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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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否将不利于被告，我無法指證；但是這些廣告加上報紙和電台的宣傳，勢必将會不斷提醒該地的每一位居民，而一百五十名候選陪審員就将從他們當中産生。
” 塔特法官不為所動。
他否定了這項建議，未加任何評論。
年初的時候，克拉特先生的日本鄰居蘆田英夫已經拍賣了自己的農場設備，舉家遷往内布拉斯加州。
蘆田那一次的拍賣算是相當成功，但也隻吸引了百餘名顧客。
而趕來參加克拉特家拍賣的人數則超過了五千人。
由于霍爾科姆的居民早預料到這次必定盛況空前，因此教會的婦女們就把克拉特家的谷倉變成了一個餐廳，準備了二百個自制的餡餅，二百五十多磅漢堡和六十多磅火腿片，但是誰也沒有想到這次拍賣會竟打破了西堪薩斯地區的紀錄。
車輛從州内大、小城鎮以及附近的俄克拉荷馬、科羅拉多、得克薩斯與内布拉斯加各州源源湧進，一輛接一輛，在通往河谷農場的小路上排起了長龍。
這是自謀殺案以來，首次允許公衆參觀克拉特宅；這說明了至少三分之二以上的來客風塵仆仆的動機純粹是出于好奇心。
當然，那天天公也作美。
到三月中旬，冬天厚厚的積雪已經融化，土地已經徹底解凍，出現了成片深及腳踝的稀泥。
在土壤幹燥之前，農戶們沒有太多的事可做。
“現在地裡全是爛泥，”一位農婦，比爾·蘭姆齊太太說，“無論如何，也沒法工作。
我們想不妨開車去看看拍賣會。
”實際上，那天風和日麗，已經是春天了。
雖然腳下是深深的淤泥，但太陽終于露出了面容，也許是被大雪和陰雲遮蓋了太久，太陽看起來像是特地為這天亮相似的；克拉特先生生前栽種的梨樹、蘋果樹，林蔭路兩旁的榆樹，都披上了一層新綠。
宅邸四周修剪整齊的草坪也是一片嫩綠，上面站滿了人。
婦女們急于仔細看看這座無人居住的房屋，她們紛紛從草坪上踏過，透過窗戶向屋裡張望，仿佛既希望又害怕看見優雅的印花窗簾後面隐藏的幽靈。
拍賣師大聲叫喊，稱贊着即将被拍賣的物品——拖拉機、卡車、手推車、裝釘子用的木桶、大鐵錘、全新木材、牛奶桶、烙鐵、馬掌等，凡是農場的必備品，從繩子、馬具到洗羊用的清潔液與錫制洗衣盆，應有盡有。
大多數人是帶着低價購買到這些物品的希望來的，競标者卻羞羞答答，那磨起老繭的手不肯輕易拿出血汗錢；但是所有的東西最後都賣掉了，甚至連一串生鏽的鑰匙也有人買去。
一個穿着淺黃色皮靴的年輕牛仔買到了凱尼恩·克拉特的“追狼車”，男孩生前經常開着這輛破車在月夜裡追趕郊狼。
那天在拍賣會上負責把東西搬上搬下的有三個人：保羅·赫爾姆、維克·伊爾斯克和阿爾弗雷德·斯托克萊因，他們都曾是長期追随赫伯特·威廉·克拉特先生的忠心耿耿的雇員。
幫他賣掉這些遺物是他們最後的工作，今天也是他們在河谷農場工作的最後一天了；農場已經賣給了一位俄克拉荷馬州的牧場主，從此以後在這裡生活和工作的将是陌生人了。
随着拍賣的進行，克拉特先生那龐大的資産越來越小，直至完全清空。
保羅·赫爾姆不禁憶起了這家人的葬禮，他說：“這簡直就是第二次葬禮。
” 最後拍賣的是畜欄中的牲口，大部分是馬匹，其中包括南希那匹又肥又大、已過盛年的寶貝。
開始拍賣馬匹的時候已是午後，學校放學了，南希的幾個同學擠在人群中觀看，蘇珊·基德維爾也在裡面。
蘇珊已經收養了南希的一隻無家可歸的小貓，但她仍希望能給寶貝一個家，她愛這匹馬，她也知道南希是多麼地愛它。
以前在夏天的夜晚，兩個女孩經常騎在寶貝寬寬的背上，慢慢走過麥田，來到河邊下到河裡。
寶貝在淺水處涉水，直到“我們三個清涼得像魚兒一樣”，才從水裡出來。
但是蘇珊卻沒有地方養這匹馬。
“五十……六十五……七十……”好久都沒有人出價，似乎沒有人真的想買寶貝。
最後，一位門諾派農場主用七十五塊錢得到寶貝，他說打算用寶貝來耕地。
當他把寶貝牽出畜欄時，蘇珊·基德維爾跑了過去，她向寶貝揮手，似乎想向它說聲再見，但最後卻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
在開庭前夕，加登城《電訊報》刊登了一篇社論，其中這樣寫到： 有些人認為在這起轟動一時的謀殺案開庭之時，全國的目光都會聚焦在加登城。
但實際并非如此。
甚至就在距本城僅一百多英裡的科羅拉多州，也很少有人熟知本案，他們隻不過知道好像一個良善的家庭的數位成員慘遭殺害。
這對全國當前的治安來說是一項隐憂。
自從去年秋天克拉特一家四口遇害後，類似的謀殺案在其他地方又發生了數起。
就在本案開庭前的幾天時間，至少又有三起特大謀殺案登上了報紙的頭條。
因此，我們目前這起謀殺案不過是人們過目即忘的衆多案件之一了…… 或許全國的目光并不曾集中在他們身上，但是在第一次開庭的那天早晨，案件的主要參與者，從法庭書記到法官本人，都明顯注意了自己的儀表風度。
四位律師全都穿着嶄新的西裝，縣檢察官的大腳蹬着一雙新皮鞋，每走一步都會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音。
希科克也穿着他父母送來的衣服：藍色哔叽褲子，白襯衫，打着深藍色的領帶，顯得很整潔。
隻有佩裡·史密斯例外。
他既沒穿外套，也沒打領帶，隻穿了一件無領襯衫（還是從邁耶先生那兒借來的），一條牛仔褲，褲腿卷了起來，看起來猶如出現在麥田裡的海鷗，既孤獨又突兀。
法庭位于芬尼縣法院大樓的三層，是個普通的房間，四壁雪白，裡面擺着漆成了深色的木質家具，顯得陰沉而單調。
旁聽席的長椅大約可以容納一百六十人。
三月二十二日星期二這天上午，長椅上清一色是男性，他們均是芬尼縣居民，陪審團成員将從他們中間産生。
許多應招而來的人看起來并不急于入選。
（其中一位陪審員候選人與另一位交談時說：“他們不能用我。
我耳朵不太好。
”他的朋友，羞澀地沉默了一會兒，說：“經你這麼一提醒，我的耳朵也不太好啊。
”）據原來推測，組成陪審團要花好幾天的時間，但結果四個小時就完成了。
這個包括兩名候補人員的陪審團是從前四十四名候選人中遴選出來的。
其中有七人由于被告方面提出異議而被淘汰，三人應起訴方的要求以及法官的準予而退出；另外二十人或因為反對死刑，或因為承認自己已經認定被告有罪，而被解除了陪審員資格。
最終選出的十四個人裡有六位農場主、一位藥劑師、一位幼兒園園長、一位機場雇員、一位打井師傅、兩位售貨員、一位機械師以及一位保齡球館經理。
他們均已成家（數人有五個以上的子女），都是當地名教派的虔誠成員。
在作誓言審查時，其中四位對法庭坦言，他們認識克拉特先生，不過不太親密，因此不緻影響他們作出公正的判斷。
當被問及對死刑的看法時，那位在機場工作的名叫N.L.敦南的雇員說：“要在平時，我反對死刑，但在本案中，我并不反對。
”在場的許多人都認為，他這項表白顯示他對此案存有成見。
但敦南仍入選了。
兩名被告對誓言審查的過程漠不關心。
前一天，那位義務來為他們作檢查的心理學家瓊斯醫生已經和他們各自交談了兩個多小時。
在會談結束時，他建議每人寫份自傳。
因此，在誓言審查的那四個小時裡，他倆正忙着寫自傳。
他們坐在各自律師的對面，希科克用鋼筆，史密斯用鉛筆寫着。
史密斯在自傳中寫到： 我叫佩裡·埃德加·史密斯，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出生于内華達州埃爾克縣的亨廷頓。
那是一片荒野。
記憶中我們家在一九二九年搬到了阿拉斯加州的朱諾市。
除父母外，我還有一個大哥小特克斯，（後來因為“德州人”這個名字老是受人嘲諷，他改名叫詹姆斯，但據我所知這也是因為他從小恨我父親的緣故——都是媽媽從中挑撥的。
）兩個姐姐弗恩（她後來改名叫喬伊）和芭芭拉……在朱諾，我父親開始販賣私酒。
我想就是在那個時候，媽媽迷上了酒。
媽媽和爸爸開始吵架。
我還記得媽媽在父親出門的時候，在家中和幾個水手“尋歡作樂”。
等父親回家後，争鬥就開始了。
父親經過一番劇烈争鬥，把那些水手趕了出去，然後又把我媽痛打了一頓。
我吓壞了，實際上我們小孩子都吓壞了，大哭不止。
我之所以害怕是因為我認為父親也會傷害我，也因為他正在打媽媽。
我當時真的無法理解他為什麼打她，但心裡好像知道一定是媽媽做了非常壞的事……這以後我還依稀記得的是我們在加利福尼亞州布拉格堡的生活。
我哥哥得到了一個禮物，是支玩具槍。
他開槍打死了一隻蜂鳥，見鳥死了，他很難過。
我求他讓我也玩玩，但他把我推開了，說我還太小，我傷心地哭了。
哭完後，我怒火中燒；到了晚上，我看見槍立在他的椅子旁邊，就從他背後一把抓了過來，對準他的耳朵大喊：砰！父親（也許是媽媽）揍了我一頓，還讓我道歉。
有個鄰居經常騎着一匹白馬經過我家門口去城裡，哥哥常用那支槍朝馬射擊。
有一次，鄰居逮到了躲在灌木叢中我們哥倆，送到父親面前，我們挨了一頓揍，我哥的槍也被收走了，我真高興他的槍被收走了……對在布拉格堡的生活，我就記得這些……（對了，我們小孩子還經常手裡拿着一把傘，從幹草棚上往下面的草堆裡跳。
） 我還記得幾年後我們搬到了加利福尼亞州（或是内華達州），有一件非常惡心的事讓我難以忘記，我媽和一個黑鬼的事。
夏天的時候，我們小孩子都睡在門廊上，我們的床就在父母卧室窗台的正下方。
我們所有小孩都透過半掩的窗簾看到了全部過程，真真切切的。
我父親當時雇了一個黑鬼（叫山姆）幹一些耕地或者放牧的零活，他自己則在外幹活，經常很晚才開着那輛破卡車回家。
我現在想不起事情的全部經過，但可以肯定父親是知道或者懷疑了。
事情以父母的分手而告終，母親帶着我們去了舊金山，還帶走了父親的卡車和他從阿拉斯加帶回來的許多紀念品。
我想那是在一九三五年吧？ ……在舊金山，我成天惹事，跟一群野孩子在外頭混，那些人都比我大。
我媽總是喝得醉醺醺的，她根本不能好好教養或照顧我們了。
我就像土狼一樣任性而野蠻。
沒有規矩，沒有紀律，也從未有人教我分辨是非。
我高興去哪兒就去哪兒，想幹什麼就幹什麼，直到碰上警察找我麻煩。
因為離家出走和盜竊，我多次被關進教養院，現在有一處我還記得特别清楚。
我腎髒虛弱，每天晚上都尿床，這是很丢臉的事，但我也沒辦法。
在那個教養院裡我常因此遭到一個女看守的毒打，她當着其他孩子的面罵我、羞辱我。
她經常在夜裡過來查看我尿沒尿床。
如果尿了，她就把我的被褥扔出去，然後用一根粗大的黑皮帶瘋狂地抽我；揪住我的頭發，把我從床上拽下來，拖到浴室，扔進澡盆，用冷水澆我，還讓我自己把床單洗幹淨。
每晚對我來說都是一場噩夢。
後來她又想出新花樣來整我，她認為在我的陰莖上抹藥膏是件很有趣的事，這幾乎令人難以忍受，我疼得火燒火燎的。
她後來因此丢了工作。
但這永遠也改變不了我對她的看法，永遠也改變不了我要複仇的想法，向她以及所有取笑過我的人複仇。
寫到這時，瓊斯醫生告訴他必須在那天下午完成，史密斯不得不跳過某些生活經曆，直接叙述青少年時期以及後來和父親一起在中西部流浪、淘金、打獵與其他瑣碎的細節： 我愛我的父親，但是有的時候這種愛與親情就像被浪費的水一樣從我心底流幹了。
他從未試圖去理解我，極少為我着想、傾聽我的想法，對我負起責任來。
我不得不離開他。
十六歲的時候，我當了船員；一九四八年，我投考陸軍，多虧主考官的幫忙，我總算通過了考試。
從這時起，我開始意識到教育的重要性，然而也更加加深了我對别人的憎惡。
我開始打架。
我曾把一個日本警察從橋上扔到了河裡，還曾因為砸爛了一家日本餐廳而上過法庭，後來在日本的京都又因為偷出租車而受審。
我在部隊裡待了将近四年。
在日本和朝鮮服役期間，我脾氣特别暴躁，惹出很多事。
我在朝鮮服役十五個月，後來調防回到美國。
因為我是首位從朝鮮回到阿拉斯加的軍人，報紙上又是文章，又是照片，大肆宣揚我，還讓我免費乘飛機去阿拉斯加，真是花樣十足……我在華盛頓州的李維斯堡服完了兵役。
寫到最近的經曆，史密斯急轉直下，他的鉛筆筆迹越發不易辨認：在一次摩托車車禍中摔斷了腿，因在堪薩斯州菲利普斯堡的一次夜間盜竊行徑首次被關進監獄： ……我因重大盜竊罪及越獄被判處五至十年徒刑。
我覺得自己受到了極不公平的對待。
在監獄裡，我變得更加憤世嫉俗。
我原本打算出獄後去阿拉斯加找我父親，但後來改變了主意。
我跑到内華達和愛達荷州工作了一段時間，然後去了拉斯維加斯，接着去了堪薩斯。
于是便陷入目前這樣的境地。
沒時間多寫了。
他簽了名，并寫了附言： 希望能有機會再和你晤談。
許多事情我沒有提及，但你或許更感興趣。
我始終覺得：有幸和那些胸懷遠大且能以毅力完成大志的人相處，是我一生最感振奮的事。
和你在一起，我就有這樣的感覺。
希科克在寫自傳時，并沒有像佩裡那樣全神貫注。
他常常停下來傾聽法庭對陪審員候選人的質問，或者環視周圍的人們，尤其狠狠地瞪了檢察官杜安·韋斯特剛毅的面孔。
韋斯特和他同年，都是二十八歲。
不過希科克總算用他那斜如雨絲的筆迹，在當天休庭之前，完成了他的自傳： 雖然對我而言，早期生活的印象已經相當模糊，但是我會盡我所能告訴你我的全部。
就從十歲開始吧。
我的學校生活和其他同齡男孩差不多：打架、找女朋友，也做過所有成長中的孩子都難免一試的事情。
我的家庭生活也很正常，但就像我以前對你說的那樣，我極少得到允許離開院子去和同伴們玩耍。
我父親在這方面對我們男孩總是特别嚴厲。
我必須幫父親做大量的家務活……在我的印象裡，父母隻吵過一次架，但我記不清是為什麼了……我記得父親給我買了一輛自行車，我相信那時我是鎮上最神氣的孩子。
那是一輛女式自行車，父親把它改造成男式的，他給車身上下全都刷上漆，看起來像新的一樣。
我小時候有許多玩具，相對于我家當時的經濟狀況而言是很多了。
我家總是處在你們所說的“半貧困”狀态，雖然從來沒有徹底潦倒，但有幾次也差不多了。
我父親拼命工作，盡其所能地養育我們。
母親也是個勤勞的人。
有她在，家裡總是利落整潔，我們都能穿上幹淨的衣服。
我記得父親經常戴着一頂老式的平頂牛仔帽，他讓我也戴，但我不喜歡…… 高中時期，我表現不錯，高一或者高二的時候成績中等，但後來稍為落後了一點兒。
我有了一個女朋友，她是個好女孩。
我還記得，除了接吻，我從來沒有打過她的任何歪主意。
那是真正純潔的戀愛……上學期間，我參加了幾乎所有的體育運動，總共收到九封推薦信。
籃球、橄榄球、田徑、棒球，我都很在行。
我中學畢業那年過得最好，那時我沒有固定的女朋友，隻是四處打遊擊。
我第一次和女孩發生關系正是在這一時期。
在男同學裡，談起追女孩子的事我可是相當權威的…… 有兩所大學給我提供資助，讓我去打球，但是我都沒去。
畢業後，我開始在聖達菲鐵路局工作，到第二年冬天被裁員了。
次年春天，我又在洛克汽車公司找了份工作。
我在那兒幹了大概四個月，就在那時我出了車禍，因頭部嚴重受傷而在醫院裡住了幾天。
由于傷勢不輕，一時無法找到任何工作，所以那年冬天的大部分時間我都處于失業狀态。
這時，我又遇見了一個女孩，談起了戀愛。
她父親是位浸信會的牧師，厭惡我和她來往。
七月份，我們倆結婚了，他大發雷霆，直到得知他女兒已經懷孕才算罷休。
但他從未祝福過我們，總是和我們格格不入。
結婚後，我開始在堪薩斯城附近的一座加油站工作。
我每天從夜裡八點工作到早晨八點。
有時我妻子通宵陪着我，她害怕我熬不了夜，所以過來幫幫我。
後來培裡龐提克醫院提供了一個工作機會，我高興地接受了。
雖然賺得不多——每周隻有七十五塊錢——但這份工作非常令人滿意。
我和其他人相處融洽，上司也很喜歡我，我在那裡工作了五年……也就是在此期間，我開始做些羞于見人的事。
希科克在此透露了他的戀童癖，在描述了幾個例子後，他寫到： 現在我知道這是錯的。
但是當時我從未考慮過對錯的問題。
盜竊也是一樣，似乎偷東西是源于一種沖動。
對于克拉特案，有一件我從沒說過的事情正是這種沖動。
在我去他們家之前，我就知道那兒會有個姑娘。
我想我去那兒的主要原因并非搶劫，而是要強奸那個姑娘。
這件事我想了很多。
這也是行動開始後我從未打算走回頭路的原因之一。
甚至在我們發現沒有保險箱時，我還是不甘心就此離去。
在克拉特家的時候，我幾次想靠近那個女孩。
但是佩裡連一個機會也沒給我。
我希望除你之外，再沒有人知道這件事，因為我甚至沒對我的律師說起過。
還有些事情我本來也應該告訴你的，但我害怕我的家人早晚知道。
因為對我來說，我幹的那些事比受絞刑還要令我感到羞恥……我有一些病症，可能是那場車禍造成的；我有時會昏倒，有時鼻子和左耳朵會流血。
有次我在朋友克裡斯家就犯過一次病，他們住在我父母家的南邊。
不久前，父親還幫我從我眼角處取出一塊碎玻璃片……我想我應該告訴你導緻我離婚和坐牢的那些事。
那得從一九五七年初講起。
我和妻子當時住在堪薩斯城的一座公寓裡，我已經辭去了汽車公司的工作，自己開了一家修車廠。
廠房是我從一個女人那兒租來的，這個女人有個媳婦名叫瑪格麗特。
有一天，我幹活兒的時候見到了她，我們一起喝了杯咖啡。
她丈夫不在家，在海軍陸戰隊服役。
長話短說，我開始和她約會，我妻子提出要離婚。
我開始覺得我其實從未真正愛過我妻子，否則我不會做出這種事來，所以我沒有反對離婚。
我開始喝酒，曾經有一個月的時間我幾乎每天都醉醺醺的。
我沒心思工作，花的比賺的還多，于是開始開假支票，最後變成了一個小偷被送進了監獄……我的律師說我應該信任你，因為你可以幫我。
如你所知，我現在需要幫助。
第二天，星期三，是正式開庭的日子。
普通公衆首次被準許進入法庭，但由于法庭空間太小，隻能容納一部分人入内。
最好的座位留給了二十位記者、希科克父母以及唐納德·卡利範（應佩裡·史密斯的律師的請求，他從馬薩諸塞州趕來，為他當年的軍中朋友作個性上的指證）等人。
一度傳言克拉特先生活着的兩個女兒也将出庭，但她們并沒有來，在随後的數次開庭中也始終未曾出現。
代表受害人親屬出庭的是克拉特先生的弟弟阿瑟，他駕車從百裡之外趕來此地時，對記者說：“我要好好看看他們（史密斯和希科克），看看他們是哪種畜生。
我恨不能把他們撕碎！”他直接坐在了被告的身後，死死地瞪着他們，仿佛要把他們印在自己的記憶中。
此刻，好像阿瑟·克拉特的意志發生了作用，佩裡·史密斯轉過頭來，看着阿瑟，他認出了這張和他所殺害的那個人極為相似的面孔：同樣溫和的眼睛、薄薄的嘴唇和堅實的下巴。
佩裡那時正在嚼口香糖，立即停住并垂下眼簾，一分鐘以後，他的嘴角才又開始慢慢地嚅動。
除了這一短暫的時刻，史密斯和希科克對于法庭的态度是既無所謂又不感興趣；他們嚼着口香糖，不耐煩地用腳踢踏着。
這時法庭傳第一位證人出庭。
南希·埃瓦爾特之後出庭的是蘇珊·基德維爾。
兩位年輕的女孩描述了她們在十一月十五日星期天進入克拉特家時看到的情景：寂靜的房間，廚房地上的空錢包，照在卧室裡的陽光，她們的同學南希·克拉特倒在血泊中。
被告律師放棄了反複訊問的權利，也放棄了對以後的三名證人（南希·埃瓦爾特的父親克拉倫斯、警長厄爾·魯濱遜和驗屍官羅伯特·芬頓）的盤問。
這三名證人分别對十一月那個陽光明媚的早晨發生的事情作了補充叙述：四位遇害者陸續被發現，被害的慘狀，以及芬頓醫生所作的驗屍結果，其中指出，“獵槍射擊導緻被害者腦部嚴重受傷與頭骨破裂為緻死原因。
” 接着，理查德·羅萊德出庭。
羅萊德是加登城警察局的首席警探。
他的業餘愛好是攝影且造詣頗高。
就是他拍下的照片在沖洗後顯示出希科克在克拉特家地下室裡留下的腳印。
這些腳印隻有相機才能辨認，肉眼很難看出來，也是他拍攝了死者屍體各部分的照片，即在案件尚未偵破之前，艾爾文·杜威一直無法釋手的那些被害者慘死的影像。
羅萊德出庭證實這些照片的确由他所攝，以供起訴檢察官作為證據，但是遭到希科克的律師哈裡森·史密斯反對。
他說：“展示這些照片的唯一目的，就是煽起陪審團的怒火與偏見。
”塔特法官駁回了他的抗議，允許這些照片作為物證，這就意味着陪審團将傳閱這些照片。
陪審員們傳閱照片的時候，希科克的父親對鄰座的一個記者發牢騷：“瞧上面那位法官！我從未見過如此偏袒的人。
由他主持法庭還有什麼意義！啊呀，他不是葬禮上護送靈柩的人嗎！”（實際上，塔特與受害者一家并不熟，也沒有參加他們的葬禮。
）但是在寂靜的法庭裡，隻有希科克老先生發出了這微弱的呼籲。
一共十七張照片，當它們在陪審員的手中傳遞時，陪審員們的表情立即反應了照片的沖擊力：有個陪審員的臉孔忽地漲紅好像被打了一記耳光；有幾個人剛瞥了一眼，就顯然不忍再看。
照片似乎喚醒了他們，迫使他們親眼看看發生在鄰居家真實而悲慘的事件。
這令他們震驚，令他們憤怒，其中幾個人——藥劑師、保齡球館的經理，邊看照片邊用極度蔑視的目光瞪着被告。
老希科克先生喪氣地搖了搖頭，一遍遍地嘟囔：“沒意義！這像什麼話！” 在傳訊當天最後一位證人時，檢察官聲稱将傳訊一位“神秘人物”出庭。
正是此人提供的信息導緻被告被捕，他就是弗洛伊德·威爾斯，希科克的前獄友。
因為威爾斯仍在堪薩斯州監獄服刑，有受到其他犯人報複的危險，因此他是告密者的消息一直秘而不宣。
為了他能安全地出庭作證，現已将他提出堪薩斯州監獄，關押在鄰縣的一個小監獄裡。
然而，當威爾斯穿過法庭向證人席走去時，仍然顯得鬼鬼祟祟，很不自然，好像擔心沿途會有人謀害他似的。
當他從希科克身邊走過時，希科克的嘴唇動了動，悄聲吐出幾個惡毒的字眼。
威爾斯假裝沒聽見；但他的舉止像一匹聽見響尾蛇咝咝作響的受驚馬兒，急速地閃開被他出賣的朋友所伸出的蛇信。
他站在證人席上，直勾勾地盯着前方。
他是一個短下巴、農家子弟模樣的小矮個，穿着一套非常得體的深藍色西服，這是堪薩斯州官方專門為他出庭而買的。
他們認為，作為最重要的證人，他看起來應該受人尊敬、值得信任。
由于開庭前的多次演練，威爾斯的證詞像他的外表一樣幹淨利落。
在洛根·格林的鼓勵下，證人承認他曾作為雇員在河谷農場工作過大約一年。
離職大約十年後，因盜竊罪被判入獄，他開始和另一位盜竊犯理查德·希科克交上了朋友。
他曾對後者描述過克拉特的農場和家庭。
“那麼，”格林問，“在你和希科克先生交談中，關于克拉特先生，你們分别說了些什麼？” “談了很多。
希科克說他假釋出獄後準備到西部找份工作，他打算中途停下來，去克拉特先生那兒謀一份差事。
我對他說過克拉特先生非常富有。
” “希科克先生是否對你所說的很感興趣？” “嗯，他想知道克拉特先生是不是有個保險箱。
” “威爾斯先生，當時你認為克拉特家中有保險箱嗎？” “嗯，我在那兒幹活是許多年以前的事了。
我那時認為有個保險箱。
我知道好像有個壁櫥之類的……後來我才得知他（希科克）打算搶劫克拉特先生。
” “他對你講過搶劫的事嗎？” “他說如果他去搶，就不會留下任何目擊證人。
” “他可曾确切說過要如何處置人證？” “是的，他說他要把他們捆起來，搶完之後再殺死他們。
” 格林見已達到事先預定的目的，就讓被告律師對證人進行盤問。
老弗萊明律師是個典型的鄉村律師，他更樂意處理農地契約案件，而不是這種殺人案。
他盤問證人的目的是想引出一個控方故意回避的問題：威爾斯本人在謀殺案中的角色以及他品德的可靠程度。
弗萊明單刀直入地問道：“你從未勸阻過希科克先生别去那裡搶劫、殺死克拉特一家，是不是？” “是的。
在那裡（堪薩斯州監獄），别人談起這類事情你都不會放在心上，因為你會認為那不過是說說而已。
” “你的意思是說你告訴他那麼多事情卻沒有任何用意？你不是指點給他（希科克）克拉特先生有個保險箱嗎？你想讓希科克先生相信你的話，是不是？” 弗萊明非常冷靜地令證人難以招架；威爾斯扯了扯領帶，仿佛突然覺得它打得太緊了。
“你想讓希科克先生相信克拉特先生有很多錢，是不是？” “我對他說過克拉特先生很有錢，沒錯。
” 弗萊明又舉出幾項事實，指出希科克曾将對克拉特家的殘暴計劃對威爾斯全盤托出。
然後，他仿佛沉浸在悲痛中一般，語氣沉重地說：“即使那樣，你也根本沒有勸阻過他？” “我不相信他會那麼做。
” “你不相信他的話？那麼為什麼當你得知案件後，你會認定他就是兇手呢？” 威爾斯自信地回答道：“因為案件的發生經過與他對我說的一模一樣！” 哈裡森·史密斯，被告律師中較年輕的那位，接着質詢。
他在問話時采取了譏諷式的攻勢，語氣鋒利逼人；實際上他是位溫和寬厚的人。
他問證人是否有綽号。
“沒有。
我就叫弗洛伊德。
” 律師冷笑一聲，“難道現在他們不是叫你‘告密者’嗎？或者叫你告發者？” “我就叫弗洛伊德。
”威爾斯垂頭喪氣地說。
“你坐過幾次牢？” “大概三次。
” “其中也曾因欺詐而坐牢吧，是不是？” 證人否認了。
證人說他第一次是因為無照駕駛，第二次是因為盜竊，第三次是當兵時闖了禍，在軍營監獄中蹲了九十天。
“一次坐火車行軍演習，我和另外幾個士兵在車上有點喝醉了，用槍打壞了幾扇車窗和電燈泡。
” 法庭上一陣哄笑。
除了兩位被告（希科克朝地上吐了口唾沫）和哈裡森·史密斯，所有人都笑了。
哈裡森問威爾斯，為什麼在得知霍爾科姆悲劇後，竟拖延了好幾個星期才向當局告發。
“難道你是在等什麼？比方說獎賞之類的？” “不是。
” “你從未聽說過獎賞的事？”律師提到的獎賞指的是《霍奇森新聞報》懸賞一千塊錢征求克拉特案線索一事。
“我在報紙上看到過。
” “是在向當局告發之前看到的，對不對？”當證人承認的确如此的時候，史密斯趁勝追問，“你今天來這兒作證，檢察官答應給你什麼豁免？” 但是洛根·格林立即提出抗議：“我們反對這種提問方式，法官大人。
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任何人可以得到豁免。
”反對有效，證人獲準離席。
當威爾斯離開時，希科克高聲叫罵，每個人都聽見了。
“王八蛋，如果有誰該絞死，那麼就應該是他。
瞧他那樣，離開這兒去領賞了，而且不用交稅。
” 這個預測是正确的，因為不久威爾斯就拿到了獎金，又獲得了假釋。
可惜好景不長，他不久就又犯事了，幾年間接二連三地犯罪，目前被關押在密西西比州帕切曼州立監獄，他因持槍搶劫被判了三十年監禁。
星期五，法庭在周末休庭的時候，堪薩斯州已經完成了對此案的審理，其中包括華盛頓聯邦調查局派來四位特工人員出庭作證。
四人都是化驗室的專家，能熟練地對各種犯罪活動進行科學偵破。
他們研究了兇案的證據（血迹、腳印、彈殼、繩子和膠帶），從而證實了每件物品作為證據的有效性。
最後，堪薩斯州調查局的四位警探提供了他們對犯人的審訊記錄以及被告最終的坦白書。
這使被告的辯護律師陷入被動。
在盤問警探時，他們争辯說，坦白書是用非法手段獲得的，在悶熱、狹窄、燈光熾烈的房間裡進行逼供。
這種不确實的指控顯然觸怒了警探們，他們用更具有說服力的證詞詳細地加以反駁。
（後來，有位記者問希科克的律師，為什麼這麼長時間他一直盯着這點不放，他生氣地說：“你說我該怎麼做？天哪，我沒有别的牌可打，但是我又不能像個木乃伊似的傻坐在那兒。
我總要說點什麼呀！”） 事實證明，艾爾文·杜威是控方最具影響力的證人。
他的證詞中首次向公衆披露了佩裡·史密斯供認的事實，為各大報刊制造了頭條新聞（《恐怖謀殺謎底揭曉——冷血驚悚的告白》），聽衆深感震驚，特别是理查德·希科克，他錯愕而懊惱地開始注意聽杜威的陳述。
“我還漏講了一件史密斯對我坦白的事情。
克拉特一家被綁起來後，希科克對史密斯說，他覺得南希長得太美了，他想去強奸她。
史密斯說他當時警告迪克他絕不容許那樣的事發生。
史密斯對我表示他對那些無法控制自己性欲的人最為蔑視，希科克若想強奸那女孩，除非和他打一架。
”在此之前，希科克并不知道他的同夥已經把他這項強暴的企圖告訴了警方；他也不知道，佩裡出于一種友好的精神已經修改了最初的供詞，承認四人都是他自己開槍殺死的——這個事實是杜威在證詞快結束時透露的。
“佩裡·史密斯說他想對供詞中的兩處作修正，他說除了這兩個地方，其餘的話都是真實而準确的。
他想更正的就是承認克拉特夫人和南希·克拉特是他所殺，不是希科克。
他對我說希科克……不希望讓自己的母親知道他曾加害克拉特家的任何人。
他說希科克夫婦是好人。
所以幹嗎不承認都是他殺死的呢？” 聽到這裡，希科克太太哭了。
在整個審判過程中，她一直安靜地坐在丈夫身邊，雙手緊張地絞着一塊手帕。
時不時地，她就找機會望兒子一眼，向他點點頭，強擠出一絲笑容。
雖然一看就知道這是裝出來的，但卻表明了母親對他的支持。
但是很明顯，她現在已無法控制自己，開始失聲痛哭。
幾個旁聽者瞥了她一眼，随即尴尬地把頭扭到了一邊；但其餘的人則繼續專心聽着杜威的陳述，對她這赤裸的悲泣似乎全然無動于衷，就連她丈夫也保持沉默，也許他認為這時去勸妻子顯得太沒男子氣概。
最後，還是場内唯一的女記者将希科克太太領出法庭，帶到女盥洗室去了。
當極度痛苦的情緒平靜下來之後，希科克太太需要找人傾訴一下心裡話。
她對女記者說：“我沒有一個可以說說知心話的人——我并不是說鄰居和别人不好，哪怕就是陌生人，待我們也很好。
他們寫信來安撫我們，說他們了解我們的痛苦，也替我們難過。
沒人對我和瓦爾特說過半句難聽的話。
就連這兒的人也沒有。
所有的人都非常友好。
我們吃飯的時候，女招待在蛋糕上放了冰淇淋而不收我們的錢。
我叫她别放，我吃不下。
以前我什麼都能吃下去，現在卻一點兒也吃不下。
但她還是加了冰淇淋。
她是為了表示友好。
她叫希拉，她說發生這種事不是我們的錯。
但我總覺得人們在看着我想，哦，還不是因為她管教無方。
也許我教養迪克的方式的确不對，不過我并不知道我錯在哪裡。
我想尋找原因，找得頭都疼了。
我們是普通人，鄉下人，和别人一樣生活。
我們家也有過快樂的時刻，那時我教迪克跳狐步舞。
我太喜歡跳舞了，當我還是姑娘時，跳舞簡直成了我的全部生命。
有個小夥子，天啊，跳起舞來就像過聖誕節一樣，我們倆合作跳華爾茲赢了一座銀杯。
我們私下商量了好久，想偷偷離家去舞台尋找出路，加入歌舞團。
這真是一場夢，童年的夢。
後來，他離開了鎮子，我和瓦爾特結了婚，他連基本的走步都不會。
他說如果我想找一個耍蹄子的，當初為什麼不嫁給一匹馬。
此後再也沒有人和我跳舞，直到我教會了迪克。
但迪克不喜歡跳舞。
不過，他很可愛，迪克是那種脾氣最好的小孩。
” 希科克太太摘下眼鏡，擦了擦模糊的鏡片，然後又把它戴到她那胖乎乎的、讨人喜歡的臉上。
“有關迪克的事還多着呢，你在法庭上聽到的隻是一部分。
律師們把他說得那麼可怕，簡直一無是處。
我不能為他的行為辯護，我忘不了那個受害的家庭，每天晚上我都為他們祈禱，也為迪克祈禱，為佩裡祈禱。
我不該恨佩裡，現在我隻是可憐他，而且我相信克拉特太太活着的話也會可憐他的，如果她是人們所說的那種慈悲女人。
” 法庭休庭了。
女盥洗室門外傳來散席後觀衆在走廊裡的喧嘩。
希科克太太說她必須去見她丈夫。
“他是快入土的人了，我想他什麼也不會放在心上了。
” 法庭上的許多人對唐納德·卡利範這個來自波士頓的證人感到迷惑。
他們不明白，為什麼這個沉着老實的天主教徒，這個畢業于哈佛大學的成功的金融師，這個結了婚、已是三個孩子的父親的人會選擇和一個無知的殺人犯做朋友。
更何況，這個人他并不十分了解，兩人已經九年沒有見過面了。
卡利範自己說：“我妻子也不理解。
我們的經濟狀況并不允許我老遠趕到這裡來，這意味着用掉累計一周的假期以及購買必需品的錢。
但另一方面，我認為我不能不來。
佩裡的律師寫信問我能否來當證人；我讀到信的那一刻，就知道我必須來。
因為我已經給了這個人我的友誼。
而且我相信生命是永存的。
所有的靈魂都應該被拯救。
” 拯救靈魂，拯
” 塔特法官不為所動。
他否定了這項建議，未加任何評論。
年初的時候，克拉特先生的日本鄰居蘆田英夫已經拍賣了自己的農場設備，舉家遷往内布拉斯加州。
蘆田那一次的拍賣算是相當成功，但也隻吸引了百餘名顧客。
而趕來參加克拉特家拍賣的人數則超過了五千人。
由于霍爾科姆的居民早預料到這次必定盛況空前，因此教會的婦女們就把克拉特家的谷倉變成了一個餐廳，準備了二百個自制的餡餅，二百五十多磅漢堡和六十多磅火腿片，但是誰也沒有想到這次拍賣會竟打破了西堪薩斯地區的紀錄。
車輛從州内大、小城鎮以及附近的俄克拉荷馬、科羅拉多、得克薩斯與内布拉斯加各州源源湧進，一輛接一輛，在通往河谷農場的小路上排起了長龍。
這是自謀殺案以來，首次允許公衆參觀克拉特宅；這說明了至少三分之二以上的來客風塵仆仆的動機純粹是出于好奇心。
當然，那天天公也作美。
到三月中旬，冬天厚厚的積雪已經融化，土地已經徹底解凍，出現了成片深及腳踝的稀泥。
在土壤幹燥之前，農戶們沒有太多的事可做。
“現在地裡全是爛泥，”一位農婦，比爾·蘭姆齊太太說，“無論如何，也沒法工作。
我們想不妨開車去看看拍賣會。
”實際上，那天風和日麗，已經是春天了。
雖然腳下是深深的淤泥，但太陽終于露出了面容，也許是被大雪和陰雲遮蓋了太久，太陽看起來像是特地為這天亮相似的；克拉特先生生前栽種的梨樹、蘋果樹，林蔭路兩旁的榆樹，都披上了一層新綠。
宅邸四周修剪整齊的草坪也是一片嫩綠，上面站滿了人。
婦女們急于仔細看看這座無人居住的房屋，她們紛紛從草坪上踏過，透過窗戶向屋裡張望，仿佛既希望又害怕看見優雅的印花窗簾後面隐藏的幽靈。
拍賣師大聲叫喊，稱贊着即将被拍賣的物品——拖拉機、卡車、手推車、裝釘子用的木桶、大鐵錘、全新木材、牛奶桶、烙鐵、馬掌等，凡是農場的必備品，從繩子、馬具到洗羊用的清潔液與錫制洗衣盆，應有盡有。
大多數人是帶着低價購買到這些物品的希望來的，競标者卻羞羞答答，那磨起老繭的手不肯輕易拿出血汗錢；但是所有的東西最後都賣掉了，甚至連一串生鏽的鑰匙也有人買去。
一個穿着淺黃色皮靴的年輕牛仔買到了凱尼恩·克拉特的“追狼車”，男孩生前經常開着這輛破車在月夜裡追趕郊狼。
那天在拍賣會上負責把東西搬上搬下的有三個人：保羅·赫爾姆、維克·伊爾斯克和阿爾弗雷德·斯托克萊因，他們都曾是長期追随赫伯特·威廉·克拉特先生的忠心耿耿的雇員。
幫他賣掉這些遺物是他們最後的工作，今天也是他們在河谷農場工作的最後一天了；農場已經賣給了一位俄克拉荷馬州的牧場主，從此以後在這裡生活和工作的将是陌生人了。
随着拍賣的進行，克拉特先生那龐大的資産越來越小，直至完全清空。
保羅·赫爾姆不禁憶起了這家人的葬禮，他說：“這簡直就是第二次葬禮。
” 最後拍賣的是畜欄中的牲口，大部分是馬匹，其中包括南希那匹又肥又大、已過盛年的寶貝。
開始拍賣馬匹的時候已是午後，學校放學了，南希的幾個同學擠在人群中觀看，蘇珊·基德維爾也在裡面。
蘇珊已經收養了南希的一隻無家可歸的小貓，但她仍希望能給寶貝一個家，她愛這匹馬，她也知道南希是多麼地愛它。
以前在夏天的夜晚，兩個女孩經常騎在寶貝寬寬的背上，慢慢走過麥田，來到河邊下到河裡。
寶貝在淺水處涉水，直到“我們三個清涼得像魚兒一樣”，才從水裡出來。
但是蘇珊卻沒有地方養這匹馬。
“五十……六十五……七十……”好久都沒有人出價，似乎沒有人真的想買寶貝。
最後，一位門諾派農場主用七十五塊錢得到寶貝，他說打算用寶貝來耕地。
當他把寶貝牽出畜欄時，蘇珊·基德維爾跑了過去，她向寶貝揮手，似乎想向它說聲再見，但最後卻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
在開庭前夕，加登城《電訊報》刊登了一篇社論，其中這樣寫到： 有些人認為在這起轟動一時的謀殺案開庭之時，全國的目光都會聚焦在加登城。
但實際并非如此。
甚至就在距本城僅一百多英裡的科羅拉多州，也很少有人熟知本案，他們隻不過知道好像一個良善的家庭的數位成員慘遭殺害。
這對全國當前的治安來說是一項隐憂。
自從去年秋天克拉特一家四口遇害後，類似的謀殺案在其他地方又發生了數起。
就在本案開庭前的幾天時間，至少又有三起特大謀殺案登上了報紙的頭條。
因此，我們目前這起謀殺案不過是人們過目即忘的衆多案件之一了…… 或許全國的目光并不曾集中在他們身上，但是在第一次開庭的那天早晨，案件的主要參與者，從法庭書記到法官本人，都明顯注意了自己的儀表風度。
四位律師全都穿着嶄新的西裝，縣檢察官的大腳蹬着一雙新皮鞋，每走一步都會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音。
希科克也穿着他父母送來的衣服：藍色哔叽褲子，白襯衫，打着深藍色的領帶，顯得很整潔。
隻有佩裡·史密斯例外。
他既沒穿外套，也沒打領帶，隻穿了一件無領襯衫（還是從邁耶先生那兒借來的），一條牛仔褲，褲腿卷了起來，看起來猶如出現在麥田裡的海鷗，既孤獨又突兀。
法庭位于芬尼縣法院大樓的三層，是個普通的房間，四壁雪白，裡面擺着漆成了深色的木質家具，顯得陰沉而單調。
旁聽席的長椅大約可以容納一百六十人。
三月二十二日星期二這天上午，長椅上清一色是男性，他們均是芬尼縣居民，陪審團成員将從他們中間産生。
許多應招而來的人看起來并不急于入選。
（其中一位陪審員候選人與另一位交談時說：“他們不能用我。
我耳朵不太好。
”他的朋友，羞澀地沉默了一會兒，說：“經你這麼一提醒，我的耳朵也不太好啊。
”）據原來推測，組成陪審團要花好幾天的時間，但結果四個小時就完成了。
這個包括兩名候補人員的陪審團是從前四十四名候選人中遴選出來的。
其中有七人由于被告方面提出異議而被淘汰，三人應起訴方的要求以及法官的準予而退出；另外二十人或因為反對死刑，或因為承認自己已經認定被告有罪，而被解除了陪審員資格。
最終選出的十四個人裡有六位農場主、一位藥劑師、一位幼兒園園長、一位機場雇員、一位打井師傅、兩位售貨員、一位機械師以及一位保齡球館經理。
他們均已成家（數人有五個以上的子女），都是當地名教派的虔誠成員。
在作誓言審查時，其中四位對法庭坦言，他們認識克拉特先生，不過不太親密，因此不緻影響他們作出公正的判斷。
當被問及對死刑的看法時，那位在機場工作的名叫N.L.敦南的雇員說：“要在平時，我反對死刑，但在本案中，我并不反對。
”在場的許多人都認為，他這項表白顯示他對此案存有成見。
但敦南仍入選了。
兩名被告對誓言審查的過程漠不關心。
前一天，那位義務來為他們作檢查的心理學家瓊斯醫生已經和他們各自交談了兩個多小時。
在會談結束時，他建議每人寫份自傳。
因此，在誓言審查的那四個小時裡，他倆正忙着寫自傳。
他們坐在各自律師的對面，希科克用鋼筆，史密斯用鉛筆寫着。
史密斯在自傳中寫到： 我叫佩裡·埃德加·史密斯，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出生于内華達州埃爾克縣的亨廷頓。
那是一片荒野。
記憶中我們家在一九二九年搬到了阿拉斯加州的朱諾市。
除父母外，我還有一個大哥小特克斯，（後來因為“德州人”這個名字老是受人嘲諷，他改名叫詹姆斯，但據我所知這也是因為他從小恨我父親的緣故——都是媽媽從中挑撥的。
）兩個姐姐弗恩（她後來改名叫喬伊）和芭芭拉……在朱諾，我父親開始販賣私酒。
我想就是在那個時候，媽媽迷上了酒。
媽媽和爸爸開始吵架。
我還記得媽媽在父親出門的時候，在家中和幾個水手“尋歡作樂”。
等父親回家後，争鬥就開始了。
父親經過一番劇烈争鬥，把那些水手趕了出去，然後又把我媽痛打了一頓。
我吓壞了，實際上我們小孩子都吓壞了，大哭不止。
我之所以害怕是因為我認為父親也會傷害我，也因為他正在打媽媽。
我當時真的無法理解他為什麼打她，但心裡好像知道一定是媽媽做了非常壞的事……這以後我還依稀記得的是我們在加利福尼亞州布拉格堡的生活。
我哥哥得到了一個禮物，是支玩具槍。
他開槍打死了一隻蜂鳥，見鳥死了，他很難過。
我求他讓我也玩玩，但他把我推開了，說我還太小，我傷心地哭了。
哭完後，我怒火中燒；到了晚上，我看見槍立在他的椅子旁邊，就從他背後一把抓了過來，對準他的耳朵大喊：砰！父親（也許是媽媽）揍了我一頓，還讓我道歉。
有個鄰居經常騎着一匹白馬經過我家門口去城裡，哥哥常用那支槍朝馬射擊。
有一次，鄰居逮到了躲在灌木叢中我們哥倆，送到父親面前，我們挨了一頓揍，我哥的槍也被收走了，我真高興他的槍被收走了……對在布拉格堡的生活，我就記得這些……（對了，我們小孩子還經常手裡拿着一把傘，從幹草棚上往下面的草堆裡跳。
） 我還記得幾年後我們搬到了加利福尼亞州（或是内華達州），有一件非常惡心的事讓我難以忘記，我媽和一個黑鬼的事。
夏天的時候，我們小孩子都睡在門廊上，我們的床就在父母卧室窗台的正下方。
我們所有小孩都透過半掩的窗簾看到了全部過程，真真切切的。
我父親當時雇了一個黑鬼（叫山姆）幹一些耕地或者放牧的零活，他自己則在外幹活，經常很晚才開着那輛破卡車回家。
我現在想不起事情的全部經過，但可以肯定父親是知道或者懷疑了。
事情以父母的分手而告終，母親帶着我們去了舊金山，還帶走了父親的卡車和他從阿拉斯加帶回來的許多紀念品。
我想那是在一九三五年吧？ ……在舊金山，我成天惹事，跟一群野孩子在外頭混，那些人都比我大。
我媽總是喝得醉醺醺的，她根本不能好好教養或照顧我們了。
我就像土狼一樣任性而野蠻。
沒有規矩，沒有紀律，也從未有人教我分辨是非。
我高興去哪兒就去哪兒，想幹什麼就幹什麼，直到碰上警察找我麻煩。
因為離家出走和盜竊，我多次被關進教養院，現在有一處我還記得特别清楚。
我腎髒虛弱，每天晚上都尿床，這是很丢臉的事，但我也沒辦法。
在那個教養院裡我常因此遭到一個女看守的毒打，她當着其他孩子的面罵我、羞辱我。
她經常在夜裡過來查看我尿沒尿床。
如果尿了，她就把我的被褥扔出去，然後用一根粗大的黑皮帶瘋狂地抽我；揪住我的頭發，把我從床上拽下來，拖到浴室，扔進澡盆，用冷水澆我，還讓我自己把床單洗幹淨。
每晚對我來說都是一場噩夢。
後來她又想出新花樣來整我，她認為在我的陰莖上抹藥膏是件很有趣的事，這幾乎令人難以忍受，我疼得火燒火燎的。
她後來因此丢了工作。
但這永遠也改變不了我對她的看法，永遠也改變不了我要複仇的想法，向她以及所有取笑過我的人複仇。
寫到這時，瓊斯醫生告訴他必須在那天下午完成，史密斯不得不跳過某些生活經曆，直接叙述青少年時期以及後來和父親一起在中西部流浪、淘金、打獵與其他瑣碎的細節： 我愛我的父親，但是有的時候這種愛與親情就像被浪費的水一樣從我心底流幹了。
他從未試圖去理解我，極少為我着想、傾聽我的想法，對我負起責任來。
我不得不離開他。
十六歲的時候，我當了船員；一九四八年，我投考陸軍，多虧主考官的幫忙，我總算通過了考試。
從這時起，我開始意識到教育的重要性，然而也更加加深了我對别人的憎惡。
我開始打架。
我曾把一個日本警察從橋上扔到了河裡，還曾因為砸爛了一家日本餐廳而上過法庭，後來在日本的京都又因為偷出租車而受審。
我在部隊裡待了将近四年。
在日本和朝鮮服役期間，我脾氣特别暴躁，惹出很多事。
我在朝鮮服役十五個月，後來調防回到美國。
因為我是首位從朝鮮回到阿拉斯加的軍人，報紙上又是文章，又是照片，大肆宣揚我，還讓我免費乘飛機去阿拉斯加，真是花樣十足……我在華盛頓州的李維斯堡服完了兵役。
寫到最近的經曆，史密斯急轉直下，他的鉛筆筆迹越發不易辨認：在一次摩托車車禍中摔斷了腿，因在堪薩斯州菲利普斯堡的一次夜間盜竊行徑首次被關進監獄： ……我因重大盜竊罪及越獄被判處五至十年徒刑。
我覺得自己受到了極不公平的對待。
在監獄裡，我變得更加憤世嫉俗。
我原本打算出獄後去阿拉斯加找我父親，但後來改變了主意。
我跑到内華達和愛達荷州工作了一段時間，然後去了拉斯維加斯，接着去了堪薩斯。
于是便陷入目前這樣的境地。
沒時間多寫了。
他簽了名，并寫了附言： 希望能有機會再和你晤談。
許多事情我沒有提及，但你或許更感興趣。
我始終覺得：有幸和那些胸懷遠大且能以毅力完成大志的人相處，是我一生最感振奮的事。
和你在一起，我就有這樣的感覺。
希科克在寫自傳時，并沒有像佩裡那樣全神貫注。
他常常停下來傾聽法庭對陪審員候選人的質問，或者環視周圍的人們，尤其狠狠地瞪了檢察官杜安·韋斯特剛毅的面孔。
韋斯特和他同年，都是二十八歲。
不過希科克總算用他那斜如雨絲的筆迹，在當天休庭之前，完成了他的自傳： 雖然對我而言，早期生活的印象已經相當模糊，但是我會盡我所能告訴你我的全部。
就從十歲開始吧。
我的學校生活和其他同齡男孩差不多：打架、找女朋友，也做過所有成長中的孩子都難免一試的事情。
我的家庭生活也很正常，但就像我以前對你說的那樣，我極少得到允許離開院子去和同伴們玩耍。
我父親在這方面對我們男孩總是特别嚴厲。
我必須幫父親做大量的家務活……在我的印象裡，父母隻吵過一次架，但我記不清是為什麼了……我記得父親給我買了一輛自行車，我相信那時我是鎮上最神氣的孩子。
那是一輛女式自行車，父親把它改造成男式的，他給車身上下全都刷上漆，看起來像新的一樣。
我小時候有許多玩具，相對于我家當時的經濟狀況而言是很多了。
我家總是處在你們所說的“半貧困”狀态，雖然從來沒有徹底潦倒，但有幾次也差不多了。
我父親拼命工作，盡其所能地養育我們。
母親也是個勤勞的人。
有她在，家裡總是利落整潔，我們都能穿上幹淨的衣服。
我記得父親經常戴着一頂老式的平頂牛仔帽，他讓我也戴，但我不喜歡…… 高中時期，我表現不錯，高一或者高二的時候成績中等，但後來稍為落後了一點兒。
我有了一個女朋友，她是個好女孩。
我還記得，除了接吻，我從來沒有打過她的任何歪主意。
那是真正純潔的戀愛……上學期間，我參加了幾乎所有的體育運動，總共收到九封推薦信。
籃球、橄榄球、田徑、棒球，我都很在行。
我中學畢業那年過得最好，那時我沒有固定的女朋友，隻是四處打遊擊。
我第一次和女孩發生關系正是在這一時期。
在男同學裡，談起追女孩子的事我可是相當權威的…… 有兩所大學給我提供資助，讓我去打球，但是我都沒去。
畢業後，我開始在聖達菲鐵路局工作，到第二年冬天被裁員了。
次年春天，我又在洛克汽車公司找了份工作。
我在那兒幹了大概四個月，就在那時我出了車禍，因頭部嚴重受傷而在醫院裡住了幾天。
由于傷勢不輕，一時無法找到任何工作，所以那年冬天的大部分時間我都處于失業狀态。
這時，我又遇見了一個女孩，談起了戀愛。
她父親是位浸信會的牧師，厭惡我和她來往。
七月份，我們倆結婚了，他大發雷霆，直到得知他女兒已經懷孕才算罷休。
但他從未祝福過我們，總是和我們格格不入。
結婚後，我開始在堪薩斯城附近的一座加油站工作。
我每天從夜裡八點工作到早晨八點。
有時我妻子通宵陪着我，她害怕我熬不了夜，所以過來幫幫我。
後來培裡龐提克醫院提供了一個工作機會，我高興地接受了。
雖然賺得不多——每周隻有七十五塊錢——但這份工作非常令人滿意。
我和其他人相處融洽，上司也很喜歡我，我在那裡工作了五年……也就是在此期間，我開始做些羞于見人的事。
希科克在此透露了他的戀童癖，在描述了幾個例子後，他寫到： 現在我知道這是錯的。
但是當時我從未考慮過對錯的問題。
盜竊也是一樣，似乎偷東西是源于一種沖動。
對于克拉特案，有一件我從沒說過的事情正是這種沖動。
在我去他們家之前，我就知道那兒會有個姑娘。
我想我去那兒的主要原因并非搶劫，而是要強奸那個姑娘。
這件事我想了很多。
這也是行動開始後我從未打算走回頭路的原因之一。
甚至在我們發現沒有保險箱時，我還是不甘心就此離去。
在克拉特家的時候，我幾次想靠近那個女孩。
但是佩裡連一個機會也沒給我。
我希望除你之外，再沒有人知道這件事，因為我甚至沒對我的律師說起過。
還有些事情我本來也應該告訴你的，但我害怕我的家人早晚知道。
因為對我來說，我幹的那些事比受絞刑還要令我感到羞恥……我有一些病症，可能是那場車禍造成的；我有時會昏倒，有時鼻子和左耳朵會流血。
有次我在朋友克裡斯家就犯過一次病，他們住在我父母家的南邊。
不久前，父親還幫我從我眼角處取出一塊碎玻璃片……我想我應該告訴你導緻我離婚和坐牢的那些事。
那得從一九五七年初講起。
我和妻子當時住在堪薩斯城的一座公寓裡，我已經辭去了汽車公司的工作，自己開了一家修車廠。
廠房是我從一個女人那兒租來的，這個女人有個媳婦名叫瑪格麗特。
有一天，我幹活兒的時候見到了她，我們一起喝了杯咖啡。
她丈夫不在家，在海軍陸戰隊服役。
長話短說，我開始和她約會，我妻子提出要離婚。
我開始覺得我其實從未真正愛過我妻子，否則我不會做出這種事來，所以我沒有反對離婚。
我開始喝酒，曾經有一個月的時間我幾乎每天都醉醺醺的。
我沒心思工作，花的比賺的還多，于是開始開假支票，最後變成了一個小偷被送進了監獄……我的律師說我應該信任你，因為你可以幫我。
如你所知，我現在需要幫助。
第二天，星期三，是正式開庭的日子。
普通公衆首次被準許進入法庭，但由于法庭空間太小，隻能容納一部分人入内。
最好的座位留給了二十位記者、希科克父母以及唐納德·卡利範（應佩裡·史密斯的律師的請求，他從馬薩諸塞州趕來，為他當年的軍中朋友作個性上的指證）等人。
一度傳言克拉特先生活着的兩個女兒也将出庭，但她們并沒有來，在随後的數次開庭中也始終未曾出現。
代表受害人親屬出庭的是克拉特先生的弟弟阿瑟，他駕車從百裡之外趕來此地時，對記者說：“我要好好看看他們（史密斯和希科克），看看他們是哪種畜生。
我恨不能把他們撕碎！”他直接坐在了被告的身後，死死地瞪着他們，仿佛要把他們印在自己的記憶中。
此刻，好像阿瑟·克拉特的意志發生了作用，佩裡·史密斯轉過頭來，看着阿瑟，他認出了這張和他所殺害的那個人極為相似的面孔：同樣溫和的眼睛、薄薄的嘴唇和堅實的下巴。
佩裡那時正在嚼口香糖，立即停住并垂下眼簾，一分鐘以後，他的嘴角才又開始慢慢地嚅動。
除了這一短暫的時刻，史密斯和希科克對于法庭的态度是既無所謂又不感興趣；他們嚼着口香糖，不耐煩地用腳踢踏着。
這時法庭傳第一位證人出庭。
南希·埃瓦爾特之後出庭的是蘇珊·基德維爾。
兩位年輕的女孩描述了她們在十一月十五日星期天進入克拉特家時看到的情景：寂靜的房間，廚房地上的空錢包，照在卧室裡的陽光，她們的同學南希·克拉特倒在血泊中。
被告律師放棄了反複訊問的權利，也放棄了對以後的三名證人（南希·埃瓦爾特的父親克拉倫斯、警長厄爾·魯濱遜和驗屍官羅伯特·芬頓）的盤問。
這三名證人分别對十一月那個陽光明媚的早晨發生的事情作了補充叙述：四位遇害者陸續被發現，被害的慘狀，以及芬頓醫生所作的驗屍結果，其中指出，“獵槍射擊導緻被害者腦部嚴重受傷與頭骨破裂為緻死原因。
” 接着，理查德·羅萊德出庭。
羅萊德是加登城警察局的首席警探。
他的業餘愛好是攝影且造詣頗高。
就是他拍下的照片在沖洗後顯示出希科克在克拉特家地下室裡留下的腳印。
這些腳印隻有相機才能辨認，肉眼很難看出來，也是他拍攝了死者屍體各部分的照片，即在案件尚未偵破之前，艾爾文·杜威一直無法釋手的那些被害者慘死的影像。
羅萊德出庭證實這些照片的确由他所攝，以供起訴檢察官作為證據，但是遭到希科克的律師哈裡森·史密斯反對。
他說：“展示這些照片的唯一目的，就是煽起陪審團的怒火與偏見。
”塔特法官駁回了他的抗議，允許這些照片作為物證，這就意味着陪審團将傳閱這些照片。
陪審員們傳閱照片的時候，希科克的父親對鄰座的一個記者發牢騷：“瞧上面那位法官！我從未見過如此偏袒的人。
由他主持法庭還有什麼意義！啊呀，他不是葬禮上護送靈柩的人嗎！”（實際上，塔特與受害者一家并不熟，也沒有參加他們的葬禮。
）但是在寂靜的法庭裡，隻有希科克老先生發出了這微弱的呼籲。
一共十七張照片，當它們在陪審員的手中傳遞時，陪審員們的表情立即反應了照片的沖擊力：有個陪審員的臉孔忽地漲紅好像被打了一記耳光；有幾個人剛瞥了一眼，就顯然不忍再看。
照片似乎喚醒了他們，迫使他們親眼看看發生在鄰居家真實而悲慘的事件。
這令他們震驚，令他們憤怒，其中幾個人——藥劑師、保齡球館的經理，邊看照片邊用極度蔑視的目光瞪着被告。
老希科克先生喪氣地搖了搖頭，一遍遍地嘟囔：“沒意義！這像什麼話！” 在傳訊當天最後一位證人時，檢察官聲稱将傳訊一位“神秘人物”出庭。
正是此人提供的信息導緻被告被捕，他就是弗洛伊德·威爾斯，希科克的前獄友。
因為威爾斯仍在堪薩斯州監獄服刑，有受到其他犯人報複的危險，因此他是告密者的消息一直秘而不宣。
為了他能安全地出庭作證，現已将他提出堪薩斯州監獄，關押在鄰縣的一個小監獄裡。
然而，當威爾斯穿過法庭向證人席走去時，仍然顯得鬼鬼祟祟，很不自然，好像擔心沿途會有人謀害他似的。
當他從希科克身邊走過時，希科克的嘴唇動了動，悄聲吐出幾個惡毒的字眼。
威爾斯假裝沒聽見；但他的舉止像一匹聽見響尾蛇咝咝作響的受驚馬兒，急速地閃開被他出賣的朋友所伸出的蛇信。
他站在證人席上，直勾勾地盯着前方。
他是一個短下巴、農家子弟模樣的小矮個，穿着一套非常得體的深藍色西服，這是堪薩斯州官方專門為他出庭而買的。
他們認為，作為最重要的證人，他看起來應該受人尊敬、值得信任。
由于開庭前的多次演練，威爾斯的證詞像他的外表一樣幹淨利落。
在洛根·格林的鼓勵下，證人承認他曾作為雇員在河谷農場工作過大約一年。
離職大約十年後，因盜竊罪被判入獄，他開始和另一位盜竊犯理查德·希科克交上了朋友。
他曾對後者描述過克拉特的農場和家庭。
“那麼，”格林問，“在你和希科克先生交談中，關于克拉特先生，你們分别說了些什麼？” “談了很多。
希科克說他假釋出獄後準備到西部找份工作，他打算中途停下來，去克拉特先生那兒謀一份差事。
我對他說過克拉特先生非常富有。
” “希科克先生是否對你所說的很感興趣？” “嗯，他想知道克拉特先生是不是有個保險箱。
” “威爾斯先生，當時你認為克拉特家中有保險箱嗎？” “嗯，我在那兒幹活是許多年以前的事了。
我那時認為有個保險箱。
我知道好像有個壁櫥之類的……後來我才得知他（希科克）打算搶劫克拉特先生。
” “他對你講過搶劫的事嗎？” “他說如果他去搶，就不會留下任何目擊證人。
” “他可曾确切說過要如何處置人證？” “是的，他說他要把他們捆起來，搶完之後再殺死他們。
” 格林見已達到事先預定的目的，就讓被告律師對證人進行盤問。
老弗萊明律師是個典型的鄉村律師，他更樂意處理農地契約案件，而不是這種殺人案。
他盤問證人的目的是想引出一個控方故意回避的問題：威爾斯本人在謀殺案中的角色以及他品德的可靠程度。
弗萊明單刀直入地問道：“你從未勸阻過希科克先生别去那裡搶劫、殺死克拉特一家，是不是？” “是的。
在那裡（堪薩斯州監獄），别人談起這類事情你都不會放在心上，因為你會認為那不過是說說而已。
” “你的意思是說你告訴他那麼多事情卻沒有任何用意？你不是指點給他（希科克）克拉特先生有個保險箱嗎？你想讓希科克先生相信你的話，是不是？” 弗萊明非常冷靜地令證人難以招架；威爾斯扯了扯領帶，仿佛突然覺得它打得太緊了。
“你想讓希科克先生相信克拉特先生有很多錢，是不是？” “我對他說過克拉特先生很有錢，沒錯。
” 弗萊明又舉出幾項事實，指出希科克曾将對克拉特家的殘暴計劃對威爾斯全盤托出。
然後，他仿佛沉浸在悲痛中一般，語氣沉重地說：“即使那樣，你也根本沒有勸阻過他？” “我不相信他會那麼做。
” “你不相信他的話？那麼為什麼當你得知案件後，你會認定他就是兇手呢？” 威爾斯自信地回答道：“因為案件的發生經過與他對我說的一模一樣！” 哈裡森·史密斯，被告律師中較年輕的那位，接着質詢。
他在問話時采取了譏諷式的攻勢，語氣鋒利逼人；實際上他是位溫和寬厚的人。
他問證人是否有綽号。
“沒有。
我就叫弗洛伊德。
” 律師冷笑一聲，“難道現在他們不是叫你‘告密者’嗎？或者叫你告發者？” “我就叫弗洛伊德。
”威爾斯垂頭喪氣地說。
“你坐過幾次牢？” “大概三次。
” “其中也曾因欺詐而坐牢吧，是不是？” 證人否認了。
證人說他第一次是因為無照駕駛，第二次是因為盜竊，第三次是當兵時闖了禍，在軍營監獄中蹲了九十天。
“一次坐火車行軍演習，我和另外幾個士兵在車上有點喝醉了，用槍打壞了幾扇車窗和電燈泡。
” 法庭上一陣哄笑。
除了兩位被告（希科克朝地上吐了口唾沫）和哈裡森·史密斯，所有人都笑了。
哈裡森問威爾斯，為什麼在得知霍爾科姆悲劇後，竟拖延了好幾個星期才向當局告發。
“難道你是在等什麼？比方說獎賞之類的？” “不是。
” “你從未聽說過獎賞的事？”律師提到的獎賞指的是《霍奇森新聞報》懸賞一千塊錢征求克拉特案線索一事。
“我在報紙上看到過。
” “是在向當局告發之前看到的，對不對？”當證人承認的确如此的時候，史密斯趁勝追問，“你今天來這兒作證，檢察官答應給你什麼豁免？” 但是洛根·格林立即提出抗議：“我們反對這種提問方式，法官大人。
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任何人可以得到豁免。
”反對有效，證人獲準離席。
當威爾斯離開時，希科克高聲叫罵，每個人都聽見了。
“王八蛋，如果有誰該絞死，那麼就應該是他。
瞧他那樣，離開這兒去領賞了，而且不用交稅。
” 這個預測是正确的，因為不久威爾斯就拿到了獎金，又獲得了假釋。
可惜好景不長，他不久就又犯事了，幾年間接二連三地犯罪，目前被關押在密西西比州帕切曼州立監獄，他因持槍搶劫被判了三十年監禁。
星期五，法庭在周末休庭的時候，堪薩斯州已經完成了對此案的審理，其中包括華盛頓聯邦調查局派來四位特工人員出庭作證。
四人都是化驗室的專家，能熟練地對各種犯罪活動進行科學偵破。
他們研究了兇案的證據（血迹、腳印、彈殼、繩子和膠帶），從而證實了每件物品作為證據的有效性。
最後，堪薩斯州調查局的四位警探提供了他們對犯人的審訊記錄以及被告最終的坦白書。
這使被告的辯護律師陷入被動。
在盤問警探時，他們争辯說，坦白書是用非法手段獲得的，在悶熱、狹窄、燈光熾烈的房間裡進行逼供。
這種不确實的指控顯然觸怒了警探們，他們用更具有說服力的證詞詳細地加以反駁。
（後來，有位記者問希科克的律師，為什麼這麼長時間他一直盯着這點不放，他生氣地說：“你說我該怎麼做？天哪，我沒有别的牌可打，但是我又不能像個木乃伊似的傻坐在那兒。
我總要說點什麼呀！”） 事實證明，艾爾文·杜威是控方最具影響力的證人。
他的證詞中首次向公衆披露了佩裡·史密斯供認的事實，為各大報刊制造了頭條新聞（《恐怖謀殺謎底揭曉——冷血驚悚的告白》），聽衆深感震驚，特别是理查德·希科克，他錯愕而懊惱地開始注意聽杜威的陳述。
“我還漏講了一件史密斯對我坦白的事情。
克拉特一家被綁起來後，希科克對史密斯說，他覺得南希長得太美了，他想去強奸她。
史密斯說他當時警告迪克他絕不容許那樣的事發生。
史密斯對我表示他對那些無法控制自己性欲的人最為蔑視，希科克若想強奸那女孩，除非和他打一架。
”在此之前，希科克并不知道他的同夥已經把他這項強暴的企圖告訴了警方；他也不知道，佩裡出于一種友好的精神已經修改了最初的供詞，承認四人都是他自己開槍殺死的——這個事實是杜威在證詞快結束時透露的。
“佩裡·史密斯說他想對供詞中的兩處作修正，他說除了這兩個地方，其餘的話都是真實而準确的。
他想更正的就是承認克拉特夫人和南希·克拉特是他所殺，不是希科克。
他對我說希科克……不希望讓自己的母親知道他曾加害克拉特家的任何人。
他說希科克夫婦是好人。
所以幹嗎不承認都是他殺死的呢？” 聽到這裡，希科克太太哭了。
在整個審判過程中，她一直安靜地坐在丈夫身邊，雙手緊張地絞着一塊手帕。
時不時地，她就找機會望兒子一眼，向他點點頭，強擠出一絲笑容。
雖然一看就知道這是裝出來的，但卻表明了母親對他的支持。
但是很明顯，她現在已無法控制自己，開始失聲痛哭。
幾個旁聽者瞥了她一眼，随即尴尬地把頭扭到了一邊；但其餘的人則繼續專心聽着杜威的陳述，對她這赤裸的悲泣似乎全然無動于衷，就連她丈夫也保持沉默，也許他認為這時去勸妻子顯得太沒男子氣概。
最後，還是場内唯一的女記者将希科克太太領出法庭，帶到女盥洗室去了。
當極度痛苦的情緒平靜下來之後，希科克太太需要找人傾訴一下心裡話。
她對女記者說：“我沒有一個可以說說知心話的人——我并不是說鄰居和别人不好，哪怕就是陌生人，待我們也很好。
他們寫信來安撫我們，說他們了解我們的痛苦，也替我們難過。
沒人對我和瓦爾特說過半句難聽的話。
就連這兒的人也沒有。
所有的人都非常友好。
我們吃飯的時候，女招待在蛋糕上放了冰淇淋而不收我們的錢。
我叫她别放，我吃不下。
以前我什麼都能吃下去，現在卻一點兒也吃不下。
但她還是加了冰淇淋。
她是為了表示友好。
她叫希拉，她說發生這種事不是我們的錯。
但我總覺得人們在看着我想，哦，還不是因為她管教無方。
也許我教養迪克的方式的确不對，不過我并不知道我錯在哪裡。
我想尋找原因，找得頭都疼了。
我們是普通人，鄉下人，和别人一樣生活。
我們家也有過快樂的時刻，那時我教迪克跳狐步舞。
我太喜歡跳舞了，當我還是姑娘時，跳舞簡直成了我的全部生命。
有個小夥子，天啊，跳起舞來就像過聖誕節一樣，我們倆合作跳華爾茲赢了一座銀杯。
我們私下商量了好久，想偷偷離家去舞台尋找出路，加入歌舞團。
這真是一場夢，童年的夢。
後來，他離開了鎮子，我和瓦爾特結了婚，他連基本的走步都不會。
他說如果我想找一個耍蹄子的，當初為什麼不嫁給一匹馬。
此後再也沒有人和我跳舞，直到我教會了迪克。
但迪克不喜歡跳舞。
不過，他很可愛，迪克是那種脾氣最好的小孩。
” 希科克太太摘下眼鏡，擦了擦模糊的鏡片，然後又把它戴到她那胖乎乎的、讨人喜歡的臉上。
“有關迪克的事還多着呢，你在法庭上聽到的隻是一部分。
律師們把他說得那麼可怕，簡直一無是處。
我不能為他的行為辯護，我忘不了那個受害的家庭，每天晚上我都為他們祈禱，也為迪克祈禱，為佩裡祈禱。
我不該恨佩裡，現在我隻是可憐他，而且我相信克拉特太太活着的話也會可憐他的，如果她是人們所說的那種慈悲女人。
” 法庭休庭了。
女盥洗室門外傳來散席後觀衆在走廊裡的喧嘩。
希科克太太說她必須去見她丈夫。
“他是快入土的人了，我想他什麼也不會放在心上了。
” 法庭上的許多人對唐納德·卡利範這個來自波士頓的證人感到迷惑。
他們不明白，為什麼這個沉着老實的天主教徒，這個畢業于哈佛大學的成功的金融師，這個結了婚、已是三個孩子的父親的人會選擇和一個無知的殺人犯做朋友。
更何況，這個人他并不十分了解，兩人已經九年沒有見過面了。
卡利範自己說：“我妻子也不理解。
我們的經濟狀況并不允許我老遠趕到這裡來，這意味着用掉累計一周的假期以及購買必需品的錢。
但另一方面，我認為我不能不來。
佩裡的律師寫信問我能否來當證人；我讀到信的那一刻，就知道我必須來。
因為我已經給了這個人我的友誼。
而且我相信生命是永存的。
所有的靈魂都應該被拯救。
” 拯救靈魂，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