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準書第八·《史記》白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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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洪濤譯注
【說明】
《平準書》所述是漢代平準政策産生的由來，實際上系統介紹了漢武帝以前的富國政策。
從中可以看到一個大一統的封建集權zheng府是如何利用權力，扼殺、限制工商業的發展，以求解決自身财政危機的。
其主要措施是改變錢法、賣官爵和賣複徒法、官賣政策（由官賣鹽鐵發展到平準法的确立）、強制征商等，對于整個封建制度，這是一個探索過程，也給後人留下了深刻教益。
漢初，國家貧困，經濟蕭條，為了鞏固新建立的封建國家，采取了減輕錢重，以便利流通，求得商業發展的政策，結果反而造成物價飛漲、通貨膨一脹的局面。
後來不得不逐漸增加錢重，還通過改鑄錢、官鑄錢的措施以打擊商人。
無疑，漢zheng府從中得到很多好處，尤其是改鑄錢，宣布舊錢無效，使士農工商通過各種辛勤勞動換來的硬通貨，一一夜之間化為廢銅。
但受害者主要是農、工百姓，對商人的打擊卻很有限，錢币多變，他們便通過“多積貨逐利”；zheng府獲利也是短暫的，并不能使商業發展，從而根本上改變國家的經濟狀況。
由此可見，貨币僅是流通工具，自有其存在規律，以行政手段，企圖通過改變發行這種掠奪一性一的措施以從中取巧，是有害無益的。
賣官爵和賣複徒法也是改變國家财政狀況的權宜之計，效果更差，會造成一系列弊端，如引起機構膨一漲，官爵賤、法律輕等。
為糾正這些弊端，勢必用酷吏、行苛政、興大獄，這也是漢以後常見的事實。
官賣政策、強制征商才是漢武帝賴以改變财政狀況的最主要、最有效的措施，但是卻造成一個嚴重惡果：工商被抑制，商業遭破壞。
《史記》說：“官賣鹽鐵，鐵器苦惡，賈（價）貴，或強令民賣買之。
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
”官賣為何商品質量差、價錢貴，主要是用權力切斷了商業發展的根本機制——競争。
漢以後二千年的封建社會繼承了這兩項政策，使封建zheng府渡過了許多難關，同時也使中國商業始終維持在低水平上，漢武帝的創造是功是過，确是不易評說。
本文反映了司馬遷的政治思想是主張節儉政治的，雖然本質上仍屬于那種主張禮樂治天下的儒學思想。
在篇末的評論中他說“安甯則長（ｚｈáｎｇ）庠序，先本绌（ｃｈù）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
”對于漢武帝的尚武開邊、祭神、封禅、巡遊等“事變”之多極為不滿，認為是漢代重用“興利之臣”，搞得國耗民貧、天下騷然的主要原因，這是一種雜一揉一了黃老色彩的儒學思想。
【譯文】 漢朝興起後，承繼的是秦朝的破敗局面，壯年男子參加軍隊，老弱運送糧饷，事務繁劇而又财政匮乏，自天子以下備不齊一輛四匹同樣顔色馬拉的車子，大将丞相有的乘坐牛車，老百姓家無餘粒。
于是因秦錢太重不便流通，命老百姓另鑄莢錢，規定一金為黃金一斤重，簡化法令，省約禁條。
而那些不守法令、惟利是圖的商人囤積居奇以一操一縱物價，以緻物價飛漲，糧價騰踴，米價漲到每石一萬錢，馬一匹價值百金。
天下平定後，高祖便下命令，商人不許穿絲綢，不許乘車行路，加重征收他們的租稅，使他們經濟遭困境，人格受侮辱。
孝惠帝、高後時期，因為天下初得安定，重又放寬對商人的法律，然而商人子孫仍不許當官作吏，國家計算官吏俸祿和其他用度，向百姓按需收稅。
而山林、河川、園囿、陂地、市場的租稅收入，以及自天子以下至于大小封君湯沐邑的收入，都作為各主管官員的私人費用，不從國家經費中支出。
所以從山東漕運糧食，以供給京都中的官員，每年不過數十萬石。
到孝文帝時，莢錢越來越多，而且輕，于是另鑄四株錢，錢文是“半兩”，命百姓可以随意自鑄錢。
所以吳是個諸侯國，但它依銅山鑄錢，富可與天子相比拟，後來終于成了叛逆。
鄧通是個大夫，因自鑄錢，财産超過了諸侯王。
所以吳、鄧氏錢遍布天下，導緻了禁止私鑄錢命令的産生。
匈奴常常侵撓北部邊境，在那裡屯駐很多戍守的士兵，邊境屯糧不足供給。
于是招募百姓能納糧給官府或者運送糧食到邊地的封拜爵位，最高的可至大庶長。
孝景帝時，上郡以西發生旱災，又重新修定了賣爵令，降低價格以招徕百姓；遇赦的罪徒犯重罪罰為官作的，能向官府繳納糧食以免除罪過。
更大造苑囿（ｙòｕ，佑）多養廄馬以擴大用度，而官殿、列觀、車馬等也大量增修起來。
今上（按：指漢武帝）即位不幾年，那時自漢朝建國七十多年之間，國家無大事，除非遇到水旱災害，老百姓家給人足，天下糧食堆得滿滿的，少府倉庫還有許多布帛等貨材。
京城積聚的錢币千千萬萬，以緻穿錢的繩子朽爛了，無法計數。
太倉中的糧食大囤小囤如兵陣相連，有的露積在外，以至腐爛不能食用。
普通街巷中的百姓也有馬匹，田野中的馬匹更是成群，以至乘年輕母馬的人受排斥不許參加聚會。
居住裡巷的普通人也吃膏粱肥肉，為吏胥的老死不改任，做官的以官為姓氏名号。
因此人人知道自一愛一，把犯法看得很重，崇尚行義，厭棄做恥辱的事。
那時候，法網寬疏而百姓富實，因而産生了利用财物作驕奢不法事的人，兼并土地的人家以及土豪巨一黨一，以威勢武力橫行于鄉裡。
宗室有封地的以至公卿大夫以下，争相奢侈，房屋車服超過了自身等級，沒有限度。
物盛則衰，本來是事物應有的變化。
從此以後，嚴助、朱賣臣等招徕東瓯，發生了對兩越的戰事，江淮之間費用浩大，從而變得蕭條而煩亂。
唐蒙、司馬相如開通西南夷的道路，為此鑿山劈嶺，修路一千多裡，以擴大巴蜀與外界的聯系，巴蜀的百姓疲憊不堪了。
彭吳開通入穢貊、朝鮮的道路，設置了滄海郡，燕齊之間如風一靡一草偃一般騷動起來。
及至王诙在馬邑設計謀襲擊匈奴，匈奴與漢斷絕和親關系，不斷侵擾北部邊境，兵連禍結，無法和解，天下人為此煩勞，叫苦不疊，而戰争還是日甚一日。
行人為戰事運載物資，居住的則忙于送行，内外擾嚷騷動，都為戰争而忙碌，百姓舞弊鑽法律的空隙，财物衰竭消耗而不足于用。
繳納财物的做官，出具貨賂的除罪，選辟制度被破壞，廉恥不分，有武力者被重用，法律嚴酷而命令繁瑣，善于為國刮财謀利的官員從此産生了。
後來漢将每年以數萬騎出擊胡人，終至車騎将軍衛青攻占匈奴河套以南的土地，修築了朔方城。
那時候，漢朝正在打通西南夷的道路，動用數萬人，從千裡之外肩扛擔挑運送糧食，大約每十餘鐘運到的隻有一石，将錢币散于邛、僰（ｂó，伯）地區以招徕那裡的人民。
一連數年道路不通，那裡的蠻夷人乘機屢次進攻，官吏發兵誅殺他們。
以巴蜀地區的全部租稅不足以維持這種局面，于是招募豪民在南夷地區種田，将收獲的糧食賣給當地縣官，而到京都内府支取糧款。
向東開鑿通向滄海郡的道路，人工的費用與南夷相仿佛。
又調發十萬多人修築并守衛朔方郡，水陸運輸的路程極為遼遠，自山以東都承受了這個負擔，花費數十萬以至百萬萬，府庫更加空虛。
于是招募百姓能向zheng府繳納奴婢的，得以終身免除租賦徭役，原是郎官的增加品級，以及納羊者得郎官，就始于此時。
過了四年，漢派遺大将率領六位将軍，十多萬軍隊，出擊匈奴右賢王，殺死及俘獲共一萬五千人。
第二年，大将軍率六将再次出擊胡人，殺死及俘獲一萬九千人。
賞賜給殺獲敵人的将士黃金多達二十多萬斤，投降的胡虜數萬人也得到很厚的賞賜，衣服、食物全都仰仗縣官供給。
而漢軍士、馬匹死了十多萬，兵器甲仗等物水陸運輸的費用還都不計算在内。
于是大農條陳說，傾盡庫藏錢和賦稅收入仍不足以供給戰士的費用。
負責人員道：“天子說：‘朕聽說五帝的教命不相重複天下同樣得到治理，禹和湯法律不同都是一代之王，走的路子不同，建立的功德則完全相同。
北部邊境未得安甯，朕深念于此。
這些日子以來，大将軍攻匈奴，斬首并俘獲一萬九千人，而富人屯積财物，貧者沒有糧食吃。
你們商量一下，命百姓出錢買爵并得以繳納贖金減免禁锢等罪刑。
’據此，請準于設置賞官，名為武功爵。
每級價十七萬，共值三十多萬金。
凡買武功爵 到官首一級的，可通過測試補為吏，并優先除授；千夫一級與五大夫相當；有罪的降二等；武功爵最高可至樂卿。
以此使軍功顯榮。
”而實際軍功爵有許多超過了這個等級，大者封侯或封卿大夫，小者為朗為吏。
吏制雜亂多端，官員名位變輕，職任也荒廢了。
自從公孫弘以《春秋》大義繩治官民，從而取得漢丞相的職位，張湯以峻文苛法斷事當上了延尉，于是産生了因“見知不一舉報”、“不遵天子之命”、“沮格、诽謗”等罪名，便窮治不休，以緻入監入獄的事。
第二年出現了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的事，公卿尋根究底，審理此案，把他們的一黨一羽一網打盡，獲罪而死的達到數萬人，從此官吏更加慘急，法今更加苛細了。
那時候，朝廷正在招攬、尊崇方正、賢良、文學等士人，有的升任為卿大夫。
公孫弘以漢朝丞相的身份，蓋布被，飯食也很簡單，欲以此作天下人的榜樣。
但是對世人影響很小，從此便漸漸以功利為務了。
第二年，骠騎将軍再次出擊胡人，斬敵首四萬級。
當年秋天，匈奴渾邪王率領數萬人投降，于是，漢朝廷調發二萬輛車迎接。
降人到京城後，受到賞賜，連同有功将士也一并受了賞。
這一年花費達一百多萬萬錢。
起初，于十數年前黃河決口于觀縣，梁楚地區原已數次遭困，而緣河諸郡築堤塞河，每每重又堤壞河決，費用之多無法計算。
此後番系欲節省砥柱漕運的費用，引汾水、黃河水為渠造渠田，開渠的達數萬人；鄭當時因渭水漕運曲折路遠，自長安到華陰開鑿一條直渠，有數萬人施工，朔方郡也開鑿水渠，數萬人參加。
各自都曆時傳2—3年之久，功且未成，花費也都達到數十萬萬。
天子為讨伐胡人，大量養馬，到長安就食的馬多達數萬匹，養馬士卒關中不足，就從附近諸郡調發。
而投降的胡人都靠縣官供給衣食，縣官财力不足，天子就減少膳食費用，解下自己乘車上的馬匹，從私人倉庫禦府中拿出錢财養活他們。
第二年，山以東地區遭受水災，老百姓大多陷于饑餓困乏之中，于是天子派遺使者，盡出郡國倉庫中的物資赈濟貧民。
仍不夠用，又招募豪富人家借貸予貧民，還是不能救災民脫困境，就把貧民遷徙到關西，或充實到朔方郡以南的新秦中去，約七十餘萬人，衣食都靠縣官供給。
數年之間，借給他們産業，派使者分部保護他們，一批批的天子使者，冠蓋相望，道路不絕。
費用以億計，多不可計算。
于是縣官财力告竭。
然而富商大賈有的蓄積财物，奴役貧民；前呼後擁，車乘百餘輛；屯積居奇，封君對他們也都伏首低眉，仰仗他們供給物資。
有的冶鑄煮鹽，家财積累到萬金，而不幫助國家的急難，黎民百姓陷于重困之中。
于是天子與公卿商議，另造錢币以足用，并打擊摧折那些浮華荒一婬一的兼并之徒。
那時皇帝苑囿中有白鹿，少府有許多銀錫。
自孝文帝另造四铢錢以來，已有四十多年，從建元年間以來，用度不足，縣官往往在産銅多的山旁冶銅鑄錢，百姓也乘機偷鑄，數目很大。
錢越來越多而且輕，貨物越來越少而且貴。
有關機構的官員說：“古時候有皮币，諸侯騁享時使用。
金有三等，黃金是上等，白金為中等，赤金為下等。
如今的半兩錢法定重量是四铢，而一奸一盜人等摩錢裡以取銅屑，錢更輕薄物價更貴，遠方用錢很不方便。
”于是以白鹿皮一尺見方，飾以繡文，制成皮币，直四十萬錢，規定王侯宗室來朝觐聘享，玉璧都必須以皮币作襯墊進獻，然後禮儀得行。
又雜鑄銀錫制成白金，認為天所用最重要的是龍，地所用最重要的是馬，人所用最重要的是龜，所以把白金分作三品，第一品重八兩，圓形，花紋為龍，名為“白選”，值三千錢；第二品重量較小，方形，花紋是馬，值五百錢；第三品又小一些，随圓形，花紋是龜，值三百錢。
命令縣官銷毀半兩錢，另鑄三铢錢，錢文與重量相同。
盜鑄各種金錢的一律是死罪，但是盜鑄白金的吏民仍是不可勝數。
于是任命東郭鹹陽、孔僅為大農丞，兼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被任命為侍中。
鹹陽，是齊地煮鹽的大商人，孔僅是南陽地區冶鑄業的首戶，産業（緻生之業）都積累到千金以上的規模，所以鄭當時才向朝廷推薦他們。
弘羊，是雒陽商人的兒子，因善于心算，十三歲就當了侍中。
這三人講求财利的事那真可說是一精一細入微，察見毫末了。
法律既然越來越嚴酷，官吏多因罪免官。
加上不斷打仗，百姓買爵以求免賦役，大多買到五大夫一級，官府可徵發的人越來越少了。
于是除授有千夫、五大夫爵位的人為吏，不願為吏的向官府交馬匹求免；原來為吏的都免去職務，責令到上林苑砍伐荊棘，或去開鑿昆明池。
第二年，大将軍、骠騎将軍大規模出兵與胡人作戰，捕獲斬殺敵人八九萬，賞賜有功将士五十萬金，漢軍死于戰場的馬多達十餘萬匹，運輸和制造兵車衣甲的費用還不計算在内。
當時财政匮乏，戰士有許多人得不到俸祿。
有關機構的人說三铢錢重量小，容易從中舞弊，于是請準于諸郡鑄五株錢，将錢背面四周加厚為錢郭，使人無法磨取銅屑。
大農奏上鹽鐵丞孔僅、東郭鹹陽的話說：“山海是天地藏物的大倉庫，都應該屬于少府，陛下不為私有，命屬于大農作為賦稅的補充。
請準于招募百姓自備經費，使用官府器一具煮鹽，官府供給牢盆。
一些浮遊無籍的人欲獨占山海的利益，求取财富，奴役貧民取利。
他們阻撓此事的議論，聽不勝聽。
建議敢于私鑄鐵器、煮鹽的，钛其左腳趾，沒收其器物用具。
不産鐵的郡設置小鐵官，隸屬于所在縣。
”于是使孔僅、東郭鹹陽乘着傳舍的車子到各地去督促實行官辦鹽鐵，建立官府，除授原來一經營鹽鐵的富家為吏。
吏制更加雜亂，不再行選舉制，官吏中有許多是商人。
商人因錢經常改變，就多積貨物以追逐利潤。
于是公卿建議說：“郡國頗受災害，貧民沒有産業的，招募他們遷徙到地多而富饒的地方。
陛下為此降低膳食等級、節省費用，拿出皇宮中的錢來赈濟百姓，放寬借貸的利率和賦稅等級，然而百姓仍不能都去田畝中耕作，商人數目不斷增加。
貧民沒有積蓄，都仰賴縣官供給衣食。
以前轺車、商人所有的缗錢都要征收多少不等的算賦，請準許像往時一樣出算賦。
那些屬于末作的商人凡賒貸買賣，屯積居奇，以及營商取利的人，即使沒有市籍，也要各自按自己的貨物，赀産認定應占的算賦等級，通常是缗錢二千為一算。
諸種手工行業有租稅以及冶鑄業的人家，大抵四千缗為一算。
不屬于官吏的三老、北部邊境的騎士，有轺車一輛為一算；商人有轺車一輛為二算；有船長五丈以上的為一算。
有隐匿不自度赀産，或隐瞞部分赀産的，罰到邊境戍守一年，沒收赀産。
有能告發的，給予被告發者赀産的一半。
商人有市籍的，連同他的家屬，都不許占有土地，以有利于農民。
有敢違犯此令的，沒收為他種田的田仆入官。
天子于是想起蔔式的話，封他官為中郎，爵為左庶長，賜給農田十頃，還布告天下，使每個人都知道這件事。
蔔式是河南人，以種田養畜為業。
當初，父母去世後，留下一個年少的弟弟。
等弟弟長大成|人，就與他分了家，自己隻要了百餘隻羊，其餘田地、房屋等全都留給弟弟。
從此蔔式入山牧羊，經過十多年，羊繁育到一千多隻，買了田地宅舍。
他的弟弟卻家業盡破，蔔式每每再分給他一些。
從中可以看到一個大一統的封建集權zheng府是如何利用權力，扼殺、限制工商業的發展，以求解決自身财政危機的。
其主要措施是改變錢法、賣官爵和賣複徒法、官賣政策（由官賣鹽鐵發展到平準法的确立）、強制征商等，對于整個封建制度，這是一個探索過程，也給後人留下了深刻教益。
漢初，國家貧困，經濟蕭條，為了鞏固新建立的封建國家，采取了減輕錢重，以便利流通，求得商業發展的政策，結果反而造成物價飛漲、通貨膨一脹的局面。
後來不得不逐漸增加錢重，還通過改鑄錢、官鑄錢的措施以打擊商人。
無疑，漢zheng府從中得到很多好處，尤其是改鑄錢，宣布舊錢無效，使士農工商通過各種辛勤勞動換來的硬通貨，一一夜之間化為廢銅。
但受害者主要是農、工百姓，對商人的打擊卻很有限，錢币多變，他們便通過“多積貨逐利”；zheng府獲利也是短暫的，并不能使商業發展，從而根本上改變國家的經濟狀況。
由此可見，貨币僅是流通工具，自有其存在規律，以行政手段，企圖通過改變發行這種掠奪一性一的措施以從中取巧，是有害無益的。
賣官爵和賣複徒法也是改變國家财政狀況的權宜之計，效果更差，會造成一系列弊端，如引起機構膨一漲，官爵賤、法律輕等。
為糾正這些弊端，勢必用酷吏、行苛政、興大獄，這也是漢以後常見的事實。
官賣政策、強制征商才是漢武帝賴以改變财政狀況的最主要、最有效的措施，但是卻造成一個嚴重惡果：工商被抑制，商業遭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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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
”官賣為何商品質量差、價錢貴，主要是用權力切斷了商業發展的根本機制——競争。
漢以後二千年的封建社會繼承了這兩項政策，使封建zheng府渡過了許多難關，同時也使中國商業始終維持在低水平上，漢武帝的創造是功是過，确是不易評說。
本文反映了司馬遷的政治思想是主張節儉政治的，雖然本質上仍屬于那種主張禮樂治天下的儒學思想。
在篇末的評論中他說“安甯則長（ｚｈáｎｇ）庠序，先本绌（ｃｈù）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
”對于漢武帝的尚武開邊、祭神、封禅、巡遊等“事變”之多極為不滿，認為是漢代重用“興利之臣”，搞得國耗民貧、天下騷然的主要原因，這是一種雜一揉一了黃老色彩的儒學思想。
【譯文】 漢朝興起後，承繼的是秦朝的破敗局面，壯年男子參加軍隊，老弱運送糧饷，事務繁劇而又财政匮乏，自天子以下備不齊一輛四匹同樣顔色馬拉的車子，大将丞相有的乘坐牛車，老百姓家無餘粒。
于是因秦錢太重不便流通，命老百姓另鑄莢錢，規定一金為黃金一斤重，簡化法令，省約禁條。
而那些不守法令、惟利是圖的商人囤積居奇以一操一縱物價，以緻物價飛漲，糧價騰踴，米價漲到每石一萬錢，馬一匹價值百金。
天下平定後，高祖便下命令，商人不許穿絲綢，不許乘車行路，加重征收他們的租稅，使他們經濟遭困境，人格受侮辱。
孝惠帝、高後時期，因為天下初得安定，重又放寬對商人的法律，然而商人子孫仍不許當官作吏，國家計算官吏俸祿和其他用度，向百姓按需收稅。
而山林、河川、園囿、陂地、市場的租稅收入，以及自天子以下至于大小封君湯沐邑的收入，都作為各主管官員的私人費用，不從國家經費中支出。
所以從山東漕運糧食，以供給京都中的官員，每年不過數十萬石。
到孝文帝時，莢錢越來越多，而且輕，于是另鑄四株錢，錢文是“半兩”，命百姓可以随意自鑄錢。
所以吳是個諸侯國，但它依銅山鑄錢，富可與天子相比拟，後來終于成了叛逆。
鄧通是個大夫，因自鑄錢，财産超過了諸侯王。
所以吳、鄧氏錢遍布天下，導緻了禁止私鑄錢命令的産生。
匈奴常常侵撓北部邊境，在那裡屯駐很多戍守的士兵，邊境屯糧不足供給。
于是招募百姓能納糧給官府或者運送糧食到邊地的封拜爵位，最高的可至大庶長。
孝景帝時，上郡以西發生旱災，又重新修定了賣爵令，降低價格以招徕百姓；遇赦的罪徒犯重罪罰為官作的，能向官府繳納糧食以免除罪過。
更大造苑囿（ｙòｕ，佑）多養廄馬以擴大用度，而官殿、列觀、車馬等也大量增修起來。
今上（按：指漢武帝）即位不幾年，那時自漢朝建國七十多年之間，國家無大事，除非遇到水旱災害，老百姓家給人足，天下糧食堆得滿滿的，少府倉庫還有許多布帛等貨材。
京城積聚的錢币千千萬萬，以緻穿錢的繩子朽爛了，無法計數。
太倉中的糧食大囤小囤如兵陣相連，有的露積在外，以至腐爛不能食用。
普通街巷中的百姓也有馬匹，田野中的馬匹更是成群，以至乘年輕母馬的人受排斥不許參加聚會。
居住裡巷的普通人也吃膏粱肥肉，為吏胥的老死不改任，做官的以官為姓氏名号。
因此人人知道自一愛一，把犯法看得很重，崇尚行義，厭棄做恥辱的事。
那時候，法網寬疏而百姓富實，因而産生了利用财物作驕奢不法事的人，兼并土地的人家以及土豪巨一黨一，以威勢武力橫行于鄉裡。
宗室有封地的以至公卿大夫以下，争相奢侈，房屋車服超過了自身等級，沒有限度。
物盛則衰，本來是事物應有的變化。
從此以後，嚴助、朱賣臣等招徕東瓯，發生了對兩越的戰事，江淮之間費用浩大，從而變得蕭條而煩亂。
唐蒙、司馬相如開通西南夷的道路，為此鑿山劈嶺，修路一千多裡，以擴大巴蜀與外界的聯系，巴蜀的百姓疲憊不堪了。
彭吳開通入穢貊、朝鮮的道路，設置了滄海郡，燕齊之間如風一靡一草偃一般騷動起來。
及至王诙在馬邑設計謀襲擊匈奴，匈奴與漢斷絕和親關系，不斷侵擾北部邊境，兵連禍結，無法和解，天下人為此煩勞，叫苦不疊，而戰争還是日甚一日。
行人為戰事運載物資，居住的則忙于送行，内外擾嚷騷動，都為戰争而忙碌，百姓舞弊鑽法律的空隙，财物衰竭消耗而不足于用。
繳納财物的做官，出具貨賂的除罪，選辟制度被破壞，廉恥不分，有武力者被重用，法律嚴酷而命令繁瑣，善于為國刮财謀利的官員從此産生了。
後來漢将每年以數萬騎出擊胡人，終至車騎将軍衛青攻占匈奴河套以南的土地，修築了朔方城。
那時候，漢朝正在打通西南夷的道路，動用數萬人，從千裡之外肩扛擔挑運送糧食，大約每十餘鐘運到的隻有一石，将錢币散于邛、僰（ｂó，伯）地區以招徕那裡的人民。
一連數年道路不通，那裡的蠻夷人乘機屢次進攻，官吏發兵誅殺他們。
以巴蜀地區的全部租稅不足以維持這種局面，于是招募豪民在南夷地區種田，将收獲的糧食賣給當地縣官，而到京都内府支取糧款。
向東開鑿通向滄海郡的道路，人工的費用與南夷相仿佛。
又調發十萬多人修築并守衛朔方郡，水陸運輸的路程極為遼遠，自山以東都承受了這個負擔，花費數十萬以至百萬萬，府庫更加空虛。
于是招募百姓能向zheng府繳納奴婢的，得以終身免除租賦徭役，原是郎官的增加品級，以及納羊者得郎官，就始于此時。
過了四年，漢派遺大将率領六位将軍，十多萬軍隊，出擊匈奴右賢王，殺死及俘獲共一萬五千人。
第二年，大将軍率六将再次出擊胡人，殺死及俘獲一萬九千人。
賞賜給殺獲敵人的将士黃金多達二十多萬斤，投降的胡虜數萬人也得到很厚的賞賜，衣服、食物全都仰仗縣官供給。
而漢軍士、馬匹死了十多萬，兵器甲仗等物水陸運輸的費用還都不計算在内。
于是大農條陳說，傾盡庫藏錢和賦稅收入仍不足以供給戰士的費用。
負責人員道：“天子說：‘朕聽說五帝的教命不相重複天下同樣得到治理，禹和湯法律不同都是一代之王，走的路子不同，建立的功德則完全相同。
北部邊境未得安甯，朕深念于此。
這些日子以來，大将軍攻匈奴，斬首并俘獲一萬九千人，而富人屯積财物，貧者沒有糧食吃。
你們商量一下，命百姓出錢買爵并得以繳納贖金減免禁锢等罪刑。
’據此，請準于設置賞官，名為武功爵。
每級價十七萬，共值三十多萬金。
凡買武功爵 到官首一級的，可通過測試補為吏，并優先除授；千夫一級與五大夫相當；有罪的降二等；武功爵最高可至樂卿。
以此使軍功顯榮。
”而實際軍功爵有許多超過了這個等級，大者封侯或封卿大夫，小者為朗為吏。
吏制雜亂多端，官員名位變輕，職任也荒廢了。
自從公孫弘以《春秋》大義繩治官民，從而取得漢丞相的職位，張湯以峻文苛法斷事當上了延尉，于是産生了因“見知不一舉報”、“不遵天子之命”、“沮格、诽謗”等罪名，便窮治不休，以緻入監入獄的事。
第二年出現了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的事，公卿尋根究底，審理此案，把他們的一黨一羽一網打盡，獲罪而死的達到數萬人，從此官吏更加慘急，法今更加苛細了。
那時候，朝廷正在招攬、尊崇方正、賢良、文學等士人，有的升任為卿大夫。
公孫弘以漢朝丞相的身份，蓋布被，飯食也很簡單，欲以此作天下人的榜樣。
但是對世人影響很小，從此便漸漸以功利為務了。
第二年，骠騎将軍再次出擊胡人，斬敵首四萬級。
當年秋天，匈奴渾邪王率領數萬人投降，于是，漢朝廷調發二萬輛車迎接。
降人到京城後，受到賞賜，連同有功将士也一并受了賞。
這一年花費達一百多萬萬錢。
起初，于十數年前黃河決口于觀縣，梁楚地區原已數次遭困，而緣河諸郡築堤塞河，每每重又堤壞河決，費用之多無法計算。
此後番系欲節省砥柱漕運的費用，引汾水、黃河水為渠造渠田，開渠的達數萬人；鄭當時因渭水漕運曲折路遠，自長安到華陰開鑿一條直渠，有數萬人施工，朔方郡也開鑿水渠，數萬人參加。
各自都曆時傳2—3年之久，功且未成，花費也都達到數十萬萬。
天子為讨伐胡人，大量養馬，到長安就食的馬多達數萬匹，養馬士卒關中不足，就從附近諸郡調發。
而投降的胡人都靠縣官供給衣食，縣官财力不足，天子就減少膳食費用，解下自己乘車上的馬匹，從私人倉庫禦府中拿出錢财養活他們。
第二年，山以東地區遭受水災，老百姓大多陷于饑餓困乏之中，于是天子派遺使者，盡出郡國倉庫中的物資赈濟貧民。
仍不夠用，又招募豪富人家借貸予貧民，還是不能救災民脫困境，就把貧民遷徙到關西，或充實到朔方郡以南的新秦中去，約七十餘萬人，衣食都靠縣官供給。
數年之間，借給他們産業，派使者分部保護他們，一批批的天子使者，冠蓋相望，道路不絕。
費用以億計，多不可計算。
于是縣官财力告竭。
然而富商大賈有的蓄積财物，奴役貧民；前呼後擁，車乘百餘輛；屯積居奇，封君對他們也都伏首低眉，仰仗他們供給物資。
有的冶鑄煮鹽，家财積累到萬金，而不幫助國家的急難，黎民百姓陷于重困之中。
于是天子與公卿商議，另造錢币以足用，并打擊摧折那些浮華荒一婬一的兼并之徒。
那時皇帝苑囿中有白鹿，少府有許多銀錫。
自孝文帝另造四铢錢以來，已有四十多年，從建元年間以來，用度不足，縣官往往在産銅多的山旁冶銅鑄錢，百姓也乘機偷鑄，數目很大。
錢越來越多而且輕，貨物越來越少而且貴。
有關機構的官員說：“古時候有皮币，諸侯騁享時使用。
金有三等，黃金是上等，白金為中等，赤金為下等。
如今的半兩錢法定重量是四铢，而一奸一盜人等摩錢裡以取銅屑，錢更輕薄物價更貴，遠方用錢很不方便。
”于是以白鹿皮一尺見方，飾以繡文，制成皮币，直四十萬錢，規定王侯宗室來朝觐聘享，玉璧都必須以皮币作襯墊進獻，然後禮儀得行。
又雜鑄銀錫制成白金，認為天所用最重要的是龍，地所用最重要的是馬，人所用最重要的是龜，所以把白金分作三品，第一品重八兩，圓形，花紋為龍，名為“白選”，值三千錢；第二品重量較小，方形，花紋是馬，值五百錢；第三品又小一些，随圓形，花紋是龜，值三百錢。
命令縣官銷毀半兩錢，另鑄三铢錢，錢文與重量相同。
盜鑄各種金錢的一律是死罪，但是盜鑄白金的吏民仍是不可勝數。
于是任命東郭鹹陽、孔僅為大農丞，兼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被任命為侍中。
鹹陽，是齊地煮鹽的大商人，孔僅是南陽地區冶鑄業的首戶，産業（緻生之業）都積累到千金以上的規模，所以鄭當時才向朝廷推薦他們。
弘羊，是雒陽商人的兒子，因善于心算，十三歲就當了侍中。
這三人講求财利的事那真可說是一精一細入微，察見毫末了。
法律既然越來越嚴酷，官吏多因罪免官。
加上不斷打仗，百姓買爵以求免賦役，大多買到五大夫一級，官府可徵發的人越來越少了。
于是除授有千夫、五大夫爵位的人為吏，不願為吏的向官府交馬匹求免；原來為吏的都免去職務，責令到上林苑砍伐荊棘，或去開鑿昆明池。
第二年，大将軍、骠騎将軍大規模出兵與胡人作戰，捕獲斬殺敵人八九萬，賞賜有功将士五十萬金，漢軍死于戰場的馬多達十餘萬匹，運輸和制造兵車衣甲的費用還不計算在内。
當時财政匮乏，戰士有許多人得不到俸祿。
有關機構的人說三铢錢重量小，容易從中舞弊，于是請準于諸郡鑄五株錢，将錢背面四周加厚為錢郭，使人無法磨取銅屑。
大農奏上鹽鐵丞孔僅、東郭鹹陽的話說：“山海是天地藏物的大倉庫，都應該屬于少府，陛下不為私有，命屬于大農作為賦稅的補充。
請準于招募百姓自備經費，使用官府器一具煮鹽，官府供給牢盆。
一些浮遊無籍的人欲獨占山海的利益，求取财富，奴役貧民取利。
他們阻撓此事的議論，聽不勝聽。
建議敢于私鑄鐵器、煮鹽的，钛其左腳趾，沒收其器物用具。
不産鐵的郡設置小鐵官，隸屬于所在縣。
”于是使孔僅、東郭鹹陽乘着傳舍的車子到各地去督促實行官辦鹽鐵，建立官府，除授原來一經營鹽鐵的富家為吏。
吏制更加雜亂，不再行選舉制，官吏中有許多是商人。
商人因錢經常改變，就多積貨物以追逐利潤。
于是公卿建議說：“郡國頗受災害，貧民沒有産業的，招募他們遷徙到地多而富饒的地方。
陛下為此降低膳食等級、節省費用，拿出皇宮中的錢來赈濟百姓，放寬借貸的利率和賦稅等級，然而百姓仍不能都去田畝中耕作，商人數目不斷增加。
貧民沒有積蓄，都仰賴縣官供給衣食。
以前轺車、商人所有的缗錢都要征收多少不等的算賦，請準許像往時一樣出算賦。
那些屬于末作的商人凡賒貸買賣，屯積居奇，以及營商取利的人，即使沒有市籍，也要各自按自己的貨物，赀産認定應占的算賦等級，通常是缗錢二千為一算。
諸種手工行業有租稅以及冶鑄業的人家，大抵四千缗為一算。
不屬于官吏的三老、北部邊境的騎士，有轺車一輛為一算；商人有轺車一輛為二算；有船長五丈以上的為一算。
有隐匿不自度赀産，或隐瞞部分赀産的，罰到邊境戍守一年，沒收赀産。
有能告發的，給予被告發者赀産的一半。
商人有市籍的，連同他的家屬，都不許占有土地，以有利于農民。
有敢違犯此令的，沒收為他種田的田仆入官。
天子于是想起蔔式的話，封他官為中郎，爵為左庶長，賜給農田十頃，還布告天下，使每個人都知道這件事。
蔔式是河南人，以種田養畜為業。
當初，父母去世後，留下一個年少的弟弟。
等弟弟長大成|人，就與他分了家，自己隻要了百餘隻羊，其餘田地、房屋等全都留給弟弟。
從此蔔式入山牧羊，經過十多年，羊繁育到一千多隻，買了田地宅舍。
他的弟弟卻家業盡破，蔔式每每再分給他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