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隆武政權的作為和覆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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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1645年秋到1646年夏的形勢
朱聿鍵在福建即位和朱以海在浙東監國反映了南方紳民的抗清願望。
就當時的形勢來看，南明方面弘光朝廷雖然已經覆亡，但南明政權還控制着福建、廣東、廣西、湖南、貴州、雲南幾個全省（四川在張獻忠為首的大西軍控制下）和浙東、贛南地區，人力和财力還相當可觀。
而清朝統治者在摧毀了大順政權和弘光政權兩大對手後，錯誤地判斷了形勢，以為隻要稍事招撫，全國即可平定。
1645年六月，英親王阿濟格率師“凱旋”；九月，豫親王多铎也領兵回京，換來了一位年紀很輕的貝勒名叫勒克德渾以平南大将軍名義帶領一支滿洲八旗兵鎮守南京。
勒克德渾部下的兵員數目不詳，但肯定比多铎的兵力少；此外就是奉命招撫江南各省的内院大學士洪承疇和一批投降不久的漢軍。
如果僅就兵力對比和人心向背而言，南明當局是可以利用清軍主力北返的時機有一番作為的。
然而，南明地域雖廣，各派勢力卻在很大程度上陷于割據紛争，朝廷虛有其名，無法組織有力的反攻。
唐、魯的對立既削弱了東南的抗清勢力。
表面上奉隆武正朔的各地大臣也往往私心自用。
朱聿鍵是位有恢複大志的君主，他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大體上也是正确的。
可是，真正效忠于他的人并不多，在福建他受制于鄭芝龍、鄭鴻逵兄弟；在外的湖廣等地總督何騰蛟隻知利用隆武帝的信任把湖南和貴州東部視作自己的禁脔，威福自一操一；廣西巡撫瞿式耜意在擁立桂藩，同隆武朝廷貌合神離。
向心力比較強的是贛南和廣東。
隆武帝開初并沒有看出何騰蛟的割據自雄心理，對何騰蛟的請官請爵幾乎是言必聽從，不僅把湖廣地區的全權委任給他，還指望他派兵進入江西，把自己從鄭氏集一團一控制下的福建迎接到贛州或者湖南。
當時，正是大順軍餘部同何騰蛟、堵胤錫達成聯明抗清協議、湖廣兵力正盛的時候，隆武帝認為浙東、福建有魯監國、鄭芝龍的兵力抗擊清軍，自己移駐贛州或湖南，可以就近節制贛南、湖廣、廣東和雲南、貴州調來的軍隊同清方較量，收複失地。
然而，他的這一計劃既遭到鄭芝龍的反對，又得不到何騰蛟的真心支持，終于化為泡影。
大緻可以這樣說，崇祯朝時雖已出現少數武将擁兵自重的迹象，朝廷的威令基本上還能暢通無阻；弘光時武将跋扈，封疆大臣仍不敢違反朝廷旨意；隆武以後督撫大臣也效法武将，一味盤踞地方，争權奪利，朝廷威令不行，幾乎談不上統一部署、統一指揮。
清廷雖有内部傾壓，但掌權者基本上能威福自一操一，令行禁止。
相形之下，清勝明敗主要決定于内部凝聚力。
清阿濟格、多铎主力北返之後，江南留守兵力相當單薄，擁明勢力雖展開了一些反擊，但收效甚微，原因在于各自為政，互相觀望，甚至坐視清軍打掉擁明旗幟下的異己力量，心中竊喜。
南明軍閥和封疆大吏多數是這樣一批鼠目寸光的人物，才使清方得以有限兵力集中使用，達到各個擊破的效果。
1645年秋天，魯監國的軍隊渡錢塘江攻杭州和浙東等地；堵胤錫督忠貞營攻荊州；江西明軍和義師也奮起同清方争奪建昌、吉安等府縣。
兵饷最足的鄭芝龍和何騰蛟卻一味坐食内地，毫無作為。
由于南明當權人物總是誇張自己的“功績”，隐瞞自己的消極避戰，留下的材料雖然很多，卻隻能把讀者導入歧途。
為了理清頭緒，借助于清方檔案材料就是必要的了。
勒克德渾接替多铎和阿濟格鎮守江南期間，隻進行了一次重大的軍事行動，這就是援救荊州之役，對手是由大順軍改編而成的忠貞營（荊州戰役另述）。
當時，清朝對江南的統治遠未鞏固，兵力又非常單薄。
除了駐于南京和杭州的一部分滿洲八旗兵以外，湖廣（主要指今湖北省部分）、江西以及今安徽省等地區都是由新降附的漢軍負責鎮守和攻取。
勒克德渾領江甯（今南京）滿軍主力援救荊州時，連南京城内外的反清勢力也還相當活躍。
順治二年（1645）十一月江甯等處巡按一毛一九華在一件揭帖中說：“江甯城外九十餘村，有王■、孫壒、金牛、六塘、聶村、陶村、鄧村、龍都八村借練鄉兵為名，敢犯天兵，遂經剿洗，自後安堵。
”①實際上南京城郊義師雖然受到清軍的搜剿，地方并沒有“安堵”，就在勒克德渾統兵西上湖廣時，抗清義師趁江甯守禦力量空虛，密謀于順治三年（1646）正月十二日夜間裡應外合，奪取懊城。
由于消息走露，洪承疇等得以及時防範，“捕斬為首者三十人。
至十八日夜，賊首僞潞安王、瑞昌王複率賊兵二萬餘三路入犯，我兵俱擊敗之”①。
洪承疇揭帖中叙述道：“有僞瑞昌王朱誼漇、僞總兵朱君召，一奸一惡異常，到處号召同謀叛亂。
今年正月十九日，既密圖江甯，裡應外合。
職與一操一江陳錦等諸臣，先事發覺，合滿漢官兵，奮力擒剿，旋就底定。
然大逆朱誼漇、朱君召猶未就擒，禍本未拔。
”下文又說，正月二十三日陳錦、巴山、厫童統兵在南京城外搜剿，殺一百餘人，自二十四日起将江甯各城門封閉，“細搜城内逆賊，擒獲甚多，俱有瑞昌王僞旨、僞牌劄可據。
”洪承疇的這件奏疏是在順治三年八月底寫的，這時清廷已派遣貝勒博洛統兵由浙江進攻福建，南京地區的清軍仍然很少，所以他在疏中說：“惟是江甯為江南根本重地，遠近望以為安危。
職先督發原任平南伯、廣昌伯下副、參高進庫、楊武烈、蔺光元等官兵三千，援剿江西。
嗣有山東總兵柯永盛官兵四千移駐江甯，緩急可恃；後将柯永盛官兵改駐江西，則江甯官兵仍覺單薄。
今雖有提督總兵張大猷統漢兵四千，皆系提督曹存一性一所遺營兵，南兵脆弱，全無馬匹，即盔甲、弓箭俱稱缺乏，尚在設法置備。
所恃者，惟巴山滿洲官兵，先聲足以奪氣，臨敵足以摧鋒，若多行調發，則彈壓勢輕，恐啟一奸一宄窺伺之漸。
”②洪承疇的這件密疏透露了南京堪戰的漢兵已先後調赴江西，防守兵力隻有巴山部為數不多的滿軍，因此他建議清廷不僅不要再一抽一調部分巴山部軍出征，還應把高進庫部漢軍調回南京，“庶重地可保無虞”。
由此可見多铎部“凱旋”後，勒克德渾出征荊州期間和返京休息以後，南京的防守兵力極其單薄。
而南明方面對清軍的虛實一無所知，清軍未到時盤踞地方，苟且偷生；等到清方調集兵力進攻時立即張皇失措，非降即逃。
換句話說，清方始終掌握着主動權，休整和進攻交替而行；南明方面在1645秋到1646秋這一年裡，除了原大順軍反攻荊州、魯監國的軍隊同清軍相持于錢塘江、忠于隆武政權的贛南軍隊與金聲桓部清軍争奪江西以外，兵力最多的鄭芝龍部（他完全可以憑借水師優勢入長江進攻南京等地）、何騰蛟部（他本應出嶽州攻武昌等地），都龜縮于後方，毫無進取之意。
南明高官顯爵的文恬武嬉，錯過了最佳戰機，直接導緻了浙東的潰敗和隆武政權的覆亡。
①《清代農民戰争史資料選編》第一冊（下），第二九七頁。
①《清世祖實錄》卷二十四。
②順治三年八月三十日招撫江南各省大學士洪承疇密揭帖，《明清史料》甲編，第二本，第一七○頁。
曹存一性一原為弘光朝左都督，多铎部清軍抵南京時投降，被委任為總管五營提督省城（即江甯）軍務，其時年已遲暮，順治二年九月命其孫副總兵曹胤吉進表（見同上書，第一二八、一二九頁），部下兵将多系明代南京世襲之軍，沒有多大戰鬥力。
第二節隆武帝的政策和舉措 隆武朝廷和魯監國政權都是在國内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的形勢下建立的，它們的共同特點是抗清複明。
由于魯監國政權控制區太小，影響有限，這裡着重叙述隆武朝廷的大政方針。
第一，在總體戰略上，弘光朝廷以“平寇”（即鎮壓農民起義）為主；隆武朝廷改為“禦虜”（即抗清）為主。
這自然是形勢造成的，正如順治二年十月清廷派遣的招撫江西孫之獬揭帖中所說：“福藩喚醒唐藩之迷，馬士英喚醒黃道周之迷。
”①奉行“聯虜平寇”方針的弘光朝廷在南下清軍鐵騎的沖擊下土崩瓦解，擁明勢力終于認識到社稷存亡的主要威脅是滿洲貴族建立的清朝。
朱聿鍵能夠洞察客觀條件的變化，總結弘光覆亡、潞王降清的教訓，不失時機地樹立起抗清大旗，符合漢族百姓反對滿洲貴族強制推行的剃發改制等民族壓迫政策的願望，畢竟是難能可貴的。
他即位十天後，就誅殺清朝派來招降的使者馬得廠，敕谕文武臣民曰：“朕今痛念祖陵，痛惜百姓。
狂彜污我宗廟，害我子民，一婬一掠剃頭，如在水火。
朕今誅清使、旌忠臣外，誓擇于八月十八日午時，朕親統禦禦營中軍平彜侯鄭芝龍、禦營左先鋒定清侯鄭鴻逵，統率六師，禦駕親征……”②這次親征由于鄭芝龍兄弟的阻撓，沒有實現。
朱聿鍵在基本政策上的轉變，仍然值得稱道。
聯合農民軍共同抗清，是從隆武時期開始的。
後來的曆史證明，如果沒有大順、大西農民軍的聯明抗清，南明政權絕對延續不了近二十年之久。
第二，朱聿鍵針對萬曆以來一黨一争給國事帶來的危害，提出了消除一黨一争，“用舍公明”的方針。
就任監國時，他親自撰寫了“缙紳”、“戎政”、“儒林”三篇《便覽》。
其中說：“蓋國家之治，必文武和于上，始民兵和于下。
不然，立敗之道也。
”“孤惟帝王之禦世也，必本祖法而出治。
治不獨出于帝王，必與文武之賢者共之。
始于得賢将相，終于得賢百職，四海兆民，方有信賴。
民安則華強彜服矣。
……帝王量大，則識必高。
識高，必用舍公明。
又何有乎東林、門戶，魏一黨一、馬一黨一之紛紛哉！嗚呼，三一黨一成，偏安矣；四一黨一成，一隅矣！”下文說，他“監國閩省，創設有司，約率衆而本己，官不備以惟人；焦勞昕夜，惟賢是求”①。
同年八月二十七日，親出考選推官策題雲：“曆代之受患，莫過于群臣朋一黨一之最大。
于今兩京之覆，二帝之傷，皆此故也。
……大明開天，一黨一肇于神廟之季。
東林、魏一黨一；門戶、馬一黨一，交激遞變，而有如此之痛效矣。
朕今志在蕩平，盡去諸一黨一之名，惟在廷嚴說謊之條，在外正貪婪之罰。
……迩日在廷，似猶有不醒之迷，欲啟水火之戰，朕甚懼焉！何道可底太平大公，令文武真和衷而共濟乎？……朕今亦曰：‘去寇易，去一黨一難。
’然一黨一不去，寇不驅也，審矣。
”②隆武二年（1646）正月，又在诏書中說：“此後真正魏一黨一，亦與一概滌寬。
但責後效，不計已往。
蓋中興之時事，臣民悔過且與維新，況輕于此者乎！”③當時，弘光朝首輔馬士英在浙東成了過街老鼠，日子很不好過，要求入仙霞關朝見。
隆武帝内心裡是歡迎他的，鄭芝龍同馬士英關系較好，也主張收用馬士英。
可是，朝廷上許多文臣都表示強烈反對，禮部尚書黃錦、太常寺卿曹學佺等上疏力争。
朱聿鍵隻好下诏定士英為“罪輔”、“逆輔”，讓他在江浙“圖功自贖”④。
對于弘光時依附馬士英的楊文骢父子，朱聿鍵優加委任（主要原因是在唐、魯争立中楊氏父子站在隆武朝廷一邊）。
隆
就當時的形勢來看，南明方面弘光朝廷雖然已經覆亡，但南明政權還控制着福建、廣東、廣西、湖南、貴州、雲南幾個全省（四川在張獻忠為首的大西軍控制下）和浙東、贛南地區，人力和财力還相當可觀。
而清朝統治者在摧毀了大順政權和弘光政權兩大對手後，錯誤地判斷了形勢，以為隻要稍事招撫，全國即可平定。
1645年六月，英親王阿濟格率師“凱旋”；九月，豫親王多铎也領兵回京，換來了一位年紀很輕的貝勒名叫勒克德渾以平南大将軍名義帶領一支滿洲八旗兵鎮守南京。
勒克德渾部下的兵員數目不詳，但肯定比多铎的兵力少；此外就是奉命招撫江南各省的内院大學士洪承疇和一批投降不久的漢軍。
如果僅就兵力對比和人心向背而言，南明當局是可以利用清軍主力北返的時機有一番作為的。
然而，南明地域雖廣，各派勢力卻在很大程度上陷于割據紛争，朝廷虛有其名，無法組織有力的反攻。
唐、魯的對立既削弱了東南的抗清勢力。
表面上奉隆武正朔的各地大臣也往往私心自用。
朱聿鍵是位有恢複大志的君主，他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大體上也是正确的。
可是，真正效忠于他的人并不多，在福建他受制于鄭芝龍、鄭鴻逵兄弟；在外的湖廣等地總督何騰蛟隻知利用隆武帝的信任把湖南和貴州東部視作自己的禁脔，威福自一操一；廣西巡撫瞿式耜意在擁立桂藩，同隆武朝廷貌合神離。
向心力比較強的是贛南和廣東。
隆武帝開初并沒有看出何騰蛟的割據自雄心理，對何騰蛟的請官請爵幾乎是言必聽從，不僅把湖廣地區的全權委任給他，還指望他派兵進入江西，把自己從鄭氏集一團一控制下的福建迎接到贛州或者湖南。
當時，正是大順軍餘部同何騰蛟、堵胤錫達成聯明抗清協議、湖廣兵力正盛的時候，隆武帝認為浙東、福建有魯監國、鄭芝龍的兵力抗擊清軍，自己移駐贛州或湖南，可以就近節制贛南、湖廣、廣東和雲南、貴州調來的軍隊同清方較量，收複失地。
然而，他的這一計劃既遭到鄭芝龍的反對，又得不到何騰蛟的真心支持，終于化為泡影。
大緻可以這樣說，崇祯朝時雖已出現少數武将擁兵自重的迹象，朝廷的威令基本上還能暢通無阻；弘光時武将跋扈，封疆大臣仍不敢違反朝廷旨意；隆武以後督撫大臣也效法武将，一味盤踞地方，争權奪利，朝廷威令不行，幾乎談不上統一部署、統一指揮。
清廷雖有内部傾壓，但掌權者基本上能威福自一操一，令行禁止。
相形之下，清勝明敗主要決定于内部凝聚力。
清阿濟格、多铎主力北返之後，江南留守兵力相當單薄，擁明勢力雖展開了一些反擊，但收效甚微，原因在于各自為政，互相觀望，甚至坐視清軍打掉擁明旗幟下的異己力量，心中竊喜。
南明軍閥和封疆大吏多數是這樣一批鼠目寸光的人物，才使清方得以有限兵力集中使用，達到各個擊破的效果。
1645年秋天，魯監國的軍隊渡錢塘江攻杭州和浙東等地；堵胤錫督忠貞營攻荊州；江西明軍和義師也奮起同清方争奪建昌、吉安等府縣。
兵饷最足的鄭芝龍和何騰蛟卻一味坐食内地，毫無作為。
由于南明當權人物總是誇張自己的“功績”，隐瞞自己的消極避戰，留下的材料雖然很多，卻隻能把讀者導入歧途。
為了理清頭緒，借助于清方檔案材料就是必要的了。
勒克德渾接替多铎和阿濟格鎮守江南期間，隻進行了一次重大的軍事行動，這就是援救荊州之役，對手是由大順軍改編而成的忠貞營（荊州戰役另述）。
當時，清朝對江南的統治遠未鞏固，兵力又非常單薄。
除了駐于南京和杭州的一部分滿洲八旗兵以外，湖廣（主要指今湖北省部分）、江西以及今安徽省等地區都是由新降附的漢軍負責鎮守和攻取。
勒克德渾領江甯（今南京）滿軍主力援救荊州時，連南京城内外的反清勢力也還相當活躍。
順治二年（1645）十一月江甯等處巡按一毛一九華在一件揭帖中說：“江甯城外九十餘村，有王■、孫壒、金牛、六塘、聶村、陶村、鄧村、龍都八村借練鄉兵為名，敢犯天兵，遂經剿洗，自後安堵。
”①實際上南京城郊義師雖然受到清軍的搜剿，地方并沒有“安堵”，就在勒克德渾統兵西上湖廣時，抗清義師趁江甯守禦力量空虛，密謀于順治三年（1646）正月十二日夜間裡應外合，奪取懊城。
由于消息走露，洪承疇等得以及時防範，“捕斬為首者三十人。
至十八日夜，賊首僞潞安王、瑞昌王複率賊兵二萬餘三路入犯，我兵俱擊敗之”①。
洪承疇揭帖中叙述道：“有僞瑞昌王朱誼漇、僞總兵朱君召，一奸一惡異常，到處号召同謀叛亂。
今年正月十九日，既密圖江甯，裡應外合。
職與一操一江陳錦等諸臣，先事發覺，合滿漢官兵，奮力擒剿，旋就底定。
然大逆朱誼漇、朱君召猶未就擒，禍本未拔。
”下文又說，正月二十三日陳錦、巴山、厫童統兵在南京城外搜剿，殺一百餘人，自二十四日起将江甯各城門封閉，“細搜城内逆賊，擒獲甚多，俱有瑞昌王僞旨、僞牌劄可據。
”洪承疇的這件奏疏是在順治三年八月底寫的，這時清廷已派遣貝勒博洛統兵由浙江進攻福建，南京地區的清軍仍然很少，所以他在疏中說：“惟是江甯為江南根本重地，遠近望以為安危。
職先督發原任平南伯、廣昌伯下副、參高進庫、楊武烈、蔺光元等官兵三千，援剿江西。
嗣有山東總兵柯永盛官兵四千移駐江甯，緩急可恃；後将柯永盛官兵改駐江西，則江甯官兵仍覺單薄。
今雖有提督總兵張大猷統漢兵四千，皆系提督曹存一性一所遺營兵，南兵脆弱，全無馬匹，即盔甲、弓箭俱稱缺乏，尚在設法置備。
所恃者，惟巴山滿洲官兵，先聲足以奪氣，臨敵足以摧鋒，若多行調發，則彈壓勢輕，恐啟一奸一宄窺伺之漸。
”②洪承疇的這件密疏透露了南京堪戰的漢兵已先後調赴江西，防守兵力隻有巴山部為數不多的滿軍，因此他建議清廷不僅不要再一抽一調部分巴山部軍出征，還應把高進庫部漢軍調回南京，“庶重地可保無虞”。
由此可見多铎部“凱旋”後，勒克德渾出征荊州期間和返京休息以後，南京的防守兵力極其單薄。
而南明方面對清軍的虛實一無所知，清軍未到時盤踞地方，苟且偷生；等到清方調集兵力進攻時立即張皇失措，非降即逃。
換句話說，清方始終掌握着主動權，休整和進攻交替而行；南明方面在1645秋到1646秋這一年裡，除了原大順軍反攻荊州、魯監國的軍隊同清軍相持于錢塘江、忠于隆武政權的贛南軍隊與金聲桓部清軍争奪江西以外，兵力最多的鄭芝龍部（他完全可以憑借水師優勢入長江進攻南京等地）、何騰蛟部（他本應出嶽州攻武昌等地），都龜縮于後方，毫無進取之意。
南明高官顯爵的文恬武嬉，錯過了最佳戰機，直接導緻了浙東的潰敗和隆武政權的覆亡。
①《清代農民戰争史資料選編》第一冊（下），第二九七頁。
①《清世祖實錄》卷二十四。
②順治三年八月三十日招撫江南各省大學士洪承疇密揭帖，《明清史料》甲編，第二本，第一七○頁。
曹存一性一原為弘光朝左都督，多铎部清軍抵南京時投降，被委任為總管五營提督省城（即江甯）軍務，其時年已遲暮，順治二年九月命其孫副總兵曹胤吉進表（見同上書，第一二八、一二九頁），部下兵将多系明代南京世襲之軍，沒有多大戰鬥力。
第二節隆武帝的政策和舉措 隆武朝廷和魯監國政權都是在國内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的形勢下建立的，它們的共同特點是抗清複明。
由于魯監國政權控制區太小，影響有限，這裡着重叙述隆武朝廷的大政方針。
第一，在總體戰略上，弘光朝廷以“平寇”（即鎮壓農民起義）為主；隆武朝廷改為“禦虜”（即抗清）為主。
這自然是形勢造成的，正如順治二年十月清廷派遣的招撫江西孫之獬揭帖中所說：“福藩喚醒唐藩之迷，馬士英喚醒黃道周之迷。
”①奉行“聯虜平寇”方針的弘光朝廷在南下清軍鐵騎的沖擊下土崩瓦解，擁明勢力終于認識到社稷存亡的主要威脅是滿洲貴族建立的清朝。
朱聿鍵能夠洞察客觀條件的變化，總結弘光覆亡、潞王降清的教訓，不失時機地樹立起抗清大旗，符合漢族百姓反對滿洲貴族強制推行的剃發改制等民族壓迫政策的願望，畢竟是難能可貴的。
他即位十天後，就誅殺清朝派來招降的使者馬得廠，敕谕文武臣民曰：“朕今痛念祖陵，痛惜百姓。
狂彜污我宗廟，害我子民，一婬一掠剃頭，如在水火。
朕今誅清使、旌忠臣外，誓擇于八月十八日午時，朕親統禦禦營中軍平彜侯鄭芝龍、禦營左先鋒定清侯鄭鴻逵，統率六師，禦駕親征……”②這次親征由于鄭芝龍兄弟的阻撓，沒有實現。
朱聿鍵在基本政策上的轉變，仍然值得稱道。
聯合農民軍共同抗清，是從隆武時期開始的。
後來的曆史證明，如果沒有大順、大西農民軍的聯明抗清，南明政權絕對延續不了近二十年之久。
第二，朱聿鍵針對萬曆以來一黨一争給國事帶來的危害，提出了消除一黨一争，“用舍公明”的方針。
就任監國時，他親自撰寫了“缙紳”、“戎政”、“儒林”三篇《便覽》。
其中說：“蓋國家之治，必文武和于上，始民兵和于下。
不然，立敗之道也。
”“孤惟帝王之禦世也，必本祖法而出治。
治不獨出于帝王，必與文武之賢者共之。
始于得賢将相，終于得賢百職，四海兆民，方有信賴。
民安則華強彜服矣。
……帝王量大，則識必高。
識高，必用舍公明。
又何有乎東林、門戶，魏一黨一、馬一黨一之紛紛哉！嗚呼，三一黨一成，偏安矣；四一黨一成，一隅矣！”下文說，他“監國閩省，創設有司，約率衆而本己，官不備以惟人；焦勞昕夜，惟賢是求”①。
同年八月二十七日，親出考選推官策題雲：“曆代之受患，莫過于群臣朋一黨一之最大。
于今兩京之覆，二帝之傷，皆此故也。
……大明開天，一黨一肇于神廟之季。
東林、魏一黨一；門戶、馬一黨一，交激遞變，而有如此之痛效矣。
朕今志在蕩平，盡去諸一黨一之名，惟在廷嚴說謊之條，在外正貪婪之罰。
……迩日在廷，似猶有不醒之迷，欲啟水火之戰，朕甚懼焉！何道可底太平大公，令文武真和衷而共濟乎？……朕今亦曰：‘去寇易，去一黨一難。
’然一黨一不去，寇不驅也，審矣。
”②隆武二年（1646）正月，又在诏書中說：“此後真正魏一黨一，亦與一概滌寬。
但責後效，不計已往。
蓋中興之時事，臣民悔過且與維新，況輕于此者乎！”③當時，弘光朝首輔馬士英在浙東成了過街老鼠，日子很不好過，要求入仙霞關朝見。
隆武帝内心裡是歡迎他的，鄭芝龍同馬士英關系較好，也主張收用馬士英。
可是，朝廷上許多文臣都表示強烈反對，禮部
朱聿鍵隻好下诏定士英為“罪輔”、“逆輔”，讓他在江浙“圖功自贖”④。
對于弘光時依附馬士英的楊文骢父子，朱聿鍵優加委任（主要原因是在唐、魯争立中楊氏父子站在隆武朝廷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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