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北方各省的反清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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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對多爾衮的安一撫置之不理。
多爾衮見解釋無效，決心武力解決。
1649年（順治六年）正月初四日，他派敬謹郡王尼堪等統兵入山西。
二月間，多爾衮親自帶領軍隊往征大同。
在攻克渾源州、招降應州和山一陰一縣後，突然接到北京傳來消息，他的同母弟輔政德豫親王多铎染上天花，病情危在旦夕。
多爾衮無心戀戰了，三月間在趕回北京的途中，他來到大同城下，希望憑借自己的最高權威勸說姜瓖投降。
在谕旨中說：“向使他人至此，爾或顧畏不從；予茲躬臨，可歡然來順。
如來歸順，庶阖城獲蘇。
予方欲天下之人戴吾恩德，爾姜瓖諸罪悉與赦免。
谕到可即出降，自恩養如故。
勿更懷疑慮，以贻害阖城官民也。
予來爾不歸順，則再無生路矣。
予言一出，脫有反覆，天下之人誰複信之？”② 姜瓖在回信中先列舉了自己為清廷立了大功，“未有毫發罪過”，然而不僅“未蒙升賞”，跟随他降清的百姓“亦阽危已極。
且選出各官又肆行陵虐，民蓋難堪。
頃者，英王師至，催辦糧草，紳士軍民苦不可當。
動辄欲行殺戮，臣與大同一方百姓委屬無辜，誰肯坐而守死？”接着，他針對多爾衮的谕旨表示，“況阖城之人矢志誓死，王縱開誠肆赦，誰敢遽信？是惟更降一谕，明指以全活之方。
若不開恩，臣惟率衆以俟，無他想望矣”①。
姜瓖要求多爾衮“指以全活之方”含意是什麼，史無明文，按當時情況推測是讓清廷退兵，使大同地區的軍民有實際的安全感。
而且，當時晉、陝反清義師風起雲湧，姜瓖的回信也可能是一種緩兵之計。
自從山海關戰役以來，執掌清廷最高權力的攝政王多爾衮沒有親自統兵出征過。
究其原因，一是進入北京之後，百務叢集，他難以分身；二是滿洲貴族内部權力之争一直在進行；三是他的健康狀況不佳②。
這次親征大同實在是迫不得已，山西全省一旦失陷，必然引起連鎖反應，且不說南方大片地方尚未平定，在姜瓖反清後不僅山西各地紛紛響應，陝西、甘肅等地反清運動勢若潮湧，連畿輔和山東也竟然“山賊蜂起”③。
滿洲貴族遇到了入關以來最大的挑戰。
到1659年（順治六年）四、五月間，山西的局勢已經十分嚴重。
阿濟格等率領的軍隊圍困着大同，并且挫敗了來自長城外助馬路（今助馬口）、得勝路（今得勝堡）來援和姜瓖派出接應的軍隊，切斷了大同和其他山西抗清力量的聯系，盡避調來了紅衣大炮，大同的防守依然堅固得很。
阿濟格、尼堪等部頓兵堅城之下，毫無進展。
山西其他地區的反清運動卻好比烈火燎原，迅速席卷全省鎊地。
清政一府能夠控制的隻是省會太原、晉南平一陽一（今臨汾）幾座孤城①，其他府、州、縣差不多全被反清複明武裝占領。
這年四月山西巡按蔡應桂揭帖中說：“先是，石樓、永和、交城相繼告陷。
……乃各州縣報賊者日常數四，此煽彼惑，已遍滿三晉矣。
”四月初一日“又接撫臣祝世昌會揭，逆賊劉遷聚衆謀攻代州；又雲甯武賊衆攻圍忻州等情”。
陝西義軍也利用木筏、牛皮渾脫等物渡河入晉，“該職看得，三晉自三邊以至省城、汾（州）、平（一陽一）一帶，遍地皆賊，僞牌僞示，絡繹不絕。
民如鳥獸散，勢若土崩瓦解，無論郡邑之城池不能保守，而省城之重地患切垂危”②。
就在這個月裡，義軍占領汾州府城，清山西巡撫祝世昌報告：“四月十三日，賊衆至汾州府，……賊衆兵寡，退而守城，則城關大開，合城喊起，鄭名标率軍民割辮。
”清分守冀南道許養高領着永甯知州、平遙、介休二縣知縣、汾州營參将等人倉皇逃往平一陽一③。
《五台縣志》記：“順治五年冬，姜襄（瓖）踞大同，送僞劄于台人，率衆攻城。
時有劉永忠等至忻州，擁衆至台，不啻十餘萬。
”①晉東南的長治地區也全部易幟，“潞安之變，蓋因姜逆首禍，叛一黨一四起，一府八縣，相繼淪陷”②，省會太原岌岌可危。
巡撫祝世昌向朝廷求援道：“值今僞督撫姜建勳、僞劉總兵、僞司道等賊衆，秦晉合夥，失陷汾州府，擁聚十數萬，截斷省南平一陽一、潞安兩府大路，分賊安官，附近各州縣破竹瓦解，勢已決裂，此省南之賊景如此。
又省之東北五台、繁峙，劉遷、張五桂等勾連甯武衆賊盤踞忻口，攻圍崞縣，北路堵塞，音信已絕。
今晉之西北甯武、偏關、河曲、興、岚等州縣至汾州府屬延袤千裡，悉為賊據。
今省城孤懸一土，勢切危急。
……懇乞皇父攝政王俯念三晉百萬田賦之區，生靈湯火之日，危亡目下，速賜急發大兵，或敕英王、敬謹王兵馬星馳前來撲剿逆賊，尚可恢複殘疆。
稍若遲延，全晉俱隳矣。
”③ 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複明義軍在占領晉西北、晉南大片地區④後，會同晉中、晉東南的反清力量迅速接管各地政權。
四月二十六日，占領祁縣，二十八日接管武鄉，同日“沁州僞官請本州鄉紳士庶皆服明季衣冠，同詣關聖廟共議戰守。
每垛口守夫三名，十垛口生員一名。
又稱賊頭賞軍，每丁五錢，用銀五萬，未曾賞遍（可見參與沁州起義的當在十萬人以上）。
其中賊丁搶掠者枭首一十三名，當時嚴肅。
凡有投營，即賜僞職”。
二十九日，占領榆社縣。
五月初一日，義軍進入清源縣，清太原駐防滿軍曾一度來援，見“賊勢浩大”，被迫帶着知縣攜印退回省城。
初二日，義軍占領徐溝。
初五日，“西路賊大營由清源縣擁衆北來，至太原縣境晉祠，離省城四十餘裡；又據報東路賊由徐溝犯省”①。
當時，清政一府駐守太原的兵力相當有限，“太原土陲兵無幾，保會城不敢為進取計”②。
一旦省會失守，不僅政治影響極大，清廷在山西設置的政權幾乎全部瓦解。
何況，山西的抗清運動很快波及鄰省，如1649年（順治六年）六月山西義軍魏世駿等派出一支軍隊進入河南，接管了武安、林縣、涉縣，任命了知縣、守備等文武官員③。
多爾衮深知局勢的險惡，他不敢撤出包圍大同的兵力來鎮壓遍及山西各地的反清烽火，以免放虎出柙，使山西反清盟主姜瓖同其他各部彙成一片，隻好從京師一抽一調一切可用的滿、蒙、漢軍投入山西戰場。
除了英親王阿濟格、敬謹親王尼堪領軍圍困大同外，被調往山西作戰的還有端重親王博洛、承澤親王碩塞、多羅親王滿達海、多羅郡王瓦克達。
至于康熙初年專一政的鳌拜不過是随軍偏裨而已。
此外，陝西方面還有平西王吳三桂、固山額真李國翰、陝西三邊總督孟喬芳等人領軍配合作戰。
列出上述清将名單，不難發現多爾衮決心孤注一擲，一精一兵猛将幾乎全部派往山西。
熟悉清初曆史的人都知道，入關以來的領軍統帥豫親王多铎在順治六年三月病死，肅親王豪格已經罪廢幽禁，鄭親王濟爾哈朗在姜瓖反清以前同勒克德渾統兵往征湖南，到七年正月才返回北京。
其他能帶兵的親王、郡王幾乎全部帶領八旗子弟雲集山西。
值得注意的是，阿濟格、博洛、尼堪等人都曾經是獨檔一面的統帥，而在山西戰場上扮演的隻是前線指揮官。
留守北京的卻是剛從江西凱旋回來的譚泰、何洛會兩名固山額真。
六年八月，多爾衮感到京師地區兵力過于單薄，下令端重親王博洛“酌撤閑駐兵還京”。
博洛報告：“太原、平一陽一、汾州三府屬州縣雖漸收複，然未複者尚多，恐撤兵後，賊乘虛襲據，應仍留守禦。
”①多爾衮勉強同意了。
曆來治史者談及南明，大抵着眼于南方，對姜瓖、王永強等人的反清複明運動注意不夠。
這反映了他們不大了解當時全國的形勢，很可能是受南明史籍影響過深。
永曆朝廷雖然在口頭上以複明自任，但情報不明，從來沒有一個高瞻遠矚的戰略計劃。
在南明方面的史籍裡除了看到幾條姜瓖的記載以外，對山、陝各地風起雲湧的大範圍、大規模反清運動顯得非常隔膜，對清廷的一精一兵猛将全部調往山西、其他地方兵力單薄的窘境更是一無所知。
永曆朝廷在全國反清複明運動處于高一潮的時候，隻知道江西、湖廣戰局逆轉，金聲桓、王得仁、李成棟、何騰蛟遇難，陷于張皇失措之中。
永曆君臣完全不了解譚泰、何洛會在穩定江西局勢後不敢深入廣東而撤兵北返，濟爾哈朗、勒克德渾出兵湖南原定目标是追剿李錦等為首的忠貞營，由于明督師閣部何騰蛟為争功而瞎指揮，糊裡糊塗地被清軍擒殺，濟爾哈朗等趁勢暫時穩定了湖南局勢，顧不上原定目标就匆忙回京①的原因。
兩路清軍的北撤很明顯是清廷為了加強京畿根本之地，永曆朝廷沉浸于金、王、李、何覆亡的悲痛之中，慶幸清軍未乘勝直下廣東、廣西，不知道這時正是清廷最吃緊的時刻。
在将近一年時間裡，朱由榔、瞿式耜、杜永和、陳邦傅等人又昏天黑地地過起太平生活，局促于兩廣之地勾心鬥角。
“時舉朝醉夢，有假為吳三桂反正疏及南京反正書者，謂四方好音日至”②。
直到清廷派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率軍南下，才如夢初醒，亂作一一團一。
南明君臣的閉目塞聽、得過且過，由此可見一斑。
憑借這種朝廷要實現抗清複明的大任，無異癡人說夢。
姜瓖、劉遷、王永強、虞胤等人的抗清鬥争一方面證明清朝在北方的統治遠未穩固，另一方面又證明滿洲八旗兵的作戰能力相當有限。
從江西、廣東反正後永曆朝廷及時封爵拜官，而山西、陝西的各支義軍首領大抵是遙奉明廷，自稱大将軍、大學士、巡撫、總兵，永曆朝廷似乎隻知道姜瓖在大同反清，其他就不甚了了。
山河阻隔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後來孫可望、李定國、魯監國、鄭成功等經常派密使深入清統治區聯絡各地潛伏的義士，相形之下永曆朝廷的目光短淺實在令人驚異。
永曆朝廷既是這樣無能，清廷才能放心大膽地集中兵力鎮壓晉、陝義軍。
姜瓖反清後，清廷歸罪于宣大總督耿焞未能事先防範，把他革職①，由佟養量接任。
佟養量帶領所部山東兵進攻代州一帶的劉遷部，先後在平刑（平型關）、雁門擊敗劉軍，劉遷率領部衆退入五台山區扼險據守。
清軍憑借優勢兵力在降将引路下翻山越嶺逐寨進攻，把劉遷部壓縮到一個狹小的山區②。
最後在黃香寨激戰，劉遷父子陣亡③。
代州地區複明武裝的覆敗，解除了圍困大同清軍的背面威脅，初步使山西戰局變得對清方有利。
到1649年（順治六年）六月，清軍雖然攻克了山西部分州縣，形勢有所好轉，多爾衮耽心在山西被牽制的兵力太多，曠日持久必将影響全國，于是他決定再次親征大同。
離京前夕召集朝廷各衙門滿、漢官員作了一番解釋，說：“予之行也，非以諸王大臣不勝其任，但恐行師之際擾及良民，故為親行。
”①這種不成理由的說法隻是為了掩蓋他内心的焦慮。
多爾衮的第二次親征曆時一個多月，八月間回京時他本人并沒有取得什麼戰果。
但是，清廷差不多把全部一精一銳兵力投入山西戰場，當地的複明勢力終于招架不住了。
大同城裡的糧食消耗已盡，“兵民饑餓，死亡殆盡，餘兵無幾”②。
在外援無望的情況下，姜瓖部下的總兵楊振威變節，暗中派人出城向圍城清軍接洽投降。
八月二十八日，楊振威帶領六百餘名官兵叛變，殺害姜瓖與其兄姜琳、弟姜有光，持首級出城投降③。
次日，清軍入城。
多爾衮得到報告後，下令除楊振威的官兵家屬外，大同城内的“官吏兵民盡行誅之”。
由于圍攻八月之久始終攻不下這座堅城，多爾衮傳谕把城牆高度拆除五尺，借以洩憤。
在這前後，征西大将軍和碩親王滿達海軍攻克朔州、馬邑等處，明甯武總兵劉偉等投降。
定西大将軍端重親王博洛軍攻克孝義、平遙、遼州、榆社等處。
陝西總督孟喬芳和戶部侍郎額色帶領滿漢兵渡過黃河攻克蒲州、臨晉、河津、解州、猗氏等處，義軍首領白璋在榮河陣亡①。
九月二十二日，陝西清軍攻克運城，明義軍元帥韓昭宣陣亡，戰死官兵一萬餘人，“一屍一滿街衢”；另一位首領虞胤乘亂逃出②。
同月，博洛、滿達海二親王會兵合攻汾州。
十三日夜間，用紅衣大炮猛轟北關，第二天從城牆坍塌處沖入城内，義軍所設巡撫姜建勳、布政使劉炳然突圍出城後被清軍擒殺。
由于清軍攻破汾州後把城中百姓屠戮一空，岚縣、永甯州（今離石縣）紳士惟恐同歸于盡，把義軍委派的知縣、知州綁赴軍前，開城投降③。
十月初四日，滿達海軍用紅衣大炮攻破太谷縣；初十日占領沁州，接着又攻克潞安（今長治市）④。
十一月，博洛率領鎮國公韓岱、固山額真石廷柱、左夢庚等部在澤州（今晉城）擊敗反清義師，義軍部院陳杜、監軍道何守忠、守将張鬥光等被擒殺①。
這時，山西大勢已定，
多爾衮見解釋無效，決心武力解決。
1649年（順治六年）正月初四日，他派敬謹郡王尼堪等統兵入山西。
二月間，多爾衮親自帶領軍隊往征大同。
在攻克渾源州、招降應州和山一陰一縣後，突然接到北京傳來消息，他的同母弟輔政德豫親王多铎染上天花，病情危在旦夕。
多爾衮無心戀戰了，三月間在趕回北京的途中，他來到大同城下，希望憑借自己的最高權威勸說姜瓖投降。
在谕旨中說：“向使他人至此，爾或顧畏不從；予茲躬臨，可歡然來順。
如來歸順，庶阖城獲蘇。
予方欲天下之人戴吾恩德，爾姜瓖諸罪悉與赦免。
谕到可即出降，自恩養如故。
勿更懷疑慮，以贻害阖城官民也。
予來爾不歸順，則再無生路矣。
予言一出，脫有反覆，天下之人誰複信之？”② 姜瓖在回信中先列舉了自己為清廷立了大功，“未有毫發罪過”，然而不僅“未蒙升賞”，跟随他降清的百姓“亦阽危已極。
且選出各官又肆行陵虐，民蓋難堪。
頃者，英王師至，催辦糧草，紳士軍民苦不可當。
動辄欲行殺戮，臣與大同一方百姓委屬無辜，誰肯坐而守死？”接着，他針對多爾衮的谕旨表示，“況阖城之人矢志誓死，王縱開誠肆赦，誰敢遽信？是惟更降一谕，明指以全活之方。
若不開恩，臣惟率衆以俟，無他想望矣”①。
姜瓖要求多爾衮“指以全活之方”含意是什麼，史無明文，按當時情況推測是讓清廷退兵，使大同地區的軍民有實際的安全感。
而且，當時晉、陝反清義師風起雲湧，姜瓖的回信也可能是一種緩兵之計。
自從山海關戰役以來，執掌清廷最高權力的攝政王多爾衮沒有親自統兵出征過。
究其原因，一是進入北京之後，百務叢集，他難以分身；二是滿洲貴族内部權力之争一直在進行；三是他的健康狀況不佳②。
這次親征大同實在是迫不得已，山西全省一旦失陷，必然引起連鎖反應，且不說南方大片地方尚未平定，在姜瓖反清後不僅山西各地紛紛響應，陝西、甘肅等地反清運動勢若潮湧，連畿輔和山東也竟然“山賊蜂起”③。
滿洲貴族遇到了入關以來最大的挑戰。
到1659年（順治六年）四、五月間，山西的局勢已經十分嚴重。
阿濟格等率領的軍隊圍困着大同，并且挫敗了來自長城外助馬路（今助馬口）、得勝路（今得勝堡）來援和姜瓖派出接應的軍隊，切斷了大同和其他山西抗清力量的聯系，盡避調來了紅衣大炮，大同的防守依然堅固得很。
阿濟格、尼堪等部頓兵堅城之下，毫無進展。
山西其他地區的反清運動卻好比烈火燎原，迅速席卷全省鎊地。
清政一府能夠控制的隻是省會太原、晉南平一陽一（今臨汾）幾座孤城①，其他府、州、縣差不多全被反清複明武裝占領。
這年四月山西巡按蔡應桂揭帖中說：“先是，石樓、永和、交城相繼告陷。
……乃各州縣報賊者日常數四，此煽彼惑，已遍滿三晉矣。
”四月初一日“又接撫臣祝世昌會揭，逆賊劉遷聚衆謀攻代州；又雲甯武賊衆攻圍忻州等情”。
陝西義軍也利用木筏、牛皮渾脫等物渡河入晉，“該職看得，三晉自三邊以至省城、汾（州）、平（一陽一）一帶，遍地皆賊，僞牌僞示，絡繹不絕。
民如鳥獸散，勢若土崩瓦解，無論郡邑之城池不能保守，而省城之重地患切垂危”②。
就在這個月裡，義軍占領汾州府城，清山西巡撫祝世昌報告：“四月十三日，賊衆至汾州府，……賊衆兵寡，退而守城，則城關大開，合城喊起，鄭名标率軍民割辮。
”清分守冀南道許養高領着永甯知州、平遙、介休二縣知縣、汾州營參将等人倉皇逃往平一陽一③。
《五台縣志》記：“順治五年冬，姜襄（瓖）踞大同，送僞劄于台人，率衆攻城。
時有劉永忠等至忻州，擁衆至台，不啻十餘萬。
”①晉東南的長治地區也全部易幟，“潞安之變，蓋因姜逆首禍，叛一黨一四起，一府八縣，相繼淪陷”②，省會太原岌岌可危。
巡撫祝世昌向朝廷求援道：“值今僞督撫姜建勳、僞劉總兵、僞司道等賊衆，秦晉合夥，失陷汾州府，擁聚十數萬，截斷省南平一陽一、潞安兩府大路，分賊安官，附近各州縣破竹瓦解，勢已決裂，此省南之賊景如此。
又省之東北五台、繁峙，劉遷、張五桂等勾連甯武衆賊盤踞忻口，攻圍崞縣，北路堵塞，音信已絕。
今晉之西北甯武、偏關、河曲、興、岚等州縣至汾州府屬延袤千裡，悉為賊據。
今省城孤懸一土，勢切危急。
……懇乞皇父攝政王俯念三晉百萬田賦之區，生靈湯火之日，危亡目下，速賜急發大兵，或敕英王、敬謹王兵馬星馳前來撲剿逆賊，尚可恢複殘疆。
稍若遲延，全晉俱隳矣。
”③ 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複明義軍在占領晉西北、晉南大片地區④後，會同晉中、晉東南的反清力量迅速接管各地政權。
四月二十六日，占領祁縣，二十八日接管武鄉，同日“沁州僞官請本州鄉紳士庶皆服明季衣冠，同詣關聖廟共議戰守。
每垛口守夫三名，十垛口生員一名。
又稱賊頭賞軍，每丁五錢，用銀五萬，未曾賞遍（可見參與沁州起義的當在十萬人以上）。
其中賊丁搶掠者枭首一十三名，當時嚴肅。
凡有投營，即賜僞職”。
二十九日，占領榆社縣。
五月初一日，義軍進入清源縣，清太原駐防滿軍曾一度來援，見“賊勢浩大”，被迫帶着知縣攜印退回省城。
初二日，義軍占領徐溝。
初五日，“西路賊大營由清源縣擁衆北來，至太原縣境晉祠，離省城四十餘裡；又據報東路賊由徐溝犯省”①。
當時，清政一府駐守太原的兵力相當有限，“太原土陲兵無幾，保會城不敢為進取計”②。
一旦省會失守，不僅政治影響極大，清廷在山西設置的政權幾乎全部瓦解。
何況，山西的抗清運動很快波及鄰省，如1649年（順治六年）六月山西義軍魏世駿等派出一支軍隊進入河南，接管了武安、林縣、涉縣，任命了知縣、守備等文武官員③。
多爾衮深知局勢的險惡，他不敢撤出包圍大同的兵力來鎮壓遍及山西各地的反清烽火，以免放虎出柙，使山西反清盟主姜瓖同其他各部彙成一片，隻好從京師一抽一調一切可用的滿、蒙、漢軍投入山西戰場。
除了英親王阿濟格、敬謹親王尼堪領軍圍困大同外，被調往山西作戰的還有端重親王博洛、承澤親王碩塞、多羅親王滿達海、多羅郡王瓦克達。
至于康熙初年專一政的鳌拜不過是随軍偏裨而已。
此外，陝西方面還有平西王吳三桂、固山額真李國翰、陝西三邊總督孟喬芳等人領軍配合作戰。
列出上述清将名單，不難發現多爾衮決心孤注一擲，一精一兵猛将幾乎全部派往山西。
熟悉清初曆史的人都知道，入關以來的領軍統帥豫親王多铎在順治六年三月病死，肅親王豪格已經罪廢幽禁，鄭親王濟爾哈朗在姜瓖反清以前同勒克德渾統兵往征湖南，到七年正月才返回北京。
其他能帶兵的親王、郡王幾乎全部帶領八旗子弟雲集山西。
值得注意的是，阿濟格、博洛、尼堪等人都曾經是獨檔一面的統帥，而在山西戰場上扮演的隻是前線指揮官。
留守北京的卻是剛從江西凱旋回來的譚泰、何洛會兩名固山額真。
六年八月，多爾衮感到京師地區兵力過于單薄，下令端重親王博洛“酌撤閑駐兵還京”。
博洛報告：“太原、平一陽一、汾州三府屬州縣雖漸收複，然未複者尚多，恐撤兵後，賊乘虛襲據，應仍留守禦。
”①多爾衮勉強同意了。
曆來治史者談及南明，大抵着眼于南方，對姜瓖、王永強等人的反清複明運動注意不夠。
這反映了他們不大了解當時全國的形勢，很可能是受南明史籍影響過深。
永曆朝廷雖然在口頭上以複明自任，但情報不明，從來沒有一個高瞻遠矚的戰略計劃。
在南明方面的史籍裡除了看到幾條姜瓖的記載以外，對山、陝各地風起雲湧的大範圍、大規模反清運動顯得非常隔膜，對清廷的一精一兵猛将全部調往山西、其他地方兵力單薄的窘境更是一無所知。
永曆朝廷在全國反清複明運動處于高一潮的時候，隻知道江西、湖廣戰局逆轉，金聲桓、王得仁、李成棟、何騰蛟遇難，陷于張皇失措之中。
永曆君臣完全不了解譚泰、何洛會在穩定江西局勢後不敢深入廣東而撤兵北返，濟爾哈朗、勒克德渾出兵湖南原定目标是追剿李錦等為首的忠貞營，由于明督師閣部何騰蛟為争功而瞎指揮，糊裡糊塗地被清軍擒殺，濟爾哈朗等趁勢暫時穩定了湖南局勢，顧不上原定目标就匆忙回京①的原因。
兩路清軍的北撤很明顯是清廷為了加強京畿根本之地，永曆朝廷沉浸于金、王、李、何覆亡的悲痛之中，慶幸清軍未乘勝直下廣東、廣西，不知道這時正是清廷最吃緊的時刻。
在将近一年時間裡，朱由榔、瞿式耜、杜永和、陳邦傅等人又昏天黑地地過起太平生活，局促于兩廣之地勾心鬥角。
“時舉朝醉夢，有假為吳三桂反正疏及南京反正書者，謂四方好音日至”②。
直到清廷派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率軍南下，才如夢初醒，亂作一一團一。
南明君臣的閉目塞聽、得過且過，由此可見一斑。
憑借這種朝廷要實現抗清複明的大任，無異癡人說夢。
姜瓖、劉遷、王永強、虞胤等人的抗清鬥争一方面證明清朝在北方的統治遠未穩固，另一方面又證明滿洲八旗兵的作戰能力相當有限。
從江西、廣東反正後永曆朝廷及時封爵拜官，而山西、陝西的各支義軍首領大抵是遙奉明廷，自稱大将軍、大學士、巡撫、總兵，永曆朝廷似乎隻知道姜瓖在大同反清，其他就不甚了了。
山河阻隔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後來孫可望、李定國、魯監國、鄭成功等經常派密使深入清統治區聯絡各地潛伏的義士，相形之下永曆朝廷的目光短淺實在令人驚異。
永曆朝廷既是這樣無能，清廷才能放心大膽地集中兵力鎮壓晉、陝義軍。
姜瓖反清後，清廷歸罪于宣大總督耿焞未能事先防範，把他革職①，由佟養量接任。
佟養量帶領所部山東兵進攻代州一帶的劉遷部，先後在平刑（平型關）、雁門擊敗劉軍，劉遷率領部衆退入五台山區扼險據守。
清軍憑借優勢兵力在降将引路下翻山越嶺逐寨進攻，把劉遷部壓縮到一個狹小的山區②。
最後在黃香寨激戰，劉遷父子陣亡③。
代州地區複明武裝的覆敗，解除了圍困大同清軍的背面威脅，初步使山西戰局變得對清方有利。
到1649年（順治六年）六月，清軍雖然攻克了山西部分州縣，形勢有所好轉，多爾衮耽心在山西被牽制的兵力太多，曠日持久必将影響全國，于是他決定再次親征大同。
離京前夕召集朝廷各衙門滿、漢官員作了一番解釋，說：“予之行也，非以諸王大臣不勝其任，但恐行師之際擾及良民，故為親行。
”①這種不成理由的說法隻是為了掩蓋他内心的焦慮。
多爾衮的第二次親征曆時一個多月，八月間回京時他本人并沒有取得什麼戰果。
但是，清廷差不多把全部一精一銳兵力投入山西戰場，當地的複明勢力終于招架不住了。
大同城裡的糧食消耗已盡，“兵民饑餓，死亡殆盡，餘兵無幾”②。
在外援無望的情況下，姜瓖部下的總兵楊振威變節，暗中派人出城向圍城清軍接洽投降。
八月二十八日，楊振威帶領六百餘名官兵叛變，殺害姜瓖與其兄姜琳、弟姜有光，持首級出城投降③。
次日，清軍入城。
多爾衮得到報告後，下令除楊振威的官兵家屬外，大同城内的“官吏兵民盡行誅之”。
由于圍攻八月之久始終攻不下這座堅城，多爾衮傳谕把城牆高度拆除五尺，借以洩憤。
在這前後，征西大将軍和碩親王滿達海軍攻克朔州、馬邑等處，明甯武總兵劉偉等投降。
定西大将軍端重親王博洛軍攻克孝義、平遙、遼州、榆社等處。
陝西總督孟喬芳和戶部侍郎額色帶領滿漢兵渡過黃河攻克蒲州、臨晉、河津、解州、猗氏等處，義軍首領白璋在榮河陣亡①。
九月二十二日，陝西清軍攻克運城，明義軍元帥韓昭宣陣亡，戰死官兵一萬餘人，“一屍一滿街衢”；另一位首領虞胤乘亂逃出②。
同月，博洛、滿達海二親王會兵合攻汾州。
十三日夜間，用紅衣大炮猛轟北關，第二天從城牆坍塌處沖入城内，義軍所設巡撫姜建勳、布政使劉炳然突圍出城後被清軍擒殺。
由于清軍攻破汾州後把城中百姓屠戮一空，岚縣、永甯州（今離石縣）紳士惟恐同歸于盡，把義軍委派的知縣、知州綁赴軍前，開城投降③。
十月初四日，滿達海軍用紅衣大炮攻破太谷縣；初十日占領沁州，接着又攻克潞安（今長治市）④。
十一月，博洛率領鎮國公韓岱、固山額真石廷柱、左夢庚等部在澤州（今晉城）擊敗反清義師，義軍部院陳杜、監軍道何守忠、守将張鬥光等被擒殺①。
這時，山西大勢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