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明朝覆亡後的全國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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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吸引力。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吳三桂、黎玉田、高第迅速決定投靠大順政權。
山海關防務由李自成派來的唐通接管①。
三月二十二日，吳三桂在永平府（府治在今河北省盧龍縣）張貼告示，有“本鎮率所部朝見新主，所過秋毫無犯，爾民不必驚恐”等語②，證明他已率領部下兵馬前往北京準備接受李自成的新命了。
三月二十六日左右，吳軍行至河北玉田縣，離北京已經不遠了，吳三桂突然改變主意，由投降大順轉持敵對态度。
産生這一急劇變化的原因在史籍中有三種說法：一是吳三桂聽說他的父親吳襄被大順政權拘捕追贓③，一是誤信從京中私自逃出的奴仆謊報吳襄全家被大順軍抄沒④，第三種為人們津津樂道的說法是吳三桂留在北京的一愛一妾陳圓圓（又名陳沅）為大順軍将領所掠，于是“沖冠一怒為紅顔”①。
真實情況已難考定。
吳三桂投降大順，本意是維護和擴張自身利益，從北京傳來的消息使他疑窦頓生，猜測李自成的召見很可能是一種騙局，将對自己采取不利行動。
于是，他驟然變卦，帶領部下兵馬直奔山海關，從背後對鎮守關門的唐通部發起突然襲擊。
唐通的兵力大約隻是吳三桂部的五分之一，加以變生意外，猝不及防，山海關遂被吳三桂占領。
唐通率殘部撤往離山海關不遠名叫一片石的地方，大順政權委任的其他官員也紛紛逃回②。
吳三桂的叛變，使山海關地區頓時彤雲密布，籠罩着一片緊張的戰争氣氛。
當地人士佘一元《述舊事詩》雲：“吳帥旋關日，文武盡辭行。
士女争駭竄，農商互震驚”③，真切地反映了百姓們的惶懼不安。
跟吳三桂采取同一立場的隻有原山海關總兵高第和衛城（即清代的臨榆縣）一小撮缙紳地主。
關、遼兩鎮兵力合計不過五萬，山海關一隅之地又難以籌措糧饷。
“維時内無軍需，外無援旅，人心洶洶，不保朝夕”④。
吳三桂當然明白憑借這麼一點軍事和經濟實力根本不足以同大順政權抗衡，更談不上在順、清夾縫中求生存。
他決定回師奪取山海關實際上意味着他在同大順政權決裂之時已經把投靠清廷作為出路。
為了給自己增添一些本錢，他不是率部出關以喪家之犬的形象向清方投降，而是玩一弄手腕，一面“遣人東乞王師”，以京東要塞山海關城為見面禮；一面“遣人绐賊緩師”，“以待本朝大兵”①。
李自成獲悉吳三桂叛變占領山海關的消息後，經過緊張的商議，決定一面安一撫吳襄，以吳襄的名義寫信規勸吳三桂，希望借父子之情使他幡然變計；一面作好武力解決的準備，出兵平叛。
四月十三日晨，李自成、劉宗敏親自統率大軍向山海關進發。
随行的有明朝太子朱慈烺、永王、定王、晉王、秦王和吳襄等人，這說明李自成仍希望通過君、親之義招降吳三桂。
然而，由于吳三桂同清方勾結已成定局，招降的可能一性一不複存在了。
同李自成的麻痹大意相反，清廷統治者并不滿足于占領遼東，随着明王朝的急劇衰微，他們趁火打劫的野心迅速膨一脹起來，初期是想同農民軍瓜分明帝國。
皇太極去世前不久，對天下大勢已作出了相當準确的判斷，他說：“以朕度之，明有必亡之兆。
何以言之？彼流寇内讧，土賊蜂起，或百萬，或三四十萬，攻城掠地，莫可止遏。
明所恃者惟祖大壽之兵，并錦州、松山之兵，及洪承疇所領各省援兵耳，今皆敗亡已盡，即有召募新兵，亦僅可充數，安能拒戰？明之将卒，豈但不能敵我，反自行剽掠，自殘人民，行賂朝臣，詐為己功；朝臣專尚一奸一讒，蔽主耳目，私納賄賂，罰及無罪，賞及無功。
以此觀之，明之必亡昭然矣。
”①在這以前，他命多羅饒餘貝勒阿巴泰為奉命大将軍統兵伐明時就曾指示：“如遇流寇，宜雲爾等見明政紊亂，激而成變。
我國來征，亦正為此。
以善言撫谕之。
申戒士卒，勿誤殺彼一二人，緻與交惡。
”②由此可以窺知清廷早已處心積慮利用漢族内部階級拼搏謀取漁翁之利。
1643年八月皇太極病死，幼子福臨即位，清廷實權落入攝政王多爾衮手中。
次年正月，蒙古鄂爾多斯部落來告大順軍已經占領陝西③，多爾衮等立即在正月二十七日派使者往陝北同大順軍聯絡，信中說：“大清國皇帝緻書于西據明地之諸帥：……茲者緻書，欲與諸公協謀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區宇，富貴共之矣。
不知尊意何如耳。
惟速馳書使，傾懷以告，是誠至願也。
”④大順軍榆林守将王良智收到來信時，李自成已親統大軍向北京推進。
王良智雖将清廷來信事報告了李自成，但大順軍領一導一人對清廷統治者急切于分享勝利果實的企圖并沒有給以重視。
聯絡大順軍共同滅明的圖謀既未達到，多爾衮等清廷統治者也決不肯放過擴張自身利益的良機。
這年三月，清廷決定大舉伐明。
出師之前，範文程上書攝政諸王，指出明朝滅亡的大勢已定，“竊惟成大業以垂休萬世者此時，失機會而贻悔将來者亦此時”。
“蓋以為明勁敵者我國也，抑則流寇也。
正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
雖與明争天下，實與流寇角也”①。
這就為多爾衮等人用兵提一供了總體戰略方針。
四月初，傳來了大順軍攻克北京、明廷覆亡的消息。
多爾衮決定趁大順軍立腳未穩，迅速出兵。
當時在清都沈一陽一的朝鮮使者向本國報告說：“頃日九王（指多爾衮）聞中國本坐空虛，數日之内，急聚兵馬而行。
男丁七十以下，十歲以上，無不從軍。
成敗之判，在此一舉。
”②四月初九日，清攝政睿親王多爾衮“統領滿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漢軍恭順等三王、續順公兵，聲炮起行”③。
動員兵力之多連清方人士也說“前後興師，未有如今日之大舉”④。
清廷這次出兵同崇祯年間三次入口大不一樣，戰略目的已由掠奪财物子女變為進取中原。
因此，多爾衮接受範文程、洪承疇的建議，嚴格約束軍紀，規定“有抗拒者必加誅戮，不屠人民，不焚廬舍，不掠财物，……軍民秋毫無犯”⑤。
進軍路線則采納了洪承疇的意見，準備由薊州、密雲破邊牆而入，避免頓兵山海關堅城之下。
四月十五日，清軍行至翁後，意外地遇上了吳三桂的使者副将楊珅、遊擊郭雲龍，攜帶求援書信，内雲：“三桂受國厚恩，憫斯民之罹難，拒守邊門，欲興師問罪，以慰人心。
奈京東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
……王以蓋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會，誠難再得之時也。
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速選一精一兵，直入中協、西協；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門，滅流寇于宮廷，示大義于中國。
則我朝之報北朝豈惟财帛，将裂地以酧，不敢食言。
”①多爾衮當即決定改變進軍路線，直趨山海關。
他在回信中說：“伯雖向守遼東，與我為敵，今亦勿因前故尚複懷疑。
……今伯若率衆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為藩王，一則國仇得報，一則身家可保，世世子孫長享富貴，如山河之永也。
”②很明顯，吳三桂的信在措詞上經過斟酌，以明朝孤臣的名義請求清方合兵共讨農民軍，盡避當時明朝廷并不存在，“裂地以酧”也不是他所能決定的，無非是為自己投靠清朝蒙上一層遮羞布而已。
多爾衮洞察其心，直截了當地以晉封藩王為誘餌，招降吳三桂。
到吳三桂得知李自成親統大順軍主力迫近山海關，再次派郭雲龍催促清軍一火速來援時，就請求多爾衮“速整虎旅，直入山海”③。
四月二十日，多爾衮接信知道形勢緊迫，為了防止大順軍占領山海關，下令兼程前進。
次日，清軍以一天二百裡的速度急行軍于當晚到達距關城十裡的地方駐營。
這時，大順軍與吳三桂、高第部關、遼兵正在激戰之中。
為了明白山海關戰役的勝負，分析一下參戰各方兵力情況是必要的。
大順軍開赴山海關時留下了老弱兵員一萬守北京，随李自成、劉宗敏前往平叛的兵馬大約為近十萬名①；吳三桂、高第的關、遼兵合計約為五萬；而清軍當時的全部兵力為十萬②，除了攝政鄭親王濟爾哈朗率領滿、蒙八旗軍隊三分之一留守沈一陽一一帶外，多爾衮所統滿、蒙、漢軍隊大約為七八萬人。
自然，在三支軍隊中清軍戰鬥力最強；吳三桂部是原明朝官軍中的一精一銳；大順軍是自1641年（崇祯十四年）迅速擴展起來的隊伍，大部分兵員素質不如清方，但是，他們是一股新興勢力，紀律嚴明，富于朝氣，不像明朝官軍那樣腐敗。
由此可見，集結在北京地區的大順軍擊破吳三桂、高第部原明朝關、遼兵是綽有餘裕的；很可能李自成入京之時調集的兵力也僅滿足于此。
而介于順、清之間的吳三桂部則具有舉足輕重之勢：降順則李自成的兵力約為來犯之清兵一倍，而且山海關要隘不緻拱手讓敵，即便在同清軍作戰中局部失利，大順政權可征調的增援兵力較清方要大得多；吳三桂叛投清方，雙方兵力對比和态勢就颠倒過來，清、吳聯軍在數量上也占了優勢。
大順政權在政治、軍事上的失策，導緻了山海關戰役的失敗和北京、畿輔、山東等地的易手。
四月十三日晨，大順軍由北京向山海關進發。
行至三河縣遇到了吳三桂派來的使者，謊稱吳三桂仍願意投誠，請求緩師①。
在這關鍵時刻，李自成又一次受騙了，他派明朝降官密雲巡撫王則堯以兵政一府尚書的官銜去山海關同吳三桂談判，随即放慢了進軍速度。
從北京到山海關大約五天可達，大順軍卻在八天之後即四月二十日才進抵關西。
這時，才知道王則堯已被拘押，吳三桂和高第的軍隊在關内沿石河一線做好了作戰準備，除了武力解決，沒有招降餘地了。
四月二十一日上午辰時（約為八時），山海關戰役開始②。
李自成為了全殲關遼兵，防止吳三桂部被擊敗後引殘部出關降清，作出用兵部署：把主力放在石河西，另外派遣部分軍隊包抄至關内外，進攻山海關的東羅城、西羅城、北翼城。
雙方激戰一晝夜，到二十二日上午吳三桂軍已有不支之勢，據守北翼城的一支吳軍向大順軍投降③。
吳三桂見情況危急，親自帶領部分兵馬和當地鄉紳沖出關門，請清軍立即參戰。
多爾衮統率的清軍二十一日晚駐營距關城十裡，二十二日晨進至離關城僅二裡的威遠台（在名叫歡喜嶺的小丘陵上，今名威遠城，實誤）觀戰①。
經過幾天的使者往返和親身考察，多爾衮對吳三桂的處境和降清誠意已洞然于心。
吳三桂到後當即“賜坐賜茶，面谕關門為第一功”②。
他對吳三桂等官紳說道：“汝等願為故主複仇，大義可嘉。
予領兵來成全其美。
先帝時事，在今日不必言，亦不忍言。
但昔為敵國，今為一家。
我兵進關，若動人一株草、一顆粒，定以軍法處死。
汝等分谕大小居民勿得驚慌。
”③接着又吩咐吳三桂：“爾回，可令爾兵以白布系肩為号。
不然，同系漢人，以何為辨？恐緻誤殺。
”④說完，讓吳三桂立即回關準備接應，同時下令清軍從南水門、北水門、關中門三路進關。
清兵進關後，見大順軍從北山至海邊排列成一字長蛇陣，多爾衮即令清軍沿近海處鱗次布列，吳三桂軍排列于清軍的右邊，采取重點突破戰術。
這時正值大風揚塵，能見度很低，清軍得以從容布陣。
少頃，風止，多爾衮一聲令下，清軍呼嘯出擊，萬馬奔騰，飛矢如蝗。
大順軍雖拼死抵抗，但強弱易形，兵員同吳三桂軍已鏖戰一晝夜，面對以逸待勞的清軍很快就被擊敗，陣容大亂，大将劉宗敏也負了傷。
李自成立馬小擺阜上見敗局已定，下令急速撤退①。
行至永平府範家店時，李自成決定将吳襄處斬②。
二十六日，回到北京，又殺吳三桂家屬三十四口，可見李自成對吳三桂的勾一引清兵、叛變欺詐極為痛恨。
而吳三桂卻在山海關戰役剛剛結束就率領關遼軍民剃發降清，由多爾衮承制封為平西王。
山海關戰役是明清之際直接影響全國局勢發展的一場必鍵一性一戰役，對于推翻明朝後究竟是由大順朝廷還是清朝廷統治全國關系重大。
戰役的結果是清勝順敗，根本原因在于李自成等大順軍領一導一人目光短淺，政策和戰略上犯了一系列重大錯誤。
山海關戰役的意義标志着：一、大順軍的曆史使命從此由推翻明王朝轉變為抗清鬥争；二、清廷統治者夢寐以求的入主中原邁出了關鍵的一步；三、以吳三桂為倡首在漢族官紳中迅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視的擁清派。
①順治五年二月十五日吳三桂“為懇請天恩事”揭帖稱：“本藩生于遼，長于遼，有祖先墝園葬立中後”，見《明清檔案》第七冊，A7—115号。
《清史列傳》卷八十，《吳三桂傳》說他是“遼東人”，過于籠統。
《清史稿》卷四百七十四，《吳三桂傳》雲：“吳三桂，字長伯，江南高郵人，籍遼東。
”這裡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吳三桂、黎玉田、高第迅速決定投靠大順政權。
山海關防務由李自成派來的唐通接管①。
三月二十二日，吳三桂在永平府（府治在今河北省盧龍縣）張貼告示，有“本鎮率所部朝見新主，所過秋毫無犯，爾民不必驚恐”等語②，證明他已率領部下兵馬前往北京準備接受李自成的新命了。
三月二十六日左右，吳軍行至河北玉田縣，離北京已經不遠了，吳三桂突然改變主意，由投降大順轉持敵對态度。
産生這一急劇變化的原因在史籍中有三種說法：一是吳三桂聽說他的父親吳襄被大順政權拘捕追贓③，一是誤信從京中私自逃出的奴仆謊報吳襄全家被大順軍抄沒④，第三種為人們津津樂道的說法是吳三桂留在北京的一愛一妾陳圓圓（又名陳沅）為大順軍将領所掠，于是“沖冠一怒為紅顔”①。
真實情況已難考定。
吳三桂投降大順，本意是維護和擴張自身利益，從北京傳來的消息使他疑窦頓生，猜測李自成的召見很可能是一種騙局，将對自己采取不利行動。
于是，他驟然變卦，帶領部下兵馬直奔山海關，從背後對鎮守關門的唐通部發起突然襲擊。
唐通的兵力大約隻是吳三桂部的五分之一，加以變生意外，猝不及防，山海關遂被吳三桂占領。
唐通率殘部撤往離山海關不遠名叫一片石的地方，大順政權委任的其他官員也紛紛逃回②。
吳三桂的叛變，使山海關地區頓時彤雲密布，籠罩着一片緊張的戰争氣氛。
當地人士佘一元《述舊事詩》雲：“吳帥旋關日，文武盡辭行。
士女争駭竄，農商互震驚”③，真切地反映了百姓們的惶懼不安。
跟吳三桂采取同一立場的隻有原山海關總兵高第和衛城（即清代的臨榆縣）一小撮缙紳地主。
關、遼兩鎮兵力合計不過五萬，山海關一隅之地又難以籌措糧饷。
“維時内無軍需，外無援旅，人心洶洶，不保朝夕”④。
吳三桂當然明白憑借這麼一點軍事和經濟實力根本不足以同大順政權抗衡，更談不上在順、清夾縫中求生存。
他決定回師奪取山海關實際上意味着他在同大順政權決裂之時已經把投靠清廷作為出路。
為了給自己增添一些本錢，他不是率部出關以喪家之犬的形象向清方投降，而是玩一弄手腕，一面“遣人東乞王師”，以京東要塞山海關城為見面禮；一面“遣人绐賊緩師”，“以待本朝大兵”①。
李自成獲悉吳三桂叛變占領山海關的消息後，經過緊張的商議，決定一面安一撫吳襄，以吳襄的名義寫信規勸吳三桂，希望借父子之情使他幡然變計；一面作好武力解決的準備，出兵平叛。
四月十三日晨，李自成、劉宗敏親自統率大軍向山海關進發。
随行的有明朝太子朱慈烺、永王、定王、晉王、秦王和吳襄等人，這說明李自成仍希望通過君、親之義招降吳三桂。
然而，由于吳三桂同清方勾結已成定局，招降的可能一性一不複存在了。
同李自成的麻痹大意相反，清廷統治者并不滿足于占領遼東，随着明王朝的急劇衰微，他們趁火打劫的野心迅速膨一脹起來，初期是想同農民軍瓜分明帝國。
皇太極去世前不久，對天下大勢已作出了相當準确的判斷，他說：“以朕度之，明有必亡之兆。
何以言之？彼流寇内讧，土賊蜂起，或百萬，或三四十萬，攻城掠地，莫可止遏。
明所恃者惟祖大壽之兵，并錦州、松山之兵，及洪承疇所領各省援兵耳，今皆敗亡已盡，即有召募新兵，亦僅可充數，安能拒戰？明之将卒，豈但不能敵我，反自行剽掠，自殘人民，行賂朝臣，詐為己功；朝臣專尚一奸一讒，蔽主耳目，私納賄賂，罰及無罪，賞及無功。
以此觀之，明之必亡昭然矣。
”①在這以前，他命多羅饒餘貝勒阿巴泰為奉命大将軍統兵伐明時就曾指示：“如遇流寇，宜雲爾等見明政紊亂，激而成變。
我國來征，亦正為此。
以善言撫谕之。
申戒士卒，勿誤殺彼一二人，緻與交惡。
”②由此可以窺知清廷早已處心積慮利用漢族内部階級拼搏謀取漁翁之利。
1643年八月皇太極病死，幼子福臨即位，清廷實權落入攝政王多爾衮手中。
次年正月，蒙古鄂爾多斯部落來告大順軍已經占領陝西③，多爾衮等立即在正月二十七日派使者往陝北同大順軍聯絡，信中說：“大清國皇帝緻書于西據明地之諸帥：……茲者緻書，欲與諸公協謀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區宇，富貴共之矣。
不知尊意何如耳。
惟速馳書使，傾懷以告，是誠至願也。
”④大順軍榆林守将王良智收到來信時，李自成已親統大軍向北京推進。
王良智雖将清廷來信事報告了李自成，但大順軍領一導一人對清廷統治者急切于分享勝利果實的企圖并沒有給以重視。
聯絡大順軍共同滅明的圖謀既未達到，多爾衮等清廷統治者也決不肯放過擴張自身利益的良機。
這年三月，清廷決定大舉伐明。
出師之前，範文程上書攝政諸王，指出明朝滅亡的大勢已定，“竊惟成大業以垂休萬世者此時，失機會而贻悔将來者亦此時”。
“蓋以為明勁敵者我國也，抑則流寇也。
正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
雖與明争天下，實與流寇角也”①。
這就為多爾衮等人用兵提一供了總體戰略方針。
四月初，傳來了大順軍攻克北京、明廷覆亡的消息。
多爾衮決定趁大順軍立腳未穩，迅速出兵。
當時在清都沈一陽一的朝鮮使者向本國報告說：“頃日九王（指多爾衮）聞中國本坐空虛，數日之内，急聚兵馬而行。
男丁七十以下，十歲以上，無不從軍。
成敗之判，在此一舉。
”②四月初九日，清攝政睿親王多爾衮“統領滿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漢軍恭順等三王、續順公兵，聲炮起行”③。
動員兵力之多連清方人士也說“前後興師，未有如今日之大舉”④。
清廷這次出兵同崇祯年間三次入口大不一樣，戰略目的已由掠奪财物子女變為進取中原。
因此，多爾衮接受範文程、洪承疇的建議，嚴格約束軍紀，規定“有抗拒者必加誅戮，不屠人民，不焚廬舍，不掠财物，……軍民秋毫無犯”⑤。
進軍路線則采納了洪承疇的意見，準備由薊州、密雲破邊牆而入，避免頓兵山海關堅城之下。
四月十五日，清軍行至翁後，意外地遇上了吳三桂的使者副将楊珅、遊擊郭雲龍，攜帶求援書信，内雲：“三桂受國厚恩，憫斯民之罹難，拒守邊門，欲興師問罪，以慰人心。
奈京東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
……王以蓋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會，誠難再得之時也。
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速選一精一兵，直入中協、西協；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門，滅流寇于宮廷，示大義于中國。
則我朝之報北朝豈惟财帛，将裂地以酧，不敢食言。
”①多爾衮當即決定改變進軍路線，直趨山海關。
他在回信中說：“伯雖向守遼東，與我為敵，今亦勿因前故尚複懷疑。
……今伯若率衆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為藩王，一則國仇得報，一則身家可保，世世子孫長享富貴，如山河之永也。
”②很明顯，吳三桂的信在措詞上經過斟酌，以明朝孤臣的名義請求清方合兵共讨農民軍，盡避當時明朝廷并不存在，“裂地以酧”也不是他所能決定的，無非是為自己投靠清朝蒙上一層遮羞布而已。
多爾衮洞察其心，直截了當地以晉封藩王為誘餌，招降吳三桂。
到吳三桂得知李自成親統大順軍主力迫近山海關，再次派郭雲龍催促清軍一火速來援時，就請求多爾衮“速整虎旅，直入山海”③。
四月二十日，多爾衮接信知道形勢緊迫，為了防止大順軍占領山海關，下令兼程前進。
次日，清軍以一天二百裡的速度急行軍于當晚到達距關城十裡的地方駐營。
這時，大順軍與吳三桂、高第部關、遼兵正在激戰之中。
為了明白山海關戰役的勝負，分析一下參戰各方兵力情況是必要的。
大順軍開赴山海關時留下了老弱兵員一萬守北京，随李自成、劉宗敏前往平叛的兵馬大約為近十萬名①；吳三桂、高第的關、遼兵合計約為五萬；而清軍當時的全部兵力為十萬②，除了攝政鄭親王濟爾哈朗率領滿、蒙八旗軍隊三分之一留守沈一陽一一帶外，多爾衮所統滿、蒙、漢軍隊大約為七八萬人。
自然，在三支軍隊中清軍戰鬥力最強；吳三桂部是原明朝官軍中的一精一銳；大順軍是自1641年（崇祯十四年）迅速擴展起來的隊伍，大部分兵員素質不如清方，但是，他們是一股新興勢力，紀律嚴明，富于朝氣，不像明朝官軍那樣腐敗。
由此可見，集結在北京地區的大順軍擊破吳三桂、高第部原明朝關、遼兵是綽有餘裕的；很可能李自成入京之時調集的兵力也僅滿足于此。
而介于順、清之間的吳三桂部則具有舉足輕重之勢：降順則李自成的兵力約為來犯之清兵一倍，而且山海關要隘不緻拱手讓敵，即便在同清軍作戰中局部失利，大順政權可征調的增援兵力較清方要大得多；吳三桂叛投清方，雙方兵力對比和态勢就颠倒過來，清、吳聯軍在數量上也占了優勢。
大順政權在政治、軍事上的失策，導緻了山海關戰役的失敗和北京、畿輔、山東等地的易手。
四月十三日晨，大順軍由北京向山海關進發。
行至三河縣遇到了吳三桂派來的使者，謊稱吳三桂仍願意投誠，請求緩師①。
在這關鍵時刻，李自成又一次受騙了，他派明朝降官密雲巡撫王則堯以兵政一府
從北京到山海關大約五天可達，大順軍卻在八天之後即四月二十日才進抵關西。
這時，才知道王則堯已被拘押，吳三桂和高第的軍隊在關内沿石河一線做好了作戰準備，除了武力解決，沒有招降餘地了。
四月二十一日上午辰時（約為八時），山海關戰役開始②。
李自成為了全殲關遼兵，防止吳三桂部被擊敗後引殘部出關降清，作出用兵部署：把主力放在石河西，另外派遣部分軍隊包抄至關内外，進攻山海關的東羅城、西羅城、北翼城。
雙方激戰一晝夜，到二十二日上午吳三桂軍已有不支之勢，據守北翼城的一支吳軍向大順軍投降③。
吳三桂見情況危急，親自帶領部分兵馬和當地鄉紳沖出關門，請清軍立即參戰。
多爾衮統率的清軍二十一日晚駐營距關城十裡，二十二日晨進至離關城僅二裡的威遠台（在名叫歡喜嶺的小丘陵上，今名威遠城，實誤）觀戰①。
經過幾天的使者往返和親身考察，多爾衮對吳三桂的處境和降清誠意已洞然于心。
吳三桂到後當即“賜坐賜茶，面谕關門為第一功”②。
他對吳三桂等官紳說道：“汝等願為故主複仇，大義可嘉。
予領兵來成全其美。
先帝時事，在今日不必言，亦不忍言。
但昔為敵國，今為一家。
我兵進關，若動人一株草、一顆粒，定以軍法處死。
汝等分谕大小居民勿得驚慌。
”③接着又吩咐吳三桂：“爾回，可令爾兵以白布系肩為号。
不然，同系漢人，以何為辨？恐緻誤殺。
”④說完，讓吳三桂立即回關準備接應，同時下令清軍從南水門、北水門、關中門三路進關。
清兵進關後，見大順軍從北山至海邊排列成一字長蛇陣，多爾衮即令清軍沿近海處鱗次布列，吳三桂軍排列于清軍的右邊，采取重點突破戰術。
這時正值大風揚塵，能見度很低，清軍得以從容布陣。
少頃，風止，多爾衮一聲令下，清軍呼嘯出擊，萬馬奔騰，飛矢如蝗。
大順軍雖拼死抵抗，但強弱易形，兵員同吳三桂軍已鏖戰一晝夜，面對以逸待勞的清軍很快就被擊敗，陣容大亂，大将劉宗敏也負了傷。
李自成立馬小擺阜上見敗局已定，下令急速撤退①。
行至永平府範家店時，李自成決定将吳襄處斬②。
二十六日，回到北京，又殺吳三桂家屬三十四口，可見李自成對吳三桂的勾一引清兵、叛變欺詐極為痛恨。
而吳三桂卻在山海關戰役剛剛結束就率領關遼軍民剃發降清，由多爾衮承制封為平西王。
山海關戰役是明清之際直接影響全國局勢發展的一場必鍵一性一戰役，對于推翻明朝後究竟是由大順朝廷還是清朝廷統治全國關系重大。
戰役的結果是清勝順敗，根本原因在于李自成等大順軍領一導一人目光短淺，政策和戰略上犯了一系列重大錯誤。
山海關戰役的意義标志着：一、大順軍的曆史使命從此由推翻明王朝轉變為抗清鬥争；二、清廷統治者夢寐以求的入主中原邁出了關鍵的一步；三、以吳三桂為倡首在漢族官紳中迅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視的擁清派。
①順治五年二月十五日吳三桂“為懇請天恩事”揭帖稱：“本藩生于遼，長于遼，有祖先墝園葬立中後”，見《明清檔案》第七冊，A7—115号。
《清史列傳》卷八十，《吳三桂傳》說他是“遼東人”，過于籠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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