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同治帝載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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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帝胤集一團一結合,發動宮廷政變,摧毀“贊襄政務”八大臣集一團一。

    這場政變發生在鹹豐十一年(1861年)即農曆辛酉年,所以史稱“辛酉政變”。

     同治繼承皇位後,在位的13年間,主要發生了四件大事:第一件是即位當年發生的辛酉政變;第二件是清軍攻占南京,太平天國失敗。

    大家對此很熟悉,就不講了;第三件是同治新政;第四件是重修圓明園。

    下面講辛酉政變。

     在上文提到,鹹豐皇帝的第三錯,是臨終前錯定了顧命大臣。

    它的一個直接後果是引發了“辛酉政變”。

     當時,朝廷主要分為三股政治勢力:其一是顧命大臣勢力,其二是帝胤勢力,其三是帝後勢力。

    三股政治勢力的核心是同治皇帝,哪股政治勢力能夠同帝後勢力相結合,它就會增加勝利的可能一性一。

     當時朝廷大臣實際上分為兩部分:一半在承德,另一半在北京。

    即:前者是以肅順為首的“承德集一團一”,後者是以奕訢為首的“北京集一團一”。

    在北京的大臣,又發生了分化,一部分傾向于顧命大臣,大部分則傾向于帝胤和帝後勢力。

    從而出現錯綜複雜的局面。

    “承德集一團一”随駕,主要人物有贊襄政務八大臣:載垣、端華、景壽、肅順和軍機大臣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等。

    “北京集一團一”以恭親王奕訢為首,其支持者為五兄惇親王奕脤、七弟醇郡王奕譞、八弟鐘郡王奕詥、九弟孚郡王奕譓,還有軍機大臣文祥、桂良、寶鋆等人。

     文祥,滿洲正紅旗人,道光進士,軍機大臣。

    英法聯軍一逼一京師,鹹豐帝決定巡幸熱河。

    文祥“以動搖人心,有關大局,且塞外無險可扼,力持不可”,而被留守京師。

    軍機大臣中獨其一人被排除在贊襄政務大臣之外。

     桂良,滿洲正紅旗人,為奕訢嶽父,官湖廣總督、直隸總督、東閣大學士。

    鹹豐赴熱河,同奕訢留守。

     寶鋆,滿洲鑲白旗人,道光進士,署理戶部三庫事務。

    鹹豐至熱河,調帑銀20萬兩修葺行宮,寶鋆“以國用方亟,持不可”,而受責降級。

     翁心存,道光進士,入直上書房,授惠郡王讀書,又授六阿哥、八阿哥讀書。

    鹹豐時任上書房總師傅,拜體仁閣大學士。

    對肅順興大獄心存不滿,載垣等請褫其頂帶,歸案訊質,被降五級,革職留任。

    翁心存、祁寯藻、彭蘊章,他們都是上書房的師傅,翁、祁、彭“三人者,并與肅順不協,先後去位”。

     賈桢,山東黃縣人,道光一甲二名進士,後擢侍講,入直上書房,授皇六子奕訢讀書,後任武英殿大學士。

    鹹豐赴熱河,命桢留守,桢“日危坐天一安一門,阻外軍不令入”。

     所以,奕訢周圍這些人的特點:一是漢儒老臣多,二是正直不阿之臣多,三是對西方了解之臣多,四是力議鹹豐在京主政者多,五是議和後請皇帝回銮者多,六是官員年富力強者多。

    以奕訢為首的“北京集一團一”,得到兩宮皇太後與同治皇帝的支持。

     以上兩個朝廷集一團一,鹹豐承德斷氣之日,便是開始較量之時。

     七月 十七日,鹹豐帝死。

    他臨終前做了三件事:(1)立皇長子載淳為皇太子。

    (2)命禦前大臣載垣、端華、景壽,大學士肅順和軍機大臣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八人為贊襄政務大臣,八大臣控制了政局。

    (3)授予皇後鈕祜祿氏“禦賞”印章,授予皇子載淳“同道堂”印章(由慈禧掌管)。

    顧命大臣拟旨後要蓋“禦賞”和“同道堂”印章。

    八大臣同兩宮太後發生矛盾。

     十八日,大行皇帝入殓後,以同治皇帝名義,尊孝貞皇後為皇太後即母後皇太後,尊懿貴妃為孝欽皇太後即聖母皇太後。

     八月 初一日,恭親王奕訢獲準趕到承德避暑山莊叩谒鹹豐的梓宮。

    《我的前半生》記載:相傳奕訢化妝成薩滿,在行宮見了兩宮皇太後,密定計,旋返京,做部署。

    奕訢獲準同兩宮太後會面約2個小時。

    奕訢在熱河滞留6天,盡量在肅順等面前表現出平和的姿态,麻痹了顧命大臣。

    兩宮太後與恭親王奕訢,破釜沉舟,死中求生,睿智果斷,搶奪先機,外柔内剛,配合默契。

    恭親王奕訢同兩宮太後密商決策與步驟後,返回北京,準備政變。

    此時,鹹豐皇帝剛駕崩13天。

     初五日,醇郡王奕譓為正黃旗漢軍都統,掌握實際的軍事權力。

     初六日,禦史董元醇上請太後權理朝政、簡親王一二人輔弼的奏折。

     初七日,準兵部侍郎勝保到避暑山莊。

    勝保在下達谕旨不許各地統兵大臣赴承德祭奠後,奏請到承德哭奠,并率兵經河間、雄縣一帶兼程北上。

     十一日,就禦史董元醇奏折所請,兩宮皇太後召見八大臣。

    肅順等以鹹豐遺诏和祖制無皇太後垂簾聽政故事,拟旨駁斥。

    兩宮皇太後與八位贊襄政務大臣激烈辯論。

    八大臣“哓哓置辯,已無人臣禮”。

    《越缦堂國事日記》記載:肅順等人恣意咆哮,“聲震殿陛,天子驚怖,至于涕泣,遺溺後衣”,小皇帝吓得尿了褲子。

    兩宮太後不讓,載垣、端華等負氣不視事,相持愈日,卒如所拟。

    八大臣想先答應兩宮太後,把難題拖一下,回到北京再說。

     十八日,宣布鹹豐靈柩于九月二十三起靈駕,二十九日到京。

     九月 初一日,同治上母後皇太後為慈安皇太後、聖母皇太後為慈禧皇太後徽号。

     初四日,鄭親王端華署理行在步軍統領,醇郡王奕譓任步軍統領。

    先是,兩宮太後召見顧命大臣時,提出端華兼職太多,端華說我隻做行在步軍統領;慈禧說那就命奕譓做步軍統領。

    奕譓做步軍統領就掌握了京師衛戍的軍權。

    不久,奕譓又兼管善捕營事。

     二十三日,大行皇帝梓宮由避暑山莊啟駕。

    同治與兩宮皇太後,奉大行皇帝梓宮,從承德啟程返京師。

    兩宮太後和同治隻陪了靈駕一天,就以皇帝年齡小、兩太後為年輕婦道人家為借口,從小道趕回北京。

     二十九日,同治奉兩宮太後回到北京皇宮。

    因為下雨,道路泥濘,靈駕行進遲緩。

    同治奉兩宮皇太後間道疾行,比靈駕提前4天到京。

    兩宮皇太後到京後,即在大内召見恭親王奕訢等。

     三十日,發動政變。

    同治與兩宮皇太後,宣布在承德預先由醇郡王奕譓就之谕旨,宣布載垣等罪狀: (1)“上年海疆不靖,京師戒嚴,總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籌劃乖張所緻。

    載垣等不能盡心和議,徒以誘一惑英國使臣以塞己責,以緻失信于各國,澱園被擾。

    我皇考巡幸熱河,實聖心萬不得已之苦衷也!”就是将英法聯軍入侵北京、圓明園被焚掠、皇都百姓受驚、鹹豐皇帝出巡的政治責任全扣到載垣等八大臣頭上。

     (2)以擅改谕旨、力阻垂簾罪,解載垣、端華、肅順、景壽任,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退出軍機。

    《清史稿·肅順傳》記載:此前,“肅順方護文宗梓宮在途,命睿親王仁壽、醇郡王奕譓往逮,遇諸密雲,夜就行館捕之。

    咆哮不服,械系。

    下宗人府獄,見載垣、端華已先在。

    ”《清穆宗毅皇帝實錄》記載:“以醇郡王奕譓管善捕營事。

    ”這可能同奕譓逮捕肅順事有關。

     十月 同治帝在大典上穿過的小朝袍初一日,命恭親王奕訢為議政王、軍機大臣。

    随之,軍機大臣文祥奏請兩宮皇太後垂簾聽政。

    《清史稿·文祥傳》記載:“十月,回銮,(文祥)偕王大臣疏請兩宮皇太後垂簾聽政。

    ”命大學士桂良、戶部尚書沈兆霖、侍郎寶鋆、文祥為軍機大臣。

     初三日,大行皇帝梓宮至京。

     初五日,從大學士周祖培疏言“怡親王載垣等拟定‘祺祥’年号,意義重複,請更正”,诏改“祺祥”為“同治”。

    “同治”含義可做四種诠釋:一是兩宮同治,二是兩宮與親貴同治,三是兩宮與載淳同治,四是兩宮、載淳與親貴同治。

     初六日,诏賜載垣、端華在宗人府空室自盡,肅順處斬,褫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職,穆蔭發往軍台效力。

    據記載:“将行刑,肅順肆口大罵,其悖逆之一聲,皆為人臣子所不忍聞。

    又不肯跪,劊子手以大鐵一柄一敲之,乃跪下,蓋兩胫已折矣。

    遂斬之。

    ” 初九日,載淳在太和殿即皇帝位。

     二十六日,禮親王世铎奏遵旨會議并上《垂簾章程》。

    懿旨:依議。

    于是,皇太後垂簾聽政之舉,輿論已經造勢,章程亦已制定。

     十一月 初一日,同治奉慈安皇太後、慈禧皇太後禦養心殿垂簾聽政。

    垂簾聽政之所設在大内養心殿東間,同治帝禦座後設一黃幔(初為黃屏),慈安皇太後與慈禧皇太後并坐其後。

    恭親王奕訢立于左,醇親王奕譞立于右。

    引見大臣時,吏部堂官遞綠頭箋,恭親王奕訢接後,呈放在禦案上。

    皇太後垂簾聽政,這在中國曆史上,既是空前的,也是絕後的。

    在這裡附帶說一點。

    慈禧本來沒有文化,但她注重學習。

    兩宮太後命南書房、上書房師傅編纂《治平寶鑒》,作為給兩宮太後的教科書,仿照經筵之例,派翁同龢等定期進講。

    後來慈禧也能批閱奏章,但常有語句不通和錯别字之處。

     這次政變,因載淳登極後拟定年号為祺祥,故史稱“祺祥政變”;這年為辛酉年,又稱“辛酉政變”;因政變發生在北京,又稱為“北京政變”。

    其時,“辛酉政變”的三個主要人物——慈安皇太後25歲,慈禧皇太後27歲,恭親王奕訢30歲。

     “辛酉政變”取勝的直接原因是: 第一,兩宮皇太後和恭親王奕訢,抓住并利用官民對英法聯軍入侵北京、火燒圓明園的強烈不滿,對“承德集一團一”不顧民族、國家危亡而逃到避暑山莊的不滿,而把全部曆史責任都加到顧命八大臣頭上。

    也把鹹豐皇帝到承德的責任加到他們頭上。

    從而兩宮皇太後和恭親王奕訢取得政治上的主動,争取了官心、軍心、旗心、民心,顧命八大臣則成了替罪羊。

     第二,兩宮皇太後和恭親王奕訢,利用了顧命大臣對慈禧與奕訢的力量估計過低而産生的麻痹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