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吳勝兆、王光泰等的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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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7年是永曆改元的第一年，呈現在朱由榔面前的圖景是非常黯淡的，清兵步步進一逼一，險象畢露；南明方面雖然還有幾個正直老臣如瞿式耜、何騰蛟、堵胤錫勉強支撐着殘山剩水，也不過苟延殘喘而已。
永曆二年（1648）的元旦，朱由榔在桂林行宮裡接受了臣工的朝賀。
參加慶典的官員寥寥可數，更增添了冷落的氣氛。
朱由榔下诏給占據四川各地的軍閥封爵，如趙榮貴為定随侯，王祥為榮昌侯，袁韬為定西侯，楊展為廣元伯，李占春為綦江伯，于大海為武隆伯，侯天錫為永甯伯，武大定為犁庭侯，其他兵力較少的軍閥如三譚（譚文、譚弘、譚詣）之流也授以挂印将軍的官銜①。
采取這個舉動，不過是把實際上控制不了的四川各鎮在名義上加以籠絡，借以掩蓋由于湖南全省淪入清方之手造成的人心離散局面。
正月下旬，清軍由湖南攻入廣西，連克靈川、興安。
南安侯郝永忠見桂林危急，催促永曆帝趕快南遷。
三月初十日，朱由榔逃到南甯時，跟随的臣子不過大學士嚴起恒、吳貞毓、王化澄、蕭琦等七人而已②。
盡避在瞿式耜組織下挫敗了進犯桂林的清軍，暫時穩定了局勢，但是永曆朝廷所能控制的廣西一省防禦力量的薄弱也暴露無遺了。
在前途渺茫的境況下，忽然“于無聲處聽驚雷”，喜訊接二連三傳來，給永曆朝廷帶來了無限的欣慰，看來中興有望了。
這就是1648年（順治五年、永曆二年）正月二十七日金聲桓、王得仁在江西南昌反正歸明；三月十七日李成棟在廣州反清；十二月初三日姜瓖在山西大同反正。
這三個事件都可以說是震驚全國的大變，事變的發生不是偶然的。
金聲桓、李成棟、姜瓖等人都是明朝的總兵，投降清朝以後憑借手中實力為滿洲貴族平定地方立下了汗馬功勞。
可是在清廷重滿輕漢、重遼東舊人輕入關後歸附人員的歧視政策下，他們不僅功高無賞、升官無望，而且受到清廷的猜疑和文官的壓制，大有動辄獲咎之慨。
何況在投靠清朝的三年左右時間裡，他們多少摸清了滿洲貴族的實力并不像清朝統治者自己吹得那麼神；各地漢族紳民反清的運動和思潮也使他們不能無動于衷。
“蓄之既久，其發必速”，他們先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揭起了反清複明的旗幟，割辮複制，在很短的時間裡就造成全國形勢風雲突變。
在叙述金聲桓、李成棟、姜瓖反清的經過以前，應當首先談談吳勝兆和王光泰兄弟的反清活動。
這不僅是因為吳勝兆、王光泰兄弟起兵在前，而且還應考慮到吳勝兆同李成棟曾經在吳松共事；王光泰兄弟的起兵和清廷的窮于應付，無疑對金聲桓、李成棟、姜瓖等人的相繼而起具有不可低估的影響。
實際上，在二王以前，還有陝西的賀珍等人揭幟抗清，但賀珍是大順軍部将，情況稍有不同。
①沈佳《存信編》卷二。
②華複蠡《兩廣紀略》；何是非《風倒梧桐記》卷一。
第一節吳勝兆反清和陳子龍等人的遇難 1647年（順治四年、永曆元年）四月十六日，在蘇州發生了蘇松提督吳勝兆反清複明的事件。
吳勝兆，遼東人①，曾經在明朝軍中任指揮；降清後跟随多铎大軍南下，順治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到蘇州就任蘇松常鎮提督。
順治三年正月，太湖義師攻破吳江縣，吳勝兆帶兵進剿，在縣城内外大肆搶掠，“遠近怨聲沸騰”，閩浙總督張存仁上疏參劾，清廷給他罰俸六個月的處分，吳勝兆因此“心甚怏怏，每懷異念”②。
在掃蕩太湖等地的抗清武裝時，他招降了不少義軍首領，兵力大增，又與同駐蘇州的清江甯巡撫土國寶摩一擦甚多。
土國寶密報駐于江甯（南京）的内院大學士洪承疇，說吳勝兆招降納叛，心懷不軌。
洪承疇認為這是巡撫和提督之間的矛盾，命吳勝兆于順治三年七月初八日移鎮松江。
吳勝兆受到土國寶的排擠，内心更加不滿。
他部下的參謀戴之俊（字務公，長洲生員）、吳著等人原是抗清義師首領，乘機勸他反清複明。
吳勝兆後來供稱： 順治四年三月内，有戴之俊前向勝兆吓稱：“蘇州拿了錢謙益，說他謀反，随後就有十二個人來拿提督。
你今官已沒了，拿到京裡有甚好處？我今替你開個後門，莫如通了海外，教他一面進兵，這裡收拾人馬，萬一有人來拿，你已有準備。
”勝兆又不合回稱：“我今力單，怎麼出海？”戴之俊回雲：“有一原任兵科陳子龍，他與海賊黃斌卿極厚，央他寫書一封，事必妥當。
”勝兆又不合允從，即令戴之俊前向陳子龍求書。
子龍即發書一封，内大意雲：“勝兆在敝府做官極好，今有事相通，難形紙筆，可将勝兆先封為伯，後俟功成再加升賞，其餘不便盡言，來将盡吐其詳”等語，将書封付戴之俊回見。
勝兆遂不合與李魁、吳著等及在官（按，明清術語“在官”意為已被捕“在押”）陸冏、左帥、劉承高，并勝兆舅子林可進、親弟吳勝秦、族侄吳奇，先逃今投到馬雄及脫逃未獲顧有成等各不合商謀。
勝兆說：“我如今手下有兵馬四千号，要取蘇、松不難，海外黃斌卿兵馬亦不便前往，隻要分兵一枝到江一陰一，一枝劄鎮江海口，牽制江甯兵馬，我便好取蘇州，然後會齊水陸并進，往江甯去。
”① 陳子龍是明末複社钜子，以經世緻用自命，在紳衿中有很大的影響，清軍南下後他積極參加抗清運動。
戴之俊的來訪立即得到他的支持。
他不僅慨然允諾利用過去任紹興府推官時同昌國參将黃斌卿的舊交寫信牽線搭橋②，還請友人夏之旭作代表去見吳勝兆，鼓勵他反戈易幟③。
當時，據守舟山的明軍主要是隆武帝所封肅虜侯黃斌卿的部隊，魯監國部将定西侯張名振以及總督浙直水師戶部左侍郎沈廷揚、監軍張煌言等也有一部分軍隊駐于該地。
開初，黃斌卿不願出兵接應；沈廷揚、張名振、張煌言和給事中徐孚遠、禦史馮京第等人都認為機不可失，力主出兵。
黃斌卿難違衆議，同意派部分兵将參與接應。
張名振等人立即用銀鑄造監國魯王頒隆武三年“平江将軍之印”一顆，另有封定吳伯加平江大将軍敕書一道，交密使帶回授予吳勝兆，并且告訴他将另行“補鑄伯印赍來”①。
在密信中約定四月十五、十六日舟山海師進抵吳淞，同吳勝兆内外配合，共襄複明大業。
吳勝兆收到密信和銀印後當即按計劃而行，由戴之俊草拟了“恢複中興條約”②。
四月十六日，他以會議“下湖剿賊”事務為名，把松江府海防同知楊之易、理刑推官方重朗請到提督署内。
二更時分，吳勝兆喝令一聲：“拿了！”副将李魁立即率領官兵一擁而上，當場把楊、方二人亂刀砍死，下令文武官員割辮反清①。
吳勝兆派督标中軍副将詹世勳、左營中軍都司高永義前往海邊迎接舟山海師。
對于吳勝兆的決意反清擁明，張名振認為是一個難得的機會，隻要吳勝兆部同舟山明軍會合就可以輕易拿下松江、蘇州兩府，然後同太湖地區的抗清義師分頭出擊，有可能趁勢收複南京，推動大江南北的抗清鬥争。
因此，他和沈廷揚等帶領本部兵員和黃斌卿的一部分軍隊分乘戰船二百多艘，從舟山出發，準備按預定日期到達松江②。
不料四月十三日在崇明附近海面遇上飓風，不少船隻被洶湧的波濤掀翻③。
張名振的座船也在風一浪一中撞破，他墜入海中，抱着帆桅掙紮上岸，找到附近一座小廟藏身。
寺裡的和尚玄一是位同情複明運動的僧
永曆二年（1648）的元旦，朱由榔在桂林行宮裡接受了臣工的朝賀。
參加慶典的官員寥寥可數，更增添了冷落的氣氛。
朱由榔下诏給占據四川各地的軍閥封爵，如趙榮貴為定随侯，王祥為榮昌侯，袁韬為定西侯，楊展為廣元伯，李占春為綦江伯，于大海為武隆伯，侯天錫為永甯伯，武大定為犁庭侯，其他兵力較少的軍閥如三譚（譚文、譚弘、譚詣）之流也授以挂印将軍的官銜①。
采取這個舉動，不過是把實際上控制不了的四川各鎮在名義上加以籠絡，借以掩蓋由于湖南全省淪入清方之手造成的人心離散局面。
正月下旬，清軍由湖南攻入廣西，連克靈川、興安。
南安侯郝永忠見桂林危急，催促永曆帝趕快南遷。
三月初十日，朱由榔逃到南甯時，跟随的臣子不過大學士嚴起恒、吳貞毓、王化澄、蕭琦等七人而已②。
盡避在瞿式耜組織下挫敗了進犯桂林的清軍，暫時穩定了局勢，但是永曆朝廷所能控制的廣西一省防禦力量的薄弱也暴露無遺了。
在前途渺茫的境況下，忽然“于無聲處聽驚雷”，喜訊接二連三傳來，給永曆朝廷帶來了無限的欣慰，看來中興有望了。
這就是1648年（順治五年、永曆二年）正月二十七日金聲桓、王得仁在江西南昌反正歸明；三月十七日李成棟在廣州反清；十二月初三日姜瓖在山西大同反正。
這三個事件都可以說是震驚全國的大變，事變的發生不是偶然的。
金聲桓、李成棟、姜瓖等人都是明朝的總兵，投降清朝以後憑借手中實力為滿洲貴族平定地方立下了汗馬功勞。
可是在清廷重滿輕漢、重遼東舊人輕入關後歸附人員的歧視政策下，他們不僅功高無賞、升官無望，而且受到清廷的猜疑和文官的壓制，大有動辄獲咎之慨。
何況在投靠清朝的三年左右時間裡，他們多少摸清了滿洲貴族的實力并不像清朝統治者自己吹得那麼神；各地漢族紳民反清的運動和思潮也使他們不能無動于衷。
“蓄之既久，其發必速”，他們先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揭起了反清複明的旗幟，割辮複制，在很短的時間裡就造成全國形勢風雲突變。
在叙述金聲桓、李成棟、姜瓖反清的經過以前，應當首先談談吳勝兆和王光泰兄弟的反清活動。
這不僅是因為吳勝兆、王光泰兄弟起兵在前，而且還應考慮到吳勝兆同李成棟曾經在吳松共事；王光泰兄弟的起兵和清廷的窮于應付，無疑對金聲桓、李成棟、姜瓖等人的相繼而起具有不可低估的影響。
實際上，在二王以前，還有陝西的賀珍等人揭幟抗清，但賀珍是大順軍部将，情況稍有不同。
①沈佳《存信編》卷二。
②華複蠡《兩廣紀略》；何是非《風倒梧桐記》卷一。
第一節吳勝兆反清和陳子龍等人的遇難 1647年（順治四年、永曆元年）四月十六日，在蘇州發生了蘇松提督吳勝兆反清複明的事件。
吳勝兆，遼東人①，曾經在明朝軍中任指揮；降清後跟随多铎大軍南下，順治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到蘇州就任蘇松常鎮提督。
順治三年正月，太湖義師攻破吳江縣，吳勝兆帶兵進剿，在縣城内外大肆搶掠，“遠近怨聲沸騰”，閩浙總督張存仁上疏參劾，清廷給他罰俸六個月的處分，吳勝兆因此“心甚怏怏，每懷異念”②。
在掃蕩太湖等地的抗清武裝時，他招降了不少義軍首領，兵力大增，又與同駐蘇州的清江甯巡撫土國寶摩一擦甚多。
土國寶密報駐于江甯（南京）的内院大學士洪承疇，說吳勝兆招降納叛，心懷不軌。
洪承疇認為這是巡撫和提督之間的矛盾，命吳勝兆于順治三年七月初八日移鎮松江。
吳勝兆受到土國寶的排擠，内心更加不滿。
他部下的參謀戴之俊（字務公，長洲生員）、吳著等人原是抗清義師首領，乘機勸他反清複明。
吳勝兆後來供稱： 順治四年三月内，有戴之俊前向勝兆吓稱：“蘇州拿了錢謙益，說他謀反，随後就有十二個人來拿提督。
你今官已沒了，拿到京裡有甚好處？我今替你開個後門，莫如通了海外，教他一面進兵，這裡收拾人馬，萬一有人來拿，你已有準備。
”勝兆又不合回稱：“我今力單，怎麼出海？”戴之俊回雲：“有一原任兵科陳子龍，他與海賊黃斌卿極厚，央他寫書一封，事必妥當。
”勝兆又不合允從，即令戴之俊前向陳子龍求書。
子龍即發書一封，内大意雲：“勝兆在敝府做官極好，今有事相通，難形紙筆，可将勝兆先封為伯，後俟功成再加升賞，其餘不便盡言，來将盡吐其詳”等語，将書封付戴之俊回見。
勝兆遂不合與李魁、吳著等及在官（按，明清術語“在官”意為已被捕“在押”）陸冏、左帥、劉承高，并勝兆舅子林可進、親弟吳勝秦、族侄吳奇，先逃今投到馬雄及脫逃未獲顧有成等各不合商謀。
勝兆說：“我如今手下有兵馬四千号，要取蘇、松不難，海外黃斌卿兵馬亦不便前往，隻要分兵一枝到江一陰一，一枝劄鎮江海口，牽制江甯兵馬，我便好取蘇州，然後會齊水陸并進，往江甯去。
”① 陳子龍是明末複社钜子，以經世緻用自命，在紳衿中有很大的影響，清軍南下後他積極參加抗清運動。
戴之俊的來訪立即得到他的支持。
他不僅慨然允諾利用過去任紹興府推官時同昌國參将黃斌卿的舊交寫信牽線搭橋②，還請友人夏之旭作代表去見吳勝兆，鼓勵他反戈易幟③。
當時，據守舟山的明軍主要是隆武帝所封肅虜侯黃斌卿的部隊，魯監國部将定西侯張名振以及總督浙直水師戶部左侍郎沈廷揚、監軍張煌言等也有一部分軍隊駐于該地。
開初，黃斌卿不願出兵接應；沈廷揚、張名振、張煌言和給事中徐孚遠、禦史馮京第等人都認為機不可失，力主出兵。
黃斌卿難違衆議，同意派部分兵将參與接應。
張名振等人立即用銀鑄造監國魯王頒隆武三年“平江将軍之印”一顆，另有封定吳伯加平江大将軍敕書一道，交密使帶回授予吳勝兆，并且告訴他将另行“補鑄伯印赍來”①。
在密信中約定四月十五、十六日舟山海師進抵吳淞，同吳勝兆内外配合，共襄複明大業。
吳勝兆收到密信和銀印後當即按計劃而行，由戴之俊草拟了“恢複中興條約”②。
四月十六日，他以會議“下湖剿賊”事務為名，把松江府海防同知楊之易、理刑推官方重朗請到提督署内。
二更時分，吳勝兆喝令一聲：“拿了！”副将李魁立即率領官兵一擁而上，當場把楊、方二人亂刀砍死，下令文武官員割辮反清①。
吳勝兆派督标中軍副将詹世勳、左營中軍都司高永義前往海邊迎接舟山海師。
對于吳勝兆的決意反清擁明，張名振認為是一個難得的機會，隻要吳勝兆部同舟山明軍會合就可以輕易拿下松江、蘇州兩府，然後同太湖地區的抗清義師分頭出擊，有可能趁勢收複南京，推動大江南北的抗清鬥争。
因此，他和沈廷揚等帶領本部兵員和黃斌卿的一部分軍隊分乘戰船二百多艘，從舟山出發，準備按預定日期到達松江②。
不料四月十三日在崇明附近海面遇上飓風，不少船隻被洶湧的波濤掀翻③。
張名振的座船也在風一浪一中撞破，他墜入海中，抱着帆桅掙紮上岸，找到附近一座小廟藏身。
寺裡的和尚玄一是位同情複明運動的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