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一種态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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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事印象時，不免對于寫作感到厭倦與灰心，且對文學本身表示一點懷疑。
戰事結束後這種情形且更顯著懷疑的是用文原載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文潮》月刊第一卷第五期，署名沈從文。
學作為工具，在這個變動世界中，對于“當前”或“明日”的社會，究竟能有多少作用，多少意義？具有這種心情的作家，雖隻是個少數，但很可能在某些情形下，逐漸會成多數。
平時對文學抱了較大希望與熱誠，且對于工作成就又有充分自信的作者，這點懷疑的種子發芽敷榮，不特将刺激他個人改弦易轍，把生命使用到另外工作上去，且因為這種情形，還會影響到新文學已有的社會價值，和應有的新進步。
試分析原因，即可知一種因習的文學觀實困惑人，挫折人，這種文學觀在習慣中有了十多年曆史，已具有極大的勢力，不僅是支配一部分作家的“信仰”，且能夠支配作家的“出路”。
一般作家雖可以否認受它的“限制”或“征服”，實無從否定它的“存在”，我們盡可說這是比較少數論客的玩意兒，與純粹而誠實的作家寫作動機不相幹，與作品和曆史對面時的成敗得失更不相幹，然而到我們動筆有所寫作時，卻無從禁止批評家、檢查官、出版人和那個分布于國内各處的多數讀者，不用“習慣”來估量作品的意義與價值，且決定它的命運。
這種因習文學觀的特性，即“文學與政治不可分，且屬于政治的附産物或點綴物”，作家的懷疑，即表示對于這個問題的解釋，實各有異見。
近代政治的特殊包庇性，毀去了文學固有的莊嚴與誠實。
結終是在這個現狀繼續中，凡有藝術良心的作家，既無從說明，無從表現，隻好擱筆。
長于政術和莫名其妙者，倒因緣時會容易成為場面上人物。
因之文學運動給人的印象，多隻具一點政策裝點性，再難有更大希望可言。
文學屬于政治的附産物或點綴物，這個事件的發展，我曾檢讨過它前後的得失，且提出些應付未來的意見。
在利害得失上，雖若比較偏于消極的檢舉駁議，然而一個明眼的讀者看來，會承認原來這一切都是事實，并非鑿空白話的。
從民十五六起始，作家就和這種事實對面，無可逃避。
雖和事實對面，多數人卻又不肯承認，亦無努力改正。
習慣已成，必然是“存在的照舊存在”，因此若幹作家便用一個“犯而不校”态度來支持下去，恰恰和别個的讀書人應付社會一般不公正情況一樣，低首“承認事實”，與固執“關系重造”，前者既費力少而見功易，所以我爬梳到這個問題傷處時，轉若過分好事，不免近于捕風。
風雖存在，從我手指間透過，如可把握，無從把握。
文學既附于政治之一翼，現代政治的特點是用商業方式花錢，在新聞政策下得到“群”，得到“多數”。
這個多數盡管近于抽象，也無妨害。
文學也就如此發展下去，重在一時間得到讀者的多數，或尊重多數的願望，因此在朝則利用政治實力，在野則利用社會心理，隻要作者在作品外有個政治立場，便特别容易成功，一些初初拿筆的人，不明白中國新文學攪混入商場與官場共同作成的漩渦中後，可能會發生些什麼現象，必然還會有些什麼結果，另一方面個人又正要發現，要露面，當然都樂于照習慣方式，從短短時期中即滿足一切。
這些人也就作成某一時節某種論客說的“政黨雖有許多種，文學隻有兩種，非左即右，非敵即友”論調的基礎。
許多人在風氣追逐中打混下去，于是不甚費力即俨然已成了功。
這種成功者若世故與年齡俱增，作品卻并無什麼進步，亦無可望得到進步，自必樂享其成，在夥兒伴兒會社競賣方式中，日子過得從容而自在。
物質上即或因為搶的是個冷門，得不到什麼特别享受，情緒還俨然是尊嚴而高尚。
他若是個年齡越長越大、經驗越積越多、情性卻越來越天真、在寫作上抱了過多的熱誠（與時代的不合的古典熱誠）的人，自必對于個人這點成功，不大滿意，對于文學作家中的依賴性，和其他不公正不誠實的包庇性，轉趨懷疑，會覺得維持現狀，不僅堕落了文學運動固有的向上性，也妨礙這個運動明白的正常發展。
文學運動已失去了應有的意義，作家便再不是思想家的原則解釋者，與詩人理想的追求者或實證者，更不像是真正多數生命哀樂愛憎的說明者，倒是在“庶務”、“副官”、“書記”三種職務上供差遣聽使喚的一個公務員了。
其用以自見于世的方法，再不基于人性理解的深至，與文字性能的谙熟，隻是明白新式公有程式之外，加上點交際才幹，或在此則唯唯諾諾，或在彼則裝模作樣，兼會兩分做戲伎倆，總而言之，一個“供奉待诏”，一個“身邊人”而已。
凡有自尊心的作家，不能從這種方式中得到所從事工作的莊嚴感，原是十分自然的！他若看清楚習慣所造成的不公正事實，和堕落傾向，而從否認反抗下有所努力，不可免即有另外一種不公正加于他的本身。
能忍受長久寂寞的，未必能忍受長久苛刻，所以無事可為，隻好息
戰事結束後這種情形且更顯著懷疑的是用文原載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文潮》月刊第一卷第五期，署名沈從文。
學作為工具，在這個變動世界中，對于“當前”或“明日”的社會，究竟能有多少作用，多少意義？具有這種心情的作家，雖隻是個少數，但很可能在某些情形下，逐漸會成多數。
平時對文學抱了較大希望與熱誠，且對于工作成就又有充分自信的作者，這點懷疑的種子發芽敷榮，不特将刺激他個人改弦易轍，把生命使用到另外工作上去，且因為這種情形，還會影響到新文學已有的社會價值，和應有的新進步。
試分析原因，即可知一種因習的文學觀實困惑人，挫折人，這種文學觀在習慣中有了十多年曆史，已具有極大的勢力，不僅是支配一部分作家的“信仰”，且能夠支配作家的“出路”。
一般作家雖可以否認受它的“限制”或“征服”，實無從否定它的“存在”，我們盡可說這是比較少數論客的玩意兒，與純粹而誠實的作家寫作動機不相幹，與作品和曆史對面時的成敗得失更不相幹，然而到我們動筆有所寫作時，卻無從禁止批評家、檢查官、出版人和那個分布于國内各處的多數讀者，不用“習慣”來估量作品的意義與價值，且決定它的命運。
這種因習文學觀的特性，即“文學與政治不可分，且屬于政治的附産物或點綴物”，作家的懷疑，即表示對于這個問題的解釋，實各有異見。
近代政治的特殊包庇性，毀去了文學固有的莊嚴與誠實。
結終是在這個現狀繼續中，凡有藝術良心的作家，既無從說明，無從表現，隻好擱筆。
長于政術和莫名其妙者，倒因緣時會容易成為場面上人物。
因之文學運動給人的印象，多隻具一點政策裝點性，再難有更大希望可言。
文學屬于政治的附産物或點綴物，這個事件的發展，我曾檢讨過它前後的得失，且提出些應付未來的意見。
在利害得失上，雖若比較偏于消極的檢舉駁議，然而一個明眼的讀者看來，會承認原來這一切都是事實，并非鑿空白話的。
從民十五六起始，作家就和這種事實對面，無可逃避。
雖和事實對面，多數人卻又不肯承認，亦無努力改正。
習慣已成，必然是“存在的照舊存在”，因此若幹作家便用一個“犯而不校”态度來支持下去，恰恰和别個的讀書人應付社會一般不公正情況一樣，低首“承認事實”，與固執“關系重造”，前者既費力少而見功易，所以我爬梳到這個問題傷處時，轉若過分好事，不免近于捕風。
風雖存在，從我手指間透過，如可把握，無從把握。
文學既附于政治之一翼，現代政治的特點是用商業方式花錢，在新聞政策下得到“群”，得到“多數”。
這個多數盡管近于抽象，也無妨害。
文學也就如此發展下去，重在一時間得到讀者的多數，或尊重多數的願望，因此在朝則利用政治實力，在野則利用社會心理，隻要作者在作品外有個政治立場，便特别容易成功，一些初初拿筆的人，不明白中國新文學攪混入商場與官場共同作成的漩渦中後，可能會發生些什麼現象，必然還會有些什麼結果，另一方面個人又正要發現，要露面，當然都樂于照習慣方式，從短短時期中即滿足一切。
這些人也就作成某一時節某種論客說的“政黨雖有許多種，文學隻有兩種，非左即右，非敵即友”論調的基礎。
許多人在風氣追逐中打混下去，于是不甚費力即俨然已成了功。
這種成功者若世故與年齡俱增，作品卻并無什麼進步，亦無可望得到進步，自必樂享其成，在夥兒伴兒會社競賣方式中，日子過得從容而自在。
物質上即或因為搶的是個冷門，得不到什麼特别享受，情緒還俨然是尊嚴而高尚。
他若是個年齡越長越大、經驗越積越多、情性卻越來越天真、在寫作上抱了過多的熱誠（與時代的不合的古典熱誠）的人，自必對于個人這點成功，不大滿意，對于文學作家中的依賴性，和其他不公正不誠實的包庇性，轉趨懷疑，會覺得維持現狀，不僅堕落了文學運動固有的向上性，也妨礙這個運動明白的正常發展。
文學運動已失去了應有的意義，作家便再不是思想家的原則解釋者，與詩人理想的追求者或實證者，更不像是真正多數生命哀樂愛憎的說明者，倒是在“庶務”、“副官”、“書記”三種職務上供差遣聽使喚的一個公務員了。
其用以自見于世的方法，再不基于人性理解的深至，與文字性能的谙熟，隻是明白新式公有程式之外，加上點交際才幹，或在此則唯唯諾諾，或在彼則裝模作樣，兼會兩分做戲伎倆，總而言之，一個“供奉待诏”，一個“身邊人”而已。
凡有自尊心的作家，不能從這種方式中得到所從事工作的莊嚴感，原是十分自然的！他若看清楚習慣所造成的不公正事實，和堕落傾向，而從否認反抗下有所努力，不可免即有另外一種不公正加于他的本身。
能忍受長久寂寞的，未必能忍受長久苛刻，所以無事可為，隻好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