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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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永娟譯注
【說明】
《太史公自序》是《史記》的最後一篇，是《史記》的自序，也是司馬遷的自傳，人們常稱之為司馬遷自作之列傳。
不僅一部《史記》總括于此，而且司馬遷一生本末也備見于此。
文章氣勢浩瀚，宏偉深厚，是研究司馬遷及其《史記》的重要資料。
《自序》曆述了太史公世譜家學之本末。
從重黎氏到司馬氏的千餘年家世，其父司馬談重老莊之學術思想，司馬遷本人成長經曆，繼父志為太史公，及其著述《史記》之始末，無不具備于篇中。
但作者娓娓道來，錯落有緻，累如貫珠。
叙寫司馬遷千餘年家世，不過數百字，而系次井然。
耕牧壯遊，磊落奇邁的倜傥少年形象躍然紙上。
父子執手流涕，以史相托付，場面又何其凝重。
草創未就，橫被腐刑，憤懑不平之辭，又使讀者不禁掩卷歎息。
特别是作者用相當篇幅序寫六家的要旨，論道六經的要義，充分而深刻地反映了司馬父子的學術思想。
對儒、墨、名、法、道及陰陽六家的分析一精一辟透徹，入木三分，指陳得失，有若案斷，雖曆百世而無可比拟。
《自序》明述了作書之本旨，概述了各篇的寫作旨趣。
一般說來，書之為序其義有二：一曰，序者，緒也，所以助讀者，使易得其端緒也。
二曰，序者，次也，所以明篇次先後之義也。
《自序》可以說是兼此二義。
推本春秋，考信六藝，這一宗旨或殿于卷末，或冠于篇首，反複述明；又分别标明諸篇小序，申明為某事作某本紀，為某事作某年表等等，全書綱領體例，《自序》中莫不燦然明白。
讀者在讀《史記》之前，須将《自序》篇熟讀，深沉有得，然後可讀諸紀、傳、世家；讀紀、傳、世家若不得其解，仍須從《自序》中求得。
這實乃司馬遷在教人讀《史記》的方法。
其體制如《周易》的《系辭》，《一毛一詩》的《小序》，皆關系到一書的體要。
清人牛運震曾評價：“《自序》高古莊重，其中一精一理微者，更奧衍宏深，一部《史記》一精一神命脈，俱見于此太史公出格文字。
”（《史記評注》） 《史記》自《黃帝本紀》起百三十篇，合而論之，總是一篇。
篇終必須收束得盡，承載得起，意理要包一皮一皮括得完，氣象更要籠罩得住。
《史記》的最後一篇以自序世系開始，逐層卸下，中載六家、六經兩論，氣勢已極隆，後又排一出一百三十段，行行列列，整整齊齊，最後又總序一百三十篇總目，其可謂無往不收，無微不盡。
其文勢有如百川彙海，萬壑朝宗，難怪乎後世之學士文人有望洋向若之歎了。
【譯文】 從前颛顼（ｚｈｕāｎｘū專須）統治天下時，任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掌管地理。
唐虞之際，又讓重、黎的後代繼續掌管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時期，所以，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
周朝時候，程林休甫就是他們的後裔。
當周宣王時，重黎氏因失去官守而成為司馬氏。
司馬氏世代掌管周史。
周惠王和周襄王統治時期，司馬遷離開周都，到了晉國。
後來，晉國中軍元帥随會逃奔秦國，司馬氏也遷居少梁。
自從司馬氏離周到晉之後，族人分散各地，有的在衛國，有的在趙國，有的在秦國。
在衛國的，做了中山國的相。
在趙國的，以傳授劍術理論而顯揚于世，蒯聩（ｋｕǎｉｋｕì?愧）就是他們的後代。
在秦國的名叫司馬錯，曾與張儀發生争論，于是秦惠王派司馬錯率軍攻打蜀國，攻取後，又讓他做了蜀地郡守。
司馬錯之孫司馬靳，奉事武安君白起。
而少梁已更名為夏陽。
司馬靳與武安君坑殺趙國長平軍，回來後與武安君一起被賜死于杜郵，埋葬在華池。
司馬靳之孫司馬昌，是秦國主管冶鑄鐵器的官員，生活在秦始皇時代。
蒯聩玄孫司馬卬（áｎｇ昂），曾為武安君部将并帶兵攻占朝歌。
諸侯争相為王時，司馬卬在殷地稱王。
漢王劉邦攻打楚霸王項羽之際，司馬卬歸降漢王，漢以殷地為河内郡。
司馬昌生司馬無澤，司馬無澤擔任漢朝市長之職。
無澤生司馬喜，司馬喜封爵五大夫，死後都埋葬在高門。
司馬喜生司馬談，司馬談做了太史公。
太史公從師唐都學習天文，從師楊何學習《易經》，從師黃子學習道家理論。
太史公在建元至元封年間做官，他憂慮學者不能通曉各學派的要義而所學悖謬，于是論述陰陽、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的要旨說： 《周易·系辭傳》說：“天下人追求相同，而具體謀慮卻多種多樣；達到的目的相同，而采取的途徑卻不一樣。
”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都是緻力于如何達到太平治世的學派，隻是他們所遵循依從的學說不是一個路子，有的顯明，有的不顯明罷了。
我曾經在私下裡研究過陰陽之術，發現它注重吉兇禍福的預兆，禁忌避諱很多，使人受到束縛并多有所畏懼，但陰陽家關于一年四季運行順序的道理，是不可丢棄的。
儒家學說廣博但殊少抓住要領，花費了氣力卻很少功效，因此該學派的主張難以完全遵從；然而它所序列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之别則是不可改變的。
墨家儉啬而難以依遵，因此該派的主張不能全部遵循，但它關于強本節用的主張，則是不可廢棄的。
法家主張嚴刑峻法卻刻薄毖恩，但它辨正君臣上下名分的主張，則是不可更改的。
名家使人受約束而容易失去真實一性一；但它辯正名與實的關系，則是不能不認真察考的。
道家使人一精一神專一，行動合乎無形之“道”，使萬物豐足。
道家之術是依據陰陽家關于四時運行順序之說，吸收儒墨兩家之長，撮取名、法兩家之一精一要，随着時勢的發展而發展，順應事物的變化，樹立良好風俗，應用于人事，無不适宜，意旨簡約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
儒家則不是這樣。
他們認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導，臣下應和，君主先行，臣下随從。
這樣一來，君主勞累而臣下卻得安逸。
至于大道的要旨，是舍棄剛強與貪欲，去掉聰明智慧，将這些放置一邊而用智術治理天下。
一精一神過度使用就會衰竭，身一體過度勞累就會疲憊，身一體和一精一神受到擾亂，不得安甯，卻想要與天地共長久，則是從未聽說過的事。
陰陽家認為四時、八位、十二度和二十四節氣各有一套宜、忌規定，順應它就會昌盛，違背它不死則亡。
這未必是對的，所以說陰陽家“使人受束縛而多所畏懼”。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是自然界的重要規律，不順應它就無法制定天下綱紀，所以說“四時的運行是不能舍棄的”。
儒家以《詩》、《書》、《易》、《禮》、《春秋》、《樂》等《六藝》為法式，而《六藝》的本文和釋傳以千萬計，幾代相繼不能弄通其學問，有生之年不能窮究其禮儀，所以說儒家“學說廣博但殊少抓住要領，花費了力氣卻很少功效”。
至于序列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之别，即使百家之說也是不能改變它的。
墨家也崇尚堯舜之道，談論他們的品德行為說：“堂口三尺高，堂下土階隻有三層，用茅草搭蓋屋頂而不加修剪，用栎木做椽子而不經刮削。
用陶簋吃飯，用陶铏喝湯，吃的是糙米粗飯和藜藿做的野菜羹。
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
墨家為死者送葬隻做一副厚僅三寸的桐木棺材，送葬者恸哭而不能盡訴其哀痛。
教民喪禮，必須以此為萬民的統一标準。
假使天下都照此法去做。
那貴賤尊卑就沒有區别了。
世代不同，時勢變化，人們所做的事業不一定相同，所以說墨家“儉啬而難以遵從。
”墨家學說的要旨強本節用，則是人人豐足，家家富裕之道。
這是墨子學說的長處，即使百家學說也是不能廢棄它的。
法家不區别親疏遠近，不區分貴賤尊卑，一律依據法令來決斷，那麼親一親屬、尊長上的恩一愛一關系就斷絕了。
這些可作為一時之計來施行，卻不可長用，所以說法家“嚴酷而刻薄毖恩”。
至于說到法家使君主尊貴，使臣下卑下，使上下名分、職分明确，不得相互逾越的主張，即使百家之說也是不能更改的。
名家刻細煩瑣，糾纏不清，使人不能反求其意，一切決取于概念名稱卻失棄了一般常理，所以說它“使人受約束而容易喪失真實一性一”。
至于循名責實，要求名稱與實際進行比較驗證，這是不可不予以認真考察的。
道家講“無為”，又說“無不為”，其實際主張容易施行，其文辭則幽深微妙，難以明白通曉。
其學說以虛無為理論基礎，以順應自然為實用原則。
道家認為事物沒有既成不變之勢，沒有常存不變之形，所以能夠探求萬物的情理。
不做超越物情的事，也不做落後物情的事，所以能夠成為萬物的主宰。
有法而不任法以為法，要順應時勢以成其業；有度而不恃度以為度，要根據萬物之形各成其度而與之相合。
所以說“聖人的思想和業績之所以不可磨滅，就在于能夠順應時勢的變化。
虛無是道的永恒規律，順天應人是國君治國理民的綱要”。
群臣一齊來到面前，君主應讓他們各自明确自己的職分。
其實際情況符合其言論名聲者，叫做“端”；實際情況不符合其言論聲名者，叫做“窾”。
不聽信“窾言”即空話，一奸一邪就不會産生，賢與不肖自然分清，黑白也就分明。
問題在于想不想運用，隻要肯運用，什麼事辦不成呢。
這樣才會合乎大道，一派混混冥冥的境界。
光輝照耀天下，重又返歸于無名。
大凡人活着是因為有一精一神，而一精一神又寄托于形體。
一精一神過度使用就會衰竭，形體過度勞累就會疲憊，形、神分離就會死亡。
死去的人不能複生，神、形分離便不能重新結合在一起，所以聖人重視這個問題。
由此看來，一精一神是人生命的根本，形體是生命的依托。
不先安定自己的一精一神和身一體，卻侈談“我有辦法治理天下”，憑借的又是什麼呢？ 太史公職掌天文，不管民事。
太史公有子名遷。
司馬遷生于龍門，在黃河之北、龍門山之南過着耕種畜牧生活。
年僅十歲便已習誦古文。
二十歲開始南遊江、淮地區，登會稽山，探察禹一穴一，觀覽九疑山，泛舟于沅水湘水之上；北渡汶水、泗水，在齊、魯兩地的都會研讨學問，考察孔子的遺風，在鄒縣、峄山行鄉射之禮；困厄于鄱、薛、彭城，經過梁、楚之地回到家鄉。
于是司馬遷出仕為郎中，奉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往南經略邛、笮、昆明，歸來向朝廷複命。
這一年，天子開始舉行漢朝的封禅典禮，而太史公被滞留在周南，不能參與其事，所以心中憤懑，緻病将死。
其子司馬遷适逢出使歸來，在黃河、洛水之間拜見了父親。
太史公握着司馬遷的手哭着說：“我們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
遠在上古虞夏之世便顯揚功名，職掌天文之事。
後世衰落，今天會斷絕在我手裡嗎？你繼做太史，就會接續我們祖先的事業了。
現在天子繼承漢朝千年一統的大業，在泰山舉行封禅典禮，而我不能随行，這是命啊，是命啊！我死之後，你必定要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記我想要撰寫的著述啊。
再說孝道始于奉養雙親，進而侍奉君主，最終在于立身揚名。
揚名後世來顯耀父母，這是最大的孝道。
天下稱道歌誦周公，說他能夠論述歌頌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揚周、邵的風尚，通曉太一王、王季的思慮，乃至于公劉的功業，并尊崇始祖後稷。
周幽王、厲王以後，王道衰敗，禮樂衰頹，孔子研究整理舊有的典籍，修複振興被廢棄破壞的禮樂，論述《詩經》、《書經》，寫作《春秋》，學者至今以之為準則。
自獲麟以來四百餘年，諸侯相互兼并，史書丢棄殆盡。
如今漢朝興起，海内統一，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我作為太史都未能予以論評載錄，斷絕了天下的修史傳統，對此我甚感惶恐，你可要記在心上啊！”司馬遷低下頭流着眼淚說：“兒子雖然驽笨，但我會詳述先人所整理的曆史舊聞，不敢稍有缺漏。
” 司馬談去世三年後司馬遷任太史令，開始綴集曆史書籍及國家收藏的檔案文獻。
司馬遷任太史令五年正當漢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漢朝的曆法開始改用夏正，即以農曆一月為正月，天子在明堂舉行實施新曆法的儀式，諸神皆受瑞紀。
太史公說：“先人說過：‘自周公死後五百年而有孔子。
孔子死後到現在五百年，有能繼承清明之世，正定《易傳》，接續《春秋》，意本《詩》、《書》、《禮》、《樂》的人嗎？’其用意就在于此，在于此吧！我又怎敢推辭呢。
” 上大夫壺遂問：“從前孔子為什麼要作《春秋》呢？”太史公說：“我聽董生講：‘周朝王道衰敗廢弛，孔子擔任魯國司寇，諸侯嫉害他，卿大夫阻撓他。
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見不被采納，政治主張無法實行，便褒貶評定二百四十二年間的是非，作為天下評判是非的标準，貶抑無道的天子，斥責為非的諸侯，聲讨亂政的大夫，為使國家政事通達而已’。
孔子說：‘我與其載述空洞的說教，不如舉出在位者所做所為以見其是非美惡，這樣就更加深切顯明了。
’《春秋》這部書，上闡明三王的治道，下辨别人事的紀綱，辨别嫌疑，判明是非，論定猶豫不決之事，褒善怨惡，尊重賢能，賤視不肖，使滅亡的國家存在下去，斷絕了的世系繼續下去，補救衰敝之事，振興廢弛之業，這是最大的王道。
《易》載述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所以在說明變化方面見長；《禮》規範人倫，所以在行一事方面見長；《書》記述先王事迹，所以在政治方面見長；《詩》記山川溪谷、禽一獸草木，一牝一牡雌雄，所以在風土人情方面見長；《樂》是論述音樂立人的經典，所以在和諧方面見長；《春秋》論辨是非，所以在治人方面見長。
由此可見《禮》是用來節制約束人的，《樂》是用來誘發人心平和的，《書》是來述說政事的，《詩》是用來表達情意的，《易》是用來講變化的，《春秋》是用來論述道義的。
平定亂世，使之複歸正道，沒有什麼著作比《春秋》更切近有效。
《春秋》不過數萬字，而其要旨就有數千條。
萬物的離散聚合都在《春秋》之中。
在《春秋》一書中，記載弑君事件三十六起，被滅亡的國家五十二個，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其國家的數不勝數。
考察其變亂敗亡的原因，都是丢掉了作為立國立身根本的春秋大義。
所以《易》中講‘失之毫厘，差以千裡。
’說‘臣弑君，子弑父，并非一朝一夕的緣故，其發展漸進已是很久了’。
因此，做國君的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則就是讒佞之徒站在面前也看不見，一奸一賊之臣緊跟在後面也不會發覺。
做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則就隻會株守常規之事卻不懂得因事制宜，遇到突發事件則不知如何靈活對待。
做人君、人父若不通曉《春秋》的要義，必定會蒙受首惡之名。
做人臣、人子如不通曉《春秋》要義，必定會陷于篡位殺上而被誅伐的境地，并蒙死罪之名。
其實他們都認為是好事而去做，隻因為不懂得《春秋》大義，而蒙受史家口誅筆伐的不實之言卻不敢推卸罪名。
如不明了禮義的要旨，就會弄到君不象君，臣不象臣，父不象父，子不象子的地步。
君不象君，就會被臣下幹犯，臣不象臣就會被誅殺，父不象父就會昏聩無道，子不象子就會忤逆不孝。
這四種惡行，是天下最大的罪過。
把天下最大的罪過加在他身上，也隻得接受而不敢推卸。
所以《春秋》這部經典是禮義根本之所在。
禮是禁絕壞事于發生之前，法規施行于壞事發生之後；法施行的作用顯而易見，而禮禁絕的作用卻隐而難知。
” 壺遂說：“孔子時候，上沒有聖明君主，他處在下面又得不到任用，所以撰寫《春秋》，留下一部空洞的史文來裁斷禮義，當作一代帝王的法典。
現在先生上遇聖明天子，下能當官供職，萬事已經具備，而且全部各得其所，井然相宜，先生所要撰述的想要闡明的是什麼呢？” 太史公說：“是，是啊，不不，不完全是這麼回事。
我聽先人說過：‘伏羲最為純厚，作《易》八卦。
堯舜的強盛，《尚書》做了記載，禮樂在那時興起。
商湯周武時代的隆盛，詩人予以歌頌。
《春秋》揚善貶惡，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揚周王室，并非僅僅諷刺譏斥呀’。
漢朝興建以來，至當今英明天子，獲見符瑞，舉行封禅大典，改訂曆法，變換服色，受命于上天，恩澤流布無邊，海外不同習俗的國家，輾轉幾重翻譯到中國邊關來，請求進獻朝見的不可勝數。
臣下百官竭力頌揚天子的功德，仍不能完全表達出他們的心意。
再說士賢能而不被任用，是做國君的恥辱；君主明聖而功德不能廣泛傳揚使大家都知道，是有關官員的罪過。
況且我曾擔任太史令的職務，若棄置天子聖明盛德而不予記載，埋沒功臣、世家、賢大夫的功業而不予載述，違背先父的臨終遺言，罪過就實在太大了。
我所說的綴述舊事，整理有關人物的家世傳記，并非所謂著作呀，而您拿它與《春秋》相比，那就錯了。
” 于是開始論述編次所得文獻和材料。
到了第七年，太史公遭逢李陵之禍，被囚禁獄中。
于是喟然而歎道：“這是我的罪過啊！這是我的罪過啊！身一體殘毀沒有用了。
”退而深思道：“《詩》、《書》含義隐微而言辭簡約，是作者想要表達他們的心志和情緒。
從前周文王被拘禁羑裡，推演了《周易》；孔子遭遇陳蔡的困厄，作有《春秋》；屈原被放逐，著了《離騷》；左丘明雙目失明，才編撰了《國語》，孫子的腿受了膑刑，卻論述兵法；呂不韋被貶徙蜀郡，世上才流傳《呂覽》；韓非被囚禁在秦國，才寫有《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都是聖人賢士抒發憤懑而作的。
這些人都是心中聚集郁悶憂愁，理想主張不得實現，因而追述往事，考慮未來。
”于是終于下定決心記述陶唐以來直到武帝獲麟那一年的曆史，而始自黃帝。
從前黃帝以天為法，以地為則，颛顼、帝喾、堯、舜四位聖明帝王先後相繼，各建成一定法度；唐堯讓位于虞舜，虞舜因覺自己不能勝其任而不悅；這些帝王的美德豐功，萬世流傳。
作《五帝本紀》第一。
大禹治水之功，九州同享其成，光耀唐虞之際，恩德流傳後世；夏桀荒一婬一驕橫，于是被放逐鳴條。
作《夏本紀》第二。
契建立商國，傳到成湯；太甲被放逐居桐地改過反善，阿衡功德隆盛；武丁得有傅說輔佐，才被稱為高宗；帝辛沉湎無道，諸侯不再進貢。
作《殷本紀》第三。
棄發明種谷，西伯姬昌時功德隆盛；武王在牧野伐纣，安一撫天下百姓；幽王、厲王昏暴一婬一亂，喪失了豐、鎬二京；王室衰敗直至赧王，洛邑斷絕了周室宗廟的祭祀。
作《周本紀》第四。
秦的祖先伯翳，曾經輔佐大禹；秦穆公思及君義，祭悼秦國在殽戰死的将士；穆公死後以活人殉葬，《黃鳥》一詩訴其哀傷；昭襄王開創了帝業。
作《秦本紀》第五。
秦始皇即位，兼并了六國，銷毀兵器，鑄為鐘鐻，希望幹戈止息，尊号稱為皇帝，耀武揚威，專憑暴力，秦二世承受國運，子嬰投降做了俘虜。
作《始皇本紀》第六。
秦朝喪失王道，豪傑并起造反；項梁開創反秦大業，項羽接續；項羽殺了慶子冠軍宋義，解救了趙國，諸侯擁立他；可他誅殺子嬰，背棄義帝懷王，天下都責難他。
作《項羽本紀》第七。
項羽殘酷暴虐，漢王建功施德；發憤于蜀、漢，率軍北還平定三秦；誅滅項羽建立帝業，天下安定，又改革制度，更易風俗。
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帝早逝，諸呂用事使百姓不悅；呂後提高呂祿、呂産的地位，加強他們的權力，諸侯圖謀剪除他們；呂後殺害趙隐王，又囚殺趙幽王劉友，朝中大臣疑懼，終于導緻呂
不僅一部《史記》總括于此，而且司馬遷一生本末也備見于此。
文章氣勢浩瀚，宏偉深厚，是研究司馬遷及其《史記》的重要資料。
《自序》曆述了太史公世譜家學之本末。
從重黎氏到司馬氏的千餘年家世，其父司馬談重老莊之學術思想，司馬遷本人成長經曆，繼父志為太史公，及其著述《史記》之始末，無不具備于篇中。
但作者娓娓道來，錯落有緻，累如貫珠。
叙寫司馬遷千餘年家世，不過數百字，而系次井然。
耕牧壯遊，磊落奇邁的倜傥少年形象躍然紙上。
父子執手流涕，以史相托付，場面又何其凝重。
草創未就，橫被腐刑，憤懑不平之辭，又使讀者不禁掩卷歎息。
特别是作者用相當篇幅序寫六家的要旨，論道六經的要義，充分而深刻地反映了司馬父子的學術思想。
對儒、墨、名、法、道及陰陽六家的分析一精一辟透徹，入木三分，指陳得失，有若案斷，雖曆百世而無可比拟。
《自序》明述了作書之本旨，概述了各篇的寫作旨趣。
一般說來，書之為序其義有二：一曰，序者，緒也，所以助讀者，使易得其端緒也。
二曰，序者，次也，所以明篇次先後之義也。
《自序》可以說是兼此二義。
推本春秋，考信六藝，這一宗旨或殿于卷末，或冠于篇首，反複述明；又分别标明諸篇小序，申明為某事作某本紀，為某事作某年表等等，全書綱領體例，《自序》中莫不燦然明白。
讀者在讀《史記》之前，須将《自序》篇熟讀，深沉有得，然後可讀諸紀、傳、世家；讀紀、傳、世家若不得其解，仍須從《自序》中求得。
這實乃司馬遷在教人讀《史記》的方法。
其體制如《周易》的《系辭》，《一毛一詩》的《小序》，皆關系到一書的體要。
清人牛運震曾評價：“《自序》高古莊重，其中一精一理微者，更奧衍宏深，一部《史記》一精一神命脈，俱見于此太史公出格文字。
”（《史記評注》） 《史記》自《黃帝本紀》起百三十篇，合而論之，總是一篇。
篇終必須收束得盡，承載得起，意理要包一皮一皮括得完，氣象更要籠罩得住。
《史記》的最後一篇以自序世系開始，逐層卸下，中載六家、六經兩論，氣勢已極隆，後又排一出一百三十段，行行列列，整整齊齊，最後又總序一百三十篇總目，其可謂無往不收，無微不盡。
其文勢有如百川彙海，萬壑朝宗，難怪乎後世之學士文人有望洋向若之歎了。
【譯文】 從前颛顼（ｚｈｕāｎｘū專須）統治天下時，任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掌管地理。
唐虞之際，又讓重、黎的後代繼續掌管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時期，所以，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
周朝時候，程林休甫就是他們的後裔。
當周宣王時，重黎氏因失去官守而成為司馬氏。
司馬氏世代掌管周史。
周惠王和周襄王統治時期，司馬遷離開周都，到了晉國。
後來，晉國中軍元帥随會逃奔秦國，司馬氏也遷居少梁。
自從司馬氏離周到晉之後，族人分散各地，有的在衛國，有的在趙國，有的在秦國。
在衛國的，做了中山國的相。
在趙國的，以傳授劍術理論而顯揚于世，蒯聩（ｋｕǎｉｋｕì?愧）就是他們的後代。
在秦國的名叫司馬錯，曾與張儀發生争論，于是秦惠王派司馬錯率軍攻打蜀國，攻取後，又讓他做了蜀地郡守。
司馬錯之孫司馬靳，奉事武安君白起。
而少梁已更名為夏陽。
司馬靳與武安君坑殺趙國長平軍，回來後與武安君一起被賜死于杜郵，埋葬在華池。
司馬靳之孫司馬昌，是秦國主管冶鑄鐵器的官員，生活在秦始皇時代。
蒯聩玄孫司馬卬（áｎｇ昂），曾為武安君部将并帶兵攻占朝歌。
諸侯争相為王時，司馬卬在殷地稱王。
漢王劉邦攻打楚霸王項羽之際，司馬卬歸降漢王，漢以殷地為河内郡。
司馬昌生司馬無澤，司馬無澤擔任漢朝市長之職。
無澤生司馬喜，司馬喜封爵五大夫，死後都埋葬在高門。
司馬喜生司馬談，司馬談做了太史公。
太史公從師唐都學習天文，從師楊何學習《易經》，從師黃子學習道家理論。
太史公在建元至元封年間做官，他憂慮學者不能通曉各學派的要義而所學悖謬，于是論述陰陽、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的要旨說： 《周易·系辭傳》說：“天下人追求相同，而具體謀慮卻多種多樣；達到的目的相同，而采取的途徑卻不一樣。
”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都是緻力于如何達到太平治世的學派，隻是他們所遵循依從的學說不是一個路子，有的顯明，有的不顯明罷了。
我曾經在私下裡研究過陰陽之術，發現它注重吉兇禍福的預兆，禁忌避諱很多，使人受到束縛并多有所畏懼，但陰陽家關于一年四季運行順序的道理，是不可丢棄的。
儒家學說廣博但殊少抓住要領，花費了氣力卻很少功效，因此該學派的主張難以完全遵從；然而它所序列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之别則是不可改變的。
墨家儉啬而難以依遵，因此該派的主張不能全部遵循，但它關于強本節用的主張，則是不可廢棄的。
法家主張嚴刑峻法卻刻薄毖恩，但它辨正君臣上下名分的主張，則是不可更改的。
名家使人受約束而容易失去真實一性一；但它辯正名與實的關系，則是不能不認真察考的。
道家使人一精一神專一，行動合乎無形之“道”，使萬物豐足。
道家之術是依據陰陽家關于四時運行順序之說，吸收儒墨兩家之長，撮取名、法兩家之一精一要，随着時勢的發展而發展，順應事物的變化，樹立良好風俗，應用于人事，無不适宜，意旨簡約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
儒家則不是這樣。
他們認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導，臣下應和，君主先行，臣下随從。
這樣一來，君主勞累而臣下卻得安逸。
至于大道的要旨，是舍棄剛強與貪欲，去掉聰明智慧，将這些放置一邊而用智術治理天下。
一精一神過度使用就會衰竭，身一體過度勞累就會疲憊，身一體和一精一神受到擾亂，不得安甯，卻想要與天地共長久，則是從未聽說過的事。
陰陽家認為四時、八位、十二度和二十四節氣各有一套宜、忌規定，順應它就會昌盛，違背它不死則亡。
這未必是對的，所以說陰陽家“使人受束縛而多所畏懼”。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是自然界的重要規律，不順應它就無法制定天下綱紀，所以說“四時的運行是不能舍棄的”。
儒家以《詩》、《書》、《易》、《禮》、《春秋》、《樂》等《六藝》為法式，而《六藝》的本文和釋傳以千萬計，幾代相繼不能弄通其學問，有生之年不能窮究其禮儀，所以說儒家“學說廣博但殊少抓住要領，花費了力氣卻很少功效”。
至于序列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之别，即使百家之說也是不能改變它的。
墨家也崇尚堯舜之道，談論他們的品德行為說：“堂口三尺高，堂下土階隻有三層，用茅草搭蓋屋頂而不加修剪，用栎木做椽子而不經刮削。
用陶簋吃飯，用陶铏喝湯，吃的是糙米粗飯和藜藿做的野菜羹。
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
墨家為死者送葬隻做一副厚僅三寸的桐木棺材，送葬者恸哭而不能盡訴其哀痛。
教民喪禮，必須以此為萬民的統一标準。
假使天下都照此法去做。
那貴賤尊卑就沒有區别了。
世代不同，時勢變化，人們所做的事業不一定相同，所以說墨家“儉啬而難以遵從。
”墨家學說的要旨強本節用，則是人人豐足，家家富裕之道。
這是
法家不區别親疏遠近，不區分貴賤尊卑，一律依據法令來決斷，那麼親一親屬、尊長上的恩一愛一關系就斷絕了。
這些可作為一時之計來施行，卻不可長用，所以說法家“嚴酷而刻薄毖恩”。
至于說到法家使君主尊貴，使臣下卑下，使上下名分、職分明确，不得相互逾越的主張，即使百家之說也是不能更改的。
名家刻細煩瑣，糾纏不清，使人不能反求其意，一切決取于概念名稱卻失棄了一般常理，所以說它“使人受約束而容易喪失真實一性一”。
至于循名責實，要求名稱與實際進行比較驗證，這是不可不予以認真考察的。
道家講“無為”，又說“無不為”，其實際主張容易施行，其文辭則幽深微妙，難以明白通曉。
其學說以虛無為理論基礎，以順應自然為實用原則。
道家認為事物沒有既成不變之勢，沒有常存不變之形，所以能夠探求萬物的情理。
不做超越物情的事，也不做落後物情的事，所以能夠成為萬物的主宰。
有法而不任法以為法，要順應時勢以成其業；有度而不恃度以為度，要根據萬物之形各成其度而與之相合。
所以說“聖人的思想和業績之所以不可磨滅，就在于能夠順應時勢的變化。
虛無是道的永恒規律，順天應人是國君治國理民的綱要”。
群臣一齊來到面前，君主應讓他們各自明确自己的職分。
其實際情況符合其言論名聲者，叫做“端”；實際情況不符合其言論聲名者，叫做“窾”。
不聽信“窾言”即空話，一奸一邪就不會産生，賢與不肖自然分清，黑白也就分明。
問題在于想不想運用，隻要肯運用，什麼事辦不成呢。
這樣才會合乎大道，一派混混冥冥的境界。
光輝照耀天下，重又返歸于無名。
大凡人活着是因為有一精一神，而一精一神又寄托于形體。
一精一神過度使用就會衰竭，形體過度勞累就會疲憊，形、神分離就會死亡。
死去的人不能複生，神、形分離便不能重新結合在一起，所以聖人重視這個問題。
由此看來，一精一神是人生命的根本，形體是生命的依托。
不先安定自己的一精一神和身一體，卻侈談“我有辦法治理天下”，憑借的又是什麼呢？ 太史公職掌天文，不管民事。
太史公有子名遷。
司馬遷生于龍門，在黃河之北、龍門山之南過着耕種畜牧生活。
年僅十歲便已習誦古文。
二十歲開始南遊江、淮地區，登會稽山，探察禹一穴一，觀覽九疑山，泛舟于沅水湘水之上；北渡汶水、泗水，在齊、魯兩地的都會研讨學問，考察孔子的遺風，在鄒縣、峄山行鄉射之禮；困厄于鄱、薛、彭城，經過梁、楚之地回到家鄉。
于是司馬遷出仕為郎中，奉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往南經略邛、笮、昆明，歸來向朝廷複命。
這一年，天子開始舉行漢朝的封禅典禮，而太史公被滞留在周南，不能參與其事，所以心中憤懑，緻病将死。
其子司馬遷适逢出使歸來，在黃河、洛水之間拜見了父親。
太史公握着司馬遷的手哭着說：“我們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
遠在上古虞夏之世便顯揚功名，職掌天文之事。
後世衰落，今天會斷絕在我手裡嗎？你繼做太史，就會接續我們祖先的事業了。
現在天子繼承漢朝千年一統的大業，在泰山舉行封禅典禮，而我不能随行，這是命啊，是命啊！我死之後，你必定要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記我想要撰寫的著述啊。
再說孝道始于奉養雙親，進而侍奉君主，最終在于立身揚名。
揚名後世來顯耀父母，這是最大的孝道。
天下稱道歌誦周公，說他能夠論述歌頌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揚周、邵的風尚，通曉太一王、王季的思慮，乃至于公劉的功業，并尊崇始祖後稷。
周幽王、厲王以後，王道衰敗，禮樂衰頹，孔子研究整理舊有的典籍，修複振興被廢棄破壞的禮樂，論述《詩經》、《書經》，寫作《春秋》，學者至今以之為準則。
自獲麟以來四百餘年，諸侯相互兼并，史書丢棄殆盡。
如今漢朝興起，海内統一，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我作為太史都未能予以論評載錄，斷絕了天下的修史傳統，對此我甚感惶恐，你可要記在心上啊！”司馬遷低下頭流着眼淚說：“兒子雖然驽笨，但我會詳述先人所整理的曆史舊聞，不敢稍有缺漏。
” 司馬談去世三年後司馬遷任太史令，開始綴集曆史書籍及國家收藏的檔案文獻。
司馬遷任太史令五年正當漢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漢朝的曆法開始改用夏正，即以農曆一月為正月，天子在明堂舉行實施新曆法的儀式，諸神皆受瑞紀。
太史公說：“先人說過：‘自周公死後五百年而有孔子。
孔子死後到現在五百年，有能繼承清明之世，正定《易傳》，接續《春秋》，意本《詩》、《書》、《禮》、《樂》的人嗎？’其用意就在于此，在于此吧！我又怎敢推辭呢。
” 上大夫壺遂問：“從前孔子為什麼要作《春秋》呢？”太史公說：“我聽董生講：‘周朝王道衰敗廢弛，孔子擔任魯國司寇，諸侯嫉害他，卿大夫阻撓他。
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見不被采納，政治主張無法實行，便褒貶評定二百四十二年間的是非，作為天下評判是非的标準，貶抑無道的天子，斥責為非的諸侯，聲讨亂政的大夫，為使國家政事通達而已’。
孔子說：‘我與其載述空洞的說教，不如舉出在位者所做所為以見其是非美惡，這樣就更加深切顯明了。
’《春秋》這部書，上闡明三王的治道，下辨别人事的紀綱，辨别嫌疑，判明是非，論定猶豫不決之事，褒善怨惡，尊重賢能，賤視不肖，使滅亡的國家存在下去，斷絕了的世系繼續下去，補救衰敝之事，振興廢弛之業，這是最大的王道。
《易》載述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所以在說明變化方面見長；《禮》規範人倫，所以在行一事方面見長；《書》記述先王事迹，所以在政治方面見長；《詩》記山川溪谷、禽一獸草木，一牝一牡雌雄，所以在風土人情方面見長；《樂》是論述音樂立人的經典，所以在和諧方面見長；《春秋》論辨是非，所以在治人方面見長。
由此可見《禮》是用來節制約束人的，《樂》是用來誘發人心平和的，《書》是來述說政事的，《詩》是用來表達情意的，《易》是用來講變化的，《春秋》是用來論述道義的。
平定亂世，使之複歸正道，沒有什麼著作比《春秋》更切近有效。
《春秋》不過數萬字，而其要旨就有數千條。
萬物的離散聚合都在《春秋》之中。
在《春秋》一書中，記載弑君事件三十六起，被滅亡的國家五十二個，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其國家的數不勝數。
考察其變亂敗亡的原因，都是丢掉了作為立國立身根本的春秋大義。
所以《易》中講‘失之毫厘，差以千裡。
’說‘臣弑君，子弑父，并非一朝一夕的緣故，其發展漸進已是很久了’。
因此，做國君的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則就是讒佞之徒站在面前也看不見，一奸一賊之臣緊跟在後面也不會發覺。
做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則就隻會株守常規之事卻不懂得因事制宜，遇到突發事件則不知如何靈活對待。
做人君、人父若不通曉《春秋》的要義，必定會蒙受首惡之名。
做人臣、人子如不通曉《春秋》要義，必定會陷于篡位殺上而被誅伐的境地，并蒙死罪之名。
其實他們都認為是好事而去做，隻因為不懂得《春秋》大義，而蒙受史家口誅筆伐的不實之言卻不敢推卸罪名。
如不明了禮義的要旨，就會弄到君不象君，臣不象臣，父不象父，子不象子的地步。
君不象君，就會被臣下幹犯，臣不象臣就會被誅殺，父不象父就會昏聩無道，子不象子就會忤逆不孝。
這四種惡行，是天下最大的罪過。
把天下最大的罪過加在他身上，也隻得接受而不敢推卸。
所以《春秋》這部經典是禮義根本之所在。
禮是禁絕壞事于發生之前，法規施行于壞事發生之後；法施行的作用顯而易見，而禮禁絕的作用卻隐而難知。
” 壺遂說：“孔子時候，上沒有聖明君主，他處在下面又得不到任用，所以撰寫《春秋》，留下一部空洞的史文來裁斷禮義，當作一代帝王的法典。
現在先生上遇聖明天子，下能當官供職，萬事已經具備，而且全部各得其所，井然相宜，先生所要撰述的想要闡明的是什麼呢？” 太史公說：“是，是啊，不不，不完全是這麼回事。
我聽先人說過：‘伏羲最為純厚，作《易》八卦。
堯舜的強盛，《
商湯周武時代的隆盛，詩人予以歌頌。
《春秋》揚善貶惡，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揚周王室，并非僅僅諷刺譏斥呀’。
漢朝興建以來，至當今英明天子，獲見符瑞，舉行封禅大典，改訂曆法，變換服色，受命于上天，恩澤流布無邊，海外不同習俗的國家，輾轉幾重翻譯到中國邊關來，請求進獻朝見的不可勝數。
臣下百官竭力頌揚天子的功德，仍不能完全表達出他們的心意。
再說士賢能而不被任用，是做國君的恥辱；君主明聖而功德不能廣泛傳揚使大家都知道，是有關官員的罪過。
況且我曾擔任太史令的職務，若棄置天子聖明盛德而不予記載，埋沒功臣、世家、賢大夫的功業而不予載述，違背先父的臨終遺言，罪過就實在太大了。
我所說的綴述舊事，整理有關人物的家世傳記，并非所謂著作呀，而您拿它與《春秋》相比，那就錯了。
” 于是開始論述編次所得文獻和材料。
到了第七年，太史公遭逢李陵之禍，被囚禁獄中。
于是喟然而歎道：“這是我的罪過啊！這是我的罪過啊！身一體殘毀沒有用了。
”退而深思道：“《詩》、《書》含義隐微而言辭簡約，是作者想要表達他們的心志和情緒。
從前周文王被拘禁羑裡，推演了《周易》；孔子遭遇陳蔡的困厄，作有《春秋》；屈原被放逐，著了《離騷》；左丘明雙目失明，才編撰了《國語》，孫子的腿受了膑刑，卻論述兵法；呂不韋被貶徙蜀郡，世上才流傳《呂覽》；韓非被囚禁在秦國，才寫有《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都是聖人賢士抒發憤懑而作的。
這些人都是心中聚集郁悶憂愁，理想主張不得實現，因而追述往事，考慮未來。
”于是終于下定決心記述陶唐以來直到武帝獲麟那一年的曆史，而始自黃帝。
從前黃帝以天為法，以地為則，颛顼、帝喾、堯、舜四位聖明帝王先後相繼，各建成一定法度；唐堯讓位于虞舜，虞舜因覺自己不能勝其任而不悅；這些帝王的美德豐功，萬世流傳。
作《五帝本紀》第一。
大禹治水之功，九州同享其成，光耀唐虞之際，恩德流傳後世；夏桀荒一婬一驕橫，于是被放逐鳴條。
作《夏本紀》第二。
契建立商國，傳到成湯；太甲被放逐居桐地改過反善，阿衡功德隆盛；武丁得有傅說輔佐，才被稱為高宗；帝辛沉湎無道，諸侯不再進貢。
作《殷本紀》第三。
棄發明種谷，西伯姬昌時功德隆盛；武王在牧野伐纣，安一撫天下百姓；幽王、厲王昏暴一婬一亂，喪失了豐、鎬二京；王室衰敗直至赧王，洛邑斷絕了周室宗廟的祭祀。
作《周本紀》第四。
秦的祖先伯翳，曾經輔佐大禹；秦穆公思及君義，祭悼秦國在殽戰死的将士；穆公死後以活人殉葬，《黃鳥》一詩訴其哀傷；昭襄王開創了帝業。
作《秦本紀》第五。
秦始皇即位，兼并了六國，銷毀兵器，鑄為鐘鐻，希望幹戈止息，尊号稱為皇帝，耀武揚威，專憑暴力，秦二世承受國運，子嬰投降做了俘虜。
作《始皇本紀》第六。
秦朝喪失王道，豪傑并起造反；項梁開創反秦大業，項羽接續；項羽殺了慶子冠軍宋義，解救了趙國，諸侯擁立他；可他誅殺子嬰，背棄義帝懷王，天下都責難他。
作《項羽本紀》第七。
項羽殘酷暴虐，漢王建功施德；發憤于蜀、漢，率軍北還平定三秦；誅滅項羽建立帝業，天下安定，又改革制度，更易風俗。
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帝早逝，諸呂用事使百姓不悅；呂後提高呂祿、呂産的地位，加強他們的權力，諸侯圖謀剪除他們；呂後殺害趙隐王，又囚殺趙幽王劉友，朝中大臣疑懼，終于導緻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