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杜米埃史密斯的藍色時期
關燈
小
中
大
他明白這一點，但是考慮到住宿與豐盛的膳食不另收費，而且感覺到我具有真正的敬業精神，他希望我不至于因此而感到沮喪。
他熱切地期待着我發去正式接受職位的電報并愉快地等候我的到來，下面的落款是：你的新朋友與新領導，原任教于東京帝國美術學院的Ｊ．尤索托。
五分鐘之内，我正式接受職務的電報就發出去了。
奇怪的是，在激動中，或者很可能因為用博比的電話傳送電文而有點心虛，我這回大大約束了我那行雲流水的文風，把電文壓縮到了十個詞之内。
那天晚上，我照例在七點鐘去橢圓形餐廳和博比一起吃飯，這時我惱怒地發現他帶來了一個客人。
對我近來的課外活動我還沒有對博比說過或是暗示過一個字，我正非常渴望我們單獨在一起時向他公布這一剛獲知的驚人消息——對他作獨家報道。
那客人是位非常有魅力的少婦，離婚才幾個月，博比與她經常往來，也讓我碰見過幾次。
她是個各方面都很讨人喜歡的人，她對我的每一個企圖使我對她不那麼針鋒相對至少不那麼戒備森嚴的友好表示，我都一廂情願把它們理解為邀我任何時候隻要喜歡與方便，盡可以和她一起_蔔床一也就是說，一有機會趁博比不備之際，對她來說，這個博比顯然是老了點兒。
整頓飯過程中，我一直都沒有好聲氣，說話蹦一兩個字出來就算是客氣的。
最後，在喝咖啡時，我三言兩語地講了一下我暑期的新計劃。
我說完後，博比提了幾個很到點子上的問題。
我冷冰冰地，過于簡略地作了答複，擺出一副正統嫡傳皇太子絕對不會有錯的架勢。
“哦，這聽起來真讓人非常興奮呀!”博比的窖人說，還色迷迷地等着我把我未來在蒙特利爾的地址在桌子下面塞給她呢。
“我還以為你會和我一起去羅德島的呢，”博比說。
“哦，親愛的，别這麼對人家潑冷水呀，”Ｘ太太對他說道。
“我沒有，不過我想多了解一些睛況也是應該的呀，”博比說。
但我認為我從他的态度裡已經能看出，他腦子裡已經在盤算将預訂的去羅德島的火車包廂票換成下鋪票了。
“我認為這真是我一生中所聽到的最最美好，最最值得稱道的事情了，”x太太熱情地對我說道。
她雙眼裡閃現出堕落的邪光。
我從火車下來踩上蒙特利爾溫莎車站月台的那天是星期天，我身穿雙排扣米色軋别丁套服(我對這套衣服評價極高)，一件海軍藍法蘭絨襯衫，一條厚實的黃棉布領帶，一雙褐白兩色皮鞋，一頂巴拿馬草帽(這帽子是博比的，對我來說小了點兒)，還留着有三個星期曆史的紅棕色小胡子。
尤索托先生來接我了。
他是個矮小的人，還不到五薨尺高，穿一套不怎麼幹淨的亞麻布西服，腳上穿黑皮鞋，戴了頂四邊全朝上翹的黑平頂帽子。
我們握手時他既不笑，也沒有，我記得是這樣，對我說任何話。
他的表情是謎一般地深不可測——我用的這個詞兒是從薩克斯•羅默的“傅滿洲”（偵探小說中的狡中國主人公）系列的法譯本裡直接借來的。
而我呢，不知出于什麼原因，竟咧開了一張大嘴在笑。
我想笑得小一些都辦不到，更不用說繃住臉不笑了。
從溫莎車站坐公共汽車去學校隻有幾英裡路。
一路上，尤索托先生有沒有說滿五個詞我看都大可懷疑。
我不管他沉默不沉默，也許是正因為他沉默不語，我自順自說個不停，腳跷了起來，腳踝架在另一隻腳的膝蓋上，手心出汗了就一個勁地往短襪上蹭擦。
我像是非常急于要做的是：不僅反複重申我過去所說的謊話－什麼我跟杜米埃沾親啦，我妻子新近亡故啦，我在法國南部有小莊園啦－而且還要再往上添枝加葉。
最後，為了使自己擺脫這些痛苦的回憶以免不能自拔(事實上它們真的己開始使我感到有點痛苦了)，我把話題轉到我父母最要好的老友身上去：那位帕布洛•畢加索。
我稱他為Lepa（可憐的畢加索）。
(我不妨說明一下，我之所以選中畢加索，是因為我覺得他是在美國最知名的法國畫家。
我幹脆把加拿大也劃進美國版圖裡去了。
)為了讓尤索托先生長點見識，我以一種對一位已黯淡無光的巨匠的高度炫耀式的真實感情，回憶說，我不止一次對畢加索說過：“M.Ｐicaso,u(法語：畢加索先生，你要去向何方啊？）”而大師對這一針見血的問題的反應，是每一次都挪動着他那慢騰騰、鉛一般沉重的步了，穿過他的工作室，去看他的LPs（法語：街頭賣藝者們）的小小複制品，并且對于曾屬于他的已一去不複返的光輝不堪回首。
我們下公共汽車時我對尤索托先生解釋說，畢加索的毛病就出在他從不聽取任何人的意見——包括他最親密老友的意見在内。
1939年那會兒，“古典大師之友”在凡爾登，亦即蒙特利爾最最不吸引人的一個地區，一幢既小又毫無特色的三層樓建築——實際上是一座平民公寓－－中占了第二層。
學校下面，就是一家矯形器械商店。
“古典大師之友”全部校址就包括一個大房間和一間極小、沒有插銷的廁所。
盡管如此，我還是一進去就覺得這地方像是特别對我口味。
絕好的理由倒是有一個。
“教員辦公室”四壁上挂有許多配好框的畫－－都是水彩－－是尤索托先生的大作。
我至今偶爾還會夢見一隻白雁從極淡極淡的藍灰色天空中飛過，而且－這真是我所見到過最為大膽最為精椹的技藝了－－那淡藍的天光，或者說天藍的神韻，在鳥的羽翼上得到了映照。
這張畫就挂在尤索托夫人書桌的後上方。
這張畫－這一張以及另一兩張水平相近的畫，使得房間有了品位。
尤索托先生和我走進教室時，穿一身黑色、櫻桃色漂亮絲綢和服的尤索托夫人正手持一把短柄笤帚在掃地。
她頭發斑白，明顯比她丈夫高出一個頭，五官看上去更像是馬來人而不是日本人。
她中止了掃地迎着我們走過來，尤索托先生簡單地介紹了雙方。
在我看來，她跟尤索托先生全都一樣地深不可測，如果不是更加神秘的話。
接着尤索托先生建議帶我去看看我的房間，他(用法語)解釋說這裡剛剛騰空，原先是他兒子住的，現在去了不列颠哥倫比亞省在一個農場上千活。
(在他公共汽車上的長期保持沉默之後，我竟因他能連續說話而無比欣慰，我興高采烈地聽着。
)他又開始表示抱歉，因為他兒子房間裡沒有椅子隻有幾隻放在地闆上坐的墊子一不過我很快讓他相信這對我來說幾乎是歪打正着。
(事實上，我想我當時說了我憎恨椅子。
我是那麼的興奮，如果他告訴我的是他兒子房間裡白天黑夜都浸着一英尺深的水，我沒準會高興得輕喊一聲的。
我沒準會說我得了一種罕見的腳病，正需要每天在水裡泡八小時的腳呢。
)接着他領我登上一道吱嘎作響的木頭扶梯，進到我的房間。
爬到一半我相當有針對性地告訴他我是一個佛門弟子。
後來我卻得知，他和尤索托夫人都是基督教長老會的教徒。
那天深夜，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尤索托夫人做的日本－馬來式晚餐仍然ＥＮＭＡＳＳＥ（粘成一團）像台電梯似的沿着我的胸骨上上下下折騰，就在這房間牆壁的另-一面，不知尤索托夫婦中的哪一位開始在睡夢中呻吟起來。
那呻吟又高又細，斷斷續續的，倒不像成年人發出的而是來自一個可憐的、發育不全的嬰兒或是一隻有殘疾的小動物。
(這成了每晚必有的常規節日。
我始終沒弄清是先生還是太太發出這種聲音，更不用說是什麼原因了。
)我躺在那裡聽着實在受不了，便下床趿上拖鞋，摸黑走到一隻墊子那裡坐下。
我盤腿坐了好幾個鐘點一邊抽煙，抽完便在鞋底上壓滅，把煙頭放進我睡衣胸前口袋裡。
(尤索托夫婦不抽煙，因此房間裡哪兒都沒有煙灰缸。
)我是在清晨五時才好歹入睡的。
六點半時，尤索托先生來敲我的房門，告訴我早餐六點三刻開始。
他隔着門，問我睡得可好，我回答說“Oul不錯”接着我穿衣服——穿的是我的藍色套服，我認為這套西服對一位教師在開學第一天穿挺合适，又打了一條我母親以前送我的蘇爾卡紅領帶——我都沒有漱洗就匆匆忙忙穿過走廊進人尤索托家的廚房。
尤索托夫人正在爐前為早餐做魚，尤索托先生穿着他的BV．D内衣和褲子。
坐在廚房桌子前看一份日語報紙。
他對我漫不經心地點了點頭。
此時他們倆益發顯得深不可測了。
不一會兒，一盤說不上是什麼種類的魚放在了我的面前，邊上澆了一圈細細的但還是可以看得出的凝結了的番茄汁。
尤索托夫人問我，用英語——她的口音倒挺悅耳——我想不想要一隻雞蛋，可是我說：“Non，non，madame不不夫人，謝謝!”我說我從來不吃雞蛋。
尤索托先生将他的報紙靠在我的水杯上，我們三人就默不作聲地吃了起來；其實是他們在吃而我則是在默不作聲地機械式地強行下咽。
早餐用過，其實并不是非得馬上離開廚房不可，尤索托先生卻換上一件無領襯衫，尤索托夫人也解下她的圍裙，于是我們三人有點不大自然地排成單行步下樓梯進入教師辦公室。
在尤索托先生那張寬大的辦公桌上淩亂地攤放着一堆東西，是十來個還沒拆開的、鼓鼓的牛皮紙大信封。
在我眼裡，它們幾乎就是一些頭發剛剛梳刷得整整齊齊的新學生。
尤索托先生指定我該坐哪張桌子，那是房間裡最邊遠、最孤零零的一張，他讓我坐下。
接着，夫人站在他身邊，尤索托先生拆開了幾個信封。
他和尤索托夫人像是用某種方法檢查區分各種不同的内容似的，他們還時不時用日語交換意見，而我則端坐在房間另一頭，穿着我的藍套服，打着蘇爾卡領帶，做出一副既警覺又很耐心的樣子，而且還顯得多少是這單位不可或缺的人物似的。
我從西服背心口袋裡取出一把繪圖軟鉛筆，這是我從紐約帶來的，把它們放在寫字桌桌面上，動作盡可能不發出聲音。
有一回，尤索托先生不知為了什麼原因朝我瞥了 眼，我便回報以一個很過分的想讨他喜歡的媚笑。
接着，突然，對我連一個字和一個眼色都沒有，他們分别在自己的桌子前面坐下，開始工作。
這時大約是七點三十分。
九點鐘左右，尤索托先生摘下眼鏡，站起身，手裡拿着一疊紙張輕輕地走到我的桌邊。
我一個半小時以來半點事兒都沒幹，光是使是了勁兒不讓肚子咕噜咕噜地響出聲來。
他走近時我趕緊立起來，并且還稍稍伛下身子免得使自己顯得高大自傲。
他把這些紙張遞給我，問可否麻煩我将他批改的文字從法語譯成英語。
我說“ＯＵＩ法語好的先生”他略一躬身，又輕手輕腳走回自己桌前去了，我把我那砦繪圖軟鉛筆推到桌子一邊去，拿出我的自來水筆，便開始——心都幾乎要碎了——工作。
許多真正優秀的藝術家教起繪畫來一點也不比一個天生擅長教書的二把刀平庸畫家高明，尤索托先生的情況正是如此。
憑着他那實用性的“描改”之作－也就是說，他鋪在學生作業上描圖紙上所畫的作品——以及他在作業背後所寫的評語，他完全可以讓一個有正常資質的學生學會怎麼畫在一個可以辨認出來的豬圈裡的一頭可以辨認出來的豬，甚至是一個稀奇古怪的豬圈裡的一頭稀奇古怪的豬。
可是他卻無論如何也無法向任何人顯示如何畫一頭在漂亮的豬圈裡的漂亮的豬(而這，不消說，正是他的水平較高的學生最最渴望能通過郵局得到的那點小小的技法訣竅)。
我還得再補充一句，問題還不在
他熱切地期待着我發去正式接受職位的電報并愉快地等候我的到來，下面的落款是：你的新朋友與新領導，原任教于東京帝國美術學院的Ｊ．尤索托。
五分鐘之内，我正式接受職務的電報就發出去了。
奇怪的是，在激動中，或者很可能因為用博比的電話傳送電文而有點心虛，我這回大大約束了我那行雲流水的文風，把電文壓縮到了十個詞之内。
那天晚上，我照例在七點鐘去橢圓形餐廳和博比一起吃飯，這時我惱怒地發現他帶來了一個客人。
對我近來的課外活動我還沒有對博比說過或是暗示過一個字，我正非常渴望我們單獨在一起時向他公布這一剛獲知的驚人消息——對他作獨家報道。
那客人是位非常有魅力的少婦，離婚才幾個月，博比與她經常往來，也讓我碰見過幾次。
她是個各方面都很讨人喜歡的人，她對我的每一個企圖使我對她不那麼針鋒相對至少不那麼戒備森嚴的友好表示，我都一廂情願把它們理解為邀我任何時候隻要喜歡與方便，盡可以和她一起_蔔床一也就是說，一有機會趁博比不備之際，對她來說，這個博比顯然是老了點兒。
整頓飯過程中，我一直都沒有好聲氣，說話蹦一兩個字出來就算是客氣的。
最後，在喝咖啡時，我三言兩語地講了一下我暑期的新計劃。
我說完後，博比提了幾個很到點子上的問題。
我冷冰冰地，過于簡略地作了答複，擺出一副正統嫡傳皇太子絕對不會有錯的架勢。
“哦，這聽起來真讓人非常興奮呀!”博比的窖人說，還色迷迷地等着我把我未來在蒙特利爾的地址在桌子下面塞給她呢。
“我還以為你會和我一起去羅德島的呢，”博比說。
“哦，親愛的，别這麼對人家潑冷水呀，”Ｘ太太對他說道。
“我沒有，不過我想多了解一些睛況也是應該的呀，”博比說。
但我認為我從他的态度裡已經能看出，他腦子裡已經在盤算将預訂的去羅德島的火車包廂票換成下鋪票了。
“我認為這真是我一生中所聽到的最最美好，最最值得稱道的事情了，”x太太熱情地對我說道。
她雙眼裡閃現出堕落的邪光。
我從火車下來踩上蒙特利爾溫莎車站月台的那天是星期天，我身穿雙排扣米色軋别丁套服(我對這套衣服評價極高)，一件海軍藍法蘭絨襯衫，一條厚實的黃棉布領帶，一雙褐白兩色皮鞋，一頂巴拿馬草帽(這帽子是博比的，對我來說小了點兒)，還留着有三個星期曆史的紅棕色小胡子。
尤索托先生來接我了。
他是個矮小的人，還不到五薨尺高，穿一套不怎麼幹淨的亞麻布西服，腳上穿黑皮鞋，戴了頂四邊全朝上翹的黑平頂帽子。
我們握手時他既不笑，也沒有，我記得是這樣，對我說任何話。
他的表情是謎一般地深不可測——我用的這個詞兒是從薩克斯•羅默的“傅滿洲”（偵探小說中的狡中國主人公）系列的法譯本裡直接借來的。
而我呢，不知出于什麼原因，竟咧開了一張大嘴在笑。
我想笑得小一些都辦不到，更不用說繃住臉不笑了。
從溫莎車站坐公共汽車去學校隻有幾英裡路。
一路上，尤索托先生有沒有說滿五個詞我看都大可懷疑。
我不管他沉默不沉默，也許是正因為他沉默不語，我自順自說個不停，腳跷了起來，腳踝架在另一隻腳的膝蓋上，手心出汗了就一個勁地往短襪上蹭擦。
我像是非常急于要做的是：不僅反複重申我過去所說的謊話－什麼我跟杜米埃沾親啦，我妻子新近亡故啦，我在法國南部有小莊園啦－而且還要再往上添枝加葉。
最後，為了使自己擺脫這些痛苦的回憶以免不能自拔(事實上它們真的己開始使我感到有點痛苦了)，我把話題轉到我父母最要好的老友身上去：那位帕布洛•畢加索。
我稱他為Lepa（可憐的畢加索）。
(我不妨說明一下，我之所以選中畢加索，是因為我覺得他是在美國最知名的法國畫家。
我幹脆把加拿大也劃進美國版圖裡去了。
)為了讓尤索托先生長點見識，我以一種對一位已黯淡無光的巨匠的高度炫耀式的真實感情，回憶說，我不止一次對畢加索說過：“M.Ｐicaso,u(法語：畢加索先生，你要去向何方啊？）”而大師對這一針見血的問題的反應，是每一次都挪動着他那慢騰騰、鉛一般沉重的步了，穿過他的工作室，去看他的LPs（法語：街頭賣藝者們）的小小複制品，并且對于曾屬于他的已一去不複返的光輝不堪回首。
我們下公共汽車時我對尤索托先生解釋說，畢加索的毛病就出在他從不聽取任何人的意見——包括他最親密老友的意見在内。
1939年那會兒，“古典大師之友”在凡爾登，亦即蒙特利爾最最不吸引人的一個地區，一幢既小又毫無特色的三層樓建築——實際上是一座平民公寓－－中占了第二層。
學校下面，就是一家矯形器械商店。
“古典大師之友”全部校址就包括一個大房間和一間極小、沒有插銷的廁所。
盡管如此，我還是一進去就覺得這地方像是特别對我口味。
絕好的理由倒是有一個。
“教員辦公室”四壁上挂有許多配好框的畫－－都是水彩－－是尤索托先生的大作。
我至今偶爾還會夢見一隻白雁從極淡極淡的藍灰色天空中飛過，而且－這真是我所見到過最為大膽最為精椹的技藝了－－那淡藍的天光，或者說天藍的神韻，在鳥的羽翼上得到了映照。
這張畫就挂在尤索托夫人書桌的後上方。
這張畫－這一張以及另一兩張水平相近的畫，使得房間有了品位。
尤索托先生和我走進教室時，穿一身黑色、櫻桃色漂亮絲綢和服的尤索托夫人正手持一把短柄笤帚在掃地。
她頭發斑白，明顯比她丈夫高出一個頭，五官看上去更像是馬來人而不是日本人。
她中止了掃地迎着我們走過來，尤索托先生簡單地介紹了雙方。
在我看來，她跟尤索托先生全都一樣地深不可測，如果不是更加神秘的話。
接着尤索托先生建議帶我去看看我的房間，他(用法語)解釋說這裡剛剛騰空，原先是他兒子住的，現在去了不列颠哥倫比亞省在一個農場上千活。
(在他公共汽車上的長期保持沉默之後，我竟因他能連續說話而無比欣慰，我興高采烈地聽着。
)他又開始表示抱歉，因為他兒子房間裡沒有椅子隻有幾隻放在地闆上坐的墊子一不過我很快讓他相信這對我來說幾乎是歪打正着。
(事實上，我想我當時說了我憎恨椅子。
我是那麼的興奮，如果他告訴我的是他兒子房間裡白天黑夜都浸着一英尺深的水，我沒準會高興得輕喊一聲的。
我沒準會說我得了一種罕見的腳病，正需要每天在水裡泡八小時的腳呢。
)接着他領我登上一道吱嘎作響的木頭扶梯，進到我的房間。
爬到一半我相當有針對性地告訴他我是一個佛門弟子。
後來我卻得知，他和尤索托夫人都是基督教長老會的教徒。
那天深夜，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尤索托夫人做的日本－馬來式晚餐仍然ＥＮＭＡＳＳＥ（粘成一團）像台電梯似的沿着我的胸骨上上下下折騰，就在這房間牆壁的另-一面，不知尤索托夫婦中的哪一位開始在睡夢中呻吟起來。
那呻吟又高又細，斷斷續續的，倒不像成年人發出的而是來自一個可憐的、發育不全的嬰兒或是一隻有殘疾的小動物。
(這成了每晚必有的常規節日。
我始終沒弄清是先生還是太太發出這種聲音，更不用說是什麼原因了。
)我躺在那裡聽着實在受不了，便下床趿上拖鞋，摸黑走到一隻墊子那裡坐下。
我盤腿坐了好幾個鐘點一邊抽煙，抽完便在鞋底上壓滅，把煙頭放進我睡衣胸前口袋裡。
(尤索托夫婦不抽煙，因此房間裡哪兒都沒有煙灰缸。
)我是在清晨五時才好歹入睡的。
六點半時，尤索托先生來敲我的房門，告訴我早餐六點三刻開始。
他隔着門，問我睡得可好，我回答說“Oul不錯”接着我穿衣服——穿的是我的藍色套服，我認為這套西服對一位教師在開學第一天穿挺合适，又打了一條我母親以前送我的蘇爾卡紅領帶——我都沒有漱洗就匆匆忙忙穿過走廊進人尤索托家的廚房。
尤索托夫人正在爐前為早餐做魚，尤索托先生穿着他的BV．D内衣和褲子。
坐在廚房桌子前看一份日語報紙。
他對我漫不經心地點了點頭。
此時他們倆益發顯得深不可測了。
不一會兒，一盤說不上是什麼種類的魚放在了我的面前，邊上澆了一圈細細的但還是可以看得出的凝結了的番茄汁。
尤索托夫人問我，用英語——她的口音倒挺悅耳——我想不想要一隻雞蛋，可是我說：“Non，non，madame不不夫人，謝謝!”我說我從來不吃雞蛋。
尤索托先生将他的報紙靠在我的水杯上，我們三人就默不作聲地吃了起來；其實是他們在吃而我則是在默不作聲地機械式地強行下咽。
早餐用過，其實并不是非得馬上離開廚房不可，尤索托先生卻換上一件無領襯衫，尤索托夫人也解下她的圍裙，于是我們三人有點不大自然地排成單行步下樓梯進入教師辦公室。
在尤索托先生那張寬大的辦公桌上淩亂地攤放着一堆東西，是十來個還沒拆開的、鼓鼓的牛皮紙大信封。
在我眼裡，它們幾乎就是一些頭發剛剛梳刷得整整齊齊的新學生。
尤索托先生指定我該坐哪張桌子，那是房間裡最邊遠、最孤零零的一張，他讓我坐下。
接着，夫人站在他身邊，尤索托先生拆開了幾個信封。
他和尤索托夫人像是用某種方法檢查區分各種不同的内容似的，他們還時不時用日語交換意見，而我則端坐在房間另一頭，穿着我的藍套服，打着蘇爾卡領帶，做出一副既警覺又很耐心的樣子，而且還顯得多少是這單位不可或缺的人物似的。
我從西服背心口袋裡取出一把繪圖軟鉛筆，這是我從紐約帶來的，把它們放在寫字桌桌面上，動作盡可能不發出聲音。
有一回，尤索托先生不知為了什麼原因朝我瞥了 眼，我便回報以一個很過分的想讨他喜歡的媚笑。
接着，突然，對我連一個字和一個眼色都沒有，他們分别在自己的桌子前面坐下，開始工作。
這時大約是七點三十分。
九點鐘左右，尤索托先生摘下眼鏡，站起身，手裡拿着一疊紙張輕輕地走到我的桌邊。
我一個半小時以來半點事兒都沒幹，光是使是了勁兒不讓肚子咕噜咕噜地響出聲來。
他走近時我趕緊立起來，并且還稍稍伛下身子免得使自己顯得高大自傲。
他把這些紙張遞給我，問可否麻煩我将他批改的文字從法語譯成英語。
我說“ＯＵＩ法語好的先生”他略一躬身，又輕手輕腳走回自己桌前去了，我把我那砦繪圖軟鉛筆推到桌子一邊去，拿出我的自來水筆，便開始——心都幾乎要碎了——工作。
許多真正優秀的藝術家教起繪畫來一點也不比一個天生擅長教書的二把刀平庸畫家高明，尤索托先生的情況正是如此。
憑着他那實用性的“描改”之作－也就是說，他鋪在學生作業上描圖紙上所畫的作品——以及他在作業背後所寫的評語，他完全可以讓一個有正常資質的學生學會怎麼畫在一個可以辨認出來的豬圈裡的一頭可以辨認出來的豬，甚至是一個稀奇古怪的豬圈裡的一頭稀奇古怪的豬。
可是他卻無論如何也無法向任何人顯示如何畫一頭在漂亮的豬圈裡的漂亮的豬(而這，不消說，正是他的水平較高的學生最最渴望能通過郵局得到的那點小小的技法訣竅)。
我還得再補充一句，問題還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