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弘光朝廷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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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合這些地方的官紳武裝，擴大自己的管轄區，自然不失為一着高棋。
史可法未必看不到這一點。
問題是，高傑、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已因“定策”有功，備受弘光帝和馬士英的一寵一信，志驕氣盈，一心追求的是在江北争奪繁華之地，既可過太平日子，又可就近要挾朝廷。
史可法出任督師時已是“失勢憫墨”之人，他根本指揮不了“四鎮”，隻好奔走調停于四鎮之間，如奉驕子，一籌莫展。
下面對四鎮的來曆作一簡單介紹。
黃得功，字虎山，開原衛人①，出身行伍。
崇祯年間長期在南直隸江北、河南一帶同張獻忠、革左五營等部義軍作戰，升至廬州總兵。
明亡前夕随馬士英平定河南永城叛将劉超，論功封為靖南伯。
劉良佐，字明輔，北直隸人，因常騎一匹雜色馬，人稱花馬劉。
崇祯年間統兵在宿松、廬州、六安一帶同義軍作戰，升任總兵官。
北都覆亡時他帶的軍隊駐在河南正一陽一地區，甲申四月應鳳一陽一總督馬士英邀請率部進入南直隸，“沿途一婬一劫，臨淮民聞其将至，嚴兵固守。
良佐怒，攻之，不下”②。
馬士英讓他移駐壽縣一帶。
關于劉良佐有一點需要特别注意，他的弟弟劉良臣早在1631年（明崇祯四年）大淩河之役時任遊擊，就已随總兵祖大壽投降清廷。
①後來清軍南下時，他不戰而降當與此有關。
高傑，字英吾，陝西米脂人，原為李自成部将，綽号翻山鹞，投降明政一府後多次參加對農民軍的追剿，升任總兵。
甲申初大順軍渡河東征，明朝武将大批歸附，高傑因為同李自成有宿怨，不敢投降，率部由陝西經山西、河南懷慶一直逃到山東。
高部進入山東時，見地方百姓對明朝廷已失去信心，盼望大順軍早日到來。
為了順利通過各州縣并取得糧饷，高部将領竟然冒充為大順軍。
康熙年間金鄉知縣沈淵記載了當地的一件掌故：“猶憶聞之老者，謂當崇祯甲申三月（當為二月，見注）有号翻天鹞子者，高傑麾下将也。
挾逃兵數千人假名‘闖王安民’，兵薄金鄉城。
方是時，寇賊充斥，金鄉官民守城，城門晝夜閉，而見賊言如此，喜其安民，方謀牛酒迎勞，且遙問安民何如？賊且作宣诏狀，有‘禁擄、禁殺，敢違者斬無赦’諸語，彼軍士則狂走如骛，洶洶不可遏，守者方疑之。
”②高傑在奪路狂奔之際，派使者到壽州同鳳一陽一總督馬士英聯系。
士英得知他部下有兵三萬、馬騾九千，立即回信讓高傑部屯駐徐州，聽從自己節制。
①高傑赴壽州谒見馬士英後回鎮徐州，不久就由于太監盧九德的穿針引線，成了“定策”元勳。
劉澤清，字鶴洲，山東曹縣人，出身行伍，崇祯末年升至山東總兵。
大順軍迫近北京時，崇祯帝命他率部火速入衛京師，他謊稱墜馬受傷，拒不奉诏。
不久大順軍進入山東，他帶領主力向南逃至淮安。
在南京諸臣商議立君的問題上，他起初迎一合東林一黨一人錢謙益、呂大器等主張擁立潞王朱常淓，後來得知黃得功、高傑、劉良佐和馬士英已經決策擁立福王朱由崧，他自知兵力不敵，立即搖身一變，加入了擁福的行列。
② 四鎮中高傑、黃得功兵力較強。
高傑、劉澤清是望風而逃的敗将，本應受到朝廷的懲罰；黃得功、劉良佐在甲申年間也無“功”可錄，隻是由于他們以兵力作後盾使朱由崧得以如願以償登上皇帝的寶座，都成了定策功臣。
五月十七日，黃得功進封為靖南侯、高傑為興平伯、劉澤清東平伯、劉良佐廣昌伯；世守武昌的左良玉雖然沒有參加定策，但他兵多将廣，也進封為甯南侯。
正因為四鎮的形成本不是在為明室收複“失地”中作出過什麼貢獻，而是在策立上對朱由崧個人有功。
就弘光、馬士英而言，需要憑借他們的兵力懾服江南士紳；四鎮也自恃有功，“天子乃我輩所立”，從此驕悍跋扈，一味麕集于南直隸江北地區争奪“善地”以自肥，進而挾制朝廷。
關于四鎮封爵的問題，種根于迎立新君上的分歧。
具體情節各書記載不完全相同。
應延吉記甲申十一月史可法對他說：“天下事已不可為。
先帝變日，予待罪南樞，分固應死，轉念天下國家之重，庶幾主器得人，希紹一成一旅之烈，不意決裂至此！揆厥所由，職由四鎮尾大不掉。
為今之計，惟斬四臣頭懸之國門，以為任事不忠之戒，或其有濟。
昔之建議而封四鎮者，高弘圖也；從中主張贊成其事者，姜曰廣、馬士英也；依違其間，無所救正者，餘也。
”①黃宗羲的說法是：“馬士英既借四鎮以迎立，四鎮遂為士英所結。
史可法亦恐四鎮之不悅己也，急封爵以慰之。
君子知其無能為矣。
”②姜曰廣記：“先是，封事起倉卒，諸将條上事宜，上許焉。
一切誅戮、署置、鹽課、商稅以及正供之賦，俱得便宜從事，俨然藩鎮矣。
”姜曰廣和北大司寇（刑部尚書）解學龍等上言若不改變，“深釀地方憂”。
馬士英回答道：“史送之，令吾奪之，不能！”③弘光帝即位不久，江西總督袁繼鹹朝見時面奏：“封爵以勸有功。
無功而伯，則有功者不勸；跋扈而伯，則跋扈者愈多。
”朱由崧表面上贊成袁繼鹹的意見，歎氣說：“事已成，奈何？”④實際上正如六月二十日國子監典籍李模疏中所言：“今日擁立之事，皇上不以得位為利，諸臣何敢以定策為名？甚至定策之名加之鎮将。
鎮将事先帝，未聞效桑榆之收；事皇上，未聞彰汗馬之績。
案其實亦在戴罪之科。
予之定策，其何敢安？”①這話說到了問題的實質。
南明的幾個朝廷都是由武将擁立和一操一縱，從來駕馭不了武将。
武将既不以是否為國出力受賞罰，而是靠挾制朝廷加官晉爵，一旦形勢不利，倒戈相向，保全富貴，自在意料當中。
總而言之，南明立國之初，底子就沒有打好，作為關鍵人物的史可法沒有斷然決策迎立福王朱由崧，利用皇權穩住大局，收拾殘疆，是重大的失策；朱由崧眼看有當不上皇帝的危險，急忙派人召鎮将擁立，授以“定策”之名。
從此太阿倒持，軍人專一政，國已不國。
軍閥之間又矛盾重重，勇于私鬥，怯于公戰；文臣或依附某一軍閥為靠山，或束手無策，放言高論者有之，引避遠遁者有之，坐看江河日下，國土淪喪。
南明之未能比拟于東晉、南宋，其源全出于此。
後來在贛州殉難的隆武朝大學士楊廷麟曾賦詩寄慨雲：“帝京何日複，請将近承恩”，“王室猶多難，書生且論功”②，對弘光至隆武朝事作了簡要的概括。
四鎮既以定策功封爵，“人人有門生天子心”，桀骜不馴。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在講話時常引用“聖旨”，高傑大不以為然，當面頂撞道：“旨、旨，何旨也！爾曾見皇極殿中有人走馬耶！”黃得功有一次跪着聽使者宣讀诏書，覺得不合自己的意思，不待讀完就爬起來，“攘袂掀案，大詈曰：去！速去！吾不知是何诏也！”①在極其重視君臣之份的中國封建社會裡，這種場面是很罕見的。
他們對廷臣有所不滿時，就上疏雲“乞付軍前正法”。
劉澤清在陛見弘光帝時大言無忌地說：“祖宗天下，為白面書生壞盡，此曹宜束之高閣。
俟臣殺賊後，取而拂拭用之，以聽其受享可也！今請罷制科勿設便。
”②史可法在軍中寫信給大學士高弘圖，“盛言‘鎮鋒惡，盍謹避之！’”③。
四鎮的氣焰如此嚣張，皇帝和廷臣也無可奈何，馬士英雖然投機附和鎮将得以位居首輔，但他同樣受制于四鎮和左良玉，毫無作為。
④ 四鎮的駐地為：黃得功駐真州（儀征）、劉良佐駐壽州（今壽縣）、劉澤清駐淮安，高傑原受命安頓家口于揚州城外然後統兵北征。
可是，高傑貪圖揚州富庶，要求将家口安置于城内。
揚州的百姓見高傑部下士卒在附近村莊到處搶掠焚殺，“煙火蔽日”、“僵一屍一遍野”，紛紛罷市登陴，不讓高軍入城。
高傑惱羞成怒，于六月初七日下令攻城。
揚州進士鄭元勳從中調停，同高傑面議隻讓官兵家眷安置城内，不在城内駐軍。
不料揚州百姓群情激憤，當場擊殺鄭元勳。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親自來到揚州城外的高傑軍營裡，婉轉勸說，一味姑息牽就。
“閣部之行也，以川兵三百自随，傑疑之，可法即分與二百人，然傑疑如故。
……傑防可法甚嚴，一切出入文移必呈傑始達可法。
……可法留傑營月餘，不得要領”⑤。
經過反複磋商，最後決定把揚州附近的瓜州作為高軍安頓之地。
江北四鎮是這樣跋扈自雄，世鎮武昌的甯南侯左良玉在崇祯年間就已尾大不掉，自行其是。
弘光監國和即位的诏書頒到武昌，他一度拒絕開讀，在湖廣巡撫何騰蛟、部下監紀副總兵盧鼎等人的勸說下，才勉強開讀成禮。
南明其他将領如鄭芝龍、方國安等人見大将如此，也各自盤算自身利益，不以國事為念。
①史可法的這件啟本各書詳略不一，系時也不一緻。
這裡是依據《史可法集》卷一、計六奇《明季南略》卷一所載校補而成。
啟本中提及馬士英事，在《史可法集》中作“至督臣頻年讨賊，望重勞深，今既總統諸軍，似應特行優異，此又自有睿裁，不俟臣言之贅矣”，文字雖與《明季南略》稍異，但史可法的意圖是給馬士英加官進爵，仍舊“總統諸軍”，不讓他真正入閣辦事是很明顯的。
②姜曰廣《過江七事》。
③《史可法集》卷一《啟為遵旨速議等事》。
按，史可法初八日、十一日兩件啟本，在李清《南渡錄》卷一中被合并為一，牽連書于五月甲辰（十七日）下，顯然不妥，朱由崧在十五日即帝位，官員上言當用奏疏，史可法所上為啟本當在其監國之時，馬士英初九日到南京入内閣辦事在可法第二件啟本中也有明确反映。
①溫睿臨《南疆逸史》卷四十九。
②李清《南渡錄》卷一。
③張岱《石匮書後集》卷三十八。
④《鹿樵紀聞》卷上。
①《鹿樵紀聞》卷上。
《南疆逸史》卷四十九本傳作合肥人，從軍遂隸遼一陽一籍。
②李清《南渡錄》卷一。
①《清史列傳》卷七十八《劉良臣傳》。
②乾隆三十三年《金鄉縣志》卷二十，藝文，沈淵《馬義烈女祠碑一陰一記》；同書卷七，宦績，《段可舉傳》記：“甲申三月十六日，妖賊翻天鹞托闖官安民，計在賺城。
”按，順治十三年《新修豐縣志》卷九《災祥》記：“十七年二月十六日，高傑兵數萬由豐适徐，城門晝閉，民大恐。
”金鄉、豐縣接境相鄰，兩縣志所記均為十六日，但一作三月，一作二月，從當時形勢看應為二月。
①談遷《國榷》卷一百。
②李清《三垣筆記》下《弘光》。
①應延吉《青燐屑》卷上。
②黃宗羲《弘光實錄鈔》卷一。
林時對在《閣部史忠靖公以四藩防江記》一文中也說“議立四藩，畫地而封”是史可法的主意。
貴池諸生劉城上書指出用人不妥，“公得書果悔，而事已無及”。
見《留補堂文集選》。
③姜曰廣《過江七事》。
④李清《三垣筆記》下《弘光》。
①《弘光實錄鈔》卷一。
②楊廷麟《楊忠節公遺集》卷四《山中聞鳴鳥凄然噫之》。
①姜曰廣《過江七事》。
②姜曰廣《過江七事》。
③姜曰廣《過江七事》。
④劉獻廷《廣一陽一雜記》卷一記弘光時馬士英打算任用王重掌選事，“為高傑所參而止。
疏中目重為狡童。
藩鎮驕橫至此，從來所未有也”。
⑤李清《南渡錄》卷一。
祁彪佳在日記中也說：“史道鄰出淮一陽一視師，所攜親兵為總鎮高傑所分，不能受約束。
乃以南都随征将官于永绶、劉肇基、陳可立等家眷及親丁暫住于京口。
”見《祁忠敏公日記》《甲申日曆》六月十三日條。
第四節弘光朝廷内部一黨一争的激化 明後期的一黨一争是統治集一團一内部矛盾激化的表現，它貫串于萬曆以後整個政治生活中，一直延續到南明。
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間一黨一争基本上限于在朝、在野的官紳當中；弘光以後軍閥勢力介入，朝中文臣往往以武将為靠山，使一黨一争變得更加複雜尖銳。
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一黨一争是導緻明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南明第一個朝廷——南京政權從醞釀建立開始，就發生立福、立潞的争議，所謂“立賢”、“立親”不過是表面文章，實質上是不同利益集一團一為争奪新政權壟斷地位的一場争鬥。
弘光即位的時候，全國已處于四分五裂的狀态，清朝、大順、以至張獻忠的大西政權都面臨一個争取人才為己所用的問題，弘光政權也不例外。
在争取人才方面，史可法是比較清醒的，當五月初起草監國诏書時，原稿起用廢臣一款内有“除封疆（指任職期間所管地方失守）、逆案、計典、贓私不準起用”一語，他認為“國事之敗壞非常，人才之彙征宜廣，未可仍執往時之例”，把這句話删去。
一兩天後正式發布時，連史可法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仍照原本發出。
①後來史可法上言又引馬士英奏曰：“監國诏書，據閣臣史可法疏謂，逆案等事俱抹去，而呂大器添入之。
是以戎臣而增減诏書也。
”②總之，集中于南京附近江浙人文荟萃之地的一批官僚（他們大多是東林—複社人士）有一個如意盤算，一方面趁北都陷沒，朝臣除極少數“死節”以外幾乎都投降了大順政權成為“從賊僞官”；一方面又以不準起用“逆案”等舊例為理由阻擋另一批在野官紳入仕，這樣可以為自己控制從中央到地方的全部要津鋪平道路。
由于曆史的原因，他們擔心福王朱由崧即位可能掀翻逆案，使自己在政治上失勢。
朱由崧不得不憑借四鎮武将的支持登上帝位，由此形成武将無功封爵、跋扈自雄的局面。
四鎮的遙控朝政，使東林—複社一黨一人壟斷朝政的圖謀遭到重大挫折，這本來是他們自己種下的苦果。
然而，一貫以清流自命的東林—複社骨幹從來不肯承認自己私心自用，而是集中火力攻擊投機取巧的馬士英和他援引的阮大铖，似乎事情全壞在馬阮亂政，掀翻逆案，正人君子連袂而去，衆小翩翩入朝，終于導緻南京弘光政權的覆亡。
這種觀點由黃宗羲創立的浙東史派發揚光大，流傳三百多年，至今尚未廓清。
弘光初立的時候，大臣多是東林—複社人士心目中的正人君子。
這種局面沒有維持多久，姜曰廣、高弘圖、張慎言、劉宗周等人相繼被排擠出朝。
然而，這并不是掀翻逆案的結果，直到弘光朝廷覆亡，列名魏忠賢逆案中的人物極少起用。
何況，弘光朝廷面對的是“大順”和清方，起用不起用逆案官紳無關大局。
清兵進入北京後留用大批降闖官員、禮聘逆案首魁馮铨，是其成功之策，而不是失敗之著。
弘光朝廷内部矛盾醞釀和激化始終是圍繞“定策”問題展開的。
就東林—複社骨幹人士而言，本意是從幫派利益出發反對迎立福王，福王既立，“天位已定”，東林—複社骨幹人士希望破産。
四鎮和及時轉舵的馬士英以定策之功自诩，洋洋得意。
東林—複社人士妬意倍增，他們既不敢把矛頭指向“當今皇帝”，隻好把馬士英作為攻擊的靶子。
馬士英固然不是救時之相，但把他打入另冊，列入《明史》一奸一臣傳是毫無道理的。
至于把他同阮大铖挂在一起稱之為“Yan禍”更是無中生有。
馬士英熱衷于權勢，這在明末官一場上是一種極為普遍的現象。
在政治态度上，他原來傾向于東林—複社，陳子龍自撰年譜雲：“貴一陽一（指馬士英），先君同籍也，遇予亦厚。
其人傥蕩不羁，久曆封疆。
于門戶之學，非素所深研也。
”①杜登春《社事始末》說：“南中建國，貴一陽一馬士英為婁東（指複社首領張溥）好友，一時擁戴竊一柄一，甚引重東林，起用錢（謙益）、徐（■）、陳（子龍）、夏（允彜）諸君子。
……複社中失節者（指在北京投降大順政權）貴一陽陽一加歎恨，一陰一為矜憐，悉欲置末減。
及福藩恣用私人，搜羅珰孽，而阮大铖輩盡起而謀國是，外則附貴一陽一以招權納賄，内則實為珰人翻局之計。
”①東林—複社人士抨擊馬士英最激烈的是他起用阮大铖。
由于阮大铖名列崇祯初魏忠賢逆案，于是把掀翻逆案作為馬士英的一條主要罪狀，全線出擊。
然而，這條罪名能否成立很值得研究。
第一，阮大铖為人小有才，本非志節之士，這是一回事；他的列名魏忠賢逆案是否恰當
史可法未必看不到這一點。
問題是，高傑、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已因“定策”有功，備受弘光帝和馬士英的一寵一信，志驕氣盈，一心追求的是在江北争奪繁華之地，既可過太平日子，又可就近要挾朝廷。
史可法出任督師時已是“失勢憫墨”之人，他根本指揮不了“四鎮”，隻好奔走調停于四鎮之間，如奉驕子，一籌莫展。
下面對四鎮的來曆作一簡單介紹。
黃得功，字虎山，開原衛人①，出身行伍。
崇祯年間長期在南直隸江北、河南一帶同張獻忠、革左五營等部義軍作戰，升至廬州總兵。
明亡前夕随馬士英平定河南永城叛将劉超，論功封為靖南伯。
劉良佐，字明輔，北直隸人，因常騎一匹雜色馬，人稱花馬劉。
崇祯年間統兵在宿松、廬州、六安一帶同義軍作戰，升任總兵官。
北都覆亡時他帶的軍隊駐在河南正一陽一地區，甲申四月應鳳一陽一總督馬士英邀請率部進入南直隸，“沿途一婬一劫，臨淮民聞其将至，嚴兵固守。
良佐怒，攻之，不下”②。
馬士英讓他移駐壽縣一帶。
關于劉良佐有一點需要特别注意，他的弟弟劉良臣早在1631年（明崇祯四年）大淩河之役時任遊擊，就已随總兵祖大壽投降清廷。
①後來清軍南下時，他不戰而降當與此有關。
高傑，字英吾，陝西米脂人，原為李自成部将，綽号翻山鹞，投降明政一府後多次參加對農民軍的追剿，升任總兵。
甲申初大順軍渡河東征，明朝武将大批歸附，高傑因為同李自成有宿怨，不敢投降，率部由陝西經山西、河南懷慶一直逃到山東。
高部進入山東時，見地方百姓對明朝廷已失去信心，盼望大順軍早日到來。
為了順利通過各州縣并取得糧饷，高部将領竟然冒充為大順軍。
康熙年間金鄉知縣沈淵記載了當地的一件掌故：“猶憶聞之老者，謂當崇祯甲申三月（當為二月，見注）有号翻天鹞子者，高傑麾下将也。
挾逃兵數千人假名‘闖王安民’，兵薄金鄉城。
方是時，寇賊充斥，金鄉官民守城，城門晝夜閉，而見賊言如此，喜其安民，方謀牛酒迎勞，且遙問安民何如？賊且作宣诏狀，有‘禁擄、禁殺，敢違者斬無赦’諸語，彼軍士則狂走如骛，洶洶不可遏，守者方疑之。
”②高傑在奪路狂奔之際，派使者到壽州同鳳一陽一總督馬士英聯系。
士英得知他部下有兵三萬、馬騾九千，立即回信讓高傑部屯駐徐州，聽從自己節制。
①高傑赴壽州谒見馬士英後回鎮徐州，不久就由于太監盧九德的穿針引線，成了“定策”元勳。
劉澤清，字鶴洲，山東曹縣人，出身行伍，崇祯末年升至山東總兵。
大順軍迫近北京時，崇祯帝命他率部火速入衛京師，他謊稱墜馬受傷，拒不奉诏。
不久大順軍進入山東，他帶領主力向南逃至淮安。
在南京諸臣商議立君的問題上，他起初迎一合東林一黨一人錢謙益、呂大器等主張擁立潞王朱常淓，後來得知黃得功、高傑、劉良佐和馬士英已經決策擁立福王朱由崧，他自知兵力不敵，立即搖身一變，加入了擁福的行列。
② 四鎮中高傑、黃得功兵力較強。
高傑、劉澤清是望風而逃的敗将，本應受到朝廷的懲罰；黃得功、劉良佐在甲申年間也無“功”可錄，隻是由于他們以兵力作後盾使朱由崧得以如願以償登上皇帝的寶座，都成了定策功臣。
五月十七日，黃得功進封為靖南侯、高傑為興平伯、劉澤清東平伯、劉良佐廣昌伯；世守武昌的左良玉雖然沒有參加定策，但他兵多将廣，也進封為甯南侯。
正因為四鎮的形成本不是在為明室收複“失地”中作出過什麼貢獻，而是在策立上對朱由崧個人有功。
就弘光、馬士英而言，需要憑借他們的兵力懾服江南士紳；四鎮也自恃有功，“天子乃我輩所立”，從此驕悍跋扈，一味麕集于南直隸江北地區争奪“善地”以自肥，進而挾制朝廷。
關于四鎮封爵的問題，種根于迎立新君上的分歧。
具體情節各書記載不完全相同。
應延吉記甲申十一月史可法對他說：“天下事已不可為。
先帝變日，予待罪南樞，分固應死，轉念天下國家之重，庶幾主器得人，希紹一成一旅之烈，不意決裂至此！揆厥所由，職由四鎮尾大不掉。
為今之計，惟斬四臣頭懸之國門，以為任事不忠之戒，或其有濟。
昔之建議而封四鎮者，高弘圖也；從中主張贊成其事者，姜曰廣、馬士英也；依違其間，無所救正者，餘也。
”①黃宗羲的說法是：“馬士英既借四鎮以迎立，四鎮遂為士英所結。
史可法亦恐四鎮之不悅己也，急封爵以慰之。
君子知其無能為矣。
”②姜曰廣記：“先是，封事起倉卒，諸将條上事宜，上許焉。
一切誅戮、署置、鹽課、商稅以及正供之賦，俱得便宜從事，俨然藩鎮矣。
”姜曰廣和北大司寇（刑部尚書）解學龍等上言若不改變，“深釀地方憂”。
馬士英回答道：“史送之，令吾奪之，不能！”③弘光帝即位不久，江西總督袁繼鹹朝見時面奏：“封爵以勸有功。
無功而伯，則有功者不勸；跋扈而伯，則跋扈者愈多。
”朱由崧表面上贊成袁繼鹹的意見，歎氣說：“事已成，奈何？”④實際上正如六月二十日國子監典籍李模疏中所言：“今日擁立之事，皇上不以得位為利，諸臣何敢以定策為名？甚至定策之名加之鎮将。
鎮将事先帝，未聞效桑榆之收；事皇上，未聞彰汗馬之績。
案其實亦在戴罪之科。
予之定策，其何敢安？”①這話說到了問題的實質。
南明的幾個朝廷都是由武将擁立和一操一縱，從來駕馭不了武将。
武将既不以是否為國出力受賞罰，而是靠挾制朝廷加官晉爵，一旦形勢不利，倒戈相向，保全富貴，自在意料當中。
總而言之，南明立國之初，底子就沒有打好，作為關鍵人物的史可法沒有斷然決策迎立福王朱由崧，利用皇權穩住大局，收拾殘疆，是重大的失策；朱由崧眼看有當不上皇帝的危險，急忙派人召鎮将擁立，授以“定策”之名。
從此太阿倒持，軍人專一政，國已不國。
軍閥之間又矛盾重重，勇于私鬥，怯于公戰；文臣或依附某一軍閥為靠山，或束手無策，放言高論者有之，引避遠遁者有之，坐看江河日下，國土淪喪。
南明之未能比拟于東晉、南宋，其源全出于此。
後來在贛州殉難的隆武朝大學士楊廷麟曾賦詩寄慨雲：“帝京何日複，請将近承恩”，“王室猶多難，書生且論功”②，對弘光至隆武朝事作了簡要的概括。
四鎮既以定策功封爵，“人人有門生天子心”，桀骜不馴。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在講話時常引用“聖旨”，高傑大不以為然，當面頂撞道：“旨、旨，何旨也！爾曾見皇極殿中有人走馬耶！”黃得功有一次跪着聽使者宣讀诏書，覺得不合自己的意思，不待讀完就爬起來，“攘袂掀案，大詈曰：去！速去！吾不知是何诏也！”①在極其重視君臣之份的中國封建社會裡，這種場面是很罕見的。
他們對廷臣有所不滿時，就上疏雲“乞付軍前正法”。
劉澤清在陛見弘光帝時大言無忌地說：“祖宗天下，為白面書生壞盡，此曹宜束之高閣。
俟臣殺賊後，取而拂拭用之，以聽其受享可也！今請罷制科勿設便。
”②史可法在軍中寫信給大學士高弘圖，“盛言‘鎮鋒惡，盍謹避之！’”③。
四鎮的氣焰如此嚣張，皇帝和廷臣也無可奈何，馬士英雖然投機附和鎮将得以位居首輔，但他同樣受制于四鎮和左良玉，毫無作為。
④ 四鎮的駐地為：黃得功駐真州（儀征）、劉良佐駐壽州（今壽縣）、劉澤清駐淮安，高傑原受命安頓家口于揚州城外然後統兵北征。
可是，高傑貪圖揚州富庶，要求将家口安置于城内。
揚州的百姓見高傑部下士卒在附近村莊到處搶掠焚殺，“煙火蔽日”、“僵一屍一遍野”，紛紛罷市登陴，不讓高軍入城。
高傑惱羞成怒，于六月初七日下令攻城。
揚州進士鄭元勳從中調停，同高傑面議隻讓官兵家眷安置城内，不在城内駐軍。
不料揚州百姓群情激憤，當場擊殺鄭元勳。
督師大學士史可法親自來到揚州城外的高傑軍營裡，婉轉勸說，一味姑息牽就。
“閣部之行也，以川兵三百自随，傑疑之，可法即分與二百人，然傑疑如故。
……傑防可法甚嚴，一切出入文移必呈傑始達可法。
……可法留傑營月餘，不得要領”⑤。
經過反複磋商，最後決定把揚州附近的瓜州作為高軍安頓之地。
江北四鎮是這樣跋扈自雄，世鎮武昌的甯南侯左良玉在崇祯年間就已尾大不掉，自行其是。
弘光監國和即位的诏書頒到武昌，他一度拒絕開讀，在湖廣巡撫何騰蛟、部下監紀副總兵盧鼎等人的勸說下，才勉強開讀成禮。
南明其他将領如鄭芝龍、方國安等人見大将如此，也各自盤算自身利益，不以國事為念。
①史可法的這件啟本各書詳略不一，系時也不一緻。
這裡是依據《史可法集》卷一、計六奇《明季南略》卷一所載校補而成。
啟本中提及馬士英事，在《史可法集》中作“至督臣頻年讨賊，望重勞深，今既總統諸軍，似應特行優異，此又自有睿裁，不俟臣言之贅矣”，文字雖與《明季南略》稍異，但史可法的意圖是給馬士英加官進爵，仍舊“總統諸軍”，不讓他真正入閣辦事是很明顯的。
②姜曰廣《過江七事》。
③《史可法集》卷一《啟為遵旨速議等事》。
按，史可法初八日、十一日兩件啟本，在李清《南渡錄》卷一中被合并為一，牽連書于五月甲辰（十七日）下，顯然不妥，朱由崧在十五日即帝位，官員上言當用奏疏，史可法所上為啟本當在其監國之時，馬士英初九日到南京入内閣辦事在可法第二件啟本中也有明确反映。
①溫睿臨《南疆逸史》卷四十九。
②李清《南渡錄》卷一。
③張岱《石匮書後集》卷三十八。
④《鹿樵紀聞》卷上。
①《鹿樵紀聞》卷上。
《南疆逸史》卷四十九本傳作合肥人，從軍遂隸遼一陽一籍。
②李清《南渡錄》卷一。
①《清史列傳》卷七十八《劉良臣傳》。
②乾隆三十三年《金鄉縣志》卷二十，藝文，沈淵《馬義烈女祠碑一陰一記》；同書卷七，宦績，《段可舉傳》記：“甲申三月十六日，妖賊翻天鹞托闖官安民，計在賺城。
”按，順治十三年《新修豐縣志》卷九《災祥》記：“十七年二月十六日，高傑兵數萬由豐适徐，城門晝閉，民大恐。
”金鄉、豐縣接境相鄰，兩縣志所記均為十六日，但一作三月，一作二月，從當時形勢看應為二月。
①談遷《國榷》卷一百。
②李清《三垣筆記》下《弘光》。
①應延吉《青燐屑》卷上。
②黃宗羲《弘光實錄鈔》卷一。
林時對在《閣部史忠靖公以四藩防江記》一文中也說“議立四藩，畫地而封”是史可法的主意。
貴池諸生劉城上書指出用人不妥，“公得書果悔，而事已無及”。
見《留補堂文集選》。
③姜曰廣《過江七事》。
④李清《三垣筆記》下《弘光》。
①《弘光實錄鈔》卷一。
②楊廷麟《楊忠節公遺集》卷四《山中聞鳴鳥凄然噫之》。
①姜曰廣《過江七事》。
②姜曰廣《過江七事》。
③姜曰廣《過江七事》。
④劉獻廷《廣一陽一雜記》卷一記弘光時馬士英打算任用王重掌選事，“為高傑所參而止。
疏中目重為狡童。
藩鎮驕橫至此，從來所未有也”。
⑤李清《南渡錄》卷一。
祁彪佳在日記中也說：“史道鄰出淮一陽一視師，所攜親兵為總鎮高傑所分，不能受約束。
乃以南都随征将官于永绶、劉肇基、陳可立等家眷及親丁暫住于京口。
”見《祁忠敏公日記》《甲申日曆》六月十三日條。
第四節弘光朝廷内部一黨一争的激化 明後期的一黨一争是統治集一團一内部矛盾激化的表現，它貫串于萬曆以後整個政治生活中，一直延續到南明。
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間一黨一争基本上限于在朝、在野的官紳當中；弘光以後軍閥勢力介入，朝中文臣往往以武将為靠山，使一黨一争變得更加複雜尖銳。
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一黨一争是導緻明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南明第一個朝廷——南京政權從醞釀建立開始，就發生立福、立潞的争議，所謂“立賢”、“立親”不過是表面文章，實質上是不同利益集一團一為争奪新政權壟斷地位的一場争鬥。
弘光即位的時候，全國已處于四分五裂的狀态，清朝、大順、以至張獻忠的大西政權都面臨一個争取人才為己所用的問題，弘光政權也不例外。
在争取人才方面，史可法是比較清醒的，當五月初起草監國诏書時，原稿起用廢臣一款内有“除封疆（指任職期間所管地方失守）、逆案、計典、贓私不準起用”一語，他認為“國事之敗壞非常，人才之彙征宜廣，未可仍執往時之例”，把這句話删去。
一兩天後正式發布時，連史可法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仍照原本發出。
①後來史可法上言又引馬士英奏曰：“監國诏書，據閣臣史可法疏謂，逆案等事俱抹去，而呂大器添入之。
是以戎臣而增減诏書也。
”②總之，集中于南京附近江浙人文荟萃之地的一批官僚（他們大多是東林—複社人士）有一個如意盤算，一方面趁北都陷沒，朝臣除極少數“死節”以外幾乎都投降了大順政權成為“從賊僞官”；一方面又以不準起用“逆案”等舊例為理由阻擋另一批在野官紳入仕，這樣可以為自己控制從中央到地方的全部要津鋪平道路。
由于曆史的原因，他們擔心福王朱由崧即位可能掀翻逆案，使自己在政治上失勢。
朱由崧不得不憑借四鎮武将的支持登上帝位，由此形成武将無功封爵、跋扈自雄的局面。
四鎮的遙控朝政，使東林—複社一黨一人壟斷朝政的圖謀遭到重大挫折，這本來是他們自己種下的苦果。
然而，一貫以清流自命的東林—複社骨幹從來不肯承認自己私心自用，而是集中火力攻擊投機取巧的馬士英和他援引的阮大铖，似乎事情全壞在馬阮亂政，掀翻逆案，正人君子連袂而去，衆小翩翩入朝，終于導緻南京弘光政權的覆亡。
這種觀點由黃宗羲創立的浙東史派發揚光大，流傳三百多年，至今尚未廓清。
弘光初立的時候，大臣多是東林—複社人士心目中的正人君子。
這種局面沒有維持多久，姜曰廣、高弘圖、張慎言、劉宗周等人相繼被排擠出朝。
然而，這并不是掀翻逆案的結果，直到弘光朝廷覆亡，列名魏忠賢逆案中的人物極少起用。
何況，弘光朝廷面對的是“大順”和清方，起用不起用逆案官紳無關大局。
清兵進入北京後留用大批降闖官員、禮聘逆案首魁馮铨，是其成功之策，而不是失敗之著。
弘光朝廷内部矛盾醞釀和激化始終是圍繞“定策”問題展開的。
就東林—複社骨幹人士而言，本意是從幫派利益出發反對迎立福王，福王既立，“天位已定”，東林—複社骨幹人士希望破産。
四鎮和及時轉舵的馬士英以定策之功自诩，洋洋得意。
東林—複社人士妬意倍增，他們既不敢把矛頭指向“當今皇帝”，隻好把馬士英作為攻擊的靶子。
馬士英固然不是救時之相，但把他打入另冊，列入《明史》一奸一臣傳是毫無道理的。
至于把他同阮大铖挂在一起稱之為“Yan禍”更是無中生有。
馬士英熱衷于權勢，這在明末官一場上是一種極為普遍的現象。
在政治态度上，他原來傾向于東林—複社，陳子龍自撰年譜雲：“貴一陽一（指馬士英），先君同籍也，遇予亦厚。
其人傥蕩不羁，久曆封疆。
于門戶之學，非素所深研也。
”①杜登春《社事始末》說：“南中建國，貴一陽一馬士英為婁東（指複社首領張溥）好友，一時擁戴竊一柄一，甚引重東林，起用錢（謙益）、徐（■）、陳（子龍）、夏（允彜）諸君子。
……複社中失節者（指在北京投降大順政權）貴一陽陽一加歎恨，一陰一為矜憐，悉欲置末減。
及福藩恣用私人，搜羅珰孽，而阮大铖輩盡起而謀國是，外則附貴一陽一以招權納賄，内則實為珰人翻局之計。
”①東林—複社人士抨擊馬士英最激烈的是他起用阮大铖。
由于阮大铖名列崇祯初魏忠賢逆案，于是把掀翻逆案作為馬士英的一條主要罪狀，全線出擊。
然而，這條罪名能否成立很值得研究。
第一，阮大铖為人小有才，本非志節之士，這是一回事；他的列名魏忠賢逆案是否恰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