，就可以看出蒙正發不僅不像王夫之所說是位“力持綱紀，清冒濫，劾功罪，裁淩躐”，整頓朝政的正人君子；剛好相反，他自己正是一個不顧綱紀，多方冒濫，混淆
由于在各種南明史著中都讀到“吳”、楚一黨一争，特别是持論者大抵頌揚楚一黨一，指斥本不存在的“吳一黨一”中的許多人物為“一奸一佞”，本書多費一點筆墨予以澄清就是必要的了。
①錢秉镫《所知錄》卷三。
②錢秉镫《藏山閣詩存》卷十《行朝集》，《端州雜詩》。
③同上，卷九《生還集》，《酬汪辰初》。
④《瞿式耜集》卷三，書牍。
①《所知錄》卷三。
②《嶺表紀年》卷二。
①溫睿臨《南疆逸史》卷二十八《金堡傳》。
①《明季南略》卷十二《科道散朝》。
參見《兩粵新書》。
②《南疆逸史》卷二十二《朱天麟傳》。
第二節所謂“五虎” 上文說過，楚一黨一是大學士瞿式耜為首的一批朝臣同反正來歸的李成棟集一團一經過矛盾摩一擦，轉而互相勾結的一個重要政治派别。
由于瞿式耜留守桂林、李成棟經營廣州和北伐事宜，在肇慶的永曆朝廷上就形成了由李元胤坐鎮指揮，聯絡東、西，把持朝政的小集一團一，其主要成員有左都禦史袁彭年、禮部侍郎劉湘客、吏科給事中丁時魁、工科左給事中金堡、戶科右給事中蒙正發①，故稱“五虎”。
袁彭年為“虎頭”，劉湘客為“虎皮”，金堡在一黨一同伐異時最為積極，“經其指責，刻畫盡情使無置身之地”①故稱之為“虎牙”，丁時魁為“虎尾”，蒙正發為“虎爪”②。
五人結一黨一把持朝政，招權納賄，“言非虎一黨一不發，事非虎一黨一不成，星岩道上，遂成虎市”③。
五虎以君子自命，動辄引祖制舊章，“裁抑幹進，力整朝政”，實際上他們自己正是一批鑽營幹進的人物。
魯可藻說：“總之，彭年欲大拜（指入閣為大學士），時魁欲掌憲（出任都察院左都禦史），堡欲掌吏科，肆行排擠，公道所以不服耳。
”④五人遇事強谏，不過是倚仗李元胤、瞿式耜的勢力排斥異己，達到控制朝廷的目的⑤。
為了說明問題，下面把五人的情況介紹一下： 袁彭年，湖北公安縣人，袁中道之子，崇祯七年進士，曆仕崇祯、弘光、隆武三朝，降清後随佟養甲、李成棟入粵，任廣東學政署布政使，曾起草告示稱“金錢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帶，實亡國之陋規”⑥，向清朝獻媚。
當他得知江西金聲桓反正，李成棟有意易幟時，立即參預其事，反正以後他以襄贊有功升任左都禦史。
從此憑借成棟父子為靠山，驕狂自大，妄周把持朝政。
永曆皇帝移跸肇慶後已經處于李成棟的勢力範圍之内，用人行政權不由己，他甚至憤憤不平地說道：“以後官俱聽袁彭年升除罷。
”①有一次袁彭年同永曆帝當面争執起來，“語不遜”，朱由榔以“君臣之義”責備他，袁竟然公然頂撞道：“使去年此日惠國（李成棟）以五千鐵騎鼓行而西，此日君臣之義安在？”朱由榔氣得變了臉色，群臣也為之咋舌，足見其氣焰嚣張②。
1650年（順治七年、永曆四年）清軍再次攻占廣州，袁彭年又?顔降清，除行一賄求免外，還哭訴自己在1648年參與李成棟複明是被迫的。
清政一府雖未治罪，但也認為他是個反覆無常的小人，不予錄用③。
劉湘客，陝西富平人，明諸生。
隆武時任推官、禦史，永曆時改授翰林院編修、侍讀學士，大學士朱天麟、王化澄認為他不是科甲出身，任翰林院官不合一體制，改為都察院佥都禦史。
桂林失守後，他潛藏深山郁悒以終，在五人中是比較有氣節的。
丁時魁，湖北江夏人，崇祯十三年進士，任禮部主事，隆武、永曆時曆任禮科給事中、吏科左給事中、吏科都給事中。
桂林失守後降清，被委任為廣西學道④。
王夫之記：“桂林陷，見執，孔有德召為幕客。
居數月，病死黃岡。
何履仕為治喪，割其辮擲棺外，曰：‘鬥生（時魁字）不戴此辮以死，可不負梧州一頓棒，而今不免也，惜哉！”① 金堡，浙江仁和（杭州）人②，崇祯十三年進士，任山東臨清州知州，隆武時任禮科給事中。
在永曆朝廷中任工科左給事中，與留守桂林大學士瞿式耜關系密切。
後來同袁彭年等結為一一黨一，攻擊異己不遺餘力。
例如在《駁何吾驺疏》中痛斥何吾驺、黃士俊在佟養甲占領廣東期間未能死節：“黃士俊在佟虜坐中見先臣子壯極刑，四十三年狀元及第，而不早死真不幸耳。
後與吾驺攜手同來，為國賊乎？……若叩頭養甲，滿口老爺，則吾驺之禮義遜讓也。
臣為太祖高皇帝而罵之，何體面之有？”③真是正氣凜然，大有與一切軟骨頭不共戴天之勢。
可是，對于真正投降了清朝出任官職的袁彭年，金堡不僅不置一詞，反而引為知己。
究其用心，不過是因為何吾驺、黃士俊早在崇祯年間即已入閣為大學士，必須找個題目大做文章，力攻而去，自己的小集一團一方可放心攬權。
桂林失守後，金堡當了和尚，但他并不像熊開元、方以智那樣淡泊明志，而是出入于清朝達官顯貴之門，為尚可喜樹碑立傳的《平南王元功垂範》就是出自他的手筆。
蒙正發逃歸故裡後，寫了一本《三湘從事錄》，在南明史籍中頗受重視。
許多人以為他以當事人記載當時事比較可信，加以後來名聲頗大的王夫之給他寫了墓志銘，更擡高了這本小冊子的地位。
王夫之的學術成就不在本書讨論之列，但他的政治态度和經曆與蒙正發頗為類似，其立論的客觀一性一大可懷疑。
隻要把蒙正發的《三湘從事錄》、王夫之為蒙氏所撰墓志銘同史實核對一下，就可以看出蒙正發不僅不像王夫之所說是位“力持綱紀，清冒濫，劾功罪，裁淩躐”，整頓朝政的正人君子；剛好相反，他自己正是一個不顧綱紀，多方冒濫，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