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鄭成功起兵與魯監國在浙閩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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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鄭芝龍降清
鄭芝龍既已決定投降清朝，首先撤回防守仙霞嶺的軍隊，使清軍得以順利進入福建；接着又謊稱“海寇”侵擾他的故鄉安平，在八月間率部返回泉州①。
九月十九日，清軍未遇任何抵抗就占領了福州②。
鄭芝龍的引狼入室是為了向清方表示自己歸降的誠意，即如他在給清廷的題本中所說：“臣聞皇上入主中原，揮戈南下，夙懷歸順之心。
惟山川阻隔，又得知大兵已到，臣即先撤各地駐兵，又曉谕各府、州積貯草秣，以迎大軍。
”③但他還摸不清楚清朝将給他多大的官職和爵位，因此把兵力集中于安平一帶，作為向清廷讨價還價的資本。
清軍統帥博洛将計就計，一面派固山額真富拉克塔等統兵直一逼一南安，顯耀清朝兵威；一面讓泉州鄉紳郭必昌（曾任明朝兵部尚書，福建晉江人，同鄭芝龍關系密切）寫信招降。
鄭芝龍很不高興地說：“我懼以立王為罪耳。
既招我，何相一逼一也！”①博洛裝模作樣地“切責”了富拉克塔，下令把軍隊後撤三十裡，另外派遣内院學士額色黑等二人持書信到安平面見芝龍，信中說：“吾所以重将軍者，以将軍能立唐藩也。
人臣事主，苟有可為必竭其力；力盡不勝天，則投明而事，乘時建功，此豪傑事也。
若将軍不輔主，吾何用将軍哉！且兩粵未平，今鑄閩粵總督印以相待。
吾欲見将軍者，商地方故也。
”②鄭芝龍閱信後決定前往福州，成功對父親的所作所為頗不以為然，在這關鍵時刻更是極力勸阻。
《台灣外紀》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其子成功勸曰：“吾父總握重權，未可輕為轉念。
以兒細度，閩粵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馳驅。
若憑高恃險，設伏以禦，雖有百萬，恐一旦亦難飛過。
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開海道，興販各港，以足其饷。
然後選将練兵，号召天下，進取不難矣。
” 龍曰：“稚子妄談，不知天時時勢。
夫以天塹之隔，四鎮雄兵且不能拒敵，何況偏安一隅。
倘畫虎不成，豈不類狗乎？” 成功曰：“吾父所見者大概，未曾細料機宜，天時地利，有不同耳。
清朝兵馬雖盛，亦不能長驅而進。
我朝委系無人，文臣弄權，一旦冰裂瓦解，釀成煤山之慘。
故得其天時，排闼直入，剪除兇醜，以承大統。
迨至南都，非長江失恃，細察其故，君實非戡亂之君，臣又多庸碌之臣，遂使天下英雄飲恨，天塹難憑也。
吾父若藉其崎岖，扼其險要，則地利尚存，人心可收也。
” 龍曰：“識時務為俊傑。
今招我重我，就之必禮我。
苟與争鋒，一旦失利，搖尾乞憐，那時追悔莫及。
豎子渺視，慎毋多談。
” 成功見龍不從，牽其衣跪哭曰：“夫虎不可離山，魚不可脫淵；離山則失其威，脫淵則登時困殺。
吾父當三思而行。
” 龍見成功語繁，厭聽，拂袖而起。
這段對話不僅反映了鄭芝龍、鄭成功父子在政治上的分道揚镳，也體現了鄭成功的戰略眼光。
鄭成功和鄭鴻逵既然無法改變鄭芝龍投降清朝的決定，特别提醒他親自前往清軍大營所在的福州風險太大，不可輕率行一事。
然而，鄭芝龍自以為在福建、廣東海域擁有強大的水師，滿洲貴族的軍隊擅長騎射，缺乏水上作戰能力，勢必像明朝皇帝一樣借重于自己何況，二十年來通過壟斷海上貿易積聚的巨額财富更使他驽馬戀棧。
他不聽勸告，帶了五百名士卒在1646年（順治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到達福州，谒見貝勒博洛①。
見面之後，博洛僞裝出一副仰慕已久的樣子，對他大加贊賞，還折箭為誓，許以重用。
歡飲三天之後，博洛忽然在半夜傳令拔營回京，命鄭芝龍随軍北上。
芝龍心知中計，但已經輕入虎一穴一，随身所帶士卒被安置于别營，自己孤身一人隻好聽憑博洛擺一布了。
一位目睹其事的人記載道，當時福建各地應聘而來的明朝官紳齊集于福州，忽然接到清朝巡撫的請柬通知于次日在洪塘聚會，去了之後，“則胡笳四起，毳幕參差，兔網彌天，雉羅遍野。
聚立而嗫嚅者幾及百人。
内院、撫軍席地而坐，執冊指名，首朱胤岡（朱繼祚字），次黃跨千（黃鳴駿字），又次餘公誠，餘系南中流寓在閩，亦被羅織。
拊其背而徘徊，謂：‘此三人者非尚書、閣老乎？可随我去。
’每人一卒守之。
中有紫衣胡服者為鄭飛黃（鄭芝龍字），亦與焉。
彷徨有頃，名次及吳舊撫矣。
軍門持冊手麾曰：‘餘俱赴京聽用。
’于是諸人哄然而退，不啻鳥出籠、魚入海也。
時見兵即刻拔營起，四公竟載與俱行”①。
“神龍失勢，與蚯蚓同”，不管鄭芝龍是多麼大的一條巨鲸，一旦離開了戰艦一精一兵，就成了失水之魚。
鄭芝龍隻好委婉地向博洛求情，表示就他個人而言既然已經投降清朝，進京“面聖”正是自己的願望；不過，留在福建沿海的長子和兄弟擁有相當兵力，自己一旦進京，呼應不靈，恐怕海上從此多事。
博洛的估計同他正好相反，以為掌握了鄭芝龍，鄭氏家族群龍無首，又不能不為芝龍的安全着想，必然惟清朝之命是聽。
因此，他讓芝龍當面寫了幾封信，借以招撫鄭氏子弟和部将，并且對芝龍說：“此與爾無與，亦非吾所慮也。
”①這樣，鄭芝龍在清軍嚴密監護下被送到了北京。
1648年（順治五年），清廷食言自肥，僅授予他一等一精一奇尼哈番的空頭官銜，撥入旗下，實際上遭到軟禁②。
這段情節後來在鄭成功緻父書中有一段描寫：“當貝勒入關之時，父早已退避在家。
彼乃卑詞巧語，迎請之使，車馬不啻十往還，甚至啖父以三省王爵。
始謂一到省，便可還家；既又謂一入京便可出鎮。
今已數年矣，王爵且勿論，出鎮且勿論，即欲一返故裡亦不可得。
彼言豈可信乎？”③ 博洛回京之前，确實利用了鄭芝龍的聲望招降其舊部，奉芝龍之命降清的有武毅伯施福、澄濟伯鄭芝豹和部下總兵十員，兵将十一萬三千名④。
當李成棟由吳淞總兵奉調由浙江、福建入廣東時，清方不僅利用了鄭芝龍“平國公”的牌劄招撫了白沙、甲子等廣東東部沿海地帶，而且原屬鄭芝龍部下的總兵施郎、梁立、黃廷、成升、洪習山還由武毅伯施福帶領率兵馬五千名跟随佟養甲、李成棟進軍廣東，在撲滅順德縣“海寇”和鎮壓東莞、增城地區的張家玉抗清義師中起了不小的作用①。
直到順治五年（永曆二年）三月“□（虜）鎮撫施福、耿獻忠大小船數百号上梧州”②，即在李成棟指揮下一直攻入廣西東部，對南明的危害是相當嚴重的。
由于李成棟對南方兵将存在歧視心理，在奏疏中說從福建帶來的施郎等官兵“脆弱不堪，無資戰守”③，甚至伺機剪滅和解散。
施福、施郎、黃廷、洪習山等人過着寄人籬下的生活，忍氣吞聲，大有懷才不遇、有功不賞之感④。
順治五年李成棟反清複明，他們收到鄭成功從鼓一浪一嶼（今屬福建省廈門市）發來的邀請，決定擺脫李成棟部将潮州總兵郝尚久的控制，率部乘舟投奔鄭成功。
①《台灣外紀》卷二。
②《思文大紀》卷八記：“九月十九日，清兵至福州，從北門而入。
” ③《閩省降員鄭芝龍題本》，見《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一頁。
①徐鼒《小腆紀年》附考，卷十三。
②江日升《台灣外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七十五頁。
他書記載文字稍有出入。
順治十一年十月初一日鄭成功給其父鄭芝龍信中說：清廷所許“四府竟成畫中之餅，如演父前所得三省之故伎。
”見《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六十八頁，鄭親王濟爾哈朗題本。
①日期據計六奇《明季南略》卷八《鄭芝龍降清》條。
①華廷獻《閩海月紀》，卷二；此文亦收入《明季南略》卷八《附閩事紀》，文字略有不同。
按：據華廷獻記載，博洛脅帶鄭芝龍等“拔營起行”似在白天，與他書記載半夜有所不同。
①《明季南略》卷八《鄭芝龍降清》條。
②《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一頁有順治四年四月“閩省降員鄭芝龍題本”，說明是時尚未授職。
順治五年八月授一等一精一奇尼哈番事見《清世祖實錄》卷四十。
直到順治九年八月鄭芝龍給清廷的奏本自署官銜還是“廂黃旗正欽尼哈番”（即鑲黃旗一精一奇尼哈番），見《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第六十三頁。
謝國桢《南明史略》雲，鄭芝龍被騙到北京後清廷“隻封他為同安侯，叫他住在北京”（第一四二頁）。
按，清廷封鄭芝龍為同安侯在順治十年五月，目的是為了招撫鄭成功，上距鄭芝龍降清已過六年有餘。
③楊英《先王實錄》，陳碧笙校注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六十二頁。
④《清世祖實錄》卷三十四。
①《清世祖實錄》卷三十四；施郎（後改名施琅）、黃廷和副将洪習山在順治四年十月參加進攻增城的戰役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七本，第六三九頁，順治四年十一月初七日清兩廣總督佟養甲揭帖。
②魯可藻《嶺表紀年》。
③順治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提督總兵官李成棟揭帖，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七本，第六○一頁。
④施福曾給清廷上疏奏報“剿撫粵寇之績”，疏中自稱“總督廣東陸師原武毅伯施福”，兵部“查施福原系孛羅王（即博洛）發與佟養甲、李成棟酌用。
今據自稱總督，且廣東經制久行佟養甲議定未到，應令将施福并議于經制之内，報部覆可也。
”（順治五年閏四月兵部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八冊，A8—92号。
）從這件奏疏裡也可以看出施福等人對自己功績、地位的評價和清廷的冷遇。
第二節鄭成功的早年生活和起兵抗清 鄭成功是鄭芝龍的長子，母親是日本女子田川氏，中國文獻稱為翁氏①。
1624年（天啟四年）七月十四日鄭成功生于日本長崎縣平戶川内町千裡濱②，七歲以前随母居住日本。
1630年（崇祯三年），鄭芝龍派人把他接回福建安平，給他取名森，字明俨，号大木。
一些史籍記載1644年鄭成功曾經入南京國子監，拜讀于錢謙益門下，大木即為錢氏所賜字，如黃宗羲《賜姓始末》記：“朱成功者，鄭芝龍之子也，母為夷女，初名森，弘光時入南京太學，聞錢謙益名，贽為弟子，謙益字之曰大木。
”③鄭成功入南京國子監就讀以及同錢謙
九月十九日，清軍未遇任何抵抗就占領了福州②。
鄭芝龍的引狼入室是為了向清方表示自己歸降的誠意，即如他在給清廷的題本中所說：“臣聞皇上入主中原，揮戈南下，夙懷歸順之心。
惟山川阻隔，又得知大兵已到，臣即先撤各地駐兵，又曉谕各府、州積貯草秣，以迎大軍。
”③但他還摸不清楚清朝将給他多大的官職和爵位，因此把兵力集中于安平一帶，作為向清廷讨價還價的資本。
清軍統帥博洛将計就計，一面派固山額真富拉克塔等統兵直一逼一南安，顯耀清朝兵威；一面讓泉州鄉紳郭必昌（曾任明朝兵部
鄭芝龍很不高興地說：“我懼以立王為罪耳。
既招我，何相一逼一也！”①博洛裝模作樣地“切責”了富拉克塔，下令把軍隊後撤三十裡，另外派遣内院學士額色黑等二人持書信到安平面見芝龍，信中說：“吾所以重将軍者，以将軍能立唐藩也。
人臣事主，苟有可為必竭其力；力盡不勝天，則投明而事，乘時建功，此豪傑事也。
若将軍不輔主，吾何用将軍哉！且兩粵未平，今鑄閩粵總督印以相待。
吾欲見将軍者，商地方故也。
”②鄭芝龍閱信後決定前往福州，成功對父親的所作所為頗不以為然，在這關鍵時刻更是極力勸阻。
《台灣外紀》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其子成功勸曰：“吾父總握重權，未可輕為轉念。
以兒細度，閩粵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馳驅。
若憑高恃險，設伏以禦，雖有百萬，恐一旦亦難飛過。
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開海道，興販各港，以足其饷。
然後選将練兵，号召天下，進取不難矣。
” 龍曰：“稚子妄談，不知天時時勢。
夫以天塹之隔，四鎮雄兵且不能拒敵，何況偏安一隅。
倘畫虎不成，豈不類狗乎？” 成功曰：“吾父所見者大概，未曾細料機宜，天時地利，有不同耳。
清朝兵馬雖盛，亦不能長驅而進。
我朝委系無人，文臣弄權，一旦冰裂瓦解，釀成煤山之慘。
故得其天時，排闼直入，剪除兇醜，以承大統。
迨至南都，非長江失恃，細察其故，君實非戡亂之君，臣又多庸碌之臣，遂使天下英雄飲恨，天塹難憑也。
吾父若藉其崎岖，扼其險要，則地利尚存，人心可收也。
” 龍曰：“識時務為俊傑。
今招我重我，就之必禮我。
苟與争鋒，一旦失利，搖尾乞憐，那時追悔莫及。
豎子渺視，慎毋多談。
” 成功見龍不從，牽其衣跪哭曰：“夫虎不可離山，魚不可脫淵；離山則失其威，脫淵則登時困殺。
吾父當三思而行。
” 龍見成功語繁，厭聽，拂袖而起。
這段對話不僅反映了鄭芝龍、鄭成功父子在政治上的分道揚镳，也體現了鄭成功的戰略眼光。
鄭成功和鄭鴻逵既然無法改變鄭芝龍投降清朝的決定，特别提醒他親自前往清軍大營所在的福州風險太大，不可輕率行一事。
然而，鄭芝龍自以為在福建、廣東海域擁有強大的水師，滿洲貴族的軍隊擅長騎射，缺乏水上作戰能力，勢必像明朝皇帝一樣借重于自己何況，二十年來通過壟斷海上貿易積聚的巨額财富更使他驽馬戀棧。
他不聽勸告，帶了五百名士卒在1646年（順治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到達福州，谒見貝勒博洛①。
見面之後，博洛僞裝出一副仰慕已久的樣子，對他大加贊賞，還折箭為誓，許以重用。
歡飲三天之後，博洛忽然在半夜傳令拔營回京，命鄭芝龍随軍北上。
芝龍心知中計，但已經輕入虎一穴一，随身所帶士卒被安置于别營，自己孤身一人隻好聽憑博洛擺一布了。
一位目睹其事的人記載道，當時福建各地應聘而來的明朝官紳齊集于福州，忽然接到清朝巡撫的請柬通知于次日在洪塘聚會，去了之後，“則胡笳四起，毳幕參差，兔網彌天，雉羅遍野。
聚立而嗫嚅者幾及百人。
内院、撫軍席地而坐，執冊指名，首朱胤岡（朱繼祚字），次黃跨千（黃鳴駿字），又次餘公誠，餘系南中流寓在閩，亦被羅織。
拊其背而徘徊，謂：‘此三人者非尚書、閣老乎？可随我去。
’每人一卒守之。
中有紫衣胡服者為鄭飛黃（鄭芝龍字），亦與焉。
彷徨有頃，名次及吳舊撫矣。
軍門持冊手麾曰：‘餘俱赴京聽用。
’于是諸人哄然而退，不啻鳥出籠、魚入海也。
時見兵即刻拔營起，四公竟載與俱行”①。
“神龍失勢，與蚯蚓同”，不管鄭芝龍是多麼大的一條巨鲸，一旦離開了戰艦一精一兵，就成了失水之魚。
鄭芝龍隻好委婉地向博洛求情，表示就他個人而言既然已經投降清朝，進京“面聖”正是自己的願望；不過，留在福建沿海的長子和兄弟擁有相當兵力，自己一旦進京，呼應不靈，恐怕海上從此多事。
博洛的估計同他正好相反，以為掌握了鄭芝龍，鄭氏家族群龍無首，又不能不為芝龍的安全着想，必然惟清朝之命是聽。
因此，他讓芝龍當面寫了幾封信，借以招撫鄭氏子弟和部将，并且對芝龍說：“此與爾無與，亦非吾所慮也。
”①這樣，鄭芝龍在清軍嚴密監護下被送到了北京。
1648年（順治五年），清廷食言自肥，僅授予他一等一精一奇尼哈番的空頭官銜，撥入旗下，實際上遭到軟禁②。
這段情節後來在鄭成功緻父書中有一段描寫：“當貝勒入關之時，父早已退避在家。
彼乃卑詞巧語，迎請之使，車馬不啻十往還，甚至啖父以三省王爵。
始謂一到省，便可還家；既又謂一入京便可出鎮。
今已數年矣，王爵且勿論，出鎮且勿論，即欲一返故裡亦不可得。
彼言豈可信乎？”③ 博洛回京之前，确實利用了鄭芝龍的聲望招降其舊部，奉芝龍之命降清的有武毅伯施福、澄濟伯鄭芝豹和部下總兵十員，兵将十一萬三千名④。
當李成棟由吳淞總兵奉調由浙江、福建入廣東時，清方不僅利用了鄭芝龍“平國公”的牌劄招撫了白沙、甲子等廣東東部沿海地帶，而且原屬鄭芝龍部下的總兵施郎、梁立、黃廷、成升、洪習山還由武毅伯施福帶領率兵馬五千名跟随佟養甲、李成棟進軍廣東，在撲滅順德縣“海寇”和鎮壓東莞、增城地區的張家玉抗清義師中起了不小的作用①。
直到順治五年（永曆二年）三月“□（虜）鎮撫施福、耿獻忠大小船數百号上梧州”②，即在李成棟指揮下一直攻入廣西東部，對南明的危害是相當嚴重的。
由于李成棟對南方兵将存在歧視心理，在奏疏中說從福建帶來的施郎等官兵“脆弱不堪，無資戰守”③，甚至伺機剪滅和解散。
施福、施郎、黃廷、洪習山等人過着寄人籬下的生活，忍氣吞聲，大有懷才不遇、有功不賞之感④。
順治五年李成棟反清複明，他們收到鄭成功從鼓一浪一嶼（今屬福建省廈門市）發來的邀請，決定擺脫李成棟部将潮州總兵郝尚久的控制，率部乘舟投奔鄭成功。
①《台灣外紀》卷二。
②《思文大紀》卷八記：“九月十九日，清兵至福州，從北門而入。
” ③《閩省降員鄭芝龍題本》，見《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一頁。
①徐鼒《小腆紀年》附考，卷十三。
②江日升《台灣外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七十五頁。
他書記載文字稍有出入。
順治十一年十月初一日鄭成功給其父鄭芝龍信中說：清廷所許“四府竟成畫中之餅，如演父前所得三省之故伎。
”見《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六十八頁，鄭親王濟爾哈朗題本。
①日期據計六奇《明季南略》卷八《鄭芝龍降清》條。
①華廷獻《閩海月紀》，卷二；此文亦收入《明季南略》卷八《附閩事紀》，文字略有不同。
按：據華廷獻記載，博洛脅帶鄭芝龍等“拔營起行”似在白天，與他書記載半夜有所不同。
①《明季南略》卷八《鄭芝龍降清》條。
②《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一頁有順治四年四月“閩省降員鄭芝龍題本”，說明是時尚未授職。
順治五年八月授一等一精一奇尼哈番事見《清世祖實錄》卷四十。
直到順治九年八月鄭芝龍給清廷的奏本自署官銜還是“廂黃旗正欽尼哈番”（即鑲黃旗一精一奇尼哈番），見《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第六十三頁。
謝國桢《
按，清廷封鄭芝龍為同安侯在順治十年五月，目的是為了招撫鄭成功，上距鄭芝龍降清已過六年有餘。
③楊英《先王實錄》，陳碧笙校注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六十二頁。
④《清世祖實錄》卷三十四。
①《清世祖實錄》卷三十四；施郎（後改名施琅）、黃廷和副将洪習山在順治四年十月參加進攻增城的戰役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七本，第六三九頁，順治四年十一月初七日清兩廣總督佟養甲揭帖。
②魯可藻《嶺表紀年》。
③順治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提督總兵官李成棟揭帖，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七本，第六○一頁。
④施福曾給清廷上疏奏報“剿撫粵寇之績”，疏中自稱“總督廣東陸師原武毅伯施福”，兵部“查施福原系孛羅王（即博洛）發與佟養甲、李成棟酌用。
今據自稱總督，且廣東經制久行佟養甲議定未到，應令将施福并議于經制之内，報部覆可也。
”（順治五年閏四月兵部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八冊，A8—92号。
）從這件奏疏裡也可以看出施福等人對自己功績、地位的評價和清廷的冷遇。
第二節鄭成功的早年生活和起兵抗清 鄭成功是鄭芝龍的長子，母親是日本女子田川氏，中國文獻稱為翁氏①。
1624年（天啟四年）七月十四日鄭成功生于日本長崎縣平戶川内町千裡濱②，七歲以前随母居住日本。
1630年（崇祯三年），鄭芝龍派人把他接回福建安平，給他取名森，字明俨，号大木。
一些史籍記載1644年鄭成功曾經入南京國子監，拜讀于錢謙益門下，大木即為錢氏所賜字，如黃宗羲《賜姓始末》記：“朱成功者，鄭芝龍之子也，母為夷女，初名森，弘光時入南京太學，聞錢謙益名，贽為弟子，謙益字之曰大木。
”③鄭成功入南京國子監就讀以及同錢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