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同治帝載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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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又利用了帝後雖是孤兒寡母，卻掌握“禦賞”、“同道堂”兩枚印章——顧命大臣雖可拟旨不加蓋這兩枚印章卻不能生效，兩宮太後與奕訢可由大臣拟旨加蓋這兩枚印章便能生效的有利條件。
第三，兩宮皇太後和恭親王奕訢，搶占先機，先發制人，沒有随大行皇帝靈柩同行，擺脫了顧命大臣的控制與監視，并從間道提前返回，利用自七月十七日鹹豐死，到鹹豐靈柩運到皇宮，其間74天的充分時間，進行政變準備。
原定九月二十三日起靈駕二十九日到京，因下雨道路泥濘，而遲至九月初三日到京，比原計劃晚了4天。
兩宮太後于二十九日到京，三十日政變，時間整整差了3天。
這為她們準備政變提一供了時間與空間，打了一個時間差與空間差。
第四，兩宮皇太後和恭親王奕訢，意識到并預感到：這是他們生死存亡的曆史關鍵時刻，惟一的出路就是拼個魚死網破。
慈禧曾風聞鹹豐帝生前肅順等建議他仿照漢武帝殺其母留其子的“鈎弋夫人”故事，免得日後皇太後專權。
這個故事，《漢書·外戚傳上》記載：漢武帝一寵一幸鈎弋夫人趙婕妤，欲立其子，以“年稚母少，恐女主颛(zhuān)恣亂國家”。
趙婕妤遭漢武帝譴責而死。
漢武帝臨終前，立趙婕妤子為皇太子，以大司馬、大将軍霍光輔少主，是為漢昭帝。
但是，鹹豐帝沒有像漢武帝那樣做，而是用“禦賞”和“同道堂”兩枚印章來平衡顧命大臣、兩宮太後之間的關系，并加以控制。
結果，這兩枚印章被兩宮太後所利用，打破了初始的權力平衡結構。
“辛酉政變”是君權與相權的一次大的沖突，表現了兩宮皇太後和恭親王奕訢的聰明才智。
它的重大結果是清朝體制的一大改變。
經過“辛酉政變”，否定“贊襄政務”大臣，而由慈安皇太後與慈禧皇太後垂簾聽政，這是重大的改制。
“辛酉政變”後，恭親王奕訢為議政王，這是當年睿親王多爾衮輔政的再現。
但有一點不同：既由帝胤貴族擔任議政王、軍機大臣，又由兩宮太後垂簾聽政。
這樣皇權出現二元：議政王奕訢總攬朝政，皇太後總裁懿定。
這個體制最大的特征是皇太後與奕訢聯合主政，後來逐漸演變為慈禧獨攬朝政的局面。
随之産生一個制度：領班軍機大臣由親貴擔任，軍機大臣滿洲兩人、漢人兩人。
在同治朝，大體維持了這種五人軍機結構的局面。
“辛酉政變”就滿洲貴族而言，主要是宗室貴族同帝胤貴族的矛盾與拼殺。
兩宮皇太後特别是慈禧皇太後，主要利用和依靠帝胤貴族，打擊宗室貴族，取得了勝利。
同治皇帝在辛酉政變後，内有兩宮皇太後垂簾聽政，外有議政王奕訢主政，從而開始了同治新政。
同治朝遇上了難得的曆史機遇：在國内處于“太平天國”與“義和一團一”兩次重大社會動蕩之間，在國際處于英法聯軍與八國聯軍兩次入侵之間，如同處在兩次大風暴中間的緩沖期。
同治之前的道光、鹹豐，之後的光緒、宣統，都沒有這樣的有利條件。
這就給同治朝實行新政提一供了難得的機遇。
日本明治維新也正在此時。
兩宮太後垂簾聽政、議政王奕訢主持政務，互相配合，推行新政。
在奕訢集一團一的主持下，新政的主要措施是：成立總理衙門、設立同文館、辦新式學校、派人出洋、辦廠開礦、修築鐵路等，實行學習西方近代化舉措，開始走向開放、進步。
（一）設立總理衙門。
全稱為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一般稱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于鹹豐十年（1861年）十二月初十日正式批準成立。
它的實際職能是總攬新政的中央政一府機構，是面對世界局勢、完全創新的機構。
它不僅掌管清廷與各國間的外交事務，而且包括對外貿易、海關稅務、邊疆防務、海軍建設、新式工礦業，以及建新式學校、興修鐵路、礦務等，實際上它相當于清廷的内閣兼外交部。
這是二千年來第一個專門處理外事的中央機構。
總理衙門由親王一人總領，實為首席大臣，其他大臣從軍機大臣、大學士、尚書、侍郎等中指派充任。
下設獨立公所，計有英、法、俄、美和海防五股等機構。
其中，俄國股，兼理俄、日兩國外交事務；英國股，兼理奧地利交涉事務；美國股，掌辦對美、德、秘魯、意大利、瑞典、挪威、比利時、丹麥、葡萄牙各國交涉事務；法國股，兼理法國、荷蘭、西班牙、巴西各國交涉事務；後設海防股，掌管南北洋海防等。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主旨是辦理同西方關系事務，創辦近代化事業，它的出現是中國走向近代化的一個标志。
随之，設立駐外使領館。
(二)出洋考察。
西方國家兩次破門而入，清朝才被迫開門而出。
中國走向世界，世界也走向中國。
漢、唐盛世時，中國沒有人走出過亞洲，法顯和玄奘“取經”的“西天”，是印度而不是歐洲。
明朝的鄭和下西洋也沒有到歐洲。
清朝向西洋考察，開始于同治五年(1866年)。
這年的春天，總稅務司赫德要回國結婚，向奕訢請6個月假，順便建議清政一府派人到西方去考察。
這正合奕訢的心意，于是上奏請派員出國考察并獲準，從而有了清政一府派斌椿等人走出國門的破天荒事件。
斌椿，《清史稿》無傳，旗人。
當時官員們對出國考察都不願去，也不敢去，而63歲的斌椿報名應征。
親朋故舊以“雲風險濤”相勸止，甚至有人以蘇武被扣匈奴相告誡，但他決心親自一試。
斌椿是既受政一府派遣、又為政一府官員中赴西歐考察的“東土西來第一人”。
同治五年(1866年)正月二十一日，斌椿率三名同文館的學生及自己的兒子廣英(為照顧其父同行)，離京從上海乘輪船出洋，經過一個月零八天的航程，到達法國馬賽。
他在歐洲遊曆110多天，訪問了法、英、荷蘭、丹麥、瑞典、芬蘭、俄國、普魯士、挪威、比利時等國，于九月十八日回到北京。
斌椿寫出《乘槎筆記》，第一次記錄下親眼所見諸如火車、輪船、電報、電梯、機器印刷、蒸汽機、攝影、起重機、一抽一水機、顯微鏡、幻燈機、紡織廠、兵工廠等。
還第一次參觀并記述了歐洲博覽會、芭蕾舞、大英博物館、國家議院、近代報社、高等學院，以及法國的凡爾賽宮、凱旋門等。
他看到了西方近代的科技與文明。
(三)培養洋務人才。
開辦外國語學校、實業學堂、近代軍事學校、派遣留學生等。
同治朝新式學校最早者是京師同文館。
從京師八旗子弟中選出10名學生，教員則由英國教士包爾騰擔任。
同文館除了聘請洋人教授外語，還請徐樹琳教授儒家經典。
當時的工薪，漢文教員年薪100兩，外國教師年薪1000兩。
同文館學生膳食、文具全由政一府承擔，每月另發10兩津貼。
月課合格者獎銀32兩，季考合格者獎銀48兩，歲試及格者獎勵72兩。
若三次考試都及格，共得獎銀152兩，加上每月津貼，每年得銀272兩。
後奕訢請在同文館開設“天文”、“算學”館，“采西學”、“制洋器”，引起了京師内外的軒然大一波。
有人說：學“西技”是“舍本求末”，講“氣節”才是“強根固本”。
也有人認為：設立同文館将使中國傳統喪失，令中國官員士子向外人學習技藝，不僅是一大恥辱，而且将使中國“變而從夷”。
京師流傳出一副對聯：“鬼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弟子拜異類師”。
于是傳稱奕訢為“鬼子六”。
前門外牆壁上出現“揭帖”，上寫：“未同而言，斯文将喪”，此帖裡嵌着“同文”二字，諷刺設立同文館，中國将喪失傳統文明。
候補直隸知州楊廷熙呈遞條陳道：“西學”乃“西洋數千年魑魅魍魉橫恣中原”之學，請洋人為教員将使“忠義之氣自此消”，“廉恥之道自此喪”。
有人将當年春旱，渲染為“天道示警”，攻擊是奕訢等人倡行“西學”而緻，乃紛紛上折，要求同文館停止招考。
更嚴重的是，大學士、同治皇帝的師傅倭仁也上書反對。
他認為：“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
”又說：“古往今來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振弱者。
”認為不必向外國學，以中國之大，“必有一精一其術者”。
奕訢等遞上駁斥倭仁的奏折：僅尚空談，不切時務，中國将愈益落後。
英、法皆小一柄一，卻幾次打敗中國，所恃者正是科學技術。
朝廷一味因循敷衍，才一敗再敗。
并請倭仁保舉“一精一其術者”。
倭仁保舉不出人才，隻好退讓。
由于兩宮皇太後态度明朗，使攻擊同文館招生之風被壓下去。
然而同文館的招生受到很大影響，原報名者98人，但參加考試者僅有72名，其中30人是為了有優厚獎學金而報考。
半年後隻餘下10名學員尚能跟上學業，遂與原來在館的八旗子弟合為一班。
後在上海、廣州也開設了類似的學校，招收滿、漢子弟入學，隻開設外語課，請美國人做教師。
同文館後來聘請美國人丁韪(wěi)良為總教習，開設化學、數學、天文、物理、國際法、外國史地、醫學、生理學、政治經濟學等課程，畢業年限改為8年，至此同文館初具一所綜合一性一高等學府之規模。
作為第一所近代學堂開辦起來後，它帶動了其他近代學校的出現。
該校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并入京師大學堂。
它培養了一大批通“西學”的人才，其中僅駐外公使就培養出28人。
同治朝開設的新式學校，還有江南制造局附設的機械學堂、福州船政局附設的船政學堂等。
福州船政學堂又稱“求是堂藝局”，是同治五年(1866年)由左宗棠主持福州船政局時附設。
這所學校是近代較早開設的一所以學習自然科學為主的新式學校，同時又有軍事學校的一性一質，以培養海軍和造船人才為目的之一。
（四）派留學生出國。
同治十一年(1872年)，首批30名“幼童”奔赴美國留學，史稱“幼童出洋”。
同治年間留學之風興起，與容闳分不開。
容闳(1828～1912年)，廣東香山(今中山)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入澳門馬禮遜教
第三，兩宮皇太後和恭親王奕訢，搶占先機，先發制人，沒有随大行皇帝靈柩同行，擺脫了顧命大臣的控制與監視，并從間道提前返回，利用自七月十七日鹹豐死，到鹹豐靈柩運到皇宮，其間74天的充分時間，進行政變準備。
原定九月二十三日起靈駕二十九日到京，因下雨道路泥濘，而遲至九月初三日到京，比原計劃晚了4天。
兩宮太後于二十九日到京，三十日政變，時間整整差了3天。
這為她們準備政變提一供了時間與空間，打了一個時間差與空間差。
第四，兩宮皇太後和恭親王奕訢，意識到并預感到：這是他們生死存亡的曆史關鍵時刻，惟一的出路就是拼個魚死網破。
慈禧曾風聞鹹豐帝生前肅順等建議他仿照漢武帝殺其母留其子的“鈎弋夫人”故事，免得日後皇太後專權。
這個故事，《
趙婕妤遭漢武帝譴責而死。
漢武帝臨終前，立趙婕妤子為皇太子，以大司馬、大将軍霍光輔少主，是為漢昭帝。
但是，鹹豐帝沒有像漢武帝那樣做，而是用“禦賞”和“同道堂”兩枚印章來平衡顧命大臣、兩宮太後之間的關系，并加以控制。
結果，這兩枚印章被兩宮太後所利用，打破了初始的權力平衡結構。
“辛酉政變”是君權與相權的一次大的沖突，表現了兩宮皇太後和恭親王奕訢的聰明才智。
它的重大結果是清朝體制的一大改變。
經過“辛酉政變”，否定“贊襄政務”大臣，而由慈安皇太後與慈禧皇太後垂簾聽政，這是重大的改制。
“辛酉政變”後，恭親王奕訢為議政王，這是當年睿親王多爾衮輔政的再現。
但有一點不同：既由帝胤貴族擔任議政王、軍機大臣，又由兩宮太後垂簾聽政。
這樣皇權出現二元：議政王奕訢總攬朝政，皇太後總裁懿定。
這個體制最大的特征是皇太後與奕訢聯合主政，後來逐漸演變為慈禧獨攬朝政的局面。
随之産生一個制度：領班軍機大臣由親貴擔任，軍機大臣滿洲兩人、漢人兩人。
在同治朝，大體維持了這種五人軍機結構的局面。
“辛酉政變”就滿洲貴族而言，主要是宗室貴族同帝胤貴族的矛盾與拼殺。
兩宮皇太後特别是慈禧皇太後，主要利用和依靠帝胤貴族，打擊宗室貴族，取得了勝利。
同治皇帝在辛酉政變後，内有兩宮皇太後垂簾聽政，外有議政王奕訢主政，從而開始了同治新政。
同治朝遇上了難得的曆史機遇：在國内處于“太平天國”與“義和一團一”兩次重大社會動蕩之間，在國際處于英法聯軍與八國聯軍兩次入侵之間，如同處在兩次大風暴中間的緩沖期。
同治之前的道光、鹹豐，之後的光緒、宣統，都沒有這樣的有利條件。
這就給同治朝實行新政提一供了難得的機遇。
日本明治維新也正在此時。
兩宮太後垂簾聽政、議政王奕訢主持政務，互相配合，推行新政。
在奕訢集一團一的主持下，新政的主要措施是：成立總理衙門、設立同文館、辦新式學校、派人出洋、辦廠開礦、修築鐵路等，實行學習西方近代化舉措，開始走向開放、進步。
（一）設立總理衙門。
全稱為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一般稱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于鹹豐十年（1861年）十二月初十日正式批準成立。
它的實際職能是總攬新政的中央政一府機構，是面對世界局勢、完全創新的機構。
它不僅掌管清廷與各國間的外交事務，而且包括對外貿易、海關稅務、邊疆防務、海軍建設、新式工礦業，以及建新式學校、興修鐵路、礦務等，實際上它相當于清廷的内閣兼外交部。
這是二千年來第一個專門處理外事的中央機構。
總理衙門由親王一人總領，實為首席大臣，其他大臣從軍機大臣、大學士、尚書、侍郎等中指派充任。
下設獨立公所，計有英、法、俄、美和海防五股等機構。
其中，俄國股，兼理俄、日兩國外交事務；英國股，兼理奧地利交涉事務；美國股，掌辦對美、德、秘魯、意大利、瑞典、挪威、比利時、丹麥、葡萄牙各國交涉事務；法國股，兼理法國、荷蘭、西班牙、巴西各國交涉事務；後設海防股，掌管南北洋海防等。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主旨是辦理同西方關系事務，創辦近代化事業，它的出現是中國走向近代化的一個标志。
随之，設立駐外使領館。
(二)出洋考察。
西方國家兩次破門而入，清朝才被迫開門而出。
中國走向世界，世界也走向中國。
漢、唐盛世時，中國沒有人走出過亞洲，法顯和玄奘“取經”的“西天”，是印度而不是歐洲。
明朝的鄭和下西洋也沒有到歐洲。
清朝向西洋考察，開始于同治五年(1866年)。
這年的春天，總稅務司赫德要回國結婚，向奕訢請6個月假，順便建議清政一府派人到西方去考察。
這正合奕訢的心意，于是上奏請派員出國考察并獲準，從而有了清政一府派斌椿等人走出國門的破天荒事件。
斌椿，《清史稿》無傳，旗人。
當時官員們對出國考察都不願去，也不敢去，而63歲的斌椿報名應征。
親朋故舊以“雲風險濤”相勸止，甚至有人以蘇武被扣匈奴相告誡，但他決心親自一試。
斌椿是既受政一府派遣、又為政一府官員中赴西歐考察的“東土西來第一人”。
同治五年(1866年)正月二十一日，斌椿率三名同文館的學生及自己的兒子廣英(為照顧其父同行)，離京從上海乘輪船出洋，經過一個月零八天的航程，到達法國馬賽。
他在歐洲遊曆110多天，訪問了法、英、荷蘭、丹麥、瑞典、芬蘭、俄國、普魯士、挪威、比利時等國，于九月十八日回到北京。
斌椿寫出《乘槎筆記》，第一次記錄下親眼所見諸如火車、輪船、電報、電梯、機器印刷、蒸汽機、攝影、起重機、一抽一水機、顯微鏡、幻燈機、紡織廠、兵工廠等。
還第一次參觀并記述了歐洲博覽會、芭蕾舞、大英博物館、國家議院、近代報社、高等學院，以及法國的凡爾賽宮、凱旋門等。
他看到了西方近代的科技與文明。
(三)培養洋務人才。
開辦外國語學校、實業學堂、近代軍事學校、派遣留學生等。
同治朝新式學校最早者是京師同文館。
從京師八旗子弟中選出10名學生，教員則由英國教士包爾騰擔任。
同文館除了聘請洋人教授外語，還請徐樹琳教授儒家經典。
當時的工薪，漢文教員年薪100兩，外國教師年薪1000兩。
同文館學生膳食、文具全由政一府承擔，每月另發10兩津貼。
月課合格者獎銀32兩，季考合格者獎銀48兩，歲試及格者獎勵72兩。
若三次考試都及格，共得獎銀152兩，加上每月津貼，每年得銀272兩。
後奕訢請在同文館開設“天文”、“算學”館，“采西學”、“制洋器”，引起了京師内外的軒然大一波。
有人說：學“西技”是“舍本求末”，講“氣節”才是“強根固本”。
也有人認為：設立同文館将使中國傳統喪失，令中國官員士子向外人學習技藝，不僅是一大恥辱，而且将使中國“變而從夷”。
京師流傳出一副對聯：“鬼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弟子拜異類師”。
于是傳稱奕訢為“鬼子六”。
前門外牆壁上出現“揭帖”，上寫：“未同而言，斯文将喪”，此帖裡嵌着“同文”二字，諷刺設立同文館，中國将喪失傳統文明。
候補直隸知州楊廷熙呈遞條陳道：“西學”乃“西洋數千年魑魅魍魉橫恣中原”之學，請洋人為教員将使“忠義之氣自此消”，“廉恥之道自此喪”。
有人将當年春旱，渲染為“天道示警”，攻擊是奕訢等人倡行“西學”而緻，乃紛紛上折，要求同文館停止招考。
更嚴重的是，大學士、同治皇帝的師傅倭仁也上書反對。
他認為：“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
”又說：“古往今來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振弱者。
”認為不必向外國學，以中國之大，“必有一精一其術者”。
奕訢等遞上駁斥倭仁的奏折：僅尚空談，不切時務，中國将愈益落後。
英、法皆小一柄一，卻幾次打敗中國，所恃者正是科學技術。
朝廷一味因循敷衍，才一敗再敗。
并請倭仁保舉“一精一其術者”。
倭仁保舉不出人才，隻好退讓。
由于兩宮皇太後态度明朗，使攻擊同文館招生之風被壓下去。
然而同文館的招生受到很大影響，原報名者98人，但參加考試者僅有72名，其中30人是為了有優厚獎學金而報考。
半年後隻餘下10名學員尚能跟上學業，遂與原來在館的八旗子弟合為一班。
後在上海、廣州也開設了類似的學校，招收滿、漢子弟入學，隻開設外語課，請美國人做教師。
同文館後來聘請美國人丁韪(wěi)良為總教習，開設化學、數學、天文、物理、國際法、外國史地、醫學、
作為第一所近代學堂開辦起來後，它帶動了其他近代學校的出現。
該校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并入京師大學堂。
它培養了一大批通“西學”的人才，其中僅駐外公使就培養出28人。
同治朝開設的新式學校，還有江南制造局附設的機械學堂、福州船政局附設的船政學堂等。
福州船政學堂又稱“求是堂藝局”，是同治五年(1866年)由左宗棠主持福州船政局時附設。
這所學校是近代較早開設的一所以學習自然科學為主的新式學校，同時又有軍事學校的一性一質，以培養海軍和造船人才為目的之一。
（四）派留學生出國。
同治十一年(1872年)，首批30名“幼童”奔赴美國留學，史稱“幼童出洋”。
同治年間留學之風興起，與容闳分不開。
容闳(1828～1912年)，廣東香山(今中山)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入澳門馬禮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