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劄觀樂(襄公二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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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緣進入到、參與到達官貴人們的樂歌和樂舞之中去。

    也隻有達官貴人君子公卿們才會像季劄那樣把音樂舞蹈看成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了不起的大事,才會那麼一本正經、恭敬嚴肅地加以對待。

     其實這也不奇怪。

    在他們的心目中,音樂舞蹈是禮丁的一部分,是政治上的等級統治的輔助工具,作用就是維護等級制度和政治統治,如同奴仆必須為主子效力、服務一樣,因而作歌現舞、隻在宗廟和朝廷這兩種場所中進行。

    老百姓即使削尖了腦袋,也不可能進得去。

     我們無法說這樣對待音樂和舞蹈有什麼好或不好。

    這是曆史的本來面目,那時擁有話語權力的人的觀念就是如此。

    他們這樣認為,也就照此去做。

    做了之後還要大發議論,一定要從中挖掘出深刻的含義來。

    比如《詩經》中的那些“國風”,不過是西周時各地方上的民間歌謠,平民百姓在勞作之餘有感而發,率興而作,哪裡想得到什麼聖人天子、治理下民、德行仁政之類!男一女之間傾訴一愛一慕之情,征夫怨婦抒發内心的憂傷,辛勤勞作的農民表這對剝削者的不滿和憤恨,同君子大人們心中所想的有什麼必然聯系?所以,季劄的評論,以及後來儒生們的評論,不過是他們自己以自己的觀念,先入為主地附會而已。

    一首《關罘,本來在這的是男歡女一愛一的一愛一情追求,卻被解釋為贊美“後妃之德”! 這在我們今天看來是觸目驚心和可笑的。

    照我們的觀念,再也不可能像季紮那樣去理解音樂和舞蹈,不可能闆著面孔拿它們作說教的工具。

    政治制度的好壞,同音樂舞蹈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系。

    懂音樂舞蹈的人當中有好人,也有壞人;不懂音樂舞蹈的人當中也有好人和壞人。

    世事人情的複雜多變,哪裡有固定不變的模一式可去硬一性一框定? 我們更願意相信,音樂和舞蹈是人們表情達意的一種方式。

    它們讓人們相互溝通,相互理解;它們也讓人通過自娛自樂來獲得一精一神的輕松和解脫;它們也可以表達我們對天地人的思索;它們也可以表達我們對人生意義和價值的探索和追尋。

    陽春白雪當然使我們高雅,而我們也不拒絕下裡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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