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明朝覆亡後的全國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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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明帝國的分崩離析
公元1644年，在中國幹支紀年中為甲申年。
這一年的曆史上充滿了風雲突變、波濤疊起的重大事件，階級搏鬥和民族征戰都達到高一潮，又攪合在一起，在中華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可歌可泣、驚心動魄的場面。
拿紀年來說，在明朝是崇祯十七年，清朝是順治元年，大順政權是永昌元年。
三種紀年代表着三個互相敵對的政權，從此開始了逐鹿中原的鬥争。
甲申三月十九日，大順軍攻克北京，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檢自缢身死，當天大順皇帝李自成進入北京，标志着明朝的覆亡。
在短短的兩三個月裡，大順政權憑借兵威和深得民心，迅速地接管了整個黃河流域和部分長江流域的大片疆土，統治區包括了現在的陝西、甯夏、甘肅、青海、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東全境以及湖北、江蘇、安徽的部分地方。
山海關外的明朝軍隊在平西伯吳三桂、遼東巡撫黎玉田的帶領下撤入關内，并且同山海關總兵高第一道投降了大順政權；清廷乘機派鄭親王濟爾哈朗等收取了關外地區，這樣就形成了大順政權同清政權隔關相峙的局面。
以崇祯帝為首的明中央朝廷葬身于農民起義的烈火中，并不意味着明朝統治的全面結束。
當時，明朝殘餘勢力盤據的地方還很大。
除了張獻忠領導的大西軍正處于進軍四川途中以外，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仍然在明朝委任的各級官員統治之下，他們自居正統，繼續奉行崇祯年号，從這個意義上說，南明的曆史是從北廷的覆滅開始的，至于立君繼統則是擁明勢力内部的事。
換句話說，曆來的史籍把弘光朝廷的建立作為南明史的開端并不完全準确。
綜觀甲申三月至四月中旬的全國形勢，可以作以下的概括：大順政權和大西軍是農民起義中形成的新興勢力，他們同明帝國一樣是以漢族為主體的；區别是明朝殘餘勢力控制的地區内繼續維護着官紳地主的封建統治，而大順軍和大西軍的領一導一人雖然已經有明顯的蛻化傾向，但尚未達到質變的程度，他們實行的政策基本上仍然是打擊官紳地主、保護農民利益。
1644年春天和夏初，大順軍所向無敵，占領了包括北京在内的整個黃河流域，這一廣袤地區的百姓欣喜若狂，歡迎恐後。
連官紳地主除了極少數死心塌地效忠朱明王朝，絕大多數都認為明朝氣數已盡，轉而寄希望于大順政權。
長期以來，人們受“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傳統觀念影響，以為官紳地主對大順政權一直處于勢不兩立的地位，這是不完全正确的。
事實上自從1643年十月明陝西三邊總督孫傳庭部主力被大順軍殲滅以後，明朝官紳眼見大勢已去，政治态度發生了根本的轉變。
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把明亡順興看成是曆史上常見的改朝換代，為了自身利益紛紛歸附以李自成為首的大順政權。
盡避其中有的人争先投靠，希冀跻身于新興的大順朝定鼎功臣之列；有的人雖心懷疑懼，但為形勢所迫而随大流。
總之，在大順軍被清軍擊敗以前，漢族官紳中的大批文官武将都以投靠大順政權為惟一出路，而不可能設想去投靠偏處遼東的一個語言、風俗都有很大差異的滿洲貴族為主體的清政權。
顧炎武《日知錄》中有一段話很值得注意：“有亡國，有亡天下。
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
人将相食，謂之亡天下。
……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①在漢族官紳看來，大順政權取代明朝隻是“易姓改号”，朱明王朝的掙紮圖存是宗室、皇親國戚、世襲勳臣之類“肉食者”的事，同一般官紳士民沒有多大關系；而滿洲貴族的入主中原則是“被發左衽”（剃頭改制），“亡天下”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都應當奮起反抗。
這就是甲申之春漢族軍民官紳的心理狀态。
正因為如此，大順軍在短短三個月時間裡就占領了包括京師在内的整個黃河流域，除了在甯武和保定兩地稍遇抵抗以外（在保定城裡“代帝親征”的大學士李建泰也是主張投降的），到處是一派望風歸附的景象。
如史料所載，“晉民倡亂者皆傳賊不殺不一婬一，所過不征稅，于是引領西望”②；京師百姓也“幸災樂禍，俱言李公子至貧人給銀五兩，往往如望歲焉”③。
崇祯末年曾在朝廷任職的熊開元記，“癸未（1643）、甲申（1644）間，臣待罪圜扉，聞都人望賊如望歲，不啻三百矛刺心而血欲灑而無從也”①。
大順軍占領北京時，不僅“百姓歡迎”②，明朝廷在京的兩三千名官員自盡的隻有二十人，其他“衣冠介胄，叛降如雲”③。
國子監生陳方策塘報中說：“我之文武諸僚及士庶人，恬于降附者，謂賊為王者之師，且旦晚一統也。
”④史可法在奏疏中痛心疾首地說：“在北諸臣死節者寥寥，在南諸臣讨賊者寥寥，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恥也！”⑤ 北京的明朝官員争先恐後地前往大順政權吏政一府報名請求錄用，如少詹事項煜“大言于衆曰：大丈夫名節既不全，當立蓋世功名如管仲、魏征可也”⑥。
給事中時敏聲稱：“天下将一統矣！”他趕往報名時吏政一府大門已關閉，一時情急，敲門大呼：“吾兵科時敏也！”才得以放入⑦。
考功司郎中劉廷谏朝見時，丞相牛金星說：“公老矣，須白了。
”劉連忙分辯道：“太師用我則須自然變黑，某未老也。
”勉強被錄用⑧。
首席大學士魏藻德被關押在一間小房裡，還從窗戶中對人說：“如願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罷了，鎖閉作何解？”①1644年七月劉澤清緻吳三桂信中寫道：“三面環觀，曾有誰不降賊？”②次年八月在清攝政王多爾衮面前的一場争論也反映了當年情況。
都給事中龔鼎孳等人指責内院大學士馮铨是明朝Yan一黨一；馮铨反唇相譏，說龔鼎孳曾投順“李賊，竟為北城禦史”。
多爾衮問此事實否？龔說：“實。
豈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曾歸順？魏征亦曾歸順唐太宗。
”龔鼎孳急不擇言，像項煜一樣把李自成比為唐太宗，雖受到多爾衮的斥責，卻是大順軍入京後絕大多數明朝廷官員的真實寫照③。
明朝遼東軍隊和官員奉命撤入關内勤王，由平西伯吳三桂、遼東巡撫黎玉田帶領于三月十三日全部進關，駐紮于昌黎、灤州、樂亭、開平一帶④。
當他們得知大順軍已經占領北京，明朝廷覆亡時，就同山海關總兵高第一道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歸附大順政權；黎玉田被委任為大順政權四川節度使，奉李自成之命與明朝投降總兵馬科領軍西行收取四川。
至此，秦嶺、淮河以北的明朝軍隊已全部收編，地方除遼東外均為大順政權接管。
①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正始》條。
②戴延栻《半可集》卷一，《蔡忠襄公傳略》。
③劉尚友《定思小紀》。
①熊開元《魚山剩稿》卷一，奏疏，隆武元年（1645）十一月二十二日疏。
②查繼佐《國壽錄》卷一，《左中允劉理順傳》。
③談遷《國榷》卷一百一。
④李天根《爝火錄》卷二。
⑤《史可法集》卷二，“為時事萬分難支，中興一無勝著”等事疏。
⑥彭孫贻《平寇志》卷十。
⑦彭孫贻《平寇志》卷十。
⑧張正聲《二素紀事》。
①楊士聰《甲申核真略》。
②《明清史料》丙編，第一本，九十二頁。
③《清世祖實錄》卷二十。
④乾隆三十九年《永平府志》卷二，《封域志·紀事》。
第二節大順政權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失誤 曆史曾經給予李自成為首的大順政權統一全國的機會。
1644年春天，大順軍以秋風掃落葉之勢迅速接管了包括山海關在内的黃河流域全部疆土，推翻了以朱由檢為代表的明朝二百七十七年的統治。
擺在李自成面前的任務是怎樣才能站穩腳根，實現一匡天下的目的。
這一任務實際上取決于兩點：一是他應當認識到遼東興起的滿洲貴族建立的清政權是同大順政權争奪天下的主要對手，加強針對遼東的防務是新生的大順政權存亡的關鍵。
二是在漢族文官武将大批倒向自己的情況下，大順政權必須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調整，盡量縮小打擊面，由打擊官紳地主改為保護他們的利益。
這二者是互相關聯的。
崇祯朝廷的覆亡除了它的腐敗以外，主要原因是戰略上兩線作戰，陷于左支右绌的窘境，造成兩大對手力量不斷的膨一脹。
大順政權既然繼承了明王朝的“遺産”，避免重蹈崇祯朝廷的覆轍，理應在最大程度上争取漢族各階層的支持。
自明中期以後，缙紳勢力已經成為社會上舉足輕重的力量，能不能争取到他們的支持直接關系到大順政權在管轄區内的穩定和遏制并随後解決遼東的民族對抗。
從當時形勢分析，大順政權的領一導一人如果能夠高瞻遠矚，對全國形勢有清醒的認識，完全可以采取正确的對策。
首先，李自成必須放棄對官紳地主實行的追贓助饷政策，代之以輕徭薄俺、整頓吏治。
就财政而言，李自成1643年以前，為維護貧苦農民利益實行三年免賦，以沒收明朝藩王家産和對官紳追贓助饷來解決數量日增的軍隊和政權經費的需要，有其曆史的必要一性一。
占領北京以後，接收了明朝皇帝的内帑，沒收同朱明王朝關系密切的宗室、國戚、勳貴（指明朝開國、靖難以來所封世襲公、侯、伯爵）、太監的全部家産，可以解決軍隊和政權的經費，即便需要向官紳士民征派部分賦役，為數也相當有限。
隻要采取這一措施，就足以赢得絕大多數漢族官紳的支持，結成共同對付滿洲貴族的陣線。
在這種情況下，清方面臨的不是原先腐朽沒落的明王朝，而是一個新興的、充滿活力的漢族為主的政權，雙方的力量對比将發生很大的變化，特别是随着時間的推移，大順政權日益鞏固，清方在人口（兵源數量）、物資方面的劣勢肯定會越來越明顯。
然而，李自成為首的大順軍領一導一人并沒有依據形勢的變化在政策上作出必要的調整。
他們仍然以農民利益的維護者自居，在管轄區内繼續實行打擊官紳地主的追贓助饷政策。
學術界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農民起義中建立的政權都是封建政權。
李自成起義軍從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下半年開始在河南一些府縣建立地方政權，1643年在襄一陽一建立中央政權，次年正月在西安正式立國建号。
按照這種觀點，甲申三月明王朝的滅亡不是被農民起義推翻，而是為一個新興的封建政權所代替。
可是，持上述觀點的人卻缺乏把自己的邏輯貫徹到底的勇氣，因而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
也有的史學工作者認為李自成為首的農民政權推行的“免賦”政策并不是免征而是減免，這是不正确的。
大量史實表明，大順政權（包括其前身）在1644年六月兵敗退回西安以前，在廣袤的地區内都是以追贓助饷代替按田畝計征的賦稅。
各地文獻都表明大順政權委派的官員到任後幾乎毫無例外地拘拿明朝官紳追贓助饷。
如甲申三月，劉芳亮部占領大名府，“布州縣僞官，毒掠缙紳”①。
進占廣平府之“次日，拷掠鄉紳，以官職大小定銀數之多寡，慘不可言”②。
高一陽一縣令王瑞圖到任後，“奉賊令一逼一索鄉紳，名曰助饷”③。
靈壽縣“僞令郭廉持符至靈壽，勒鄉紳捐饷，恣為橫暴”④。
肥縣縣令石傳聲下車伊始即“置鄉紳于獄，比饷銀”⑤。
臨城縣令段獻珠履任後，“索饷銀，毀坊扁，免荒稅”⑥。
派往山東的大順軍将領郭升“以一精一賊數萬略行齊魯，張官置吏，四出赴任，旬日間遍于海岱。
……奉其敕追掠缙紳，桁楊接踵，相望于道”⑦。
濟南府“有戶政一府從事張琚者，謂之催饷司，拷掠宦家子，俾助饷。
其被掠者以萬曆來科目為斷，計三十餘家。
刑具夾桚外，有鐵梨花、呂公縧、紅繡鞋之名”⑧。
一陽一信縣“夏四月，逆闖僞令搜羅邑紳子弟蠲赀助饷，各五百金，勒限追比”⑨。
鄒平縣令王世傳上任後“一陽一言蠲赀租，刑一逼一鄉官，漸及富戶，謂之追饷”①。
北京聚集着明朝廷大批中央機構的官員，從三月下旬開始，未被大順政權選用的官員大抵發往各營追贓助饷，“言卿相所有，非盜上則剝下，皆贓也”②。
四月初八日，李自成發現這一舉動在政治上已經造成不利影響，下令停止，被押官僚無論完贓與否一律釋放，但各地的追贓活動一直延續到大順軍戰敗西撤為止。
與此同時，我們卻沒有見到大順政權在甲申五月以前有征收賦稅的記載。
某些文獻由于文字含混給人以大順政權在退回西安以前就曾征收賦稅的印象，如果仔細研究一下其内容，不難發現所“征”得的銀、糧一般都是整
這一年的曆史上充滿了風雲突變、波濤疊起的重大事件，階級搏鬥和民族征戰都達到高一潮，又攪合在一起，在中華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可歌可泣、驚心動魄的場面。
拿紀年來說，在明朝是崇祯十七年，清朝是順治元年，大順政權是永昌元年。
三種紀年代表着三個互相敵對的政權，從此開始了逐鹿中原的鬥争。
甲申三月十九日，大順軍攻克北京，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檢自缢身死，當天大順皇帝李自成進入北京，标志着明朝的覆亡。
在短短的兩三個月裡，大順政權憑借兵威和深得民心，迅速地接管了整個黃河流域和部分長江流域的大片疆土，統治區包括了現在的陝西、甯夏、甘肅、青海、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東全境以及湖北、江蘇、安徽的部分地方。
山海關外的明朝軍隊在平西伯吳三桂、遼東巡撫黎玉田的帶領下撤入關内，并且同山海關總兵高第一道投降了大順政權；清廷乘機派鄭親王濟爾哈朗等收取了關外地區，這樣就形成了大順政權同清政權隔關相峙的局面。
以崇祯帝為首的明中央朝廷葬身于農民起義的烈火中，并不意味着明朝統治的全面結束。
當時，明朝殘餘勢力盤據的地方還很大。
除了張獻忠領導的大西軍正處于進軍四川途中以外，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仍然在明朝委任的各級官員統治之下，他們自居正統，繼續奉行崇祯年号，從這個意義上說，南明的曆史是從北廷的覆滅開始的，至于立君繼統則是擁明勢力内部的事。
換句話說，曆來的史籍把弘光朝廷的建立作為
綜觀甲申三月至四月中旬的全國形勢，可以作以下的概括：大順政權和大西軍是農民起義中形成的新興勢力，他們同明帝國一樣是以漢族為主體的；區别是明朝殘餘勢力控制的地區内繼續維護着官紳地主的封建統治，而大順軍和大西軍的領一導一人雖然已經有明顯的蛻化傾向，但尚未達到質變的程度，他們實行的政策基本上仍然是打擊官紳地主、保護農民利益。
1644年春天和夏初，大順軍所向無敵，占領了包括北京在内的整個黃河流域，這一廣袤地區的百姓欣喜若狂，歡迎恐後。
連官紳地主除了極少數死心塌地效忠朱明王朝，絕大多數都認為明朝氣數已盡，轉而寄希望于大順政權。
長期以來，人們受“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傳統觀念影響，以為官紳地主對大順政權一直處于勢不兩立的地位，這是不完全正确的。
事實上自從1643年十月明陝西三邊總督孫傳庭部主力被大順軍殲滅以後，明朝官紳眼見大勢已去，政治态度發生了根本的轉變。
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把明亡順興看成是曆史上常見的改朝換代，為了自身利益紛紛歸附以李自成為首的大順政權。
盡避其中有的人争先投靠，希冀跻身于新興的大順朝定鼎功臣之列；有的人雖心懷疑懼，但為形勢所迫而随大流。
總之，在大順軍被清軍擊敗以前，漢族官紳中的大批文官武将都以投靠大順政權為惟一出路，而不可能設想去投靠偏處遼東的一個語言、風俗都有很大差異的滿洲貴族為主體的清政權。
顧炎武《日知錄》中有一段話很值得注意：“有亡國，有亡天下。
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
人将相食，謂之亡天下。
……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①在漢族官紳看來，大順政權取代明朝隻是“易姓改号”，朱明王朝的掙紮圖存是宗室、皇親國戚、世襲勳臣之類“肉食者”的事，同一般官紳士民沒有多大關系；而滿洲貴族的入主中原則是“被發左衽”（剃頭改制），“亡天下”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都應當奮起反抗。
這就是甲申之春漢族軍民官紳的心理狀态。
正因為如此，大順軍在短短三個月時間裡就占領了包括京師在内的整個黃河流域，除了在甯武和保定兩地稍遇抵抗以外（在保定城裡“代帝親征”的大學士李建泰也是主張投降的），到處是一派望風歸附的景象。
如史料所載，“晉民倡亂者皆傳賊不殺不一婬一，所過不征稅，于是引領西望”②；京師百姓也“幸災樂禍，俱言李公子至貧人給銀五兩，往往如望歲焉”③。
崇祯末年曾在朝廷任職的熊開元記，“癸未（1643）、甲申（1644）間，臣待罪圜扉，聞都人望賊如望歲，不啻三百矛刺心而血欲灑而無從也”①。
大順軍占領北京時，不僅“百姓歡迎”②，明朝廷在京的兩三千名官員自盡的隻有二十人，其他“衣冠介胄，叛降如雲”③。
國子監生陳方策塘報中說：“我之文武諸僚及士庶人，恬于降附者，謂賊為王者之師，且旦晚一統也。
”④史可法在奏疏中痛心疾首地說：“在北諸臣死節者寥寥，在南諸臣讨賊者寥寥，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恥也！”⑤ 北京的明朝官員争先恐後地前往大順政權吏政一府報名請求錄用，如少詹事項煜“大言于衆曰：大丈夫名節既不全，當立蓋世功名如管仲、魏征可也”⑥。
給事中時敏聲稱：“天下将一統矣！”他趕往報名時吏政一府大門已關閉，一時情急，敲門大呼：“吾兵科時敏也！”才得以放入⑦。
考功司郎中劉廷谏朝見時，丞相牛金星說：“公老矣，須白了。
”劉連忙分辯道：“太師用我則須自然變黑，某未老也。
”勉強被錄用⑧。
首席大學士魏藻德被關押在一間小房裡，還從窗戶中對人說：“如願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罷了，鎖閉作何解？”①1644年七月劉澤清緻吳三桂信中寫道：“三面環觀，曾有誰不降賊？”②次年八月在清攝政王多爾衮面前的一場争論也反映了當年情況。
都給事中龔鼎孳等人指責内院大學士馮铨是明朝Yan一黨一；馮铨反唇相譏，說龔鼎孳曾投順“李賊，竟為北城禦史”。
多爾衮問此事實否？龔說：“實。
豈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曾歸順？魏征亦曾歸順唐太宗。
”龔鼎孳急不擇言，像項煜一樣把李自成比為唐太宗，雖受到多爾衮的斥責，卻是大順軍入京後絕大多數明朝廷官員的真實寫照③。
明朝遼東軍隊和官員奉命撤入關内勤王，由平西伯吳三桂、遼東巡撫黎玉田帶領于三月十三日全部進關，駐紮于昌黎、灤州、樂亭、開平一帶④。
當他們得知大順軍已經占領北京，明朝廷覆亡時，就同山海關總兵高第一道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歸附大順政權；黎玉田被委任為大順政權四川節度使，奉李自成之命與明朝投降總兵馬科領軍西行收取四川。
至此，秦嶺、淮河以北的明朝軍隊已全部收編，地方除遼東外均為大順政權接管。
①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正始》條。
②戴延栻《半可集》卷一，《蔡忠襄公傳略》。
③劉尚友《定思小紀》。
①熊開元《魚山剩稿》卷一，奏疏，隆武元年（1645）十一月二十二日疏。
②查繼佐《國壽錄》卷一，《左中允劉理順傳》。
③談遷《國榷》卷一百一。
④李天根《爝火錄》卷二。
⑤《史可法集》卷二，“為時事萬分難支，中興一無勝著”等事疏。
⑥彭孫贻《平寇志》卷十。
⑦彭孫贻《平寇志》卷十。
⑧張正聲《二素紀事》。
①楊士聰《甲申核真略》。
②《明清史料》丙編，第一本，九十二頁。
③《清世祖實錄》卷二十。
④乾隆三十九年《永平府志》卷二，《封域志·紀事》。
第二節大順政權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失誤 曆史曾經給予李自成為首的大順政權統一全國的機會。
1644年春天，大順軍以秋風掃落葉之勢迅速接管了包括山海關在内的黃河流域全部疆土，推翻了以朱由檢為代表的明朝二百七十七年的統治。
擺在李自成面前的任務是怎樣才能站穩腳根，實現一匡天下的目的。
這一任務實際上取決于兩點：一是他應當認識到遼東興起的滿洲貴族建立的清政權是同大順政權争奪天下的主要對手，加強針對遼東的防務是新生的大順政權存亡的關鍵。
二是在漢族文官武将大批倒向自己的情況下，大順政權必須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調整，盡量縮小打擊面，由打擊官紳地主改為保護他們的利益。
這二者是互相關聯的。
崇祯朝廷的覆亡除了它的腐敗以外，主要原因是戰略上兩線作戰，陷于左支右绌的窘境，造成兩大對手力量不斷的膨一脹。
大順政權既然繼承了明王朝的“遺産”，避免重蹈崇祯朝廷的覆轍，理應在最大程度上争取漢族各階層的支持。
自明中期以後，缙紳勢力已經成為社會上舉足輕重的力量，能不能争取到他們的支持直接關系到大順政權在管轄區内的穩定和遏制并随後解決遼東的民族對抗。
從當時形勢分析，大順政權的領一導一人如果能夠高瞻遠矚，對全國形勢有清醒的認識，完全可以采取正确的對策。
首先，李自成必須放棄對官紳地主實行的追贓助饷政策，代之以輕徭薄俺、整頓吏治。
就财政而言，李自成1643年以前，為維護貧苦農民利益實行三年免賦，以沒收明朝藩王家産和對官紳追贓助饷來解決數量日增的軍隊和政權經費的需要，有其曆史的必要一性一。
占領北京以後，接收了明朝皇帝的内帑，沒收同朱明王朝關系密切的宗室、國戚、勳貴（指明朝開國、靖難以來所封世襲公、侯、伯爵）、太監的全部家産，可以解決軍隊和政權的經費，即便需要向官紳士民征派部分賦役，為數也相當有限。
隻要采取這一措施，就足以赢得絕大多數漢族官紳的支持，結成共同對付滿洲貴族的陣線。
在這種情況下，清方面臨的不是原先腐朽沒落的明王朝，而是一個新興的、充滿活力的漢族為主的政權，雙方的力量對比将發生很大的變化，特别是随着時間的推移，大順政權日益鞏固，清方在人口（兵源數量）、物資方面的劣勢肯定會越來越明顯。
然而，李自成為首的大順軍領一導一人并沒有依據形勢的變化在政策上作出必要的調整。
他們仍然以農民利益的維護者自居，在管轄區内繼續實行打擊官紳地主的追贓助饷政策。
學術界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農民起義中建立的政權都是封建政權。
李自成起義軍從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下半年開始在河南一些府縣建立地方政權，1643年在襄一陽一建立中央政權，次年正月在西安正式立國建号。
按照這種觀點，甲申三月明王朝的滅亡不是被農民起義推翻，而是為一個新興的封建政權所代替。
可是，持上述觀點的人卻缺乏把自己的邏輯貫徹到底的勇氣，因而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
也有的史學工作者認為李自成為首的農民政權推行的“免賦”政策并不是免征而是減免，這是不正确的。
大量史實表明，大順政權（包括其前身）在1644年六月兵敗退回西安以前，在廣袤的地區内都是以追贓助饷代替按田畝計征的賦稅。
各地文獻都表明大順政權委派的官員到任後幾乎毫無例外地拘拿明朝官紳追贓助饷。
如甲申三月，劉芳亮部占領大名府，“布州縣僞官，毒掠缙紳”①。
進占廣平府之“次日，拷掠鄉紳，以官職大小定銀數之多寡，慘不可言”②。
高一陽一縣令王瑞圖到任後，“奉賊令一逼一索鄉紳，名曰助饷”③。
靈壽縣“僞令郭廉持符至靈壽，勒鄉紳捐饷，恣為橫暴”④。
肥縣縣令石傳聲下車伊始即“置鄉紳于獄，比饷銀”⑤。
臨城縣令段獻珠履任後，“索饷銀，毀坊扁，免荒稅”⑥。
派往山東的大順軍将領郭升“以一精一賊數萬略行齊魯，張官置吏，四出赴任，旬日間遍于海岱。
……奉其敕追掠缙紳，桁楊接踵，相望于道”⑦。
濟南府“有戶政一府從事張琚者，謂之催饷司，拷掠宦家子，俾助饷。
其被掠者以萬曆來科目為斷，計三十餘家。
刑具夾桚外，有鐵梨花、呂公縧、紅繡鞋之名”⑧。
一陽一信縣“夏四月，逆闖僞令搜羅邑紳子弟蠲赀助饷，各五百金，勒限追比”⑨。
鄒平縣令王世傳上任後“一陽一言蠲赀租，刑一逼一鄉官，漸及富戶，謂之追饷”①。
北京聚集着明朝廷大批中央機構的官員，從三月下旬開始，未被大順政權選用的官員大抵發往各營追贓助饷，“言卿相所有，非盜上則剝下，皆贓也”②。
四月初八日，李自成發現這一舉動在政治上已經造成不利影響，下令停止，被押官僚無論完贓與否一律釋放，但各地的追贓活動一直延續到大順軍戰敗西撤為止。
與此同時，我們卻沒有見到大順政權在甲申五月以前有征收賦稅的記載。
某些文獻由于文字含混給人以大順政權在退回西安以前就曾征收賦稅的印象，如果仔細研究一下其内容，不難發現所“征”得的銀、糧一般都是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