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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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君石譯注
【說明】
這是專門記叙從事“貨殖”活動的傑出人物的類傳。
也是反映司馬遷經濟思想和物質觀的重要篇章。
“貨殖”是指謀求“滋生資貨财利”以緻富而言。
即利用貨物的生産與交換，進行商業活動，從中生财求利。
司馬遷所指的貨殖，還包一皮一皮括各種手工業，以及農、牧、漁、礦山、冶煉等行業的經營在内。
翦伯贊曾高度評價司馬遷“以銳利的眼光，注視着社會經濟方面，而寫成其有名的《貨殖列傳》”。
錢鐘書在論及司馬遷這篇《貨殖列傳》時說：“當世法國史家深非史之為‘大事記’體者，專載朝政軍事，而忽諸民生日用；馬遷傳《遊俠》已屬破格，然尚以傳人為主，此篇則全非‘大事記’、‘人物志’，于新史學不啻乎辟鴻濛矣。
”（《管錐篇·史記會注考證》）總之，史學界公認：“曆史思想及于經濟，是書蓋為創舉。
” 《太史公自序》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時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
作《貨殖列傳》”。
這十分明确而簡要地道出了寫作本篇的動機與主旨。
全文主要是為春秋末期至秦漢以來的大貨殖家，如範蠡、子貢、白圭、猗頓、卓氏、程鄭、孔氏、師氏、任氏等作傳。
通過介紹他們的言論、事迹、社會經濟地位，以及他們所處的時代、重要經濟地區的特産商品、有名的商業城市和商業活動、各地的生産情況和社會經濟發展的特點，叙述他們的緻富之道，表述自己的經濟思想，以便“後世得以觀擇”。
太史公認為，自然界的物産是極其豐富的，社會經濟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商業發展和經濟都市的出現是自然趨勢，人們沒有不追求富足的。
“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财匮少。
”所以，他主張應根據實際情況，任商人自一由發展，引導他們積極進行生産與交換，國家不必強行幹涉，更不要同他們争利。
這集中反映了他反對“重本抑末”，主張農工商虞并重，強調工商活動對社會發展的作用，其産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肯定工商業者追求物質利益的合理一性一與合法一性一；突出物質财富的占有量最終決定着人們的社會地位，而經濟的發展則關乎到國家盛衰等經濟思想和物質觀。
在當時曆史條件下，司馬遷就能注意社會的經濟生活，并認識到生産交易和物質财富的重要一性一，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此傳記天時、地理、人物、風情，曆曆如畫。
雖屬說理文章，讀來卻頗有興味。
方家學者對此有口皆碑。
潘吟閣贊曰：“《貨殖傳》一篇，講的是種種社會的情形，且一一說明它的原理。
所寫的人物，又是上起春秋，下至漢代。
所寫的地理，又是北至燕、代，南至儋耳。
而且各人有各人的腳色，各地有各地的環境。
可當遊俠讀，可當小說讀。
讀中國書而未讀《史記》，可算未曾讀書；讀《史記》而未讀《貨殖傳》，可算未讀《史記》。
美哉《貨殖傳》！”（《史記貨殖列傳新诠·編者弁言》）李景星評本傳為：“舉生财之法，圖利之人，無貴無賤，無大無小，無遠無近，無男無女，都納之一篇之中，使上下數百年之販夫豎子，伧父财奴，皆賴以傳，幾令人莫名其用意所在。
……蓋财貨者，天地之一精一華，生民之命脈，困迫豪傑，颠倒衆生，胥是物也。
”（《史記評議》卷四）這些贊語準确而深刻地揭示了史公之識，卓絕千古；史公之筆，一精一妙絕倫。
總攬全文可見，傳中人物各具特色，各懷其才；篇中叙事行雲流水，自然流暢；文中說理鞭辟入裡，無懈可擊；全篇辭章奇傳雄渾，波瀾壯闊。
可謂博大一精一深，渾然一體，實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璀璨奪目的光輝篇章。
【譯文】 老子說：“太平盛世到了極盛時期，雖然鄰近的國家互相望得見，雞鳴狗吠之一聲互相聽得到，而各國人民卻都以自家的飲食最甘美，自己的服裝最漂亮，習慣于本地的習俗，喜一愛一自己所事行業，以至于老死也不互相往來。
”到了近世，如果還要按這一套去辦事，那就等于堵塞人民的耳目，幾乎是無法行得通。
太史公說：神農氏以前的情況，我不了解。
至于像《詩》、《書》所述虞舜、夏朝以來的情況則是人們耳目總要聽到最好聽，看到最好看的，口胃總想嘗遍各種肉類的美味，身一體安于舒适快樂的環境，心中又誇耀有權勢、有才幹的光榮。
統治者讓這種風氣浸染百姓，已經很久了，即使用老子的這些妙論挨門逐戶地去勸說開導，終不能感化誰。
所以，最好的辦法是聽其自然，其次是随勢引導，其次是加以教誨，再次是制定規章制度加以約束，最壞的做法是與民争利。
太行山以西盛産木材、竹子、楮木、野麻、旄牛尾、玉石；太行山以東多有魚、鹽、漆、絲、美一女；江南出産楠木、梓樹、生姜、桂花、金、錫、鉛、朱砂、犀牛、玳瑁、珠子、象牙獸皮；龍門、碣石山以北地區盛産馬、牛、羊、氈裘、獸筋獸角；銅和鐵則分布在周圍千裡遠近，山中到處都是，有如棋子滿布。
這是關于各地物産分布的大緻情況。
這些都是中國人民所喜好的，習用的穿着、飲食、養生、送死之物。
所以，人們要靠農民耕種，取得食物，要靠虞人進山開采、漁夫下水捕捉，獲得物品，要靠工匠制造，取得器一具，要靠商人貿易，流通貨物。
這難道還需要官府發布政令，征發百姓，限期會集嗎？人們都憑自己的才能，竭盡自己的力量，來滿足自己的欲一望。
所以，低價的貨物能夠高價出一售，高價的貨物能夠低價購進。
人們各自努力經營自己的本業，樂于從事自己的工作，就像水從高處流向低處那樣，日日夜夜沒有休止的時候，不用招喚便會自動前來，不用請求便會生産出來。
這難道不是符合規律而得以自然發展的證明嗎？ 《周書》裡說：“農民不種田，糧食就會缺乏；工匠不做工生産，器一具就會缺少；商人不做買賣，吃的、用的和錢财這三種寶物就會斷絕來路；虞人不開發山澤，資源就會短缺，資源匮乏了，山澤就不能進一步開發。
”農、工、商、虞這四個方面，是人民衣食的來源。
來源大則富裕，來源小則貧困；來源大了，上可以富國，下可以富家。
或貧或富，沒有誰能剝奪或施予，但機敏的人總是财富有餘，而愚笨的人卻往往衣食不足。
所以，姜太公被封在營丘時，那裡本來多是鹽堿地，人煙稀少，于是姜太公便鼓勵婦女緻力于紡織刺繡，極力提倡工藝技巧，又讓人們把魚類、海鹽返運到其他地區去，結果别國的人和财物紛紛流歸于齊國，就像錢串那樣，絡繹不絕，就像車輻那樣，聚集于此。
所以，齊國因能制造冠帶衣履供一應天下所用，東海、泰山之間的諸侯們便都整理衣袖去朝拜齊國。
後來，齊國中途衰落，管仲重新修治姜太公的事業，設立管理财政的九個官府，使齊桓公得以稱霸，多次以霸主身份會合諸侯，使天下政治得到匡正；而管仲本人也有了三歸台，官位雖隻是陪臣，卻比各國的君主還要富有。
從此，齊國富強，一直延續到威王、宣王之時。
所以說：“糧倉充實了，百姓就會懂得禮節；衣食豐足了，百姓就會知道榮辱。
”禮産生于富有，而廢棄于貧窮。
因此，君子富有了，就喜好去做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會随一心一所一欲地做他能做的事。
江河深，魚就在那裡生存；山林深，野獸就在那裡藏身；人富有了，仁義就會依附于他。
富有者得了勢越發顯赫，失了勢，依附于他的賓客也便無處容身，因而心情不快。
夷狄那裡，這種情況更為突出。
諺語說：“家有千金的人，不會犯法受刑死于鬧事。
”這不是空話。
所以說：“天下之人，熙熙攘攘，都是為利而來，為利而往。
”那些擁有千輛兵車的天子，享有萬戶封地的諸侯，占有百室封邑的大夫。
尚且擔心貧窮，何況編入戶口冊内的普通老百姓呢！ 從前，越王勾踐被圍困在會稽山上，于是任用範蠡、計然。
計然說：“知道要打仗，就要做好戰備；了解貨物何時為人需求購用，才算懂得商品貨物。
善于将時與用二者相對照，那麼各種貨物的供需行情就能看得很清楚。
所以，歲在金時，就豐收；歲在水時，就歉收；歲在木時，就饑馑；歲在火時，就幹旱。
旱時，就要備船以待澇；澇時，就要備車以待旱，這樣做符合事物發展的規律。
一般說來，六年一豐收，六年一幹旱，十二年有一次大饑荒。
出一售糧食，每鬥價格二十錢，農民會受損害；每鬥價格九十錢，商人要受損失。
商人受損失，錢财就不能流通到社會；農民受損害，田地就要荒蕪。
糧價每鬥價格最高不超過八十錢，最低不少于三十錢，那麼農民和商人都能得利。
糧食平價出一售，并平抑調整其他物價，關卡稅收和市場暴應都不缺乏，這是治國之道。
至于積貯貨物，應當務求完好牢靠，沒有滞留的貨币資金。
買賣貨物，凡屬容易fu敗和腐蝕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險囤居以求高價。
研究商品過剩或短缺的情況，就會懂得物價漲跌的道理。
物價貴到極點，就會返歸于賤；物價賤到極點，就要返歸于貴。
當貨物貴到極點時，要及時賣出，視同糞土；當貨物賤到極點時，要及時購進，視同珠寶。
貨物錢币的流通周轉要如同流水那樣。
”勾踐照計然策略治國十年，越國富有了，能用重金去收買兵士，使兵士們沖鋒陷陣，不顧箭射石擊，就像口渴時求得飲水那樣，終于報仇雪恥，滅掉吳國，繼而耀武揚威于中原，号稱“五霸”之一。
範蠡既已協助越王洗雪了會稽被困之恥，便長歎道：“計然的策略有七條，越國隻用了其中五條，就實現了雪恥的願望。
既然施用于治國很有效，我要把它用于治家。
”于是，他便乘坐小船漂泊江湖，改名換姓，到齊國改名叫鸱夷子皮，到了陶邑改名叫朱公。
朱公認為陶邑居于天下中心，與各地諸侯國四通八達，交流貨物十分便利。
于是就治理産業，囤積居奇，随機應變，與時逐利，而不責求他人。
所以，善于經營緻富的人，要能擇用賢人并把握時機。
十九年期間，他三次賺得千金之财，兩次分散給貧窮的朋友和遠房同姓的兄弟。
這就是所謂君子富有便喜好去做仁德之事了。
範蠡後來年老力衰而聽憑子孫，子孫繼承了他的事業并有所發展，終緻有了巨萬家财。
所以，後世談論富翁時，都稱頌陶朱公。
子貢曾在孔子那裡學習，離開後到衛國做官，又利用賣貴買賤的方法在曹國和魯國之間經商，孔門七十多個高徒之中，端木賜（即子貢）最為富有。
孔子的另一位高徒原憲窮得連糟糠都吃不飽，隐居在簡陋的小巷子裡。
而子貢卻乘坐四馬并辔齊頭牽引的車子，攜帶束帛厚禮去訪問、饋贈諸侯，所到之處，國君與他隻行賓主之禮，不行君臣之禮。
使孔子得以名揚天下的原因，是由于有子貢在人前人後輔助他。
這就是所謂得到形勢之助而使名聲更加顯著吧？ 白圭是西周人。
當魏文侯在位時，李克正緻力于開發土地資源，而白圭卻喜歡觀察市場行情和年景豐歉的變化，所以當貨物過剩低價抛售時，他就收購；當貨物不足高價索求時，他就出一售。
谷物成熟時，他買進糧食，出一售絲、漆；蠶繭結成時，他買進絹帛綿絮，出一售糧食。
他了解，太歲在卯位時，五谷豐收；轉年年景會不好。
太歲在午宮時，會發生旱災；轉年年景會很好。
太歲在酉位時，五谷豐收；轉年年景會變壞。
太歲在子位時，天下會大旱；轉年年景會很好，有雨水。
太歲複至卯位時，他囤積的貨物大緻比常年要增加一倍。
要增長錢财收入，他便收購質次的谷物；要增長谷子石鬥的容量，他便去買上等的谷物。
他能不講究吃喝，控制嗜好，節省穿戴，與雇用的奴仆同甘共苦，捕捉賺錢的時機就像猛獸猛禽捕捉食物那樣迅捷。
因此他說：“我幹經商緻富之事，就像伊尹、呂尚籌劃謀略，孫子、吳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變法那樣。
所以，如果一個人的智慧夠不上随機應變，勇氣夠不上果敢決斷，仁德不能夠正确取舍，強健不能夠有所堅守，雖然他想學習我的經商緻富之術，我終究不會教給他的。
”因而，天下人談論經商緻富之道都效法白圭。
白圭大概是有所嘗試，嘗試而能有所成就，這不是馬虎随便行一事就能成的。
猗頓是靠經營池鹽起家。
而邯鄲郭縱以冶鐵成就家業，其财富可與王侯相比。
烏氏倮經營畜牧業，等到牲畜繁殖衆多之時，便全部賣掉，再購求各種奇異之物和絲織品，暗中獻給戎王。
戎王以十倍于所獻物品的東西償還給他，送他牲畜，牲畜多到以山谷為單位來計算牛馬的數量。
秦始皇诏令烏氏倮位與封君同列，按規定時間同諸大臣進宮朝拜。
而巴郡寡一婦清的先祖自得到朱砂礦，竟獨攬其利達好幾代人，家産也多得不計其數。
清是個寡一婦，能守住先人的家業，用錢财來保護自己，不被别人侵犯。
秦始皇認為她是個貞婦而以客禮對待她，還為她修築了女懷清台。
烏氏倮不過是個邊鄙之人、畜牧主，巴郡寡一婦清是個窮鄉僻壤的寡一婦，卻能與皇帝分庭抗禮，名揚天下，這難道不是因為他們富有嗎？ 漢朝興起，天下統一，便開放關卡要道，解除開采山澤的禁令，因此富商大賈得以通行天下，交易的貨物無不暢通，他們的欲一望都能滿足，漢朝zheng府又遷徙豪傑、諸侯和大戶人家到京城。
關中地區從汧、雍二縣以東至黃河、華山，膏壤沃野方圓千裡。
從有虞氏、夏後氏實行貢賦時起就把這裡作為上等田地，後來公劉遷居到邠，周太一王、王季遷居岐山，文王興建豐邑，武王治理鎬京，因而這些地方的人民仍有先王的遺風，喜好農事，種植五谷，重視土地的價值，把做壞事看得很嚴重。
直到秦文公、德公、穆公定都雍邑，這裡地處隴、蜀貨物交流的要道，商人很多。
秦獻公遷居栎邑，栎邑北禦戎狄，東通三晉，也有許多大商人。
秦孝公和秦昭襄王治理鹹陽，漢朝藉此做為都城；長安附近的諸陵，四方人、物輻湊集中于此，地方很小，人口又多，所以當地百姓越來越玩一弄奇巧，從事商業。
關中地區以南則有巴郡、蜀郡。
巴蜀地區也是一片沃野，盛産栀子、生姜、朱砂、石材、銅、鐵和竹木之類的器一具。
南邊抵禦滇、僰，僰地多出僮仆。
西邊鄰近邛、笮，笮地出産馬和旄牛。
然而巴蜀地區四周閉塞，有千裡棧道，與關中無處不通，唯有褒斜通道控扼其口，勾聯四方道路，用多餘之物來交換短缺之物。
天水、隴西、北地和上郡與關中風俗相同，而西面有羌中的地利，北面有戎狄的牲畜，畜牧業居天下首位。
可是這裡地勢險要，隻有京城長安要約其通道。
所以，整個關中之地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也不過占天下十分之三；然而計算這裡的财富，卻占天下十分之六。
古時，唐堯定都河東晉陽，殷人定都河内殷墟，東周定都河南洛陽。
河東、河内與河南這三地居于天下的中心，好像鼎的三個足，是帝王們更疊建都的地方，建國各有數百年乃至上千年，這裡土地狹小，人口衆多，是各國諸侯集中聚會之處，所以當地民俗為小氣儉省，熟悉世故。
楊與平陽兩邑人民，向西可到秦和戎狄地區經商，向北可到種、代地區經商。
種、代在石邑以北，地靠匈奴，屢次遭受掠奪。
人民崇尚強直、好勝，以扶弱抑強為己任，不願從事農商諸業。
但因鄰近北方夷狄，軍隊經常往來，中原運輸來的物資，時有剩餘。
當地人民強悍而不務耕耘，從三家尚未分晉之時就已經對其慓悍感到憂慮，而到趙武靈王時就更加助長了這種風氣，當地習俗仍帶有趙國的遺風。
所以楊和平陽兩地的人民經營馳逐于其間，能得到他們所想要的東西。
溫、轵地區的人民向西可到上一黨一地區經商，向北可到趙、中山一帶經商。
中山地薄人多，在沙丘一帶還有纣王留下的殷人後代，百姓一性一情急躁，仰仗投機取巧度日謀生。
男子們常相聚遊戲玩耍，慷慨悲聲歌唱，白天糾合一起殺人搶劫，晚上挖墳盜墓、制作赝品、私鑄錢币；多有美色男子，去當歌舞藝人。
女子們常彈奏琴瑟，拖着鞋子，到處遊走，向權貴富豪獻媚讨好，有的被納入後宮，遍及諸侯之家。
然而邯鄲也是漳水、黃河之間的一個都市。
北面通燕、涿，南面有鄭、衛。
鄭、衛風俗與趙相似，但因地靠梁、魯，稍顯莊重而又注重節一操一。
衛君曾從濮上的帝丘遷徙到野王，野王地區民俗崇尚氣節，扶弱抑強，這是衛國的遺風。
燕國故都薊也是渤海、碣石山之間的一個都市。
南面通齊、趙，東北面與胡人交界。
從上谷到遼東一帶，地方遙遠，人口稀少，屢次遭侵擾，民俗大緻與趙、代地區相似，而百姓迅速捷兇悍，不一愛一思考問題，當地盛産魚、鹽、棗、栗。
北面鄰近烏桓
也是反映司馬遷經濟思想和物質觀的重要篇章。
“貨殖”是指謀求“滋生資貨财利”以緻富而言。
即利用貨物的生産與交換，進行商業活動，從中生财求利。
司馬遷所指的貨殖，還包一皮一皮括各種手工業，以及農、牧、漁、礦山、冶煉等行業的經營在内。
翦伯贊曾高度評價司馬遷“以銳利的眼光，注視着社會經濟方面，而寫成其有名的《貨殖列傳》”。
錢鐘書在論及司馬遷這篇《貨殖列傳》時說：“當世法國史家深非史之為‘大事記’體者，專載朝政軍事，而忽諸民生日用；馬遷傳《遊俠》已屬破格，然尚以傳人為主，此篇則全非‘大事記’、‘人物志’，于新史學不啻乎辟鴻濛矣。
”（《管錐篇·
” 《太史公自序》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時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
作《貨殖列傳》”。
這十分明确而簡要地道出了寫作本篇的動機與主旨。
全文主要是為春秋末期至秦漢以來的大貨殖家，如範蠡、子貢、白圭、猗頓、卓氏、程鄭、孔氏、師氏、任氏等作傳。
通過介紹他們的言論、事迹、社會經濟地位，以及他們所處的時代、重要經濟地區的特産商品、有名的商業城市和商業活動、各地的生産情況和社會經濟發展的特點，叙述他們的緻富之道，表述自己的經濟思想，以便“後世得以觀擇”。
太史公認為，自然界的物産是極其豐富的，社會經濟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商業發展和經濟都市的出現是自然趨勢，人們沒有不追求富足的。
“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财匮少。
”所以，他主張應根據實際情況，任商人自一由發展，引導他們積極進行生産與交換，國家不必強行幹涉，更不要同他們争利。
這集中反映了他反對“重本抑末”，主張農工商虞并重，強調工商活動對社會發展的作用，其産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肯定工商業者追求物質利益的合理一性一與合法一性一；突出物質财富的占有量最終決定着人們的社會地位，而經濟的發展則關乎到國家盛衰等經濟思想和物質觀。
在當時曆史條件下，司馬遷就能注意社會的經濟生活，并認識到生産交易和物質财富的重要一性一，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此傳記天時、地理、人物、風情，曆曆如畫。
雖屬說理文章，讀來卻頗有興味。
方家學者對此有口皆碑。
潘吟閣贊曰：“《貨殖傳》一篇，講的是種種社會的情形，且一一說明它的原理。
所寫的人物，又是上起春秋，下至漢代。
所寫的地理，又是北至燕、代，南至儋耳。
而且各人有各人的腳色，各地有各地的環境。
可當遊俠讀，可當小說讀。
讀中國書而未讀《史記》，可算未曾讀書；讀《史記》而未讀《貨殖傳》，可算未讀《史記》。
美哉《貨殖傳》！”（《史記貨殖列傳新诠·編者弁言》）李景星評本傳為：“舉生财之法，圖利之人，無貴無賤，無大無小，無遠無近，無男無女，都納之一篇之中，使上下數百年之販夫豎子，伧父财奴，皆賴以傳，幾令人莫名其用意所在。
……蓋财貨者，天地之一精一華，生民之命脈，困迫豪傑，颠倒衆生，胥是物也。
”（《史記評議》卷四）這些贊語準确而深刻地揭示了史公之識，卓絕千古；史公之筆，一精一妙絕倫。
總攬全文可見，傳中人物各具特色，各懷其才；篇中叙事行雲流水，自然流暢；文中說理鞭辟入裡，無懈可擊；全篇辭章奇傳雄渾，波瀾壯闊。
可謂博大一精一深，渾然一體，實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璀璨奪目的光輝篇章。
【譯文】 老子說：“太平盛世到了極盛時期，雖然鄰近的國家互相望得見，雞鳴狗吠之一聲互相聽得到，而各國人民卻都以自家的飲食最甘美，自己的服裝最漂亮，習慣于本地的習俗，喜一愛一自己所事行業，以至于老死也不互相往來。
”到了近世，如果還要按這一套去辦事，那就等于堵塞人民的耳目，幾乎是無法行得通。
太史公說：神農氏以前的情況，我不了解。
至于像《詩》、《書》所述虞舜、夏朝以來的情況則是人們耳目總要聽到最好聽，看到最好看的，口胃總想嘗遍各種肉類的美味，身一體安于舒适快樂的環境，心中又誇耀有權勢、有才幹的光榮。
統治者讓這種風氣浸染百姓，已經很久了，即使用老子的這些妙論挨門逐戶地去勸說開導，終不能感化誰。
所以，最好的辦法是聽其自然，其次是随勢引導，其次是加以教誨，再次是制定規章制度加以約束，最壞的做法是與民争利。
太行山以西盛産木材、竹子、楮木、野麻、旄牛尾、玉石；太行山以東多有魚、鹽、漆、絲、美一女；江南出産楠木、梓樹、生姜、桂花、金、錫、鉛、朱砂、犀牛、玳瑁、珠子、象牙獸皮；龍門、碣石山以北地區盛産馬、牛、羊、氈裘、獸筋獸角；銅和鐵則分布在周圍千裡遠近，山中到處都是，有如棋子滿布。
這是關于各地物産分布的大緻情況。
這些都是中國人民所喜好的，習用的穿着、飲食、養生、送死之物。
所以，人們要靠農民耕種，取得食物，要靠虞人進山開采、漁夫下水捕捉，獲得物品，要靠工匠制造，取得器一具，要靠商人貿易，流通貨物。
這難道還需要官府發布政令，征發百姓，限期會集嗎？人們都憑自己的才能，竭盡自己的力量，來滿足自己的欲一望。
所以，低價的貨物能夠高價出一售，高價的貨物能夠低價購進。
人們各自努力經營自己的本業，樂于從事自己的工作，就像水從高處流向低處那樣，日日夜夜沒有休止的時候，不用招喚便會自動前來，不用請求便會生産出來。
這難道不是符合規律而得以自然發展的證明嗎？ 《
”農、工、商、虞這四個方面，是人民衣食的來源。
來源大則富裕，來源小則貧困；來源大了，上可以富國，下可以富家。
或貧或富，沒有誰能剝奪或施予，但機敏的人總是财富有餘，而愚笨的人卻往往衣食不足。
所以，姜太公被封在營丘時，那裡本來多是鹽堿地，人煙稀少，于是姜太公便鼓勵婦女緻力于紡織刺繡，極力提倡工藝技巧，又讓人們把魚類、海鹽返運到其他地區去，結果别國的人和财物紛紛流歸于齊國，就像錢串那樣，絡繹不絕，就像車輻那樣，聚集于此。
所以，齊國因能制造冠帶衣履供一應天下所用，東海、泰山之間的諸侯們便都整理衣袖去朝拜齊國。
後來，齊國中途衰落，管仲重新修治姜太公的事業，設立管理财政的九個官府，使齊桓公得以稱霸，多次以霸主身份會合諸侯，使天下政治得到匡正；而管仲本人也有了三歸台，官位雖隻是陪臣，卻比各國的君主還要富有。
從此，齊國富強，一直延續到威王、宣王之時。
所以說：“糧倉充實了，百姓就會懂得禮節；衣食豐足了，百姓就會知道榮辱。
”禮産生于富有，而廢棄于貧窮。
因此，君子富有了，就喜好去做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會随一心一所一欲地做他能做的事。
江河深，魚就在那裡生存；山林深，野獸就在那裡藏身；人富有了，仁義就會依附于他。
富有者得了勢越發顯赫，失了勢，依附于他的賓客也便無處容身，因而心情不快。
夷狄那裡，這種情況更為突出。
諺語說：“家有千金的人，不會犯法受刑死于鬧事。
”這不是空話。
所以說：“天下之人，熙熙攘攘，都是為利而來，為利而往。
”那些擁有千輛兵車的天子，享有萬戶封地的諸侯，占有百室封邑的大夫。
尚且擔心貧窮，何況編入戶口冊内的普通老百姓呢！ 從前，越王勾踐被圍困在會稽山上，于是任用範蠡、計然。
計然說：“知道要打仗，就要做好戰備；了解貨物何時為人需求購用，才算懂得商品貨物。
善于将時與用二者相對照，那麼各種貨物的供需行情就能看得很清楚。
所以，歲在金時，就豐收；歲在水時，就歉收；歲在木時，就饑馑；歲在火時，就幹旱。
旱時，就要備船以待澇；澇時，就要備車以待旱，這樣做符合事物發展的規律。
一般說來，六年一豐收，六年一幹旱，十二年有一次大饑荒。
出一售糧食，每鬥價格二十錢，農民會受損害；每鬥價格九十錢，商人要受損失。
商人受損失，錢财就不能流通到社會；農民受損害，田地就要荒蕪。
糧價每鬥價格最高不超過八十錢，最低不少于三十錢，那麼農民和商人都能得利。
糧食平價出一售，并平抑調整其他物價，關卡稅收和市場暴應都不缺乏，這是治國之道。
至于積貯貨物，應當務求完好牢靠，沒有滞留的貨币資金。
買賣貨物，凡屬容易fu敗和腐蝕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險囤居以求高價。
研究商品過剩或短缺的情況，就會懂得物價漲跌的道理。
物價貴到極點，就會返歸于賤；物價賤到極點，就要返歸于貴。
當貨物貴到極點時，要及時賣出，視同糞土；當貨物賤到極點時，要及時購進，視同珠寶。
貨物錢币的流通周轉要如同流水那樣。
”勾踐照計然策略治國十年，越國富有了，能用重金去收買兵士，使兵士們沖鋒陷陣，不顧箭射石擊，就像口渴時求得飲水那樣，終于報仇雪恥，滅掉吳國，繼而耀武揚威于中原，号稱“五霸”之一。
範蠡既已協助越王洗雪了會稽被困之恥，便長歎道：“計然的策略有七條，越國隻用了其中五條，就實現了雪恥的願望。
既然施用于治國很有效，我要把它用于治家。
”于是，他便乘坐小船漂泊江湖，改名換姓，到齊國改名叫鸱夷子皮，到了陶邑改名叫朱公。
朱公認為陶邑居于天下中心，與各地諸侯國四通八達，交流貨物十分便利。
于是就治理産業，囤積居奇，随機應變，與時逐利，而不責求他人。
所以，善于經營緻富的人，要能擇用賢人并把握時機。
十九年期間，他三次賺得千金之财，兩次分散給貧窮的朋友和遠房同姓的兄弟。
這就是所謂君子富有便喜好去做仁德之事了。
範蠡後來年老力衰而聽憑子孫，子孫繼承了他的事業并有所發展，終緻有了巨萬家财。
所以，後世談論富翁時，都稱頌陶朱公。
子貢曾在孔子那裡學習，離開後到衛國做官，又利用賣貴買賤的方法在曹國和魯國之間經商，孔門七十多個高徒之中，端木賜（即子貢）最為富有。
孔子的另一位高徒原憲窮得連糟糠都吃不飽，隐居在簡陋的小巷子裡。
而子貢卻乘坐四馬并辔齊頭牽引的車子，攜帶束帛厚禮去訪問、饋贈諸侯，所到之處，國君與他隻行賓主之禮，不行君臣之禮。
使孔子得以名揚天下的原因，是由于有子貢在人前人後輔助他。
這就是所謂得到形勢之助而使名聲更加顯著吧？ 白圭是西周人。
當魏文侯在位時，李克正緻力于開發土地資源，而白圭卻喜歡觀察市場行情和年景豐歉的變化，所以當貨物過剩低價抛售時，他就收購；當貨物不足高價索求時，他就出一售。
谷物成熟時，他買進糧食，出一售絲、漆；蠶繭結成時，他買進絹帛綿絮，出一售糧食。
他了解，太歲在卯位時，五谷豐收；轉年年景會不好。
太歲在午宮時，會發生旱災；轉年年景會很好。
太歲在酉位時，五谷豐收；轉年年景會變壞。
太歲在子位時，天下會大旱；轉年年景會很好，有雨水。
太歲複至卯位時，他囤積的貨物大緻比常年要增加一倍。
要增長錢财收入，他便收購質次的谷物；要增長谷子石鬥的容量，他便去買上等的谷物。
他能不講究吃喝，控制嗜好，節省穿戴，與雇用的奴仆同甘共苦，捕捉賺錢的時機就像猛獸猛禽捕捉食物那樣迅捷。
因此他說：“我幹經商緻富之事，就像伊尹、呂尚籌劃謀略，孫子、吳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變法那樣。
所以，如果一個人的智慧夠不上随機應變，勇氣夠不上果敢決斷，仁德不能夠正确取舍，強健不能夠有所堅守，雖然他想學習我的經商緻富之術，我終究不會教給他的。
”因而，天下人談論經商緻富之道都效法白圭。
白圭大概是有所嘗試，嘗試而能有所成就，這不是馬虎随便行一事就能成的。
猗頓是靠經營池鹽起家。
而邯鄲郭縱以冶鐵成就家業，其财富可與王侯相比。
烏氏倮經營畜牧業，等到牲畜繁殖衆多之時，便全部賣掉，再購求各種奇異之物和絲織品，暗中獻給戎王。
戎王以十倍于所獻物品的東西償還給他，送他牲畜，牲畜多到以山谷為單位來計算牛馬的數量。
秦始皇诏令烏氏倮位與封君同列，按規定時間同諸大臣進宮朝拜。
而巴郡寡一婦清的先祖自得到朱砂礦，竟獨攬其利達好幾代人，家産也多得不計其數。
清是個寡一婦，能守住先人的家業，用錢财來保護自己，不被别人侵犯。
秦始皇認為她是個貞婦而以客禮對待她，還為她修築了女懷清台。
烏氏倮不過是個邊鄙之人、畜牧主，巴郡寡一婦清是個窮鄉僻壤的寡一婦，卻能與皇帝分庭抗禮，名揚天下，這難道不是因為他們富有嗎？ 漢朝興起，天下統一，便開放關卡要道，解除開采山澤的禁令，因此富商大賈得以通行天下，交易的貨物無不暢通，他們的欲一望都能滿足，漢朝zheng府又遷徙豪傑、諸侯和大戶人家到京城。
關中地區從汧、雍二縣以東至黃河、華山，膏壤沃野方圓千裡。
從有虞氏、夏後氏實行貢賦時起就把這裡作為上等田地，後來公劉遷居到邠，周太一王、王季遷居岐山，文王興建豐邑，武王治理鎬京，因而這些地方的人民仍有先王的遺風，喜好農事，種植五谷，重視土地的價值，把做壞事看得很嚴重。
直到秦文公、德公、穆公定都雍邑，這裡地處隴、蜀貨物交流的要道，商人很多。
秦獻公遷居栎邑，栎邑北禦戎狄，東通三晉，也有許多大商人。
秦孝公和秦昭襄王治理鹹陽，漢朝藉此做為都城；長安附近的諸陵，四方人、物輻湊集中于此，地方很小，人口又多，所以當地百姓越來越玩一弄奇巧，從事商業。
關中地區以南則有巴郡、蜀郡。
巴蜀地區也是一片沃野，盛産栀子、生姜、朱砂、石材、銅、鐵和竹木之類的器一具。
南邊抵禦滇、僰，僰地多出僮仆。
西邊鄰近邛、笮，笮地出産馬和旄牛。
然而巴蜀地區四周閉塞，有千裡棧道，與關中無處不通，唯有褒斜通道控扼其口，勾聯四方道路，用多餘之物來交換短缺之物。
天水、隴西、北地和上郡與關中風俗相同，而西面有羌中的地利，北面有戎狄的牲畜，畜牧業居天下首位。
可是這裡地勢險要，隻有京城長安要約其通道。
所以，整個關中之地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也不過占天下十分之三；然而計算這裡的财富，卻占天下十分之六。
古時，唐堯定都河東晉陽，殷人定都河内殷墟，東周定都河南洛陽。
河東、河内與河南這三地居于天下的中心，好像鼎的三個足，是帝王們更疊建都的地方，建國各有數百年乃至上千年，這裡土地狹小，人口衆多，是各國諸侯集中聚會之處，所以當地民俗為小氣儉省，熟悉世故。
楊與平陽兩邑人民，向西可到秦和戎狄地區經商，向北可到種、代地區經商。
種、代在石邑以北，地靠匈奴，屢次遭受掠奪。
人民崇尚強直、好勝，以扶弱抑強為己任，不願從事農商諸業。
但因鄰近北方夷狄，軍隊經常往來，中原運輸來的物資，時有剩餘。
當地人民強悍而不務耕耘，從三家尚未分晉之時就已經對其慓悍感到憂慮，而到趙武靈王時就更加助長了這種風氣，當地習俗仍帶有趙國的遺風。
所以楊和平陽兩地的人民經營馳逐于其間，能得到他們所想要的東西。
溫、轵地區的人民向西可到上一黨一地區經商，向北可到趙、中山一帶經商。
中山地薄人多，在沙丘一帶還有纣王留下的殷人後代，百姓一性一情急躁，仰仗投機取巧度日謀生。
男子們常相聚遊戲玩耍，慷慨悲聲歌唱，白天糾合一起殺人搶劫，晚上挖墳盜墓、制作赝品、私鑄錢币；多有美色男子，去當歌舞藝人。
女子們常彈奏琴瑟，拖着鞋子，到處遊走，向權貴富豪獻媚讨好，有的被納入後宮，遍及諸侯之家。
然而邯鄲也是漳水、黃河之間的一個都市。
北面通燕、涿，南面有鄭、衛。
鄭、衛風俗與趙相似，但因地靠梁、魯，稍顯莊重而又注重節一操一。
衛君曾從濮上的帝丘遷徙到野王，野王地區民俗崇尚氣節，扶弱抑強，這是衛國的遺風。
燕國故都薊也是渤海、碣石山之間的一個都市。
南面通齊、趙，東北面與胡人交界。
從上谷到遼東一帶，地方遙遠，人口稀少，屢次遭侵擾，民俗大緻與趙、代地區相似，而百姓迅速捷兇悍，不一愛一思考問題，當地盛産魚、鹽、棗、栗。
北面鄰近烏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