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明朝覆亡後的全國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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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江南高郵人，是指他祖上從軍以前的原籍，傳至吳襄、吳三桂已無實際意義。
三桂字月所，寫作“字長伯”亦誤。
②按：祖氏為吳三桂繼母，見《清世祖實錄》卷二十一，順治二年十一月吳三桂奏言。
吳襄原任明遼東總兵，直到崇祯十六年底才調回北京，見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兵部塘報，《明清史料》乙編，第六本，第五七四頁。
①《清太宗實錄》卷六十，除皇太極敕谕外，收有張存仁、祖可法、裴國珍、吳三鳳、胡弘先書信的主要内容。
陳邦選、姜新書信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一本，第八十五、八十六頁。
①《清太宗實錄》卷六十三。
②《清太宗實錄》卷六十四。
③《吳三桂紀略》，見《辛巳叢編》。
④《清史列傳》卷七十九，《唐通傳》。
①順治元年六月山海關總兵高第“為欽奉令旨恭報挑過兵馬實數仰祈睿鑒事”揭帖（原件藏第一檔案館）中明确講到“僞鎮唐通”調取必鎮馬匹和關門兵丁“投順流寇”。
高第上疏時距山海關戰役不過一個多月，完全可以證明唐通接管了山海關防務，并且又證明了吳三桂、高第等遼東、關門兵将确實一度投降了大順政權。
②《吳三桂紀略》，見《辛巳叢編》。
③張怡《?聞續筆》卷一記：吳三桂“聞其父大将軍襄為所系，索饷二十萬，乃驚曰：此誘我，剪所忌耳。
乃率兵還。
”楊士聰《甲申核真略》記：“吳襄者，三桂父也，在京為都督，被獲将夾，複宥而宴之。
吳知終不免，遣人贻書于子雲。
”下文又說：“吳襄書達三桂，并不言被夾，而赍書人誤傳已夾。
三桂大痛憤，以道裡日期計襄必死矣。
” ④彭孫贻《流寇志》（即《平寇志》）卷十一記載他聽人轉述吳三桂的幕客講，吳三桂已決策投降李自成，“至永平，遇父襄蒼頭與一姬連騎東奔，驚問之，則襄姬與蒼頭通，乘亂竊而逃，詭對三桂曰：‘老将軍被收，一門皆為鹵，獨與姬得脫，東歸報将軍，将軍速為計。
’三桂乃翻然複走山海，擁兵自守，使人乞師，共擊賊也”。
談遷《國榷》卷一百一雲：“吳三桂訛聞父襄遇害，即日自玉田還山海關。
” ①吳偉業《圓圓曲》，見《吳梅村詩集箋注》卷十；參見錢■《甲申傳信錄》卷八，《吳三桂入關之由》。
②佘一元《哭李赤仙二律》詩序中說：“平西伯中途聞變，旋師山海，各官星散。
”見光緒四年《臨榆縣志》卷二十。
③光緒《臨榆縣志》卷九，《輿地編四·紀要》。
④光緒四年《臨榆縣志》卷二十，佘一元《哭李赤仙二律》序，其《述舊事詩五首》之三亦雲：“倉庫淨如洗，室家奔匿多。
關遼五萬衆，庚癸呼如何？” ①扁緒四年《臨榆縣志》卷二十一，《事實編四·鄉型下》，程儒珍《關門舉義諸公記》。
①《清太宗實錄》卷六十五。
②《清太宗實錄》卷六十三。
③《清世祖實錄》卷三。
④《明清史料》丙編，第一本，第八十九頁。
①缪荃孫《雲自在龛筆記》所載有徐元文、韓菼跋文的範文程啟本；參見《清世祖實錄》卷四。
②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上編，卷五十八。
③《清世祖實錄》卷四。
④同②。
⑤同③。
①《清世祖實錄》卷四。
②同上。
③同上。
①大順軍出征山海關的兵馬數各書記載相距甚大，清方檔案和《清實錄》都說是二十萬人；有的史籍說隻有六萬人。
時山海關人佘一元《山海石河西義冢記》說戰役中“凡殺數萬人……然所殺間多脅從及近鄉驅迫供刍糗之民，非盡寇盜也”。
見佘一元《潛滄集》卷三，又見康熙八年《山海關志》卷九。
可見，清方所記二十萬除有誇大之處，還把大順政權征發的民夫計算在内。
②《大義覺迷錄》卷一載雍正“上谕”說：“至世祖章皇帝入京師時，兵亦不過十萬。
夫以十萬之衆，而服十五省之天下，豈人力所能強哉！……其時統領士卒者，即明之将弁；披堅執銳者，即明之甲兵也。
” ①光緒四年《臨榆縣志》卷十九，《事實編二·鄉型上》記：“時議詐降緩賊，以待本朝大兵。
”所派之人為高選、李友松、譚邃寰、劉克望四生員、劉台山、黃鎮庵二鄉耆，參見同書卷二十一，《事實編四·鄉型下》及光緒《永平府志》卷六十五。
②康熙八年《山海關志》卷五，《政事志·兵警》。
③李光濤《明清檔案論文集》中反複論證即使沒有清兵助戰，吳三桂軍“足以制賊”，李自成“必敗無疑”，見全書“自序”、第八頁、三十九頁、八十頁、八十一頁、七○○—七一○頁，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年版。
李氏立論完全憑借山海關戰役後吳三桂部下将領、義勇紳衿争功文書，似乎連《山海關志》、《臨榆縣志》以及當時當地人佘一元等人著作全未參考。
事實上，二十二日上午吳軍已有瓦解之勢，吳三桂深知危險，親自率領數百騎同關城紳衿呂鳴章等沖出關外，至歡喜嶺上的威遠台叩見多爾衮，請求立刻出兵相救。
“方見時，忽報北翼城一軍叛降賊”（康熙八年《山海關志》卷五，《政事志·兵警》）。
李氏之見，偏頗太甚。
①佘一元《述舊事詩》雲：“清晨王師至，駐旌威遠台。
平西招我輩，出見勿遲回。
”見光緒四年《臨榆縣志》卷九。
②順治元年七月督理山海糧儲戶部員外郎呂鳴章等啟本，見《順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
③康熙八年《山海關志》卷五。
④《清世祖實錄》卷四。
①不少史籍記載清軍投入戰鬥以前，大順軍毫無覺察，等到發現突陣而來的是清軍，立即失魂落魄地奔逃。
這和當時情況不符。
大順軍同吳三桂部作戰時包圍了山海關，吳三桂往威遠台請清軍參戰時是“沖”過大順軍陣地的，清軍随即入關，大順軍不可能不知道。
問題是獲悉清軍進至山海關地區，大順軍領一導一人已來不及檄調援軍，隻有憑手頭兵力付之一擲了。
②乾隆三十九年《永平府志》卷三，《封域志·紀事》 第四節清軍占領北京和大順軍西撤 大順軍敗回北京以後，李自成曾經考慮過據守北京，二十七、二十八兩日采取了備戰措施，責令軍民火速拆除城外羊馬牆及護城河旁房屋①。
但是，經過斟酌，大順軍領一導一人終于決定放棄北京，主動西撤。
這是因為大順軍在北京地區不可能集中一支足以固守待援的兵力，跟蹤而來的清軍一旦圍城，大順政權的領一導一人物和敗回兵将就可能成為甕中之鼈；加上城内居民親眼看到大順軍敗陣而回的狼狽情況，訛言四起，潛在的敵對勢力也待釁而動。
在這種形勢下，李自成斷然決定二十九日在北京舉行即位典禮後，立即率部西撤。
離京前“分付阖城人民，俱各出城避難”②，同時下令放火焚毀明代宮殿和各門城樓。
大順軍撤退時，“城中扶老攜幼西奔者絡繹不絕”，一些明朝降官如龔鼎孳、塗必泓等人也自動随軍西行③。
這說明大順政權在當時仍有相當威望，城中官民對此後局勢的變化尚難逆料。
清軍在山海關地區作了短暫的休整，即向北京進發。
四月三十日晚上，多爾衮在薊縣獲悉大順軍已經撤離北京，命令多铎、阿濟格和吳三桂等帶領一精一兵火速追擊，目的是進一步重創大順軍，盡量截留被大順軍運走的金銀财物。
他自己率領部分兵力于五月初二日由朝一陽一門進入北京。
當時北京城裡的官紳士民并不清楚吳三桂已經投降清朝等情況，紛紛傳說吳軍殺敗大順軍，奪回明太子朱慈烺，即将送回北京即位，因此準備了皇帝的鹵簿法駕出城迎接。
沒想到昂然而來的是清攝政王多爾衮，許多人一大吃一驚偷偷溜走，少數官僚則将錯就錯地把多爾衮迎入劫後僅存的武英殿，拜倒在一愛一新覺羅皇室腳下。
五月初八日，清軍在慶都（今河北省望都縣）城東追上大順軍。
李自成命蕲侯谷英率兵阻擊，被清軍擊敗，谷英陣亡。
接着，清軍又在真定（今河北省正定縣）再次獲勝。
大順軍在畿輔已無法立足，經井陉退入山西，留一精一兵扼守固關①。
追擊的清軍于五月十二日返回北京。
京師的再次易手，在明朝官紳中又一次造成重大的影響。
大順軍進京時絕大部分明朝官紳都報名請用，清兵占領北京後相當一批漢族官紳出于民族隔閡不願出仕清朝，紛紛南下。
楊士聰在一封信中就說：“弟聯■南來缙紳不下百餘人”；“昨聞泛海諸臣，漂沒者七十餘艘。
樂哉諸臣，幸得免于一留再留”②，其他先後南竄的官員為數當更多。
順治元年七月清吏部左侍郎沈惟炳在奏疏中寫道：“大清入來，規模宏大，安民和衆，恩已著矣。
而京官南去不返，似懷避地之心；高人決志林藏，似多避世之舉。
見在列署落落晨星，何以集事而襄泰運哉。
”他建議“急行征聘，先收人望”，“此興朝第一急務也”③。
在争取漢族缙紳勢力上，清廷顯然技高一籌。
大順政權的追贓助饷，随後建立的南明弘光政權又以從逆的罪名追究南逃官紳曾經投降“闖賊”而大興“順案”，都使相當一部分官紳大失所望，另尋出路。
多爾衮進京初期比較謹慎，遇事多聽從範文程、洪承疇等漢族官僚的建議。
為了取得漢族官紳地主的支持，他以為明帝複仇讨賊相标榜，進京後的第三天就下令：“官民人等為崇祯帝服喪三日，以展輿情。
著禮部、太常寺備帝禮具葬。
”①鑒于明朝後期一黨一争激烈，在京的明朝官僚絕大多數又投降過大順政權，多爾衮不失時機地廣為招徕，入京之初就“大張榜示，與諸朝紳蕩滌前穢”②。
“令在京内閣、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官員，俱以原官同滿官一體辦事”③。
不久又進一步明确宣布：“凡文武官員軍民人等，不論原屬流賊，或為流賊一逼一勒投降者，若能歸服我朝，仍準錄用。
”④這就是說不管是東林一複社一黨一人還是魏忠賢Yan一黨一，是明朝官員還是大順政權官員，隻要歸附清朝就官複原職，甚至加官晉級。
其中突出的例子如涿州（今河北涿縣）人馮铨在天啟年間依附魏忠賢，爬到大學士，崇祯初革職為民，多爾衮入京後即以書征至，委任為内院大學士，而且因為他熟悉朝廷典故排名第一，位列範文程、剛林、祁充格、甯完我之前。
馮铨受一寵一若驚，請求将名次移後，多爾衮說：“國家尊賢敬客，卿其勿讓。
”⑤陳名夏在大順軍進京後曾報名任職，清軍入關他逃回南方，卻被南明弘光朝廷視為“從賊逆臣”，要捉拿歸案，他走投無路被迫重返北京投靠清廷，曆任顯官，一直做到大學士。
順治初年，清吏部向朝廷請示：周伯達在明朝任陝西關西道，在大順政權中任甘肅節度使；劉達原為明朝臨汾知縣，大順時期任巡按河南直指使，究竟應按明朝官級還是按大順官級授職？清廷決定按大順所授較高官職錄用①。
陳之龍在明朝為監軍道，大順政權委任為甯夏節度使，降清後仍任巡撫②。
黃爾一性一在崇祯末年任明朝漢中府通判，大順政權授職“道員”（防禦使），降清後被英親王阿濟格委任為甯夏巡撫；富平縣舉人趙兆麟歸附大順政權後，仕至神木道（即神木防禦使），降清後也由阿濟格委任為鄖一陽一撫院。
順治三年正月，清廷吏部建議把他們降為道級官員，攝政王多爾衮裁決仍以“都堂”（即巡撫）任用③。
多爾衮還經常命降清的漢族官員薦舉人才，形成門生舊友相率入朝的局面。
自從明朝中葉以來，缙紳勢力迅速膨一脹，成為各地舉足輕重的社會力量。
多爾衮采取大包大攬、求“賢”若渴的方針，就奠定清朝統治而言是最成功的一着。
1645年（清順治二年、明弘光元年）正月，吏科都給事中朱徽在一份奏疏中說：“去歲五、六月間，人心粗定，引避者多，寮署一空，班行落寞。
及攝政殿下寬仁好善之意，播于遠迩，暨聖主膺篆禦圖以後（指上年十月清帝一愛一新覺羅·福臨在北京即位），瑞葉天人，然後東西響應，多士雲集，乃有今日，豈易易哉。
”①這段話頗能說明清廷為争取漢族官紳的支持确實煞費功夫，效果也是很明顯的。
在經濟上，清廷也實行維護官紳地主利益的政策，宣布凡被起義農民奪去的田産一律“歸還本主”②。
甚至連“前朝勳戚賜田、己業，俱備照舊”③。
同時規定各地征收田賦一律按萬曆年間冊籍，停征崇祯時期加征的遼饷、剿饷和練饷。
對于明朝世代受匠籍制度束縛的手工業工人也全部放免，取消他們對封建官府的人身依附關系。
1645年（順治二年）五月下诏：“免山東章邱、濟一陽一二縣京班匠價。
并令各省俱除匠籍為民。
”④對明朝
三桂字月所，寫作“字長伯”亦誤。
②按：祖氏為吳三桂繼母，見《清世祖實錄》卷二十一，順治二年十一月吳三桂奏言。
吳襄原任明遼東總兵，直到崇祯十六年底才調回北京，見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兵部塘報，《明清史料》乙編，第六本，第五七四頁。
①《清太宗實錄》卷六十，除皇太極敕谕外，收有張存仁、祖可法、裴國珍、吳三鳳、胡弘先書信的主要内容。
陳邦選、姜新書信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一本，第八十五、八十六頁。
①《清太宗實錄》卷六十三。
②《清太宗實錄》卷六十四。
③《吳三桂紀略》，見《辛巳叢編》。
④《清史列傳》卷七十九，《唐通傳》。
①順治元年六月山海關總兵高第“為欽奉令旨恭報挑過兵馬實數仰祈睿鑒事”揭帖（原件藏第一檔案館）中明确講到“僞鎮唐通”調取必鎮馬匹和關門兵丁“投順流寇”。
高第上疏時距山海關戰役不過一個多月，完全可以證明唐通接管了山海關防務，并且又證明了吳三桂、高第等遼東、關門兵将确實一度投降了大順政權。
②《吳三桂紀略》，見《辛巳叢編》。
③張怡《?聞續筆》卷一記：吳三桂“聞其父大将軍襄為所系，索饷二十萬，乃驚曰：此誘我，剪所忌耳。
乃率兵還。
”楊士聰《甲申核真略》記：“吳襄者，三桂父也，在京為都督，被獲将夾，複宥而宴之。
吳知終不免，遣人贻書于子雲。
”下文又說：“吳襄書達三桂，并不言被夾，而赍書人誤傳已夾。
三桂大痛憤，以道裡日期計襄必死矣。
” ④彭孫贻《流寇志》（即《平寇志》）卷十一記載他聽人轉述吳三桂的幕客講，吳三桂已決策投降李自成，“至永平，遇父襄蒼頭與一姬連騎東奔，驚問之，則襄姬與蒼頭通，乘亂竊而逃，詭對三桂曰：‘老将軍被收，一門皆為鹵，獨與姬得脫，東歸報将軍，将軍速為計。
’三桂乃翻然複走山海，擁兵自守，使人乞師，共擊賊也”。
談遷《國榷》卷一百一雲：“吳三桂訛聞父襄遇害，即日自玉田還山海關。
” ①吳偉業《圓圓曲》，見《吳梅村詩集箋注》卷十；參見錢■《甲申傳信錄》卷八，《吳三桂入關之由》。
②佘一元《哭李赤仙二律》詩序中說：“平西伯中途聞變，旋師山海，各官星散。
”見光緒四年《臨榆縣志》卷二十。
③光緒《臨榆縣志》卷九，《輿地編四·紀要》。
④光緒四年《臨榆縣志》卷二十，佘一元《哭李赤仙二律》序，其《述舊事詩五首》之三亦雲：“倉庫淨如洗，室家奔匿多。
關遼五萬衆，庚癸呼如何？” ①扁緒四年《臨榆縣志》卷二十一，《事實編四·鄉型下》，程儒珍《關門舉義諸公記》。
①《清太宗實錄》卷六十五。
②《清太宗實錄》卷六十三。
③《清世祖實錄》卷三。
④《明清史料》丙編，第一本，第八十九頁。
①缪荃孫《雲自在龛筆記》所載有徐元文、韓菼跋文的範文程啟本；參見《清世祖實錄》卷四。
②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上編，卷五十八。
③《清世祖實錄》卷四。
④同②。
⑤同③。
①《清世祖實錄》卷四。
②同上。
③同上。
①大順軍出征山海關的兵馬數各書記載相距甚大，清方檔案和《清實錄》都說是二十萬人；有的史籍說隻有六萬人。
時山海關人佘一元《山海石河西義冢記》說戰役中“凡殺數萬人……然所殺間多脅從及近鄉驅迫供刍糗之民，非盡寇盜也”。
見佘一元《潛滄集》卷三，又見康熙八年《山海關志》卷九。
可見，清方所記二十萬除有誇大之處，還把大順政權征發的民夫計算在内。
②《大義覺迷錄》卷一載雍正“上谕”說：“至世祖章皇帝入京師時，兵亦不過十萬。
夫以十萬之衆，而服十五省之天下，豈人力所能強哉！……其時統領士卒者，即明之将弁；披堅執銳者，即明之甲兵也。
” ①光緒四年《臨榆縣志》卷十九，《事實編二·鄉型上》記：“時議詐降緩賊，以待本朝大兵。
”所派之人為高選、李友松、譚邃寰、劉克望四生員、劉台山、黃鎮庵二鄉耆，參見同書卷二十一，《事實編四·鄉型下》及光緒《永平府志》卷六十五。
②康熙八年《山海關志》卷五，《政事志·兵警》。
③李光濤《明清檔案論文集》中反複論證即使沒有清兵助戰，吳三桂軍“足以制賊”，李自成“必敗無疑”，見全書“自序”、第八頁、三十九頁、八十頁、八十一頁、七○○—七一○頁，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年版。
李氏立論完全憑借山海關戰役後吳三桂部下将領、義勇紳衿争功文書，似乎連《山海關志》、《臨榆縣志》以及當時當地人佘一元等人著作全未參考。
事實上，二十二日上午吳軍已有瓦解之勢，吳三桂深知危險，親自率領數百騎同關城紳衿呂鳴章等沖出關外，至歡喜嶺上的威遠台叩見多爾衮，請求立刻出兵相救。
“方見時，忽報北翼城一軍叛降賊”（康熙八年《山海關志》卷五，《政事志·兵警》）。
李氏之見，偏頗太甚。
①佘一元《述舊事詩》雲：“清晨王師至，駐旌威遠台。
平西招我輩，出見勿遲回。
”見光緒四年《臨榆縣志》卷九。
②順治元年七月督理山海糧儲戶部員外郎呂鳴章等啟本，見《順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
③康熙八年《山海關志》卷五。
④《清世祖實錄》卷四。
①不少史籍記載清軍投入戰鬥以前，大順軍毫無覺察，等到發現突陣而來的是清軍，立即失魂落魄地奔逃。
這和當時情況不符。
大順軍同吳三桂部作戰時包圍了山海關，吳三桂往威遠台請清軍參戰時是“沖”過大順軍陣地的，清軍随即入關，大順軍不可能不知道。
問題是獲悉清軍進至山海關地區，大順軍領一導一人已來不及檄調援軍，隻有憑手頭兵力付之一擲了。
②乾隆三十九年《永平府志》卷三，《封域志·紀事》 第四節清軍占領北京和大順軍西撤 大順軍敗回北京以後，李自成曾經考慮過據守北京，二十七、二十八兩日采取了備戰措施，責令軍民火速拆除城外羊馬牆及護城河旁房屋①。
但是，經過斟酌，大順軍領一導一人終于決定放棄北京，主動西撤。
這是因為大順軍在北京地區不可能集中一支足以固守待援的兵力，跟蹤而來的清軍一旦圍城，大順政權的領一導一人物和敗回兵将就可能成為甕中之鼈；加上城内居民親眼看到大順軍敗陣而回的狼狽情況，訛言四起，潛在的敵對勢力也待釁而動。
在這種形勢下，李自成斷然決定二十九日在北京舉行即位典禮後，立即率部西撤。
離京前“分付阖城人民，俱各出城避難”②，同時下令放火焚毀明代宮殿和各門城樓。
大順軍撤退時，“城中扶老攜幼西奔者絡繹不絕”，一些明朝降官如龔鼎孳、塗必泓等人也自動随軍西行③。
這說明大順政權在當時仍有相當威望，城中官民對此後局勢的變化尚難逆料。
清軍在山海關地區作了短暫的休整，即向北京進發。
四月三十日晚上，多爾衮在薊縣獲悉大順軍已經撤離北京，命令多铎、阿濟格和吳三桂等帶領一精一兵火速追擊，目的是進一步重創大順軍，盡量截留被大順軍運走的金銀财物。
他自己率領部分兵力于五月初二日由朝一陽一門進入北京。
當時北京城裡的官紳士民并不清楚吳三桂已經投降清朝等情況，紛紛傳說吳軍殺敗大順軍，奪回明太子朱慈烺，即将送回北京即位，因此準備了皇帝的鹵簿法駕出城迎接。
沒想到昂然而來的是清攝政王多爾衮，許多人一大吃一驚偷偷溜走，少數官僚則将錯就錯地把多爾衮迎入劫後僅存的武英殿，拜倒在一愛一新覺羅皇室腳下。
五月初八日，清軍在慶都（今河北省望都縣）城東追上大順軍。
李自成命蕲侯谷英率兵阻擊，被清軍擊敗，谷英陣亡。
接着，清軍又在真定（今河北省正定縣）再次獲勝。
大順軍在畿輔已無法立足，經井陉退入山西，留一精一兵扼守固關①。
追擊的清軍于五月十二日返回北京。
京師的再次易手，在明朝官紳中又一次造成重大的影響。
大順軍進京時絕大部分明朝官紳都報名請用，清兵占領北京後相當一批漢族官紳出于民族隔閡不願出仕清朝，紛紛南下。
楊士聰在一封信中就說：“弟聯■南來缙紳不下百餘人”；“昨聞泛海諸臣，漂沒者七十餘艘。
樂哉諸臣，幸得免于一留再留”②，其他先後南竄的官員為數當更多。
順治元年七月清吏部左侍郎沈惟炳在奏疏中寫道：“大清入來，規模宏大，安民和衆，恩已著矣。
而京官南去不返，似懷避地之心；高人決志林藏，似多避世之舉。
見在列署落落晨星，何以集事而襄泰運哉。
”他建議“急行征聘，先收人望”，“此興朝第一急務也”③。
在争取漢族缙紳勢力上，清廷顯然技高一籌。
大順政權的追贓助饷，随後建立的南明弘光政權又以從逆的罪名追究南逃官紳曾經投降“闖賊”而大興“順案”，都使相當一部分官紳大失所望，另尋出路。
多爾衮進京初期比較謹慎，遇事多聽從範文程、洪承疇等漢族官僚的建議。
為了取得漢族官紳地主的支持，他以為明帝複仇讨賊相标榜，進京後的第三天就下令：“官民人等為崇祯帝服喪三日，以展輿情。
著禮部、太常寺備帝禮具葬。
”①鑒于明朝後期一黨一争激烈，在京的明朝官僚絕大多數又投降過大順政權，多爾衮不失時機地廣為招徕，入京之初就“大張榜示，與諸朝紳蕩滌前穢”②。
“令在京内閣、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官員，俱以原官同滿官一體辦事”③。
不久又進一步明确宣布：“凡文武官員軍民人等，不論原屬流賊，或為流賊一逼一勒投降者，若能歸服我朝，仍準錄用。
”④這就是說不管是東林一複社一黨一人還是魏忠賢Yan一黨一，是明朝官員還是大順政權官員，隻要歸附清朝就官複原職，甚至加官晉級。
其中突出的例子如涿州（今河北涿縣）人馮铨在天啟年間依附魏忠賢，爬到大學士，崇祯初革職為民，多爾衮入京後即以書征至，委任為内院大學士，而且因為他熟悉朝廷典故排名第一，位列範文程、剛林、祁充格、甯完我之前。
馮铨受一寵一若驚，請求将名次移後，多爾衮說：“國家尊賢敬客，卿其勿讓。
”⑤陳名夏在大順軍進京後曾報名任職，清軍入關他逃回南方，卻被南明弘光朝廷視為“從賊逆臣”，要捉拿歸案，他走投無路被迫重返北京投靠清廷，曆任顯官，一直做到大學士。
順治初年，清吏部向朝廷請示：周伯達在明朝任陝西關西道，在大順政權中任甘肅節度使；劉達原為明朝臨汾知縣，大順時期任巡按河南直指使，究竟應按明朝官級還是按大順官級授職？清廷決定按大順所授較高官職錄用①。
陳之龍在明朝為監軍道，大順政權委任為甯夏節度使，降清後仍任巡撫②。
黃爾一性一在崇祯末年任明朝漢中府通判，大順政權授職“道員”（防禦使），降清後被英親王阿濟格委任為甯夏巡撫；富平縣舉人趙兆麟歸附大順政權後，仕至神木道（即神木防禦使），降清後也由阿濟格委任為鄖一陽一撫院。
順治三年正月，清廷吏部建議把他們降為道級官員，攝政王多爾衮裁決仍以“都堂”（即巡撫）任用③。
多爾衮還經常命降清的漢族官員薦舉人才，形成門生舊友相率入朝的局面。
自從明朝中葉以來，缙紳勢力迅速膨一脹，成為各地舉足輕重的社會力量。
多爾衮采取大包大攬、求“賢”若渴的方針，就奠定清朝統治而言是最成功的一着。
1645年（清順治二年、明弘光元年）正月，吏科都給事中朱徽在一份奏疏中說：“去歲五、六月間，人心粗定，引避者多，寮署一空，班行落寞。
及攝政殿下寬仁好善之意，播于遠迩，暨聖主膺篆禦圖以後（指上年十月清帝一愛一新覺羅·福臨在北京即位），瑞葉天人，然後東西響應，多士雲集，乃有今日，豈易易哉。
”①這段話頗能說明清廷為争取漢族官紳的支持确實煞費功夫，效果也是很明顯的。
在經濟上，清廷也實行維護官紳地主利益的政策，宣布凡被起義農民奪去的田産一律“歸還本主”②。
甚至連“前朝勳戚賜田、己業，俱備照舊”③。
同時規定各地征收田賦一律按萬曆年間冊籍，停征崇祯時期加征的遼饷、剿饷和練饷。
對于明朝世代受匠籍制度束縛的手工業工人也全部放免，取消他們對封建官府的人身依附關系。
1645年（順治二年）五月下诏：“免山東章邱、濟一陽一二縣京班匠價。
并令各省俱除匠籍為民。
”④對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