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一種态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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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不幹，然而這不甘糟啜醨的心情，尚難得社會同情，反作成一種奚落，“這個人已落了伍，趕不上時代”。
堅貞明知素樸誠實的落了伍，另一些人似乎前進了。
試看看近十年來若幹“前進”作家的翻雲覆雨表現，也就夠給人深長思！ 即始終不移所信所守的有許多人豈不是雖得夥兒伴兒合作來支持他做“作家”的名分，還不能産生什麼像樣作品？ 拿筆的人自然都需要讀者，且不至于拒絕多數讀者的信托和同感。
可是一個有藝術良心的作家，對于讀者終有個選擇，并不一例重看。
他不會把商業技巧與政治宣傳上弄來的大群讀者，認為作品成功的象征。
文學作品雖仰賴一個商業組織來分配，與肥皂牙膏究不相同。
政治雖有其莊嚴處，然而如果遇到二三與文學運動不相幹的小政客，也隻想用文學來裝點政治場面，作者又居然不問是非好壞，用個“阿谀作風”來取得“風氣阿谀”時，不僅是文學的莊嚴因之毀去，即政治的莊嚴也會給這種猥瑣設計與猥瑣願望毀去！近代政治技術雖能産生偉大政治家，可不聞在同樣安排中産生過偉大藝術家或文學家。
一個政治家能在機會中控制群衆情感。
取得群衆好感，并好好用群衆能力，即可造成偉大事業。
一個音樂家或文學家其所以偉大，卻得看他能否好好控制運用音符文字。
新聞政策雖能使一個政治家偉大，若藝術家文學家失去與民族情感接觸的正當原則，僅圖利用政治上的包庇慣性和商業上的宣傳方式，取得群衆一時間的認可，個人雖小有所得，事實上卻已把藝術文學在這個不良關系上完全墜落了。
近十餘年來的情形，一個真有遠見的政治思想家，一個對新文學發展過程有深刻理解的文學理論家，批評家，以及一個對寫作有宏願與堅信的作家，對于這問題得失，都應當清清楚楚。
現狀的過去，隻作成社會上這部門工作的标準分歧，以及由于這種分歧引起的思想混亂，北伐統一後最近十年中年青人生命國力的種種犧牲。
二十歲以上的人，必尚保留一個痛苦印象，現狀的繼續，另一面便作成目下事實：國内少數優秀作家，在剝削與限制習慣中，尚無法用工作收入應付生活。
許多莫名其妙的人物，不折不扣的驵儈，倒各有所成，為文運中不可少的分子。
事情顯明，一種新的文學觀，不特為明日文學所需要，亦為明日社會不可少。
國家進步的理想，為民主原則的實現。
民主政治的象征，屬于權利方面雖各有解釋，近于義務方面，則為各業的分工與專門家擡頭。
在這種情形中，一個純思想家，一個文學家，或一個政治家，實各有其偉大莊嚴處。
即照近代一般簡單口号，“一切與政治不可分”，然而一切問題與政治關系，卻因為分工分業，就必需重造。
尤其是為政治的莊嚴着想，更不能不将關系重造。
照近廿年來的社會趨勢，一種唯利唯實的人生觀，在普通社會中層分子中實現到處可以發現。
許多事業都以用最少勞力得到最大成功為原則，個人或社團的理想，說來雖動人堂皇，實際竟常與得到“數量”不可分，有時且與得到“貨币”不可分。
中層分子人生觀，既在各種支配階級中占絕大勢力，因之在國家設計上，就都不可免見出一點功利氣味，看得近，看得淺，處處估計到本錢和子息，不做賠本生意。
我們常常聽人說到的“現代政治家”，事實上這些人有時卻近于一個商行管事，或一個企業公司的高級職員，不過是因緣時會，從信仰這個擁護那個方式中變成一個官僚罷了。
這種人精明能幹處，雖是應付目前事實，舉凡略與事實相遠的問題，與小團體功利目的不相符的計劃，即無從存在或實現。
普通所謂“思想家”，在一般傾向上，也就不知不覺變成了“政治公文”的訓話家或修辭學人物。
社會上另一部分有識無位的知識分子，在凝固情感中無可為力，自然隻好用個獨善其身的退縮态度混下去，拖下去。
……然而我們在承認“一切屬于政治”這個名詞的嚴肅意味時，一定明白任何國家組織中，卻應當是除了幾個發号施令的負責人以外，還有一組顧問，一群專家，這些人的活動，雖根據的是各種專門知識，其所以使他們活動，照例還是根據某種抽象原則而來的。
這些抽象原則，又必然是過去一時思想家（哲人或詩人）對于人類的夢想與奢望所建立。
說不定那些原則已陳舊了，僵固了，失去了作用和意義，在運用上即見出扡隔與困難。
高尚原則的重造，既無可望于當前思想家，原則的善為運用，又無可望于當前的政治家，一個文學作家若能将工作奠基于對這種原則的理解以及綜合，實際人性人生知識的運用，能用文學作品作為說明，即可供給這些指導者一種最好參考，或重造一些原則，且可作後來指導者的指導。
新的經典之所以為經典，即從這種工作任務的重新認識，與工作态度的明确，以及對于“習慣”的否定而定。
從這個認識下産生的優秀作品，比普通公務員或宣傳家所能成就的事功，自然來得長久得多，也堅實得多！
堅貞明知素樸誠實的落了伍，另一些人似乎前進了。
試看看近十年來若幹“前進”作家的翻雲覆雨表現，也就夠給人深長思！ 即始終不移所信所守的有許多人豈不是雖得夥兒伴兒合作來支持他做“作家”的名分，還不能産生什麼像樣作品？ 拿筆的人自然都需要讀者，且不至于拒絕多數讀者的信托和同感。
可是一個有藝術良心的作家，對于讀者終有個選擇，并不一例重看。
他不會把商業技巧與政治宣傳上弄來的大群讀者，認為作品成功的象征。
文學作品雖仰賴一個商業組織來分配，與肥皂牙膏究不相同。
政治雖有其莊嚴處，然而如果遇到二三與文學運動不相幹的小政客，也隻想用文學來裝點政治場面，作者又居然不問是非好壞，用個“阿谀作風”來取得“風氣阿谀”時，不僅是文學的莊嚴因之毀去，即政治的莊嚴也會給這種猥瑣設計與猥瑣願望毀去！近代政治技術雖能産生偉大政治家，可不聞在同樣安排中産生過偉大藝術家或文學家。
一個政治家能在機會中控制群衆情感。
取得群衆好感，并好好用群衆能力，即可造成偉大事業。
一個音樂家或文學家其所以偉大，卻得看他能否好好控制運用音符文字。
新聞政策雖能使一個政治家偉大，若藝術家文學家失去與民族情感接觸的正當原則，僅圖利用政治上的包庇慣性和商業上的宣傳方式，取得群衆一時間的認可，個人雖小有所得，事實上卻已把藝術文學在這個不良關系上完全墜落了。
近十餘年來的情形，一個真有遠見的政治思想家，一個對新文學發展過程有深刻理解的文學理論家，批評家，以及一個對寫作有宏願與堅信的作家，對于這問題得失，都應當清清楚楚。
現狀的過去，隻作成社會上這部門工作的标準分歧，以及由于這種分歧引起的思想混亂，北伐統一後最近十年中年青人生命國力的種種犧牲。
二十歲以上的人，必尚保留一個痛苦印象，現狀的繼續，另一面便作成目下事實：國内少數優秀作家，在剝削與限制習慣中，尚無法用工作收入應付生活。
許多莫名其妙的人物，不折不扣的驵儈，倒各有所成，為文運中不可少的分子。
事情顯明，一種新的文學觀，不特為明日文學所需要，亦為明日社會不可少。
國家進步的理想，為民主原則的實現。
民主政治的象征，屬于權利方面雖各有解釋，近于義務方面，則為各業的分工與專門家擡頭。
在這種情形中，一個純思想家，一個文學家，或一個政治家，實各有其偉大莊嚴處。
即照近代一般簡單口号，“一切與政治不可分”，然而一切問題與政治關系，卻因為分工分業，就必需重造。
尤其是為政治的莊嚴着想，更不能不将關系重造。
照近廿年來的社會趨勢，一種唯利唯實的人生觀，在普通社會中層分子中實現到處可以發現。
許多事業都以用最少勞力得到最大成功為原則，個人或社團的理想，說來雖動人堂皇，實際竟常與得到“數量”不可分，有時且與得到“貨币”不可分。
中層分子人生觀，既在各種支配階級中占絕大勢力，因之在國家設計上，就都不可免見出一點功利氣味，看得近，看得淺，處處估計到本錢和子息，不做賠本生意。
我們常常聽人說到的“現代政治家”，事實上這些人有時卻近于一個商行管事，或一個企業公司的高級職員，不過是因緣時會，從信仰這個擁護那個方式中變成一個官僚罷了。
這種人精明能幹處，雖是應付目前事實，舉凡略與事實相遠的問題，與小團體功利目的不相符的計劃，即無從存在或實現。
普通所謂“思想家”，在一般傾向上，也就不知不覺變成了“政治公文”的訓話家或修辭學人物。
社會上另一部分有識無位的知識分子，在凝固情感中無可為力，自然隻好用個獨善其身的退縮态度混下去，拖下去。
……然而我們在承認“一切屬于政治”這個名詞的嚴肅意味時，一定明白任何國家組織中，卻應當是除了幾個發号施令的負責人以外，還有一組顧問，一群專家，這些人的活動，雖根據的是各種專門知識，其所以使他們活動，照例還是根據某種抽象原則而來的。
這些抽象原則，又必然是過去一時思想家（哲人或詩人）對于人類的夢想與奢望所建立。
說不定那些原則已陳舊了，僵固了，失去了作用和意義，在運用上即見出扡隔與困難。
高尚原則的重造，既無可望于當前思想家，原則的善為運用，又無可望于當前的政治家，一個文學作家若能将工作奠基于對這種原則的理解以及綜合，實際人性人生知識的運用，能用文學作品作為說明，即可供給這些指導者一種最好參考，或重造一些原則，且可作後來指導者的指導。
新的經典之所以為經典，即從這種工作任務的重新認識，與工作态度的明确，以及對于“習慣”的否定而定。
從這個認識下産生的優秀作品，比普通公務員或宣傳家所能成就的事功，自然來得長久得多，也堅實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