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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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二天她果然便帶了我到東書房去聽講詩。

    八九個孩子看到文珍進來,都看着芳哥的臉。

    文珍滿不在乎地坐下,芳哥臉上卻有點兩樣,故作鎮定地向着我說: “小的孩子,要聽可不準鬧。

    ”我望望文珍,文珍抿緊了嘴不響,打開一個布包,把兩本唐詩放在我面前,輕輕地說:“我把書都給你帶來了。

    ” 芳哥選了一些詩,叫大的背誦,又叫小的跟着念;又講李太白怎樣會喝酒的故事。

    文珍看我已經很高興地在聽下去,自己便輕腳輕手地走出去了。

    此後每天我學了一兩首新詩,到晚上就去找文珍背給她聽,背錯了她必提示我,每背出一首她還替我抄在一個本子裡——如此文珍便做了我的老師。

     五月節中文珍裹的粽子好,做的香袋更是特别出色,許多人便托她做,有的送她緞面鞋料,有的給她舊布衣衫,她都一臉笑高興地接收了。

    有一天在她屋子裡玩,我看到她桌子上有個古怪的紙包;我問她裡邊是些什麼,她也很稀奇地說連她都不知道。

    我們兩人好奇地便一同打開看。

    原來裡邊裹着是一把精緻的折扇,上面畫着兩三朵菊花,旁邊細細地寫着兩行詩。

     “這可怪了,”她喊了起來,接着眼珠子一轉,仿佛想起什麼了,便輕聲地罵着,“鬼送來的!” 聽到鬼,我便聯想到文環,忽然恍然,有點明白這是誰送來的!我問她可是芳哥?她望着我看看,輕輕拍了我一下,好脾氣地說:“你這小孩子家好懂事,可是,”她轉了一個口吻,“小孩子家太懂事了,不好的。

    ”過了一會,看我好像很難過,又笑逗着我:“好嬌氣,一句話都吃不下去!輕輕說你一句就值得撅着嘴這半天!以後怎做人家兒媳婦?”我羞紅了臉便和她鬧,半懂不懂地大聲念扇子上的詩。

    這下她可真急了,把扇子奪在手裡說:“你看我稀罕不稀罕爺們的東西!死了一個丫頭還不夠呀?”一邊說一邊狠狠地把扇子撕個粉碎,伏在床上哭起來了。

     我從來沒有想到文珍會哭的,這一來我慌了手腳,爬在她背上搖她,一直到自己也哭了,她才回過頭來說,“好小姐,這是怎麼鬧的,快别這樣了。

    ”替我擦幹了眼淚,又哄了我半天。

    一共做了兩個香包才把我送走。

     在夏天有一個薄暮裡大家都出來到池邊乘涼看荷花,小孩子忙着在後園裡捉螢火蟲,我把文珍也拉去繞着假山竹林子走,一直到了那扇永遠鎖閉着的小門前邊。

    阿元說那邊住的一個人家是革命黨,我們都問革命黨是什麼樣子。

    要爬在假山上面往那邊看。

    文珍第一個上去,阿元接着把我推上去。

    等到我的腳自己能立穩的時候,我才看到隔壁院裡一個剪發的年輕人,仰着頭望着我們笑。

    文珍急着要下來,阿元卻正擋住她的去路。

    阿元上到山頂冒冒失失地便向着那人問:“喂,喂,我問你,你是不是革命黨呀?”那人皺一皺眉又笑了笑,問阿元敢不敢下去玩,文珍生氣了說阿元太頑皮,自己便先下去把我也接下去走了。

     過了些時,我發現這革命黨鄰居已同阿元成了至交,時常請阿元由牆上過去玩,他自己也越牆過來同孩子們玩過一兩次。

    他是個東洋留學生,放暑假回家的,很自然地我注意到他注意文珍,可是一切事在我當時都是一片模糊,莫名其所以的。

    文珍一天事又那麼多,有時被孩子們糾纏不過,總躲了起來在樓上挑花做鞋去,輕易不見她到花園裡來玩的。

     可是忽然間全家裡空氣突然緊張,大點的孩子被二少奶老太太傳去問話;我自己也被篁姊詢問過兩次關于小孩子們爬假山結交革命黨的事,但是每次我都咬定了不肯說有文珍在一起。

    在那種大家庭裡厮混了那麼久,我也積漸明白做丫頭是怎樣與我們不同,雖然我卻始終沒有看到文珍被打過。

     經過這次事件以後,文珍漸漸變成沉默,沒有先前活潑了。

    多半時候都在正廳耳房一帶,老太太的房裡或是南樓上,看少奶奶們打牌。

    僅在篁姊生孩子時,晚上過來陪我剪花樣玩,幫我寫兩封家信。

    看她樣子好像很不高興。

     中秋前幾天阿元過來;報告我說家裡要把文珍嫁出去,已經說妥了人家,一個做生意的,長街小錢莊裡管賬的,聽說文珍認得字,很願意娶她,一過中秋便要她過門,我一面心急文珍要嫁走,卻一面高興這事的新鮮和熱鬧。

     “文珍要出嫁了!”這話在小孩子口裡相傳着。

    但是見到文珍我卻沒有勇氣問她。

    下意識地,我也覺到這樁事的不妙;一種黯淡的情緒籠罩着文珍要被嫁走的新聞上面。

    我記起文珍撕扇子那一天的哭,我記起我初認識她時她所講的文環的故事,這些記憶牽牽連連地放在一起,都似乎叫我非常不安。

    到後來我忍不住了,在中秋前兩夜大月亮和桂花香中看文珍正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