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北方各省的反清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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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臣、衛士龍，守備李豪、張嵩，閑散官丁啟睿（原明崇祯朝總督）等坐與賊一黨一王道士通謀，并其兄弟及子，俱伏誅”②。
劉澤清是同山東地方勢力聯合反清，王道士案則是以弘光朝文武官員為主串通河南反清勢力進行密謀③。
這兩個事件雖然都被清政一府破獲，參與人員均遭捕殺，然而聯系到1649年（順治五年）金聲桓、李成棟、姜瓖、王永強、丁一柄一棟、米喇印等人的反清，說明了一個事實，就是這些人降清以後不僅受到滿洲貴族的歧視，而且察覺清廷實力有限，認為大可一試身手。
①《明清史料》丙編，第五本，第四二八頁，《山東巡撫方大猷揭帖》。
①閻爾梅《閻古古文集》附張相文撰《閻古古年譜》。
②乾隆二十三年《高苑縣志》卷十《災祥》。
順治四年六月兵部揭帖，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七本，第六○二頁。
③康熙三十二年《新城縣志》卷十《災祥》。
④順治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山東巡撫張儒秀“為塘報長山縣被賊失陷事”題本，見《明清檔案》第七冊，A7—9号。
①孫之獬領先剃發确有其事，順治二年八月十七日在攝政王多爾衮面前展開一場競争時，就曾提到“孫之獬于衆人未剃發之前，即行剃發；舉家男婦皆效滿裝”。
見《清世祖實錄》卷二十。
②順治四年九月山東巡撫張儒秀揭帖，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七本，第六二二頁；同伴影印本見《明清檔案》第六冊，A6—122号。
參見順治四年九月初二日兵部尚書阿尼哈堪題本，見《明清檔案》第六冊，A6—95号。
“種發”事見談遷《北遊錄》紀聞下《辮發》條。
③《顧亭林詩集彙注》卷一。
按，此書解題雲：“是年九月，丁可澤勾一引謝遷等陷淄川，擒之獬，支解死”，誤，當為六月。
①乾隆八年《淄川縣志》卷三《兵事》。
②乾隆二十一年《曹州府志》《雜志》；康熙十一年《濮州志》卷一《年紀》。
按光緒《濮州志》《兵事》寫作曹縣土寇張七、任複一性一。
任複一性一大概就是任七。
③據康熙十三年《曹州志》卷二十《雜志》，李化鲸，号仁宇，城武縣人，明末曾任地方捕快，順治初年被清山東地方官員委任軍職，以合法身分掌握了一小支武裝。
④順治五年十月刑部尚書吳達海等題本稿殘件，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七本，第六九八一七○○頁。
①前引康熙十三年《曹州志》記，李化鲸招納亡命，“糾一黨一謀逆，求得宗姓者擁戴之，僞稱公侯。
于是年秋七月令其一黨一先舉兵反，陷曹縣、定陶及城武，次攻曹州，化鲸為内應，殺憲使黃，劫州庫。
居三日，分其一黨一北攻濮，東攻钜野，而自率大衆西攻東明，皆弗克。
旋為大兵破，走據曹邑。
築長圍困之。
城潰，一黨一與皆盡屠戮，執化鲸俘京師，伏誅。
”參見康熙十一年《重修大名府志》卷六《年紀新志》；鹹豐《大名府志》卷四《年紀》。
①順治五年十一月河道總督楊方興揭帖，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七本，第六九五一六九七頁。
②《清世祖實錄》卷四十。
③康熙十一年《濮州志》卷一《年紀》。
①乾隆十年《銅山縣志》卷十一，藝文。
②鹹豐九年《武定府志》卷三十四，藝文，《海豐縣令杜民祚傳》。
③道光十一年《冠縣志》卷十《紀變》。
④順治四年十一月山東巡撫張儒秀“為塘報峄縣失守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七冊，A7—22号。
⑤康熙二十四年《蒙一陰一縣志》卷八《兵燹》。
⑥康熙十二年《高唐州志》卷三《兵燹》。
⑦乾隆六年《夏津縣志》卷九《雜志·記遺》。
①順治四年十月山東巡撫張儒秀“為塘報叛賊謀攻鎮城，官兵堵禦獲捷，并報壽張失城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六冊，A6—164号。
②順治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山東臨清總兵宜永貴塘報，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三本，第二○三頁。
③順治五年正月初十日兵部尚書阿哈尼堪等題本，見《明清檔案》第七冊，A7—73号。
④順治四年十二月張儒秀“為擒斬大逆飛報捷功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七冊，A7—54号；又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七本，第六一四七頁。
①順治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山東巡撫張儒秀“為塘報堂邑失陷并報微臣掃一穴一事”題本，見《明清檔案》第六冊，A6—148号。
②《清世祖實錄》卷三十二。
③順治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刑部尚書吳達海“為密拿叛一黨一事”題本，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七本，第六一一頁。
第二節姜瓖等人領導的山西反清運動 山西省的複明運動是以大同總兵姜瓖反清揭開序幕的。
姜瓖，陝西延川縣人①，原是明朝挂鎮朔将軍印大同總兵官。
1644年三月大順軍攻克太原後，他主動派人聯絡，投降了大順政權。
同年五月，傳來了大順軍在山海關戰敗、放棄北京的消息，姜瓖又發動叛亂，殺害大順軍守将張天琳，歸附了清朝。
由于他在起兵叛亂奪得大同的時候并不了解清廷有入主中原的意圖，擁立了一個名叫朱鼎珊的明朝宗室（代藩棗強王後裔）“以續先帝之祀”，被清廷斥為“大不合理”②。
七月十五日，姜瓖不得不上疏請求原諒自己“不學無術之罪”，并且要求“解臣兵一柄一，另選賢能”，讓自己“休息田間，從此有生之日皆歌詠太平之年矣”③。
清攝政王多爾衮一面讓他繼續充當大同總兵，一面警告他“洗心易慮”，“倘仍前不悛，越分幹預，國有定法，毋自取戾”④。
這年十月，他奉命一抽一調大同地區的一精一銳兵馬跟随英親王阿濟格西征，在鎮壓陝北大順軍高一功等部時頗為賣力。
沒想到次年（1645，順治二年）七月他被叫到北京，由大學士剛林秉承攝政王多爾衮的意旨進行質訊，指責他順治元年六月初八日上表歸順清廷，七月間卻用明朝崇祯年号發給文武官員劄符，又擁戴明朝宗室棗強王，“此罪不小”。
姜瓖跪在地上解釋清兵入關之初人心未定，不得不采取一些權宜之計，“原不敢有二心”。
剛林又無中生有地斥責他“去年冬英王西征路出大同，你心生疑慮”。
最後，才宣布：“今大清恩寬，王上令旨許功罪相準，往事并不追究。
着你仍鎮大同，洗心滌慮，竭力盡心，以報國家大恩。
”姜瓖自以為不費清朝一兵一卒，把大同地區拱手獻給了清廷，接着又在陝西榆林擊敗大順軍，不僅功高無賞，反而備受猜疑。
他一肚子怨氣，但又不得不“叩頭謝恩”①。
這以後的三年裡，清廷對陝南、四川用兵，曾多次征發山西的人力、物力，加重了官民的負擔。
1647年（順治四年）三月，清廷下令“在京官員三品以上，在外官員總督、巡撫、總兵”各“送親子一人入朝侍衛，以習滿洲禮儀，察試才能，授以任使”。
這顯然具有人質的用意。
姜瓖接到兵部傳旨後不敢怠慢，把長子姜之升送往北京②。
1648年（順治五年）十一月，蒙古喀爾喀部二楚虎爾犯邊。
清攝政王多爾衮召集諸王、大臣會議，決定派英親王阿濟格、端重親王博洛、承澤郡王碩塞、多羅郡王瓦克達等領兵戍守大同，加強這一地區的防務。
姜瓖對清朝統治者崇滿歧漢政策早已心懷不滿，這時又正是在江西金聲桓、廣東李成棟反清之後，清廷對手握軍權的漢族将領猜忌甚深，他判斷滿洲大軍雲集大同将對自己不利。
大同地區的清朝官員又奉命征集糧草，急如星火，百姓怨聲載道。
于是，姜瓖在十二月初三日乘宣大總督耿焞等人出城驗草的機會，突然關閉城門，下令“易冠服”，自稱大将軍，公開揭起了反清的旗幟①。
耿焞逃往一陽一和，家屬被姜瓖處死。
阿濟格聞訊，連夜進兵，于初四日到達大同城下②。
姜瓖反清以後，“飛檄安官，朔（州）、渾（源）一帶俱受僞劄”③。
阿濟格在十二月間的報告中說：“叛者不止大同，其附近十一城皆叛。
”④大同舉義後，山西各地的漢族官紳紛紛響應。
晉西北，“明廢弁萬練乘變襲踞偏關，瓖即以練為僞偏關道。
甯武、岢岚、保德相繼失守。
劉遷者，亦明廢弁也，糾亡命，受僞左大将軍職，略雁門關及代州、繁峙、五台等邑，太原告警”⑤。
關于劉遷的情況，順治六年正月二十四日山西巡撫祝世昌塘報中說：“本院口慮雁門系大同孔道，預遣撫标右營遊擊高國盛同蒙古艾大人駐防代州。
突有明季副将劉遷詐稱起用僞總兵，僞牌僞言，日每招聚烏口（合），……。
初十日，逆賊劉遷果率領馬步賊約有萬餘将代州圍困十一日，竟入關廂。
”高、艾見“賊衆兵寡”，“密差役前往大同英王一爺駕前清兵”。
① 晉中，《定襄縣志》記載：“五台、忻州、盂縣皆授姜瓖僞劄，轉相煽惑，醜類尚累數萬，旗幟隊伍蟻聚蜂屯。
甯武已附姜瓖。
兵備道蔺與太原參将李好賢住劄忻州、定襄，每偵賊警則引兵救援。
至九月，宣府總兵李剛奉旨剿擒高鼎，鼎負隅，每夜出，恣其劫掠。
後聽撫，賊衆漸散，鼎複據曹家寨，……倏招倏叛。
”②《靜樂縣志》也說：“時三晉草寇轉相煽惑，驅逐長令，賣降恐後。
……太原一郡全城自守者惟榆次、平定、樂平、太原、崞縣、盂縣而己。
”③ 晉東南，“汾、潞、澤、遼等郡邑小醜乘時蜂起，僞帥胡國鼎嘯聚潞安，禍連沁屬”④。
“僞将”陳杜、張鬥光等領兵攻克澤州（今晉城）。
⑤平順有姜瓖所“遣賊将牛光天破城劫庫，男婦擄掠甚多。
至十月，原任賴知縣請兵恢複，賊始滅”。
⑥ 晉西南蒲州到黃河西岸屬陝西的韓城一帶有虞胤、韓昭宣、李企晟等聞風響應，他們“私立僞韓王，行僞永曆事”⑦。
清陝西三邊總督孟喬芳向朝廷奏報：“僞六省軍門虞胤、僞總督韓昭宣、僞總兵封汝宦等克陷蒲州及蒲屬臨晉等縣，僞立永曆年号，詐稱二十八萬。
”① 在很短的時間裡，山西全省除了省會太原和少數城池外，差不多都被義師占領。
而山西的反清複明運動又迅速波及陝西等西北地區（見下節）。
從地理位置來看，山西緊一靠畿輔，形勢的風雲突變對滿洲貴族的統治中心威脅極大。
不過，山西距離永曆朝廷控制的地區相當遠，其間又被清統治區隔斷，雙方的聯絡自然比較困難。
許多南明史籍都不講以姜瓖為代表的晉、陝等地的反清複明運動，或者隻是在講時代背景時一帶而過，他們心目中的“南明史”是地道的南方擁明勢力的曆史。
然而縱觀全局，清初的複明運動并不能局限于南方，姜瓖等人領導的反清決不是一般的兵變或叛亂，而是北方複明勢力同清朝的一次大規模較量。
姜瓖起事後立即“易冠服”，各地聞風響應的軍民都以割辮為标志②，軍隊“以明旗号”相号召③，發布文告遵用永曆正朔①。
這些都說明姜瓖等人領導的晉、陝反清運動是以恢複明朝為宗旨的。
他們同永曆朝廷也有聯絡，沈佳《存信編》卷二記載，“清大同總兵姜瓖以大同來歸”。
1649年（順治六年，永曆三年）八月，永曆朝廷“遣太監馬鳴圖赍敕聯絡山西總兵姜瓖。
鳴圖漆身吞炭而行”，攜帶“以黃絹五寸方用禦寶為敕書，外用黃蠟封固為藥丸”②。
1653年（順治十年）清廷緝獲“叛一黨一”呂肖渠的罪狀就是“先投山西姜逆營内搶擄，帶有永曆僞劄前往河南”散發③。
這些零星材料（當時在山西各地張貼和頒發的用明永曆紀年的文告和劄符數量必定極為龐大，失敗後蕩滅無存罷了）證明姜瓖等人的反清不是孤立的，更不是一般的兵變，而是以擁護南明永曆朝廷為宗旨遍及全國的複明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清史稿》說，“其無所附麗而以叛聞者為姜瓖”④，完全錯誤！
姜瓖起事以後，清廷最初企圖采取招撫政策加以解決。
多爾衮當時已經自稱為皇父攝政王，想以最高統治者的身分勸說姜瓖回心轉意，他在十二月初十日派使者向姜瓖解釋阿濟格等領兵往大同是“因有事北方蒙古，……與爾等全無幹涉”，故意把姜瓖起兵反清說成隻是誤解了清廷意圖，給以下台的機會，接着宣布若能悔罪歸誠，仍将“照舊恩養”①。
然而，姜瓖反清的導火線固然同阿濟格重兵迫境有關，根本原因在于滿漢民族矛盾。
舉事之前既已遭到清廷猜忌，反清之後再圖歸順好比覆水難收，前途更不堪設想，因
劉澤清是同山東地方勢力聯合反清，王道士案則是以弘光朝文武官員為主串通河南反清勢力進行密謀③。
這兩個事件雖然都被清政一府破獲，參與人員均遭捕殺，然而聯系到1649年（順治五年）金聲桓、李成棟、姜瓖、王永強、丁一柄一棟、米喇印等人的反清，說明了一個事實，就是這些人降清以後不僅受到滿洲貴族的歧視，而且察覺清廷實力有限，認為大可一試身手。
①《明清史料》丙編，第五本，第四二八頁，《山東巡撫方大猷揭帖》。
①閻爾梅《閻古古文集》附張相文撰《閻古古年譜》。
②乾隆二十三年《高苑縣志》卷十《災祥》。
順治四年六月兵部揭帖，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七本，第六○二頁。
③康熙三十二年《新城縣志》卷十《災祥》。
④順治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山東巡撫張儒秀“為塘報長山縣被賊失陷事”題本，見《明清檔案》第七冊，A7—9号。
①孫之獬領先剃發确有其事，順治二年八月十七日在攝政王多爾衮面前展開一場競争時，就曾提到“孫之獬于衆人未剃發之前，即行剃發；舉家男婦皆效滿裝”。
見《清世祖實錄》卷二十。
②順治四年九月山東巡撫張儒秀揭帖，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七本，第六二二頁；同伴影印本見《明清檔案》第六冊，A6—122号。
參見順治四年九月初二日兵部
“種發”事見談遷《北遊錄》紀聞下《辮發》條。
③《顧亭林詩集彙注》卷一。
按，此書解題雲：“是年九月，丁可澤勾一引謝遷等陷淄川，擒之獬，支解死”，誤，當為六月。
①乾隆八年《淄川縣志》卷三《兵事》。
②乾隆二十一年《曹州府志》《雜志》；康熙十一年《濮州志》卷一《年紀》。
按光緒《濮州志》《兵事》寫作曹縣土寇張七、任複一性一。
任複一性一大概就是任七。
③據康熙十三年《曹州志》卷二十《雜志》，李化鲸，号仁宇，城武縣人，明末曾任地方捕快，順治初年被清山東地方官員委任軍職，以合法身分掌握了一小支武裝。
④順治五年十月刑部尚書吳達海等題本稿殘件，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七本，第六九八一七○○頁。
①前引康熙十三年《曹州志》記，李化鲸招納亡命，“糾一黨一謀逆，求得宗姓者擁戴之，僞稱公侯。
于是年秋七月令其一黨一先舉兵反，陷曹縣、定陶及城武，次攻曹州，化鲸為内應，殺憲使黃，劫州庫。
居三日，分其一黨一北攻濮，東攻钜野，而自率大衆西攻東明，皆弗克。
旋為大兵破，走據曹邑。
築長圍困之。
城潰，一黨一與皆盡屠戮，執化鲸俘京師，伏誅。
”參見康熙十一年《重修大名府志》卷六《年紀新志》；鹹豐《大名府志》卷四《年紀》。
①順治五年十一月河道總督楊方興揭帖，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七本，第六九五一六九七頁。
②《清世祖實錄》卷四十。
③康熙十一年《濮州志》卷一《年紀》。
①乾隆十年《銅山縣志》卷十一，藝文。
②鹹豐九年《武定府志》卷三十四，藝文，《海豐縣令杜民祚傳》。
③道光十一年《冠縣志》卷十《紀變》。
④順治四年十一月山東巡撫張儒秀“為塘報峄縣失守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七冊，A7—22号。
⑤康熙二十四年《蒙一陰一縣志》卷八《兵燹》。
⑥康熙十二年《高唐州志》卷三《兵燹》。
⑦乾隆六年《夏津縣志》卷九《雜志·記遺》。
①順治四年十月山東巡撫張儒秀“為塘報叛賊謀攻鎮城，官兵堵禦獲捷，并報壽張失城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六冊，A6—164号。
②順治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山東臨清總兵宜永貴塘報，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三本，第二○三頁。
③順治五年正月初十日兵部尚書阿哈尼堪等題本，見《明清檔案》第七冊，A7—73号。
④順治四年十二月張儒秀“為擒斬大逆飛報捷功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七冊，A7—54号；又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七本，第六一四七頁。
①順治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山東巡撫張儒秀“為塘報堂邑失陷并報微臣掃一穴一事”題本，見《明清檔案》第六冊，A6—148号。
②《清世祖實錄》卷三十二。
③順治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刑部尚書吳達海“為密拿叛一黨一事”題本，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七本，第六一一頁。
第二節姜瓖等人領導的山西反清運動 山西省的複明運動是以大同總兵姜瓖反清揭開序幕的。
姜瓖，陝西延川縣人①，原是明朝挂鎮朔将軍印大同總兵官。
1644年三月大順軍攻克太原後，他主動派人聯絡，投降了大順政權。
同年五月，傳來了大順軍在山海關戰敗、放棄北京的消息，姜瓖又發動叛亂，殺害大順軍守将張天琳，歸附了清朝。
由于他在起兵叛亂奪得大同的時候并不了解清廷有入主中原的意圖，擁立了一個名叫朱鼎珊的明朝宗室（代藩棗強王後裔）“以續先帝之祀”，被清廷斥為“大不合理”②。
七月十五日，姜瓖不得不上疏請求原諒自己“不學無術之罪”，并且要求“解臣兵一柄一，另選賢能”，讓自己“休息田間，從此有生之日皆歌詠太平之年矣”③。
清攝政王多爾衮一面讓他繼續充當大同總兵，一面警告他“洗心易慮”，“倘仍前不悛，越分幹預，國有定法，毋自取戾”④。
這年十月，他奉命一抽一調大同地區的一精一銳兵馬跟随英親王阿濟格西征，在鎮壓陝北大順軍高一功等部時頗為賣力。
沒想到次年（1645，順治二年）七月他被叫到北京，由大學士剛林秉承攝政王多爾衮的意旨進行質訊，指責他順治元年六月初八日上表歸順清廷，七月間卻用明朝崇祯年号發給文武官員劄符，又擁戴明朝宗室棗強王，“此罪不小”。
姜瓖跪在地上解釋清兵入關之初人心未定，不得不采取一些權宜之計，“原不敢有二心”。
剛林又無中生有地斥責他“去年冬英王西征路出大同，你心生疑慮”。
最後，才宣布：“今大清恩寬，王上令旨許功罪相準，往事并不追究。
着你仍鎮大同，洗心滌慮，竭力盡心，以報國家大恩。
”姜瓖自以為不費清朝一兵一卒，把大同地區拱手獻給了清廷，接着又在陝西榆林擊敗大順軍，不僅功高無賞，反而備受猜疑。
他一肚子怨氣，但又不得不“叩頭謝恩”①。
這以後的三年裡，清廷對陝南、四川用兵，曾多次征發山西的人力、物力，加重了官民的負擔。
1647年（順治四年）三月，清廷下令“在京官員三品以上，在外官員總督、巡撫、總兵”各“送親子一人入朝侍衛，以習滿洲禮儀，察試才能，授以任使”。
這顯然具有人質的用意。
姜瓖接到兵部傳旨後不敢怠慢，把長子姜之升送往北京②。
1648年（順治五年）十一月，蒙古喀爾喀部二楚虎爾犯邊。
清攝政王多爾衮召集諸王、大臣會議，決定派英親王阿濟格、端重親王博洛、承澤郡王碩塞、多羅郡王瓦克達等領兵戍守大同，加強這一地區的防務。
姜瓖對清朝統治者崇滿歧漢政策早已心懷不滿，這時又正是在江西金聲桓、廣東李成棟反清之後，清廷對手握軍權的漢族将領猜忌甚深，他判斷滿洲大軍雲集大同将對自己不利。
大同地區的清朝官員又奉命征集糧草，急如星火，百姓怨聲載道。
于是，姜瓖在十二月初三日乘宣大總督耿焞等人出城驗草的機會，突然關閉城門，下令“易冠服”，自稱大将軍，公開揭起了反清的旗幟①。
耿焞逃往一陽一和，家屬被姜瓖處死。
阿濟格聞訊，連夜進兵，于初四日到達大同城下②。
姜瓖反清以後，“飛檄安官，朔（州）、渾（源）一帶俱受僞劄”③。
阿濟格在十二月間的報告中說：“叛者不止大同，其附近十一城皆叛。
”④大同舉義後，山西各地的漢族官紳紛紛響應。
晉西北，“明廢弁萬練乘變襲踞偏關，瓖即以練為僞偏關道。
甯武、岢岚、保德相繼失守。
劉遷者，亦明廢弁也，糾亡命，受僞左大将軍職，略雁門關及代州、繁峙、五台等邑，太原告警”⑤。
關于劉遷的情況，順治六年正月二十四日山西巡撫祝世昌塘報中說：“本院口慮雁門系大同孔道，預遣撫标右營遊擊高國盛同蒙古艾大人駐防代州。
突有明季副将劉遷詐稱起用僞總兵，僞牌僞言，日每招聚烏口（合），……。
初十日，逆賊劉遷果率領馬步賊約有萬餘将代州圍困十一日，竟入關廂。
”高、艾見“賊衆兵寡”，“密差役前往大同英王一爺駕前清兵”。
① 晉中，《定襄縣志》記載：“五台、忻州、盂縣皆授姜瓖僞劄，轉相煽惑，醜類尚累數萬，旗幟隊伍蟻聚蜂屯。
甯武已附姜瓖。
兵備道蔺與太原參将李好賢住劄忻州、定襄，每偵賊警則引兵救援。
至九月，宣府總兵李剛奉旨剿擒高鼎，鼎負隅，每夜出，恣其劫掠。
後聽撫，賊衆漸散，鼎複據曹家寨，……倏招倏叛。
”②《靜樂縣志》也說：“時三晉草寇轉相煽惑，驅逐長令，賣降恐後。
……太原一郡全城自守者惟榆次、平定、樂平、太原、崞縣、盂縣而己。
”③ 晉東南，“汾、潞、澤、遼等郡邑小醜乘時蜂起，僞帥胡國鼎嘯聚潞安，禍連沁屬”④。
“僞将”陳杜、張鬥光等領兵攻克澤州（今晉城）。
⑤平順有姜瓖所“遣賊将牛光天破城劫庫，男婦擄掠甚多。
至十月，原任賴知縣請兵恢複，賊始滅”。
⑥ 晉西南蒲州到黃河西岸屬陝西的韓城一帶有虞胤、韓昭宣、李企晟等聞風響應，他們“私立僞韓王，行僞永曆事”⑦。
清陝西三邊總督孟喬芳向朝廷奏報：“僞六省軍門虞胤、僞總督韓昭宣、僞總兵封汝宦等克陷蒲州及蒲屬臨晉等縣，僞立永曆年号，詐稱二十八萬。
”① 在很短的時間裡，山西全省除了省會太原和少數城池外，差不多都被義師占領。
而山西的反清複明運動又迅速波及陝西等西北地區（見下節）。
從地理位置來看，山西緊一靠畿輔，形勢的風雲突變對滿洲貴族的統治中心威脅極大。
不過，山西距離永曆朝廷控制的地區相當遠，其間又被清統治區隔斷，雙方的聯絡自然比較困難。
許多南明史籍都不講以姜瓖為代表的晉、陝等地的反清複明運動，或者隻是在講時代背景時一帶而過，他們心目中的“南明史”是地道的南方擁明勢力的曆史。
然而縱觀全局，清初的複明運動并不能局限于南方，姜瓖等人領導的反清決不是一般的兵變或叛亂，而是北方複明勢力同清朝的一次大規模較量。
姜瓖起事後立即“易冠服”，各地聞風響應的軍民都以割辮為标志②，軍隊“以明旗号”相号召③，發布文告遵用永曆正朔①。
這些都說明姜瓖等人領導的晉、陝反清運動是以恢複明朝為宗旨的。
他們同永曆朝廷也有聯絡，沈佳《存信編》卷二記載，“清大同總兵姜瓖以大同來歸”。
1649年（順治六年，永曆三年）八月，永曆朝廷“遣太監馬鳴圖赍敕聯絡山西總兵姜瓖。
鳴圖漆身吞炭而行”，攜帶“以黃絹五寸方用禦寶為敕書，外用黃蠟封固為藥丸”②。
1653年（順治十年）清廷緝獲“叛一黨一”呂肖渠的罪狀就是“先投山西姜逆營内搶擄，帶有永曆僞劄前往河南”散發③。
這些零星材料（當時在山西各地張貼和頒發的用明永曆紀年的文告和劄符數量必定極為龐大，失敗後蕩滅無存罷了）證明姜瓖等人的反清不是孤立的，更不是一般的兵變，而是以擁護南明永曆朝廷為宗旨遍及全國的複明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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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爾衮當時已經自稱為皇父攝政王，想以最高統治者的身分勸說姜瓖回心轉意，他在十二月初十日派使者向姜瓖解釋阿濟格等領兵往大同是“因有事北方蒙古，……與爾等全無幹涉”，故意把姜瓖起兵反清說成隻是誤解了清廷意圖，給以下台的機會，接着宣布若能悔罪歸誠，仍将“照舊恩養”①。
然而，姜瓖反清的導火線固然同阿濟格重兵迫境有關，根本原因在于滿漢民族矛盾。
舉事之前既已遭到清廷猜忌，反清之後再圖歸順好比覆水難收，前途更不堪設想，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