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明朝覆亡後的全國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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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按畝計征的賦稅不可能是整數，隻有追贓才會出現這種情況；另一種是征發制造軍需物品的翎一毛一（制箭用）、鋼鐵等，也不能說是正規的賦稅制度。
這些都說明大順政權在北京的鼎盛時期沒有制定賦稅政策，仍然停留在追贓助饷的階段。
應當承認大順政權追贓助饷政策的革命一性一，它證明李自成雖然已經即位稱帝，大将們受封侯、伯等爵，他們并沒有忘記自己的窮苦兄弟，沒有放棄維護農民利益的基本宗旨。
處于十字路口的大順政權在關鍵時刻跟不上形勢，陷于茫然失措的境地。
李自成一方面采取了部分辦法招徕官紳，一方面又大範圍地以追贓助饷打擊這個階層。
在追贓過程中官紳們巧取豪奪所得的家赀難以保住，而且往往遭到刑拷，官紳體面掃地以盡，這對于大批歸附大順政權的官紳地主來說确實是非始料所及的。
官紳地主的歸附大順政權，正是為了保護自身利益不惜在政治上變節，把過去痛罵的“闖賊”李自成當作新的靠山。
然而，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失望了，明朝廷中央官員被錄用的占少數，地方官員由于大順政權選用的原則是以未曾出仕的舉人為重點，吸收的明朝官員所占比例很小，就整個官紳地主而言基本上處于被打擊的地位。
他們在飽嘗鐵拳之後，不勝憤慨地說：“是豈興朝之新政哉，依然流賊而已矣。
”①當大順軍所向無敵時，官紳們懾于大順政權的兵威，一般不敢公開反抗，但已經暗中“人人飲恨，未及發也”②。
有一種記載說庶吉士周鐘因有文名受到丞相牛金星的重視，他積極參加大順政權的活動，常說“江南不難平也”。
一些明朝官員私下對他說：“闖殘殺太甚，萬難成事。
”周鐘回答道：“太祖（指朱元璋）初起亦然。
”③其實，朱元璋在天下未定之時是“禮賢下士”的，對官員的大批屠戮和谪戍是在坐穩了皇帝的寶座以後。
周鐘的比拟并不适當，隻是反映了被大順政權錄用的少數官員的一種希望。
總之，李自成等大順軍領一導一人未能依據客觀形勢的變化及時調整政策，在接管區内大搞追贓助饷，把業已倒向自己的官紳地主推回到敵對地位，是極不明智的。
當人們津津樂道“闖王進京”後如何如何腐化變質終于導緻“群衆”不滿，歸于失敗的時候，本書作者卻認為正是由于李自成為首的大順政權沒有完成封建化的質變，才被漢族官紳勾結滿洲貴族所扼殺。
在軍事部署上，也突出地反映了李自成等大順軍領一導一人缺乏戰略眼光。
從萬曆末年起遼東的滿洲貴族軍事力量日益崛起，成為明朝廷棘手的課題，而明末農民戰争的全過程又是同明清之戰交織進行的。
為了抵禦滿洲貴族的進犯，明朝廷多次從陝西三邊一抽一調兵将。
按情理說，李自成在西安決策大舉東征，以推翻明王朝為目标時，就應當對下一步迎戰清軍做到胸有成竹。
事實卻完全相反，他幾乎沒有意識到清軍将是同自己争奪天下的主要對手。
這首先表現在他在北京地區集結的軍隊不足以抵禦清軍大規模的進犯。
大批主力部隊分布在西北、湖廣襄一陽一等四府、河南等地；進占山西、畿輔、山東以後，兵力進一步分散。
這種部署對于穩定大順政權統治區的局勢雖然有積極作用，但是分兵駐防的結果勢必造成在京師和京東地區缺乏足夠的兵力。
例如，李自成在湖廣荊襄地區部署了以大将白旺為首的七萬兵馬，當大順軍向北京推進時，明軍左良玉部乘機進攻湖廣承天、德安；河南劉洪起等地主武裝也同左良玉相呼應，颠覆當地的大順政權。
白旺上書請援，李自成當即決定派綿侯袁宗第帶領一支相當龐大的軍隊由陝西奔赴湖廣先擊敗左良玉部，随即北上河南平定了叛亂，直到大順軍在山海關戰敗，袁宗第和白旺的軍隊仍滞留于河南與湖廣。
這種局部的勝利隻是導緻了全局的失敗。
白旺七萬之衆完全可以牽制住左良玉部，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袁宗第所統右營為大順軍攻城野戰的五大主力之一，本應調到北京地區，等到穩定遼東局勢以後再回頭收拾左良玉等手下敗将，是易如翻掌。
李自成計不出此，說明他對用兵的輕重緩急缺乏戰略頭腦。
占領北京以後，李自成的麻痹輕敵思想進一步暴露出來。
當時他身邊的軍隊總數大約有十萬人，受封侯爵的大将有劉宗敏、李過、劉芳亮、張鼐、谷英，加上明朝投降過來的軍隊，兵力也還可觀。
然而奇怪的是，李自成在大同留下了大将張天琳鎮守，在真定委任了大将馬重僖為節度使，惟獨在京東山海關一帶沒有派遣“老本”嫡系大将去鎮守。
他的着眼點僅限于招降撒入關内的吳三桂、黎玉田和關門總兵高第，而對關外虎視眈眈的清軍卻置之度外。
開初，李自成對吳三桂、黎玉田率領的遼東官兵和山海關總兵高第的招降進行得很順利，吳三桂在大順政權“許以父子封侯”的條件下同黎玉田、高第一道歸附大順政權，吳三桂奉李自成之命率部由永平府前往北京“朝見新主”；黎玉田被委任為大順政權四川節度使。
李自成在招降了遼東和關門明朝官軍後，似乎認為京東的問題已經解決，對清廷出兵幹涉的危險毫無認識。
他在山海關地區的軍事部署隻是派了幾天以前在居庸關投降的明朝總兵唐通率領原部八千兵馬接管山海關防務，而沒有派大順軍嫡系大将出鎮該地區。
從他下令吳三桂率部進京和派原駐畿輔地區的明朝投降總兵馬科率原部一萬兵馬同黎玉田一道遠征四川來看，證明他根本沒有料到清廷利用明朝覆亡必然有分羹之心。
似乎在他看來清兵在遼東的用兵和三次深入内地都是明朝的事，大順政權從未同清軍交鋒，彼此無怨無仇，可以相安無事。
也許是出于這種天真的考慮，他既不派大順軍主力前往山海關一帶布防，又把同清軍作戰最有經驗和實力的吳三桂部調來北京（召吳三桂本人入見是一回事，命其率部赴京又是一回事。
聯系到李自成命馬科率部前往四川，很可能是想讓吳三桂率部執行南下之類的任務），充分說明李自成對清軍即将參加逐鹿中原的嚴峻形勢毫無認識。
即使不發生吳三桂叛變，僅憑唐通八千兵馬也絕對抵擋不住清軍的進犯。
何況，李自成進京後，如果對吳三桂安一撫得當，并立即派遣大順軍高級将領率主力協同吳軍鎮守山海關一帶，吳三桂叛變的可能一性一很小，京東的局勢也将比較穩定。
許多人輕信了封建史籍對大順軍的污蔑之詞，斷言李自成進京後領導集一團一腐化變質，喪失民心，終歸失敗。
這種觀點完全不符合事實。
且不說不少親曆甲申燕京之變的人士記載大順軍在京期間紀律嚴明；就以時間而言，三月十九日大順軍進京，四月初十日左右得到吳三桂率部叛變回軍攻占山海關，十三日晨李自成、劉宗敏親率大軍離京平叛，其間最大時限為二十三天。
中國曆史上許多王朝肇建伊始欣欣向榮，若幹年之後壯志消磨，出現文恬武嬉的局面；卻沒有聽說過在二十天左右就腐化得喪失戰鬥力的。
再說，大順軍失敗撤離北京後，清軍入京立即将北京中、東、西三城居民全部逐出，下令剃頭，總不會更得民心吧，為什麼沒有失敗呢？可見，大順政權之所以站不住腳，不是因為領導層變質，失去貧苦群衆的支持；恰恰相反，由于它尚未完成質變，繼續執行打擊官紳地主的政策，引起缙紳們的強烈不滿，因而不可能穩定自己的統治區，把漢族各階層人士結成抗清的一緻勢力。
軍事上部署的失誤又導緻滿洲貴族得以勾結漢族官紳，構成對大順軍壓倒的優勢。
說李自成等大順軍領一導一人因驕緻敗，是指他們目光短淺，驕傲輕敵；而決不能解釋為他們驕奢一婬一逸。
明清之際，中國向何處去？是曆史上的一個重大問題，正确地總結這段曆史，才能汲取經驗教訓，有效地利用我國豐富的社會、政治、軍事遺産。
①康熙十一年《重修大名府志》卷六，《年紀新志》；又見康熙十五年《元城縣志》卷一，《年紀》。
②乾隆十年《永年縣志》卷十二，《兵紀》。
③雍正八年《高一陽一縣志》卷六，《雜志·兵事》。
④康熙二十四年《靈壽縣志》卷七，《孝義》；又見同書卷一，《地裡》附《紀事》。
⑤雍正十年《肥鄉縣志》卷二，《紀事》。
⑥康熙三十年《臨城縣志》卷八，《述考志·事迹》。
⑦乾隆五十三年《德州志》卷十二，藝文，程先貞《何振先傳》。
⑧乾隆三十七年《曆城縣志》卷四十一，列傳七，《忠烈》。
⑨乾隆二十四年《一陽一信縣志》卷三，《災祥》。
①康熙三十四年《鄒平縣志》卷四，《職官》。
②吳殳、戴笠《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八。
①鄭廉《豫變紀略》卷六。
②王度《僞官據城記》，見《荊駝逸史》。
③錢■《甲申傳信錄》卷五。
第三節吳三桂叛變與山海關之戰 吳三桂，遼東中後所人（今遼甯綏中縣）①，為出身遼東軍閥世家。
他的父親吳襄、舅父祖大壽②都曾任明朝總兵，同當地的将領官紳有着盤根錯節的關系。
由于祖大壽和三桂之兄吳三鳳等明朝将領先後降清，吳三桂和他的部屬又與清方營壘增添了一層暧一昧關系。
1644年三月，他被崇祯帝加封為平西伯，率部進關勤王，由于放棄關外土地，官紳家屬和相當一部分遼東百姓跟随進關，安插未定，明朝就覆亡了。
擺在吳三桂面前的形勢是嚴峻的，他同山海關總兵（又稱關門總兵）高第一共隻有五萬之衆，在明末盛行的“家丁”制度下，其中真正能征敢戰、裝備較佳的兵馬隻占少數。
他們局促于關内永平府一隅之地，處于清、順兩大新興勢力之間，繼續效忠明室是不現實的，因為朱由檢為首的明廷已經不存在，弘光朝廷還沒有建立，他們同淮河以南的殘明勢力相距太遠、音訊不通，可走的道路就隻有在降順、降清之間作出選擇。
清廷對吳三桂進行招降是比較早的，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四月，清軍攻克松山、錦州後，皇太極就緻書吳三桂告以其舅氏祖大樂、祖大壽等“因系将軍之戚”俱獲保全，勸他“翻然悔悟，決計歸順”。
又命三桂之兄吳三鳳及祖可法、張存仁、裴國珍、胡弘先、姜新、陳邦選等以親屬、舊誼的關系寫信曉以利害，竭力勸說其降清①。
十月，皇太極再次緻書吳三桂：“大清國皇帝敕谕甯遠城吳大将軍：今者明祚衰微，将軍已洞悉矣。
将軍與朕，素無仇隙，而将軍之親戚，俱在朕處。
惟将軍相時度勢，早為之計可也。
”同時，又命祖大壽寫信給吳三桂道： 甯錦間隔，不相通問者歲餘矣。
春時松山、錦州相繼失陷，以為老身必死無疑。
不期大清皇帝天縱仁聖，不但不加誅戮，反蒙加恩厚養。
我祖氏一門以及親戚屬員，皆霑渥澤。
而洪總督、朱糧廳輩亦叨遇優隆。
自至沈一陽一以來，解一衣推食，仆從田廬，無所不備，我已得其所矣，奉賢甥勿以為慮，但未知故鄉光景何如耳。
以愚意度之，各鎮集兵來援遼左，未一月而四城失陷，全軍覆沒，人事如此，天意可知。
賢甥當世豪傑，豈智不及此耶？再觀大清規模形勢，将來必成大事。
際此延攬之會，正豪傑擇主之時，若率城來歸，定有分茅裂土之封，功名富貴，不待言也。
念系骨肉至親，故爾披肝瀝膽，非為大清之說客耳。
惟賢甥熟思之。
虎骨靶小刀一一柄一，是賢甥素常見者，故寄以取信①。
次年正月，吳三桂給祖大壽的回信“猶豫未決”。
皇太極再次緻書勸他“急圖歸順，勉立功名”②。
然而，在一年多時間裡，吳三桂自覺回旋餘地尚大，并沒有接受清廷的招降。
到1644年三月明亡之時，吳三桂等撤入關内的遼東官員卻很快決定接受大順政權的招降。
作出這一決擇首先是因為吳三桂等人獲悉大批明朝文官武将都歸附了大順，其中不少人（如唐通、白廣恩）在過去遼東戰事中曾同吳三桂共事，大順政權已是衆望所歸，頗有統一天下之勢；其次，大順政權同明王朝一樣是以漢族為主體的政權，吳三桂等遼東官紳軍民更易于接受；第三，吳三桂所部遼東官兵一直處于同清軍對峙的地位，而同大順軍并沒有多大恩怨，即如史籍所說：“以清兵仇殺多次，不欲返顔，乃修表謀歸李賊。
”③第四，就個人前途着想，吳三桂雖有一部分親屬降清，但他的父母等直系親屬居住在北京已處于大順政權控制之下，歸降或敵視大順政權必将直接影響到他們的命運。
何況，曾在遼東共事的總兵白廣恩、姜瓖、馬科、唐通等人都已跻身于大順朝新貴之列，唐通兵力遠遜于己，三月間才投向大順就受封為定西伯，由他出面勸降，“盛誇自成禮賢，啖以父子封侯”④，對吳三桂有很大
這些都說明大順政權在北京的鼎盛時期沒有制定賦稅政策，仍然停留在追贓助饷的階段。
應當承認大順政權追贓助饷政策的革命一性一，它證明李自成雖然已經即位稱帝，大将們受封侯、伯等爵，他們并沒有忘記自己的窮苦兄弟，沒有放棄維護農民利益的基本宗旨。
處于十字路口的大順政權在關鍵時刻跟不上形勢，陷于茫然失措的境地。
李自成一方面采取了部分辦法招徕官紳，一方面又大範圍地以追贓助饷打擊這個階層。
在追贓過程中官紳們巧取豪奪所得的家赀難以保住，而且往往遭到刑拷，官紳體面掃地以盡，這對于大批歸附大順政權的官紳地主來說确實是非始料所及的。
官紳地主的歸附大順政權，正是為了保護自身利益不惜在政治上變節，把過去痛罵的“闖賊”李自成當作新的靠山。
然而，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失望了，明朝廷中央官員被錄用的占少數，地方官員由于大順政權選用的原則是以未曾出仕的舉人為重點，吸收的明朝官員所占比例很小，就整個官紳地主而言基本上處于被打擊的地位。
他們在飽嘗鐵拳之後，不勝憤慨地說：“是豈興朝之新政哉，依然流賊而已矣。
”①當大順軍所向無敵時，官紳們懾于大順政權的兵威，一般不敢公開反抗，但已經暗中“人人飲恨，未及發也”②。
有一種記載說庶吉士周鐘因有文名受到丞相牛金星的重視，他積極參加大順政權的活動，常說“江南不難平也”。
一些明朝官員私下對他說：“闖殘殺太甚，萬難成事。
”周鐘回答道：“太祖（指朱元璋）初起亦然。
”③其實，朱元璋在天下未定之時是“禮賢下士”的，對官員的大批屠戮和谪戍是在坐穩了皇帝的寶座以後。
周鐘的比拟并不适當，隻是反映了被大順政權錄用的少數官員的一種希望。
總之，李自成等大順軍領一導一人未能依據客觀形勢的變化及時調整政策，在接管區内大搞追贓助饷，把業已倒向自己的官紳地主推回到敵對地位，是極不明智的。
當人們津津樂道“闖王進京”後如何如何腐化變質終于導緻“群衆”不滿，歸于失敗的時候，本書作者卻認為正是由于李自成為首的大順政權沒有完成封建化的質變，才被漢族官紳勾結滿洲貴族所扼殺。
在軍事部署上，也突出地反映了李自成等大順軍領一導一人缺乏戰略眼光。
從萬曆末年起遼東的滿洲貴族軍事力量日益崛起，成為明朝廷棘手的課題，而明末農民戰争的全過程又是同明清之戰交織進行的。
為了抵禦滿洲貴族的進犯，明朝廷多次從陝西三邊一抽一調兵将。
按情理說，李自成在西安決策大舉東征，以推翻明王朝為目标時，就應當對下一步迎戰清軍做到胸有成竹。
事實卻完全相反，他幾乎沒有意識到清軍将是同自己争奪天下的主要對手。
這首先表現在他在北京地區集結的軍隊不足以抵禦清軍大規模的進犯。
大批主力部隊分布在西北、湖廣襄一陽一等四府、河南等地；進占山西、畿輔、山東以後，兵力進一步分散。
這種部署對于穩定大順政權統治區的局勢雖然有積極作用，但是分兵駐防的結果勢必造成在京師和京東地區缺乏足夠的兵力。
例如，李自成在湖廣荊襄地區部署了以大将白旺為首的七萬兵馬，當大順軍向北京推進時，明軍左良玉部乘機進攻湖廣承天、德安；河南劉洪起等地主武裝也同左良玉相呼應，颠覆當地的大順政權。
白旺上書請援，李自成當即決定派綿侯袁宗第帶領一支相當龐大的軍隊由陝西奔赴湖廣先擊敗左良玉部，随即北上河南平定了叛亂，直到大順軍在山海關戰敗，袁宗第和白旺的軍隊仍滞留于河南與湖廣。
這種局部的勝利隻是導緻了全局的失敗。
白旺七萬之衆完全可以牽制住左良玉部，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袁宗第所統右營為大順軍攻城野戰的五大主力之一，本應調到北京地區，等到穩定遼東局勢以後再回頭收拾左良玉等手下敗将，是易如翻掌。
李自成計不出此，說明他對用兵的輕重緩急缺乏戰略頭腦。
占領北京以後，李自成的麻痹輕敵思想進一步暴露出來。
當時他身邊的軍隊總數大約有十萬人，受封侯爵的大将有劉宗敏、李過、劉芳亮、張鼐、谷英，加上明朝投降過來的軍隊，兵力也還可觀。
然而奇怪的是，李自成在大同留下了大将張天琳鎮守，在真定委任了大将馬重僖為節度使，惟獨在京東山海關一帶沒有派遣“老本”嫡系大将去鎮守。
他的着眼點僅限于招降撒入關内的吳三桂、黎玉田和關門總兵高第，而對關外虎視眈眈的清軍卻置之度外。
開初，李自成對吳三桂、黎玉田率領的遼東官兵和山海關總兵高第的招降進行得很順利，吳三桂在大順政權“許以父子封侯”的條件下同黎玉田、高第一道歸附大順政權，吳三桂奉李自成之命率部由永平府前往北京“朝見新主”；黎玉田被委任為大順政權四川節度使。
李自成在招降了遼東和關門明朝官軍後，似乎認為京東的問題已經解決，對清廷出兵幹涉的危險毫無認識。
他在山海關地區的軍事部署隻是派了幾天以前在居庸關投降的明朝總兵唐通率領原部八千兵馬接管山海關防務，而沒有派大順軍嫡系大将出鎮該地區。
從他下令吳三桂率部進京和派原駐畿輔地區的明朝投降總兵馬科率原部一萬兵馬同黎玉田一道遠征四川來看，證明他根本沒有料到清廷利用明朝覆亡必然有分羹之心。
似乎在他看來清兵在遼東的用兵和三次深入内地都是明朝的事，大順政權從未同清軍交鋒，彼此無怨無仇，可以相安無事。
也許是出于這種天真的考慮，他既不派大順軍主力前往山海關一帶布防，又把同清軍作戰最有經驗和實力的吳三桂部調來北京（召吳三桂本人入見是一回事，命其率部赴京又是一回事。
聯系到李自成命馬科率部前往四川，很可能是想讓吳三桂率部執行南下之類的任務），充分說明李自成對清軍即将參加逐鹿中原的嚴峻形勢毫無認識。
即使不發生吳三桂叛變，僅憑唐通八千兵馬也絕對抵擋不住清軍的進犯。
何況，李自成進京後，如果對吳三桂安一撫得當，并立即派遣大順軍高級将領率主力協同吳軍鎮守山海關一帶，吳三桂叛變的可能一性一很小，京東的局勢也将比較穩定。
許多人輕信了封建史籍對大順軍的污蔑之詞，斷言李自成進京後領導集一團一腐化變質，喪失民心，終歸失敗。
這種觀點完全不符合事實。
且不說不少親曆甲申燕京之變的人士記載大順軍在京期間紀律嚴明；就以時間而言，三月十九日大順軍進京，四月初十日左右得到吳三桂率部叛變回軍攻占山海關，十三日晨李自成、劉宗敏親率大軍離京平叛，其間最大時限為二十三天。
中國曆史上許多王朝肇建伊始欣欣向榮，若幹年之後壯志消磨，出現文恬武嬉的局面；卻沒有聽說過在二十天左右就腐化得喪失戰鬥力的。
再說，大順軍失敗撤離北京後，清軍入京立即将北京中、東、西三城居民全部逐出，下令剃頭，總不會更得民心吧，為什麼沒有失敗呢？可見，大順政權之所以站不住腳，不是因為領導層變質，失去貧苦群衆的支持；恰恰相反，由于它尚未完成質變，繼續執行打擊官紳地主的政策，引起缙紳們的強烈不滿，因而不可能穩定自己的統治區，把漢族各階層人士結成抗清的一緻勢力。
軍事上部署的失誤又導緻滿洲貴族得以勾結漢族官紳，構成對大順軍壓倒的優勢。
說李自成等大順軍領一導一人因驕緻敗，是指他們目光短淺，驕傲輕敵；而決不能解釋為他們驕奢一婬一逸。
明清之際，中國向何處去？是曆史上的一個重大問題，正确地總結這段曆史，才能汲取經驗教訓，有效地利用我國豐富的社會、政治、軍事遺産。
①康熙十一年《重修大名府志》卷六，《年紀新志》；又見康熙十五年《元城縣志》卷一，《年紀》。
②乾隆十年《永年縣志》卷十二，《兵紀》。
③雍正八年《高一陽一縣志》卷六，《雜志·兵事》。
④康熙二十四年《靈壽縣志》卷七，《孝義》；又見同書卷一，《地裡》附《紀事》。
⑤雍正十年《肥鄉縣志》卷二，《紀事》。
⑥康熙三十年《臨城縣志》卷八，《述考志·事迹》。
⑦乾隆五十三年《德州志》卷十二，藝文，程先貞《何振先傳》。
⑧乾隆三十七年《曆城縣志》卷四十一，列傳七，《忠烈》。
⑨乾隆二十四年《一陽一信縣志》卷三，《災祥》。
①康熙三十四年《鄒平縣志》卷四，《職官》。
②吳殳、戴笠《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八。
①鄭廉《豫變紀略》卷六。
②王度《僞官據城記》，見《荊駝逸史》。
③錢■《甲申傳信錄》卷五。
第三節吳三桂叛變與山海關之戰 吳三桂，遼東中後所人（今遼甯綏中縣）①，為出身遼東軍閥世家。
他的父親吳襄、舅父祖大壽②都曾任明朝總兵，同當地的将領官紳有着盤根錯節的關系。
由于祖大壽和三桂之兄吳三鳳等明朝将領先後降清，吳三桂和他的部屬又與清方營壘增添了一層暧一昧關系。
1644年三月，他被崇祯帝加封為平西伯，率部進關勤王，由于放棄關外土地，官紳家屬和相當一部分遼東百姓跟随進關，安插未定，明朝就覆亡了。
擺在吳三桂面前的形勢是嚴峻的，他同山海關總兵（又稱關門總兵）高第一共隻有五萬之衆，在明末盛行的“家丁”制度下，其中真正能征敢戰、裝備較佳的兵馬隻占少數。
他們局促于關内永平府一隅之地，處于清、順兩大新興勢力之間，繼續效忠明室是不現實的，因為朱由檢為首的明廷已經不存在，弘光朝廷還沒有建立，他們同淮河以南的殘明勢力相距太遠、音訊不通，可走的道路就隻有在降順、降清之間作出選擇。
清廷對吳三桂進行招降是比較早的，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四月，清軍攻克松山、錦州後，皇太極就緻書吳三桂告以其舅氏祖大樂、祖大壽等“因系将軍之戚”俱獲保全，勸他“翻然悔悟，決計歸順”。
又命三桂之兄吳三鳳及祖可法、張存仁、裴國珍、胡弘先、姜新、陳邦選等以親屬、舊誼的關系寫信曉以利害，竭力勸說其降清①。
十月，皇太極再次緻書吳三桂：“大清國皇帝敕谕甯遠城吳大将軍：今者明祚衰微，将軍已洞悉矣。
将軍與朕，素無仇隙，而将軍之親戚，俱在朕處。
惟将軍相時度勢，早為之計可也。
”同時，又命祖大壽寫信給吳三桂道： 甯錦間隔，不相通問者歲餘矣。
春時松山、錦州相繼失陷，以為老身必死無疑。
不期大清皇帝天縱仁聖，不但不加誅戮，反蒙加恩厚養。
我祖氏一門以及親戚屬員，皆霑渥澤。
而洪總督、朱糧廳輩亦叨遇優隆。
自至沈一陽一以來，解一衣推食，仆從田廬，無所不備，我已得其所矣，奉賢甥勿以為慮，但未知故鄉光景何如耳。
以愚意度之，各鎮集兵來援遼左，未一月而四城失陷，全軍覆沒，人事如此，天意可知。
賢甥當世豪傑，豈智不及此耶？再觀大清規模形勢，将來必成大事。
際此延攬之會，正豪傑擇主之時，若率城來歸，定有分茅裂土之封，功名富貴，不待言也。
念系骨肉至親，故爾披肝瀝膽，非為大清之說客耳。
惟賢甥熟思之。
虎骨靶小刀一一柄一，是賢甥素常見者，故寄以取信①。
次年正月，吳三桂給祖大壽的回信“猶豫未決”。
皇太極再次緻書勸他“急圖歸順，勉立功名”②。
然而，在一年多時間裡，吳三桂自覺回旋餘地尚大，并沒有接受清廷的招降。
到1644年三月明亡之時，吳三桂等撤入關内的遼東官員卻很快決定接受大順政權的招降。
作出這一決擇首先是因為吳三桂等人獲悉大批明朝文官武将都歸附了大順，其中不少人（如唐通、白廣恩）在過去遼東戰事中曾同吳三桂共事，大順政權已是衆望所歸，頗有統一天下之勢；其次，大順政權同明王朝一樣是以漢族為主體的政權，吳三桂等遼東官紳軍民更易于接受；第三，吳三桂所部遼東官兵一直處于同清軍對峙的地位，而同大順軍并沒有多大恩怨，即如史籍所說：“以清兵仇殺多次，不欲返顔，乃修表謀歸李賊。
”③第四，就個人前途着想，吳三桂雖有一部分親屬降清，但他的父母等直系親屬居住在北京已處于大順政權控制之下，歸降或敵視大順政權必将直接影響到他們的命運。
何況，曾在遼東共事的總兵白廣恩、姜瓖、馬科、唐通等人都已跻身于大順朝新貴之列，唐通兵力遠遜于己，三月間才投向大順就受封為定西伯，由他出面勸降，“盛誇自成禮賢，啖以父子封侯”④，對吳三桂有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