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隆武政權的作為和覆敗
關燈
小
中
大
明時都是在贛州城下屢遭挫敗，不能全力北上，詳見下文）。
①李光地《榕村續語錄》卷八記載，鄭芝龍原意是于半途邀殺何楷。
何楷見伏兵持刃突出，心知是鄭氏指使，鎮靜如常，“出謂賊曰：‘知君所欲得者，吾頭耳，毋及他人。
’伸頸命取之。
衆愕眙許時，曰：‘好一個都院，且取若耳可矣。
’割耳而去，以已殺報芝龍。
隆武聞元子（何楷字玄子，此處避康熙諱）被盜殺，哭幾日。
當時人作一對曰：‘都院無耳方得活；皇帝有口隻是啼。
’” ①《思文大紀》卷四。
②李天根《爝火錄》卷十二。
①李天根《爝火錄》卷十三；《思文大紀》卷三作：“十二月初六日，禦駕親征。
”又記“帝手敕鳳一陽一知府張以謙：朕今正位福京，志雪救民。
八月十八日，兵發五路。
十二月初六日，朕駕親征。
” ②順治二年十二月十六日金聲桓題本，見《明清檔案》第三冊，A3—177号。
第四節黃道周的出征和被俘殺 隆武帝銳意恢複，鄭芝龍卻擁兵自重，挾制朝廷，無意進取，雙方的矛盾日益激化。
首席大學士黃道周不勝憤慨，自告奮勇督兵出福建，聯絡江西，援救徽州、衢州一帶的金聲等部義軍，設法為隆武朝廷打開局面。
1645年七月二十二日，黃道周勉強拼湊了三千多名士卒踏上了征一途_0292_0①，隆武帝派趙士超為兵部職方司主事任軍前監紀。
掌握兵馬錢糧大權的鄭芝龍内心竊喜，惟恐其不去，既不撥給一精一兵，糧饷也隻支給一個月的定額。
師出不久，兵饷就接濟不上。
黃道周隻好利用自己的聲望和書法親筆書寫委任狀，沿途召募一些忠貞之士。
黃道周雖然身處多事之秋，讀過一些兵書，為《廣百将傳》作了注斷，卻隻是紙上談兵，從來沒有指揮過軍隊。
部下兵将大抵是應募而來，缺乏作戰經驗，憑着一腔熱血奮勇向前。
施郎（後改名施琅）當時充當偏裨，随同道周出征，他自稱“十七歲作賊”，憑軍事眼光看出依靠這樣一支隊伍同清朝正規軍作戰必敗無疑。
因此，他向黃道周建議，遣散隊伍，隻帶少數經過挑選的人由小路直接進入贛州，以首席大學士督師的名義節制和調遣南贛、湖廣、廣東、廣西等地總督、巡撫、總兵，會師進取。
黃道周為人迂執，不達權變，以為自己有這麼一支松松垮垮的軍隊總比沒有好，又把自己的聲望估計過高，認為所到之處必将群起響應；何況在他心目中施郎不過一介卑微末将，哪能有什麼奇謀良策。
施郎見黃道周不采納自己的意見，不願陪着他送死，徑自返回福建①。
黃道周到達徽州府境之後，朦頭轉向，直到金聲兵敗被俘，他才弄清楚原來自己的軍隊同金聲部義軍隻隔一座山。
他的兵力能不能解救金聲固然是個問題，但至少說明他情報不明，缺乏軍事才能。
金聲部既已覆敗，黃道周帶領的少數軍隊又不是清軍對手，出兵援徽的目的落了空。
他率部從徽州婺源（今屬江西省）轉入江西，一再寫信策反清江西提督金聲桓，被置之不理。
十二月二十四日清軍探聽到黃道周在婺源縣境明堂裡下營；第二天清徽甯池太提督張天祿率領甯國總兵胡茂祯、池州總兵于永绶、徽州總兵李仲興、蕪采總兵蔔從善分三路圍攻，黃道周部下士卒犧牲的有一千多人，餘衆星散，他本人和文官兵部主事趙士超、通判一毛一志潔、中書蔡雍、賴繼謹，武官遊擊朱家弟等被胡茂祯部俘虜。
②順治三年（1646）二月初二日，黃道周等被押送到南京，洪承疇勸降不成，奏報清廷後于三月初五日将他殺害①。
隆武帝得到黃道周殉難的消息，非常痛惜，追贈為文明伯，谥忠烈。
①李世熊《再上石齋黃老師書》中說：“先生之行也，召募市人才三千耳，饷不給于國帑，而資于門生故友之題助，此一時義激慷慨耳。
朝廷才給空門紮百十道以當行銀，兵事歲月未可解，義助能歲月例輸乎？空劄可當衣食易死命乎？就令士馬飽騰、人人緻命，三千未教之卒可枝住諸道分進數十萬之方張之寇乎？”見黃宗羲編《明文海》，補遺第五二三七頁。
鄭達《野史無文》卷十二《鄭成功傳》記：“道周與芝龍隙，請督師援廣信府，芝龍給赢弱卒三千以往，至則敗績。
”這兩種書記載道周出師時兵力比較可靠。
①李光地《榕村語錄續集》卷八。
②順治三年二月十九日招撫江南大學士洪承疇揭帖中說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婺源縣一都明堂裡“生擒僞閣部黃道周”的是甯國總兵胡茂祯下都司白世彥、張養忠，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二本，第一四五—一四六頁。
又《史料叢刊初編》所收順治四年七月洪承疇報“徽甯池太安慶廣德總兵将領清冊”内，不少将領有“順治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徽州婺源明堂頭敵破陣”。
①莊起俦編《漳浦黃先生年譜》卷下，見《黃漳浦集》卷首。
溫睿臨《南疆逸史》卷八《黃道周傳》說“三月七日”遇害；張岱《石匮書後集》卷三十七則記于三月十八日。
李光地記黃道周被俘後堅貞不屈、從容就義的情況頗詳細，令人肅然起敬，見《榕村語錄》卷二十二。
第五節清兵占領浙東與魯監國航海 1646年（清順治三年，明隆武二年、魯監國元年）二月十九日，清廷命多羅貝勒博洛為征南大将軍，同固山額真圖賴領兵南下，進攻浙江、福建②。
博洛帶領的滿洲八旗兵到達南京後，原平南大将軍貝勒勒克德渾把東南軍務作了交代，就帶領本部兵馬回北京休息③。
博洛調集了江南一批明朝降兵降将，積極準備進軍事宜。
據洪承疇報告，“今欽命行征南大将軍貝勒督兵赴浙閩征剿，職會發提督曹存一性一、總兵李應宗、于永绶、張應夢、賀胤昌、範紹祖、王之綱、蘇見樂、馮用等共官兵七千餘名”④随征。
實際上跟随博洛進攻浙東、福建的漢族軍隊遠不止此，例如吳淞總兵李成棟部五千兵馬後來也被一抽一調南下，總數至少在一萬名以上。
五月十五日，博洛統率的軍隊經蘇州進抵杭州。
這年夏季浙江久旱不雨，錢塘江水涸流細。
清軍見有人在江中洗澡，水深不過馬腹，于是，在五月二十五日分兵兩路，一路由主力馬步兵組成，從杭州六和塔、富一陽一、嚴州一線涉水過江大舉進攻；另一路由水師組成，從鼈子門沿海而進，二十九日東西會合，全線出擊。
方國安等部署的錢塘江防線頓時瓦解，各部明軍損兵折将，紛紛逃竄。
五月二十九日晚上，魯監國在張名振等護衛下離開紹興，經台州乘船逃往海上。
①次日早晨，博洛過錢塘江，親自指揮追擊②。
六月初一日，清軍占領紹興③。
朱以海出逃時，派靖夷将軍一毛一有倫保護宮眷、世子退往台州，一毛一有倫卻改道蛟關以便入海，途中被叛将張國柱截獲，送往杭州④。
魯監國所封越國公方國安帶領馬兵五百名、步兵七千名不戰而降，先後跟随降清的還有新建伯王業泰、内閣大學士方逢年、謝三賓、宋之普、吏部尚書商周祚、兵部尚書邵輔忠、刑部尚書蘇壯，依附于方國安的弘光朝兵部尚書阮大铖、太仆寺卿姜一洪等，武将有總兵陳學貫等十八人，副将以下不計其數。
①興國公王之仁見大勢已去，流淚說道：“壞天下事者，方國安也。
敵兵數萬屯北岸，倏然而渡。
孤軍何以迎敵，惟一死而已。
”他率領部分兵員乘船數百艘，攜帶大批辎重由蛟門航海到舟山，打算同隆武帝所封的肅虜伯黃斌卿會師共舉。
“斌卿僞許之，且曰：頃張國柱犯魯宮眷，不義，請合聲其罪。
乃甫出洋，忽炮反攻之仁，盡有其舟。
”王之仁對黃斌卿的背信棄義痛恨不已，把家屬九十三人的乘舟鑿沉，全部溺海而死，魯監國頒發的敕印也投進大海，自己留下一條大船。
豎一立旗幟，鼓吹張蓋，直駛吳淞江口。
當地清兵以為他是前來投降的明朝高官，在六月二十八日送到松江府，吳淞總兵李成棟不敢怠慢，立即轉送南京②。
王之仁見到招撫江南大學士洪承疇時，慷慨陳詞，說自己是“前朝大帥，國亡當死，恐葬于鲸鲵，身死不明，後世青史無所征信，故來投見，欲死于明處耳！”洪承疇開初還希望他回心轉意，以禮相待，婉言勸他剃發投降。
王之仁斷然拒絕，大罵洪承疇“反面事仇，先帝贈若官，立廟祠若、祭若，蔭若子；若背義亡恩，一操一戈入室，平夷我陵寝，焚毀我宗廟，若通天之罪，過李陵、衛律遠矣”①。
洪承疇羞愧滿面，無地自容，下令将他殺害。
清軍進占浙東府縣後，大學士張國維、督師兵部尚書餘煌、禮部尚書陳函輝、大理寺少卿陳潛夫等先後自一殺。
督師大學士朱大典據守金華，誓死不降。
博洛親自統率滿、漢軍于六月二十三日從紹興前往金華，二十六日把該城四面包圍。
由于明軍在朱大典指揮下憑城頑抗，博洛從杭州調來紅衣大炮，浙閩總督張存仁也奉命帶兵參加攻城②。
清軍以絕對優勢的兵力猛攻了二十天，直到七月十六日金華才被攻破。
朱大典帶領家屬和親信将校來到火藥局，用繩索捆在火藥桶上，點燃引線，轟然一聲，壯烈成仁。
朱大典在明末官一場上以貪婪著稱，然而當民族危難之時他卻破家纾難，體現了威武不能屈的氣節。
清軍進入金華，借口“民不順命，因屠之”③，又炮制了一場慘絕人寰的悲劇。
關于馬士英的末路，諸書記載差異極大。
大抵傾向于東林一黨一的人都說他同阮大铖一道投降了清朝，清軍追殺隆武帝時在繳獲的文書中發現了他降清後給明方的表文，因而處斬。
借以證明馬士英先為一奸一臣，繼為叛賊，死有餘辜①。
然而，根據比較可信的材料，馬士英并沒有降清。
清實錄記載，順治三年六月二十日，“浙閩總督張存仁疏報：副将張國勳等進剿太湖逆賊，擒獲僞大學士馬士英、長興伯吳日生、主事倪曼青等。
捷聞，令斬士英等，其有功将士，所司察叙”②。
蔣良骐《東華錄》卷五載，順治三年“六月，浙閩總督張存仁疏報：副将張國勳進剿太湖逆賊，長興伯吳日生、主事倪曼青俱被獲，僞大學士馬士英潛遁新昌縣山内，都統漢岱追至台州，士英屬下總兵葉承恩等降，并報稱馬士英披剃為僧，即至寺拘獲，并總兵趙體元，令斬之”。
時人所作《吳城日記》記同年“八月中，聞吳日生、馬士英旨下俱論斬訖”③。
按時間推算，二書完全符合。
當時蕪湖抗清志士沈士柱有《祭阮大司馬文》，開頭就說“丙戌長至（指冬至）之後二日，近故降大司馬阮公之喪至自浙東”，下文雲：“使公同受戮西市，一生惡迹補過蓋愆。
天奪其魄，委贽後方糜爛以死，生與馬同醜行，死并不得與馬共榮名，天實為之也”①。
可見，沈士柱在當年冬天即已知馬士英不屈遇害，晚節“榮名”。
在馬士英之前殉難的夏允彜論及馬士英時稍有恕辭，在馬士英之後死難的沈士柱也不掩沒其晚節。
黃宗羲卻一筆抹殺：“今古為君者，昏至弘光而極；為相者，一奸一至馬士英而極，不待明者而知之也，有何冤可理？”②平心而論，馬士英在弘光朝秉政時毫無作為，弘光垮台後他投奔魯監國和隆武帝，招來的是一片讨伐聲。
王思任寫的“吾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污之地”一語脍炙人口，就是直接針對馬士英的，責令他盂水自裁。
張岱以魯藩舊臣的身分上疏魯監國，“懇祈立斬弑君賣國第一罪臣”馬士英，
①李光地《榕村續語錄》卷八記載，鄭芝龍原意是于半途邀殺何楷。
何楷見伏兵持刃突出，心知是鄭氏指使，鎮靜如常，“出謂賊曰：‘知君所欲得者，吾頭耳，毋及他人。
’伸頸命取之。
衆愕眙許時，曰：‘好一個都院，且取若耳可矣。
’割耳而去，以已殺報芝龍。
隆武聞元子（何楷字玄子，此處避康熙諱）被盜殺，哭幾日。
當時人作一對曰：‘都院無耳方得活；皇帝有口隻是啼。
’” ①《思文大紀》卷四。
②李天根《爝火錄》卷十二。
①李天根《爝火錄》卷十三；《思文大紀》卷三作：“十二月初六日，禦駕親征。
”又記“帝手敕鳳一陽一知府張以謙：朕今正位福京，志雪救民。
八月十八日，兵發五路。
十二月初六日，朕駕親征。
” ②順治二年十二月十六日金聲桓題本，見《明清檔案》第三冊，A3—177号。
第四節黃道周的出征和被俘殺 隆武帝銳意恢複，鄭芝龍卻擁兵自重，挾制朝廷，無意進取，雙方的矛盾日益激化。
首席大學士黃道周不勝憤慨，自告奮勇督兵出福建，聯絡江西，援救徽州、衢州一帶的金聲等部義軍，設法為隆武朝廷打開局面。
1645年七月二十二日，黃道周勉強拼湊了三千多名士卒踏上了征一途_0292_0①，隆武帝派趙士超為兵部職方司主事任軍前監紀。
掌握兵馬錢糧大權的鄭芝龍内心竊喜，惟恐其不去，既不撥給一精一兵，糧饷也隻支給一個月的定額。
師出不久，兵饷就接濟不上。
黃道周隻好利用自己的聲望和書法親筆書寫委任狀，沿途召募一些忠貞之士。
黃道周雖然身處多事之秋，讀過一些兵書，為《廣百将傳》作了注斷，卻隻是紙上談兵，從來沒有指揮過軍隊。
部下兵将大抵是應募而來，缺乏作戰經驗，憑着一腔熱血奮勇向前。
施郎（後改名施琅）當時充當偏裨，随同道周出征，他自稱“十七歲作賊”，憑軍事眼光看出依靠這樣一支隊伍同清朝正規軍作戰必敗無疑。
因此，他向黃道周建議，遣散隊伍，隻帶少數經過挑選的人由小路直接進入贛州，以首席大學士督師的名義節制和調遣南贛、湖廣、廣東、廣西等地總督、巡撫、總兵，會師進取。
黃道周為人迂執，不達權變，以為自己有這麼一支松松垮垮的軍隊總比沒有好，又把自己的聲望估計過高，認為所到之處必将群起響應；何況在他心目中施郎不過一介卑微末将，哪能有什麼奇謀良策。
施郎見黃道周不采納自己的意見，不願陪着他送死，徑自返回福建①。
黃道周到達徽州府境之後，朦頭轉向，直到金聲兵敗被俘，他才弄清楚原來自己的軍隊同金聲部義軍隻隔一座山。
他的兵力能不能解救金聲固然是個問題，但至少說明他情報不明，缺乏軍事才能。
金聲部既已覆敗，黃道周帶領的少數軍隊又不是清軍對手，出兵援徽的目的落了空。
他率部從徽州婺源（今屬江西省）轉入江西，一再寫信策反清江西提督金聲桓，被置之不理。
十二月二十四日清軍探聽到黃道周在婺源縣境明堂裡下營；第二天清徽甯池太提督張天祿率領甯國總兵胡茂祯、池州總兵于永绶、徽州總兵李仲興、蕪采總兵蔔從善分三路圍攻，黃道周部下士卒犧牲的有一千多人，餘衆星散，他本人和文官兵部主事趙士超、通判一毛一志潔、中書蔡雍、賴繼謹，武官遊擊朱家弟等被胡茂祯部俘虜。
②順治三年（1646）二月初二日，黃道周等被押送到南京，洪承疇勸降不成，奏報清廷後于三月初五日将他殺害①。
隆武帝得到黃道周殉難的消息，非常痛惜，追贈為文明伯，谥忠烈。
①李世熊《再上石齋黃老師書》中說：“先生之行也，召募市人才三千耳，饷不給于國帑，而資于門生故友之題助，此一時義激慷慨耳。
朝廷才給空門紮百十道以當行銀，兵事歲月未可解，義助能歲月例輸乎？空劄可當衣食易死命乎？就令士馬飽騰、人人緻命，三千未教之卒可枝住諸道分進數十萬之方張之寇乎？”見黃宗羲編《明文海》，補遺第五二三七頁。
鄭達《野史無文》卷十二《鄭成功傳》記：“道周與芝龍隙，請督師援廣信府，芝龍給赢弱卒三千以往，至則敗績。
”這兩種書記載道周出師時兵力比較可靠。
①李光地《榕村語錄續集》卷八。
②順治三年二月十九日招撫江南大學士洪承疇揭帖中說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婺源縣一都明堂裡“生擒僞閣部黃道周”的是甯國總兵胡茂祯下都司白世彥、張養忠，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二本，第一四五—一四六頁。
又《史料叢刊初編》所收順治四年七月洪承疇報“徽甯池太安慶廣德總兵将領清冊”内，不少将領有“順治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徽州婺源明堂頭敵破陣”。
①莊起俦編《漳浦黃先生年譜》卷下，見《黃漳浦集》卷首。
溫睿臨《南疆逸史》卷八《黃道周傳》說“三月七日”遇害；張岱《石匮書後集》卷三十七則記于三月十八日。
李光地記黃道周被俘後堅貞不屈、從容就義的情況頗詳細，令人肅然起敬，見《榕村語錄》卷二十二。
第五節清兵占領浙東與魯監國航海 1646年（清順治三年，明隆武二年、魯監國元年）二月十九日，清廷命多羅貝勒博洛為征南大将軍，同固山額真圖賴領兵南下，進攻浙江、福建②。
博洛帶領的滿洲八旗兵到達南京後，原平南大将軍貝勒勒克德渾把東南軍務作了交代，就帶領本部兵馬回北京休息③。
博洛調集了江南一批明朝降兵降将，積極準備進軍事宜。
據洪承疇報告，“今欽命行征南大将軍貝勒督兵赴浙閩征剿，職會發提督曹存一性一、總兵李應宗、于永绶、張應夢、賀胤昌、範紹祖、王之綱、蘇見樂、馮用等共官兵七千餘名”④随征。
實際上跟随博洛進攻浙東、福建的漢族軍隊遠不止此，例如吳淞總兵李成棟部五千兵馬後來也被一抽一調南下，總數至少在一萬名以上。
五月十五日，博洛統率的軍隊經蘇州進抵杭州。
這年夏季浙江久旱不雨，錢塘江水涸流細。
清軍見有人在江中洗澡，水深不過馬腹，于是，在五月二十五日分兵兩路，一路由主力馬步兵組成，從杭州六和塔、富一陽一、嚴州一線涉水過江大舉進攻；另一路由水師組成，從鼈子門沿海而進，二十九日東西會合，全線出擊。
方國安等部署的錢塘江防線頓時瓦解，各部明軍損兵折将，紛紛逃竄。
五月二十九日晚上，魯監國在張名振等護衛下離開紹興，經台州乘船逃往海上。
①次日早晨，博洛過錢塘江，親自指揮追擊②。
六月初一日，清軍占領紹興③。
朱以海出逃時，派靖夷将軍一毛一有倫保護宮眷、世子退往台州，一毛一有倫卻改道蛟關以便入海，途中被叛将張國柱截獲，送往杭州④。
魯監國所封越國公方國安帶領馬兵五百名、步兵七千名不戰而降，先後跟随降清的還有新建伯王業泰、内閣大學士方逢年、謝三賓、宋之普、吏部尚書商周祚、兵部尚書邵輔忠、刑部尚書蘇壯，依附于方國安的弘光朝兵部尚書阮大铖、太仆寺卿姜一洪等，武将有總兵陳學貫等十八人，副将以下不計其數。
①興國公王之仁見大勢已去，流淚說道：“壞天下事者，方國安也。
敵兵數萬屯北岸，倏然而渡。
孤軍何以迎敵，惟一死而已。
”他率領部分兵員乘船數百艘，攜帶大批辎重由蛟門航海到舟山，打算同隆武帝所封的肅虜伯黃斌卿會師共舉。
“斌卿僞許之，且曰：頃張國柱犯魯宮眷，不義，請合聲其罪。
乃甫出洋，忽炮反攻之仁，盡有其舟。
”王之仁對黃斌卿的背信棄義痛恨不已，把家屬九十三人的乘舟鑿沉，全部溺海而死，魯監國頒發的敕印也投進大海，自己留下一條大船。
豎一立旗幟，鼓吹張蓋，直駛吳淞江口。
當地清兵以為他是前來投降的明朝高官，在六月二十八日送到松江府，吳淞總兵李成棟不敢怠慢，立即轉送南京②。
王之仁見到招撫江南大學士洪承疇時，慷慨陳詞，說自己是“前朝大帥，國亡當死，恐葬于鲸鲵，身死不明，後世青史無所征信，故來投見，欲死于明處耳！”洪承疇開初還希望他回心轉意，以禮相待，婉言勸他剃發投降。
王之仁斷然拒絕，大罵洪承疇“反面事仇，先帝贈若官，立廟祠若、祭若，蔭若子；若背義亡恩，一操一戈入室，平夷我陵寝，焚毀我宗廟，若通天之罪，過李陵、衛律遠矣”①。
洪承疇羞愧滿面，無地自容，下令将他殺害。
清軍進占浙東府縣後，大學士張國維、督師兵部尚書餘煌、禮部尚書陳函輝、大理寺少卿陳潛夫等先後自一殺。
督師大學士朱大典據守金華，誓死不降。
博洛親自統率滿、漢軍于六月二十三日從紹興前往金華，二十六日把該城四面包圍。
由于明軍在朱大典指揮下憑城頑抗，博洛從杭州調來紅衣大炮，浙閩總督張存仁也奉命帶兵參加攻城②。
清軍以絕對優勢的兵力猛攻了二十天，直到七月十六日金華才被攻破。
朱大典帶領家屬和親信将校來到火藥局，用繩索捆在火藥桶上，點燃引線，轟然一聲，壯烈成仁。
朱大典在明末官一場上以貪婪著稱，然而當民族危難之時他卻破家纾難，體現了威武不能屈的氣節。
清軍進入金華，借口“民不順命，因屠之”③，又炮制了一場慘絕人寰的悲劇。
關于馬士英的末路，諸書記載差異極大。
大抵傾向于東林一黨一的人都說他同阮大铖一道投降了清朝，清軍追殺隆武帝時在繳獲的文書中發現了他降清後給明方的表文，因而處斬。
借以證明馬士英先為一奸一臣，繼為叛賊，死有餘辜①。
然而，根據比較可信的材料，馬士英并沒有降清。
清實錄記載，順治三年六月二十日，“浙閩總督張存仁疏報：副将張國勳等進剿太湖逆賊，擒獲僞大學士馬士英、長興伯吳日生、主事倪曼青等。
捷聞，令斬士英等，其有功将士，所司察叙”②。
蔣良骐《東華錄》卷五載，順治三年“六月，浙閩總督張存仁疏報：副将張國勳進剿太湖逆賊，長興伯吳日生、主事倪曼青俱被獲，僞大學士馬士英潛遁新昌縣山内，都統漢岱追至台州，士英屬下總兵葉承恩等降，并報稱馬士英披剃為僧，即至寺拘獲，并總兵趙體元，令斬之”。
時人所作《吳城日記》記同年“八月中，聞吳日生、馬士英旨下俱論斬訖”③。
按時間推算，二書完全符合。
當時蕪湖抗清志士沈士柱有《祭阮大司馬文》，開頭就說“丙戌長至（指冬至）之後二日，近故降大司馬阮公之喪至自浙東”，下文雲：“使公同受戮西市，一生惡迹補過蓋愆。
天奪其魄，委贽後方糜爛以死，生與馬同醜行，死并不得與馬共榮名，天實為之也”①。
可見，沈士柱在當年冬天即已知馬士英不屈遇害，晚節“榮名”。
在馬士英之前殉難的夏允彜論及馬士英時稍有恕辭，在馬士英之後死難的沈士柱也不掩沒其晚節。
黃宗羲卻一筆抹殺：“今古為君者，昏至弘光而極；為相者，一奸一至馬士英而極，不待明者而知之也，有何冤可理？”②平心而論，馬士英在弘光朝秉政時毫無作為，弘光垮台後他投奔魯監國和隆武帝，招來的是一片讨伐聲。
王思任寫的“吾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污之地”一語脍炙人口，就是直接針對馬士英的，責令他盂水自裁。
張岱以魯藩舊臣的身分上疏魯監國，“懇祈立斬弑君賣國第一罪臣”馬士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