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杜米埃史密斯的藍色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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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這樣做确實有任何意義――其實它連開始有點兒意義都還沒有――我想，我可能會以此篇拙作――不管它有多少價值，特别是它在某些段落上是否稍稍有點粗鄙，來紀念我那位已故的粗鄙的後父羅伯特•艾加德加尼安，人稱小博比，連我也這麼叫他――他于1947年死于血栓，死時他肯定會懷着些許悔恨，卻不會有絲毫怨恨。
他是一個有冒險精神,極具魅力又豪爽大方的人。
(在多年費盡心機有意避免對他使用這類帶傳奇色彩的形容詞之後，我現在覺得在這裡倒是非用不可了。
) 我的母親和父親是1928年冬天離婚的，當時我八歲，那年暮春，母親和博比•艾加德加尼安結了婚。
一年以後，博比在華爾街大崩潰中失去了他和母親所有的一切，看來剩下的隻是一根魔杖了。
總之，幾乎是一夜之間，博比把自己從一個已經完蛋的證券經紀人和再也樂不起來的bonviant(法語，十是的樂天派）變成獨立的美國畫廊和美術館聯合會的一個活躍，雖然多少有些不稱職的經紀人兼鑒定師。
幾星期後，也就是1930年初，我們這三人一組的“混成旅”從紐約遷居到巴黎，這地方對博比開展他的新業務更為有利：當時我十歲，崇尚冷酷(雖然還沒修煉到心如鐵石的地步)，因此對這次遠行絲毫不以為意。
倒是九年後我母親去世三個月之後重新搬回紐約，卻使我受到很大打擊，令我簡直不知所措。
我還記得就在博比和我抵達紐約一兩天後所發生的一什挺有意思的事。
當時我正在一輛擁擠不堪的沿萊克星頓大街走的公共汽車裡站着，手捏着緊挨司機座的搪瓷面立柱，跟身後那家夥屁股頂着屁股。
車子開過幾個街區司機都不斷對我們這些擠在前門附近的乘客發出一個簡短的命令：“挪挪窩哎，車後尾空地有的是。
”有人稍稍動了動，有的則根本不動。
最後，前面紅燈亮起給了司機一個機會，這個不勝其煩的人在座位上轉過身來朝上盯看我，我就在他的身後。
我那時十九歲，屬于不愛戴帽子的那類，留了個歐式大背頭，平直的黑頭發不特别幹淨，腦門往前鼓出是是有一英寸之多。
司機是用壓低的、幾乎是小心翼翼的聲音。
“怎麼樣，兄弟，”他說，“把那屁股挪一挪行不。
”我尋思，是“兄弟”那個詞把我惹火的。
連身子都不屑稍稍彎下一些——那樣就可以至少把談話，像他方才那樣，維持在一種私下的以及debo（法語：趣味高雅）的水平上——我用法語告訴他，他是個粗野、愚蠢、蠻橫的大笨蛋，他不知道我是多麼的恨他。
說完，我得意揚揚地朝車尾走去。
事情發展下去變得越來越糟了。
方才這事之後的一個來星期左右，一天下午，我從博比和我無限期住着的裡茲旅館出門，我仿佛覺得全紐約所有公共汽車上的座椅全給卸了下來，搬出來并且安到了大街上，這兒正如火如荼地進行着一場規模極其巨大的搶座位遊。
我尋思我也許會願意參加遊戲的，倘若曼哈頓教堂作出特許．保證在我坐下之前所有别的遊戲參加者都畢恭畢敬地站着的話。
等我弄清楚這樣的事絕不可能發生後，我便采取了更為直截了當的行動。
我祈求這個城市能把人口清除掉一些，祈求我能享受獨身自處的福分——讓一我一個人呆會兒呀：這正是那句幾乎随時随地都可聽到而且傳遞起來從不被耽誤的紐約人的祈禱語，于是，頓時，我所接觸到的一切就變成了堅不可摧的死寂。
每天上午和下午前半段，我都得到第48街和萊克星頓大街口一所美術學校去一自己本人得去——上課，這真讓我覺得煩透了。
(就在博比和我離開巴黎前的那一個星期裡，我在弗雷伯格畫廊舉辦的全國少年畫展上拿到過三個一等獎呢。
在返美航程中，我總用房艙的鏡子來觀察我與艾爾•格列柯形象上怪異的相似之處。
)一星期三個後半下午，我又得去坐在牙醫座椅上，在那上面幾個月裡我被拔掉八顆牙，其中三顆是門牙。
一周剩下的那兩個下午，我通常在各個美術畫廊裡打發時間，它們大都開毆在第47大街上，我在那裡就差沒噓那些美國展品了。
晚上我一般都用在讀書上面。
我買了完整的一套“哈佛經典叢書－主要是因為博比說咱們套間裡沒地兒放這些東西——我還存心鬧别扭把整套五十本書全念完了。
深夜，我幾乎一天不落地在我和博比共住的那間房裡兩張單人床之間支起畫架，大畫特畫。
根據我1939年的日記，單單一個月裡我就完成了十八幅油畫。
很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十七幅都是自畫像。
但是有時候，那也許是因為我的文藝女神忽然異想天開了，我竟撂下油畫畫起漫畫來。
其中的一幅我仍然保存着。
上面顯示出一張深邃的大嘴，是一個人在讓牙醫治病。
那人的舌頭幹脆就是一張?百元的美國國庫券，而牙醫在用法語傷心地對他說：“我着那顆臼齒還能保住，可是舌頭怕是非拿掉不可了。
”這要算是我非常心愛的一幅作品了。
博比和我同住一室，我們的關系多多少少相當于，這麼說吧，一個特别主張“自己活也讓别人活”的哈佛高年級生跟一個特别不招人喜歡的劍橋報童之間會出現的那種關系。
幾個星期後，當我們逐漸發現我們都愛着同一個已不在人世的女子時，這對我們關系的改進更是毫無好處。
事實上，這樣的發現竟使一種很讓人覺得别扭的“阿方斯（連環畫中極客氣的人物之一），您先請”的關系出現。
我們每次在衛生間門口險些撞上時，兩人都故意作出一副歡快燦爛的笑容。
1939年5月裡的一個星期裡，也就是博比和我登記住進裡茲旅館的十個月後，我在一份魁北克出版的報紙(那是我胡花錢訂閱的十六份法語報紙刊物中的一種)上看到一條占了四分之一欄目的廣告，是一家蒙特利爾的美術函授學校花錢登的。
上面呼籲所有合乎條件的教師——事實上，那口氣真是誠懇得再不能更加fortement強烈了－立即去向加拿大最最新型、最最先進的美術函授學校申請任職。
申請任教者，廣告上寫明，應能熟練掌握法、英兩種語言，面且隻有生活習慣上有節制、性格上無可指摘者方可申請。
“LesA…Des古典大師之友法語”夏季班定于6月10日正式開學。
廣告還說，送交審定的樣品應表現出學院藝術與商業藝術兩方面的水平，作品請寄交前東京帝國美術學院校長尤索托先生。
我頓時就覺得自己幾乎無須有任何根據就是符合條件的，我從博比床底下取出他的赫耳墨斯牌小型手提打字機，用法語給尤索托先生寫了一封沒有節制的長信－－為此，我把萊克星頓大街美術學校上午的幾節課都曠掉了。
我開頭那段就寫了差不多有三頁，而且幾乎是一口氣寫成的。
我說我二十九歲，是奧諾雷•杜米埃的曾侄孫。
我說由于妻子過世，我不久前剛剛離開自己在法國南部微薄的地産，到美國來與一位病弱的親戚住在一起——是暫時性的，我還特地說明。
我說，我自幼一直作畫，隻不過聽從了我父母的交往多年的摯友帕布洛•畢加索的勸告，從未将作品展出過。
盡管如此，現在巴黎的一些最講究、決非nouv（新貴戶）的家庭裡挂有不少我的油畫與水彩畫作品，在那裡，它們已經博得（法語）當今一些眼光最為挑剔的批評家的高度重視。
我又說，自從我的妻子因患一種ulcerat（法語，癌性潰瘍）而過早悲慘地去世後，我曾認真考慮過再也不握筆作畫了。
可是最近累遭經濟損失使我改變了原先真心作出的resolut（決定）。
我說，一俟我在巴黎的經紀人将我的作品寄到，我定将挑選其中一些敬呈“古典大師之友”求正，無須說，我将tre（法語：非常緊迫）地寫信去讓經紀人速速辦理。
我最後落款道：一如既往無比敬重您的JeandeDaumier-Smith(法語：讓.德.杜米埃.史密斯） 這是我所選中的化名，選這個名字花的時間幾乎與寫整封信一樣多。
寫這封信我用的是鋪蓋商品的紗紙。
不過，我卻将它裝進一隻裡茲旅館的信封。
接着，在貼上一枚從博比上格抽屜裡找到的“特種快遞”郵票後，我将信拿下樓去扔進大廳那兒的總信箱投入口。
半路上我停了下，找到管分信的職員(這人顯然很讨厭我)叫他留心今後寄給德•杜米埃一史密斯的信函。
然後，大約兩點三十分光景，我溜進第48街的美術學校的解剖學課堂。
班上的同學頭一次讓我覺得看上去還算順眼。
在随後的四天裡，我用了我所有的空餘時間，再加上一些不完全屬于我的時間，按我想像中典型美國商業藝術的風格，畫了十來幅樣圖。
我作的主要的是淡水彩畫，但有時，為了露一手，也畫了些素描。
我畫一些穿晚禮服的人從一輛輛高級轎車裡走出來，去參加劇場的首演儀式一是一雙雙、一對對瘦削、挺拔、優雅絕倫的男女，他們顯然一輩子從未因為腋窩清洗得不夠細緻而感到苦惱，事實上，他們大概是連腋窩都沒有的。
我還畫了些皮膚曬得黝黑身坯魁偉的年輕人，一色兒的白色晚禮服，坐在綠松石色遊泳池邊的白桌子旁，互相興高采烈地祝酒，高腳杯裡盛的是價格不算貴但顯然正極其當紅的黑麥威士忌。
我還畫了些面色紅潤，天生是上廣告牌料的兒童，他們心情愉快、身體健康得無以複加，正把吃早餐的空碗舉起，高高興興地要求給他們再添一些。
我畫了些在玩滑水闆的開心大笑、Rx房高聳的姑娘，她們無憂無慮，因為受到充分保護，絕對不會因為牙龈出血、而部有瑕疵、頭發難看、人壽保險上出了問題或不夠資格參加這樣的全民性麻煩而感到不快。
我還畫了些家庭主婦，她們在得到稱心如意的皂片之前，讓世人看到的是一副頭發蓬亂、身材臃腫的樣子，孩子不聽話，丈夫感情冷淡，而她們手上皮膚粗糙(雖然手長得還是挺秀氣的)，她們的廚房(大倒是很大)亂成了一團糟。
這些樣品畫完之後，我立即寄給了尤索托先生，一同寄去的還有六七幅我從法國帶回來的非商業性繪畫。
另外我還附上一張我自認為是寫得很漫不經心的字條，裡面稍稍透露了一些個有着非常豐富人生經曆的人的小故事，此人無比寂寞，受到種種磨難，遵循着最純粹的浪漫主義傳統，卻登上了自己領域中高寒、白雪皚皚的險峻的頂峰。
接下去的幾天真讓人極度地坐立不安，可是一個星期未過，我就收到了尤索托先生的一封信，表示願意接受我為“古典大師之友”的教員。
信是用英語寫的，雖然我去信用的是法語。
(我後來知悉尤索托先生懂法語卻不懂英語，他不知出于什麼原因，把回信的事交給了尤索托太太來辦，她具有一些實用英語的知識。
)尤索托先生說，夏季班可能是一年中最忙的一班，6月24日開學。
他指出，這就使我差不多能有五個星期來料理我這邊的事務。
他還說了幾句話，對于，實際上就是對于我新近感情上與财務上所遭到的挫折，表示了無限的同情。
他希望我能安排好一切，在6月23日星期天向“古典大師之友”報到，以便熟悉工作并且與其他的教師結為“良友”(我後來知道，其他的教師隻有兩位，亦即尤索托先生與夫人)。
他深表遺憾，說學校的規章制度中沒有為新教員預付交通費用這一條。
一開始時，上資為每周二十八元－這當然不是一筆非常大的數目，尤索托先生說
他是一個有冒險精神,極具魅力又豪爽大方的人。
(在多年費盡心機有意避免對他使用這類帶傳奇色彩的形容詞之後，我現在覺得在這裡倒是非用不可了。
) 我的母親和父親是1928年冬天離婚的，當時我八歲，那年暮春，母親和博比•艾加德加尼安結了婚。
一年以後，博比在華爾街大崩潰中失去了他和母親所有的一切，看來剩下的隻是一根魔杖了。
總之，幾乎是一夜之間，博比把自己從一個已經完蛋的證券經紀人和再也樂不起來的bonviant(法語，十是的樂天派）變成獨立的美國畫廊和美術館聯合會的一個活躍，雖然多少有些不稱職的經紀人兼鑒定師。
幾星期後，也就是1930年初，我們這三人一組的“混成旅”從紐約遷居到巴黎，這地方對博比開展他的新業務更為有利：當時我十歲，崇尚冷酷(雖然還沒修煉到心如鐵石的地步)，因此對這次遠行絲毫不以為意。
倒是九年後我母親去世三個月之後重新搬回紐約，卻使我受到很大打擊，令我簡直不知所措。
我還記得就在博比和我抵達紐約一兩天後所發生的一什挺有意思的事。
當時我正在一輛擁擠不堪的沿萊克星頓大街走的公共汽車裡站着，手捏着緊挨司機座的搪瓷面立柱，跟身後那家夥屁股頂着屁股。
車子開過幾個街區司機都不斷對我們這些擠在前門附近的乘客發出一個簡短的命令：“挪挪窩哎，車後尾空地有的是。
”有人稍稍動了動，有的則根本不動。
最後，前面紅燈亮起給了司機一個機會，這個不勝其煩的人在座位上轉過身來朝上盯看我，我就在他的身後。
我那時十九歲，屬于不愛戴帽子的那類，留了個歐式大背頭，平直的黑頭發不特别幹淨，腦門往前鼓出是是有一英寸之多。
司機是用壓低的、幾乎是小心翼翼的聲音。
“怎麼樣，兄弟，”他說，“把那屁股挪一挪行不。
”我尋思，是“兄弟”那個詞把我惹火的。
連身子都不屑稍稍彎下一些——那樣就可以至少把談話，像他方才那樣，維持在一種私下的以及debo（法語：趣味高雅）的水平上——我用法語告訴他，他是個粗野、愚蠢、蠻橫的大笨蛋，他不知道我是多麼的恨他。
說完，我得意揚揚地朝車尾走去。
事情發展下去變得越來越糟了。
方才這事之後的一個來星期左右，一天下午，我從博比和我無限期住着的裡茲旅館出門，我仿佛覺得全紐約所有公共汽車上的座椅全給卸了下來，搬出來并且安到了大街上，這兒正如火如荼地進行着一場規模極其巨大的搶座位遊。
我尋思我也許會願意參加遊戲的，倘若曼哈頓教堂作出特許．保證在我坐下之前所有别的遊戲參加者都畢恭畢敬地站着的話。
等我弄清楚這樣的事絕不可能發生後，我便采取了更為直截了當的行動。
我祈求這個城市能把人口清除掉一些，祈求我能享受獨身自處的福分——讓一我一個人呆會兒呀：這正是那句幾乎随時随地都可聽到而且傳遞起來從不被耽誤的紐約人的祈禱語，于是，頓時，我所接觸到的一切就變成了堅不可摧的死寂。
每天上午和下午前半段，我都得到第48街和萊克星頓大街口一所美術學校去一自己本人得去——上課，這真讓我覺得煩透了。
(就在博比和我離開巴黎前的那一個星期裡，我在弗雷伯格畫廊舉辦的全國少年畫展上拿到過三個一等獎呢。
在返美航程中，我總用房艙的鏡子來觀察我與艾爾•格列柯形象上怪異的相似之處。
)一星期三個後半下午，我又得去坐在牙醫座椅上，在那上面幾個月裡我被拔掉八顆牙，其中三顆是門牙。
一周剩下的那兩個下午，我通常在各個美術畫廊裡打發時間，它們大都開毆在第47大街上，我在那裡就差沒噓那些美國展品了。
晚上我一般都用在讀書上面。
我買了完整的一套“哈佛經典叢書－主要是因為博比說咱們套間裡沒地兒放這些東西——我還存心鬧别扭把整套五十本書全念完了。
深夜，我幾乎一天不落地在我和博比共住的那間房裡兩張單人床之間支起畫架，大畫特畫。
根據我1939年的日記，單單一個月裡我就完成了十八幅油畫。
很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十七幅都是自畫像。
但是有時候，那也許是因為我的文藝女神忽然異想天開了，我竟撂下油畫畫起漫畫來。
其中的一幅我仍然保存着。
上面顯示出一張深邃的大嘴，是一個人在讓牙醫治病。
那人的舌頭幹脆就是一張?百元的美國國庫券，而牙醫在用法語傷心地對他說：“我着那顆臼齒還能保住，可是舌頭怕是非拿掉不可了。
”這要算是我非常心愛的一幅作品了。
博比和我同住一室，我們的關系多多少少相當于，這麼說吧，一個特别主張“自己活也讓别人活”的哈佛高年級生跟一個特别不招人喜歡的劍橋報童之間會出現的那種關系。
幾個星期後，當我們逐漸發現我們都愛着同一個已不在人世的女子時，這對我們關系的改進更是毫無好處。
事實上，這樣的發現竟使一種很讓人覺得别扭的“阿方斯（連環畫中極客氣的人物之一），您先請”的關系出現。
我們每次在衛生間門口險些撞上時，兩人都故意作出一副歡快燦爛的笑容。
1939年5月裡的一個星期裡，也就是博比和我登記住進裡茲旅館的十個月後，我在一份魁北克出版的報紙(那是我胡花錢訂閱的十六份法語報紙刊物中的一種)上看到一條占了四分之一欄目的廣告，是一家蒙特利爾的美術函授學校花錢登的。
上面呼籲所有合乎條件的教師——事實上，那口氣真是誠懇得再不能更加fortement強烈了－立即去向加拿大最最新型、最最先進的美術函授學校申請任職。
申請任教者，廣告上寫明，應能熟練掌握法、英兩種語言，面且隻有生活習慣上有節制、性格上無可指摘者方可申請。
“LesA…Des古典大師之友法語”夏季班定于6月10日正式開學。
廣告還說，送交審定的樣品應表現出學院藝術與商業藝術兩方面的水平，作品請寄交前東京帝國美術學院校長尤索托先生。
我頓時就覺得自己幾乎無須有任何根據就是符合條件的，我從博比床底下取出他的赫耳墨斯牌小型手提打字機，用法語給尤索托先生寫了一封沒有節制的長信－－為此，我把萊克星頓大街美術學校上午的幾節課都曠掉了。
我開頭那段就寫了差不多有三頁，而且幾乎是一口氣寫成的。
我說我二十九歲，是奧諾雷•杜米埃的曾侄孫。
我說由于妻子過世，我不久前剛剛離開自己在法國南部微薄的地産，到美國來與一位病弱的親戚住在一起——是暫時性的，我還特地說明。
我說，我自幼一直作畫，隻不過聽從了我父母的交往多年的摯友帕布洛•畢加索的勸告，從未将作品展出過。
盡管如此，現在巴黎的一些最講究、決非nouv（新貴戶）的家庭裡挂有不少我的油畫與水彩畫作品，在那裡，它們已經博得（法語）當今一些眼光最為挑剔的批評家的高度重視。
我又說，自從我的妻子因患一種ulcerat（法語，癌性潰瘍）而過早悲慘地去世後，我曾認真考慮過再也不握筆作畫了。
可是最近累遭經濟損失使我改變了原先真心作出的resolut（決定）。
我說，一俟我在巴黎的經紀人将我的作品寄到，我定将挑選其中一些敬呈“古典大師之友”求正，無須說，我将tre（法語：非常緊迫）地寫信去讓經紀人速速辦理。
我最後落款道：一如既往無比敬重您的JeandeDaumier-Smith(法語：讓.德.杜米埃.史密斯） 這是我所選中的化名，選這個名字花的時間幾乎與寫整封信一樣多。
寫這封信我用的是鋪蓋商品的紗紙。
不過，我卻将它裝進一隻裡茲旅館的信封。
接着，在貼上一枚從博比上格抽屜裡找到的“特種快遞”郵票後，我将信拿下樓去扔進大廳那兒的總信箱投入口。
半路上我停了下，找到管分信的職員(這人顯然很讨厭我)叫他留心今後寄給德•杜米埃一史密斯的信函。
然後，大約兩點三十分光景，我溜進第48街的美術學校的解剖學課堂。
班上的同學頭一次讓我覺得看上去還算順眼。
在随後的四天裡，我用了我所有的空餘時間，再加上一些不完全屬于我的時間，按我想像中典型美國商業藝術的風格，畫了十來幅樣圖。
我作的主要的是淡水彩畫，但有時，為了露一手，也畫了些素描。
我畫一些穿晚禮服的人從一輛輛高級轎車裡走出來，去參加劇場的首演儀式一是一雙雙、一對對瘦削、挺拔、優雅絕倫的男女，他們顯然一輩子從未因為腋窩清洗得不夠細緻而感到苦惱，事實上，他們大概是連腋窩都沒有的。
我還畫了些皮膚曬得黝黑身坯魁偉的年輕人，一色兒的白色晚禮服，坐在綠松石色遊泳池邊的白桌子旁，互相興高采烈地祝酒，高腳杯裡盛的是價格不算貴但顯然正極其當紅的黑麥威士忌。
我還畫了些面色紅潤，天生是上廣告牌料的兒童，他們心情愉快、身體健康得無以複加，正把吃早餐的空碗舉起，高高興興地要求給他們再添一些。
我畫了些在玩滑水闆的開心大笑、Rx房高聳的姑娘，她們無憂無慮，因為受到充分保護，絕對不會因為牙龈出血、而部有瑕疵、頭發難看、人壽保險上出了問題或不夠資格參加這樣的全民性麻煩而感到不快。
我還畫了些家庭主婦，她們在得到稱心如意的皂片之前，讓世人看到的是一副頭發蓬亂、身材臃腫的樣子，孩子不聽話，丈夫感情冷淡，而她們手上皮膚粗糙(雖然手長得還是挺秀氣的)，她們的廚房(大倒是很大)亂成了一團糟。
這些樣品畫完之後，我立即寄給了尤索托先生，一同寄去的還有六七幅我從法國帶回來的非商業性繪畫。
另外我還附上一張我自認為是寫得很漫不經心的字條，裡面稍稍透露了一些個有着非常豐富人生經曆的人的小故事，此人無比寂寞，受到種種磨難，遵循着最純粹的浪漫主義傳統，卻登上了自己領域中高寒、白雪皚皚的險峻的頂峰。
接下去的幾天真讓人極度地坐立不安，可是一個星期未過，我就收到了尤索托先生的一封信，表示願意接受我為“古典大師之友”的教員。
信是用英語寫的，雖然我去信用的是法語。
(我後來知悉尤索托先生懂法語卻不懂英語，他不知出于什麼原因，把回信的事交給了尤索托太太來辦，她具有一些實用英語的知識。
)尤索托先生說，夏季班可能是一年中最忙的一班，6月24日開學。
他指出，這就使我差不多能有五個星期來料理我這邊的事務。
他還說了幾句話，對于，實際上就是對于我新近感情上與财務上所遭到的挫折，表示了無限的同情。
他希望我能安排好一切，在6月23日星期天向“古典大師之友”報到，以便熟悉工作并且與其他的教師結為“良友”(我後來知道，其他的教師隻有兩位，亦即尤索托先生與夫人)。
他深表遺憾，說學校的規章制度中沒有為新教員預付交通費用這一條。
一開始時，上資為每周二十八元－這當然不是一筆非常大的數目，尤索托先生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