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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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佩裡的靈魂，虔誠的天主教徒副警長夫婦也十分樂意。
盡管當邁耶太太建議佩裡會見當地的神父伯克斯時，受到了他的斷然拒絕。
（佩裡說：“我已經領教過神父和修女了，我身上的疤痕可以證明。
”）于是，在周末休庭的日子裡，邁耶夫婦邀請卡利範到牢裡與佩裡共進午餐。
有機會像主人那樣款待朋友，佩裡很高興。
他對于拟定菜單——填餡烤野鵝、奶油洋芋四季豆、肉凍沙拉、油酥卷、冷牛奶、現焙的櫻桃餡餅、乳酪和咖啡——似乎比審判結果還關心。
（當然，他知道審判不會有任何懸念。
“那些鄉巴佬，要他們投票判我絞刑，一定比豬喝泔水還來得快！看看他們的眼睛！誰敢說法庭上隻有我殺過人？那才真見他媽的見鬼了！”）整個星期天上午，他都在忙着為接待客人而做準備。
這天風和日麗，柔軟的樹枝輕拂着監獄的鐵窗，樹影逗弄着佩裡的松鼠。
紅追逐着搖動的樹影，它的主人在一旁掃地、撣灰塵、擦地闆、沖廁所、整理書桌上的書。
書桌将被用作餐桌，經過佩裡一番收拾後，看起來很像樣，因為邁耶太太送來了桌布、漿洗過的餐巾以及她最好的瓷器和銀餐具。
卡利範也非常驚訝，他看着菜一盤接一盤地送到桌上時，禁不住吹了聲口哨。
入座前，他請主人讓他做一次禱告。
卡利範低下頭，雙手合攏，說道：“上帝啊，保佑我們，你慷慨大方，大慈大悲，賜予我們這些禮物，阿門。
”主人頭也不低，把兩隻手的關節扳得嘎嘎作響。
他低聲說，照他看來一切功勞應該歸于邁耶太太。
“所有的菜都是她做的。
不過，”他邊說邊往客人的盤子裡添菜，“見到你很高興，唐，你看起來還是老樣子，一點兒都沒變。
” 從外表看，卡利範這位銀行職員一副謹小慎微的樣子，頭發稀疏，一張普通的面孔很難讓人記住。
他承認自己的外表的确變化不大，但是他内在的自我，那個看不見的自己已經完全不同了。
“我以前一直在随波逐流，沒有意識到上帝是唯一的存在。
一旦你意識到這一點，一切問題就會迎刃而解，生命和死亡就有了意義。
天哪，你經常吃這麼好嗎？” 佩裡笑了。
“邁耶太太真是個了不起的廚師。
你應當嘗嘗她做的西班牙米飯。
我到這裡後體重增加了十五磅。
當然，我還是挺瘦的。
在我和迪克駕車逃亡的日子裡，幾乎沒吃過一頓像樣的飯，整天都餓得要死，大部分時間像動物那樣生活。
迪克經常到百貨店裡偷罐頭，烤豆子和罐裝意大利面什麼的，我們在車裡打開罐頭，狼吞虎咽地把冰涼的食物吞下肚，跟動物沒什麼兩樣。
迪克喜歡偷東西，好像對盜竊有了感情，簡直是病态。
我也是小偷，不過隻在沒錢的時候才幹。
而迪克，即使口袋裡有一百塊錢，他還是會去偷一塊口香糖。
” 後來，邊喝咖啡邊抽煙的時候，佩裡又将話題轉到了盜竊上。
“我的朋友威利曾經常談論這個話題。
他說所有的罪行其實都是‘一種盜竊的形式’，包括謀殺在内。
你殺死一個人就等于偷走了他的生命。
我想照這麼說我是一個大盜了。
你知道，唐，他們全是我殺的。
在樓下法庭上，杜威像是在說我用迪克的母親為借口推卸責任。
哦，我不是的。
沒錯，迪克是幫了我的忙，他拿着手電筒，還撿彈殼——再說這檔子事原本也是他的主意。
但是迪克的确沒有開槍殺死他們，他從來都不敢。
雖然，他媽的軋死那條老狗的時候，他的動作可真夠快的。
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臉色暗沉下來，好像對他而言這是個新問題，仿佛意外地挖出一塊說不出顔色的怪石。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說話的神态，就像是正在把石頭拿到燈下仔細端詳似的，“迪克令我很生氣。
那個厚顔無恥隻會吹牛的家夥。
不是他逼我，也不是我害怕被人認出來。
對此我敢打賭。
我之所以殺了他們，不是因為克拉特家做過什麼。
他們從未傷害過我。
不像其他人。
我這一輩子受盡了别人的欺負，也許僅僅是因為克拉特家命中注定要替别人還這筆債。
” 卡利範陷入了沉思，試圖掂量佩裡悔悟的程度。
他一定是在深深地自責，渴望得到上帝的仁慈和寬恕吧？佩裡說：“我後不後悔？如果你是這個意思的話，我不後悔。
對此我沒什麼感覺。
我希望自己後悔，但實際我一點兒也不。
事情發生後不到半個小時，迪克就開始講笑話，逗得我狂笑不已。
也許我們倆根本不是人。
我的人性隻夠憐憫我自己。
當你走出這裡的時候，我卻不能出去，我就為這個感到自己可憐。
就是這樣。
”卡利範幾乎無法理解如此漠然的态度；佩裡一定是糊塗了，搞錯了，沒有誰能如此喪盡天良、毫無憐憫之心。
佩裡說：“不是嗎？打仗的人照樣睡得着覺，殺了人還能得勳章。
堪薩斯的善良的人們想要我的命，某個劊子手更是巴不得分到這份差事。
殺人太容易了，比開假支票容易得多。
請記住：我認識克拉特家的人至多不過一個小時。
如果我真的認識他們，我想我的感受也許會不同。
我想那樣的話，我将無法面對自己。
不過現在事情就是那麼簡單，殺人不過是在靶場裡随意挑幾個靶子。
” 卡利範沉默了，他的沉默令佩裡不安，他似乎覺得卡利範的沉默就暗示了反對。
“嗨，唐，别讓我裝出虛僞的樣子。
大說一通廢話，什麼我多抱歉啊，我多想跪下祈禱啊。
我不相信這一套，我不可能一夜間接受一直被自己否定的東西。
事實上，你對我的盛情遠遠超過了你所說的那個上帝。
他一輩子不曾給我什麼，你卻寫信給我，稱我為‘朋友’。
而且是正當我沒有朋友的時候。
我隻有喬·詹姆斯一個朋友。
”他對卡利範解釋道，喬·詹姆斯是位年輕的印第安伐木工，在華盛頓州貝靈漢的森林中，他們曾一起生活過。
“那兒離加登城太遠了，足有兩千英裡。
我曾寫信告訴喬我目前的處境。
喬是個可憐的家夥，他要養活七個孩子，但他答應即便步行也要來看我。
現在他還沒來，也許他不會來了，隻不過是我認為他會來而已。
喬一直喜歡我，你呢，唐？” “是的，我喜歡你。
” 卡利範略帶強調的回答使佩裡很高興，甚至有點激動。
他笑着說：“那麼你肯定是某種瘋子。
”他突然站起來，走到牢房的牆角，拿起一把掃帚。
“我不明白為什麼要在陌生人中間死去，讓那些鄉巴佬站在周圍，看我被絞死。
他媽的，我應該先自殺算了。
”他舉起掃帚，抵住天花闆上一直亮着的燈泡，“捅下燈泡，砸碎了，割腕自殺。
這才是我應該做的。
就趁你在這兒，至少還有個關心我的人在這兒。
” 審訊于星期一上午十點鐘繼續開庭，曆時九十分鐘後休庭。
有關被告方面的審問在這短短的時間内也已經完成。
由于被告均無意再為自己辯護，因此究竟希科克抑或史密斯是本案真兇的問題也就沒有被提及。
出庭的共有五位證人。
第一位是眼窩深陷的老希科克先生。
他說話凜然中帶有無限蒼涼，但講得很清晰，他的發言為兒子患有暫時性精神錯亂症提供了一個新的證據。
他說迪克在一九五〇年七月出了一次車禍，頭部受了重創。
在此之前，迪克是個“無憂無慮”的孩子，在學校表現很好，很讨同學的喜歡，對父母也很孝順，“從來不給任何人添麻煩”。
哈裡森·史密斯小心地引導證人，他說：“我要問的是，在一九五〇年七月之後，你看到你兒子理查德的性格、習慣和行為發生了哪些變化？” “他和以前不一樣了。
” “有哪些不一樣？” 希科克先生沉默着想了一會兒，列出幾條：迪克變得陰沉沉的，總是焦躁不安，和那些比他大的人交往，并且開始酗酒賭博。
“他和以前完全不是同一個人。
” 他的結論立刻引起洛根·格林的質問，他在交互盤問證人時說：“希科克先生，你說在一九五〇年七月之前，你兒子從未給你惹過任何麻煩？” “……我想一九四九年的時候被捕過一次。
” 格林緊閉的雙唇露出了諷刺的微笑，“你還記得他因為什麼被捕的嗎？” “他被指控搶劫了一家雜貨店。
” “被指控？難道他沒有承認自己搶了雜貨店？” “不，他承認了。
” “那是在一九四九年。
可剛才你對我們說，他的行為态度是在一九五〇年之後發生變化的。
” “我确實是這麼說的。
” “你的意思是說一九五〇年之後，他變好了？” 老頭兒發出一陣劇烈的咳嗽，他往手帕裡吐了口痰。
“不，”他看着手帕上的痰液說，“我沒那樣說過。
” “那麼變化是何時發生的呢？” “唉，這很難解釋。
他的行為的确和以前不同了。
” “你的意思是說他的犯罪傾向消失了？” 律師的俏皮話引起哄堂大笑，塔特法官嚴厲的目光使這場法庭上的喧嘩很快平息下去了。
希科克先生作證結束離席，W.米歇爾·瓊斯醫生走上證人席。
瓊斯醫生向法庭宣布自己是“專門研究精神病學的醫生”，為了證實自己的資格，他補充說，自一九五六年擔任堪薩斯州的托皮卡州立醫院駐院醫師以來，一共治療過大約一千五百多名病人。
近兩年來，他在拉尼德州立醫院任職，負責狄龍大樓，在那裡專門治療犯罪的精神病人。
哈裡森·史密斯問證人：“你大約研究過多少個謀殺犯？” “大約二十五個。
” “醫生，我想知道你是否認識我的當事人，理查德·尤金·希科克？” “我認識。
” “你為他作過專業檢查嗎？” “是的，先生……我為希科克先生作了精神病方面的檢查。
” “根據你的檢查，你認為，理查德·尤金·希科克先生在實施犯罪的時候是否具有分辨是非的能力？” 瓊斯醫生二十八歲，壯實的身材，一張略顯秀氣的圓面龐，顯得聰明敏捷。
他深吸了一口氣，像是準備發表一個長篇演講。
但法官馬上提醒他不要長篇大論：“你隻要回答‘是’或‘不是’。
醫生，将你的回答縮短為‘能’或‘不能’。
” “能。
” “你的意見如何？” “我認為在通常的定義下，希科克先生當時的确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 瓊斯醫生必須根據《麥納頓法則》進行評估，而這一法則其實不能區分一切，所以他隻好那樣回答了。
當然，他的回答使希科克的律師大失所望，他不抱任何希望地問：“你能解釋一下你的答複嗎？” 這是徒勞。
因為即使瓊斯醫生同意詳細解釋，控方也有權反對，而且他們的确提出了抗議。
根據堪薩斯州法律，對于此類問題，證人的回答必須隻限于“是”或者“不是”。
反對有效，于是證人離席。
不過，如果瓊斯醫生獲準做進一步的說明，那麼他要說的證詞将是：“理查德·希科克的智力優于一般人，能很快地掌握新事物，有廣泛的知識基礎。
他對發生在自己周圍的事情很警覺，沒有精神混亂或失常的迹象。
他的思維富有條理，合乎邏輯，對現實有清楚的認知。
雖然我沒有發現他腦部技能受損的迹象——失憶、不能形成具體概念、智力衰退等等，但此一可能性是不應抹殺的。
在一九五〇年他的頭部曾嚴重受創，導緻腦震蕩與數小時的昏厥。
這一點是我在查閱他的病曆之後得到證實的。
他說自此以後，經常有昏迷、周期性健忘與頭痛的現象，并且他的大多數反社會行為都是從那以後發生的。
他從未作過醫學檢查，因此不能排除腦部有殘留的損傷。
在犯人接受詳細的醫學檢查之前，無法鑒定犯人的全部精神狀态……希科克确有情緒不正常的迹象，他明白自己行為的性質，但仍一意孤行，這也許是最明顯的例證。
他是一個行為沖動的人，做起事情傾向于不考慮後果，也不考慮是否會令自己或他人不舒服。
他似乎無法汲取經驗教訓，表現出異常的周期性活動症狀，行動全無責任感。
他無法像正常人一樣忍受挫折，隻有通過反社會行為才能使自己擺脫……他的自我評價非常低，内心深處總覺得自己低人一等，性欲不強，因而幻想自己富有且在外形上孔武有力來補償這種感情。
他喜歡吹噓自己的英勇行為，有錢就亂花，不滿足于按部就班地獲取自己的工作報酬……不善于處理人際關系，從病理學的角度來看，缺乏能力培養并維持與他人之間持久性的關系。
雖然他也具有一般的道德标準，但在行動中很少遵循。
總之，他患有比較典型的精神病學方面所謂的嚴重人格分裂症。
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确診他腦部是否有殘留損傷。
如果此一可能确實存在，那麼在過去的幾年裡以及這次的犯罪行為，都可能受到了實質的影響。
” 按照審判的程序，除了次日被告律師正式向陪審團呼籲外，本案有關理查德·希科克的整個辯護過程，在這位精神病學專家的作證之後，可以說已告終了。
下一位出場的是阿瑟·弗萊明，佩裡的那位上了年紀的律師。
他提出四位證人：堪薩斯州立監獄新教牧師詹姆斯·波斯特；佩裡的印第安人朋友喬·詹姆斯，他從遙遠的西北山居出發，坐了一天兩夜的汽車，終于在那天早上趕到法庭；另兩位是唐納德·卡利範和再次出庭的瓊斯醫生。
除瓊斯醫生外，其餘三人都是作為“人品證人”出庭，将對被告人性善良的一面作一些指證。
但結果都不順利。
雖然他們每人都盡其所能地提出對被告算是有利的證詞，但随即遭到了控方的反對，認為這類個人評價在“法律上是無效的，離題的，無關緊要的”，從而他們的證詞都被排除了，被迫離席。
例如，喬·詹姆斯，黑頭發，黑皮膚（甚至比佩裡還黑），小個子，穿着一件褪色的獵裝，足蹬一雙鹿皮鞋，看起來仿佛剛剛神秘地從樹影裡冒出來一樣。
他對法庭說，被告曾和他一起生活了兩年多，“佩裡是個可愛的小夥，鄰居們都很喜歡他。
據我所知，他從未做過一件出格的事。
”他剛說到這兒，就被控方制止了。
卡利範也一樣。
他隻說了一句“我和佩裡在部隊相識期間，他是個非常惹人喜愛的小夥子”，就被制止了。
波斯特牧師很幸運地多講了一會兒。
因為他沒有試圖直接去贊美被告，隻是滿懷感情地回憶了他與佩裡在蘭辛相識的過程。
“我第一次見到佩裡·史密斯是在監獄小教堂的辦公室裡，他拿着一張自己畫的畫來找我，一張用蠟筆畫的耶稣頭像。
他想把畫送給我，放在教堂裡用。
自從那天起，那幅畫一直挂在我辦公室的牆上。
” 弗萊明問：“你帶來那幅畫的照片了嗎？”牧師拿出一個鼓鼓的信封，但是當他打開信封、準備把照片分發給陪審員時，洛根·格林憤怒地站起來說：“法官閣下，這未免太過分了……”法官于是制止了牧師進一步的行為。
接着瓊斯醫生被傳上庭來，他像第一次一樣介紹了自己的身份。
弗萊明也向他提出了那個棘手的問題：“從你和佩裡·埃德加·史密斯的談話以及所作的檢查中，你對他在卷入這項罪行時是否有能力明辨是非作何判斷？”而法庭也再次提醒證人：“隻需回答“能”或“不能”，隻談你的結論。
” “不能。
” 在一陣吃驚的低聲耳語中，弗萊明也有些愣住了。
他說：“你能向陪審團陳述你的看法嗎？” 洛林反對說：“犯人不能明辨是非，這就夠了。
”從法律上講，也确是如此。
但是如果允許瓊斯醫生闡述他的根據，他會作出以下的證詞：“佩裡·史密斯具有嚴重心理病症的明顯迹象。
根據他對我的陳述以及監獄的記錄，可以看到他的童年非常不幸，極度缺乏父母的關愛。
他似乎是在沒有指導、沒有關愛、沒有吸收任何道德規範的情況下長大的……他對自己周圍的一切極端敏感與機警，但并沒有導緻精神錯亂。
他的智力處于中上水平，考慮到他的教育背景，他的知識面可以算是非常寬廣……他性格中有兩個病态的特點很突出。
首先是對世界的偏執狂妄。
他總是懷疑、不信任任何人，總覺得别人在歧視他、虧待他，也不能理解他。
他對别人的批評過于敏感，無法忍受别人的嘲笑。
他能敏銳地察覺出别人話中隐含的輕視或侮辱，還經常誤解别人善意的言辭。
他強烈地需要友誼和理解，但卻不願意向别人袒露心扉，當他這樣做時，又擔心受到誤解甚至背叛。
在評估别人的意圖和感受時，他缺乏足夠的能力來分辨真實情況與自己心中幻象的區别。
他經常認為所有人不過是僞善抑或邪惡，因此不管他對這些人采取什麼行動，他們都是罪有應得。
關于他的第二個特點，有些類似于第一個，那就是随時爆發、難以控制的憤怒——隻要他感覺到被欺騙、蔑視或鄙夷，他就會一觸即發。
過去，他激憤的對象多數是權威性人物：父親、哥哥、軍隊中的士官、獄警，有幾次甚至導緻暴力行徑。
他自己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這種脾氣。
他自己解釋為‘火上心頭’，難以控制。
當這種憤怒的對象是他自己時，他就想到自殺。
他這種怒氣以及缺乏控制和疏導的能力，恰恰反應了他性格構造中存在的基本缺陷……除以上特點外，他還顯現出輕微的早期思維紊亂現象，組織思維能力較差，似乎不能分析或歸納自己的思想；常為瑣事困擾，往往陷入其中；他的某些思路有時表現出‘神秘’的特點，無視現實……他與别人很少有過親密的友情，而極少的這點友誼也經不起任何波折。
除了很少的幾個朋友外，他對其他人幾乎沒有感情，對人類的生命也不覺得有任何真正的價值。
這種情感上的冷漠與偶爾對某些事物産生的溫情，是他心理不正常的又一證據。
因此，有必要對他進行詳細的精神狀況的檢查，以便作出進一步的評估，他目前的性格結構非常類似于妄想型精神分裂症。
”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在法庭精神病學領域極負盛名的堪薩斯州托皮卡市曼甯格爾中心醫師約瑟夫·薩頓醫生，在和瓊斯醫生交談後，同意他對希科克和史密斯的評估。
薩頓醫生後來密切關注此案，他認為雖然犯人之間的不和可能是導緻犯罪的一個因素，但他覺得佩裡·史密斯仍然要為此案負主要責任，他的行為正好代表了他在一篇論文中所闡述的謀殺犯類型。
論文題目是《無明顯動機的謀殺——人格分裂的探讨》。
這篇論文發表在《美國精神病學》期刊上（一九六〇年七月号），是薩頓醫生和三位同事（卡爾·曼甯格爾、埃爾文·羅森、馬丁·梅曼）合作完成的。
開篇便表明了論文的主旨：“為判定謀殺犯的刑事責任，法律試圖将他們（像對待其他罪犯一樣）分為兩類：‘心智正常的’和‘心智不正常的’。
法律認為‘心智正常’的謀殺犯的行為具有理性動機，雖然可以理解，但仍然要定罪；而心智不正常的謀殺犯是在非理性、無意識的動機驅使下行動的。
在理性動機很明顯（比如謀财害命）或者非理性動機伴有錯覺或幻覺（比如，一個精神病患者殺死了他幻想中的迫害者）的時候，這種情況對精神病學家而言是不成問題的。
但是，如果一個謀殺犯看起來理智、正常、有自制能力，但犯下的兇殺行為卻異乎尋常，帶有無意識的性質，這樣的一名殺人犯如果在審訊中導緻争論和對立，那就給精神病學專家出了難題。
我們認為，這類兇手在精神病理學方面至少有一種特殊的症狀，對于這點我們将予以闡釋。
一般而言，這類人在自我控制方面都有嚴重缺陷，因此有可能用原始的暴力行為表現出來，這是過去痛苦經曆所造成的惡果，而現在卻成為無意識的行為。
” 這篇論文的四位作者正在進行一項訴訟，為此他們研究了四位判為無動機謀殺的犯人，這四個人在審判前都受過醫生的檢查，被診斷為“無精神病”或“正常”。
其中三人被判死刑，另一位被判長期監禁。
這四起案子都因兇犯辯護律師與親友不滿意此前的精神檢查結果，要求做進一步的檢驗，他們提出了異議：“如果他是一個正常的人，怎麼可能犯下這種瘋狂的罪行呢？”（一位黑人士兵将一名妓女殘殺并肢解；一個工人将一個拒絕與他發生性行為的十四歲男孩勒死；一位軍隊裡的下士用棍棒活活打死一個小孩，因為他幻想那個孩子取笑他；一位醫院的雇員将一名九歲女孩的頭按入水裡，使之窒息而死。
）這四位作者在叙述了罪犯的罪行之後，在論文中評述了這些案件的相似之處。
“這些罪犯自己也不懂得為何要殺死這些受害者，也不認識他們。
在罪行發生時，每個罪犯似乎都陷入一種夢幻般的分裂人格，等他清醒過來時，‘突然’發覺自己已經殺了人。
最為一緻的，也許也是最有意義的曆史性發現是：他們四人長期以來，甚至在過去一生中都很難對自己的攻擊沖動進行有效的控制。
比如，其中三人曾經經常打架，且均非尋常口角，如不被人阻止，都可能發展為兇殺。
” 這裡節錄了該論文中其他一些結論。
“除了生活中的暴行外，他們四人的自我評價都傾向于身體虛弱、不善于照顧自己。
四人的經曆也表明他們都有嚴重的禁欲史。
對他們而言，女人是一種危險的動物，其中兩人還體現出明顯的性别錯位。
所有四人在童年時都擔心被認為是‘娘娘腔’、體弱多病……四人都有意識病态的病史，常與暴力行為的突然發作有直接的聯系。
其中兩人的病史記載，當他們看到暴力和異常行為發生時，常感到強烈的夢境般的眩暈；其他兩人雖然在程度上稍輕一點，但也産生短暫的記憶喪失和混亂。
在發生實際的暴力行為時，他們常常感到被一種力量分裂或孤立，似乎是在觀看别人的行為…… “調查四人過去的曆史可以發現，在童年時，都遭受過來自父母的家庭暴力……其中一個人說：‘一舉一動都會挨打受罵’……另一個人說，為了‘克服’他的口吃、‘痙攣’以及糾正所謂的‘壞’習慣，父母曾多次痛打他……不論這些事是想象出來的，還是生活中所見，或者是童年時确實經曆過的，在孩子懂事前讓他過多地經受這些刺激，會使其在早年就形成自暴自棄的性格，造成日後失去自我控制，感情極其沖動。
四人在早期都有過感情上的嚴重挫折：有的是因為長時間或間斷性地與父母（或雙親之一）分離；有的生來就沒有父母，家庭破碎；有的突然之間被父母中的一方或雙方所抛棄，由别人撫養長大……從而在感情上引起混亂。
最為典型的是，這些人在實施暴力行為的過程中并沒有産生氣憤或暴怒的情緒。
雖然這些人的行為都異常慘無人道，但四人均表示殺人時并未感到憤怒，或經曆任何明顯的情緒波動……他們與别人的關系很冷淡，給人一種孤獨、不合群的印象。
在他們看來，人非真實的造物，大可不必将溫暖、善意（甚至憤慨）的感情浪費給他們……被判死刑的三人無論是對自己的命運還是對受害者的命運，都抱無所謂的态度。
罪惡、消沉和痛苦的感受在他們身上明顯缺失，不能不令人震驚……這類人最具殺人傾向，因為他們不是超負荷地聚集着進攻的能量，就是自我控制系統不穩定，以緻不時會用最赤裸、最原始的方式将其發洩出來。
尤其是當情緒不穩定的因素已經存在時，潛在的受害者會被認定是過去某種創痛經曆中的關鍵人物，兇殺動機很有可能為之激發。
這個關鍵人物的行為，或者甚至僅僅是此人的存在，都會加劇這種不平衡，極端的暴力行為就會突然爆發，像雷管引爆炸藥一樣……這種無意識動機的假設解釋了為什麼兇手會将無辜、素不相識的受害者看成挑釁性人物，并将其作為進攻的合适對象。
可是為什麼要謀殺呢？慶幸的是，生活中大多數人即使在極端的挑釁面前也不會起殺機。
另一方面，上述特殊病人，在極度緊張與紛亂的情況下，先天性地喪失了與現實世界的聯結力，抑制沖動的能力也變得極其微弱。
在這種時刻，一面之交的朋友，甚至是陌生人容易失去其‘真實’感，變成無意識中的仇敵。
‘舊的’矛盾又重新激發，敵對的情緒很快上升到引發殺機的地步……在與受害者接觸前，兇手心裡的這種壓力和混亂就已存在并且不斷加劇，受害者又正好符合兇犯下意識中的沖突人物，因而不知不覺中觸發兇犯的謀殺潛能。
” 由于佩裡·史密斯的背景和個性與薩頓醫生研究的罪犯有許多相似之處，薩頓醫生認為把他歸入上述精神病患中是講的通的。
在他看來，佩裡犯罪的過程完全符合“無明顯動機謀殺”這一概念。
很明顯，佩裡殺死三人的動機存在一定的邏輯——南希、凱尼恩和他們母親被殺是因為克拉特先生已經被殺了。
但是薩頓醫生認為，隻有第一項謀殺在心理學上才有它的意義，因為當史密斯攻擊克拉特先生的時候，他正處于一種精神上的缺失，深陷于精神分裂的黑暗；他突然發現自己正在摧毀的不是有血有肉的活人，而是一個他過去痛苦經曆中關鍵性人物。
他的父親？羞辱他、鞭打他的孤兒院的修女？令人憎恨的軍士長？命令他“不許踏入堪薩斯州一步”的假釋官？也許是其中一人，也許是他們全部。
在供詞中，佩裡說：“我不想傷害這個男人。
我認為他是個非常可親的紳士，說話和氣。
直到我割斷他喉嚨的那一刻，我還是這樣想的。
”在和唐納德·卡利範交談時，佩裡也說：“他們（克拉特一家）從沒有對不起我。
不像其他人。
也許命中注定克拉特家要替别人還這筆債。
” 因此，盡管途徑不同，這兩個人物，從專業與非專業的角度得出了相同的結論。
芬尼縣的上層人物對于這次審判，始終表現出一種不予重視的态度。
一位富裕的牧場主的妻子說：“這種事有什麼令人好奇的？”不過，在審判的最後一天，相當一部分當地顯要還是坐到了旁聽席中。
他們的出現是出于對塔特法官和洛根·格林的尊敬，他倆是這一階層的精英。
另外，許多從外地趕來的律師也擠滿了好幾條長椅，不少人長途跋涉專程來這裡聽取格林對陪審團的最後發言。
格林七十多歲，小個子，脾氣溫和，但做事幹練，在同行中享有令人稱羨的聲譽。
他具有演員般的演技和天賦，特别是在時間與氛圍的掌控上，絕不遜于夜總會中的喜劇明星。
作為律師，他在處理刑事案件方面是位專家，一般情況下都是擔任被告辯護律師，但在這個案子中，州政府請他擔任杜安·韋斯特的助手，因為當局唯恐這位檢察官因年輕而缺乏經驗，如果沒有一位老手從旁協助，可能難以擔負起此案的起訴工作。
像大部分明星一樣，格林被安排在最後一個出場。
塔特法官在他之前給了陪審團一些冷靜的指示，檢察官也作出他的結論：“你們還會對被告的這些罪行有絲毫懷疑嗎？絕對不會！不管是他們中的誰扣動了理查德·尤金·希科克的槍，都同樣有罪。
隻有一個辦法可以确保這兩個人永不在我們這塊土地上出沒，那就是要求各位對他們倆處以極刑——死刑。
這一請求不是為了複仇，而完全是出于謙卑的……” 接着，輪到被告律師作呼籲。
有位記者把弗萊明的發言描述成“感性訴求”，他用一種溫和的教堂布道式的口吻說道：“人非禽獸。
他有肉體，也有永遠居住于肉體之内的靈魂。
我認為，人無權摧毀這座供靈魂居住的房屋，這座廟宇……”雖然哈裡森·史密斯也呼喚陪審員發揮基督救世精神，但他把抗辯的主題集中在死刑的邪惡上：“它是人類野蠻時代的遺物。
法律告訴我們奪取别人的生命是不對的，但它本身卻勇往直前，樹立一個壞榜樣。
死刑和犯罪一樣邪惡，州政府無權判處死刑。
死刑是沒有效果的，它并不能阻止犯罪，隻會使人的生命貶值，導緻更多的謀殺。
我們向各位所求的就是一些仁慈。
我們請求各位叛處他們終身監禁的請求，并不算過分……”不是所有的人都在認真聽，有位陪審員似乎患上了春倦症，坐在那裡不住地打着哈欠。
他眯着兩隻眼睛，大張的嘴巴似乎可以容納蜜蜂飛進飛出。
格林喚醒了他們。
“先生們，”他說，眼睛并不看稿子，“你們剛才聽到了被告方面所作的熱情洋溢的請求憐憫寬恕的呼籲。
在我看來，這兩位令人尊敬的律師——弗萊明先生和史密斯先生，實在非常幸運，在事發當晚沒有出現在克拉特家真是太幸運了。
他們不必在現場為遇害家庭請求憐憫和寬恕，因為如果他們在那裡的話，那麼第二天早晨我們發現的屍體可能就不止四具了。
” 童年時，在肯塔基故鄉，大家都叫格林“粉紅臉”，這是因為他滿臉雀斑、膚色粉紅的緣故。
這時他架子十足地在陪審團面前踱來踱去，對這次使命的全神貫注使他的臉熱得綻出一塊塊的紅斑。
“我不想卷入理論的争論。
但是我早預測到被告律師會用《聖經》來反對死刑。
你們已經聽到了他們引用《聖經》上的話。
但是我也可以為大家念幾句。
”他啪的一聲打開一本《舊約》，“《聖經》上有幾條關于這個問題的話。
《出埃及記》第二十章第十三節說到十誡之一是‘切忌屠殺。
’這是指非法的兇殺，這是毋庸置疑的，因為在下一章第十二節中有對于不遵循上述告誡的懲罰：‘打人緻死的人必須處以死刑。
’那麼如此一來，弗萊明先生可能會告訴你們，自從基督誕生以來就将這一切改變了。
但事實并非如此。
因為基督說過：‘不要認為我是來摧毀法律或先知，我來并非為了破壞，而是完成。
’最後一點，”他似乎在笨拙地亂翻着，無意中把《聖經》給合上了。
看到這兒，法律界的名流們會心一笑，互相用肘輕推着，因為這是一個爐火純青的律師才會耍的花招——正在引證《聖經》的律師假裝一時找不到出處，然後就像格林這樣，“沒關系，我想我已經都記住了。
《創世紀》第九章第六節中說：‘使人流血的人，應以血來償還。
’” “不過，”格林繼續說道，“我覺得就《聖經》進行争辯是沒有意義的。
我們州規定一級謀殺将被判處終身監禁或絞刑，這是法律。
先生們，你們來這裡是來實施這項法律的。
沒有任何一樁刑案可以比這個案子更應該判處極刑的了。
這是兩個非比尋常、極其兇殘的殺人犯。
你們中的四位同胞有如欄中的豬群般被人屠殺了。
為什麼呢？既非尋仇也非洩恨，而是為了錢。
金錢！這是多麼冷血，用鮮血來交換金錢。
那些生命失去得多麼沒有價值！僅僅為了四五十塊錢，平均十塊錢一條人命！”他突然旋風般回轉身，用手指在希科克和史密斯之間來回飛快地指點着，“他們帶着槍和刀，去搶劫和殺人！”他的聲音顫抖着低了下來，直至消失，似乎此時對兩名滿不在乎嚼着口香糖的被告産生的極度厭惡緊緊地扼住了他的脖頸。
他又轉向陪審團，聲音沙啞地問道：“你們打算怎樣判決？打算怎樣處置這些捆住别人手腳、割斷喉嚨、然後将其打得腦漿四濺的兇手？從寬判決？對了，這還隻是克拉特先生。
那麼凱尼恩·克拉特呢？美好的人生才剛剛開始的年輕人，無助地被捆綁起來，眼睜睜地看着父親垂死掙紮。
還有同樣年輕的南希·克拉特，聽到槍響，知道下一個輪到她了，哀哀地求饒着：‘别開槍，别殺我，求你，求求你！’多麼痛苦！惡劣得難以形容的折磨！最後還有母親，手腳被綁住，嘴被堵住，不得不聽着自己的丈夫、孩子一個接一個地死去，直到最後你們面前的這兩個被告走進房間，用手電筒照住她的臉，一聲槍響，結束了一家人的生命。
” 格林停了一下，小心翼翼地用手摸了摸脖子後面的那個疖子，此刻正在隐隐發癢，像它憤怒的主人一樣即将爆發。
“因此，先生們，你們打算怎樣判決？處以最輕的刑罰？送他們回監獄，冒着讓他們逃脫或獲得假釋的風險？他們下次屠殺的可能就是你的家庭。
我可以告訴各位，”他嚴肅地說着，眼睛定在陪審席上，用頗具挑戰的目光包圍住他們，“有些惡性案件的發生就是因為曾經有些怯懦的陪審員拒絕履行他們的責任。
現在，先生們，我将這個權力交給你們，交給你們的良心。
” 他坐了下來。
韋斯特輕聲對他說：“太好了，先生。
” 不過也有少數幾個聽衆對格林的這番雄辯，反應并不那麼熱情。
當陪審團退席去讨論判決結果時，其中有位來自俄克拉荷馬州的年輕記者和《堪薩斯城星報》的記者理查德·帕爾為此争辯了起來。
對于這個俄克拉荷馬州的年輕人而言，格林的發言似乎“是在蠱惑人心，很殘酷”。
“他說的不過是事實而已，”帕爾說，“如果容許我杜撰個新詞的話，可以說真相就是殘酷的。
” “但他不必說得那麼激烈。
這不公平。
” “什麼不公平？” “整個審判不公平。
這兩個家夥連一點機會都沒有。
” “他們又何嘗給南希·克拉特一線生機？” “我的天啊，佩裡·史密斯這一生實在是吃盡了苦頭！” 帕爾說：“跟這個混賬小子同樣命運多舛的多了去了。
我就比他強不了多少。
我可能會買醉，但我絕不會心狠手辣地殺害四個人。
” “是啊，把他們絞死又算什麼呢？那就不冷血了嗎？” 一旁的波斯特牧師無意中聽到了他們的對話，這時也加入進來。
“是啊，”他邊說邊把佩裡畫的那張耶稣像的複印件給兩名記者看，“能畫這張像的人，不可能是個百分之百的壞人。
可是話又說回來，對這樣的人我也實在不知該如何處置。
總之，死刑不能解決問題，它沒有給罪犯在上帝面前悔過自新的機會。
有時我也感到絕望了。
”波斯特牧師是位爽朗、快活的人，一口金牙，一頭秃成V字形的銀發。
此時他坦率地重複說：“有時我感到絕望了。
有時我覺得‘野蠻醫生’的想法倒不錯。
”他提到的“野蠻醫生”是老一輩人年輕時最愛看的一本低級趣味雜志上連載小說中的主角。
“如果你們年輕人還記得的話，‘野蠻醫生’是超人。
他無所不通——醫學、科學、哲學、藝術。
沒有什麼事能難倒他。
他的目标之一就是消滅世界上所有的罪犯。
首先他買下一座大海島，然後率領他訓練有素的助手們綁架了世界上所有的罪犯，把他們送到島上。
‘野蠻醫生’給他們的大腦動手術，切除了包含邪惡思想
盡管當邁耶太太建議佩裡會見當地的神父伯克斯時，受到了他的斷然拒絕。
（佩裡說：“我已經領教過神父和修女了，我身上的疤痕可以證明。
”）于是，在周末休庭的日子裡，邁耶夫婦邀請卡利範到牢裡與佩裡共進午餐。
有機會像主人那樣款待朋友，佩裡很高興。
他對于拟定菜單——填餡烤野鵝、奶油洋芋四季豆、肉凍沙拉、油酥卷、冷牛奶、現焙的櫻桃餡餅、乳酪和咖啡——似乎比審判結果還關心。
（當然，他知道審判不會有任何懸念。
“那些鄉巴佬，要他們投票判我絞刑，一定比豬喝泔水還來得快！看看他們的眼睛！誰敢說法庭上隻有我殺過人？那才真見他媽的見鬼了！”）整個星期天上午，他都在忙着為接待客人而做準備。
這天風和日麗，柔軟的樹枝輕拂着監獄的鐵窗，樹影逗弄着佩裡的松鼠。
紅追逐着搖動的樹影，它的主人在一旁掃地、撣灰塵、擦地闆、沖廁所、整理書桌上的書。
書桌将被用作餐桌，經過佩裡一番收拾後，看起來很像樣，因為邁耶太太送來了桌布、漿洗過的餐巾以及她最好的瓷器和銀餐具。
卡利範也非常驚訝，他看着菜一盤接一盤地送到桌上時，禁不住吹了聲口哨。
入座前，他請主人讓他做一次禱告。
卡利範低下頭，雙手合攏，說道：“上帝啊，保佑我們，你慷慨大方，大慈大悲，賜予我們這些禮物，阿門。
”主人頭也不低，把兩隻手的關節扳得嘎嘎作響。
他低聲說，照他看來一切功勞應該歸于邁耶太太。
“所有的菜都是她做的。
不過，”他邊說邊往客人的盤子裡添菜，“見到你很高興，唐，你看起來還是老樣子，一點兒都沒變。
” 從外表看，卡利範這位銀行職員一副謹小慎微的樣子，頭發稀疏，一張普通的面孔很難讓人記住。
他承認自己的外表的确變化不大，但是他内在的自我，那個看不見的自己已經完全不同了。
“我以前一直在随波逐流，沒有意識到上帝是唯一的存在。
一旦你意識到這一點，一切問題就會迎刃而解，生命和死亡就有了意義。
天哪，你經常吃這麼好嗎？” 佩裡笑了。
“邁耶太太真是個了不起的廚師。
你應當嘗嘗她做的西班牙米飯。
我到這裡後體重增加了十五磅。
當然，我還是挺瘦的。
在我和迪克駕車逃亡的日子裡，幾乎沒吃過一頓像樣的飯，整天都餓得要死，大部分時間像動物那樣生活。
迪克經常到百貨店裡偷罐頭，烤豆子和罐裝意大利面什麼的，我們在車裡打開罐頭，狼吞虎咽地把冰涼的食物吞下肚，跟動物沒什麼兩樣。
迪克喜歡偷東西，好像對盜竊有了感情，簡直是病态。
我也是小偷，不過隻在沒錢的時候才幹。
而迪克，即使口袋裡有一百塊錢，他還是會去偷一塊口香糖。
” 後來，邊喝咖啡邊抽煙的時候，佩裡又将話題轉到了盜竊上。
“我的朋友威利曾經常談論這個話題。
他說所有的罪行其實都是‘一種盜竊的形式’，包括謀殺在内。
你殺死一個人就等于偷走了他的生命。
我想照這麼說我是一個大盜了。
你知道，唐，他們全是我殺的。
在樓下法庭上，杜威像是在說我用迪克的母親為借口推卸責任。
哦，我不是的。
沒錯，迪克是幫了我的忙，他拿着手電筒，還撿彈殼——再說這檔子事原本也是他的主意。
但是迪克的确沒有開槍殺死他們，他從來都不敢。
雖然，他媽的軋死那條老狗的時候，他的動作可真夠快的。
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臉色暗沉下來，好像對他而言這是個新問題，仿佛意外地挖出一塊說不出顔色的怪石。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說話的神态，就像是正在把石頭拿到燈下仔細端詳似的，“迪克令我很生氣。
那個厚顔無恥隻會吹牛的家夥。
不是他逼我，也不是我害怕被人認出來。
對此我敢打賭。
我之所以殺了他們，不是因為克拉特家做過什麼。
他們從未傷害過我。
不像其他人。
我這一輩子受盡了别人的欺負，也許僅僅是因為克拉特家命中注定要替别人還這筆債。
” 卡利範陷入了沉思，試圖掂量佩裡悔悟的程度。
他一定是在深深地自責，渴望得到上帝的仁慈和寬恕吧？佩裡說：“我後不後悔？如果你是這個意思的話，我不後悔。
對此我沒什麼感覺。
我希望自己後悔，但實際我一點兒也不。
事情發生後不到半個小時，迪克就開始講笑話，逗得我狂笑不已。
也許我們倆根本不是人。
我的人性隻夠憐憫我自己。
當你走出這裡的時候，我卻不能出去，我就為這個感到自己可憐。
就是這樣。
”卡利範幾乎無法理解如此漠然的态度；佩裡一定是糊塗了，搞錯了，沒有誰能如此喪盡天良、毫無憐憫之心。
佩裡說：“不是嗎？打仗的人照樣睡得着覺，殺了人還能得勳章。
堪薩斯的善良的人們想要我的命，某個劊子手更是巴不得分到這份差事。
殺人太容易了，比開假支票容易得多。
請記住：我認識克拉特家的人至多不過一個小時。
如果我真的認識他們，我想我的感受也許會不同。
我想那樣的話，我将無法面對自己。
不過現在事情就是那麼簡單，殺人不過是在靶場裡随意挑幾個靶子。
” 卡利範沉默了，他的沉默令佩裡不安，他似乎覺得卡利範的沉默就暗示了反對。
“嗨，唐，别讓我裝出虛僞的樣子。
大說一通廢話，什麼我多抱歉啊，我多想跪下祈禱啊。
我不相信這一套，我不可能一夜間接受一直被自己否定的東西。
事實上，你對我的盛情遠遠超過了你所說的那個上帝。
他一輩子不曾給我什麼，你卻寫信給我，稱我為‘朋友’。
而且是正當我沒有朋友的時候。
我隻有喬·詹姆斯一個朋友。
”他對卡利範解釋道，喬·詹姆斯是位年輕的印第安伐木工，在華盛頓州貝靈漢的森林中，他們曾一起生活過。
“那兒離加登城太遠了，足有兩千英裡。
我曾寫信告訴喬我目前的處境。
喬是個可憐的家夥，他要養活七個孩子，但他答應即便步行也要來看我。
現在他還沒來，也許他不會來了，隻不過是我認為他會來而已。
喬一直喜歡我，你呢，唐？” “是的，我喜歡你。
” 卡利範略帶強調的回答使佩裡很高興，甚至有點激動。
他笑着說：“那麼你肯定是某種瘋子。
”他突然站起來，走到牢房的牆角，拿起一把掃帚。
“我不明白為什麼要在陌生人中間死去，讓那些鄉巴佬站在周圍，看我被絞死。
他媽的，我應該先自殺算了。
”他舉起掃帚，抵住天花闆上一直亮着的燈泡，“捅下燈泡，砸碎了，割腕自殺。
這才是我應該做的。
就趁你在這兒，至少還有個關心我的人在這兒。
” 審訊于星期一上午十點鐘繼續開庭，曆時九十分鐘後休庭。
有關被告方面的審問在這短短的時間内也已經完成。
由于被告均無意再為自己辯護，因此究竟希科克抑或史密斯是本案真兇的問題也就沒有被提及。
出庭的共有五位證人。
第一位是眼窩深陷的老希科克先生。
他說話凜然中帶有無限蒼涼，但講得很清晰，他的發言為兒子患有暫時性精神錯亂症提供了一個新的證據。
他說迪克在一九五〇年七月出了一次車禍，頭部受了重創。
在此之前，迪克是個“無憂無慮”的孩子，在學校表現很好，很讨同學的喜歡，對父母也很孝順，“從來不給任何人添麻煩”。
哈裡森·史密斯小心地引導證人，他說：“我要問的是，在一九五〇年七月之後，你看到你兒子理查德的性格、習慣和行為發生了哪些變化？” “他和以前不一樣了。
” “有哪些不一樣？” 希科克先生沉默着想了一會兒，列出幾條：迪克變得陰沉沉的，總是焦躁不安，和那些比他大的人交往，并且開始酗酒賭博。
“他和以前完全不是同一個人。
” 他的結論立刻引起洛根·格林的質問，他在交互盤問證人時說：“希科克先生，你說在一九五〇年七月之前，你兒子從未給你惹過任何麻煩？” “……我想一九四九年的時候被捕過一次。
” 格林緊閉的雙唇露出了諷刺的微笑，“你還記得他因為什麼被捕的嗎？” “他被指控搶劫了一家雜貨店。
” “被指控？難道他沒有承認自己搶了雜貨店？” “不，他承認了。
” “那是在一九四九年。
可剛才你對我們說，他的行為态度是在一九五〇年之後發生變化的。
” “我确實是這麼說的。
” “你的意思是說一九五〇年之後，他變好了？” 老頭兒發出一陣劇烈的咳嗽，他往手帕裡吐了口痰。
“不，”他看着手帕上的痰液說，“我沒那樣說過。
” “那麼變化是何時發生的呢？” “唉，這很難解釋。
他的行為的确和以前不同了。
” “你的意思是說他的犯罪傾向消失了？” 律師的俏皮話引起哄堂大笑，塔特法官嚴厲的目光使這場法庭上的喧嘩很快平息下去了。
希科克先生作證結束離席，W.米歇爾·瓊斯醫生走上證人席。
瓊斯醫生向法庭宣布自己是“專門研究精神病學的醫生”，為了證實自己的資格，他補充說，自一九五六年擔任堪薩斯州的托皮卡州立醫院駐院醫師以來，一共治療過大約一千五百多名病人。
近兩年來，他在拉尼德州立醫院任職，負責狄龍大樓，在那裡專門治療犯罪的精神病人。
哈裡森·史密斯問證人：“你大約研究過多少個謀殺犯？” “大約二十五個。
” “醫生，我想知道你是否認識我的當事人，理查德·尤金·希科克？” “我認識。
” “你為他作過專業檢查嗎？” “是的，先生……我為希科克先生作了精神病方面的檢查。
” “根據你的檢查，你認為，理查德·尤金·希科克先生在實施犯罪的時候是否具有分辨是非的能力？” 瓊斯醫生二十八歲，壯實的身材，一張略顯秀氣的圓面龐，顯得聰明敏捷。
他深吸了一口氣，像是準備發表一個長篇演講。
但法官馬上提醒他不要長篇大論：“你隻要回答‘是’或‘不是’。
醫生，将你的回答縮短為‘能’或‘不能’。
” “能。
” “你的意見如何？” “我認為在通常的定義下，希科克先生當時的确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 瓊斯醫生必須根據《麥納頓法則》進行評估，而這一法則其實不能區分一切，所以他隻好那樣回答了。
當然，他的回答使希科克的律師大失所望，他不抱任何希望地問：“你能解釋一下你的答複嗎？” 這是徒勞。
因為即使瓊斯醫生同意詳細解釋，控方也有權反對，而且他們的确提出了抗議。
根據堪薩斯州法律，對于此類問題，證人的回答必須隻限于“是”或者“不是”。
反對有效，于是證人離席。
不過，如果瓊斯醫生獲準做進一步的說明，那麼他要說的證詞将是：“理查德·希科克的智力優于一般人，能很快地掌握新事物，有廣泛的知識基礎。
他對發生在自己周圍的事情很警覺，沒有精神混亂或失常的迹象。
他的思維富有條理，合乎邏輯，對現實有清楚的認知。
雖然我沒有發現他腦部技能受損的迹象——失憶、不能形成具體概念、智力衰退等等，但此一可能性是不應抹殺的。
在一九五〇年他的頭部曾嚴重受創，導緻腦震蕩與數小時的昏厥。
這一點是我在查閱他的病曆之後得到證實的。
他說自此以後，經常有昏迷、周期性健忘與頭痛的現象，并且他的大多數反社會行為都是從那以後發生的。
他從未作過醫學檢查，因此不能排除腦部有殘留的損傷。
在犯人接受詳細的醫學檢查之前，無法鑒定犯人的全部精神狀态……希科克确有情緒不正常的迹象，他明白自己行為的性質，但仍一意孤行，這也許是最明顯的例證。
他是一個行為沖動的人，做起事情傾向于不考慮後果，也不考慮是否會令自己或他人不舒服。
他似乎無法汲取經驗教訓，表現出異常的周期性活動症狀，行動全無責任感。
他無法像正常人一樣忍受挫折，隻有通過反社會行為才能使自己擺脫……他的自我評價非常低，内心深處總覺得自己低人一等，性欲不強，因而幻想自己富有且在外形上孔武有力來補償這種感情。
他喜歡吹噓自己的英勇行為，有錢就亂花，不滿足于按部就班地獲取自己的工作報酬……不善于處理人際關系，從病理學的角度來看，缺乏能力培養并維持與他人之間持久性的關系。
雖然他也具有一般的道德标準，但在行動中很少遵循。
總之，他患有比較典型的精神病學方面所謂的嚴重人格分裂症。
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确診他腦部是否有殘留損傷。
如果此一可能确實存在，那麼在過去的幾年裡以及這次的犯罪行為，都可能受到了實質的影響。
” 按照審判的程序，除了次日被告律師正式向陪審團呼籲外，本案有關理查德·希科克的整個辯護過程，在這位精神病學專家的作證之後，可以說已告終了。
下一位出場的是阿瑟·弗萊明，佩裡的那位上了年紀的律師。
他提出四位證人：堪薩斯州立監獄新教牧師詹姆斯·波斯特；佩裡的印第安人朋友喬·詹姆斯，他從遙遠的西北山居出發，坐了一天兩夜的汽車，終于在那天早上趕到法庭；另兩位是唐納德·卡利範和再次出庭的瓊斯醫生。
除瓊斯醫生外，其餘三人都是作為“人品證人”出庭，将對被告人性善良的一面作一些指證。
但結果都不順利。
雖然他們每人都盡其所能地提出對被告算是有利的證詞，但随即遭到了控方的反對，認為這類個人評價在“法律上是無效的，離題的，無關緊要的”，從而他們的證詞都被排除了，被迫離席。
例如，喬·詹姆斯，黑頭發，黑皮膚（甚至比佩裡還黑），小個子，穿着一件褪色的獵裝，足蹬一雙鹿皮鞋，看起來仿佛剛剛神秘地從樹影裡冒出來一樣。
他對法庭說，被告曾和他一起生活了兩年多，“佩裡是個可愛的小夥，鄰居們都很喜歡他。
據我所知，他從未做過一件出格的事。
”他剛說到這兒，就被控方制止了。
卡利範也一樣。
他隻說了一句“我和佩裡在部隊相識期間，他是個非常惹人喜愛的小夥子”，就被制止了。
波斯特牧師很幸運地多講了一會兒。
因為他沒有試圖直接去贊美被告，隻是滿懷感情地回憶了他與佩裡在蘭辛相識的過程。
“我第一次見到佩裡·史密斯是在監獄小教堂的辦公室裡，他拿着一張自己畫的畫來找我，一張用蠟筆畫的耶稣頭像。
他想把畫送給我，放在教堂裡用。
自從那天起，那幅畫一直挂在我辦公室的牆上。
” 弗萊明問：“你帶來那幅畫的照片了嗎？”牧師拿出一個鼓鼓的信封，但是當他打開信封、準備把照片分發給陪審員時，洛根·格林憤怒地站起來說：“法官閣下，這未免太過分了……”法官于是制止了牧師進一步的行為。
接着瓊斯醫生被傳上庭來，他像第一次一樣介紹了自己的身份。
弗萊明也向他提出了那個棘手的問題：“從你和佩裡·埃德加·史密斯的談話以及所作的檢查中，你對他在卷入這項罪行時是否有能力明辨是非作何判斷？”而法庭也再次提醒證人：“隻需回答“能”或“不能”，隻談你的結論。
” “不能。
” 在一陣吃驚的低聲耳語中，弗萊明也有些愣住了。
他說：“你能向陪審團陳述你的看法嗎？” 洛林反對說：“犯人不能明辨是非，這就夠了。
”從法律上講，也确是如此。
但是如果允許瓊斯醫生闡述他的根據，他會作出以下的證詞：“佩裡·史密斯具有嚴重心理病症的明顯迹象。
根據他對我的陳述以及監獄的記錄，可以看到他的童年非常不幸，極度缺乏父母的關愛。
他似乎是在沒有指導、沒有關愛、沒有吸收任何道德規範的情況下長大的……他對自己周圍的一切極端敏感與機警，但并沒有導緻精神錯亂。
他的智力處于中上水平，考慮到他的教育背景，他的知識面可以算是非常寬廣……他性格中有兩個病态的特點很突出。
首先是對世界的偏執狂妄。
他總是懷疑、不信任任何人，總覺得别人在歧視他、虧待他，也不能理解他。
他對别人的批評過于敏感，無法忍受别人的嘲笑。
他能敏銳地察覺出别人話中隐含的輕視或侮辱，還經常誤解别人善意的言辭。
他強烈地需要友誼和理解，但卻不願意向别人袒露心扉，當他這樣做時，又擔心受到誤解甚至背叛。
在評估别人的意圖和感受時，他缺乏足夠的能力來分辨真實情況與自己心中幻象的區别。
他經常認為所有人不過是僞善抑或邪惡，因此不管他對這些人采取什麼行動，他們都是罪有應得。
關于他的第二個特點，有些類似于第一個，那就是随時爆發、難以控制的憤怒——隻要他感覺到被欺騙、蔑視或鄙夷，他就會一觸即發。
過去，他激憤的對象多數是權威性人物：父親、哥哥、軍隊中的士官、獄警，有幾次甚至導緻暴力行徑。
他自己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這種脾氣。
他自己解釋為‘火上心頭’，難以控制。
當這種憤怒的對象是他自己時，他就想到自殺。
他這種怒氣以及缺乏控制和疏導的能力，恰恰反應了他性格構造中存在的基本缺陷……除以上特點外，他還顯現出輕微的早期思維紊亂現象，組織思維能力較差，似乎不能分析或歸納自己的思想；常為瑣事困擾，往往陷入其中；他的某些思路有時表現出‘神秘’的特點，無視現實……他與别人很少有過親密的友情，而極少的這點友誼也經不起任何波折。
除了很少的幾個朋友外，他對其他人幾乎沒有感情，對人類的生命也不覺得有任何真正的價值。
這種情感上的冷漠與偶爾對某些事物産生的溫情，是他心理不正常的又一證據。
因此，有必要對他進行詳細的精神狀況的檢查，以便作出進一步的評估，他目前的性格結構非常類似于妄想型精神分裂症。
”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在法庭精神病學領域極負盛名的堪薩斯州托皮卡市曼甯格爾中心醫師約瑟夫·薩頓醫生，在和瓊斯醫生交談後，同意他對希科克和史密斯的評估。
薩頓醫生後來密切關注此案，他認為雖然犯人之間的不和可能是導緻犯罪的一個因素，但他覺得佩裡·史密斯仍然要為此案負主要責任，他的行為正好代表了他在一篇論文中所闡述的謀殺犯類型。
論文題目是《無明顯動機的謀殺——人格分裂的探讨》。
這篇論文發表在《美國精神病學》期刊上（一九六〇年七月号），是薩頓醫生和三位同事（卡爾·曼甯格爾、埃爾文·羅森、馬丁·梅曼）合作完成的。
開篇便表明了論文的主旨：“為判定謀殺犯的刑事責任，法律試圖将他們（像對待其他罪犯一樣）分為兩類：‘心智正常的’和‘心智不正常的’。
法律認為‘心智正常’的謀殺犯的行為具有理性動機，雖然可以理解，但仍然要定罪；而心智不正常的謀殺犯是在非理性、無意識的動機驅使下行動的。
在理性動機很明顯（比如謀财害命）或者非理性動機伴有錯覺或幻覺（比如，一個精神病患者殺死了他幻想中的迫害者）的時候，這種情況對精神病學家而言是不成問題的。
但是，如果一個謀殺犯看起來理智、正常、有自制能力，但犯下的兇殺行為卻異乎尋常，帶有無意識的性質，這樣的一名殺人犯如果在審訊中導緻争論和對立，那就給精神病學專家出了難題。
我們認為，這類兇手在精神病理學方面至少有一種特殊的症狀，對于這點我們将予以闡釋。
一般而言，這類人在自我控制方面都有嚴重缺陷，因此有可能用原始的暴力行為表現出來，這是過去痛苦經曆所造成的惡果，而現在卻成為無意識的行為。
” 這篇論文的四位作者正在進行一項訴訟，為此他們研究了四位判為無動機謀殺的犯人，這四個人在審判前都受過醫生的檢查，被診斷為“無精神病”或“正常”。
其中三人被判死刑，另一位被判長期監禁。
這四起案子都因兇犯辯護律師與親友不滿意此前的精神檢查結果，要求做進一步的檢驗，他們提出了異議：“如果他是一個正常的人，怎麼可能犯下這種瘋狂的罪行呢？”（一位黑人士兵将一名妓女殘殺并肢解；一個工人将一個拒絕與他發生性行為的十四歲男孩勒死；一位軍隊裡的下士用棍棒活活打死一個小孩，因為他幻想那個孩子取笑他；一位醫院的雇員将一名九歲女孩的頭按入水裡，使之窒息而死。
）這四位作者在叙述了罪犯的罪行之後，在論文中評述了這些案件的相似之處。
“這些罪犯自己也不懂得為何要殺死這些受害者，也不認識他們。
在罪行發生時，每個罪犯似乎都陷入一種夢幻般的分裂人格，等他清醒過來時，‘突然’發覺自己已經殺了人。
最為一緻的，也許也是最有意義的曆史性發現是：他們四人長期以來，甚至在過去一生中都很難對自己的攻擊沖動進行有效的控制。
比如，其中三人曾經經常打架，且均非尋常口角，如不被人阻止，都可能發展為兇殺。
” 這裡節錄了該論文中其他一些結論。
“除了生活中的暴行外，他們四人的自我評價都傾向于身體虛弱、不善于照顧自己。
四人的經曆也表明他們都有嚴重的禁欲史。
對他們而言，女人是一種危險的動物，其中兩人還體現出明顯的性别錯位。
所有四人在童年時都擔心被認為是‘娘娘腔’、體弱多病……四人都有意識病态的病史，常與暴力行為的突然發作有直接的聯系。
其中兩人的病史記載，當他們看到暴力和異常行為發生時，常感到強烈的夢境般的眩暈；其他兩人雖然在程度上稍輕一點，但也産生短暫的記憶喪失和混亂。
在發生實際的暴力行為時，他們常常感到被一種力量分裂或孤立，似乎是在觀看别人的行為…… “調查四人過去的曆史可以發現，在童年時，都遭受過來自父母的家庭暴力……其中一個人說：‘一舉一動都會挨打受罵’……另一個人說，為了‘克服’他的口吃、‘痙攣’以及糾正所謂的‘壞’習慣，父母曾多次痛打他……不論這些事是想象出來的，還是生活中所見，或者是童年時确實經曆過的，在孩子懂事前讓他過多地經受這些刺激，會使其在早年就形成自暴自棄的性格，造成日後失去自我控制，感情極其沖動。
四人在早期都有過感情上的嚴重挫折：有的是因為長時間或間斷性地與父母（或雙親之一）分離；有的生來就沒有父母，家庭破碎；有的突然之間被父母中的一方或雙方所抛棄，由别人撫養長大……從而在感情上引起混亂。
最為典型的是，這些人在實施暴力行為的過程中并沒有産生氣憤或暴怒的情緒。
雖然這些人的行為都異常慘無人道，但四人均表示殺人時并未感到憤怒，或經曆任何明顯的情緒波動……他們與别人的關系很冷淡，給人一種孤獨、不合群的印象。
在他們看來，人非真實的造物，大可不必将溫暖、善意（甚至憤慨）的感情浪費給他們……被判死刑的三人無論是對自己的命運還是對受害者的命運，都抱無所謂的态度。
罪惡、消沉和痛苦的感受在他們身上明顯缺失，不能不令人震驚……這類人最具殺人傾向，因為他們不是超負荷地聚集着進攻的能量，就是自我控制系統不穩定，以緻不時會用最赤裸、最原始的方式将其發洩出來。
尤其是當情緒不穩定的因素已經存在時，潛在的受害者會被認定是過去某種創痛經曆中的關鍵人物，兇殺動機很有可能為之激發。
這個關鍵人物的行為，或者甚至僅僅是此人的存在，都會加劇這種不平衡，極端的暴力行為就會突然爆發，像雷管引爆炸藥一樣……這種無意識動機的假設解釋了為什麼兇手會将無辜、素不相識的受害者看成挑釁性人物，并将其作為進攻的合适對象。
可是為什麼要謀殺呢？慶幸的是，生活中大多數人即使在極端的挑釁面前也不會起殺機。
另一方面，上述特殊病人，在極度緊張與紛亂的情況下，先天性地喪失了與現實世界的聯結力，抑制沖動的能力也變得極其微弱。
在這種時刻，一面之交的朋友，甚至是陌生人容易失去其‘真實’感，變成無意識中的仇敵。
‘舊的’矛盾又重新激發，敵對的情緒很快上升到引發殺機的地步……在與受害者接觸前，兇手心裡的這種壓力和混亂就已存在并且不斷加劇，受害者又正好符合兇犯下意識中的沖突人物，因而不知不覺中觸發兇犯的謀殺潛能。
” 由于佩裡·史密斯的背景和個性與薩頓醫生研究的罪犯有許多相似之處，薩頓醫生認為把他歸入上述精神病患中是講的通的。
在他看來，佩裡犯罪的過程完全符合“無明顯動機謀殺”這一概念。
很明顯，佩裡殺死三人的動機存在一定的邏輯——南希、凱尼恩和他們母親被殺是因為克拉特先生已經被殺了。
但是薩頓醫生認為，隻有第一項謀殺在心理學上才有它的意義，因為當史密斯攻擊克拉特先生的時候，他正處于一種精神上的缺失，深陷于精神分裂的黑暗；他突然發現自己正在摧毀的不是有血有肉的活人，而是一個他過去痛苦經曆中關鍵性人物。
他的父親？羞辱他、鞭打他的孤兒院的修女？令人憎恨的軍士長？命令他“不許踏入堪薩斯州一步”的假釋官？也許是其中一人，也許是他們全部。
在供詞中，佩裡說：“我不想傷害這個男人。
我認為他是個非常可親的紳士，說話和氣。
直到我割斷他喉嚨的那一刻，我還是這樣想的。
”在和唐納德·卡利範交談時，佩裡也說：“他們（克拉特一家）從沒有對不起我。
不像其他人。
也許命中注定克拉特家要替别人還這筆債。
” 因此，盡管途徑不同，這兩個人物，從專業與非專業的角度得出了相同的結論。
芬尼縣的上層人物對于這次審判，始終表現出一種不予重視的态度。
一位富裕的牧場主的妻子說：“這種事有什麼令人好奇的？”不過，在審判的最後一天，相當一部分當地顯要還是坐到了旁聽席中。
他們的出現是出于對塔特法官和洛根·格林的尊敬，他倆是這一階層的精英。
另外，許多從外地趕來的律師也擠滿了好幾條長椅，不少人長途跋涉專程來這裡聽取格林對陪審團的最後發言。
格林七十多歲，小個子，脾氣溫和，但做事幹練，在同行中享有令人稱羨的聲譽。
他具有演員般的演技和天賦，特别是在時間與氛圍的掌控上，絕不遜于夜總會中的喜劇明星。
作為律師，他在處理刑事案件方面是位專家，一般情況下都是擔任被告辯護律師，但在這個案子中，州政府請他擔任杜安·韋斯特的助手，因為當局唯恐這位檢察官因年輕而缺乏經驗，如果沒有一位老手從旁協助，可能難以擔負起此案的起訴工作。
像大部分明星一樣，格林被安排在最後一個出場。
塔特法官在他之前給了陪審團一些冷靜的指示，檢察官也作出他的結論：“你們還會對被告的這些罪行有絲毫懷疑嗎？絕對不會！不管是他們中的誰扣動了理查德·尤金·希科克的槍，都同樣有罪。
隻有一個辦法可以确保這兩個人永不在我們這塊土地上出沒，那就是要求各位對他們倆處以極刑——死刑。
這一請求不是為了複仇，而完全是出于謙卑的……” 接着，輪到被告律師作呼籲。
有位記者把弗萊明的發言描述成“感性訴求”，他用一種溫和的教堂布道式的口吻說道：“人非禽獸。
他有肉體，也有永遠居住于肉體之内的靈魂。
我認為，人無權摧毀這座供靈魂居住的房屋，這座廟宇……”雖然哈裡森·史密斯也呼喚陪審員發揮基督救世精神，但他把抗辯的主題集中在死刑的邪惡上：“它是人類野蠻時代的遺物。
法律告訴我們奪取别人的生命是不對的，但它本身卻勇往直前，樹立一個壞榜樣。
死刑和犯罪一樣邪惡，州政府無權判處死刑。
死刑是沒有效果的，它并不能阻止犯罪，隻會使人的生命貶值，導緻更多的謀殺。
我們向各位所求的就是一些仁慈。
我們請求各位叛處他們終身監禁的請求，并不算過分……”不是所有的人都在認真聽，有位陪審員似乎患上了春倦症，坐在那裡不住地打着哈欠。
他眯着兩隻眼睛，大張的嘴巴似乎可以容納蜜蜂飛進飛出。
格林喚醒了他們。
“先生們，”他說，眼睛并不看稿子，“你們剛才聽到了被告方面所作的熱情洋溢的請求憐憫寬恕的呼籲。
在我看來，這兩位令人尊敬的律師——弗萊明先生和史密斯先生，實在非常幸運，在事發當晚沒有出現在克拉特家真是太幸運了。
他們不必在現場為遇害家庭請求憐憫和寬恕，因為如果他們在那裡的話，那麼第二天早晨我們發現的屍體可能就不止四具了。
” 童年時，在肯塔基故鄉，大家都叫格林“粉紅臉”，這是因為他滿臉雀斑、膚色粉紅的緣故。
這時他架子十足地在陪審團面前踱來踱去，對這次使命的全神貫注使他的臉熱得綻出一塊塊的紅斑。
“我不想卷入理論的争論。
但是我早預測到被告律師會用《聖經》來反對死刑。
你們已經聽到了他們引用《聖經》上的話。
但是我也可以為大家念幾句。
”他啪的一聲打開一本《舊約》，“《聖經》上有幾條關于這個問題的話。
《出埃及記》第二十章第十三節說到十誡之一是‘切忌屠殺。
’這是指非法的兇殺，這是毋庸置疑的，因為在下一章第十二節中有對于不遵循上述告誡的懲罰：‘打人緻死的人必須處以死刑。
’那麼如此一來，弗萊明先生可能會告訴你們，自從基督誕生以來就将這一切改變了。
但事實并非如此。
因為基督說過：‘不要認為我是來摧毀法律或先知，我來并非為了破壞，而是完成。
’最後一點，”他似乎在笨拙地亂翻着，無意中把《聖經》給合上了。
看到這兒，法律界的名流們會心一笑，互相用肘輕推着，因為這是一個爐火純青的律師才會耍的花招——正在引證《聖經》的律師假裝一時找不到出處，然後就像格林這樣，“沒關系，我想我已經都記住了。
《創世紀》第九章第六節中說：‘使人流血的人，應以血來償還。
’” “不過，”格林繼續說道，“我覺得就《聖經》進行争辯是沒有意義的。
我們州規定一級謀殺将被判處終身監禁或絞刑，這是法律。
先生們，你們來這裡是來實施這項法律的。
沒有任何一樁刑案可以比這個案子更應該判處極刑的了。
這是兩個非比尋常、極其兇殘的殺人犯。
你們中的四位同胞有如欄中的豬群般被人屠殺了。
為什麼呢？既非尋仇也非洩恨，而是為了錢。
金錢！這是多麼冷血，用鮮血來交換金錢。
那些生命失去得多麼沒有價值！僅僅為了四五十塊錢，平均十塊錢一條人命！”他突然旋風般回轉身，用手指在希科克和史密斯之間來回飛快地指點着，“他們帶着槍和刀，去搶劫和殺人！”他的聲音顫抖着低了下來，直至消失，似乎此時對兩名滿不在乎嚼着口香糖的被告産生的極度厭惡緊緊地扼住了他的脖頸。
他又轉向陪審團，聲音沙啞地問道：“你們打算怎樣判決？打算怎樣處置這些捆住别人手腳、割斷喉嚨、然後将其打得腦漿四濺的兇手？從寬判決？對了，這還隻是克拉特先生。
那麼凱尼恩·克拉特呢？美好的人生才剛剛開始的年輕人，無助地被捆綁起來，眼睜睜地看着父親垂死掙紮。
還有同樣年輕的南希·克拉特，聽到槍響，知道下一個輪到她了，哀哀地求饒着：‘别開槍，别殺我，求你，求求你！’多麼痛苦！惡劣得難以形容的折磨！最後還有母親，手腳被綁住，嘴被堵住，不得不聽着自己的丈夫、孩子一個接一個地死去，直到最後你們面前的這兩個被告走進房間，用手電筒照住她的臉，一聲槍響，結束了一家人的生命。
” 格林停了一下，小心翼翼地用手摸了摸脖子後面的那個疖子，此刻正在隐隐發癢，像它憤怒的主人一樣即将爆發。
“因此，先生們，你們打算怎樣判決？處以最輕的刑罰？送他們回監獄，冒着讓他們逃脫或獲得假釋的風險？他們下次屠殺的可能就是你的家庭。
我可以告訴各位，”他嚴肅地說着，眼睛定在陪審席上，用頗具挑戰的目光包圍住他們，“有些惡性案件的發生就是因為曾經有些怯懦的陪審員拒絕履行他們的責任。
現在，先生們，我将這個權力交給你們，交給你們的良心。
” 他坐了下來。
韋斯特輕聲對他說：“太好了，先生。
” 不過也有少數幾個聽衆對格林的這番雄辯，反應并不那麼熱情。
當陪審團退席去讨論判決結果時，其中有位來自俄克拉荷馬州的年輕記者和《堪薩斯城星報》的記者理查德·帕爾為此争辯了起來。
對于這個俄克拉荷馬州的年輕人而言，格林的發言似乎“是在蠱惑人心，很殘酷”。
“他說的不過是事實而已，”帕爾說，“如果容許我杜撰個新詞的話，可以說真相就是殘酷的。
” “但他不必說得那麼激烈。
這不公平。
” “什麼不公平？” “整個審判不公平。
這兩個家夥連一點機會都沒有。
” “他們又何嘗給南希·克拉特一線生機？” “我的天啊，佩裡·史密斯這一生實在是吃盡了苦頭！” 帕爾說：“跟這個混賬小子同樣命運多舛的多了去了。
我就比他強不了多少。
我可能會買醉，但我絕不會心狠手辣地殺害四個人。
” “是啊，把他們絞死又算什麼呢？那就不冷血了嗎？” 一旁的波斯特牧師無意中聽到了他們的對話，這時也加入進來。
“是啊，”他邊說邊把佩裡畫的那張耶稣像的複印件給兩名記者看，“能畫這張像的人，不可能是個百分之百的壞人。
可是話又說回來，對這樣的人我也實在不知該如何處置。
總之，死刑不能解決問題，它沒有給罪犯在上帝面前悔過自新的機會。
有時我也感到絕望了。
”波斯特牧師是位爽朗、快活的人，一口金牙，一頭秃成V字形的銀發。
此時他坦率地重複說：“有時我感到絕望了。
有時我覺得‘野蠻醫生’的想法倒不錯。
”他提到的“野蠻醫生”是老一輩人年輕時最愛看的一本低級趣味雜志上連載小說中的主角。
“如果你們年輕人還記得的話，‘野蠻醫生’是超人。
他無所不通——醫學、科學、哲學、藝術。
沒有什麼事能難倒他。
他的目标之一就是消滅世界上所有的罪犯。
首先他買下一座大海島，然後率領他訓練有素的助手們綁架了世界上所有的罪犯，把他們送到島上。
‘野蠻醫生’給他們的大腦動手術，切除了包含邪惡思想