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隆武政權的作為和覆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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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二年正月,在給楊文骢之子左都督楊鼎卿的诏書中特别轉達了他對馬士英的關切:“閣部臣馬士英,朕必不負其捧主之心,在輔臣亦當痛悔其誤陷聖安(弘光帝)之戾。

    諸臣萬疏千章,豈奪朕心公論?”①可見,隆武帝在用人取舍上力戒門戶之見,不咎既往,隻要參與抗清就量才錄用。

    在這一點上,不能不承認隆武帝的見識比那些以正人君子自命的東林—複社骨幹人士要高超得多。

     第三,隆武帝在南明諸統治者中是比較關心百姓的。

    為了減輕民間疾苦,他施政的一個重點是整頓吏治,嚴懲貪一污。

    規定“小貪必杖,大貪必殺”②。

    監察禦史吳春枝糾劾邵武通判陳主谟、古田知縣吳士燿、汀州知府王國冕貪一污虐民。

    他當即下旨:“各官贓私可恨,皆紗帽下虎狼也。

    若不嚴懲,民生何賴?都着革了職,該撫速解來京,究問追贓充饷。

    ”③當他聽說被清朝一逼一勒剃頭的軍民往往遭到南明官軍誅殺時,特别下诏“有發為順民,無發為難民”⑤,嚴禁不分青紅皂白地濫施屠戮。

    隆武元年七月,敕谕總兵何成吾曰:“兵行所至,不可妄殺。

    有發為順民,無發為難民,此十字可切記也。

    ”⑤史籍記載,給事中張家玉監永勝伯鄭彩的軍隊進入江西,“時大清兵所至令民剃發,而南軍遇無發者辄殺不問。

    難民因是多輸牛酒,為間導;南軍咫尺不得虛實,饷、導俱絕。

    家玉設小牌,免死,給與難民,歡呼來歸者千百人”①。

    這個政策同清廷的“留發不留頭”形成鮮明的對照,顯然是更得人心的。

     第四,朱聿鍵的個人品德在南明諸君中也是很罕見的。

    黃道周在一封信裡曾經描述了隆武帝的為人:“今上不飲酒,一精一吏事,洞達古今,想亦高、光而下之所未見也。

    ”②不少史籍中都說他喜歡讀書,無聲色犬馬之好。

    做了皇帝之後,仍然自奉甚儉,敕谕雲:“行宮中不許備辦金銀玉各器皿,止用磁、瓦、銅、錫等件,并不許用錦繡、灑線、絨花,帳幔、被褥,止用尋常布帛。

    件件俱從減省,成孤恬淡一愛一民至意,違者即以不忠不敬治罪。

    ”③他身穿土布黃袍,安貧若素。

    曾在隆武朝廷任職的錢秉镫作《宮詞》六首,其一雲:“内使承恩新置機,诏傳大布織龍衣。

    六宮羅绮無人着,敕與無戎繡将旗。

    ”其四雲:“旌旗十萬護乘輿,二聖軍中一共起居。

    長信宮人騎馬出,從龍祗有五車書。

    ”詩前有序雲:“比聞宮中蔬布辛勤如一日也,北狩之禍,天乎,人乎,追思往事,令人痛絕。

    ”④ 上面談到的四點都說明朱聿鍵銳意恢複,頗有中興之主的氣概。

    南明滅亡以後,有一些遺民甚至認為留都立國之時就應該效法東漢光武帝不考慮親疏,徑直以朱聿鍵繼統。

    然而曆史過程不能悔棋,明朝的制度和1644年夏的局面都絕不允許鳳一陽一高牆(皇室監獄)中被囚的“唐庶人”當皇帝。

    即便在他被擁上帝位之後,号召力也不很大。

    朱聿鍵自知以遠藩子孫入繼大統事屬偶然,必然出現争議。

    為了取得南明各地宗藩官紳的承認,不得不耍弄權術。

    例如,魯監國朱以海是同他争奪帝位的公開對手,桂藩(安仁王和永明王)以神宗之孫是他潛在的競争對象,就借口自己沒有兒子,以“儲位”作誘餌希圖換取朱以海和朱由楥、朱由榔的支持。

    先派給事中柯夏卿為使者加兵部尚書銜攜帶手書前往紹興勸說朱以海接受皇太侄的名号,書中說:“朕無子,王為皇太侄,同心戮力,共拜孝陵。

    朕有天下,終緻于王。

    ”①後來又聲稱:“此永明王(朱由榔)之天下也。

    永明,神宗嫡孫,正統所系。

    朕無子,後當屬諸永明。

    ”②隆武二年七月,曾皇後生了兒子,當時清兵攻破浙東,魯監國政權瓦解,朱聿鍵卻興高采烈地以皇太子誕生給官員們加級封賞,以示喜慶。

    禦史錢邦芑上疏道:“元子誕生之日,正浙東新破之日,同盟且應見恤,剝膚益複可憂。

    臣以為是舉朝同仇發憤之秋,非覃恩爵賞之時也。

    且恩澤不宜太優,爵賞不宜太濫。

    若鐵券金章,徒以錫從龍之舊,則将來恢複疆土,何以酬汗馬之勳?非所以重名一器,勸有功也。

    ”隆武帝置之不理③。

    錢秉镫賦詩寄慨雲:“當今天子高帝孫,魯國同是至親藩。

    改元本非利天下,域内原宜奉一尊。

    越東諸臣殊可笑,誓死不開登極诏。

    天子灑筆親緻書,相期先谒高皇廟。

    閩中恃越為藩籬,如今越破閩亦危。

    往事紛争不足論,與國既失應同悲。

    昨夜中宮誕元子,通侯鵲印何累累?中興所重在邊疆,恩澤冒濫同爛羊。

    唇亡齒寒古所忌,君不聞元子之誕唇先亡(原注:蓋元子生而唇缺也)。

    ”①透過這些批評,固然可以看出朱聿鍵的私心自用,但也明顯地反映出他的處境困迫,難以施展抱負。

     ①《明清檔案》第三冊,A3—115号。

     ②《思文大紀》卷二。

     ①《思文大紀》卷二。

     ②《思文大紀》卷三。

     ③《思文大紀》卷四。

     ④《思文大紀》卷三。

     ①《思文大紀》卷四。

     ②《思文大紀》卷三。

     ③《思文大紀》卷三。

     ⑤邵廷寀《東南紀事》卷一。

     ①邵廷寀《東南紀事》卷一。

     ②黃道周《與楊伯祥書》,見楊廷麟《楊忠節公遺集》卷六。

     ③《思文大紀》卷二。

     ④錢秉镫《藏山閣詩存》卷五《生還集》。

     ①錢秉镫《所知錄》卷一。

    查繼佐《魯春秋》作:“朕與王約,朕未有子,得金陵為期,朕當讓位皇孫,布衣角巾,■然物外。

    ” ②錢秉镫《所知錄》卷二。

     ③同上,卷一。

     ①錢秉镫《所知錄》卷一。

    按,錢秉镫《藏山閣詩存》卷四《生還集》所收此詩個别字不同,如“昨夜中宮誕元子”作“昨夜室中誕元子”。

     第三節鄭芝龍兄弟的跋扈 鄭芝龍原先是海盜,受明政一府招撫後,在崇祯年間曾奉命鎮壓福建、江西、廣東的“山寇”和“海寇”,由參将逐步升到總兵官。

    弘光時加封南安伯。

    他的接受招安,既為明王朝效力,使東南沿海地區相對穩定;主要意圖卻是借用朝廷命官身分,掃除海上異己勢力,壟斷福建、廣東等地的對外貿易。

    到明朝覆亡的時候,他在福建已經擁有左右地方軍事和經濟的實力。

    1645年六月,他的弟弟鄭鴻逵擁立唐王朱聿鍵,在福州建立隆武政權,自然是得到他的同意的。

    然而,這種結合卻難免貌合神離。

    朱聿鍵的意向是以恢複明室為己任,具體目标是首先恢複以南京為中心的江南(他稱之為“半功”),進而收複北方(他稱之為“全功”)。

    鄭芝龍的用心卻大異其趣,他以迎立隆武作為定策勳臣第一,借隆武朝廷的名義鞏固自己在福建等地區惟我獨尊的地位,帶有很大的割據色彩。

    這樣,隆武朝廷從建立開始,就處于一種微妙的狀态之中。

    朱聿鍵得到了除魯監國據守的浙江東部地區以外南方各省的支持,至少在名義上他是公認的南明第二個正統朝廷。

    然而,他的政權是依靠鄭氏兄弟的支持才得以建立,又處于鄭芝龍集一團一實力控制下的福建,一切作為都必然要受到鄭芝龍的挾制。

    朱聿鍵即位以後,大政方針基本上是正确的,他為抵制和擺脫鄭氏家族的控制也作了相當大的努力。

    隆武朝廷建立不久,朱聿鍵和鄭芝龍、鄭鴻逵之間的蜜月很快就結束了,随之而來的是一系列控制與反控制的鬥争。

     朱聿鍵為了提高朝廷的威望,特别注意網羅人才,以禮敦聘各地名聲較高的官員入朝任職,延請入閣的大學士名額超過了明代任何時期。

    鄭芝龍卻憑借實力根本不把這些文官看在眼裡。

    朝廷建立不久,就發生了朝班事件。

    鄭芝龍自以為帝由己立,朝見時自然應當排于文武諸臣的前面,首席大學士黃道周卻以祖制勳臣從來沒有位居班首的先例為理由,堅持不讓。

    在隆武帝親自幹預下,黃道周赢得了表面上的勝利。

    接着在一次朝見群臣的時候,鄭芝龍、鄭鴻逵當着皇帝的面揮扇去暑,戶部尚書何楷上疏劾奏他倆“無人臣禮”;隆武帝嘉獎何楷敢于直言,立即給他加了左佥都禦史的官銜。

    鄭氏兄弟懷恨在心,處處加以刁難,何楷被迫請求緻仕回籍,隆武帝違心地同意他暫時回鄉養病。

    鄭芝龍仍不肯罷休,派部将楊耿在半路上割掉何楷的一隻耳朵,借以向朝廷示威①。

     朱聿鍵原本希望鄭芝龍、鄭鴻逵統兵出福建,建功立業。

    在他的一再訓令下,鄭芝龍不得不派永勝伯鄭彩帶兵出杉關,援救江西建昌義師。

    鄭彩到達杉關之後卻按兵不動,無論監軍給事中張家玉怎樣催促,他一概置之不理。

    不久聽說清軍将至,拉起隊伍就跑,三日夜退到浦城。

    張家玉極為憤慨,上疏劾奏;隆武帝下诏削去鄭彩的伯爵。

    1646年(隆武二年、順治三年)正月,又因鄭鴻逵部将黃克輝從浙江省江山撤退回閩,隆武帝大怒,指責鄭鴻逵“始則境内坐糜,今複信訛撤轉,不但天下何觀,抑且萬世遺恥。

    未有不能守于關外而能守于關内者”,下诏将鄭鴻逵由太師降為少師①。

    這些事實表明隆武帝緻力于中興事業,不願充當鄭氏兄弟的傀儡。

     随着雙方矛盾的激化,隆武帝明白除了離開福建,擺脫鄭芝龍兄弟的控制,不可能有任何作為。

    于是,他決意親征,目的是第一步把行在移到江西贛州,然後視情況而定,如果江西用兵得手,局勢穩定,可以西連湖南何騰蛟部,東接福建鄭芝龍部,南靠廣東,收就近指揮之效。

    即便江西作戰不利,還可以西移湖南,南下廣東。

    朱聿鍵決策移跸明清雙方激烈争奪的江西,而不是遷往比較安全的廣東,說明他确實是有恢複之志的,和後來的永曆帝不可同日而語。

    隆武元年八月,江西督師萬元吉上疏請移跸贛州,疏中寫道:“贛(指贛州)居上遊,豫(豫章即南昌)不能仰面而攻,且左為楚,右為閩、浙,背為東粵,足以控制三面,宜駐跸。

    ”②十二月十六日離開福州,二十六日到達建甯①,開始作向西轉移的準備。

     朱聿鍵和忠于他的臣僚作的這種戰略部署,連當時任清朝江西提督的金聲桓也看得很清楚,他在給清廷的奏疏中寫道:“以臣今日細觀福建(指隆武朝廷)陳兵之勢,俨然一常山之蛇,以浙東為首,江西為腹,湖南、廣西、雲貴為尾,敵畏江南滿州,故宿重兵于浙東以拒錢塘之渡(這是指魯監國政權的兵——作者按),乘臣江西兵力之單弱,意欲奪路而出,以震動江甯;何騰蛟擁重兵從上遊而動武昌,滿州有數,東南半壁豈不一鼓而複乎?臣計南贛、建昌、廣信之賊雖号有三十餘萬之衆,若得滿州二萬從江西來,合臣兵二萬,臣效前驅,立可翦滅無餘,随由南贛直搗閩廣,憑腰肋之間鏟為兩斷,敵人首尾不能相顧,錢塘可一葦而渡矣。

    然後合力平定雲貴,一統之業豈不易易哉!”②可見,明清雙方都認識到江西在戰略上的重要地位。

    問題是,南明方面隆武帝既調不動鄭芝龍的軍隊由福建入江西,他寄于厚望的何騰蛟派一精一兵強将由湖南入江西迎駕也全盤落空;而清方洪承疇卻一抽一調了柯永盛、高進庫等部赴江西協同金聲桓部作戰,先後攻陷吉安、贛州、南安等府。

    江西戰局的逆轉,歸因于鄭芝龍、何騰蛟的私心自用,它不僅直接導緻了隆武朝廷的覆亡,而且對後來南明局勢的發展影響極大(順治五年,金聲桓、李成棟反清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